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卷四十八-原文带拼音解释-汉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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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伏曼容何佟之范缜严植之贺蒨子革司马筠卞华 崔灵恩孔佥卢广沈峻太史叔明孔子袪皇侃 汉氏承秦燔书，大弘儒训，太学生徒，动以万数，郡国黉舍，悉皆充满。学于山泽者，至或就为列肆，其盛也如是。汉末丧乱，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时荀抃、挚虞之徒，虽删定新礼，改官职，未能易俗移风。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 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蒨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熔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痒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于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业焉。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缜，有旧名于世；为时儒者，严植之、贺蒨等首膺兹选。今并缀为《儒林传》云。 伏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晋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与母兄客居南海。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迁司徒参军。袁粲为丹阳尹，请为江宁令，入拜尚书外兵郎。升明末，为辅国长史、南海太守。齐初，为通直散骑侍郎。永明初，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讲。卫将军王俭深相交好，令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既成，又欲与之定礼乐。会俭薨，迁中书侍郎、大司马谘议参军，出为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时明帝不重儒术，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梁台建，以曼容旧儒，召拜司马，出为临海太守。天监元年，卒官，时年八十二。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子芃，在《良吏传》。 何佟之，字士威，庐江灊人，豫州刺史恽六世孙也。祖劭之，宋员外散骑常侍。父歆，齐奉朝请。佟之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二百篇，略皆上口。时太尉王俭为时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扬州从事，仍为总明馆学士，频迁司徒车骑参军事、尚书祠部郎。齐建武中，为镇北记室参军，侍皇太子讲，领丹阳邑中正。时步兵校尉刘献、征士吴苞皆已卒，京邑硕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习事数，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名重于世。历步兵校尉、国子博士，寻迁骠骑谘议参军，转司马。永元末，京师兵乱，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中兴初，拜骁骑将军。高祖践阼，尊重儒术，以佟之为尚书左丞。是时百度草创，佟之依《礼》定议，多所裨益。天监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将赠之官；故事左丞无赠官者，特诏赠黄门侍郎，儒者荣之。所著文章、《礼义》百许篇。子：朝隐、朝晦。 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人也。晋安北将军汪六世孙。祖璩之，中书郎。父濛，早卒。缜少孤贫，事母孝谨。年未弱冠，闻沛国刘献聚众讲说。始往从之，卓越不群而勤学，献甚奇之，亲为之冠。在献门下积年，去来归家，恒芒矰布衣，徒行于路。献门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门，聊无耻愧。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唯与外弟萧琛相善，琛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 起家齐宁蛮主簿，累迁尚书殿中郎。永明年中，与魏氏和亲，岁通聘好，特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缜及从弟云、萧琛、琅邪颜幼明、河东裴昭明相继将命，皆著名邻国。于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建武中，迁领军长史。出为宜都太守，母忧去职，归居于南州。义军至，缜墨绖来迎。高祖与缜有西邸之旧，见之甚悦。及建康城平，以缜为晋安太守，在郡清约，资公禄而已。视事四年，征为尚书左丞。缜去还，虽亲戚无所遗，唯饷前尚书令王亮。缜仕齐时，与亮同台为郎，旧相友，至是亮被摈弃在家。缜自迎王师，志在权轴，既而所怀未满，亦常怏怏，故私相亲结，以矫时云。后竟坐亮徙广州，语在亮传。 初，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 “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曰： 或问予云：“神灭，何以知其灭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 问曰：“形者无知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答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 问曰：“神故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答曰：“名殊而体一也。” 