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一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黄帝至于三代，名称不同。周衰凋缺，又为郑卫所乱。魏文侯虽好古，然犹昏睡于古乐。于是淫声炽而雅音废矣。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汉兴，乐家有制氏，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周存六代之乐，至秦唯余《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执干戚，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故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周又有《房中之乐》，秦改曰《寿人》。其声，楚声也，汉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生于《武德》，《礼容》生于《文始》、《五行》也。汉初，又有《嘉至乐》，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迎神之乐也。文帝又自造《四时舞》，以明天下之安和。盖乐先王之乐者，明有法也；乐己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荐之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荐之世宗之庙。汉诸帝奏《文始》、《四时》、《五行》之舞焉。
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著《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殊。其内史中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记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至明帝初，东平宪王苍总定公卿之议，曰：“宗庙宜各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为《大武》之舞。”又制舞哥一章，荐之光武之庙。
汉末大乱，众乐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邓静、尹商，善训雅乐，哥师尹胡能哥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考经籍，近采故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郑声，惟夔好古存正焉。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武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明帝太和初，诏曰；“礼乐之作，所以类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云门》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庙舞名也。然则其所司之官，皆曰太乐，所以总领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庙乐未称，其议定庙乐及舞，舞者所执，缀兆之制，声哥之诗，务令详备。乐官自如故为太乐。”太乐，汉旧名，后汉依谶改太予乐官，至是改复旧。于是公卿奏曰：“臣闻德盛而化隆者，则乐舞足以象其形容，音声足以发其哥咏。故荐之郊庙，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乐其度。使四海之内，遍知至德之盛，而光辉日新者，礼乐之谓也。故先王殷荐上帝，以配祖考，盖当其时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几二千年，《韶箾》、《南》、《龠》、《武》、《象》之乐，风声遗烈，皆可得而论也。由斯言之，礼乐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乐，宜曰《武始之乐》。武，神武也；武，又迹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迹所起也。高祖文皇帝乐，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兴也。言应受命之运，天下由之皆兴也。至于群臣述德论功，建定烈祖之称，而未制乐舞，非所以昭德纪功。夫哥以咏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为斌，兼秉文武，圣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谨制乐舞名《章斌之舞》。昔《箫韶》九奏，亲于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于文、武之阼。特以显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辉，习咏其风声者也。自汉高祖、文帝各逮其时，而为《武德》、《四时》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当今成业之美，播扬弘烈，莫盛于《章斌》焉。《乐志》曰：‘钟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庙，又所以献酬酳酢也。在宗庙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长之中，长幼无不从和。’故仲尼答宾牟贾之问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云：‘鲁有禘乐，宾祭用之。’此皆祭礼大享，通用盛乐之明文也。今有事于天地宗庙，则此三舞宜并以为荐享；及临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后乃合古制事神训民之道，关于万世，其义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总名，可名《大钧之乐》。钧，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为美，于义为当。”尚书奏：“宜如所上。”帝初不许制《章斌之乐》；三请，乃许之。
于是尚书又奏：“祀圆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袴，绛釭，黑韦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余服如前。《章斌舞》者，与《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于朝庭，则《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绛领袖，皁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袴，白布釭，黑韦鞮。《咸熙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袴，其余服如前。”奏可。史臣案，《武始》、《咸熙》二舞，冠制不同，而云《章斌》与《武始》、《咸熙》同服，不知服何冠也？
侍中缪袭又奏：“《安世哥》本汉时哥名。今诗哥非往诗之文，则宜变改。案《周礼》注云：《安世乐》，犹周《房中之乐》也。是以往昔议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风天下，正夫妇，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乐》。自魏国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鉴享之意。袭后又依哥省读汉《安世哥》咏，亦说‘高张四县，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永受厥福’。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谓《房中》为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娱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咏燕享，无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乐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案文帝已改《安世》为《正始》，而袭至是又改《安世》为《享神》，未详其义。王粲所造《安世诗》，今亡。袭又奏曰：“文昭皇后庙，置四县之乐，当铭显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庙之名，号曰昭庙之具乐。”尚书奏曰：“礼，妇人继夫之爵，同牢配食者，乐不异文。昭皇后今虽别庙，至于宫县乐器音均，宜如袭议。”奏可。
散骑常侍王肃议曰：“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今说者据《周官》单文为经国大体，惧其局而不知弘也。汉武帝东巡封禅还，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其乐。言尽用者，为尽用宫县之乐也。天地之性贵质者，盖谓其器之不文尔，不谓庶物当复减之也。礼，天子宫县，舞八佾。今祀圆丘方泽，宜以天子制，设宫县之乐，八佾之舞。”卫臻、缪袭、左延年等咸同肃议。奏可。
肃又议曰：“说者以为周家祀天，唯舞《云门》；祭地，唯舞《咸池》；宗庙，唯舞《大武》，似失其义矣。周礼宾客皆作备乐。《左传》：‘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六代之乐也。然则一会之日，具作六代乐矣。天地宗庙，事之大者，宾客燕会，比之为细。《王制》曰：‘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可以燕乐而逾天地宗庙之乐乎？《周官》：‘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夫六律、六吕、五声、八音，皆一时而作之，至于六舞独分擘而用之，所以不厌人心也。又《周官》：‘韎师掌教韎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东夷之乐也。又：‘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哥，祭祀则吹而哥之，燕亦如之。’四夷之乐，乃入宗庙；先代之典，独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乐，皆主之于宗庙，而后播及其余也。夫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纳四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庙，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钧》之舞。”有司奏：“宜如肃议。”奏可。肃私造宗庙诗颂十二篇，不被哥。晋武帝泰始二年，改制郊庙哥，其乐舞亦仍旧也。
