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朱异 贺琛</p><p>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唐人也。父巽，以义烈知名，官至齐江夏王参军、吴平 令。异年数岁，外祖顾欢抚之，谓异祖昭之曰：“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年 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既长，乃折节从师，遍治《五经》，尤明 《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尚 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 “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其年，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 比廷尉。敕付尚书详议，从之。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时异适二十一，特敕擢 为扬州议曹从事史。寻有诏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表荐异曰：“窃见钱 唐硃异，年时尚少，德备老成。在独无散逸之想，处暗有对宾之色，器宇弘深，神 表峰峻。金山万丈，缘陟未登；玉海千寻，窥映不测。加以珪璋新琢，锦组初构， 触响铿锵，值采便发。观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负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 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硃异实异。”后见 明山宾，谓曰：“卿所举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 自讲《孝经》，使异执读。迁尚书仪曹郎，入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鸿胪卿，太子 右卫率，寻加员外常侍。 </p><p>普通五年，大举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请举地内属，诏有司议其虚实。 异曰：“自王师北讨，克获相继，徐州地转削弱，咸愿归罪法僧，法僧惧祸之至， 其降必非伪也。”高祖仍遣异报法僧，并敕众军应接，受异节度。既至，法僧遵承 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迁散骑常侍。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 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询详断，填委于前。 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 </p><p>大同四年，迁右卫将军。六年，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 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 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八年，改加 侍中。太清元年，迁左卫将军，领步兵。二年，迁中领军，舍人如故。 </p><p>高祖梦中原平，举朝称庆，旦以语异，异对曰：“此宇内方一之征。”及侯景 归降，敕召群臣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以为不可，高祖欲纳之，未决；尝夙兴至武德 阁，自言“我国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悔无所及”。异探 高祖微旨，应声答曰：“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 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输诚送款，远归圣朝，岂非天诱其衷，人奖其计！ 原心审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高祖 深纳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及贞阳败没，自魏遣使还，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 敕有司定议，异又以和为允，高祖果从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 使北通好。是时，侯景镇寿春，累启绝和，及请追使。又致书与异，辞意甚切，异 但述敕旨以报之。八月，景遂举兵反，以讨异为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 其众守大司马门。 </p><p>初，景谋反，合州刺史鄱阳王范、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启闻，异以景孤立寄 命，必不应尔，乃谓使者：“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并抑而不奏，故朝廷不 为之备。及寇至，城内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制《围城赋》，其末章云：“彼高冠 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陈谋谟之启沃，宣政刑之 福威，四郊以之多垒，万邦以之未绥。问豺狼其何者？访虺蜴之为谁？”盖以指异。 异因惭愤，发病卒，时年六十七。诏曰：“故中领军异，器宇弘通，才力优赡，谘 谋帷幄，多历年所。方赞朝经，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恻悼兼怀。可赠侍中、尚书 右仆射，给秘器一具。凶事所须，随由资办。”旧尚书官不以为赠，及异卒，高祖 惜之，方议赠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启曰：“异忝历虽多，然平生所怀，愿得执法。” 高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赠焉。 </p><p>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历官自员 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近代未之有也。异 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所馈，财货 充积。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 赡。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乱中多亡逸。 </p><p>长子肃，官至国子博士；次子闰，司徒掾。并遇乱卒。 </p><p>贺琛，字国宝，会稽山阴人也。伯父蒨，步兵校尉，为世硕儒。琛幼，蒨授其 经业，一闻便通义理。蒨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蒨卒后，琛家贫， 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初，蒨于乡里聚徒教授，至 是又依琛焉。 </p><p>普通中，刺史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琛始出都，高祖闻其学术，召见文德殿， 与语悦之，谓仆射徐勉曰：“琛殊有世业。”仍补王国侍郎，俄兼太学博士，稍迁 中卫参军事、尚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累迁通直正员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阳 王中录事，兼尚书左丞，满岁为真。诏琛撰《新谥法》，至今施用。时皇太子议，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驳之曰： </p><p>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记》文，窃犹致惑。 案嫁冠之礼，本是父之所成，无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称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 为文；非关惟得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妇”， 其义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结于后句，方显自娶之义。既明小功自娶， 即知大功自冠矣，盖是约言而见旨。若谓缘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轻，故得 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则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应复云 “冠子嫁子”也。若谓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 得自行嘉礼，但得为子冠嫁。窃谓有服不行嘉礼，本为吉凶不可相干。子虽小功之 末，可得行冠嫁，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于吉凶 礼无碍；吉凶礼无碍，岂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则冠子嫁子宁独可 通？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 </p><p>又令旨推“下殇小功不可娶妇，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伏寻此旨，若 谓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 不得冠娶矣。《记》文应云降服则不可，宁得惟称下殇？今不言降服，的举下殇， 实有其义。夫出嫁出后，或有再降，出后之身，于本姊妹降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 又以尊降，则成小功。其于冠嫁，义无以异。所以然者，出嫁则有受我，出后则有 传重，并欲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虽降，彼服则隆。昔实期亲，虽再降犹依小功之 礼，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为小功，止是一等，降杀有伦，服末嫁冠， 故无有异。惟下殇之服，特明不娶之义者，盖缘以幼稚之故。夭丧情深，既无受厚 佗姓，又异传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轻，顿成杀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 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殇，乃明不娶。其义若此，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 皆不可冠嫁也。且《记》云“下殇小功”，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语小功则不得 兼于大功。若实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记》不得直云“下 殇小功则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 </p><p>遂从琛议。 </p><p>迁员外散骑常侍。旧尚书南坐，无貂；貂自琛始也。顷之，迁御史中丞，参礼 仪事如先。琛家产既豊，买主第为宅，为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复为尚书左丞，迁 给事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未拜，改为通直散骑常侍，领尚书左丞，并参礼仪事。 琛前后居职，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每见高祖，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为之语曰： “上殿不下有贺雅。”琛容止都雅，故时人呼之。迁散骑常侍，参礼仪如故。 </p><p>是时，高祖任职者，皆缘饰奸谄，深害时政，琛遂启陈事条封奏曰： </p><p>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职；居献纳之任，又不能荐一言。窃闻“慈父不爱 无益之子，明君不畜无益之臣”，臣所以当食废飧，中宵而叹息也。