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卷八十一-原文带拼音解释-汉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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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之、顾琛、顾觊之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书都官郎，山阴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补建武参军，与孟昶留守，事定，以为余姚令，卒官。秀子少孤贫，有志操。十许岁时，与诸兒戏于前渚，忽有大蛇来，势甚猛，莫不颠沛惊呼，秀之独不动，众并异焉。东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钦之为硃龄石右军参军，随龄石败没，秀之哀戚，不欢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驸马都尉、奉朝请。家贫，求为广陵郡丞。仍除抚军江夏王义恭、平北彭城王义康行参军，出为无锡、阳羡、乌程令，并著能名。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重除建康。性纤密，善纠摘微隐，政甚有声。吏部尚书沈演之每称之于太祖。世祖镇襄阳，以为抚军录事参军、襄阳令。襄阳有六门堰，良田数千顷，堰久决坏，公私废业。世祖遣秀之修复，雍部由是大丰。改领广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时汉川饥俭，境内骚然，秀之善于为政，躬自俭约。先是，汉川悉以绢为货，秀之限令用钱，百姓至今受其利。二十七年，大举北伐，遣辅国将军杨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受秀之节度，震荡汧、陇。秀之遣建武将军锡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马竺宗之三千人向骆谷南口，威远将军梁寻千人向斜谷南口。氐贼杨高为寇，秀之讨之，斩高兄弟。元凶弑逆，秀之闻问，即日起兵，求率众赴襄阳，司空南谯王义宣不许。事宁，迁使持节、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宁朔将军、益州刺史。折留俸禄二百八十万，付梁州镇库，此外萧然。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致万金。所携宾僚，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自资。秀之为治整肃，以身率下，远近安悦焉。南谯王义宣据荆州为逆，遣参军王曜征兵于秀之，秀之即日斩曜戒严。遣中兵参军韦山松万人袭江陵，出峡。竺超民遣将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战，即枭其首。进至江陵，为鲁爽所败，山松见杀。其年，进号征虏将军，改督为监，持节、刺史如故，以起义功，封康乐县侯，食邑六百户。明年，迁监郢州诸军事、郢州刺史，将军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征为右卫将军。明年，迁丹阳尹。先是，秀之从叔穆之为丹阳，与子弟于事上饮宴，秀之亦与焉。事柱有一穿，穆之谓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试以栗遥掷此柱，若能入穿，后必得此郡。”穆之诸子并不能中，唯秀之独入焉。时赊市百姓物，不还钱，市道嗟怨，秀之以为非宜，陈之甚切，虽纳其言，竟不从用。广陵王诞为逆，秀之入守东城。其年，迁尚书右仆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杀长史科，议者谓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为：“律文虽不显民杀官长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与悠悠杀人曾无一异。