汉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乐奏《青阳》、《硃明》、《西皓》、《玄冥》、《云翘》、《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五郊：春哥《青阳》，夏哥《硃明》，并舞《云翘》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哥《硃明》，兼舞二舞。章帝元和二年，宗庙乐，故事，食举有《鹿鸣》、《承元气》二曲。三年，自作诗四篇，一曰《思齐皇姚》，二曰《六骐驎》，三曰《竭肃雍》，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为宗庙食举。加宗庙食举《重来》、《上陵》二曲，合八曲为上陵食举。减宗庙食举《承元气》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历数》二曲，合七曲为殿中御食饭举。又汉太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二曰《重来》，三曰《初造》，四曰《侠安》，五曰《归来》，六曰《远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凉》，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气》，十三曰《海淡淡》。魏氏及晋荀勖、傅玄并为哥辞。魏时以《远期》、《承元气》、《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省之。魏雅乐四曲：一曰《鹿鸣》，后改曰《于赫》，咏武帝；二曰《驺虞》，后改曰《巍巍》，咏文帝；三曰《伐檀》，后省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洋洋》，咏明帝。《驺虞》、《伐檀》、《文王》并左延年改其声。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郎作者是也。今谓之行礼曲，姑洗厢所奏。按《鹿鸣》本以宴乐为体，无当于朝享，往时之失也。
晋武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哥诗。诏又使中书郎成公绥亦作。张华表曰：“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词异，兴废随时，至其韶逗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荀勖则曰：“魏氏哥诗，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与古诗不类。”以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颀曰：“被之金石，未必皆当。”故勖造晋哥，皆为四言，唯王公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此则华、勖所明异旨也。九年，荀勖遂典知乐事，使郭琼、宋识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勖及傅玄、张华又各造此舞哥诗。勖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骑常侍阮咸讥新律声高，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勖以其异己，出咸为始平相。晋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龠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同用《正德》、《大豫》之舞。
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循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未审大晋乐名所以为异。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钟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于哥词，陈之于舞列，宫县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乐并作，登哥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氏以来，依放此礼，自造新诗而已。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后颇得登哥，食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官，鸠习遗逸，而尚未有金石也。
初，荀勖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钟磬，事未竟而勖薨。惠帝元康三年，诏其子黄门侍郎籓修定金石，以施郊庙。寻值丧乱，遗声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寻薨。庾翼、桓温专事军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焉。晋氏之乱也，乐人悉没戎虏。及胡亡，鄴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具钟磬。太元中，破符坚，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宋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改之。语在《律历志》。晋世曹毗、王珣等亦增造宗庙哥诗，然郊祀遂不设乐。何承天曰：“世咸传吴朝无雅乐。案孙皓迎父丧明陵，唯云倡伎昼夜不息，则无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弦》，孙氏以为宗庙登哥也。”史臣案陆机《孙权诔》“《肆夏》在庙，《云翘》承□”，机不容虚设此言。又韦昭孙休世上《鼓吹铙哥》十二曲表曰：“当付乐官善哥者习哥。”然则吴朝非无乐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辞被丝管，宁容止以《神弦》为庙乐而已乎？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辞七首，并合施用。”诏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试，日近，宜逆诵习。辄申摄施行。”诏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后舞》。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议宗庙舞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十二人立议同，未及列奏，值军兴，事寝。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庙舞犹阙。
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万秋议：按礼，祭天地有乐者，为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乐于圆丘之上，天神皆降。作乐于方泽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哥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乐祭天地，其来尚矣。今郊享阙乐，窃以为疑。《祭统》曰：‘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祼，声莫重于升哥，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至于秦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晋氏，太始之初，傅玄作晋郊庙哥诗三十二篇。元康中，荀籓受诏成父勖业，金石四县，用之郊庙。是则相承郊庙有乐之证也。今庙祠登哥虽奏，而象舞未陈，惧阙备礼。夫圣王经世，异代同风，虽损益或殊，降杀迭运，未尝不执古御今，同规合矩。方兹休明在辰，文物大备，礼仪遗逸，罔不具举，而况出祇降神，辍乐于郊祭，昭德舞功，有阙于庙享。谓郊庙宜设备乐。”
于是使内外博议。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等五十一人并同万秋议。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议以为：“圣王之德虽同，创制之礼或异，乐不相沿，礼无因袭。自宝命开基，皇符在运，业富前王，风通振古，朝仪国章，并循先代。自后晋东迁，日不暇给，虽大典略备，遗阙尚多。至于乐号庙礼，未该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宇，宜讨定礼本，以昭来叶。寻舜乐称《韶》，汉改《文始》，周乐《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汉高祖庙乐称《武德》，太宗庙乐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庙，制《咸熙》舞文庙。则祖宗之庙，别有乐名。晋氏之乐，《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为《前》《后》二舞，依据昔代，义舛事乖。今宜厘改权称，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若庙非不毁，则乐无别称，犹汉高、文、武，咸有嘉号，惠、景二主，乐无余名。章皇太后庙，依诸儒议，唯奏文乐。何休、杜预、范宁注‘初献六羽’，并不言佾者，佾则干在其中，明妇人无武事也。郊祀之乐，无复别名，仍同宗庙而已。寻诸《汉志》，《永至》等乐，各有义况，宜仍旧不改。爰及东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议者或云庙以居神，恆如在也，不应有迎送之事，意以为并乖其衷。立庙居灵，四时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无常，何必恆安所处？故《祭义》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郑注云：‘迎来而乐，乐亲之来；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书》曰‘祖考来格’。又《诗》云：‘神保遹归。’注曰：‘归于天地也。’此并言神有去来，则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备迎送之乐。古以尸象神，故《仪礼》祝有迎尸送尸，近代虽无尸，岂可阙迎送之礼？又傅玄有迎神送神哥辞，明江左不迎，非旧典也。”
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议以为：“德业殊称，则干羽异容，时无沿制，故物有损益。至于礼失道愆，称习忘反，中兴厘运，视听所革，先代缪章，宜见刊正。郊之有乐，盖生《周易》、《周官》，历代著议，莫不援准。夫‘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质与诚，以章天德，文物之备，理固不然。《周官》曰：‘国有故，则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知上帝非天。《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豫》之作乐，非郊天也。大司乐职，‘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郑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则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众经，郊祀有乐，未见明证。宗庙之礼，事炳载籍。爰自汉元，迄乎有晋，虽时或更制，大抵相因，为不袭名号而已。今乐曲沦灭，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闻其语。《正德》、《大豫》，礼容具存，宜殊其徽号，饰而用之。以《正德》为《宣化》之舞，《大豫》为《兴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悦被后昆。前汉祖宗，庙处各异，主名既革，舞号亦殊。今七庙合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庙有别制。后汉东平王苍已议之矣。又王肃、韩祗以王者德广无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丝竹之乐，宜备奏宗庙。愚谓苍、肃、祗议，合于典礼，适于当今。”
