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宋书》列传·卷六十六

王敬弘、何尚之

王敬弘，是琅邪临沂人。因为他的名字和高祖刘裕相同，所以通常称他的字。他的曾祖父王暠，曾任晋朝骠骑将军；祖父王胡之，曾任司州刺史；父亲王茂之，曾任晋陵太守。

王敬弘年轻时就有清高的品行，最初做官担任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他性格恬静，喜爱山水，后来担任天门太守。王敬弘的妻子，是桓玄的姐姐。王敬弘去天门郡赴任时，桓玄当时在荆州任职，派人送信邀请他顺路过去。王敬弘到了巴陵，对别人说：“灵宝（桓玄的字）邀请我，不过是想让我和他姐姐相聚罢了，我可不能做桓家的上门女婿。” 于是派另一艘船送妻子去江陵，自己却没去。妻子在桓家住了一整年，他也没去接。天门郡地处山区，没什么公务，他就尽情游览，常常好几天不回官署，心里很是惬意。后来他转任桓伟的安西长史、南平太守，之后辞官，住在作唐县境内。桓玄辅佐朝政以及篡位期间，多次征召他，他都没答应。

高祖刘裕任命他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治中从事史、征西将军刘道规的咨议参军。当时府里的主簿宗协也有高远的志趣，刘道规对他们二人都以超脱事务之外的态度相待。有一次，两人一起畅饮直到大醉，王敬弘因为醉后失礼，被外司报告给刘道规，刘道规却反而再次邀请他，重新设宴。后来他被征召为中书侍郎，这才带着家人从作唐回到京城。过了很久，他转任黄门侍郎，却没有接受任命。接着被任命为太尉从事中郎，又出京担任吴兴太守。他的老家在余杭县，所以很乐意担任这个职务。不久，他被征召为侍中。高祖向西讨伐司马休之的时候，王敬弘奉命去慰劳军队，通事令史潘尚在路上生病，王敬弘独自乘船送他回都城，当时潘尚生死不明，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免去王敬弘的官职，皇上下诏同意。但他还没来得及脱下朝服，就遇上大赦，官复原职。宋国刚建立时，他担任度支尚书，后来升任太常。

高祖登基后，他补任宣训卫尉，加授散骑常侍。永初三年，转任吏部尚书，散骑常侍一职不变。王敬弘每次被任命官职，都会恭敬接受，但到了应该退职的时候，就马上辞官，高祖赞赏他的志向，从不勉强他。他又被任命为庐陵王的老师，加授散骑常侍，他自称没有德行，不能做王爷的老师，坚决推辞不接受。之后又被任命为秘书监、金紫光禄大夫，加授散骑常侍，本州中正，他还是没上任。太祖即位后，又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兼任江夏王的老师。

元嘉三年，王敬弘担任尚书仆射。官府里的公文，他从来都不看。曾经参与旁听审案，皇上拿疑难案件问他，他答不上来。皇上脸色变了，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把案卷副本给仆射？” 王敬弘说：“我就算拿到案卷读了，也还是不懂。” 皇上很不高兴。元嘉六年，他升任尚书令，却坚决推辞，上表请求回东边老家，皇上没能改变他的想法。于是改任他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赐给二十名亲信。他又推辞侍中、特进的职位，请求把亲信减少一半，皇上没答应。等到他东归时，皇上亲自到冶亭为他饯行。

元嘉十二年，朝廷征召他为太子少傅。王敬弘到京城上表说：“看到诏书任命我为太子少傅，我接到命令后又震惊又惶恐，又喜又怕，心绪不宁。我在东边荒僻之地养病，早已断绝了追求荣华的念头，没想到圣上还会这样宠爱我。东宫地位重要，全天下都关注着，不是我这样德行浅薄的人能胜任的。如今朝廷内外有才能的人很多，就算是在平民百姓中，也一定有高洁隐逸的人，可皇上却偏爱我这个愚笨老朽的人，这会玷污朝廷的清明。唉，我这个小臣，再也不能算是朝廷里有用的人了。我之所以还来京城，实在是想亲眼见见圣上，也想领悟《易经・系辞》里的道理。如果能这样回去，就算晚上死了也没遗憾。” 皇上下诏不允许他推辞。他多次上表，最终还是没有接受任命。东归前，皇上当时身体不好，还是勉强见了他。