辄言时事，列 之于后。非谓谋猷，宁云启沃。独缄胸臆，不语妻子。辞无粉饰，削槁则焚。脱得 听览，试加省鉴。如不允合，亮其戆愚。 </p><p>其一事曰：今北边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诚 当今之急务。虽是处雕流，而关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 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 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课， 动致逋积，而民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夫犬不夜 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县，舟舸衔命者，非惟十数；复穷幽之乡，极远之邑， 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属所搔扰；况复烦扰积理，深为民害。驽困邑宰，则拱手听 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故邑宰怀印，类无考 绩，细民弃业，流冗者多，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终不得反其居也。 </p><p>其二事曰：圣主恤隐之心，纳隍之念，闻之遐迩，至于翾飞蠕动，犹且度脱， 况在兆庶。而州郡无恤民之志，故天下颙颙，惟注仰于一人，诚所谓“爱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须应痛逗药，岂可不治之哉？今天下 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 粗举二条，言其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 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 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 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 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 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 之多。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 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诚宜严为禁制，道之以节俭，贬黜雕 饰，纠奏浮华，使众皆知，变其耳目，改其好恶。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 不及群，故勉强而为之，苟力所不至，还受其弊矣。今若厘其风而正其失，易于反 掌。夫论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正雕流之弊，莫有过俭朴者也。 </p><p>其三事曰：圣躬荷负苍生以为任，弘济四海以为心，不惮胼胝之劳，不辞癯瘦 之苦，岂止日昃忘饥，夜分废寝。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责下之嫌，下无逼上 之咎，斯实道迈百王，事超千载。但斗筲之人，藻棁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诡 竞求进，不说国之大体。不知当一官，处一职，贵使理其紊乱，匡其不及，心在明 恕，事乃平章。但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 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旷官废职，长 弊增奸，实由于此。今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愚之心，则下安上谧，无侥幸之 患矣。 </p><p>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 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民，费息则财聚，止五年之中，尚于无事，必 能使国豊民阜。若积以岁月，斯乃范蠡灭吴之术，管仲霸齐之由。今应内省职掌， 各检其所部。凡京师治、署、邸、肆应所为，或十条宜省其五，或三条宜除其一； 及国容、戎备，在昔应多，在今宜少。虽于后应多，即事未须，皆悉减省。应四方 屯、传、邸、治，或旧有，或无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 凡厥兴造，凡厥费财，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讨召，凡厥征求，虽关国计， 权其事宜，皆须息费休民。不息费，则无以聚财；不休民，则无以聚力。故蓄其财 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 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财而务 赋敛繁兴，则奸诈盗窃弥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 矣。自普通以来，二十余年，刑役荐起，民力雕流。今魏氏和亲，疆埸无警，若不 及于此时大息四民，使之生聚，减省国费，令府库蓄积，一旦异境有虞，关河可扫， 则国弊民疲，安能振其远略？事至方图，知不及矣。 </p><p>书奏，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曰： </p><p>謇謇有闻，殊称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谠言，见闻听览，所陈之事， 与卿不异，常欲承用，无替怀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纡组，博问洽闻， 不宜同于郤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 或诵《离骚》“荡荡其无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诵《老子》“知我者希，则我贵 矣”。如是献替，莫不能言，正旦虎樽，皆其人也。卿可分别言事，启乃心，沃朕 心。 </p><p>卿云“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民失安居，牧守之过”。朕无则哲 之知，触向多弊，四聪不开，四明不达，内省责躬，无处逃咎。尧为圣主，四凶在 朝；况乎朕也，能无恶人？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容皆恶。卿可分 明显出：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某官长凶虐；尚书、兰台，主书、舍人，某人 奸猾，某人取与，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听公车上书，四凶终自不知，尧 亦永为暗主。 </p><p>卿又云“东境户口空虚，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驽困邑宰， 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并何姓名？廉平掣肘，复是何人？ 朝廷思贤，有如饥渴，廉平掣肘，实为异事。宜速条闻，当更擢用。凡所遣使，多 由民讼，或复军粮，诸所飚急，盖不获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综理？ 事实云何济办？恶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 乃佳事。无足而行，无翼而飞，能到在所；不威而伏，岂不幸甚。卿既言之，应有 深见，宜陈秘术，不可怀宝迷邦。 </p><p>卿又云：守宰贪残，皆由滋味过度。贪残糜费，已如前答。汉文虽爱露台之产， 邓通之钱布于天下，以此而治，朕无愧焉。若以下民饮食过差，亦复不然。天监之 初，思之已甚。其勤力营产，则无不富饶；惰游缓事，则家业贫窭。勤修产业，以 营盘案，自己营之，自己食之，何损于天下？无赖子弟，惰营产业，致于贫窭，无 可施设，此何益于天下？且又意虽曰同富，富有不同：悭而富者，终不能设；奢而 富者，于事何损？若使朝廷缓其刑，此事终不可断；若急其制，则曲屋密房之中， 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检，其细已甚，欲使吏不呼门，其可得乎？更相恐胁，以求财 帛，足长祸萌，无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 会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约之节。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 者，皆是园中之所产育。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 不变瓜菜，亦无多种，以变故多，何损于事，亦豪芥不关国家。如得财如法而用， 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稔，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 积累岁月。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财，颇 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 能得知。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 </p><p>卿又云女妓越滥，此有司之责，虽然，亦有不同：贵者多畜妓乐，至于勋附若 两掖，亦复不闻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并宜具言其人，当令有司振其霜豪。卿 又云：“乃追恨所取为少，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贪廉各 用，勇者可使进取，怯者可使守城，贪者可使捍御，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齐守于 西河，岂能济事？吴起育民，必无成功。若使吴起而不重用，则西河之功废。今之 文武，亦复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为朝廷为之傅翼。卿以 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又云“至治者必以 淳素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 绝房室三十余年，无有淫佚。朕颇自计，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至于居 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 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观见。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 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 亦再食。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 救物故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向使朕有股肱，故可得中主。今 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 </p><p>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此又是谁？何者复是诡事？今不使外人 呈事，于义可否？无人废职，职可废乎？职废则人乱，人乱则国安乎？以咽废飧， 此之谓也。若断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 独任成乱。”犹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卒有阎乐望夷之祸，王 莽亦终移汉鼎。 </p><p>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复是何人乎？事及 “深刻”“绳逐”，并复是谁？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 “国容戎备”，何者宜省？何者未须？“四方屯传”，何者无益？何者妨民？何处 兴造而是役民？何处费财而是非急？若为“讨召”？若为“征赋”？朝廷从来无有 此事，静息之方复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闻。 </p><p>卿云“若不及于时大息其民，事至方图，知无及也”。如卿此言，即时便是大 役其民，是何处所？卿云“国弊民疲”，诚如卿言，终须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语。 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国强兵之术，急民省役之宜，号令远近之法，并宜具列。 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空示颊舌。凡人有为，先须内省，惟无瑕者，可以戮人。 卿不得历诋内外，而不极言其事。伫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 乱羊永除，害马长息，惟新之美，复见今日。 </p><p>琛奉敕，但谢过而已，不敢复有指斥。 </p><p>久之，迁太府卿。太清二年，迁云骑将军、中军宣城王长史。侯景举兵袭京师， 王移入台内，留琛与司马杨曒守东府。贼寻攻陷城，放兵杀害，琛被枪未至死，贼 求得之，轝至阙下，求见仆射王克、领军硃异，劝开城纳贼。克等让之，涕泣而止， 贼复轝送庄严寺疗治之。明年，台城不守，琛逃归乡里。其年冬，贼进寇会稽，复 执琛送出都，以为金紫光禄大夫。后遇疾卒，年六十九。 </p><p>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法，凡百余篇。 </p><p>子诩，太清初，自仪同西昌侯掾，出为巴山太守，在郡遇乱卒。 </p><p>陈吏部尚书姚察云：夏侯胜有言曰：“士患不明经术；经术明，取青紫如拾地 芥耳。”硃异、贺琛并起微贱，以经术逢时，致于贵显，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宠幸， 任事居权，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败国，实异之由。祸难既彰，不明其 罪，至于身死，宠赠犹殊。罚既弗加，赏亦斯滥，失于劝沮，何以为国？君子是以 知太清之乱，能无及是乎。</p>
译文
朱异 贺琛
朱异，字彦和，是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父亲朱巽，因义气刚烈闻名，官至齐朝江夏王参军、吴平令。朱异几岁时，外祖父顾欢抚摸着他，对他的祖父朱昭之说：“这孩子不是普通人才，将来能振兴你的家族。” 十几岁时，他喜欢成群结队赌博，常让同乡人担忧。长大以后，才改变志向拜师学习，全面钻研《五经》，尤其精通《礼记》《周易》，广泛涉猎文史典籍，还通晓各种技艺，下棋、书法、算术，都是他的专长。
二十岁时，朱异到京城，尚书令沈约当面考查他，顺便打趣说：“你年纪轻轻，怎么就不廉洁？” 朱异迟疑着没明白他的意思。沈约便说：“天下只有文义、下棋、书法这几样雅事，你一下子都占去了，可称得上不廉洁啊。” 这一年，他上书建议建康应该设置狱司，职能类似廷尉。皇上下令交给尚书省详细商议，采纳了他的建议。按旧制度，二十五岁才能开始做官。当时朱异刚二十一岁，朝廷特意下令提拔他为扬州议曹从事史。不久皇上下诏寻求有特殊才能的人，《五经》博士明山宾上表推荐朱异说：“我见钱唐朱异，年纪还轻，品德却像老成之人。独处时没有散漫放纵的想法，在暗处也有面对宾客的庄重神色，器量宏大深邃，神态像山峰一样高峻。像万丈金山，才刚刚开始攀登；似千寻玉海，望进去深不可测。加上他像新雕琢的玉器，新编织的锦缎，一有触动就发出铿锵之声，遇到机会就展现才华。看他的诚信品行，不仅是十户人家中少见的，要是让他承担重任走长远路，必定能有千里马般的用处。”
高祖召见朱异，让他讲解《孝经》《周易》的义理，听后十分满意，对身边人说：“朱异确实与众不同。” 后来见到明山宾，对他说：“你推荐的人太合适了。” 便召朱异在西省当值，不久兼任太学博士。这一年，高祖亲自讲解《孝经》，让朱异拿着经书朗读。后升任尚书仪曹郎，入朝兼任中书通事舍人，多次升迁后任鸿胪卿、太子右卫率，不久加授员外常侍。
普通五年，朝廷大举北伐，魏国徐州刺史元法僧派使者请求献出土地归附，皇上下令有关部门商议这事的真假。朱异说：“自从朝廷军队北伐，不断取得胜利，徐州地区势力逐渐削弱，人们都希望归罪于元法僧，他害怕灾祸降临，投降一定不是假的。” 高祖便派朱异回复元法僧，同时下令各路军队接应，受朱异调度。到了那里，元法僧遵守朝廷旨意，正像朱异预料的那样。中大通元年，朱异升任散骑常侍。自从周舍去世后，朱异代替他掌管机密大事，地方长官的任免、朝廷礼仪、国家典章、诏令敕书，他都一并掌管。每当各地的奏疏、官府的公文送来，咨询商议、审核决断的事务堆积在面前，朱异拿起笔来就能写，看事下结论，思路敏捷、内容充实，笔不停歇，片刻之间，各种事务就处理完毕。
大同四年，朱异升任右卫将军。六年，他上奏请求在仪贤堂宣讲高祖的《老子义》，皇上下令批准。开讲时，朝廷官员和僧俗听众有一千多人，是当时的盛事。当时城西又开设士林馆来延请学士，朱异和左丞贺琛轮流每天宣讲高祖的《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朱异到玄圃讲解《周易》。八年，改任侍中。太清元年，升任左卫将军，兼任步兵统领。二年，升任中领军，依旧担任舍人。
高祖梦见中原平定，满朝文武庆祝，早上把这事告诉朱异，朱异回答说：“这是天下将要统一的征兆。” 到侯景前来投降时，皇上下令召集大臣商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人认为不能接受，高祖想接纳，还没决定。他曾一早到武德阁，自己念叨：“我们国家这么太平，现在就接受土地，恐怕不合适，要是引发纠纷，后悔都来不及。” 朱异揣摩到高祖的心思，应声回答：“圣明君主统治天下，上合天意，北方百姓，谁不仰慕？只是没机会，没法表达心意。如今侯景占据魏国大半土地，诚心归附，远道来投奔朝廷，难道不是上天开导他的心意，人们促成他的计划吗？推究他的本心、考察事情，实在值得赞许。现在如果不接纳，恐怕会断绝后来人的希望。这道理很明显，希望陛下别犹豫。”
高祖非常赞同朱异的话，又想起先前的梦，便接纳了侯景。到贞阳侯战败覆灭，魏国派使者回来，说魏相高澄想重新和好。皇上下令有关部门商议，朱异又认为和好合适，高祖果然听从了。这一年六月，派建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出使北方通好。当时，侯景镇守寿春，多次上奏请求断绝和好，还请求追回使者，又写信给朱异，言辞恳切，朱异只转述皇上的旨意回复他。八月，侯景就起兵反叛，以讨伐朱异为名。朱异招募到三千士兵，等侯景到了，就率领这些人守卫大司马门。
起初，侯景谋反，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司州刺史羊鸦仁都多次上奏报告，朱异认为侯景孤立无援寄身朝廷，一定不会这样做，便对使者说：“鄱阳王竟然不允许国家有一个客人！” 把奏章都压下来不上报，所以朝廷没做防备。等叛军到了，城内文武官员都责怪他。皇太子还写了《围城赋》，最后一章说：“那些戴高帽、穿厚鞋的人，都过着钟鸣鼎食的富贵生活，登上紫霄殿的红地，推开玉殿的金门，献上治国的谋略，宣扬政令刑罚的威严，却让四方战乱不断，天下不能安定。问问这些豺狼是谁？查查这些毒蛇又是谁？” 大概就是指朱异。朱异因此又惭愧又气愤，生病去世，时年六十七岁。
