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足 顾宪之 陶季直 萧视素 《周易》说：“‘亢’的意思是，只知道进取却不知道退让，只知道生存却不知道灭亡。知道进取、退让、生存、灭亡的道理，又不偏离正确准则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左传》说：“知道满足就不会遭受耻辱，知道停止就不会陷入危险。” 既然如此，要是不知道进取与退让的分寸，不明白停止与满足的道理，危险和耻辱的拖累，一个月之内就会到来。古人的进取，是为了匡济天下、处理事务，是为了弘扬道义、砥砺世俗。但他们的进取之路，荣耀安逸，所以连愚昧的人都想投机谋求；他们的退让之举，坚守节操、艰难忠贞，所以平庸之辈会感到忌惮。即使灾祸败亡的例子就在眼前，能毅然退隐、超脱世俗的人，在古代史书里也很少见。汉代张良功成后归隐，生病后辟谷不食，比起乐毅、范蠡最终困顿狼狈的结局，张良的结局已经很优越了。后来薛广德和疏广、疏受等人，辞官任职都合乎礼仪，有值得称道的地方。鱼豢的《魏略・知足传》，把田豫、徐邈和管宁、胡昭并列，他们的处世之道本质上是不同的。谢灵运的《晋书・止足传》，先论述晋代避乱的文士，这些人恐怕算不上 “止足” 的代表；只有阮裕（字思旷）放弃荣华、喜好归隐，才远离了危险与耻辱。《宋书・止足传》中的羊欣、王微，都属于这类人。齐代沛国人刘献，字子珪，放弃俸禄、心怀道义，隐居修身、涵养志向，不因贫贱而忧愁，不因富贵而贪图，是儒家品行高尚的人。梁朝建立后，小人之道衰退，贤士大夫被征召入朝任职，那些能估量自身能力、坚守志向的人，在当时却没人听说，偶尔有人辞官告老，有人寡欲少求，国史记载他们，也把他们归入《止足传》。 顾宪之，字士思，是吴郡吴县人。他的祖父顾抃之，在南朝宋担任镇军将军、湘州刺史。顾宪之还没到二十岁，州里征召他担任议曹从事，又被举荐为秀才，逐步升任太子舍人、尚书比部郎、抚军主簿。元徽年间，他担任建康令。当时有个偷牛的人，牛被主人认出，偷牛的人也声称牛是自己的，两家的言辞证据都一样，前后几任县令都没法判决。顾宪之到任后，复查案情，对两家说：“不用多说了，我有办法分辨。” 于是下令解开牛绳，任凭牛自己走去，牛径直回到了主人家，偷牛的人这才认罪。顾宪之揭露隐秘的坏人坏事，大多像这样，当时的人都称他 “神明”。至于权贵请托办事、官吏贪婪残暴，他都依据法律公正处理，不偏袒纵容。顾宪之性情又清廉节俭，努力处理政务，很受百姓爱戴。所以京城里喝酒的人买到醇厚美味的酒，就称它为 “顾建康”，说这酒像顾宪之一样清正美好。 顾宪之升任车骑功曹、晋熙王友。齐高帝执掌政权时，任命他为骠骑录事参军，又升任太尉西曹掾。齐朝建立后，他担任中书侍郎。齐高帝即位，任命他为衡阳内史。在此之前，衡阳郡境内连年发生瘟疫，死去的人超过一半，棺材价格特别贵，死者都用苇席包裹，扔在路边。顾宪之刚到任，就分别告知所属各县，寻找死者的亲友，让他们都把死者安葬。那些家人都去世的死者，顾宪之就拿出自己的俸禄，让小吏负责安葬。当地还有个习俗，山里人生病，就说是祖先作祟，都要挖开坟墓、打开棺材，用水清洗枯骨，称之为 “除祟”。顾宪之开导百姓，向他们说明生与死的区别，生病和祖先没有关系，这个习俗于是得以改变。当时刺史王奂刚到任，只有衡阳郡没有诉讼案件，王奂感叹说：“顾衡阳的教化达到极致了。要是其他九郡都能这样，我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顾宪之回京担任太尉从事中郎，又出任东中郎长史、代理会稽郡事务。山阴人吕文度受齐武帝宠爱，在余姚建立府邸，行为很放纵。顾宪之到郡后，立刻上表请求废除吕文度的府邸。后来吕文度回乡安葬母亲，郡县官员都争着去吊唁，顾宪之却不与他往来。