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答曰：“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问曰：“刀之与利，或如来说；形之与神，其义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质无知也，人之质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岂非木有一、人有二邪？” 答曰：“异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质以为形，又有异木之知以为神，则可如来论也。今人之质，质有知也；木之质，质无知也。人之质非木质也，木之质非人质也，安有如木之质而复有异木之知哉！” 问曰：“人之质所以异木质者，以其有知耳。人而无知，与木何异？”答曰： “人无无知之质，犹木无有知之形。” 问曰：“死者之形骸，岂非无知之质邪？”答曰：“是无人质。” 问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质，而有异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无异木之知；生者有异木之知，而无如木之质也。” 问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区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问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则应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则此骨骼从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变为死者之骨骼也。” 问曰：“生者之形骸虽变为死者之骨骼，岂不因生而有死？则知死体犹生体也。” 答曰：“如因荣木变为枯木，枯木之质，宁是荣木之体！” 问曰：“荣体变为枯体，枯体即是荣体；丝体变为缕体，缕体即是丝体，有何别焉？”答曰：“若枯即是荣，荣即是枯，应荣时凋零，枯时结实也。又荣木不应变为枯木，以荣即枯，无所复变也。荣枯是一，何不先枯后荣？要先荣后枯，何也？丝缕之义，亦同此破。” 问曰：“生形之谢，便应豁然都尽。何故方受死形，绵历未已邪？”答曰： “生灭之体，要有其次故也。夫惸而生者必惸而灭，渐而生者必渐而灭。惸而生者，飘骤是也；渐而生者，动植是也。有惸有渐，物之理也。” 问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 问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虑，手等亦应能虑也？”答曰：“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 问曰：“知之与虑，为一为异？”答曰：“知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问曰：“若尔，应有二虑；虑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体惟一，神何得二。” 问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复有是非之虑？”答曰：“如手足虽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 问曰：“是非之虑，不关手足，当关何处？”答曰：“是非之虑，心器所主。” 问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问曰：“五藏有何殊别，而心独有是非之虑乎？”答曰：“七窍亦复何殊，而司用不均。” 问曰：“虑思无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是以知心为虑本。” 问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虑可寄于眼分，眼何故不寄于耳分邪？” 问曰：“虑体无本，故可寄之于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于佗分也。”答曰： “眼何故有本而虑无本；苟无本于我形，而可遍寄于异地。亦可张甲之情，寄王乙之躯；李丙之性，托赵丁之体。然乎哉？不然也。” 问曰：“圣人形犹凡人之形，而有凡圣之殊，故知形神异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秽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宁有不昭之秽质。又岂有圣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无凡人之神而托圣人之体。是以八采、重瞳，勋、华之容；龙颜、马口，轩、皞之状；形表之异也。比干之心，七窍列角；伯约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圣人定分，每绝常区，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万有。凡圣均体，所未敢安。” 问曰：“子云圣人之形必异于凡者。敢问阳货类仲尼，项籍似大舜；舜、项、孔、阳，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鸡类凤而非凤；物诚有之，人故宜尔。项、阳貌似而非实似，心器不均，虽貌无益。” 问曰：“凡圣之殊，形器不一，可也。圣人员极，理无有二；而丘、旦殊姿，汤、文异状，神不侔色，于此益明矣。”答曰：“圣同于心器，形不必同也，犹马殊毛而齐逸，玉异色而均美。是以晋棘、荆和，等价连城；骅骝、騄骊，俱致千里。” 问曰：“形神不二，既闻之矣，形谢神灭，理固宜然。敢问经云‘为之宗庙，以鬼飨之’，何谓也？”答曰：“圣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厉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谓矣。” 问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见，坟素著其事，宁是设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众，不皆为鬼。彭生、伯有，何独能然；乍为人豕，未必齐、郑之公子也。” 问曰：“《易》称‘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而不违’。又曰：‘载鬼一车。’其义云何？”答曰：“有禽焉，有兽焉，飞走之别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人灭而为鬼，鬼灭而为人，则未之知也。” 问曰：“知此神灭，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济物之意浅。