皇上下诏说：“已故中领军朱异，器量宏大通达，才华能力充沛，在朝廷出谋划策，经历了很多年。正要辅助朝廷治理，永远承担重任，却突然去世，我心中充满悲痛。可追赠他为侍中、尚书右仆射，赐给棺材一具。丧事所需，都按需要供给。” 过去尚书官职不用于追赠，到朱异去世，高祖怜惜他，才商议追赠的事。身边有和朱异交好的人，便上奏说：“朱异任职虽多，但一生心愿，是想能担任执法官职。” 高祖顺着他的夙愿，特意有了这个追赠。
朱异身居要职三十多年，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能阿谀奉承迎合皇上旨意，所以特别受宠信。历任官职从员外常侍到侍中，四个官职都能佩戴貂尾，从右卫率到领军，四个职位都能拥有仪仗队，近代没有这样的事。朱异和他的儿子们从潮沟排列住宅到青溪，其中有楼台池塘等玩乐设施，每逢空闲日子就和宾客游玩。各地赠送的财物，堆积如山。他生性吝啬，从没施舍过。厨房中的珍贵菜肴腐烂，每月常要扔掉十几车，即使是儿子们分住别处也不分给他们。他撰写的《礼》《易》讲疏以及仪注、文集有一百多篇，战乱中大多散失了。
长子朱肃，官至国子博士；次子朱闰，任司徒掾。都在战乱中去世。
贺琛，字国宝，是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伯父贺蒨，任步兵校尉，是当时的大儒。贺琛小时候，贺蒨教他经书，一听就能通晓义理。贺蒨觉得他不一般，常说：“这孩子会因为通晓经书而显贵。” 贺蒨去世后，贺琛家境贫寒，常来往于诸暨，贩卖粮食养活自己。空闲时就学习，尤其精通《三礼》。起初，贺蒨在乡里收徒教学，到这时学生又来跟随贺琛学习。
普通年间，刺史临川王征召他为祭酒从事史。贺琛刚到京城，高祖听说他的学问，在文德殿召见他，和他交谈后很满意，对仆射徐勉说：“贺琛很有世代相传的学业。” 便补任他为王国侍郎，不久兼任太学博士，渐渐升任中卫参军事、尚书通事舍人，参与礼仪事务。多次升迁后任通直正员郎，依旧担任舍人。又任征西鄱阳王中录事，兼任尚书左丞，满一年后正式任职。皇上下令贺琛撰写《新谥法》，至今仍在使用。
当时皇太子提议，大功服丧的末期，可以为儿子举行冠礼、嫁女儿。贺琛反驳说：
陛下旨意认为 “大功服丧的末期可以为儿子加冠、嫁女儿，不能自己加冠、自己出嫁”。依据《礼记》原文，我还是有疑惑。考察加冠和出嫁的礼仪，本来是由父亲来完成，没有父亲的人，才可以自己加冠。所以说大功、小功服丧，都有给儿子加冠、嫁女儿的记载，不是说只能为儿子办，自己不能办。小功服丧的末期，既然能自己嫁娶，却也说 “为儿子加冠娶媳妇”，意思更明显。所以先列出这两种丧服，每次都说明为儿子加冠嫁女儿，在后面的句子中，才显出自己嫁娶的意思。既然明确小功服丧末期可以自己娶亲，就知道大功服丧末期可以自己加冠，大概是用简略的话表达意思。
如果说因为父亲服大功丧，儿子服小功丧，小功丧较轻，所以能为儿子加冠嫁女，大功丧较重，所以不能自己出嫁加冠，那么小功服丧的记载中，若不说明父子丧服不同，就不该再提 “为儿子加冠嫁女” 了。如果说小功的记载说自己可以娶亲，大功的记载没说自己可以加冠，就知道自身有大功丧，不能自己举行嘉礼，只能为儿子加冠嫁女。我认为有丧服在身不能举行嘉礼，本是因为吉凶不能相互干扰。儿子即使在小功丧末期，可以举行冠礼婚礼，也还需要父亲能为他操办。如果父亲在大功丧末期可以为儿子加冠嫁女，说明对吉凶礼仪没妨碍；既然没妨碍，难道自己就不能加冠出嫁？如果自己加冠出嫁有妨碍，那为儿子加冠嫁女难道就偏偏可行？现在允许为儿子加冠却禁止自己加冠，这是我疑惑的地方。
又陛下旨意推论 “为未成年而死的亲属服小功丧，不能娶媳妇，那么降服为大功丧也不能为儿子加冠嫁女”。我琢磨这意思，如果说降服大功丧不能为儿子加冠嫁女，那么降服小功丧也不能自己加冠娶亲，这样凡是降服大功、小功丧的都不能加冠娶亲了。《礼记》原文应该说降服就不行，怎能只说下殇？现在不说降服，特意举下殇，实在有它的道理。
女子出嫁、过继给别人，有的会再次降等服丧，过继的人，对本家姐妹降服为大功丧；如果是大夫为士服丧，又因身份尊贵而降等，就成了小功丧。这些情况在冠礼婚礼上，道理没什么不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出嫁后有了丈夫家，过继后有了传承宗祀的责任，都是想对这边薄一点而对那边厚一点，这边的丧服虽然降等，那边的礼仪却更隆重。过去本是期亲，即使两次降等还依照小功丧的礼仪，可以加冠可以出嫁。如果期亲降为大功，大功降为小功，只是一等，降等有顺序，丧服末期的嫁娶加冠，本来就没区别。只有下殇的丧服，特意说明不能娶亲，是因为死者年幼的缘故。夭折的悲痛深厚，既没有嫁入别家，又和过继到其他宗族不同，担心因为年纪小丧服轻，就轻易处理，所以特意说明不能娶亲，来显示原本的重视之恩。因此凡是降服丧服，冠礼婚礼没区别；只有下殇，才明确不能娶亲。道理是这样，就不能说大功的降服丧，都不能加冠嫁女。况且《礼记》说 “下殇小功”，说下殇就不能包括中殇、上殇，说小功就不能包括大功。如果实在大小功降服丧都不能加冠嫁女，上中殇也不能加冠嫁女，《礼记》就不会只说 “下殇小功则不可”。恐怕不是原文的意思。这又是我疑惑的地方。
皇上最终听从了贺琛的意见。
贺琛升任员外散骑常侍。过去尚书省南边的官员，没有佩戴貂尾的；佩戴貂尾是从贺琛开始的。不久，升任御史中丞，像以前一样参与礼仪事务。贺琛家产丰足，买了公主的府第作为住宅，被有关部门上奏，因此被免职。不久又任尚书左丞，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兼任国子博士，还没任命，改任通直散骑常侍，兼任尚书左丞，同时参与礼仪事务。贺琛前后任职期间，凡是郊庙等礼仪，大多由他制定。每次拜见高祖，和他交谈常常很久，所以省里的人为此说：“上殿不下来的有贺雅。” 贺琛举止都很文雅，所以当时人这样称呼他。后升任散骑常侍，依旧参与礼仪事务。
当时，高祖手下任职的人，都用花言巧语掩饰奸邪谄媚，严重危害时政，贺琛便上奏陈述事情，密封呈递说：
我蒙受提拔的恩德，却不能胜任一个职位；担任进言的职务，又不能推荐一句有用的话。我听说 “慈父不爱没用处的儿子，明君不养没用处的臣子”，所以我常常吃饭不香，半夜叹息。现就时事，列在后面。不是说有什么谋略，更不敢说能辅助君王，只是独自藏在心里，没告诉妻子儿女。言辞不加修饰，草稿修改后就烧掉。如果能被皇上看到，希望加以考察。如果不合心意，希望原谅我的愚直。
第一件事：现在北方顺服，战争平息，正是休养生息、教育百姓的时候，可天下户口减少，实在是当今紧急的事。虽然各地都有凋敝流失的情况，可关外更严重，郡受不了州的控制，县受不了郡的搜刮，相互骚扰，没法治理政务，只把应付赋税征敛当回事。百姓受不了，各自流亡，有的依附大姓，有的聚集在屯垦地区，都是不得已才逃亡，不是乐意这样。国家在关外的赋税本就微薄，可就连每年的常规租税，也常常拖欠堆积，而百姓不能安居，难道不是地方长官的过错？