民敬官长，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谓宜长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从之。明年，领太子右卫率。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为土人所诛，遣秀之以本官慰劳，分别善恶。事毕还都，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上车驾幸新亭，视秀之发引，将征为左仆射，事未行，八年卒，时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诏曰：“秀之识局明远，才应通暢，诚著蕃朝，绩宣累岳。往岁逆臣交构，首义万里，及职司端尹，赞戎两宫，嘉谋征誉，实彰朝野。汉南法繁民嗛，属伫良牧，故暂辍心膂，外弘风规，出未逾期，德庇西服。详考古烈，旅观终始，淳心忠概，无以尚兹。方式亮皇猷，入卫根本，奄至薨逝，震恸于朕心。生荣之典，未穷宠数，哀终之礼，宜尽崇饰。兼履谦守约，封社弗广，兴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为千户。谥为忠成公。”秀之野率无风采，而心力坚正。上以其莅官清洁，家无余财，赐钱二十万，布三百匹。子景远嗣，官至前军将军。景远卒，子俊，齐受禅，国除。秀之弟粹之，晋陵太守。顾琛，字弘玮，吴郡吴人也。曾祖和，晋司空。祖履之，父惔，并为司徒左西掾。琛谨确不尚浮华，起家州从事，驸马都尉，奉朝请。少帝景平中，太皇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王义康右军骠骑参军，晋陵令，司徒参军，尚书库部郎，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后太祖宴会，有荒外归化人在坐，上问琛：“库中仗犹有几许？”琛诡答：“有十万人仗。” 旧武库仗秘不言多少，上既发问，追悔失言，及琛诡对，上甚喜。尚书寺门有制，八座以下门生随入者各有差，不得杂以人士。琛以宗人顾硕头寄尚书张茂度门名，而与硕头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书官，大罪则免，小罪则遣出。遣出者，百日无代人，听还本职。琛仍为彭城王义康所请，补司徒录事参军，山阴令，复为司徒录事，迁少府。十五年，出为义兴太守。初，义康请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刘湛，故寻见斥外。十九年，徙东阳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固辞忤旨，废黜还家积年。二十七年，索虏南至瓜步，权假琛建威将军。寻除东海王祎冠军司马，行会稽郡事。随王诞代祎，复为诞安东司马。元凶弑立，分会稽五郡置会州，以诞为刺史，即以琛为会稽太守，加五品将军，置将佐。诞起义，加冠军将军。事平，迁吴兴太守。孝建元年，征为五兵尚书。未拜，复为宁朔将军、吴郡太守。以起义功，封永新县五等侯。大明元年，吴县令张闿坐居母丧无礼，下廷尉。钱唐令沈文秀判劾违谬，应坐被弹。琛宣言于众：“闿被劾之始，屡相申明。”又云：“当启文秀留县。” 世祖闻之大怒，谓琛卖恶归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阳太守张牧，并司空竟陵王诞故佐，诞待琛等素厚。三年，诞据广陵反，遣客陆延稔赍书板琛为征南将军，牧为安东将军，琛子前尚书郎宝素为谘议参军，宝素弟前司空参军宝先为从事中郎，牧兄前吴郡丞济为冠军将军，从弟前司空主簿晏为谘议参军。时世祖以琛素结事诞，或有异志，遣使就吴郡太守王昙生诛琛父子。会延稔先至，琛等即执斩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启世祖曰：“刘诞猖狂，遂构衅逆，凡在含齿，莫不骇惋，臣等预荷国恩，特百常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获贼诞疏，欲见邀诱。