《白话《汉书》·晁错传

晁错，颍川人。

曾在轵县儒生张恢门下修习申不害、商鞅之学，与洛阳人宋孟、刘带同师。

后以文学身份选为太常掌故。

晁错为人严厉苛刻。

文帝时，国家没有治《尚书》的人，只听说齐地有个伏生，以前是秦的博士，专治《尚书》，但已九十多岁，年老不可征辟。

文帝便诏令太常，派人去跟他学习。

太常便派晁错到伏生那里受《尚书》之学。

学成归来，上书多援引《尚书》经义。

文帝下诏拜他为太子舍人，又为门大夫，后升迁为博士。

晁错又上书说“：人主之所以尊贵显赫，功名扬于万世之后，是因为懂得治国之术。

所以，人主应懂得怎样临制臣下治理民众，则群臣畏服；懂得怎样听取言论处理事务，则不被欺骗蒙蔽；懂得如何造福万民，则海内人心安定；懂得如何以忠孝侍奉上辈，则臣子之德行完美。

这四条，臣以为是皇太子首先要学的。

有些臣子议论说皇太子不必以懂得实际政务为急，依臣之愚见，这是完全错误的。

臣观察前代的君王，凡是不能继承宗庙而被其臣下所劫杀的，都是不知治术者。

皇太子读的书已很多了，但还不能深知治术，是因为不问书中所说的道理。

书读得再多而不知其义，正所谓劳苦而不为功。

臣暗自观察皇太子才智高奇，骑马射箭之技艺远超凡人之上，但对于治国之术却不能保持兴趣，陛下应加意关心。

希望陛下选择可运用于今世的圣人之术，以赐教皇太子，并定时要太子向您汇报学习所得。

请陛下裁察。”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拜他为太子家令。

晁错以其辩术得到太子赏识，他被号称为太子家的“智囊”。

那时，匈奴日益强盛，数次侵犯边境，皇上发兵防御，晁错曾上言兵事疏，内容如下：“臣听说汉朝建立以来，匈奴数次侵入我边地，小股侵入则获小利，大股侵入则获大胜。

高后时侵入陇西，攻取城池血洗村邑，驱走牲畜掳掠财物。

其后又入陇西，杀我吏卒，大肆掳掠。

臣听说乘战胜之威，可鼓起民气百倍；打了败仗的军队，则连吃败仗永不翻身。

自高后以来，陇西三次被匈奴所困，民气破伤，失去了胜利的信心。

而今天陇西的将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集合起士卒，砥砺其志节，振奋破伤之民以抗击乘胜进攻之匈奴，以少击众，杀敌一王，挫败其众，取得大胜利。

可见关键不在于陇西之民怯懦勇敢与否，而在于将吏指挥高明与笨拙的不同。

所以兵法说‘：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不可不择良将。

“臣又听说用兵、作战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得地形之利，二是士卒听从指挥，三是武器精良用其所长。