是以圭撮涉于贫友，吝情动于颜色；千钟委于富僧，欢意畅于容发。岂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无遗秉之报，务施阙于周急，归德必于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故舍逢掖，袭横衣，废俎豆，列瓶钵；家家弃其亲爱，人人绝其嗣续。致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所以奸宄弗胜，颂声尚拥，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无限。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恍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穷也；蚕而衣，衣不可尽也；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国，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缜在南累年，追还京。既至，以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 子胥，字长才。传父学，起家太学博士。胥有口辩，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对接北使。迁平西湘东王谘议参军，侍宣城王读。出为鄱阳内史，卒于郡。 严植之，字孝源，建平秭归人也。祖钦，宋通直散骑常侍。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遍治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性淳孝谨厚，不以所长高人。少遭父忧，因菜食二十三载，后得风冷疾，乃止。 齐永明中，始起家为庐陵王国侍郎，迁广汉王国右常侍。王诛，国人莫敢视，植之独奔哭，手营殡殓，徒跣送丧墓所，为起冢，葬毕乃还，当时义之。建武中，迁员外郎、散骑常侍。寻为康乐侯相，在县清白，民吏称之。天监二年，板后军骑兵参军事。高祖诏求通儒治五礼，有司奏植之治凶礼。四年初，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以植之兼《五经》博士。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六年，迁中抚军记室参军，犹兼博士。七年，卒于馆，时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后，便不受廪俸，妻子困乏。既卒，丧无所寄，生徒为市宅，乃得成丧焉。 植之性仁慈，好行阴德，虽在暗室，未尝怠也。少尝山行，见一患者，植之问其姓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植之为棺殓殡之，卒不知何许人也。尝缘栅塘行，见患人卧塘侧，植之下车问其故，云姓黄氏，家本荆州，为人佣赁，疾既危笃，船主将发，弃之于岸。植之心恻然，载还治之，经年而黄氏差，请终身充奴仆以报厚恩。植之不受，遗以资粮，遣之。其义行多如此。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 贺瑒，字德琏，会稽山阴人也。祖道力，善《三礼》，仕宋为尚书三公郎、建康令。 瑒少传家业。齐时，沛国刘献为会稽府丞，见蒨深器异之。尝与俱造吴郡张融，指蒨谓融曰：“此生神明聪敏，将来当为儒者宗。”献还，荐之为国子生。举明经，扬州祭酒，俄兼国子助教。历奉朝请、太学博士、太常丞，遭母忧去职。天监初，复为太常丞，有司举治宾礼，召见说《礼》义，高祖异之，诏朝朔望，预华林讲。四年初，开五馆，以瑒兼《五经》博士，别诏为皇太子定礼，撰《五经义》。瑒悉礼旧事。时高祖方创定礼乐，蒨所建议，多见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领《五经》博士。九年，遇疾，遣医药省问，卒于馆，时年五十九。所著《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瑒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封策至数十人。 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起家晋安王国侍郎、兼太学博士，侍湘东王读。敕于永福省为邵陵、湘东、武陵三王讲礼。稍迁湘东王府行参军，转尚书仪曹郎。寻除秣陵令，迁国子博士，于学讲授，生徒常数百人。出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带江陵令。王初于府置学，以革领儒林祭酒，讲《三礼》，荆楚衣冠听者甚众。前后再监南平郡，为民吏所德。寻加贞威将军、兼平西长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贪禄代耕，不及养。在荆州历为郡县，所得俸秩，不及妻孥，专拟还乡造寺，以申感思。大同六年，卒官，时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礼》，历官尚书祠部郎，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步兵校尉、中书黄门郎，兼著作。 司马筠，字贞素，河内温人，晋骠骑将军谯烈王承七世孙。祖亮，宋司空从事中郎。父端，齐奉朝请。筠孤贫好学，师事沛国刘献，强力专精，深为献所器异。既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齐建武中，起家奉朝请，迁王府行参军。天监初，为本州治中，除暨阳令，有清绩。入拜尚书祠部郎。 七年，安成太妃陈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兴王憺，并以《慈母表》解职，诏不许，还摄本任；而太妃薨京邑，丧祭无主。舍人周舍议曰：“贺彦先称‘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党，妇又不从夫而服慈姑，小功服无从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从母而服其党，孙又不从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无服明矣。寻门内之哀，不容自同于常；按父之祥禫，子并受吊。今二王诸子，宜以成服日，单衣一日，为位受吊。”制曰：“二王在远，诸子宜摄祭事。”舍又曰： “《礼》云‘缟冠玄武，子姓之冠’。则世子衣服宜异于常。可著细布衣，绢为领带，三年不听乐。又《礼》及《春秋》：庶母不世祭，盖谓无王命者耳。吴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礼秩，则当祔庙，五世亲尽乃毁。