左仆射建平王宏又议：“竣据《周礼》、《孝经》，天与上帝，连文重出，故谓上帝非天，则《易》之作乐，非为祭天也。按《易》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云：‘肆类于上帝。’《春秋传》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无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称，故或谓昊天，或谓上帝，或谓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数称，便谓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礼》‘国有故，则旅上帝’，以知礼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礼天者，谓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经》称‘严父莫大于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天为议，则上帝犹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变上帝尔。《周礼》祀天之言再见，故郑注以前天神为五帝，后冬至所祭为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应以何时致享？《记》云：‘扫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质素，无害以乐降神。万秋谓郊宜有乐，事有典据。竣又云‘东平王苍以为前汉诸祖别庙，是以祖宗之庙可得各有舞乐。至于袷祭始祖之庙，则专用始祖之舞。故谓后汉诸祖，共庙同庭，虽有祖宗，不宜入别舞’。此诚一家之意，而未统适时之变也。后汉从俭，故诸祖共庙，犹以异室存别庙之礼。晋氏以来，登哥诵美，诸室继作。至于祖宗乐舞，何犹不可迭奏。苟所咏者殊，虽复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乐，岂复是异庙邪？”众议并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坛，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庙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诣东壁，奏登哥。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诏可。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庙舞乐，皇帝亲奉，初登坛及入庙诣东壁，并奏登哥，不及三公行事。”左仆射建平王宏重参议：“公卿行事，亦宜奏登哥。”有司又奏：“元会及二庙斋祠，登哥依旧并于殿庭设作。寻庙祠，依新仪注，登哥人上殿，弦管在下；今元会，登哥人亦上殿，弦管在下。”并诏可。文帝章太后庙未有乐章，孝武大明中使尚书左丞殷淡造新哥，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哥诗。
后汉正月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戏于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翳日；毕，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
魏晋讫江左，犹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北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之乐焉。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表曰：“臣闻圣王制乐，赞扬治道，养以仁义，防其邪淫，上享宗庙，下训黎民，体五行之正音，协八风以陶气。以宫声正方而好义，角声坚齐而率礼，弦哥钟鼓金石之作备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风改俗，致和乐之极。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之属，皮肤外剥，肝心内摧。敦彼行苇，犹谓勿践，矧伊生民，而不恻怆。加以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耳聆《雅》《颂》之声，目睹威仪之序，足以蹋天，头以履地，反两仪之顺，伤彝伦之大。方今夷狄对岸，外御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难，过泰之戏，日禀五斗。方扫神州，经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远。宜下太常，纂备雅乐，《箫韶》九成，惟新于盛运；功德颂声，永著于来叶。此乃《诗》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杂伎而伤人者，皆宜除之。流简俭之德，迈康哉之咏，清风既行，民应如草，此之谓也。愚管之诚，唯垂采察。”于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兒》等乐。又减其禀。其后复《高絙》、《紫鹿》焉。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义康于东府正会，依旧给伎。总章工冯大列：“相承给诸王伎十四种，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为：“未详此人数所由。唯杜预注《左传》佾舞云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为非。夫舞者，所以节八音者也。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八为列，自天子至士，降杀以两，两者，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余四人，岂复成乐。按服虔注《传》云：‘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义甚允。今诸王不复舞佾，其总章舞伎，即古之女乐也。殿庭八八，诸王则应六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郑伯纳晋悼公女乐二八，晋以一八赐魏绛，此乐以八人为列之证也。若如议者，唯天子八，则郑应纳晋二六，晋应赐绛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级，莫不以两，未有诸侯既降二列，又列辄减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于两义亦乖，杜氏之谬可见矣。国典事大，宜令详正。”事不施行。
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灵抱智，以生天地之间。夫喜怒哀乐之情，好得恶失之性，不学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则争斗，喜则咏哥。夫哥者，固乐之始也。咏哥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则舞又哥之次也。咏哥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反。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故能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焉。昔有戎氏有二女，居九成之台。天帝使燕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发视之，燕遗二卵，五色，北飞不反。二女作哥，始为北音。禹省南土，嵞山之女令其妾候禹于嵞山之阳，女乃作哥，始为南音。夏后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胜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后析，斧破断其足。孔甲曰：“鸣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哥，始为东音。周昭王南征，殒于汉中。王右辛余靡长且多力，振王北济，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处作哥，始为西音。此盖四方之哥也。
黄帝、帝尧之世，王化下洽，民乐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哥。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声起。
周衰，有秦青者，善讴，而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伎而辞归。青饯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薛谈遂留不去，以卒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匮粮，乃鬻哥假食。既而去，余响绕梁，三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曼声长哥，一里老幼，喜跃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遣之。故雍门之人善哥哭，效韩娥之遗声。卫人王豹处淇川，善讴，河西之民皆化之。齐人绵驹居高唐，善哥，齐之右地，亦传其业。前汉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尘起。若斯之类，并徒哥也。《尔雅》曰：“徒哥曰谣。”
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吴哥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
《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轲之家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虔家亦有鬼哥《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凤将雏哥》者，旧曲也。应琚《百一诗》云：“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然则《凤将雏》其来久矣，将由讹变以至于此乎？
《前溪哥》者，晋车骑将军沈玩所制。
《阿子》及《欢闻哥》者，晋穆帝升平初，哥毕辄呼“阿子！汝闻不？”语在《五行志》。后人演其声，以为二曲。《团扇哥》者，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哥，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哥。《督护哥》者，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督护丁旿收敛殡埋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旿至阁下，自问敛送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懊憹哥》者，晋隆安初，民间讹谣之曲。语在《五行志》。宋少帝更制新哥，太祖常谓之《中朝曲》。《六变》诸曲，皆因事制哥。《长史变》者，司徒左长史王廞临败所制。《读曲哥》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其哥云“死罪刘领军，误杀刘第四”是也。凡此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调哥词之类是也。