元嘉十六年，朝廷任命他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一职不变，他又到京城上表说：“我之前多次上奏，以为诚心已经传到圣上那里，可圣上天威高远，没能宽恕我，我不敢安心待着，只好赶来京城。我听说君子行道，会忘记自身，反复琢磨这句话，好像可以努力做到，但可惜我又老又糊涂，想法和愿望总是相反。按礼制，七十岁就该退休居家（将家事传给后辈），家里的规矩尚且如此，何况是国家呢。希望陛下可怜我年老，体谅我的处境，特别收回成命，让我回故乡，这样上天的恩泽就能下施，我的心愿也就了了。” 最终他还是没有接受任命，回了东边。元嘉二十三年，朝廷又重申之前的任命，他又上表说：“我在南澧耕种，不求名声地位。先帝把我从偏远的荆州提拔出来，像对待国士一样对待我。陛下继位后，又特别照顾我，我因此感激，决心为朝廷效力。虽然我有犬马般的忠诚，却没做出一点贡献。如今快九十岁了，生命快到尽头，即将永远告别圣上的光辉，葬身山野。我恭敬地呈上这道表，心里难过了很久。”

第二年，王敬弘在余杭的舍亭山去世，享年八十八岁。朝廷追赠他原来的官职。顺帝升明二年，诏书说：“那些隐居的贤士，他们的美德会流传下去；那些深远的谋略，会随着礼制更加彰显。已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敬弘，神韵淡泊简约，见识高超，德行遍布朝廷，道义在民间流传。他不慕荣华，心系尘世之外，他的清辉和美德，能整顿世俗、淳化风气。加上历代朝廷对他的奖赏，他的名声被人传颂，可却没有碑文记载他的功绩，实在可惜。缅怀他的美德，让人日夜思念。可以详细议定他的谥号，以彰显对他的追赠之礼。” 于是定谥号为文贞公。

王敬弘身材矮小，但坐姿站姿都很端正，桓玄称他是 “弹棋八势”（形容他坐姿像弹棋的棋子一样端正）。他居住的舍亭山，四周有树林和山涧，适合登高望远，当时的人叫他 “王东山”。太祖曾经问他治理国家的得失，他回答说：“天下有道，老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 皇上很赞赏他的话。他身边常使唤两个老婢女，她们戴着五彩绦带和五股辫子，穿着有青纹的短衣和裤子，脸上涂着红粉。他的女儿嫁给了尚书仆射何尚之的弟弟何述之，有一次王敬弘去何家看女儿，正赶上何尚之不在，就暂时在书房里休息。没多久，何尚之回来了，王敬弘让两个婢女守在门口不让他进来，说 “天太热，受不了见面，你还是先走吧”。何尚之只好去了别的房间。他的儿子王恢之被征召为秘书郎，王敬弘为他请求改为奉朝请，还写信给王恢之说：“秘书郎职位有限，所以大家会争抢；奉朝请没有限额，所以没人争抢。我想让你处在没有争抢的位置上。” 太祖赞赏他的想法，同意了。王敬弘一年里见儿孙不超过一两次，见面也会约定日期。王恢之曾经请假回东边探望他，王敬弘约定了见面日期，可到了那天却没见成，假期快结束时，王恢之请求告别，王敬弘叫他过去，可他到了门口，又没被接见。王恢之只好在门外行礼告别，流着泪离开了。

王恢之官至新安太守、中大夫。王恢之的弟弟王瓚之，在世祖大明年间，担任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谥号贞子。王瓚之的弟弟王升之，担任都官尚书。王升之的儿子王延之，在升明末年，担任尚书左仆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彦德，是庐江灊人。他的曾祖父何准，品行高尚，不接受朝廷征召；祖父何恢，曾任南康太守；父亲何叔度，恭敬谨慎有德行。何叔度的姨母嫁给了沛郡人刘璩，和他母亲感情很深。何叔度的母亲去世早，他侍奉姨母就像侍奉亲生母亲一样。姨母去世后，每月初一、十五他必定去哀悼，还设下祭奠，祭品都是新鲜珍贵的，他亲自到场查看。如果初一、十五有公务，他就先派人送去祭品，而且都是亲手挑选整理，对着祭品流泪。公务一结束，他就马上过去哀悼，习以为常，一直到三年守丧期满。