陈太妃命数之重，虽则不异，慈孙既不从服，庙食理无传祀，子祭孙止，是会经文。”高祖因是敕礼官议皇子慈母之服。筠议：“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训养母，依《礼》庶母慈己，宜从小功之制。按《曾子问》曰：子游曰：‘丧慈母如母，礼欤？’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郑玄注云：‘此指谓国君之子也。’若国君之子不服，则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丧服经》云‘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传》曰：‘君子子者，贵人子也。’郑玄引《内则》：三母止施于卿大夫。以此而推，则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傥其服者止卿大夫，寻诸侯之子尚无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谓宜依《礼》刊除，以反前代之惑。” 高祖以为不然，曰：“《礼》言慈母，凡有三条：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虽均乎慈爱，但嫡妻之子，妾无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正是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而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名。师保既无其服，则此慈亦无服矣。《内则》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择诸母，是择人而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则是长妾，长妾之礼，实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于义或可；若始生之子，便应三母俱阙邪？由是推之，《内则》所言‘诸母’，是谓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对。岂非师保之慈母无服之证乎？郑玄不辨三慈，混为训释，引彼无服，以注‘慈己’，后人致谬，实此之由。经言‘君子子’者，此虽起于大夫，明大夫犹尔，自斯以上，弥应不异，故传云‘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总言曰贵，则无所不包。经传互文，交相显发，则知慈加之义，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礼》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累迁王府谘议、权知左丞事，寻除尚书左丞。出为始兴内史，卒官。 子寿，传父业，明《三礼》。大同中，历官尚书祠部郎，出为曲阿令。 卞华，字昭丘，济阴冤句人也。晋骠骑将军忠贞公壸六世孙。父伦之，给事中。华幼孤贫好学。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既长，遍治《五经》，与平原明山宾、会稽贺蒨同业友善。起家齐豫章王国侍郎，累迁奉朝请、征西行参军。天监初，迁临川王参军事，兼国子助教，转安成王功曹参军，兼《五经》博士，聚徒教授。华博涉有机辩，说经析理，为当时之冠。江左以来，钟律绝学，至华乃通焉。迁尚书仪曹郎，出为吴令，卒。 崔灵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报灵恩，世并行焉。（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其该通义例，当时莫及。）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论盖不合于浑，论浑不合于盖。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出为长沙内史，还除国子博士，讲众尤盛。出为明威将军、桂州刺史，卒官。灵恩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制《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孔佥，会稽山阴人。少师事何胤，通《五经》，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讲说并数十遍，生徒亦数百人。历官国子助教，三为《五经》博士，迁尚书祠部郎。出为海盐、山阴二县令。佥儒者，不长政术，在县无绩。太清乱，卒于家。子俶玄，颇涉文学，官至太学博士。佥兄子元素，又善《三礼》，有盛名，早卒。 卢广，范阳涿人，自云晋司空从事中郎谌之后也。谌没死冉闵之乱，晋中原旧族，谌有后焉。广少明经，有儒术。天监中归国。初拜员外散骑侍郎，出为始安太守，坐事免。顷之，起为折冲将军，配千兵北伐，还拜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仆射徐勉，兼通经术，深相赏好。寻迁员外散骑常侍，博士如故。出为信武桂阳嗣王长史、寻阳太守。又为武陵王长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家世农夫，至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麟士门下积年。昼夜自课，时或睡寐，辄以杖自击，其笃志如此。麟士卒后，乃出都，遍游讲肆，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初为王国中尉，稍迁侍郎，并兼国子助教。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五经》博士庾季达须换，计公家必欲详择其人。凡圣贤可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书。比日时开讲肆，群儒刘岩、沈宏、沈熊之徒，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第谓宜即用此人，命其专此一学，周而复始。使圣人正典，废而更兴；累世绝业，传于学者。”勉从之，奏峻兼《五经》博士。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出为华容令，还除员外散骑侍郎，复兼《五经》博士。时中书舍人贺琛奉敕撰《梁官》，乃启峻及孔子袪补西省学士，助撰录。书成，入兼中书通事舍人。出为武康令，卒官。 子文阿，传父业，尤明《左氏传》。太清中，自国子助教为《五经》博士。传峻业者，又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官皆至《五经》博士、尚书祠部郎。 