臣即共执录伪使，并得诞与抚军长史沈怀文、扬州别驾孔道存、抚军中兵参军孔璪、前司兵参军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张晏书，具列本郡太守王昙生。臣即日便应星驰归骨辇毂，臣母年老，身在侍养，辄遣息宝素、宝先束骸诣阙。”世祖所遣诛琛使其日亦至，仅而获免。上嘉之，召琛出，以为西阳王子尚抚军司马，牧为抚军中兵参军。琛母孔氏，时年百余岁。晋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于吴中为乱，以女为贞烈将军，悉以女人为官属，以孔氏为司马。及孙恩乱后，东土饥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粮以赈邑里，得活者甚众，生子皆以孔为名焉。琛仍为吴兴太守。明年，坐郡民多翦钱及盗铸，免官。六年，起为大司农，都官尚书，新安王子鸾北中郎司马、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随府转抚军司马，太守如故。前废帝即位，复为吴郡太守。太宗泰始初，与四方同反，兵败，奉母奔会稽。台军既至，归降。宝素与琛相失，自杀。琛寻丁母忧，服阕，起为员外常侍、中散大夫。后废帝元徽三年，卒，时年八十六。宝先大明中为尚书水部郎。先是，琛为左丞荀万秋所劾，及宝先为郎，万秋犹在职，自陈不拜。世祖诏曰：“敕违纠慢，宪司之职，若理有不公，自当更有厘正。而自顷刻无轻重，辄致私绝。此风难长，主者严为其科。宝先盖依附世准，不足问。”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渊之字思玄，吴兴乌程人也。太祖从高祖北伐，留彭城，为冠军将军、徐州刺史，渊之为长史。太祖即位，以旧恩历显官，侍中，都官尚书，吴郡太守。卒于太常，追赠光禄大夫。顾觊之，字伟仁，吴郡吴人也。高祖谦，字公让，晋平原内史陆机姊夫。祖崇，大司农。父黄老，司徒左西掾。觊之初为郡主簿。谢晦为荆州，以为南蛮功曹，仍为晦卫军参军。晦爱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为扬州主簿，仍为弘卫军参军，盐官令，衡阳王义季右军主簿，尚书都官郎，护军司马。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秉权，殷、刘之隙已著，觊之不欲与殷景仁久接事，乃辞脚疾自免归。在家每夜常于床上行脚，家人窃异之，而莫晓其意。后义康徙废，朝廷多以异同受祸。复为东迁、山阴令。山阴民户三万，海内剧邑，前后官长，昼夜不得休，事犹不举。觊之理繁以约，县用无事，昼日垂帘，门阶闲寂。自宋世为山阴，务简而绩修，莫能尚也。还为扬州治中从事史，广陵王诞、庐陵王绍北中郎左司马，扬州别驾从事史，尚书吏部郎。尝于太祖坐论江左人物，言及顾荣，袁淑谓觊之曰：“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觊之正色曰：“卿乃复以忠义笑人！”淑有愧色。元凶弑立，朝士无不移任，唯觊之不徙官。世祖即位，迁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为义阳王昶东中郎长史、宁朔将军、行会稽郡事。寻征为右卫将军，领本邑中正。明年，出为湘州刺史，善于莅民，治甚有绩。大明元年，征守度支尚书，领本州中正。二年，转吏部尚书。四年，致仕，不许。时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硃起母彭家饮酒还，因得病，吐蛊虫十余枚。临死语妻张，死后刳腹出病。后张手自破视，五藏悉糜碎。郡县以张忍行刳剖，赐子副又不禁驻，事起赦前，法不能决。律伤死人，四岁刑；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弃市，并非科例。三公郎刘勰议：“赐妻痛往遵言，兒识谢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谓宜哀矜。”觊之议曰：“法移路尸，犹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当以大理为断，谓副为不孝，张同不道。”诏如觊之议。加左军将军，出为吴郡太守。八年，复为吏部尚书，加给事中，未拜，欲以为会稽，不果。还为吴郡太守。幸臣戴法兴权倾人主，而觊之未尝降意。