义熙五年，吴兴武康县百姓王延祖抢劫，他的父亲王睦向官府告发。当时新的法令规定，凡是抢劫的人要判斩首，家人要判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并暴尸街头）。王睦自己告发了儿子，按法律来说有疑问。当时何叔度担任尚书，议论说：“制定法令是为了阻止奸邪，根本在于情理，不是说一个人抢劫，全家都该受刑。之所以规定连坐同母兄弟，是想鼓励他们互相告发，以便揪出作恶的人。王睦父子关系亲密，本可以一起逃跑，可他却割舍亲情，把儿子绑起来送官，就像手上有毒刺，砍断手腕来保全自己，从情理上值得同情，按道理也该宽恕。让坏人在家容身不得，逃跑也无处可藏，这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王睦已经告发了儿子，其他人就不该再告发了，都应该赦免。” 后来何叔度担任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俸禄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称赞他清正廉洁。元嘉八年，何叔度去世。

何尚之年轻时很轻浮，喜欢玩摴蒱（一种赌博游戏），长大后改过自新，致力于正道，以操守端正被人称赞。他被陈郡人谢混赏识，和谢混交往。家里贫穷，他开始做官担任临津令。高祖兼任征南将军时，他补任府主簿。后来跟随高祖征讨长安，因公务被免职，回到都城。他因为积劳成疾多年，喝妇人的乳汁才痊愈。因为跟随征讨的功劳，被赐爵都乡侯。少帝即位后，他担任庐陵王刘义真的车骑咨议参军。刘义真和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人不和，常常说些不满的话，何尚之劝谏告诫，他却不听。刘义真被废后，何尚之入朝担任中书侍郎。太祖即位后，他出京担任临川内史，又入朝担任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后来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期满后，他又担任左卫将军，兼任太子中庶子。何尚之向来喜好文章义理，能从容地参与赏玩聚会，很被太祖了解赏识。元嘉十二年，他升任侍中，太子中庶子一职不变。不久改任兼任游击将军。

元嘉十三年，彭城王刘义康想让司徒左长史刘斌担任丹阳尹，皇上不答应，于是任命何尚之为丹阳尹。何尚之在城南外建了住宅，设立玄学，聚集学生。东海人徐秀、庐江人何昙、黄回、颍川人荀子华、太原人孙宗昌、王延秀、鲁郡人孔惠宣，都因为仰慕玄学来求学，被称为 “南学”。何尚之的女儿嫁给了刘湛的儿子刘黯，但他和刘湛关系不好。刘湛想担任丹阳尹，于是把何尚之调任祠部尚书，兼任国子祭酒。何尚之很不满。刘湛被诛杀后，何尚之升任吏部尚书。当时左卫将军范晔参与机密事务，何尚之察觉到他的心思不对劲，告诉太祖应该把他调去广州，如果让他留在朝廷里，一旦他作乱，就不得不杀他，可多次诛杀大臣，对朝廷的教化不利。皇上说：“刚诛杀了刘湛等人，正想提拔后辈。范晔的事情还没显露出来，就先把他贬斥，天下人会说你们不能容才，说我听信谗言。只要让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就不用担心出大问题。” 后来范晔谋反被杀，皇上赞赏何尚之有先见之明。国子学建立后，他兼任国子祭酒，又兼任建平王的老师，后来调任中书令、中护军。