太史叔明，吴兴乌程人，吴太史慈后也。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历官国子助教。邵陵王纶好其学，及出为江州，携叔明之镇。王迁郢州，又随府，所至辄讲授，江外人士皆传其学焉。大同十三年，卒，时年七十三。 孔子袪，会稽山阴人。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初为长沙嗣王侍郎，兼国子助教，讲《尚书》四十遍，听者常数百人。中书舍人贺琛受敕撰《梁官》，启子袪为西省学士，助撰录。书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学士如故。累迁湘东王国侍郎、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又云麾庐江公记室参军，转兼中书通事舍人。寻迁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袪检阅群书，以为义证。事竟，敕子袪与右卫硃异、左丞贺琛于士林馆递日执经。累迁通直正员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时年五十一。子袪凡著《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硃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 皇侃，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孙也。侃少好学，师事贺蒨，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丁母忧，解职还乡里。平西邵陵王钦其学，厚礼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于夏首，时年五十八。所撰《论语义》十卷，与《礼记义》并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昔叔孙通讲论马上，桓荣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宠；若夫崔、伏、何、严互有焉。曼容、佟之讲道于齐季，不为时改；贺蒨、严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诸子各尽之矣。范缜墨绖侥幸，不遂其志，宜哉。

译文

儒林伏曼容何佟之范缜严植之贺蒨子革司马筠卞华崔灵恩孔佥卢广沈峻太史叔明孔子袪皇侃汉朝在秦朝焚书之后，大力提倡儒家教育，太学里的学生常常有上万人，各郡国的学校也都人满为患。有人在山林里讲学，甚至就地开设学馆，儒学兴盛到这种程度。汉末天下大乱，儒学逐渐衰落。魏正始以后，大家崇尚玄学，研究儒学的人越来越少。荀抃、挚虞等人虽然修订礼仪、改革官职，但没能改变世风。此后中原地区完全崩坏，士族几乎绝迹；东晋在江南草创基业，事务繁忙，无暇顾及教育，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齐时期。这期间，国学时有时无，兴办不到十年就停办，不过是摆摆样子；乡里没有学校，官员很少懂经术。朝廷里的大儒只顾自己学习，不肯收学生；年轻人虽有经书却无处求教，三德六艺荒废已久。梁高祖即位后，深感忧虑，下诏寻求博学之士整理五礼、制定六律、改革历法、校正度量衡。天监四年，下诏说："两汉选拔贤才，都通过经术，遵循正道，才能成名立业。魏晋以来崇尚浮华，儒教衰落，气节不立，就是这个原因。朕每天处理朝政到很晚，希望能听到有才能的人，只要发现贤才，一定加以奖赏。可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学馆，招收后学。" 于是任命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蒨为博士，各主持一馆。每馆有几百名学生，由朝廷供给食宿。考试成绩优秀的，直接任命为官吏。十多个月间，各地学子背着书箱云集京师。又选派学生到会稽云门山，向庐江何胤学习。还派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建立学校。天监七年，又下诏说："建国治民，教育为先；修身养性，要靠经术。朕承天命，统治天下，虽然致力于文雅之业，推广艺文，但人才仍不够多，根本仍有欠缺。不是要约束贵族子弟，而是要让他们懂得礼让，从家庭推广到国家。现在教化所及，各族同风，应当广开学馆，招收贵族子弟，学习十伦三德，使教育普及，正道弘扬。" 于是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开始入学。高祖亲自前往学校祭奠先师先圣，与师生宴饮交谈，赏赐束帛，场面盛大，儒学复兴，大道施行。当时有伏曼容、何佟之、范缜等早已闻名于世的儒者；严植之、贺蒨等人也首先被选中。现在将他们的事迹合为《儒林传》。伏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曾祖伏滔，是晋朝的著作郎。父亲伏胤之，是宋朝的司空主簿。伏曼容幼年丧父，与母亲、兄长客居南海。少年时勤学，精通《老子》《周易》，为人洒脱，喜欢发表高论，常说："何晏对《周易》中的九件事表示怀疑。依我看来，何晏根本没有深入学习，所以知道他有所不足。" 他靠收徒讲学维持生活。曾任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喜欢《周易》，召集朝臣在清暑殿讲解，下诏让伏曼容执经主讲。伏曼容风度翩翩，明帝常将他比作嵇康，还让吴人陆探微画嵇康像赐给他。后升任司徒参军。袁粲任丹阳尹时，请他任江宁县令，后入朝任尚书外兵郎。升明末年，任辅国长史、南海太守。齐朝初年，任通直散骑侍郎。永明初年，任太子率更令，为皇太子讲学。卫将军王俭与他交情深厚，让他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同撰写《丧服义》，完成后，又想与他一起制定礼乐。恰逢王俭去世，伏曼容升任中书侍郎、大司马谘议参军，后出任武昌太守。建武年间，入朝任中散大夫。当时明帝不重视儒术，伏曼容的住宅在瓦官寺东，他在客厅设置高座，有宾客来访，就登上高座讲学，学生常有几十上百人。梁台建立后，因他是旧儒，召任司马，后出任临海太守。天监元年，在任上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著有《周易》《毛诗》《丧服集解》及《老》《庄》《论语义》等书。他的儿子伏芃，事迹在《良吏传》中。何佟之，字士威，庐江灊人，是豫州刺史何恽的六世孙。祖父何劭之，是宋朝的员外散骑常侍。父亲何歆，是齐朝的奉朝请。何佟之少年时喜欢《三礼》，自学成才，刻苦专精，手不释卷，研读《礼》论二百篇，几乎都能背诵。当时太尉王俭是儒学宗师，对他十分器重。初任扬州从事，后为总明馆学士，多次升任司徒车骑参军事、尚书祠部郎。齐建武年间，任镇北记室参军，为皇太子讲学，兼任丹阳邑中正。当时步兵校尉刘瓛、征士吴苞都已去世，京城的大儒只剩下何佟之。