左光禄大夫蔡兴宗与觊之善，嫌其风节过峻。觊之曰：“辛毗有云：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及世祖晏驾，法兴遂以觊之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觊之家寻阳，寻阳王子房加以位号，觊之不受，曰： “礼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谢，非复军旅之日，况年将八十，残生无几，守尽家门，不敢闻命。”孔觊等不能夺。时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觊之心迹清全，独无所与。太宗甚嘉之，东土既平，以为左将军、吴郡太守，加散骑常侍。泰始二年，复为湘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三年卒，时年七十六。追赠镇军将军，常侍、刺史如故。谥曰简子。觊之家门雍睦，为州乡所重。五子：约、缉、绰、缜、绲。绰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责，觊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后为吴郡，诱绰曰：“我常不许汝出责，定思贫薄亦不可居。民间与汝交关有几许不尽，及我在郡，为汝督之。将来岂可得。凡诸券书皆何在？”绰大喜，悉出诸文券一大厨与觊之，觊之悉焚烧，宣语远近： “负三郎责，皆不须还，凡券书悉烧之矣。”绰懊叹弥日。觊之常谓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信天任运，而暗者不达，妄求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论》，其辞曰：仲尼云：“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丘明又称：“天之所支不可坏，天之所坏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轲则以不遇鲁侯为辞。斯则运命奇偶，生数离合，有自来矣。马迁、刘向、扬雄、班固之徒，著书立言，咸以为首，世之论者，多有不同。尝试申之曰：夫生之资气，清浊异原；命之禀数，盈虚乖致。是以心貌诡贸，性运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修夭荣枯之序，皆理定于万古之前，事征于千代之外，冲神寂鉴，一以贯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贱术，犹能豫题兴亡，逆表成败。祸福指期，识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卫不能防。若夏氓宅生于帝宫，岂蠲残伤之祟；汉臣衍货于天府，宁免喂毙之魂。且又善恶之理虽详，而祸福之验常昧；逆顺之体诚分，而吉凶之效常隐。智络天地，犹罹沈牖之灾；明照日月，必婴深匡之难。增信积德，离患于长饥；席义枕仁，徼祸于促算。何则？理运苟其必至，圣明其犹病诸。况乃蕞迹流惑之徒，投心颛蒙之域，而欲役虑以揣利害，策情以算穷通，其为重伤，岂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闲泰其神，冲缓其度，不矫俗以延声，不依世以期荣。审乎无假，自求多福，荣辱修夭，夫何为哉！问曰：夫《书》称惠迪贻吉，《易》载履信逢祐，前哲余议，亦以将迎有会，沦塞无兆，宣摄有方，夭阏无命。善游销魂于深梁，工骑烬生于旷野，明珠招骇于暗至，蟠木取悦于先容。是以罕、乐以阳施长世；景、惠以阴德遐纪。彭、窦以缮卫延命；盈、忌以荒湎促龄。陈、张称台鼎之崇；严、辛衍宰司之盛。若乃游恶蹈凶，处逆践祸，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书，事虽难征，理未易诘，留滞倾光，思闻通裁。对曰：子可谓扶绳而辨，循刻而议。若乃宣摄有方，岂非吉运所属；将迎有会，实亦凶数自挻。若夫阳施阴德，长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复来旨，仇校往说，起予惟商，未识所异。