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秦、汉阙采诗之官，哥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且无以垂示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
《鞞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曹植《鞞舞哥序》曰：“汉灵帝《西园故事》，有李坚者，能《鞞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有技，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哥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晋《鞞舞哥》亦五篇，又《铎舞哥》一篇，《幡舞哥》一篇，《鼓舞伎》六曲，并陈于元会。今《幡》、《鼓》哥词犹存，舞并阙。《鞞舞》，即今之《鞞扇舞》也。又云晋初有《杯盘舞》、《公莫舞》。史臣按：杯盘，今之《齐世宁》也。张衡《舞赋》云：“历七盘而纵蹑。”王粲《七释》云：“七盘陈于广庭。”近世文士颜延之云：“递间关于盘扇。”鲍昭云：“七盘起长袖。”皆以七盘为舞也。《搜神记》云：“晋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舞》，矜手以接杯盘反覆之。”此则汉世唯有盘舞，而晋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汉王也。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式。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则其声所从来已久，欲云项伯，非也。
江左初，又有《拂舞》。旧云《拂舞》，吴舞。检其哥，非吴词也，皆陈于殿庭。扬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见《白符舞》，或言《白凫鸠舞》，云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词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思属晋也。”又有《白珝舞》，按舞词有巾袍之言；珝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俳歌》又云：“皎皎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珝，疑白珝即白绪。
《鞞舞》，故二八，桓玄将即真，太乐遣众伎，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增满八佾，相承不复革。宋明帝自改舞曲哥词，并诏近臣虞龢并作。又有西、伧、羌、胡诸杂舞。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乌飞哥曲》，并列于乐官。哥词多淫哇不典正。
前世乐饮，酒酣，必起自舞。《诗》云“屡舞仙仙”是也。宴乐必舞，但不宜屡尔。讥在屡舞，不讥舞也。汉武帝乐饮，长沙定王舞又是也。魏、晋已来，尤重以舞相属。所属者代起舞，犹若饮酒以杯相属也。谢安舞以属桓嗣是也。近世以来，此风绝矣。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论三调哥曰：“臣闻《风》、《雅》之作，由来尚矣。大者系乎兴衰，其次者著于率舞。在于心而木石感，铿锵奏而国俗移。故郑相出郊，辩声知戚；延陵入聘，观乐知风。是则音不妄启，曲岂徒奏。哥倡既设，休戚已征，清浊是均，山琴自应。斯乃天地之灵和，升降之明节。今帝道四达，礼乐交通，诚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闻，六代潜响，舞咏与日月偕湮，精灵与风云俱灭。追余操而长怀，抚遗器而太息，此则然矣。夫钟县之器，以雅为用，凯容之制，八佾为体。故羽龠击拊，以相谐应，季氏获诮，将在于此。今总章旧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异，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钟一肆，克谐女乐，以哥为称，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县合和《鞞》、《拂》，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将来知音，或讥圣世。若谓钟舞已谐，不欲废罢，别立哥钟，以调羽佾，止于别宴，不关朝享，四县所奏，谨依雅则，斯则旧乐前典，不坠于地。臣昔已制哥磬，犹在乐官，具以副钟，配成一部，即义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谅以金县干戚，事绝于斯。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危，不顾律纪，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士有等差，无故不可以去礼；乐有攸序，长幼不可以共闻。故喧丑之制，日盛于廛里；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夫川震社亡，同灾异戒，哀思靡漫，异世齐欢。咎征不殊，而欣畏并用，窃所未譬也。方今尘静畿中，波恬海外，《雅》《颂》得所，实在兹辰。臣以为宜命典司，务勤课习，缉理旧声，迭相开晓，凡所遗漏，悉使补拾。曲全者禄厚，艺敏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自劝；风以靡之，可不训自革。反本还源，庶可跂踵。”诏曰：“僧虔表如此。夫钟鼓既陈，《雅》《颂》斯辨，所以惠感人祇，化动翔泳。顷自金龠弛韵，羽佾未凝，正俗移风，良在兹日。昔阮咸清识，王度昭奇，乐绪增修，异世同功矣。便可付外遵详。”
乐器凡八音：曰金，曰石，曰土，曰革，曰丝，曰木，曰匏，曰竹。
八音一曰金。金，钟也，袴也，錞也，镯也，铙也。，铎也。钟者，《世本》云“黄帝工人垂所造。”《尔雅》云“大钟曰镛”。《书》曰“笙镛以间”是也。中者曰剽，剽音瓢。小者曰栈，栈音盏，晋江左初所得栈钟是也。县钟磬者曰笋虡，横曰笋，从曰虡。蔡邕曰：“写鸟兽之形，大声有力者以为钟虡，清声无力者以为磬虚，击其所县，知由其虡鸣焉。”袴如钟而大。史臣案：前代有大钟，若周之无射，非一，皆谓之钟；袴之言，近代无闻焉。
筼，筼于也。圆如碓头，大上小下，今民间犹时有其器。《周礼》，“以金筼和鼓”。
镯，钲也。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周礼》，“以金镯节鼓”。
铙，如铃而无舌，有柄，执而鸣之。《周礼》，“以金铙止鼓”。汉《鼓吹曲》曰铙哥。
铎，大铃也。《周礼》，“以金铎通鼓”。
八音二曰石。石，磬也。《世本》云叔所造，不知叔何代人。《尔雅》曰：“形似犁筜，以玉为之。”大曰綍。綍音嚣。
八音三曰土。土，埙也。《世本》云，暴新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也。周畿内有暴国，岂其时人乎？烧土为之，大如鹅卵，锐上平底，形似称锤，六孔。《尔雅》云，大者曰祇，祇音叫。“小者如鸡子”。
八音四曰革。革，鼓也，鞉也，节也。大曰鼓，小曰朄，又曰应。应劭《风俗通》曰：“不知谁所造。”以桴击之曰鼓，以手摇之曰鞉。鼓及鞉之八面者曰雷鼓、雷鞉；六面者曰灵鼓、灵鞉；四面者曰路鼓、路鞉。《周礼》：“以雷鼓祀天神，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致鬼享。”鼓长八尺者曰{卉鼓}鼓，以鼓军事。长丈二尺者曰鼛鼓，凡守备及役事则鼓之。今世谓之下鼜。鼜，《周礼》音戚，今世音切豉反。长六尺六寸者曰晋鼓，金奏则鼓之。应鼓在大鼓侧，《诗》云“应朄悬鼓”是也。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谓之鞞。《月令》“仲夏修鞀、鞞”。是也。然则鞀、鞞即鞉类也。又有鼍鼓焉。
节，不知谁所造。傅玄《节赋》云：“黄钟唱哥，《九韶》兴舞。口非节不咏，手非节不拊。”此则所从来亦远矣。
八音五曰丝。丝，琴、瑟也，筑也，筝也，琵琶、空侯也。
琴，马融《笛赋》云：“宓羲造琴。”《世本》云：“神农所造。”《尔雅》“大琴曰离”，二十弦。今无其器。齐桓曰号钟，楚庄曰绕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绿绮，事出傅玄《琴赋》。世云燋尾是伯喈琴，伯喈传亦云尔。以傅氏言之，则非伯喈也。
瑟，马融《笛赋》云“神农造瑟。”世本，“宓羲所造”。《尔雅》云：“瑟二十七弦者曰洒。”今无其器。筑，不知谁所造。史籍唯云高渐离善击筑。
筝，秦声也。傅玄《筝赋序》曰：“世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体合法度，节究哀乐，乃仁智之器，岂亡国之臣所能关思哉？”《风俗通》则曰：“筑身而瑟弦。”不知谁所改作也。
琵琶，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风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为名。”杜挚云：“长城之役，弦鼗而鼓之。”并未详孰实。其器不列四厢。
空侯，初名坎侯。汉武帝赛灭南越，祠太一后土用乐，令乐人侯晖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应节奏也。侯者，因工人姓尔。后言空，音讹也。古施郊庙雅乐，近世来专用于楚声。宋孝武帝大明中，吴兴沈怀远被徙广州，造绕梁，其器与空侯相似。怀远后亡，其器亦绝。
八音六曰木。木，柷也，敔也。并不知谁所造。《乐记》曰：“圣人作为控、楬、埙、篪。”所起亦远矣。柷如漆筒，方二尺四寸，深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挏之，令左右击敔。，状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铻。以竹长尺名曰止，横擽之，以节乐终也。
八音七曰匏。匏，笙也，竽也。笙，随所造，不知何代人。列管匏内，施簧管端。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傍，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它皆相似也。竽今亡。“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其笙中之簧，女娲所造也。《诗》传云：“吹笙则簧鼓矣。”盖笙中之簧也。《尔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舜祠得笙，白玉管。后世易之以竹乎。
八音八曰竹。竹，律也，吕也，箫也，管也，篪也，龠也，笛也。律吕在《律历志》。
箫，《世本》云：“舜所造。”《尔雅》曰：“编二十三管，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长尺二寸者筊。”筊者爻。凡箫一名籁。前世有洞箫，其器今亡。蔡邕曰：“箫，编竹有底。”然则邕时无洞箫矣。
管，《尔雅》曰：“长尺，围寸，并漆之，有底。”大者曰簥。簥音骄；中者曰篞；小者曰篎，篎音妙。古者以玉为管，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长尺，围寸，有孔无底。”其器今亡。
篪，《世本》云：“暴新公所造。”旧志云，一曰管。史臣案：非也。虽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时西王母献管，则是已有其器，新公安得造篪乎？《尔雅》曰：“篪，大者尺四寸，围三寸，曰沂。”沂音银，一名翘。“小者尺二寸”。今有胡篪，出于胡吹，非雅器也。