他精通礼仪制度，当时国家的吉凶礼仪都由他决定，名重一时。历任步兵校尉、国子博士，后升任骠骑谘议参军，转任司马。永元末年，京城战乱，他仍坚持召集学生讲学，孜孜不倦。中兴初年，任骁骑将军。梁高祖即位后，重视儒术，任命他为尚书左丞。当时各项制度都在草创阶段，他依《礼》制定各项制度，多有贡献。天监二年，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五岁。高祖十分惋惜，准备追赠官职；按惯例左丞没有追赠官职的，高祖特别下诏追赠他为黄门侍郎，儒者都以此为荣。他著有文章、《礼义》等约百篇。有两个儿子：何朝隐、何朝晦。范缜，字子真，南乡舞阴人，是晋安北将军范汪的六世孙。祖父范璩之，曾任中书郎。父亲范濛，早逝。范缜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侍奉母亲孝顺谨慎。不到二十岁时，听说沛国刘瓛聚众讲学，就前往拜师，他才华出众，勤奋好学，刘瓛十分器重，亲自为他举行冠礼。在刘瓛门下多年，往返家乡，常穿粗布衣，徒步而行。刘瓛门下多是车马富贵之人，范缜在其中并不感到羞愧。长大后，博通经术，尤其精通《三礼》。性格耿直，喜欢发表直言高论，不为士友所接受。只与表弟萧琛关系好，萧琛以口才著称，常佩服范缜的简洁明了。初任齐朝宁蛮主簿，后升任尚书殿中郎。永明年间，齐与北魏和亲，每年互派使者，特别挑选有才学的人担任使节。范缜与堂弟范云、萧琛、琅邪颜幼明、河东裴昭明相继出使，都在邻国闻名。当时竟陵王子良广招宾客，范缜也参与其中。建武年间，任领军长史。后出任宜都太守，因母亲去世离职，回到南州居住。义军到达时，他穿着丧服迎接。梁高祖与他有西邸旧交，见到他十分高兴。建康城平定后，任命他为晋安太守，在任上清廉节俭，只靠俸禄生活。任职四年后，征召为尚书左丞。他离开晋安时，亲戚朋友都没有赠送礼物，只送了前尚书令王亮。范缜在齐朝时，与王亮同为郎官，关系友好，此时王亮被弃在家。范缜自迎王师以来，志在中枢，但未能如愿，心中不满，所以私下与王亮结交，以对抗当时的权贵。后来竟因王亮之事被牵连，流放广州，详见王亮传。起初，范缜在齐朝时，曾侍奉竟陵王萧子良。子良笃信佛教，而范缜却极力主张没有佛。子良问他："你不信因果报应，那么世间为什么会有富贵和贫贱呢？" 范缜回答说："人的出生就像树上的花，同生在一根枝上，同开在一个花蒂上，随风飘落，有的拂过窗帘落在华丽的席垫上，有的越过篱笆落在粪坑旁边。落在席垫上的，就好比是殿下您；落在粪坑旁的，就好比是我。贵贱虽然不同，但因果又在哪里呢？" 子良无法反驳，对他深感奇怪。范缜回去后进一步阐述这个道理，写了《神灭论》。《神灭论》中，范缜通过问答形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问："你说精神会消灭，怎么知道它会消灭呢？"答："精神就是形体，形体就是精神。所以形体存在，精神就存在；形体消亡，精神就消灭。" 问："形体是无知的，精神是有知的。有知和无知是不同的，精神和形体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答："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是形体的作用。形体是本质，精神是功能，两者不能分离。" 问："精神不是本质，形体不是功能，怎么能说它们是一体的呢？"答："名称不同，但本体是一个。" 问："名称既然不同，本体怎么能是一个呢？"答："精神对于本质，就像锋利对于刀；形体对于功能，就像刀对于锋利。锋利不是刀，刀不是锋利。但没有刀就没有锋利，没有锋利也就不是刀。没听说过刀不存在了而锋利还在，怎么能说形体消亡了而精神还在呢？" 范缜用这个刀与锋利的比喻，详细论证了形神不二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是形体的功能，不能脱离形体而存在。他还反驳了各种可能的质疑，如：关于人与木的区别：人有知觉，木无知觉，因为人的本质与木的本质不同。关于生死变化：生形变为死形，就像活树变成枯树，本质已经改变。关于精神活动的部位：思考判断等高级精神活动是由心（五脏之一）主导的，不是分布在身体各部位。关于圣人和凡人的区别：圣人之所以特殊，不仅在于精神，也在于形体构造的差异。对于儒家经典中提到的鬼神，范缜解释说这是圣人教化的手段，用来安抚孝子之心，警戒轻薄之人，并非真有鬼神存在。他还批评了佛教带来的社会问题： "佛教危害政治，僧人败坏风俗。人们倾尽财产供奉僧人，却不顾亲戚的死活，不救济贫困的人。这是因为自私之心太重，济世之意太轻。他们被渺茫的说法迷惑，被地狱的痛苦吓住，被虚假的承诺诱惑，向往天堂的快乐。于是抛弃儒家服饰，穿上僧衣，废弃礼仪，摆上佛具；家家抛弃亲人，人人断绝后代。导致军队缺乏士兵，官府缺乏官吏，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僧人消耗，财富浪费在寺庙建筑上。如果遵循自然之道，让万物顺其自然发展，人们各安其性，农民安心耕种，君子保持恬淡，就能实现自给自足，国家长治久安。"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朝野轰动。萧子良召集僧人反驳，但无法驳倒范缜。范缜在南方待了多年，后来被召回京城。到京后，任中书郎、国子博士，最后在任上去世。他有文集十卷。他的儿子范胥，字长才，继承了父亲的学问，初任太学博士。范胥有口才，大同年间，常兼任主客郎，接待北方使者。后升任平西湘东王谘议参军，为宣城王讲学。又出任鄱阳内史，在郡中去世。严植之，字孝源，建平秭归人。祖父严钦，曾任宋通直散骑常侍。严植之年轻时精通《庄子》《老子》，善于谈玄理，深入理解《丧服》《孝经》《论语》。长大后，全面研究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性格淳朴孝顺，不因为自己的专长而轻视别人。少年时父亲去世，因此吃素食二十三年，后因患风寒病才停止。齐永明年间，初任庐陵王国侍郎，后升任广汉王国右常侍。王国被诛时，国人都不敢去看，只有严植之前往哭丧，亲手办理丧事，赤脚送丧到墓地，为死者起坟，安葬完毕才返回，当时人都称赞他的义举。建武年间，任员外郎、散骑常侍。后任康乐侯相，在任上清廉，百姓和官吏都称赞他。天监二年，任后军骑兵参军事。梁高祖下诏寻求通儒整理五礼，有关部门推荐严植之负责凶礼。天监四年初，设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任命严植之为兼《五经》博士。他的学馆在潮沟，学生常有百余人。他讲学时，五馆的学生都来听讲，听众达千余人。天监六年，任中抚军记室参军，仍兼博士。天监七年，在学馆去世，享年五十二岁。自患病后，他就不再接受俸禄，妻子儿女生活困难。去世后，没有地方办理丧事，学生们为他买了房子，才得以安葬。严植之为人仁慈，喜欢行善，即使在无人之处也不松懈。少年时曾在山中行走，遇到一位病人，问他姓名，无法回答，就将他带回家，为他治病，六天后病人去世。严植之为他买棺安葬，始终不知道他是谁。又一次沿栅塘行走，看到一位病人躺在塘边，他下车询问，病人说姓黄，家在荆州，为人雇佣，病已危重，船主将要出发，把他弃在岸边。