东部地区户口空虚，都是因为使者太多。狗不在夜里叫，百姓才能安居。现在大郡大县，奉命出差的使者，不止十几个；就连偏远的乡村、极远的城镇，也必定有使者到来。每来一个使者，所属地方就受骚扰；何况频繁骚扰累积起来，严重危害百姓。软弱的县令，就拱手任凭他们搜刮；狡猾的官吏，又趁机贪污残暴。即使有清廉公正的，也被郡里牵制。所以县令拿着官印，大多不考核政绩，百姓放弃产业，流亡的人很多，虽然每年下恢复产业的诏令，多次颁布减免赋税的恩典，可最终还是不能回到家乡。
第二件事：圣主体恤百姓疾苦的心意，关怀百姓如救他们出深渊的念头，远近都知道，就连飞鸟爬虫，尚且设法救助，何况百姓。可州郡官员没有体恤百姓的心意，所以天下人都殷切盼望，只关注皇上一人，这确实是 “爱他如父母，敬他如日月，敬他如鬼神，怕他如雷霆”。如果需要对症下药，怎能不治理呢？
现在天下地方长官都崇尚贪婪残暴，很少有清廉的，实在是因为风俗奢侈造成的。奢侈的弊端，表现在很多方面，粗略举两条，说其中最严重的。面前摆满一丈见方的食物，真正爱吃的只有一种。现在的宴会，相互攀比豪华，堆积的水果像山，排列的菜肴像锦绣，建造露台的费用，不够一次宴会的开销，可宾主之间，不过吃个饱，还没走下堂，剩下的就已经腐臭了。另外，歌姬舞女，本来有等级规定，那些十六岁的舞女，是用来安抚外族的。现在养妓的人，不管等级，即使是平民百姓，也都养着很多美女，一心贪污，争相用绫罗绸缎装饰。所以当官治理百姓的，争相剥削，即使聚敛亿万钱财，罢官回家后，不到几年，就已花光。因为宴会花费，能耗尽好几家的财产；歌舞的器具，必定要花上千金。花费的像山一样多，寻欢只在片刻。事后又后悔过去搜刮得少，现在花费得多。这就像给恶虎添翅膀，让它更加凶猛，多么荒谬啊！其他的奢侈情况，表现在方方面面，习以为常，一天比一天严重，想让人们坚守廉耻，官吏崇尚清白，怎么可能呢！
现在实在应该严格禁止，用节俭引导他们，贬斥华丽装饰，弹劾浮夸行为，让大家都知道，改变他们的看法，转变他们的喜好。失节的叹息，也是百姓自己担心的，只是耻于比不上别人，所以勉强去做，如果力不从心，反而会受害。现在如果整顿风气纠正过失，容易得像翻手掌。谈论最完美的治理，必定把淳朴放在前面，纠正凋敝的弊端，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了。
第三件事：圣主体察百姓疾苦作为责任，以救助天下为心愿，不怕辛劳，不避清苦，何止是太阳偏西忘了吃饭，半夜里忘了睡觉。至于百官，没有不上奏事情的，皇上没有责怪下属的嫌疑，下属没有冒犯皇上的过错，这实在是德行超过历代帝王，事迹超越千年。但那些见识短浅的人，靠着祖上功业做官的人，一旦能在朝廷上奏事，就想用不正当手段竞争求晋升，不谈国家大局。不知道担任一个官职，处在一个职位，可贵的是能治理混乱，纠正不足，心怀公正宽恕，事情才能处理得当。却只致力于挑毛病，把事情剖析得支离破碎，运用小智慧，求分外的利益，把苛刻当作能力，把纠举当作任务，表面上好像是为公家办事，实际上是为了作威作福。犯罪的人增多，巧诈逃避的情况更严重，官员旷废职守，长期的弊端滋生奸邪，实在是因为这一点。现在真心希望要求他们有公平的成效，消除他们谗佞愚蠢的心思，那么下属安定上司安宁，就没有侥幸的祸患了。
第四件事：自从征伐北方，国库空虚。现在天下太平，却还是每天都忙不过来，确实是有原因的。国家困乏就该减少事务节省费用，事务减少就能养育百姓，费用节省就能聚集财物，只要五年之内，尚且能平安无事，必定能使国家富足百姓充裕。如果长年累月这样，这就是范蠡灭吴的方法，管仲使齐国称霸的缘由。现在应该内部检查职责，各自核查所属部门。凡是京城的官署、府邸、店铺应该做的事，有的十条里应该减省五条，有的三条里应该去掉一条；至于国家礼仪、军事装备，过去应该多，现在应该少。即使以后应该多，就当前来说不需要，都要减省。各地的屯垦、驿站、府邸、官署，有的是旧有的，有的没好处，有的妨碍百姓，有的应该废除，就废除；有的应该减省，就减省。凡是兴建的工程，凡是花费的钱财，有不紧急的，有役使百姓的；还有凡是征调，凡是索取，即使关系到国家财政，权衡事情的适宜程度，都必须节省费用让百姓休息。不节省费用，就无法聚集财物；不让百姓休息，就无法聚集力量。所以积蓄财物，是为了有大的用途；让百姓休息，是为了有大的役使。如果说小事不值得耗费财物，就会终年不停止；认为小的劳役不值得妨碍百姓，就会终年不中断。侵扰百姓却想让他们繁衍聚集、生活富足，是不可能的。耗费财物却致力于频繁征收赋税，那么奸诈盗窃就会滋生，这样弊端不消除而百姓又不服从使唤，就难以谈富强和谋划长远了。从普通年间以来，二十多年，刑罚劳役接连兴起，民力凋敝流失。现在魏国和亲，边境没有警报，如果不在这时让百姓休养生息，让他们繁衍聚集，减省国家费用，让府库积蓄，一旦边境有变故，关河一带可以平定，否则国家困乏百姓疲惫，怎能施展远大的谋略？事情到了眼前才谋划，就来不及了。
奏章呈上后，高祖大怒，召主书到面前，口授敕令责备贺琛说：
你一向以正直敢言闻名，很符合我的期望。但我拥有天下四十多年，公车府里的正直言论，我都听说过看过，你所陈述的事情，和别人说的没什么不同，我常常想采用，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只是常常苦于事务繁多，更增加了昏乱迷惑。你戴着貂尾系着丝带，见识广博知识丰富，不该和卑贱的人一样，只图名声，在道路上宣扬。说 “我能向皇上进言，明说得失，遗憾朝廷不能采用”。有的背诵《离骚》“荡荡其无人，遂不御乎千里”。有的背诵《老子》“知我者希，则我贵矣”。像这样的进言，谁不能说，元旦朝会时那些敢于进言的人，都是这样的。你可以分别说事，敞开你的心扉，辅助我的心意。
你说 “现在北方顺服，正是休养生息教育百姓的时候，而百姓不能安居，是地方长官的过错”。我没有识别贤才的智慧，做事多有弊端，不能广泛听取意见，不能明察四方，自我反省责备自己，没有地方逃避罪责。尧是圣主，朝廷里还有四凶；何况是我，能没有坏人吗？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即使不都好，也不能都坏。你可以明确指出：哪个刺史横暴，哪个太守贪婪残暴，哪个官长凶狠暴虐；尚书、兰台，主书、舍人，哪个奸猾，哪个收受贿赂，明确说出事情，以便罢黜或提拔。如果舜只听公车上书，四凶最终也不会被知道，尧也永远是昏庸的君主。
你又说 “东部地区户口空虚，实在是因为使者太多”，但不知道这是什么使者？你说 “软弱的县令，就拱手任凭他们搜刮；狡猾的官吏，又趁机贪污残暴”，都是什么姓名？清廉公正的人被牵制，又是谁？朝廷思念贤才，像饥渴一样，清廉公正的人被牵制，实在是怪事。应该赶快分条上报，会另外提拔任用。凡是派出使者，多是因为百姓诉讼，或者军粮事务，各种紧急情况，是不得已才派遣的。如果不派使者，天下的是非曲直怎么处理？事情怎么完成？坏人一天天增多，好人一天天被埋没，想安稳睡觉，能做到吗！不派使者却能处理好事情，这是好事。没有脚能走，没有翅膀能飞，能到该到的地方；不用威严就能使人服从，难道不是很幸运吗。你既然说了，应该有深刻的见解，应该陈述巧妙的方法，不能怀揣宝物却让国家迷惑。