资生禀运，参差万殊，逆顺吉凶，理数不一。原夫餐椒非养生之术，咀剑岂卫性之经。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时或婴患。深涧乖徼宠之津，空谷绝探荣之辙，运之所集，物稊其枯，而俯仰竿牍，终然离沮。尔乃蹻、跖横行；曾、原窘步。汤、周延世，诩、邑绝绪。吉凶征应，纠纆若兹。毕万保躯，宓贱丧领，梁野之言，岂不或妄。谷南、鲁北，甘此促生；彭翁、窦叟，将以何术。晋平、赵敬，淫放已该；汉主、魏相，奚独伤夭。同异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滨凝分，挫志远图；棘津阴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矫，镌旌善之文，华子高抗，铭惩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异归”者也。殊涂均致，实繁有征。即理易推，在言可略。昔两都全盛，六合殷昌，雾集贵宠之闾，云动权豪之术，钧贸贻谈，岂唯陈、张而已。观夫二子，才未越众，而此以藉荣挥价，彼独摈景沦声，通否之运，断可知矣。严、辛不安时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脉之徒欤。若神仙所序，显明修习，齐强燕平，厥验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乔、松之侣，云飞天居，夷、列之徒，风行水息，良由理数悬挺，实乃钟兹景命。天竺遗文，星华方策，因造前定，果报指期，贫豪莫差，修夭无爽，有允琐辞，无愆鄙说，统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从所归，善恶无所矫其趋，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议其工，失嗤其拙，操之则栗，舍之则悲，斯固染情于近累，岂不贻诮于通识。问曰：清论光心，英辩溢目，求诸鄙怀，良有未尽。若动止皆运，险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暗至。玉门犁丘，睿识弗免。岂非圣愚齐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将何施而可？对曰：夫圣人怀虚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虚也，故无往而不通；惟明也，故无来而不烛。涸海流金，弗染温凉之岨；严兵猛兕，无累爪刃之灾。忘生而生愈全，遗神而神弥暢。若玉门犁丘，盖同迹于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于天，亦均天无害。大贤则体备形器，虑尽藏假，静默以居否，深拱以违礥，皆数在清全，故钟兹妙识。是以禀仲尼之道，不在奔车之上；资伯夷之运，不处覆舟之下。若乃越难趋险，逡巡弗获，履危践机，黾勉从事，愚之所司，圣亦何为。及中下之流，驰心妄动，是非舛干，倚伏移贸，故北宫意逆而功顺，东门心晦而迹明；宣应遗筮而逢吉，张松协数而遘祸。且智防有纪，患累无方。尔乃猘狗逐而华子奔，腐鼠遗而虞氏灭；匣猿逸而林木残，椟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条流，曲难详备，摇形役思，其效安征。岂若澡雪灵府，洗练神宅，据道为心，依德为虑，使迹穷则义斯暢，身泰则理兼通，岂不美哉！何必遗此而取彼。问曰：夫建极开化，树声贻则，典防之兴，由来尚矣。必乃幽符悬兆，冥数指期，善恶前征，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几乎息哉！对曰：天生蒸民，树之物则，教义所禀，岂非冥数。何则？形气之具，必有待而存；颛蒙之伦，岂无因而立。必假纤纨以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资信礼以缮性，秉廉义以劾情。圣人聪明深懿，履道测化，通体天地，同情日月，仰观俯察，抚运裁风。于是乎昭日星之纪，正霜雨之度，张云霞之明，衍风露之渥，浮舟翼滞，腾驾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综五德，弘铺七体之端，宣昭八经之绪。