兵法说：‘沟渠纵横，中有浅水；山林之中，乱石成堆；高低不平，草木丛生’，这是利于步兵作战之地，如用车兵、骑兵则二不当一。

土山丘陵，绵延相接，平原广野，这是利于车兵、骑兵作战之地，如用步兵则十不当一。

一边平地，一边山丘，川谷在中，居高临下，这是利于使用弓弩之地，如用短兵器则百不当一。

两军相近，平地浅草，可进可退，这是利于使用长戟之地，如用剑盾则三不当一。

芦苇竹蒿，草木葱茏，枝叶茂密，这是利于使用铁矛之地，如用长戟则二不当一。

崎岖起伏，关隘险阻，这是利于使用剑、盾之地，如用弓弩则三不当一。

士卒不经过挑选、训练，就不能服从指挥听从号令。

起居时间不精确，行动停止不整齐，抓不住有利时机，避不开灾难凶险，前军进攻后军瓦解，与金鼓的指挥相失，这是不严格训练士卒的过错，百不当十。

兵器不完备锋利，与空手一样；甲胄不坚韧严密，与赤膊一样；弓弩不能远射，与短兵器一样；射箭不能命中，与无箭一样；命中而不能射入，与无箭镞一样。

这是将领不检查武器带来的恶果，五不当一。

所以兵法说：器械不利，以士卒与敌战；卒不能用，以将领与敌战；将不知兵，以君主与敌战；君不择将，以国家与敌战。

这四方面，兵器是最重要的。

“臣又听说国家的大小、强弱以及战场的险易不同，应采用不同的战略战术。

低声下气以事强国，是小国的方略；联合众小国共制一大国，是势均力敌国家间采用的方略；以蛮夷攻蛮夷，是中国的方略。

现匈奴的地形、技艺与中国不同。

上下山坡，出入溪涧，中国的马匹不如匈奴；险道攀越，且驰且射，中国的骑兵不如匈奴；顶风冒雨而不疲劳，忍饥受渴而不困倦，中国人不如匈奴人。

这些是匈奴之长技。

在平原之地，以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被我扰乱；劲弩长戟，射程阔远，则匈奴之弓不能与我相比；坚甲利刃，长短兵器相杂，游弩往来，以什伍编制冲锋陷阵，则匈奴之兵不能挡我；弓弩手一起射击，箭矢射中同一目标，则匈奴的皮甲、木盾不能支持；下马在地上战斗，以剑戟交锋，进退追逼，则匈奴人的腿不如我快捷。

这是中国之长技。

以此看来，匈奴之长技有三，中国之长技有五。

今陛下又遣发数十万大军，用以诛讨数万之匈奴，以多少来计，是以十击一的战术。

“但是，军队毕竟是凶器，战争毕竟很危险。

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只是俯仰之间的事。

以拼人力消耗的办法去争夺胜利，一旦失败不可复起，就悔之不及了。

帝王的原则，应该思一万全之策。

今投降我朝的匈奴头领及其部众，有数千人之多，其饮食习惯、作战能力与匈奴军队一样，可以赐给他们坚甲絮衣，劲弓利矢，补充到边郡作为精锐骑兵，令能知其习俗收其野性的将领，以陛下与他们的盟约加以统制。

险阻之处，用这支部队把守；平地通道，则用我轻车、弓弩出战。

两军互为表里，各自发挥其长技，再加上人多势众，这才是万全之术。

“《左传》上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晁错愚钝粗鲁，今冒死上此狂言，恳请陛下裁择。”文帝嘉奖了晁错，并赐他玺书一封以示宠信，上写道：“皇帝赠太子家令：你上书所言军事三要点，朕已亲览。

古书上说的‘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用在这里则不正确。

进言的人不狂，抉择的人不明，国家的大患正在于此。

以不明之主在不狂之言中抉择，即使上万条进言全都采纳，但没有一条妥当，又有何用！”晁错又上书，进言守备边塞，劝农务本为当今之急务，他说：“臣听说秦时在北边进攻匈奴，在黄河边构筑要塞；在南边进攻南粤，设置了戍卒屯守。