籥，不知谁所造。《周礼》有籥师，掌教国子秋冬吹籥。今《凯容》、《宣烈》舞所执羽籥是也。盖《诗》所云“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者也。《尔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广雅》云，七孔。大者曰产，中者曰仲，小者曰箹。箹音握。
笛，案马融《长笛赋》，此器起近世，出于羌中，京房备其五音。又称丘仲工其事，不言仲所造。《风俗通》则曰：“丘仲造笛，武帝时人。”其后更有羌笛尔。三说不同，未详孰实。
絪，杜挚《笳赋》云：“李伯阳入西戎所造。”汉旧注曰：“，号曰吹鞭。《晋先蚕注》：“车驾住，吹小；发，吹大。”即絪也。又有胡笳。汉旧《筝笛录》有其曲，不记所出本末。
鼓吹，盖短箫铙哥。蔡邕曰：“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也”《周官》曰：“师有功则恺乐。”《左传》曰，晋文公胜楚，“振旅，凯而入”。《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哥。”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籁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铙哥，此时未名鼓吹矣。应劭汉《卤簿图》，唯有骑执。即笳，不云鼓吹，而汉世有黄门鼓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同。长箫短箫，《伎录》并云，丝竹合作，执节者哥。又《建初录》云，《务成》、《黄爵》、《玄云》、《远期》，皆骑吹曲，非鼓吹曲。此则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骑吹，二曲异也。又孙权观魏武军，作鼓吹而还，此又应是今之鼓吹。魏、晋世，又假诸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斯则其时谓之鼓吹矣。魏、晋世给鼓吹甚轻，牙门督将五校，悉有鼓吹。晋江左初，临川太守谢摛每寝，辄梦闻鼓吹。有人为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当得死鼓吹尔。”摛击杜韬战没，追赠长水校尉，葬给鼓吹焉。谢尚为江夏太守，诣安西将军庾翼于武昌咨事，翼与尚射，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射破的，便以其副鼓吹给之。今则甚重矣。
角，书记所不载。或云出羌胡，以惊中国马；或云出吴越。旧志云：“古乐有籁、缶。”今并无。史臣按：《尔雅》，籁自是箫之一名耳。《诗》云：“坎其击缶。”毛传曰：“盎谓之缶。”
筑城相杵者，出自梁孝王。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倡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曲》，至今传之。
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倡和，陈左善清哥，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硃生善琵琶，尤发新声。傅玄著书曰：“人若钦所闻而忽所见，不亦惑乎！设此六人生于上世，越古今而无俪，何但夔、牙同契哉！”案此说，则自兹以后，皆孙、硃等之遗则也。
译文
《易经》说：“古代帝王创作音乐以推崇德行，用丰盛的祭品进献给上帝，同时让祖先神灵一同受祭。” 从黄帝到夏、商、周三代，音乐的名称各不相同。周朝衰落时，礼乐制度残缺，又被郑、卫等地的淫靡之音扰乱。魏文侯虽然喜爱古乐，却仍在古乐中昏昏欲睡。于是淫邪的音乐盛行，雅正的音乐荒废了。到秦始皇焚烧典籍时，《乐经》因此失传。汉朝建立后，乐师中有个叫制氏的，只能记下音乐的节奏和舞蹈动作，却不能说明其中的含义。周朝留存了六个朝代的乐舞，到秦朝时只剩下《韶》《武》两种而已。秦始皇把周朝的乐舞改名为《五行》，汉高祖把《韶舞》改名为《文始》，以此表示不与前代沿袭。又创作了《武德舞》，跳舞的人都手持干戚（盾牌和斧头），用来象征天下人乐于自己用武力平定战乱。所以汉高祖庙中演奏《武德》《文始》《五行》这三种乐舞。周朝还有《房中之乐》，秦朝改名为《寿人》。它的曲调是楚地的风格，汉高祖很喜欢；汉惠帝时改名为《安世》。汉高祖又创作了《昭容乐》《礼容乐》。《昭容》源自《武德》，《礼容》源自《文始》《五行》。汉朝初年，又有《嘉至乐》，是叔孙通依靠秦朝的乐人制作的宗庙迎神音乐。汉文帝又自己创作了《四时舞》，用来表明天下的安宁和平。大概喜爱古代帝王的音乐，是表明有法度；喜爱自己创作的音乐，是表明有制度。汉景帝采用《武德舞》创作了《昭德舞》，进献给太宗庙。汉宣帝采用《昭德舞》创作了《盛德舞》，进献给世宗庙。汉朝各位皇帝都演奏《文始》《四时》《五行》这些乐舞。
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人一起采集《周官》以及诸子中谈论音乐的内容，撰写成《乐记》，进献了八佾之舞，与制氏所记没有差别。他的内史中丞王定传承了这些，把它传授给常山王禹。王禹在汉成帝时担任谒者，多次讲解其中的含义，进献了《乐记》二十四卷。刘向校订书籍时，得到二十三篇，然而最终没有被采用。到汉明帝初年，东平宪王刘苍汇总确定公卿们的议论，说：“宗庙应该各奏各的音乐，不应相互沿袭，以此彰显功德。承接《文始》《五行》《武德》创作《大武》之舞。” 又创作了一首舞歌，进献给光武庙。
汉末天下大乱，各种音乐失传缺失。魏武帝平定荆州时，得到杜夔，他精通八音，曾担任汉朝的雅乐郎，尤其熟悉乐事，于是任命他为军谋祭酒，让他创定雅乐。当时又有邓静、尹商，擅长传授雅乐，歌师尹胡能演唱宗庙郊祀的乐曲，舞师冯肃、服养通晓前代各种舞蹈，杜夔全面统领他们。远考经书典籍，近采旧事，魏国恢复前代古乐，是从杜夔开始的。而左延年等人，擅长郑国的淫靡音乐，只有杜夔喜好古乐、保存正统。
魏文帝黄初二年，把汉朝的《巴渝舞》改名为《昭武舞》，把宗庙的《安世乐》改名为《正世乐》，《嘉至乐》改名为《迎灵乐》，《武德乐》改名为《武颂乐》，《昭容乐》改名为《昭业乐》，《云翘舞》改名为《凤翔舞》，《育命舞》改名为《灵应舞》，《武德舞》改名为《武颂舞》，《文始武舞》改名为《大韶舞》，《五行舞》改名为《大武舞》。那些众多的歌诗，大多沿用前代的旧作；只有魏国刚建立时，让王粲改作登歌以及《安世》《巴渝》的歌词而已。
魏明帝太和初年，下诏说：“礼乐的创作，是用来类比事物、表彰功绩而不忘记根本的。凡是音乐都以舞蹈为主，从黄帝的《云门》往下，到周朝的《大武》，都是太庙的舞名。既然这样，那么掌管它们的官员，都称为太乐，是因为要总领各种乐舞，不能用一种事物来命名。武皇帝庙的音乐名称不合适，应议定庙乐及舞蹈，舞者所持的道具，舞蹈的队列位置，歌唱的诗歌，务必详细完备。乐官依旧称为太乐。” 太乐是汉朝的旧名，后汉依据谶语改太乐官为太予乐官，到这时改回旧称。于是公卿上奏说：“臣听说德行兴盛而教化隆盛的时代，乐舞足以象征其容貌，音乐足以抒发其歌唱。所以进献到郊庙，鬼神享受其中的和谐；用在朝廷，君臣享受其中的节度。让天下之内，都知道最高德行的兴盛，而光辉日益更新的，就是礼乐。所以古代帝王用丰盛的祭品进献给上帝，以祖先配祭，大概是顺应当时的情况而制作的。周朝末年，距离唐、虞将近二千年，《韶箾》《南》《龠》《武》《象》这些音乐，其遗风余韵，都还能论说。由此说来，礼乐之事，不能废止。现在太祖武皇帝的音乐，应该叫《武始之乐》。武，是神武；武，又是踪迹。说的是神武的开端，又是王业兴起的踪迹。高祖文皇帝的音乐，应该叫《咸熙之舞》。咸，是都；熙，是兴盛。说的是顺应受命的时运，天下因此都兴盛起来。至于群臣叙述德行、论说功绩，确立烈祖的称号，却没有制作乐舞，这不是用来彰显德行、记录功绩的做法。歌唱是用来咏颂德行的，舞蹈是用来象征事迹的。在文字上，文武为斌，兼具文武，圣德因此显明。臣等恭谨地制作乐舞，名叫《章斌之舞》。从前《箫韶》演奏九遍，在虞帝的朝廷上亲身演奏，《武》《象》《大武》，也在文王、武王的台阶上表演。只是用来彰显他们的德教，显示他们的成功，让天下人沐浴其光辉，传习咏唱其风声。从汉高祖、汉文帝各自到他们的时代，创作了《武德》《四时》之舞，上考前代制作的适宜之处，结合当今成就的美好，传播弘扬盛大的功业，没有比《章斌》更盛大的了。《乐志》说：‘钟磬干戚，是用来祭祀先王之庙的，又是用来举行献酬酳酢等礼仪的。在宗庙之中，君臣没有不致敬的；在族长之中，长幼没有不顺从和谐的。’所以仲尼回答宾牟贾的问题时说：‘周朝的治国之道四通八达，礼乐相互融通。’《传》说：‘鲁国有禘乐，招待宾客、举行祭祀时使用。’这些都是祭祀大礼，通用盛大音乐的明确文字记载。现在在天地宗庙举行祭祀，这三种舞蹈应该一同作为进献的祭品；到临朝举行大宴时，也应该表演这些舞蹈。这样才符合古代事奉神灵、教化百姓的道理，关系到万世，其意义更加明显。又臣等思考，三种舞蹈应该有个总名，可以叫《大钧之乐》。钧，是平定。说的是大魏三代功德相同，达到太平盛世。在名称上美好，在意义上恰当。” 尚书上奏：“应该依照所奏的执行。” 明帝起初不允许制作《章斌之乐》；大臣们三次请求，才允许了。
于是尚书又上奏：“祭祀圆丘以下，跳《武始舞》的人，戴平冕，黑介帻，穿玄色衣裳，白色领袖，绛色领袖的中衣，绛色合幅裤，绛色釭，黑韦鞮。跳《咸熙舞》的人，戴委貌冠，其余服饰和前面一样。跳《章斌舞》的人，与跳《武始》《咸熙》舞的人服饰相同。在朝廷演奏时，跳《武始舞》的人，戴武冠，赤介帻，穿生绛袍单衣，绛色领袖，皁色领袖的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布釭，黑韦鞮。跳《咸熙舞》的人，戴进贤冠，黑介帻，穿生黄袍单衣，白色合幅裤，其余服饰和前面一样。” 上奏被批准。史臣按，《武始》《咸熙》两种舞蹈，帽子的制度不同，却说《章斌》与《武始》《咸熙》服饰相同，不知道戴什么帽子。
侍中缪袭又上奏：“《安世哥》本是汉朝的歌名。现在的诗歌不是过去诗歌的文字，就应该更改。按《周礼》注说：《安世乐》，如同周朝的《房中之乐》。因此过去议论的人，认为《房中》歌是咏颂后妃之德的，用来教化天下，端正夫妇之道，应该把《安世》的名字改为《正始之乐》。自从魏国刚建立，前侍中王粲所作的登歌《安世诗》，专门用来思念咏颂神灵以及说神灵鉴察享受祭品的意思。我后来又依照歌词省读汉朝的《安世哥》咏，也说‘高张四县，神来燕享，嘉荐令仪，永受厥福’。没有《二南》中后妃教化天下的言辞。现在思考过去说《房中》是后妃之歌的人，恐怕违背了它的本意。祭祀时娱乐神灵，登堂歌唱先祖的功德，下堂歌唱宴饮的欢乐，没有事奉咏颂后妃教化的内容。自然应该依照其事来命名它的乐歌，把《安世哥》改为《享神哥》。” 上奏被批准。按文帝已经把《安世》改为《正始》，而缪袭到这时又把《安世》改为《享神》，不清楚其中的含义。王粲所创作的《安世诗》，现在已经失传。缪袭又上奏说：“文昭皇后庙，设置四县之乐，应当铭刻显示它的演奏次序，依照太祖庙的名称，称为昭庙的具乐。” 尚书上奏说：“按礼，妇人继承丈夫的爵位，与丈夫同牢配食的，音乐与丈夫没有区别。昭皇后现在虽然在别庙，至于宫县乐器的音均，应该依照缪袭的建议。” 上奏被批准。
散骑常侍王肃议论说：“帝王各自依照他们的礼制事奉天地，现在论说的人依据《周官》的只言片语作为治国的根本，恐怕太局限而不知道弘扬。汉武帝东巡封禅回来，在甘泉祭祀太一，在汾阴祭祀后土，都全部使用那里的音乐。说全部使用，是指全部使用宫县之乐。天地的本性崇尚质朴，大概是说祭祀的器物不加修饰罢了，不是说各种物品应当再减少。按礼，天子宫县，跳八佾之舞。现在祭祀圆丘方泽，应该依照天子的制度，设置宫县之乐，八佾之舞。” 卫臻、缪袭、左延年等人都同意王肃的议论。上奏被批准。
王肃又议论说：“论说的人认为周家祭祀上天，只跳《云门》；祭祀大地，只跳《咸池》；祭祀宗庙，只跳《大武》，似乎违背了它的本义。《周礼》中招待宾客都演奏完备的音乐。《左传》记载：‘王子颓招待五大夫，演奏了所有的舞蹈。’是六代的乐舞。既然这样，那么一次聚会，就全部演奏了六代的音乐。天地宗庙的祭祀，是重大的事情，宾客宴饮，与之相比是小事。《王制》说：‘美味佳肴不超过祭祀的牲畜，宴饮的衣服不超过祭祀的礼服。’难道可以让宴饮的音乐超过天地宗庙的音乐吗？《周官》记载：‘用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大规模合乐，来招引鬼神，调和邦国，和谐万民，安定宾客，愉悦远人。’六律、六吕、五声、八音，都是同时演奏的，至于六舞却单独分开使用，是为了不让人心生厌烦。又《周官》记载：‘韎师掌管教授韎乐，祭祀时就率领下属跳舞，大宴时也这样。’韎是东夷的音乐。又记载：‘鞮鞻氏掌管四夷的音乐及其歌唱，祭祀时就吹奏歌唱，宴饮时也这样。’四夷的音乐，竟然能进入宗庙；前代的典章，偏偏不能使用。大宴及宴饮时也这样做，表明古今夷、夏的音乐，都以宗庙为主，然后传播到其他地方。创作古代帝王的音乐，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包容使用；吸纳四夷的音乐，是美德广泛传播的体现。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庙，都应该同时使用前代以及《武始》《太钧》之舞。” 有关部门上奏：“应该依照王肃的议论。” 上奏被批准。王肃私下创作了十二篇宗庙诗颂，没有被歌唱。晋武帝泰始二年，改制郊庙歌，其舞蹈音乐也依旧。