是以时雍在运，群方自通，抱德炀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资，代为脣齿；富教相假，递成辅车。今弛弃纤纨，损绝梁豢，必云徼生委命，岂不已晓其迷。至乎湮斥廉义，屏黜信礼，责以祈存推数，遂乃未辨其惑；连类若斯，乖妄滋甚。然则教义之道，生运所资，宠辱荣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为难也。问曰：循复前旨，既以理命县兆，生数冥期。研覆后文，又云依杖名教，帅循训范。若藉数任天，则放情荡思；拘训驯范，则防虑检丧。函矢殊用，矛戈异适，双美之谈，岂能两遂。对曰：夫性运乖舛，心貌诡殊，请布末怀，略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钟，纵情蹈道，训性而顺，因心则灵。凶数所挻，率由践逆，闻言不信，长恶无悛。此愚智不移，声训所遗者也。其有见善如不及，从谏如顺流，是则命待教全，运须化立。譬以良医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实气，无妄之痾，勿药有喜，所谓纵情蹈道，无假隐括。若膏肓之疾，长桑不治，体府之病，阳庆弗理，此则率由践逆，自绝调御。至乃赵储之命宜永，须扁鹊而后全，齐后之数必延，待文挚而后济。亦犹运钟循奖，彝范所兴，善恶无主，唯运所集而异。膏梁方丈，沈疾弗顾；瑶碧盈尺，阽危弗存。夫静躁之容，造次必于是；曲直之性，颠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圣而异方；遵、竦齐通而殊事。虽复钳桎羿、奡，思服巢、许之情；捶勒曾、史，言膺蹻、跖之虑。不然之事，断可知也。必幽符钻仰，冥数修习，虽存陵惰，其可得乎！故运属波流，势无防虑，命徼山立，理无放情。用殊函矢，双美奚踬；谈异矛戈，两济何伤。问曰：夫君臣恩深，师资义固，所以沾荣涂施，提饰荷声。故刳心流肠，捐生以亢节；火妻灰子，霾名以偿义。若幽期天兆，则明扬可遗；冥数自宾，则感效宜绝。岂其然乎？对曰：论之所明，原本以为理，难之所疑，即末以为用。盖阴闭之巧不传，萌渐之调长绝。故知妄言赏理，古人所难。吾所谓命，固以绵络古今，弥贯终始，爰及君臣父子，师友夫妻，皆天数冥合，神运玄至。逮乎睽爱离会，既命之所甄，昏爽顺戾，亦运之所渐。尔乃松柳异质，荠荼殊性，故疾风知劲草，严霜识贞木，何异忠孝之质，资行夙昭。至于刻志酬生，题诚复施，殉节投命，驯义忘己。亦由石虽可毁，坚不可销，丹虽可磨，赤不可灭。因斯而言，君臣师资，既幽期自宾，心力感效，亦冥数天兆。夫独何怪哉！愿字子恭，父渊之，散骑侍郎。愿好学，有文辞于世。大明中，举秀才，对策称旨，擢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史臣曰：孝建启基，西楚放命，难连淮、济，势盛江服。朱修之著节汉南，刘秀之推锋万里，并诚载艰一，忠惟帝念。而逾岘之锋，战有独克，出硖之师，舟无只反。虽霜霰并时，而计功则异也。及定终之命，等数相悬，盖由义结蕃朝，故恩有厚薄。虽故旧不遗，闻之前训，隆名爽实，亦无取焉！

译文

刘秀之、顾琛、顾觊之刘秀之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是司徒刘穆之堂兄的儿子，世代居住在京口。祖父刘爽，曾任尚书都官郎、山阴令。父亲刘仲道，高祖攻克京城时，被补任建武参军，与孟昶一同留守，局势平定后，任余姚令，在任上去世。刘秀之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却有志向操守。十来岁时，和一群孩子在前面的水洲玩耍，突然有一条大蛇袭来，气势凶猛，孩子们无不惊慌逃跑、大声呼喊，只有刘秀之站着不动，众人都觉得他与众不同。东海人何承天向来赏识他的才能，把女儿嫁给了他。哥哥刘钦之任硃龄石的右军参军，跟随硃龄石战败阵亡，刘秀之悲痛不已，十年间不参加宴饮娱乐。景平二年，刘秀之任驸马都尉、奉朝请。因家境贫困，请求任广陵郡丞。随后任抚军江夏王刘义恭、平北彭城王刘义康的行参军，出朝任无锡、阳羡、乌程令，都以能干闻名。元嘉十六年，刘秀之迁任建康令，任尚书中兵郎，又重任建康令。他性情细致周密，善于揭发隐藏的问题，治理政务很有声望。吏部尚书沈演之常向太祖称赞他。世祖镇守襄阳时，任命他为抚军录事参军、襄阳令。