其之所以起兵进攻匈奴、南粤，并非是为了保卫边疆救民生死，而是贪婪暴戾企图扩展版图，所以功业还未建立而天下早已大乱。

况且其兴兵又不知天时地利，交战时士兵多被敌人擒杀，驻屯时戍卒又纷纷死去。

因匈奴之地，天寒地冻，树皮厚三寸，积冰达六尺，那里的人食肉饮奶酪，肌肉发达，那里的鸟兽长满细密的绒毛，特别耐寒。

南粤之地气候炎热，那里的人形体瘦削，鸟兽羽毛稀疏，特别耐暑。

秦的士兵水土不服，戍守的死在边关，运输的倒在途中。

秦朝百姓把去当兵看成去刑场斩首一样，因此朝廷不得不采用流放的办法征兵戍边，称之为‘谪戍’。

开始被流放的只是赘婿、商人，以后流放到曾经做过商人的人，再以后流放到祖父母、父母曾经商的人，最后干脆以里为单位，凡居住在闾门左边的统统征发。

如此征发，被征者深怀怨恨，人人皆有背叛之心。

凡是士兵拼死战斗坚持不降不败的，都是因赏罚使然。

所以进攻得胜、防守牢固便应有拜爵的赏赐，攻城屠邑所掳财物都归自己，这样士兵们就会甘冒箭雨，赴汤蹈火，视死如生。

而秦征发的戍卒，只有万死之祸害，而无铢两之报偿，战死之后连免除家中一人的算赋都得不到。

天下人人都明白一旦被征，落到自己头上的只是灾祸。

陈胜去戍边，走到大泽乡，揭竿而起，为天下首倡，响应他的人如流水一般，秦朝施行严刑苛法终于自食恶果。

“匈奴人的衣食产业不依附于土地，这种状况使他们容易在边境扰乱。

为什么呢？匈奴人主食肉、饮奶酪、穿皮毛，没有城郭田宅固定的居处，就像飞鸟走兽一样生活在广袤的原野，水草肥美之处便停下来，草尽水竭之时便转移。

由此看来，往来转徙，时至时去，这就是匈奴人生存的方式，就跟中国人之所以耕种土地一样。

而今，匈奴在边塞到处游牧行猎，有时到燕代，有时到上郡、北边、陇西等地，窥伺我守边的兵力，兵少就侵入。

陛下如不发兵解救，边民就会绝望而产生降敌之心；如救，发兵少则不足以救；发兵多，等大军赶到，则匈奴早已遁去。

大军如聚在边疆不解散，耗费又太大；解散吧，则匈奴又来侵扰。

如此连年，就会造成中国贫苦而百姓不安。

“陛下忧虑边境，调遣将吏征发士卒整治边塞，这是莫大的恩惠。

但是调远方的士卒来守塞，一年一更换，摸不清匈奴的底细，不如挑选一批常居边塞的人，在那里安家，一边种田，一边守备。

为防守便利要高筑城墙深挖堑濠，城上备有垒石，濠边布满疾藜，还要修一道内城，两城相距一百五十步。

在要害之处，沿着通往平原的大道，建立城邑，每城的人口应不少于千家。

在城邑四周多建村落以作外藩，先修好房屋，备好农具，然后召募罪徒和因赦免而服劳役的女徒前去居住，不够的话，再召募那些用来赎罪或换取爵位而交给国家的壮丁、奴婢前往；再不够，凡愿意前去的平民均可召募。

凡到边塞安家的都赐给较高的爵位，免除全家的徭役，供给冬夏衣服和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

边郡的平民都可买爵位，直到等级与列侯相同。

如有死了丈夫的年轻寡妇，官府可买来赏赐给他们。

按人之常情，没有相当的利益，就不会久安其处。

塞下之民，所得利禄如没有内地丰厚，就不可能让他们长期居住在那危难之地。

匈奴入侵驱掠人口畜产，如有能保卫者，以其所保卫财产的一半赏给他，官府用钱对失主予以补偿。

这样，各邑各里之间便会相互救助，与匈奴作战就不怕死。

这并不是他们想为主上建功立德，而是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

这与从东南征发来的戍卒不习地势心存畏惧相比，作用要大万倍。

如在陛下之时，迁徙人民充实边塞，使内地之民无屯戍之役，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不担心被匈奴掳去，这样必将利益施及后世，天下称颂圣明。

这与秦朝征发戍卒，人民怨恨相去不知多远。”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召募人民迁往塞下。

晁错又进言：“陛下召募民众徙边以充实塞下，使屯戍之役日益减免，输边之费日益减少，恩惠甚大。

边郡的官吏如能与朝廷一致，奉公明法，对迁去的民众，体恤其老弱，善待其壮士，使他们团结一心而不相互欺凌。

让先到的一批能安居乐业不思故乡，那么内地贫民就会转告相劝应募前往。

臣听说古代迁民到远方充实广阔空虚之地，先要察看那里气候的冷暖、水泉的味道、土地的肥瘦、草木的长势，然后再营造村邑建立城郭，编制乡里分割居处，修通田间的道路，划出田块间的界限。