汉光武帝平定陇、蜀后，扩大郊祀规模，以高皇帝配享，演奏《青阳》《硃明》《西皓》《玄冥》《云翘》《育命》之舞。北郊及祭祀明堂，都和南郊一样演奏音乐。迎接时节之气的五郊祭祀：春天歌唱《青阳》，夏天歌唱《硃明》，都跳《云翘》之舞；秋天歌唱《西皓》，冬天歌唱《玄冥》，都跳《育命》之舞；季夏歌唱《硃明》，同时跳两种舞蹈。汉章帝元和二年，宗庙音乐，按照旧例，食举时有《鹿鸣》《承元气》两首曲子。元和三年，章帝自己创作了四篇诗，一是《思齐皇姚》，二是《六骐驎》，三是《竭肃雍》，四是《陟叱根》。加上前面的六首曲子，作为宗庙食举的音乐。增加宗庙食举的《重来》《上陵》两首曲子，合计八首作为上陵食举的音乐。减少宗庙食举的《承元气》一首曲子，增加《惟天之命》《天之历数》两首曲子，合计七首作为殿中御食饭举的音乐。又汉朝太乐食举有十三首曲子：一是《鹿鸣》，二是《重来》，三是《初造》，四是《侠安》，五是《归来》，六是《远期》，七是《有所思》，八是《明星》，九是《清凉》，十是《涉大海》，十一是《大置酒》，十二是《承元气》，十三是《海淡淡》。魏氏及晋朝的荀勖、傅玄都为这些曲子填写了歌词。魏时因为《远期》《承元气》《海淡淡》三首曲子大多不流畅，就省去了。魏雅乐有四首曲子：一是《鹿鸣》，后来改名为《于赫》，咏颂武帝；二是《驺虞》，后来改名为《巍巍》，咏颂文帝；三是《伐檀》，后来被废除；四是《文王》，后来改名为《洋洋》，咏颂明帝。《驺虞》《伐檀》《文王》都由左延年改变了其声调。正旦大会时，太尉奉献玉璧，众诸侯行礼，东厢雅乐郎所演奏的就是这些。现在称为行礼曲，是姑洗厢所演奏的。按《鹿鸣》本来以宴乐为体裁，不适用于朝廷祭祀，这是过去的失误。
晋武帝泰始五年，尚书上奏让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黄门侍郎张华各自创作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的歌诗。诏又让中书郎成公绥也创作。张华上表说：“按魏朝上寿食举诗及汉朝所使用的，其文句长短不齐，不都符合古代的规范。大概是因为依照歌唱的节奏，本来就有沿袭，而懂音乐、知音律的人，能够制作声律，作曲的方法，一般不是平庸之辈所能更改的。二代三京，沿袭不变，虽然诗章歌词不同，兴废随时代变化，但至于曲调的曲折，都沿袭旧制，是有原因的。因此一概沿袭，不敢有所改易。” 荀勖则说：“魏氏的歌诗，有的二言，有的三言，有的四言，有的五言，与古诗不同。” 以此询问司律中郎将陈颀，陈颀说：“用金石演奏，不一定都合适。” 所以荀勖创作晋歌，都为四言，只有王公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这是张华、荀勖明显不同的旨意。泰始九年，荀勖于是掌管乐事，让郭琼、宋识等人创作《正德》《大豫》之舞，而荀勖及傅玄、张华又各自创作了这两种舞蹈的歌诗。荀勖制作了十二枚新律笛，散骑常侍阮咸讥讽新律声音过高，高得接近哀伤的思绪，不符合中和之道。荀勖因为阮咸与自己意见不同，把他外调为始平相。晋又把魏的《昭武舞》改名为《宣武舞》，《羽龠舞》改名为《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的称号，而庙乐同样使用《正德》《大豫》之舞。到江左初立宗庙时，尚书向下传达太常祭祀所用的乐名，太常贺循回答说：“魏氏对汉乐有所增减，作为一代的礼仪，不清楚大晋乐名有何不同。遭遇丧乱，旧典不存在了，然而这些乐舞，都用钟律调和，用五声修饰，用歌词咏唱，用舞蹈队列呈现，宫县在堂下，琴瑟在堂上，八音交替演奏，雅乐一同响起，登哥下管，各有固定的咏唱，这是周人的旧制。自汉氏以来，依照这种礼仪，只是自己创作新诗而已。旧京荒废，现在已经散失，音韵曲折，又没有懂的人，那么现在难以凭想象来说明。” 当时因为没有雅乐器和乐人，省去太乐并归鼓吹令。之后逐渐得到登哥、食举的音乐，但仍有不完备之处。明帝太宁末年，又诏阮孚等人加以增益。成帝咸和年间，才重新设置太乐官，搜集研习遗散的乐舞，但还没有金石乐器。
起初，荀勖用新律创作了二舞后，又进一步修正钟磬，事情没完成荀勖就去世了。惠帝元康三年，诏他的儿子黄门侍郎荀籓修定金石乐器，用于郊庙。不久遭遇丧乱，旧有的声律制度，没有记录下来的人。庾亮担任荆州刺史时，与谢尚一起为朝廷修治雅乐，庾亮不久去世。庾翼、桓温专注于军事，乐器放在仓库里，最终腐朽损坏。晋朝动乱时，乐人都落入戎虏手中。到胡人灭亡后，邺下的乐人，有不少前来的。谢尚当时担任尚书仆射，借此配备了钟磬。太元年间，打败符坚，又获得乐工杨蜀等人，他们熟悉旧乐，于是四厢的金石乐器才完备。宋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重新调谐金石。元嘉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做了改动。相关内容在《律历志》中。晋代曹毗、王珣等人也增造了宗庙歌诗，但郊祀最终没有设置音乐。何承天说：“世人都传说吴朝没有雅乐。考察孙皓迎接父亲的灵柩到明陵，只说倡伎昼夜不停，那么没有金石登哥是可以知道的了。” 承天说：“有人说现在的《神弦》，是孙氏作为宗庙登哥的。” 史臣按陆机《孙权诔》中 “《肆夏》在庙，《云翘》承机”，陆机不会凭空说这话。又韦昭在孙休在位时上《鼓吹铙哥》十二曲表说：“应当交给乐官中善于歌唱的人学习歌唱。” 既然这样，那么吴朝不是没有乐官，善于歌唱的人就能把歌词用丝管乐器伴奏，难道会只把《神弦》作为庙乐而已吗？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关部门上奏：“皇朝刚建立，庙祀应设置雅乐，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自撰写新的歌辞。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写的七首歌辞，都适合使用。” 诏准。十二月，有关部门又上奏：“依照旧例正旦设置音乐，参详属三省改太乐各歌舞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确立三十二章，适合教学试用，时间临近，应提前诵读练习。立即申报施行。” 诏准。又把《正德舞》改名为《前舞》，《大豫舞》改名为《后舞》。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关部门上奏：“二郊应演奏登哥。” 又议论宗庙舞蹈之事，录尚书江夏王刘义恭等十二人意见相同，还没来得及上奏，遇上战事兴起，事情搁置。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开始设置登哥，诏御史中丞颜延之创作歌诗，庙舞仍空缺。
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有关部门上奏：“前殿中曹郎荀万秋议论：按礼，祭祀天地有音乐，是为了降神。所以《易》说：‘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说：‘在圆丘之上作乐，天神都降临。在方泽之中作乐，地祇都出现。’又说：‘于是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跳《云门》舞，以祭祀天神。于是演奏太簇，歌唱应钟，跳《咸池》舞，以祭祀地祇。’由此说来，用音乐祭祀天地，由来已久。现在郊享缺少音乐，我私下有疑问。《祭统》说：‘祭祀有三件重要的事，献祭品之类没有比祼更重要的，声音没有比升哥更重要的，舞蹈没有比《武宿夜》更重要的，这是周朝的制度。’至于秦演奏《五行》，魏跳《咸熙》，都用于祭祀。到晋氏，太始初年，傅玄创作晋郊庙歌诗三十二篇。元康年间，荀籓受诏完成父亲荀勖的事业，金石四县，用于郊庙。这是相承郊庙有音乐的证据。现在庙祠登哥虽然演奏，但象舞没有呈现，恐怕缺少完备的礼仪。圣王治理天下，不同时代风尚相同，虽然增减有所不同，降杀交替运行，未尝不执古御今，遵循相同的规矩。现在正值太平时代，文物完备，礼仪遗逸，无不具备，何况招引神灵，在郊祭时停止音乐，彰显德行、表现功绩的舞蹈，在庙享中缺失。认为郊庙应配备音乐。”
于是让内外广泛议论。骠骑大将军竟陵王刘诞等五十一人都同意荀万秋的议论。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刘宏议论认为：“圣王的德行虽然相同，创制的礼仪或许不同，音乐不相互沿袭，礼仪没有因袭。自天命开基，皇符在运，功业超过前代帝王，风化贯通远古，朝仪国章，都遵循前代。自后晋东迁，事务繁多，虽然大典大致完备，遗缺还很多。至于乐号庙礼，没有完备过去的正典。现在帝德再次昌盛，以大孝治理天下，应探讨确定礼的根本，以昭示后代。考察舜乐称《韶》，汉改《文始》，周乐《大武》，秦改《五行》。考虑到祖有功而宗有德，所以汉高祖庙乐称《武德》，太宗庙乐叫《昭德》。魏制作《武始》舞用于武庙，制作《咸熙》舞用于文庙。那么祖宗的庙，各有乐名。晋氏的音乐，《正德》《大豫》，到宋不更改名称，只作为《前》《后》二舞，依据前代，义理错误、事情乖违。现在应纠正权宜的名称，以《凯容》作为《韶舞》，《宣烈》作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体以德为名。如果庙不是不毁之庙，那么乐没有别称，就像汉高、文、武，都有嘉号，惠、景二主，乐没有别的名称。章皇太后庙，依照众儒的议论，只演奏文乐。何休、杜预、范宁注释‘初献六羽’，都不说佾数，佾数包含干舞在内，表明妇人没有武事。郊祀的音乐，没有别的名称，仍然和宗庙一样而已。考察各《汉志》，《永至》等乐，各有含义，应依旧不改。到东晋，太祝只送神而不迎神。近来议论的人有的说庙是神灵居住的地方，始终如在，不应有迎送之事，我认为都违背其本意。立庙居住神灵，四季祭祀，以表达孝思之情。神灵升降没有固定之处，何必一定永远安在一个地方？所以《祭义》说：‘用音乐迎接，用哀情送别。’郑注说：‘迎接而快乐，是为亲人的到来而快乐；送别而哀伤，是哀伤神灵是否还会再来，不可知。’《尚书》说‘祖考来格’。又《诗》说：‘神保遹归。’注说：‘回归天地。’这都说明神灵有去有来，那么有送迎是明显的。即周《肆夏》的名称，具备迎送的音乐。古代用尸象征神灵，所以《仪礼》中祝有迎尸送尸，近代虽然没有尸，怎能缺少迎送的礼仪？又傅玄有迎神送神的歌辞，表明江左不迎神，不是旧典。”
散骑常侍、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议论认为：“德业称号不同，那么干羽的形态也不同，时代没有沿袭的制度，所以事物有增减。至于礼仪缺失、道义失误，因袭习俗忘记返回，中兴变革，视听所改变的，前代错误的典章，应加以刊正。郊祭有音乐，大概产生于《周易》《周官》，历代的议论，无不以此为依据。‘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只注重质朴与真诚，以彰显天德，文物的完备，按理本来不是这样。《周官》说：‘国家有变故，就旅祭上帝及四望。’又说：‘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不是地，就知道上帝不是天。《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那么《豫》中制作音乐，不是郊祭天。大司乐的责，‘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跳《云门》舞，以祭祀天神’。郑注：‘天神，是五帝及日月星辰。’王者在夏正月在南郊祭祀所受命的帝，那么二至的祭祀，又不是天地。考察众经，郊祀有音乐，没有见到明确的证据。宗庙的礼仪，事迹清楚地记载在典籍中。自汉元以来，到晋朝，虽然有时更改制度，大致相互因袭，只是不沿袭名号而已。现在乐曲沦灭，懂音乐的人世上稀少，改作的事情，我听说过这种说法。《正德》《大豫》，礼容完备存在，应改变其徽号，修饰后使用。以《正德》作为《宣化》之舞，《大豫》作为《兴和》之舞，或许足以光表世烈，使后代愉悦。前汉祖宗，庙的位置不同，主名已经改变，舞号也不同。现在七庙合食，庭殿共用，舞蹈的形态，不能每个庙都有别制。后汉东平王刘苍已经议论过这事。又王肃、韩祗认为王者德广无外，六代四夷的舞蹈，金石丝竹的音乐，应在宗庙全部演奏。我认为刘苍、王肃、韩祗的议论，符合典礼，适合当今。”