襄阳有六门堰，灌溉良田数千顷，堰坝因年久失修而溃决，公家和私人的农田都无法耕种。世祖派刘秀之修复堰坝，雍州地区因此获得大丰收。刘秀之改领广平太守。元嘉二十五年，任督梁、南北秦三州诸军事、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当时汉川地区发生饥荒，境内动荡不安，刘秀之善于治理，自身生活节俭。此前，汉川地区都用绢作为货币，刘秀之下令改用铜钱，百姓至今仍受益于这一政策。元嘉二十七年，朝廷大举北伐，派辅国将军杨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弘宗受刘秀之调度，进军震荡汧水、陇山一带。刘秀之派建武将军锡千秋率二千人前往子午谷南口，府司马竺宗之率三千人前往骆谷南口，威远将军梁寻率一千人前往斜谷南口。氐人贼寇杨高作乱，刘秀之率军讨伐，斩杀杨高兄弟。元凶弑君叛乱，刘秀之得知消息后，当天就起兵，请求率领部众赶赴襄阳，司空南谯王刘义宣不允许。叛乱平定后，刘秀之迁任使持节、督益宁二州诸军事、宁朔将军、益州刺史。他扣留自己的俸禄二百八十万钱，交付梁州镇库，此外没有多余财物。梁、益二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前后几任刺史，无不聚敛财富，多的达到万金。他们所带的幕僚，都是京城的贫困士人，到地方任郡县官后，都靠不正当手段谋取财富。刘秀之治理政务严整有序，以身作则，远近百姓都安居乐业。南谯王刘义宣占据荆州叛乱，派参军王曜向刘秀之征兵，刘秀之当天就斩杀王曜，下令戒严。派中兵参军韦山松率一万人袭击江陵，从峡江出兵。竺超民派将领席天生迎战，韦山松一战就砍下席天生的首级。进军到江陵时，被鲁爽打败，韦山松战死。这一年，刘秀之进号征虏将军，改 “督” 为 “监”，持节、刺史职位不变，因起义有功，封康乐县侯，食邑六百户。第二年，迁任监郢州诸军事、郢州刺史，将军头衔不变，未到任。大明元年，刘秀之被征为右卫将军。第二年，迁任丹阳尹。此前，刘秀之的堂叔刘穆之曾任丹阳尹，曾与子弟在厅堂上宴饮，刘秀之也参加了。厅堂的柱子上有一个孔，刘穆之对子弟及刘秀之说：“你们试着用栗子远远地投向这个孔，要是能投进去，以后必定能担任丹阳尹。” 刘穆之的儿子们都没投中，只有刘秀之投中了。当时有官员赊购百姓物品却不还钱，集市上的人怨声载道，刘秀之认为这种做法不合适，恳切地向皇上陈述，皇上虽采纳了他的意见，最终却没有实行。广陵王刘诞叛乱时，刘秀之入宫防守东城。这一年，迁任尚书右仆射。大明四年，朝廷修改法令，对百姓杀死长史的罪名有疑问，议论的人认为遇到大赦应将罪犯流放，刘秀之认为：“法律条文虽没明确规定百姓杀死官长的处罚，但如果遇到大赦只流放，就和随意杀人没有区别。百姓敬重官长，如同敬重父母，犯下杀人罪的人，即使遇到大赦，也应长期关押在尚方（主管制造兵器的官署，也关押罪犯），直到自然死亡，其家属应补充为士兵。” 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第二年，刘秀之领太子右卫率。大明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休茂反叛，被当地人诛杀，朝廷派刘秀之以本官前去慰劳，分辨善恶。事情结束后返回都城，出朝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安北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皇上亲自到新亭，目送刘秀之出发，准备征他为左仆射，事情还没实行，大明八年，刘秀之去世，时年六十八。皇上十分悲痛惋惜，下诏说：“刘秀之见识深远，才能通达，在藩镇忠诚显著，在多地政绩卓著。往年逆臣作乱，他在万里之外首先起义，担任京城长官时，辅佐两宫，优秀的谋略和美好的声誉，在朝野彰显。汉南地区法令繁杂、百姓不满，正等待优秀的官员去治理，所以暂时让他离开朝廷，在外弘扬教化，到任没多久，就以恩德庇护西部地区。考察古代贤人的功业，纵观他的一生，淳朴的忠心和刚正的气节，无人能及。正想让他辅佐朝政，入宫保卫国家根本，却突然去世，朕心中悲痛不已。他生前的荣誉，尚未达到应有的宠信，丧葬的礼仪，应极尽隆重。加上他为人谦逊节俭，封邑不大，想起他的往事，更增添悲痛。可追赠侍中、司空，持节、都督、刺史、校尉头衔不变，增加封邑到一千户。谥号为忠成公。” 刘秀之举止粗犷、没有风度，但内心坚定正直。