严植之心中不忍，将他带回家治疗，一年后黄氏痊愈，请求终身为奴以报答恩情。严植之不接受，给了他路费和粮食，让他回家。他的义举多是这样。著有《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贺瑒，字德琏，会稽山阴人。祖父贺道力，精通《三礼》，在宋朝任尚书三公郎、建康令。贺瑒少年时继承家业。齐朝时，沛国刘瓛任会稽府丞，见到贺瑒十分器重，曾与他一起拜访吴郡张融，指着贺瑒对张融说："这个年轻人神明聪敏，将来会成为儒者的宗师。" 刘瓛回到京城后，推荐贺瑒为国子生。贺瑒考取明经，任扬州祭酒，不久兼国子助教。历任奉朝请、太学博士、太常丞，因母亲去世离职。天监初年，复任太常丞，有关部门推荐他负责宾礼，高祖召见他讲解《礼》义，十分赞赏，下诏让他每月初一、十五参加华林园的讲经。天监四年初，开设五馆，任命他为兼《五经》博士，又特别下诏让他为皇太子制定礼仪，撰写《五经义》。贺瑒熟悉礼仪旧制，当时高祖正在制定礼乐，他的建议多被采纳。天监七年，任步兵校尉，领《五经》博士。天监九年，患病，高祖派医生探望，后在学馆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著有《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议》等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他尤其精通《礼》，学馆常有学生百余人，弟子中通过明经考试的有数十人。有两个儿子。贺革，字文明，少年时精通《三礼》，长大后全面研究《孝经》《论语》《毛诗》《左传》。初任晋安王国侍郎、兼太学博士，为湘东王讲学。奉诏在永福省为邵陵、湘东、武陵三王讲解礼仪。后任湘东王府行参军，转任尚书仪曹郎。不久任秣陵令，升任国子博士，在学馆讲学，学生常有数百人。后任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参军，兼任江陵令。湘东王在府中设立学校，任命贺革为儒林祭酒，讲解《三礼》，荆楚地区的士族都来听讲。前后两次担任南平郡监，深受百姓和官吏爱戴。后加贞威将军、兼平西长史、南郡太守。贺革天性至孝，常遗憾自己贪恋俸禄而不能供养父母。在荆州历任郡县，所得俸禄不给妻子儿女，专门用来在家乡造寺，以表达对父母的思念。大同六年，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弟弟贺季，也精通《三礼》，历任尚书祠部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后升任步兵校尉、中书黄门郎，兼著作。司马筠，字贞素，河内温人，是晋朝骠骑将军谯烈王司马承的七世孙。祖父司马亮，曾任宋司空从事中郎。父亲司马端，任齐奉朝请。司马筠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拜沛国刘瓛为师，学习刻苦专一，深受刘瓛器重。长大后，博通经术，尤其精通《三礼》。齐建武年间，初任奉朝请，后升任王府行参军。天监初年，任本州治中，后任暨阳令，政绩清廉。入朝任尚书祠部郎。天监七年，安成太妃陈氏去世，江州刺史安成王萧秀、荆州刺史始兴王萧憺都以 "慈母去世" 为由请求解职，朝廷下诏不许，命他们继续任职；而太妃在京城去世，丧事无人主持。舍人周舍建议说："贺彦先曾说 ' 慈母的儿子不为慈母的亲属服丧，妻子也不随丈夫为慈姑服丧，因为小功服没有依据 '。庾蔚之说 ' 不仅儿子不为慈母的亲属服丧，孙子也不为祖父的慈母服丧 '。由此可见，为慈祖母服丧没有依据。但家中有丧事，不能和平常一样；按照礼仪，父亲去世周年时，儿子都要接受吊唁。现在两位王的儿子，应当在成服那天，穿一天单衣，设位接受吊唁。" 皇帝下令："两位王在外地，他们的儿子应当代理主持丧事。" 周舍又说："《礼》说 ' 缟冠玄武，是子孙的冠 '。所以世子的衣服应当与平时不同，可以穿细布衣，用绢做领带，三年内不听音乐。又《礼》和《春秋》说：庶母不世祭，是指没有王命的。吴太妃既然有朝廷任命，享受安成太妃的礼遇，就应当祔庙，五代后才迁庙。陈太妃虽然同样有任命，但慈孙不服丧，庙祭也不应传代，儿子祭祀，孙子就停止，这符合经文。" 高祖因此命礼官讨论皇子为慈母服丧的问题。司马筠建议："宋朝五服制度规定，皇子为教养自己的母亲服丧，依《礼》庶母抚养自己，应当服小功。按《曾子问》记载：子游问 ' 为慈母服丧如同为母亲服丧，符合礼吗？' 孔子回答 ' 不符合。古代男子在外有老师，在家有慈母，是国君任命教育子女的，有什么服丧的必要？' 郑玄注说 ' 这是指国君的儿子 '。如果国君的儿子不服丧，那么王的儿子不服丧也就可知了。又《丧服经》说 ' 君子子为庶母抚养自己的服丧 '。《传》说 ' 君子子，是贵人的儿子 '。郑玄引《内则》说：三母只适用于卿大夫。由此推断，为慈母服丧，上不及五等诸侯的子孙，下不及三士的子孙。如果只适用于卿大夫，那么诸侯的儿子都没有这种服丧，何况皇子呢？应当依《礼》删除，纠正前代的错误。" 高祖不同意，说："《礼》所说的慈母，有三种情况：一是妾的儿子没有母亲，让没有儿子的妾抚养，命为母子，服丧三年，《丧服齐衰章》所说的 ' 慈母 ' 就是这种情况；二是嫡妻的儿子没有母亲，让妾抚养，慈爱深厚，虽然同样慈爱，但嫡妻的儿子，妾没有为母的名分，而恩情深厚，所以服小功，《丧服小功章》不说 ' 慈母 '，而说 ' 庶母抚养自己 '，是为了区别于三年的慈母；三是儿子并非没有母亲，只是选择地位低的抚养，相当于师保，也有慈爱，所以也叫慈母。师保没有服丧的规定，这种慈母也没有服丧。《内则》说 ' 从诸母中选择合适的，作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 '，这是明确的记载。这里说的 ' 诸母 '，是选择人担任这三母，不是选择兄弟的母亲。怎么知道呢？如果是兄弟的母亲，已经有儿子，就是长妾，长妾的礼遇不同，怎么会因为次妾生了儿子，就退为保母呢？这不可能。又如果有多个兄弟，或许还说得通；如果是第一个儿子，难道就有三母都空缺吗？由此推断，《内则》所说的 ' 诸母 '，是指三母，不是兄弟的母亲。子游所问的，是师保类的慈母，不是三年或小功的慈母，所以孔子有这样的回答。这难道不是师保类慈母不服丧的证据吗？郑玄不区分三种慈母，混为一谈，引用不服丧的例子来注释 ' 抚养自己 '，后人产生误解，就是这个原因。经文中说 ' 君子子 '，虽然从大夫开始，但大夫尚且如此，自大夫以上更是如此，所以《传》说 ' 君子子，是贵人的儿子 '。笼统说 ' 贵'，就无所不包。经传互相印证，就知道为慈母服丧的规定，适用于大夫以上。宋代这一规定，不违背《礼》意，却加以删除，确实值得怀疑。" 于是司马筠等人请求依制改定：嫡妻的儿子，母亲去世后由父亲的妾抚养，服丧五个月，贵贱相同，作为永久制度。司马筠后升任王府谘议、权知左丞事，不久任尚书左丞。后出任始兴内史，在任上去世。司马筠的儿子司马寿，继承父亲的学业，精通《三礼》。大同年间，历任尚书祠部郎，后出任曲阿令。卞华，字昭丘，济阴冤句人，是晋朝骠骑将军忠贞公卞壸的六世孙。父亲卞伦之，曾任给事中。卞华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十四岁时被召补为国子生，精通《周易》。