左仆射建平王刘宏又议论：“颜竣依据《周礼》《孝经》，天与上帝，文字重复出现，所以说上帝不是天，那么《易》中制作音乐，不是为了祭天。按《易》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说：‘肆类于上帝。’《春秋传》说：‘告昊天上帝。’凡是上帝的说法，无非是天。天尊贵不能用一个称呼，所以有时称昊天，有时称上帝，有时称昊天上帝，不能因为天有多个称呼，就说上帝不是天。徐邈推论《周礼》‘国有故，则旅上帝’，由此知道礼天，旅上帝，都是祭天。说礼天，是指常规祭祀；旅上帝，是有变故时的祭祀。《孝经》称‘严父莫大于配天’，所以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既然以天为议论的对象，那么上帝犹如天就更明显了。不想让天和上帝的文字相同，所以改变上帝的称呼。《周礼》中祀天的话出现两次，所以郑注以前的天神为五帝，后来冬至所祭的为昊天。颜竣又说‘二至的祭祀，又不是天地’。不知天地究竟应在何时祭祀？《记》说：‘扫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意表明所用质朴，不妨用音乐降神。荀万秋认为郊祭应有音乐，事情有典据。颜竣又说‘东平王刘苍认为前汉各祖在别庙，所以祖宗的庙可以各有舞乐。至于袷祭始祖之庙，就专用始祖的舞蹈。所以认为后汉各祖，共庙同庭，虽然有祖宗，不应加入别的舞蹈’。这确实是一家的意见，却没有考虑适时的变化。后汉从俭，所以各祖共庙，还以异室保存别庙的礼仪。晋氏以来，登哥诵美，各室相继创作。至于祖宗乐舞，为何不可交替演奏。如果所咏唱的不同，即使共庭，也没有嫌疑。魏三祖各有舞乐，难道又是不同的庙吗？” 众议都同意刘宏的意见：“祭祀南郊迎神，演奏《肆夏》。皇帝刚登坛，演奏登哥。初献，演奏《凯容》《宣烈》之舞。送神，演奏《肆夏》。祭祀宗庙迎神，演奏《肆夏》。皇帝入庙门，演奏《永至》。皇帝到东壁，演奏登哥。初献，演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演奏《永安》。送神演奏《肆夏》。” 诏准。
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有关部门又上奏：“郊庙舞乐，皇帝亲自主持，刚登坛及入庙到东壁，都演奏登哥，不涉及三公行事。” 左仆射建平王刘宏重新参议：“公卿行事，也应演奏登哥。” 有关部门又上奏：“元会及二庙斋祠，登哥依旧都在殿庭设置演奏。考察庙祠，依照新仪注，登哥的人上殿，弦管在下面；现在元会，登哥的人也上殿，弦管在下面。” 都诏准。文帝章太后庙没有乐章，孝武大明年间让尚书左丞殷淡创作新的歌辞，明帝又自己创作昭太后宣太后的歌诗。
后汉正月初一，天子到德阳殿接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在殿前表演，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喷水，制造雾气遮蔽太阳；完毕，又化成黄龙，长八九丈，出水游戏，在日光下炫耀。用两根大丝绳系在两个柱头，相距数丈，两个倡女相对跳舞，在绳上行走，相逢时肩膀相擦而不倾倒。
魏晋到江左，还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抃舞》《北负灵岳》《桂树白雪》《画地成川》等乐舞。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侍郎顾臻上表说：“臣听说圣王制作音乐，赞扬治道，用仁义培养，防止邪淫，上供宗庙祭祀，下训百姓，体现五行的正音，调和八风以陶冶气质。宫声象征公正而好义，角声坚定整齐而循礼，弦歌钟鼓金石的制作完备。所以通神至化，有相率起舞的感动；移风改俗，达到和乐的极致。末世的伎艺，设置礼仪之外的观赏，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之类，皮肤在外剥落，肝心在体内损伤。对于路边的芦苇，尚且说不要践踏，何况是百姓，能不悲伤。加上四海朝觐，观看帝庭，耳听《雅》《颂》之声，目睹威仪的次序，足以蹋天，头以履地，违反两仪的顺序，伤害伦理大纲。现在夷狄在对岸，对外防御紧急，士兵每天吃七升粮食，忘身赴难，过分的戏乐，每天供给五斗粮食。正要扫平神州，治理中原，像这样的事情，不能展示给远方的人。应下令太常，编纂雅乐，《箫韶》九成，在盛世更新；功德颂声，永远显著于后代。这是《诗》所说的‘燕及皇天，克昌厥后’。杂伎中伤人的，都应除去。传播简俭的德行，超过康哉的咏唱，清风流行，百姓像草一样响应，说的就是这个。我的浅见，希望加以采纳考察。” 于是除去《高絙》《紫鹿》《跂行》《鳖食》及《齐王卷衣》《笮兒》等乐。又减少他们的供给。后来又恢复《高絙》《紫鹿》。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刘义康在东府正会，依旧给予伎乐。总章工冯大列：“相承给予诸王伎乐十四种，其中舞伎三十六人。” 太常傅隆认为：“不清楚这个人数的由来。只有杜预注释《左传》佾舞说诸侯六六三十六人，我常认为不对。舞者，是用来调节八音的。八音和谐，然后成为乐。所以必须以八八为列，从天子到士，降杀以两，两，是减少两列。杜预认为一列又减少二人，到士只余四人，怎能再成乐。按服虔注释《传》说：‘天子八八，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意义很恰当。现在诸王不再跳佾舞，其总章舞伎，就是古代的女乐。殿庭八八，诸王就应六八，道理明显。又《春秋》，郑伯纳晋悼公女乐二八，晋把一八赐给魏绛，这是乐以八人为列的证据。如果像议论的人所说，只有天子八人，那么郑应献给晋二六，晋应赐给魏绛一六。从天子到士，其文物典章，尊卑等级，无不以两，没有诸侯既降两列，又每列减少二人，接近减少大半，不仅八音不完备，在两的意义上也违背，杜氏的错误很明显。国典事关重大，应让人详细纠正。” 事情没有施行。
人的产生，没有人知道它的开端。含有灵性、怀抱智慧，生在天地之间。喜怒哀乐的情感，喜好所得、厌恶所失的本性，不用学习就会，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却就是这样。愤怒就争斗，喜悦就咏唱。歌唱，本是音乐的开端。咏唱不足以表达，就手舞足蹈，这样舞蹈又是歌唱的延续。咏唱舞蹈，是用来宣泄喜悦的心情，喜悦没有节制，就会流于淫靡而无法回头。所以圣人用五声调和人的本性，用八音节制它的流弊，称之为音乐，所以能移风易俗，使人心平和、体态端正。从前有戎氏有两个女儿，住在九层台上。天帝派燕子在夜里前往，二女用玉筐盖住它，不久打开看，燕子留下两个五色的蛋，向北飞不再回来。二女创作歌曲，开始有了北音。禹巡视南方，嵞山的女儿让她的侍女在嵞山南面等候禹，女儿于是创作歌曲，开始有了南音。夏后孔甲在东阳萯山打猎，天降大风、天色昏暗，迷迷糊糊走进百姓家里。主人正在生孩子，有人说：“君王到来是好日子，必定大吉。” 有人说：“承受不住这个孩子，必定有祸殃。” 孔甲就把孩子带回去，说：“作为我的儿子，谁敢害他？” 后来孩子劈柴，斧子砍断了他的脚。孔甲说：“唉！这是命啊。” 于是创作《破斧》之歌，开始有了东音。周昭王南征，在汉中去世。王的车右辛余靡高大有力，救昭王向北渡过河，周公于是把他封在西翟，迁居西河，他追思原来的住处创作歌曲，开始有了西音。这大概就是四方的歌曲。
黄帝、帝尧时代，帝王的教化普及天下，百姓快乐无忧，所以借着击壤的欢乐、庆云的祥瑞，百姓因此创作歌曲。后来《风》《雅》衰败残缺，而妖淫靡漫的音乐兴起。
周朝衰落，有个叫秦青的人，擅长歌唱，薛谈向秦青学习歌唱，没学完秦青的技艺就告辞回家。秦青在郊外为他饯行，于是击节悲歌，声音震动林木，响声止住行云。薛谈于是留下不离开，完成了学业。又有个叫韩娥的人，向东到齐国去，到雍门时，粮食匮乏，于是卖唱换食物。离开后，余音绕梁，三天不断。周围的人以为她还没离开。经过旅馆，旅馆的人侮辱她，韩娥于是拉长声音悲哀哭泣，整个乡里的老幼，都悲伤忧愁相对流泪，三天不吃饭。急忙去追她，韩娥回来，又拉长声音放声歌唱，整个乡里的老幼，都欢喜跳跃拍手舞蹈，不能自控，忘记了之前的悲伤。于是用厚礼送她离开。所以雍门的人善于歌唱哭泣，是效仿韩娥的遗声。卫国人王豹住在淇川，擅长歌唱，河西的百姓都受他影响。齐国人绵驹住在高唐，擅长歌唱，齐国的西部，也传承他的技艺。前汉有个虞公，擅长歌唱，能让梁上的灰尘扬起。像这类的，都是徒歌。《尔雅》说：“徒歌叫谣。”
凡是现存的乐章古词，都是汉代街陌的歌谣，像《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类。吴地的杂曲，都出自江东，晋、宋以来，逐渐有所增加。
《子夜哥》，有个叫子夜的女子，创作了这个曲调。晋孝武太元年间，琅邪王轲之家有鬼唱《子夜》。殷允担任豫章太守时，豫章的侨人庾僧虔家也有鬼唱《子夜》。殷允担任豫章太守，也是太元年间，那么子夜是这之前的人。《凤将雏哥》，是旧曲。应琚《百一诗》说：“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 既然这样，那么《凤将雏》由来已久，难道是因为讹变到这样的吗？
《前溪哥》，是晋车骑将军沈玩创作的。
《阿子》及《欢闻哥》，晋穆帝升平初年，歌唱结束就呼叫 “阿子！你听到了吗？” 事情记载在《五行志》。后人推演其声，创作了这两首曲子。《团扇哥》，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子的婢女有情，感情很深厚，嫂子捶打婢女很厉害，婢女一向善于歌唱，而王珉喜欢拿白团扇，所以创作了这首歌。《督护哥》，彭城内史徐逵之被鲁轨杀死，宋高祖派府内直督护丁旿收敛殡葬他。徐逵之的妻子，是高祖的长女，把丁旿叫到阁下，亲自询问收敛送葬的事情，每次询问，就叹息说：“丁督护！” 她的声音哀切，后人根据她的声音，扩展成这首曲子。《懊憹哥》，晋隆安初年，民间讹传的歌谣。事情记载在《五行志》。宋少帝改作新歌，太祖常称它为《中朝曲》。《六变》等曲子，都根据事情创作歌曲。《长史变》，是司徒左长史王廞临败时创作的。《读曲哥》，是民间为彭城王刘义康创作的。它的歌词 “死罪刘领军，误杀刘第四” 就是说这件事。凡这些曲子，开始都是徒歌，不久用弦管伴奏。又有根据弦管金石，创作歌曲来配合演奏的，魏世三调歌辞之类就是这样。
古代天子处理政务，让公卿大夫献诗，老人加以修饰，然后帝王斟酌采用。秦、汉缺少采诗的官员，歌唱大多沿袭前代，与时事不相应，又无法向后代昭示。汉武帝虽然创作了很多新歌，但不把光扬祖考、推崇陈述正统德行放在首位，只多咏唱祭祀所见之事及祥瑞而已。商周《雅》《颂》的体裁缺失了。
《鞞舞》，不清楚它的起源，但汉代已用在宴享中。傅毅、张衡的赋，都写了这件事。曹植《鞞舞哥序》说：“汉灵帝《西园故事》，有个叫李坚的人，会跳《鞞舞》。遭遇战乱，向西跟随段煨。先帝听说他过去有技艺，召见他。李坚技艺已经荒废，加上古曲多有谬误，不同时代的文字，不一定沿袭，所以依照前曲改作五篇新歌，不敢进献给黄门，姑且作为小国的浅陋音乐。” 晋《鞞舞哥》也有五篇，又有《铎舞哥》一篇，《幡舞哥》一篇，《鼓舞伎》六曲，都在元会时表演。现在《幡》《鼓》的歌词还在，舞蹈都缺失了。《鞞舞》，就是现在的《鞞扇舞》。又说晋初有《杯盘舞》《公莫舞》。史臣按：杯盘，就是现在的《齐世宁》。张衡《舞赋》说：“历七盘而纵蹑。” 王粲《七释》说：“七盘陈于广庭。” 近世文士颜延之说：“递间关于盘扇。” 鲍昭说：“七盘起长袖。” 都以七盘为舞蹈。《搜神记》说：“晋太康中，天下跳《晋世宁舞》，夸耀用手接住杯盘反复。” 这说明汉世只有盘舞，而晋代加上杯，反复进行。
《公莫舞》，是现在的巾舞。相传说是项庄舞剑，项伯用袖子隔开，使他不能伤害汉高祖。并且对项庄说：“公莫。” 古人相互称呼为 “公”，说不要伤害汉王。现在用巾，大概像项伯衣袖的遗式。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既然这样，那么它的曲调由来已久，说源于项伯，不对。
江左初年，又有《拂舞》。旧说《拂舞》是吴地的舞蹈。考察它的歌词，不是吴地的词语，都在殿庭表演。扬泓《拂舞序》说：“自从到江南，见到《白符舞》，有人说《白凫鸠舞》，说有这个舞蹈几十年了。考察它的词旨，是吴人苦于孙皓的虐政，思念归附晋朝。” 又有《白珝舞》，按舞蹈歌词有巾袍的言辞；珝本是吴地所产，应该是吴地的舞蹈。晋《俳歌》又说：“皎皎白绪，节节为双。” 吴音称绪为珝，怀疑白珝就是白绪。