你又说：地方长官贪婪残暴，都是因为饮食过度。贪婪残暴浪费，已经像前面回答的那样。汉文帝虽然爱惜建造露台的费用，但邓通的钱财遍布天下，凭着这个治理国家，我没有什么惭愧的。如果认为百姓饮食过度，也不是这样。天监初年，我就很考虑这事了。那些努力经营产业的，没有不富足的；懒惰游荡不做事的，家业就贫困。努力经营产业，来准备饮食，自己经营，自己食用，对天下有什么损害？无赖子弟，不经营产业，导致贫困，没法安置，这对天下有什么好处？况且意思虽然是说共同富裕，富裕也有不同：吝啬而富裕的，最终不能摆设宴席；奢侈而富裕的，对事情有什么损害？如果朝廷放松刑罚，这事最终不能断绝；如果严格制度，那么密室之中，怎么能知道？如果家家搜查，就太琐碎了，想让官吏不上门，能做到吗？互相恐吓威胁，来索取钱财，只会助长祸端，对治理没有好处。如果用这指责朝廷，我没有这样的事。过去的祭祀牲畜，很久不宰杀了，朝廷聚会，只是蔬菜而已，意思是大致符合奢侈和节俭的节度。如果再减少，必定会有《蟋蟀》诗中所说的讥刺。如果认为是做功德的事，都是园子里出产的。做功德的事，也没有多少费用，把一个瓜做成几十种样子，把一种菜做成几十种味道，不改变瓜菜，也没有多种，因为变化所以种类多，对事情有什么损害，也和国家一点关系没有。如果得到钱财依法使用，这对人没有什么惭愧的。我自从除去公家宴会，不吃国家的食物，多年来，甚至宫人，也不吃国家的食物，积累了很多年。凡是建造的工程，不和材官、国匠有关，都靠雇佣，来完成事情。近来得到钱财，很有办法，百姓得利，国家得利，我也得利，用来做各种功德。或许用你的心揣度我的心，所以不能理解。得到的钱财用途，向天下公开，不能歪曲辩解。
你又说女妓泛滥，这是有关部门的责任，即使这样，也有不同：显贵的人多养妓乐，至于功臣子弟和左右侍从，也没听说家里有十六岁的舞女，多养女妓的。这些都应该说出具体的人，会让有关部门加以弹劾。你又说：“事后又后悔过去搜刮得少，就像给恶虎添翅膀，让它更加凶猛，多么荒谬啊。” 勇敢和怯懦不同，贪婪和廉洁各有用处，勇敢的可以让他进取，怯懦的可以让他守城，贪婪的可以让他防御，廉洁的可以让他治理百姓。如果让叔齐守卫西河，难道能成事？吴起养育百姓，必定没有成功。如果吴起不被重用，那么西河的功业就会荒废。现在的文武官员，也是这样。要用他们凶猛的一面，不能不重用，他们也不是为朝廷才添上翅膀的。你认为朝廷荒谬，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应该想想导致荒谬的原因。你说 “应该用节俭引导他们”。又说 “最完美的治理必定把淳朴放在前面”。这话很好。孔子说 “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人们也会执行；自身不正，即使下命令人们也不会服从”。我断绝房事三十多年，没有荒淫。我自己盘算，不和女人同屋睡觉，也有三十多年。至于居住不过一张床的地方，雕饰的东西不进入宫殿，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天生不喝酒，天生不喜欢音乐，所以朝廷的私宴，从没演奏过音乐，这是各位贤臣所看到的。我三更天就出来处理事务，根据事情多少，事情少或许中午前就能完成，事情多到太阳偏西才能吃饭。平常一天吃一顿饭，不管白天黑夜，没有固定时间。生病的时候，或许吃两顿。过去肚子超过十围，现在瘦得只有二尺多，过去的腰带还在，不是瞎说。为谁这样做？是为了救助百姓。《尚书》说：“大臣就像人的手足，良臣只有圣主才有。” 如果我有得力的大臣，就能成为中等的君主。现在却不免处在九品之下，“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人们也会执行”，只是空话罢了。你现在不满意地说这些，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又说 “百官没有不上奏事情的，用不正当手段竞争求晋升”。这又是谁？什么是不正当的事？现在不让外人呈递事情，在道义上可行吗？没有人旷废职守，职位可以废除吗？职位废除就会人事混乱，人事混乱国家能安定吗？因为噎住就不吃饭，说的就是这个。如果停止呈递事情，谁来承担责任？专门委托给某个人，怎么能得到合适的人？所以古人说：“只听一个人的话会产生奸邪，只任用一个人会造成混乱。” 就像秦二世委托赵高，元后托付王莽。指鹿为马，最终有阎乐在望夷宫杀二世的灾祸，王莽也最终篡夺了汉朝天下。
你说 “挑毛病”，又是谁挑的毛病？“把事情剖析得支离破碎”，又是谁？事情涉及 “苛刻”“纠举”，又都是谁？又说 “官署、府邸、店铺”，哪些应该废除？哪些应该减省？“国家礼仪、军事装备”，哪些应该减省？哪些不需要？“各地的屯垦、驿站”，哪些没好处？哪些妨碍百姓？哪里兴建工程役使百姓？哪里花费钱财不紧急？什么是 “征调”？什么是 “赋税”？朝廷从来没有这些事，让事情平静的方法又是什么？应该分别列出事情，详细上奏。
你说 “如果不在这时让百姓休养生息，事情到了眼前才谋划，就来不及了”。像你这话，现在就是在大肆役使百姓，是在什么地方？你说 “国家困乏百姓疲惫”，确实像你说的，终究要说出具体事情，不能空说废话。能说出来，必定能做到。富国强兵的方法，缓解百姓减省劳役的适宜做法，号令远近的方法，都应该详细列出。如果不详细列出，就是欺骗朝廷，空耍嘴皮子。大凡人们有所作为，先要自我反省，只有没有缺点的人，才可以惩罚别人。你不能普遍诋毁朝廷内外，却不极力说出具体事情。等着听你再次上奏，会再查看，交给尚书省，颁布天下，希望混乱像羊群中的坏羊一样被永远除去，像危害马群的坏马一样被长久制止，革新的美好景象，能在今天重现。
贺琛接到敕令，只是谢罪而已，不敢再指责。
过了很久，贺琛升任太府卿。太清二年，升任云骑将军、中军宣城王长史。侯景起兵袭击京城，宣城王移到台城内，留下贺琛和司马杨曒守卫东府。叛军不久攻陷城池，放纵士兵杀人，贺琛被枪刺中没有死，叛军找到他，抬到宫阙下，让他求见仆射王克、领军朱异，劝他们开城接纳叛军。王克等人责备他，他流泪停止了，叛军又把他抬到庄严寺治疗。第二年，台城失守，贺琛逃回乡里。这年冬天，叛军进攻会稽，又抓住贺琛送到京城，任命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后来生病去世，时年六十九岁。
贺琛撰写的《三礼讲疏》《五经滞义》以及各种仪法，共一百多篇。
儿子贺诩，太清初，从仪同西昌侯掾，出京任巴山太守，在郡中遇到战乱去世。
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夏侯胜有句话说：“士人怕的是不通晓经术；经术通晓了，取得高官就像捡起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 朱异、贺琛都从低微的地位起家，因为通晓经术赶上好时机，达到显贵，符合这句话。但朱异却求取宠幸，任职掌权，不能用正道辅佐君主，只是苟且迎合讨好。到招致敌寇使国家衰败，实在是朱异的原因。祸难已经明显，却不追究他的罪过，直到他死后，追赠的待遇还很特殊。既不施加惩罚，奖赏又这样泛滥，在劝善惩恶方面有缺失，怎么治理国家？君子因此知道太清年间的动乱，能不到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