吕文度深深记恨他，最终却没能伤害他。顾宪之升任南中郎巴陵王长史，加授建威将军、代理婺州事务。当时司徒、竟陵王在宣城、临成、定陵三县境内建立屯田，封禁了几百里的山林湖泽，禁止百姓砍柴采摘，顾宪之坚决上奏说明这样做不行，言辞非常恳切直率。竟陵王回复他说：“没有您，我就听不到这样的良言。” 立刻下令解除封禁。 顾宪之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兼任尚书吏部郎中。南朝宋时，他的祖父顾觊之曾经担任吏部官员，在庭院里种了好树，对人说：“我是为宪之种的。” 到这时，顾宪之果然担任了吏部的官职。他出任征虏长史、代理南兖州事务，遭遇母亲去世守丧。守丧期满后，建武年间，他又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兼任步兵校尉。还没接受任命，就升任太子中庶子，兼任吴邑中正。他出任宁朔将军、临川内史，还没赴任，又改任辅国将军、晋陵太守。不久后他生病，上奏请求辞职回乡。永元初年，朝廷征召他担任廷尉，他没有接受，又被任命为豫章太守。豫章有个贞洁妇女叫万晞，年轻时守寡没有孩子，侍奉公婆特别孝顺，父母想让她改嫁，她誓死不从，顾宪之赐给她一束丝帛，表彰她的节操道义。 中兴二年，义军平定建康，梁高祖担任扬州牧，征召顾宪之担任别驾从事史。等他赶到时，高祖已经接受禅让登基，顾宪之的风疾逐渐加重，坚决请求返回吴郡。天监二年，朝廷派人到他家任命他为太中大夫。顾宪之虽然多次担任郡太守，家中财产却连一担粮食都没有。等到回乡后，住的是简陋房屋，免不了饥寒。天监八年，他在家中去世，时年七十四岁。顾宪之临终前写下遗嘱，告诫他的儿子说： 出生入死，就像白天黑夜交替一样平常。活着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死后又怎能知道去往哪里。季札所说的 “精气上升归于天，骨肉下沉归于地，魂魄没有固定的去处”，确实是有道理的。虽然这道理渺茫难以验证，大致不会是虚妄的。人生百年的时光，快得像白驹过隙。我现在预先写下遗嘱，死后，希望你们都遵照执行，不要违背我的意愿。 庄周、澹台灭明，是通达生命道理的人；王孙贾、皇甫谧，是矫正世俗风气的人。我进取比不上通达生命的人，退让也比不上矫正世俗的人。我常认为中等规格的丧葬制度，合乎道理又顺应人情。衣服能遮住身体，表明不违背礼仪；棺材能容纳穿好衣服的尸体，足以挡住腐臭就行。放入棺材的东西，一样都不需要。用运灵柩的车子装载棺材，用粗布覆盖，是为了不让搬运的人厌恶。汉明帝身为天子，祭祀时还用清水干粮；范冉（字史云）身为烈士，祭奠时也用冷水干饭。何况我这样卑微平庸的人，怎能不节制自己的心意呢？办丧事与其讲究仪式不如表达悲痛，这是亲人之间的真情；礼仪与其奢华不如节俭，这样更能符合我的心意。不需要常年设置灵堂，只需摆放香灯，让哀悼的人有个寄托哀思的地方就行。初一、十五以及祭日，可临时安放一张小床，暂时设置几案坐席，只摆放素食，不要用牲畜祭品。四季的祭祀，无论贵贱都不能废弃。但准备祭品难以周全，反而容易让人疏忽懈怠。祭祀祖先自有旧有的礼仪，不能有缺失。从我的祭祀开始，只用蔬菜瓜果，不要和前代一样用牲畜。是为了让子孙后代，四季都不忘记祖先罢了。孔子说：“即使是用蔬菜羹、瓜果祭祀，也一定要恭敬整齐。” 祭祀本就贵在诚心恭敬，难道是追求祭品完备吗？ 顾宪之撰写的诗、赋、铭、赞以及《衡阳郡记》，共几十篇。 陶季直，是丹阳郡秣陵县人。他的祖父陶愍祖，在南朝宋担任广州刺史；父亲陶景仁，担任中散大夫。陶季直早年聪慧，陶愍祖特别喜爱他、认为他与众不同。陶愍祖曾经把四盒银子摆放在面前，让孙子们各自拿取，陶季直当时才四岁，唯独他不拿。有人问他原因，陶季直说：“如果是赏赐，应该先给父辈、伯父们，不应该轮到孙子辈，所以我不拿。” 