《鞞舞》，过去是二八人，桓玄将要称帝，太乐派众多伎乐，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奏增加到八佾，相承不再改变。宋明帝自己改作舞曲歌词，并诏近臣虞龢一同创作。又有西、伧、羌、胡等各种杂舞。随王刘诞在襄阳，创作《襄阳乐》；南平穆王担任豫州刺史，创作《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创作《西乌飞哥曲》，都列入乐官。歌词多淫靡不正。
前代宴饮，酒喝到酣畅时，必定起身自己跳舞。《诗》说 “屡舞仙仙” 就是这样。宴乐必定跳舞，只是不宜过多。讥讽的是跳舞过多，不是讥讽跳舞。汉武帝宴饮，长沙定王跳舞也是这样。魏、晋以来，尤其重视以舞相属。被属的人代替起舞，就像饮酒时以杯相属。谢安跳舞属意桓嗣就是这样。近世以来，这种风气消失了。
孝武大明年间，把《鞞》《拂》杂舞与钟石乐器配合，用在殿庭。顺帝升明二年，尚书令王僧虔上表谈论这事，并论及三调歌说：“臣听说《风》《雅》的创作，由来已久。大的关系到兴衰，其次的表现在相率而舞。音乐发自内心而木石都能感动，铿锵演奏而国俗改变。所以郑相走出郊外，分辨声音就知道哀伤；延陵入聘，观看音乐就知道风俗。因此音乐不会随意兴起，曲调怎会徒然演奏。歌唱设置后，吉凶已经征兆，清浊调和，山琴自然应和。这是天地的灵和之气，升降的明节。现在帝王之道四通八达，礼乐相互融通，实在不是我浅陋之人敢斟酌的。考虑到三古的音乐失传，六代的音响隐没，舞蹈歌咏与日月一同湮没，精灵与风云一起消失。追思余音而长久怀念，抚摸遗器而深深叹息，就是这样。钟县的乐器，以雅为用，凯容的制度，以八佾为体。所以羽龠击拊，相互和谐应和，季氏被谴责，就在于此。现在总章旧佾二八之流，服饰不同，曲律也不同，推究现在校对古代，清楚可知。又歌钟一套，能与女乐和谐，以歌为名，不是雅器。大明年间，就用宫县配合《鞞》《拂》，节奏虽然相合，恐怕违背雅体。将来懂音乐的人，或许会讥讽圣世。如果认为钟舞已经和谐，不想废除，另外设立歌钟，来调和羽佾，只用于别的宴会，与朝享无关，四县所演奏的，严格依照雅则，这样旧乐前典，不会失传。臣过去已制作歌磬，还在乐官那里，把它与钟配合，组成一套，从义理来说，或许可以安设。又现在的《清商》，实在源自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值得怀念，京、洛相互推崇，江左更加重视。诚然金县干戚的乐舞，在这里绝迹了。而情感变化、听闻改变，逐渐又零落，十几年间，失传的将达一半。近来家家竞相创作新的靡靡之音，人人崇尚歌谣习俗，追求急促高亢，不顾律纪，放纵没有边际，不知尽头，排斥典正音乐，推崇滋长繁琐淫靡的音乐。士人有等级差别，没有原因不能背离礼仪；音乐有次序，长幼不能一同听闻。所以喧嚣丑陋的乐制，在乡里日益兴盛；风雅的韵味，只在士大夫中留存。川震社亡，同样是灾异的警戒，哀思靡漫，不同时代同样让人欢乐。灾咎的征兆没有不同，而欣喜与畏惧却同时存在，我私下不明白。现在京城之内尘埃平静，海外波澜平静，《雅》《颂》各得其所，实在在这个时候。臣认为应命令主管部门，务必勤于教学练习，整理旧声，相互启发，凡是遗漏的，都加以补拾。乐曲完整的给予优厚俸禄，技艺敏捷的给予优位。用利益驱动，人们就会自我勉励；用风气影响，不用训诫自然改变。返本还源，或许可以企及。” 诏曰：“王僧虔的表奏是这样。钟鼓已经陈设，《雅》《颂》得以分辨，是用来惠及人神，感化飞鸟游鱼的。近来自从音乐失去韵味，舞蹈队列未定，正俗移风，确实在今日。从前阮咸有高明的见识，王度有卓越的才能，乐绪得到增修，不同时代有相同的功绩。可交付外廷遵照详办。”
乐器共有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八音第一是金。金制乐器有钟、袴、錞、镯、铙、铎。钟，《世本》说 “是黄帝的工人垂所造。”《尔雅》说 “大钟叫镛”。《书》说 “笙镛以间” 就是这个。中等的叫剽，剽音瓢。小的叫栈，栈音盏，晋江左初年得到的栈钟就是这个。悬挂钟磬的架子叫笋虡，横的叫笋，竖的叫虡。蔡邕说：“雕刻鸟兽的形状，大声有力的作为钟虡，清声无力的作为磬虚，敲击所悬挂的乐器，就知道是由那个架子发出的声音。” 袴像钟但更大。史臣按：前代有大钟，像周的无射，不止一个，都称为钟；袴的说法，近代没有听说过。
錞，就是錞于。形状像碓头，上大下小，现在民间还时常有这种乐器。《周礼》记载，“用金錞配合鼓”。
镯，就是钲。形状像小钟，军队行进时敲击它，作为鼓的节奏。《周礼》记载，“用金镯节制鼓”。
铙，像铃但没有舌，有柄，拿着敲击。《周礼》记载，“用金铙停止鼓”。汉《鼓吹曲》叫铙哥。
铎，是大铃。《周礼》记载，“用金铎通报鼓”。
八音第二是石。石制乐器是磬。《世本》说由叔所造，不知道叔是哪个时代的人。《尔雅》说：“形状像犁筜，用玉制作。” 大的叫綍。綍音嚣。
八音第三是土。土制乐器是埙。《世本》说，是暴新公所造，也不知道是哪个时代的人。周畿内有暴国，难道是那个时代的人吗？烧土制作，像鹅蛋大小，上尖下平，形状像秤锤，有六个孔。《尔雅》说，大的叫祇，祇音叫。“小的像鸡蛋”。
八音第四是革。革制乐器有鼓、鞉、节。大的叫鼓，小的叫朄，又叫应。应劭《风俗通》说：“不知道是谁所造。” 用鼓槌敲击的叫鼓，用手摇动的叫鞉。鼓及鞉有八面的叫雷鼓、雷鞉；有六面的叫灵鼓、灵鞉；有四面的叫路鼓、路鞉。《周礼》记载：“用雷鼓祭祀天神，用灵鼓祭祀社神，用路鼓招致鬼神供享。” 长八尺的鼓叫 {卉鼓} 鼓，用于军事。长一丈二尺的叫鼛鼓，凡守备及劳役之事就敲击它。现在称为下鼜。鼜，《周礼》音戚，现在音切豉反。长六尺六寸的叫晋鼓，演奏金石之乐时就敲击它。应鼓在大鼓旁边，《诗》说 “应朄悬鼓” 就是这个。有柄的小鼓叫鞀。大的鞀叫鞞。《月令》“仲夏修鞀、鞞”。就是这样。既然这样，那么鞀、鞞就是鞉一类。又有鼍鼓。
节，不知道是谁所造。傅玄《节赋》说：“黄钟唱哥，《九韶》兴舞。口没有节就不咏唱，手没有节就不拍打。” 这说明它的由来也很久了。
八音第五是丝。丝制乐器有琴、瑟、筑、筝、琵琶、空侯。
琴，马融《笛赋》说：“宓羲造琴。”《世本》说：“神农所造。”《尔雅》“大琴叫离”，有二十弦。现在没有这种乐器。齐桓的琴叫号钟，楚庄的叫绕梁，相如的叫燋尾，伯喈的叫绿绮，事情出自傅玄《琴赋》。世人说燋尾是伯喈的琴，伯喈传也这样说。按傅氏的说法，就不是伯喈的。
瑟，马融《笛赋》说 “神农造瑟。”《世本》说 “宓羲所造”。《尔雅》说：“有二十七弦的瑟叫洒。” 现在没有这种乐器。筑，不知道是谁所造。史籍只说高渐离善于击筑。
筝，是秦地的乐声。傅玄《筝赋序》说：“世人认为是蒙恬所造。现在看它的形制符合法度，节奏能表达哀乐，是仁智之人的乐器，难道是亡国之臣能构思的吗？”《风俗通》则说：“像筑的形状而有瑟的弦。” 不知道是谁改作的。
琵琶，傅玄《琵琶赋》说：“汉朝派遣乌孙公主嫁给昆弥，考虑到她在路上思念故乡，所以让工人仿照筝、筑，制作马上的音乐。想依从地方俗语，所以取名琵琶，取它容易在外国传播的意思。”《风俗通》说：“用手弹奏，因此得名。” 杜挚说：“长城的劳役中，弹着弦鼗来鼓乐。” 都不清楚哪种说法属实。这种乐器不在四厢陈列。
空侯，起初叫坎侯。汉武帝酬谢消灭南越的功绩，祭祀太一、后土时使用音乐，让乐人侯晖依照琴制作坎侯，说它的声音坎坎应和节奏。侯，是因为工人的姓氏。后来叫空，是音讹。古代用在郊庙雅乐，近世来专门用于楚声。宋孝武帝大明年间，吴兴沈怀远被流放到广州，制作绕梁，这种乐器与空侯相似。沈怀远后来去世，这种乐器也失传了。
八音第六是木。木制乐器有柷、敔。都不知道是谁所造。《乐记》说：“圣人制作控、楬、埙、篪。” 它的起源也很久远了。柷像漆筒，长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里面有椎柄，连到底部摇动它，让左右敲击敔。敔，形状像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铻。用长一尺的竹条叫止，横着敲击它，用来节制乐曲的结束。
八音第七是匏。匏制乐器有笙、竽。笙，不知是谁所造，没有记载。把管子排列在匏内，在管端装上簧片。宫管在中央，有三十六簧的叫竽；宫管在左边，十九簧到十三簧的叫笙。其他都相似。竽现在已经失传。“大笙叫巢，小的叫和”。笙中的簧片，是女娲所造。《诗》传说：“吹笙则簧片振动。” 大概就是笙中的簧片。《尔雅》说：“有十九簧的笙叫巢。” 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在舜祠得到笙，是白玉管。后世难道改用竹子了吗？
八音第八是竹。竹制乐器有律、吕、箫、管、篪、龠、笛。律吕的内容在《律历志》中。
关于箫的起源，《世本》记载为舜帝发明，《尔雅》说：“二十三管长一尺四寸的叫言箫；“十六管长一尺二寸的叫筊箫"（筊即爻），所有箫类都可泛称"籁"。古代著名的洞箫现已失传，蔡邕曾定义"箫是带底座的编竹乐器"，可见东汉时已无洞箫。
管乐器在《尔雅》中描述为"长一尺、围一寸、通体漆面、带底座"，按尺寸分为簥（音骄）、篞、篎（音妙）三种，古代用玉做管，舜帝时西王母所献白玉琯即属此类，《月令》将其与琴瑟箫并列记载，蔡邕章句说：“管，形状长一尺，围一寸，有孔无底。” 这种乐器现在已经失传。
篪的来历存在争议：《世本》称暴新公发明，但史官质疑此说，舜帝时代已有西王母献管的记载，暴新公不可能是更早的发明者；《尔雅》记载篪分大小两种（大篪一尺四寸称"沂"，小篪一尺二寸），现今流传的胡篪实为胡人乐器，非中原雅乐正统。
籥的起源已无从考证，《周礼》记载的"籥师"一职专门教授贵族子弟秋冬吹奏，现今《凯容》《宣烈》舞蹈中使用的带羽毛装饰的籥正是此物，即《诗经》"左手执籥，右手持翟（野鸡羽）"所述乐器。《尔雅》说：“籥像笛，其形似短笛有三孔，《广雅》则记载有七孔，并按大小分为产、仲、箹（音握）三种。
笛子按马融《长笛赋》认为，这种乐器兴起与近世，由羌族传入，经京房完善五音，又说丘仲擅笛而未言是其所造；《风俗通义》则明确称丘仲为汉武帝时制笛者，后又有羌笛，三种说法真伪难辨。
絪，杜挚《笳赋》称是老子（李伯阳）入西戎所创；汉代注释称"箛"即吹鞭（骑马时吹奏的鞭状乐器），《晋先蚕注》记载"停车吹小箛，启程吹大箛"的仪制；箛就是絪。另有胡笳见于汉朝《筝笛录》曲目但无详细记载。
鼓吹，大概是短箫铙哥。蔡邕说：“是军乐，黄帝岐伯所作，用来宣扬德行、建立武功，劝勉士人、讽喻敌人。”《周官》说：“军队有功就演奏恺乐。”《左传》说，晋文公战胜楚国，“整顿军队，奏着恺乐进入”。《司马法》说：“得意就演奏恺乐恺哥。” 雍门周游说孟尝君，“在深不可测的深渊边演奏鼓吹”。说的人说，鼓是一种乐器，吹是竽、籁之类，不是箫、鼓合奏，另是一种乐名。既然这样，那么短箫铙哥，这时还不叫鼓吹。应劭汉《卤簿图》，只有骑士执。就是笳，没说鼓吹，而汉世有黄门鼓吹。汉享宴食举乐十三曲，与魏世鼓吹长箫相同。长箫短箫，《伎录》都说，丝竹合奏，执节的人歌唱。又《建初录》说，《务成》《黄爵》《玄云》《远期》，都是骑吹曲，不是鼓吹曲。这说明列于殿庭的是鼓吹，现在随行的鼓吹是骑吹，两种曲子不同。又孙权观看魏武的军队，演奏鼓吹而返回，这又应该是现在的鼓吹。魏、晋世，又借给众将帅及牙门曲盖鼓吹，这时就称它为鼓吹了。魏、晋世给予鼓吹很轻易，牙门督将五校，都有鼓吹。晋江左初年，临川太守谢摛每次睡觉，总梦见听到鼓吹。有人为他占卜说：“您不能活着得到鼓吹，会得到死后的鼓吹。” 谢摛攻打杜韬战死，追赠长水校尉，下葬时给予鼓吹。谢尚担任江夏太守，到武昌向安西将军庾翼咨询事务，庾翼与谢尚射箭，说：“你如果射中靶心，会以鼓吹奖赏。” 谢尚射中靶心，就把副鼓吹给他。现在就很贵重了。
"角"这种乐器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有人认为源自羌胡部落，最初用于惊扰中原战马；也有人认为出自吴越地区。古代音乐志提到"上古有籁、缶等乐器"，但早已失传。史官考据指出：《尔雅》记载"籁"本是箫的别称；《诗经》"坎其击缶"中的"缶"，据毛亨注解是一种名为"盎"的瓦器。
筑城劳动号子《睢阳曲》，则起源于梁孝王时期。当时孝王修建方圆十二里的睢阳城，命人创作歌曲，用小鼓定节奏，让劳工们随着鼓点放下木杵应和，这种独特的"杵歌"被后世称为《睢阳曲》，其曲调一直流传至今。
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音乐大家：孙氏擅长演绎古曲，宋识精通击节伴奏，陈左以清唱见长，列和笛艺超群，郝索筝技出众，朱生琵琶造诣尤深且能创新曲调。傅玄在著作中说道："人们总是盲目崇拜古代传说而忽视当代英才，岂不可笑？若这六位大家生于上古，其成就必将超越夔（舜帝乐官）和伯牙（春秋琴师），成为空前绝后的存在！"由此可见，后世音乐风格的发展，实则都延续了孙氏、朱生等魏晋音乐家的艺术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