为迁民事先筑好房屋，每家有一堂二房，各有庭院门户，备好器物家什，迁民一到便有住处，劳作有工具。

这就是人民之所以轻易离开故乡而愿到陌生地方去的原因。

官府还为他们设置医、巫，以救治疾病、修习祭祀。

使男女婚配不失，生死互相抚恤，坟墓埋在一起。

家家桑果满园，六畜兴旺，房屋完好。

这就是人民之所以安乐而有长居之心的原因。

“臣又听说古代为了备敌而设置边县，将五家编为伍，设伍长；十个伍为一里，设假士；四里为一连，设假帅；十连为一邑，设假侯。

都是挑选邑中的贤良且有保民之能的人担任。

平时组织居民训练射箭，战时则教习居民如何应敌。

所以平时在家即形成卒伍编制，出外作战便能自成一军。

居民适应边疆环境后，不要让他们再随便迁徙，使他们年幼就在一起游玩，长大则一起共事。

作战时在夜里听声音便能彼此照应，互相救援，在白天一眼就能与敌识别。

彼此具有欢爱之心，能够同生死、共患难。

在此基础上再以重赏相激励，以重罚相劝诫，就能使他们勇往直前、死不退缩。

但是，所徙之民如不强壮有力，也只能徒费衣粮，没有用处；即使强壮，如无良将率领，也还是起不了作用。

“陛下现与匈奴绝交，不与其和亲，臣认为冬天他们必来南犯，一旦给予迎头痛击，就可使其全身受挫。

要想树立威势，应始于今秋。

如让匈奴侵入未受打击得胜归去，以后就更难制服了。

愚臣无知，恳请陛下裁察。”后来，皇上诏命大臣推举贤良、文学，晁错被选中。

皇上亲自策问，内容如下：十五年九月壬子，皇帝说：“往昔大禹殷勤访求贤士，延及域外。

四极之内，凡舟车所至，人迹所及之处，无不听命，进言辅佐，以补其意所不及。

近者献其聪明，远者献其智慧，同心戮力，以助天子。

因此大禹才能不失美德，夏朝才能长治久安。

高皇帝亲手铲除了大害，去掉了祸乱，并创设以英士豪杰为官长，为谏诤之臣，以补天子之过失，而护卫汉室之宗。

幸赖上天之灵，宗庙之福，不仅国内太平，而且恩泽降及四夷。

今朕登上天子之位，继承宗庙之祀，朕既无仁德，又不聪敏，明不能洞察奸宄，智不足以治理国家，这都是诸位大夫所显而易见的。

所以，朕诏令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各郡守，各尽其所知，荐举贤良，选出深明国家大体、通晓人事始终以及敢于直言极谏的人各若干，以匡正朕的失误。

诸位大夫之德才堪当此任，朕甚为嘉慰。

今天请大夫们进朝，当面见教。

你们各呈上关于国体、人事、直言之要点，深思朕措置不当，官吏执法不公，政令不通畅，百姓不安宁等四方面的缺失，一一陈上来，不要有所隐讳。

对上何以祭祀先帝之宗庙，对下何以为百姓兴利除弊，写成简册，送朕亲览。

务请周详，严密封好，朕当亲自折阅。”晁错的对策如下：“平阳侯臣曹纜、汝阴侯臣夏侯窕、颍阳侯臣灌何、廷尉臣宜昌、陇西太守臣公孙昆邪所举贤良太子家令臣晁错，冒死再拜进言：臣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莫不访求贤良作为辅翼，因而黄帝得到力牧辅佐而成五帝之始，大禹得到咎繇辅佐而为三王之祖，齐桓公得到管仲辅佐而为五霸之长。

今天陛下讲论大禹及高皇帝创建豪英之事，自托于不明而请各贤良辅佐，可谓谦让之至。

臣曾读上世史传，像高皇帝创建宏伟功业一样，陛下以仁德深厚而得贤良辅佐，这都是为臣下所共见的，也将刻于玉版，藏于金匮，经历千秋万代，流传后世无穷。

今天臣曹纜等举贤良以臣晁错充数，与陛下明诏求贤之意很不相称。

臣晁错出身草茅，无知无识，冒死呈上愚对。

“诏策所说的‘明于国家大体’，愚臣谨以古代的五帝来说明。

臣听说五帝神圣之人，其臣下无人比得上，因而亲自理事，就住在法宫、明堂之内，一举一动上合天意，下顺地理，中得人心。

所以众生灵无不倾服，无不拥戴，光明普照，无偏无私，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万物，皆受恩泽。