陶愍祖更加觉得他奇特。陶季直五岁时母亲去世，他的悲伤程度就像成年人一样。起初，母亲没生病时，让家人在外面染了件衣服；母亲去世后，家人才去取回衣服，陶季直抱着衣服大声痛哭，听到的人没有不感到心酸的。 等到长大，陶季直喜爱学习，淡泊名利。他最初被征召担任桂阳王国侍郎、北中郎镇西行参军，都没有赴任，当时的人称他为 “聘君”（指被征召却不做官的人）。父亲去世守丧期满后，尚书令刘秉兼任丹阳尹，引荐他担任后军主簿、兼任郡功曹。他出任望蔡县令，不久后因病免职。当时刘秉、袁粲因为齐高帝权势日益强盛，准备谋划对付他，刘秉一向看重陶季直，想和他一起商定计策。陶季直认为袁粲、刘秉是儒生，这样做必定会招致败亡，坚决推辞不去。不久后刘秉等人就被诛杀了。 齐朝初年，陶季直担任尚书比部郎，当时褚渊担任尚书令，和陶季直一向交好，多次任命他为司空司徒主簿，把府中事务托付给他。褚渊去世后，尚书令王俭认为褚渊品行高尚，想给他取谥号 “文孝公”，陶季直请求说：“‘文孝’是司马道子的谥号，司马道子品行未必完美，不如取‘文简’。” 王俭听从了他的建议。陶季直又请求王俭为褚渊立碑，从始至终负责办理，很有官吏的操守，当时的人都赞美他。 陶季直升任太尉记室参军，又出任冠军司马、东莞太守，在郡中治理得清明和睦。他回京后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兼任左卫司马，又转任镇西谘议参军。齐武帝去世后，齐明帝担任宰相，诛杀异己，陶季直不能迎合明帝的心意，明帝很忌惮他，就把他外放为铺国长史、北海太守。边疆地区的高级官职，一向很少有读书人担任。有人劝陶季直上门向明帝谢罪，明帝见到他后，就把他留下来，任命他为骠骑谘议参军，兼任尚书左丞。陶季直又升任建安太守，治理政务崇尚清静，百姓感到便利。他回京后担任中书侍郎，又升任游击将军、兼任廷尉。 梁朝建立后，陶季直升任给事黄门侍郎。他常说做官做到俸禄二千石，最初的愿望就实现了，不要再追求世间的事务，于是称病返回乡里。天监初年，朝廷派人到他家任命他为太中大夫。高祖说：“梁朝建立后，竟然没能重用这个人。” 天监十年，陶季直在家中去世，时年七十五岁。陶季直一向清廉贫苦，又隐居了十多年，去世时，家中一无所有，子孙没有钱安葬他，听到的人没有不为他的志向感到悲伤的。 萧视素，是兰陵人。他的祖父萧思话，在南朝宋担任征西仪同三司；父亲萧惠明，担任吴兴太守；两人都有很高的名声。萧视素早年丧父，家境贫穷，被叔父萧惠休收养照顾。他最初担任南朝齐的司徒法曹行参军，升任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书三公郎。永元末年，他担任太子洗马。梁朝建立后，高祖引荐他担任中尉骠骑记室参军。天监初年，他担任临川王友，又担任太子中舍人、丹阳尹丞。刚接受任命时，高祖赐给他八万钱，萧视素一天之内就把钱分送给了亲友。他又升任司徒左西属、南徐州治中。 萧视素性情沉静退让，很少有嗜好欲望，喜爱学习，擅长清谈，从不谈论功名利禄，喜怒不表现在脸上。他在民间生活和担任官职时，都随性通达坦率，不自我夸耀抬高，天性简约朴素，士人因此都敬重他。等到在京口任职时，他就有了在此终老的想法，于是在摄山建造房屋。恰逢朝廷征召他担任中书侍郎，他就推辞不赴任，回到山中住宅，独自居住、不处理俗事，除了亲戚，别人都不能到他的篱笆门口。他的妻子是太尉王俭的女儿，两人长期分居，所以没有孩子。天监八年，萧视素去世。亲友们根据他的品行事迹，取谥号为 “贞文先生”。 史臣评论说：顾宪之、陶季直，是懂得适时退隐的人，萧视素则是对做官的心思很淡薄的人。比起那些贪恋俸禄宠信、在世间周旋的人，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