元嘉二十三年，何尚之升任尚书右仆射，加授散骑常侍。这一年修建玄武湖，皇上想在湖里建造方丈、蓬莱、瀛洲三座神山，何尚之坚决劝谏，皇上才作罢。当时又修建华林园，而且在酷暑时节役使工人，何尚之又劝谏，认为应该让工人休息，皇上不答应，说：“老百姓常常在太阳下晒背，这点活儿不算累。” 当时皇上出行，回来时常常到了傍晚，何尚之又上表劝谏说：“皇上的身份尊贵，不能轻慢，这是圣上心里明白的，哪里用得着我来说。圣上近来出行，回来常常半夜，大家心里都不安。清理道路后再出行，是帝王的规矩，古今都要严格遵守，要居安思危。如果遇上汲黯、辛毗那样的大臣，一定会直言劝谏，可我们这些人平庸，常常只能顺从沉默。希望圣上能采纳我的一点愚见，考虑一下，不要因为我人微言轻就忽视，这样才能安慰天下人的期望。” 皇上也下诏书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此之前，因为货币太重，朝廷铸造了四铢钱，民间很多人偷偷铸造，还常常剪凿古钱来取铜，皇上很担心。元嘉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刘义恭建议，用一个大钱当两个小钱，来防止剪凿古钱，参与议论的人大多同意。何尚之议论说：“我明白圣上的意思，想改革钱制，不用辛苦采铜铸造，利益就能翻倍，这确实是解决弊端的好办法，增加货币的良策。但以我的浅见，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货币的兴起，以估量货物为根本，作用在于交易，哪里需要靠数量多。数量少货币就贬值，数量多货物就变贵，多少虽然不同，用途却一样。何况用一个当两个，只是抬高虚价罢了！凡是制定改革法令，应该顺应民情，没有违背众人意愿而能长久的。货币的废兴，常常被议论，前代的赤仄钱、白金货币，很快就废止了；六种货币混乱，老百姓在市场上哭泣。都是因为制度不统一，难以遵守，如果不是为了解决紧急问题，就应该保持长久的制度。繁琐杂乱的政令，时间长了总会出问题。而且货币失衡百姓就会困苦，所以先王设立井田制来统一，让富人不过分奢侈，穷人不至于匮乏。虽然这个制度早就废除了，不能马上施行，但也应该找接近的办法，大致模仿一下。如果现在的制度推行，富人的财物会翻倍，穷人会更困窘，恐怕不符合要均衡的本意。另外，钱的样式有大有小，品种很多，只说大钱，不知道具体标准。如果只是四铢、五铢钱，上面的文字都是古篆，不光老百姓不认识，有的还磨损模糊了，更难分辨，公私都会混乱，必定会引发纠纷，这是最让人怀疑的地方。圣上还担心剪凿古钱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古钱被耗尽；我却认为大概没这个必要担心。老百姓再狡猾，总有痕迹，而且用钱换铜，事情可以追查，只是因为主管部门懈怠放纵，监察不严格，所以制度建立以来，发现的很少。现在虽然有悬赏的名义，却没有实际的奖励，如果申明旧的法令，抓到盗铸的人马上奖赏，人们害怕法律又想得到奖赏，不久就能平定了。愚人的建议，聪明的人会选择，承蒙圣上询问，我不敢不把想法都说出来。”

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都同意何尚之的意见。中领军沈演之认为：“龟甲贝壳在远古使用，钱币从周朝开始兴起，都是用来增加财富、方便流通，让国家富足、百姓富裕的。历代虽然久远，货币的用处却更方便，只是采铜铸造很久没做了，加上战乱不断，货币散落消失，多得数不清。晋朝迁到江南，疆域不大，有的地方习惯不同，钱不普遍使用，数量本来就少，造成的问题还不严重。现在国家疆域扩大，教化传到远方，货币流通，甚至到了偏远地区，过去没到过的地方，现在都用上钱了。用途越广，货币就越短缺，加上人们争相剪凿古钱，销毁的越来越多，刑罚虽然严厉，作弊的方法却更隐蔽，于是物价逐年上涨，穷人的日子越来越难，努力干活的百姓，再辛苦也不够生活。实在是因为钱贵物贱，常规的赋税没改，不考虑改革，弊端会越来越深，现在实在是改革的好时机。我认为用大钱当两个小钱，国家就有了不易损坏的宝贝，百姓家里能多一倍的利益，不用加强法令，作弊的根源自然就断了，推行一个法令能有多种好处，不用花费建造的费用，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皇上听从了沈演之的建议，于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