然后阴阳调和，四时有节，日月齐光，风雨及时，甘露普降，五谷丰登；妖孽灭绝，盗贼平息，人民康宁，黄河出图，洛水出书，神龙驾到，凤鸟高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

这便是德配天地，深明治国大体的功用。

“诏策所说的‘通于人事始终’，愚臣谨以古代的三王来说明。

臣听说三王之时臣主俱贤，因而同心协力互相辅佐，他们用以安定天下的计策，无不是以人情作为根本。

人之常情无不想长寿，三王则爱生惜死不予毁伤；人之常情无不想富贵，三王则重赏厚赐不使穷困；人之常情无不想平安，三王则扶弱锄强解其危难；人之常情无不想逸乐，三王则节省力役不使疲乏。

他所制定的法令，要先看是否合乎人情然后才予推行；他兴师动众役使民力，要先看是否出于人事然后再去做。

以己之心推之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不去强求别人，自己想做的，不禁止别人做。

因此，天下人都乐意他执政，称颂他的美德，把他看成像父母一样，流水般地追随于他。

百姓和平亲爱，国家安宁无事，其王位不会丢失，且声名远留后世。

这便是通晓人情始终的功用。

“诏策所说的‘直言极谏’，愚臣谨以五霸的臣下来说明。

臣听说五霸不如他的臣下，因而托之以国事，委之以重任。

辅佐五霸的人作为人臣，明察自己的才干而不敢欺上，奉公守法而不容私情，尽心尽力而不敢怠慢，患难之际不避生死，遇见贤能不自居其上，接受俸禄不超过应得之量，不以无能窃踞尊显之位。

如此自觉行事，可称得上是方正之士了。

他们立法，不是以苦民伤众为出发点，而是为了兴利除害、尊主安民、救世平乱。

他们行赏，不是滥收民财来随便给人，而是为了劝戒天下尽忠尽孝而表彰其功德。

所以功多则赏厚，功少则赏薄。

这样，收民之财用以赏民之功，人民就不会怨恨，知道财之所用与自身有关。

他们行罚，不因愤怒而滥加诛杀以放纵残暴之心，而是为了让天下杜绝那种不忠不孝危害国家的人。

所以罪大者罚重，罪小者罚轻。

这样，小民虽然伏法至死也不怨恨，知道罪罚至此，是咎由自取。

如此立法，可称得上是平正之吏了。

法令有悖情理的，便奏请更而改之，使它不伤害民众；主上施行暴政的，则抗旨予以反正，不致为害国家。

补救主上之失误，纠正主上之过错，宣扬主上之美德，彰明主上之功业，使主上内无邪念，外无恶名。

如此侍奉君主，可称得上是直言极谏之士了。

这就是五霸之所以德被天下，威震诸侯，功业彪炳，名声昭著的原因。

遍举天下的贤明君主，五霸也当之无愧，这是其自身不及臣下，但能使臣下直言极谏以补其不足之处的作用。

今天，陛下人民众多、威武雄壮、恩德深厚，具有令行禁止之势，远远超过五霸，但在赐给愚臣的诏策中却说要‘匡朕之不逮’，愚臣明知陛下德高圣明，怎么能够奉诏承命呢！“诏策所说‘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愚臣谨以秦朝的事来说明。

臣听说秦开始兼并天下之时，其君主不及三王，其臣下也比不上三王之臣，但其力量却不比三王差，是何原因呢？一方面，秦占有地形之便，山川之利，财用充足，人民善战；另一方面，其所吞并的六国，君臣皆为不肖，离心离德，人民不听命效力。

所以相比之下，秦国最为富强。

而一国富强而其邻国动乱，这种形势正是成就帝王之业的时机。

因此秦得以兼并六国，立为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