长大后，全面研究《五经》，与平原明山宾、会稽贺蒨同学，关系友好。初任齐朝豫章王国侍郎，后升任奉朝请、征西行参军。天监初年，任临川王参军事，兼国子助教，后转任安成王功曹参军，兼《五经》博士，收徒讲学。卞华学识渊博，善于辩论，讲解经书、分析义理，当时无人能及。自东晋以来，钟律之学久已失传，到卞华时才重新通晓。后升任尚书仪曹郎，出为吴令，在任上去世。崔灵恩，清河武城人。少年时勤学，拜师求学，精通《五经》，尤其擅长《三礼》《三传》。先在北方任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回到梁朝。梁高祖因他精通儒术，提拔为员外散骑侍郎，后升任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崔灵恩收徒讲学，听众常有数百人。他性格朴实无华，但讲解经书时分析细致入微，京城老儒都很推崇他，助教孔佥尤其喜欢他的学问。崔灵恩最初学习《左传》服虔注，这套注在江东不流行；后来改讲杜预注，但每到文句之处，常引用服虔注来反驳杜预，于是著《左氏条义》阐明自己的观点。当时助教虞僧诞精通杜预注，于是作《申杜难服》来反驳崔灵恩，两书都在世上流传。（虞僧诞，会稽余姚人，以讲授《左氏》闻名，听众也有数百人，他对义例的精通当时无人能及。）此前儒者讨论天体结构，有浑天说与盖天说两种观点，争论不休。崔灵恩提出新观点，认为浑天与盖天其实是一致的。后出任长沙内史，回京后任国子博士，听讲的人更多。又出为明威将军、桂州刺史，在任上去世。崔灵恩著有《毛诗》集注二十二卷，《周礼》集注四十卷，《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孔佥，会稽山阴人。少年时师从何胤，精通《五经》，尤其擅长《三礼》《孝经》《论语》，每部书都讲过数十遍，学生也有数百人。历任国子助教，三次担任《五经》博士，后升任尚书祠部郎。出为海盐、山阴二县令。孔佥是学者，不擅长政务，在县令任上没有什么政绩。太清之乱时，在家中去世。儿子孔俶玄，涉猎文学，官至太学博士。孔佥哥哥的儿子孔元素，也擅长《三礼》，很有名气，但早早去世。卢广，范阳涿人，自称是晋朝司空从事中郎卢谌的后代。卢谌在冉闵之乱中被杀，中原旧族中，卢谌有后代。卢广少年时明经，有儒术。天监年间回到梁朝。初任员外散骑侍郎，出为始安太守，因事免职。不久，起用为折冲将军，领兵一千北伐，回京后任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讲授《五经》。当时从北方来的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等人，都收徒讲学，但言辞粗俗；只有卢广言论清雅，不像北方人。仆射徐勉也通经术，十分欣赏他。不久升任员外散骑常侍，仍兼博士。后出为信武桂阳嗣王长史、寻阳太守。又任武陵王长史，仍兼太守，在任上去世。沈峻，字士嵩，吴兴武康人。世代务农，到沈峻时开始好学，与舅舅太史叔明一起在同族沈麟士门下学习多年。昼夜自学，有时打瞌睡，就用杖自击，专心致志到这种程度。沈麟士去世后，沈峻才到京城，遍访讲学之处，于是博通《五经》，尤其擅长《三礼》。初任王国中尉，后升任侍郎，兼国子助教。当时吏部郎陆倕写信给仆射徐勉推荐沈峻说："《五经》博士庾季达需要更换，我想朝廷一定想仔细选择合适的人。凡是圣贤可讲之书，必以《周官》为基础，《周官》一书，实为群经之源。此学久已失传，北人孙详、蒋显也曾听过，但语音南北不同，学生不愿前往；只有助教沈峻，特别精通此书。近来他时常开讲，群儒刘岩、沈宏、沈熊之等人，都拿着经书坐下，北面受业，无不叹服，没有异议。我认为应当立即任用此人，让他专门教授这门学问，周而复始。使圣人正典，废而复兴；累世绝业，传于学者。" 徐勉听从了他的建议，奏请任命沈峻为兼《五经》博士。沈峻在学馆讲授，听众常有数百人。后出为华容令，回京后任员外散骑侍郎，仍兼《五经》博士。当时中书舍人贺琛奉诏撰写《梁官》，请沈峻和孔子袪为西省学士，协助撰写。书成后，沈峻入兼中书通事舍人。后出为武康令，在任上去世。儿子沈文阿，继承父业，尤其精通《左氏传》。太清年间，从国子助教升任《五经》博士。继承沈峻学业的，还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都官至《五经》博士、尚书祠部郎。太史叔明，吴兴乌程人，是吴国太史慈的后代。少年时精通《庄》《老》，兼学《孝经》《礼记》，尤其精通三玄之学，当时无人能及，每次讲学，听众常有五百余人。历任国子助教。邵陵王萧纶喜欢他的学问，出任江州时，带他一同前往。邵陵王迁任郢州，又随王府前往，所到之处都开讲，江外人士都传习他的学问。大同十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孔子袪，会稽山阴人。少年时丧父，家境贫寒，但好学，耕种砍柴时也常带书，有空就诵读。刻苦自励，终于精通经术，尤其擅长《古文尚书》。初任长沙嗣王侍郎，兼国子助教，讲授《尚书》四十遍，听众常有数百人。中书舍人贺琛奉诏撰写《梁官》，请孔子袪为西省学士，协助撰写。书成后，兼司文侍郎，未就任。后兼主客郎、舍人，仍为学士。后升任湘东王国侍郎、常侍、员外散骑侍郎，又任云麾庐江公记室参军，转兼中书通事舍人。不久升任步兵校尉，仍兼舍人。梁高祖撰写《五经讲疏》和《孔子正言》，专门让孔子袪检阅群书，作为义证。完成后，敕令孔子袪与右卫朱异、左丞贺琛在士林馆轮流讲经。后升任通直正员郎，仍兼舍人。中大同元年，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一岁。孔子袪著有《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皇侃，吴郡人，是青州刺史皇象的九世孙。皇侃少年时好学，师从贺蒨，专心致志，精通其学，尤其擅长《三礼》《孝经》《论语》。初任兼国子助教，在学馆讲学，听众数百人。撰写《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后上奏，诏令收藏于秘阁。不久，被召入寿光殿讲解《礼记》义理，高祖赞赏，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仍兼助教。皇侃天性至孝，常每日限定诵读《孝经》二十遍，比作《观世音经》。母亲去世后，辞职回乡。平西邵陵王敬重他的学问，厚礼相迎。皇侃到后，因心疾发作，大同十一年在夏首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所撰《论语义》十卷，与《礼记义》一并为世人重视，学者传习。陈吏部尚书姚察评论说：从前叔孙通在战争中仍坚持讲论儒家礼仪，桓荣在乱世中仍致力于儒学；遇到太平盛世，自然能得到尊崇。崔灵恩、伏曼容、何佟之、严植之等人都有这样的品质。伏曼容、何佟之在齐朝末年讲学，不随波逐流；贺蒨、严植之等人在梁朝崇尚儒术的环境下，都得到高官，他们都以自己的学问为儒学的复兴做出了贡献。范缜虽然穿着丧服迎接义军，却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也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