皇上因他为官清廉，家中没有多余财物，赐钱二十万，布三百匹。刘秀之的儿子刘景远继承爵位，官至前军将军。刘景远去世后，儿子刘俊继位，南齐接受禅让后，封国被撤销。刘秀之的弟弟刘粹之，曾任晋陵太守。顾琛顾琛，字弘玮，吴郡吴人。曾祖顾和，曾任晋朝司空。祖父顾履之、父亲顾惔，都曾任司徒左西掾。顾琛谨慎朴实，不崇尚浮华，从州从事起家，任驸马都尉、奉朝请。少帝景平年间，太皇太后去世，顾琛任大匠丞。后任彭城王刘义康的右军骠骑参军、晋陵令、司徒参军、尚书库部郎、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派到彦之经营河南，大败，武器装备全部丢弃，武库因此空虚。后来太祖举行宴会，有从边远地区归顺的人在座，皇上问顾琛：“武库中还有多少兵器？” 顾琛谎称：“有十万人的兵器。” 过去武库兵器的数量保密，皇上发问后，后悔失言，等到顾琛谎称有大量兵器，皇上十分高兴。尚书省官署门口有规定：八座（尚书省最高长官群体）以下官员，可带进门生的数量各有等级限制，且门生不能与士大夫混杂相处。顾琛把同宗人顾硕头的名字挂靠在尚书张茂度的门生名录下，还和顾硕头同席而坐。第二年，他因这件事被 “遣出”（尚书省官员轻罪处罚），同时免去中正官职。按惯例，尚书省官员若犯大罪会被免职，犯小罪则受 “遣出” 处分；被 “遣出” 者，若一百天内没有接替的人，可官复原职。后来顾琛经彭城王刘义康请求，被补授为司徒录事参军，又任山阴县令，之后再次担任司徒录事，升任少府。元嘉十五年，顾琛出京任义兴太守。起初，刘义康邀请顾琛进入自己府中，本想把他当作心腹，可顾琛不愿依附刘义康的亲信刘湛，所以不久就被排斥到外地任职。元嘉十九年，顾琛调任东阳太守，朝廷想让他暗中监视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他坚决推辞，违背了皇帝旨意，被罢官回家，闲居多年。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军队南下抵达瓜步，朝廷临时任命顾琛为建威将军。不久后，他正式担任东海王刘祎的冠军司马，兼管会稽郡事务。随王刘诞接替刘祎后，顾琛又担任刘诞的安东司马。元凶刘劭弑君篡位后，分割会稽郡等五个郡设立会州，任命刘诞为刺史，随即任命顾琛为会稽太守，加授五品将军头衔，允许他设置属官。后来刘诞起兵讨伐刘劭，顾琛被加授冠军将军。叛乱平定后，顾琛升任吴兴太守。孝建元年，朝廷征召他为五兵尚书，还没正式上任，又改任他为宁朔将军、吴郡太守。他因参与讨伐刘劭的功劳，被封为永新县五等侯。大明元年，吴县县令张闿因在母亲守丧期间行为不合礼法，被交付廷尉审理；钱塘县令沈文秀审理弹劾的案件时出现失误，也应连带获罪被弹劾。顾琛却在众人面前公开说：“张闿刚被弹劾时，我多次为他申明情况。” 又说：“我会启奏朝廷，让沈文秀留任县令。” 世祖听说后大怒，认为顾琛是把过错推给朝廷、自己卖好，将他免职。因顾琛母亲年老，他便留在家里侍奉，没有被流放。顾琛和前西阳太守张牧，都是司空竟陵王刘诞过去的部下，刘诞一向对他们很优厚。大明三年，刘诞占据广陵反叛，派门客陆延稔携带书信和任命文书，任命顾琛为征南将军，张牧为安东将军，顾琛的儿子前尚书郎顾宝素为谘议参军，顾宝素的弟弟前司空参军顾宝先为从事中郎，张牧的哥哥前吴郡丞张济为冠军将军，张牧的堂弟前司空主簿张晏为谘议参军。当时世祖因顾琛一向与刘诞交往密切，担心他有二心，就派使者到吴郡，让吴郡太守王昙生诛杀顾琛父子。恰巧陆延稔先到了顾琛那里，顾琛等人立即抓住陆延稔并将其斩杀，随后派两个儿子把陆延稔的首级送到京城，同时启奏世祖说：“刘诞狂妄叛逆，挑起叛乱，凡是有生命的人，没有不震惊惋惜的。臣等蒙受国家恩典，比常人更添百倍愤慨。本月二十四日，臣突然收到叛贼刘诞的书信，他想引诱臣参与叛乱。臣当即与手下人抓获了他的伪使者，还查获了刘诞写给抚军长史沈怀文、扬州别驾孔道存、抚军中兵参军孔璪、前司兵参军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张晏的书信，信中还详细提及本郡太守王昙生。臣本应立刻奔赴京城请罪，但因母亲年老，需要亲自侍奉，所以先派儿子顾宝素、顾宝先绑着自己到朝廷谢罪。” 世祖派去诛杀顾琛的使者当天也到达吴郡，顾琛因此侥幸免于一死。世祖赞赏他的忠诚，召他出京任职，任命他为西阳王刘子尚的抚军司马，张牧为抚军中兵参军。顾琛的母亲孔氏，当时已一百多岁。晋安帝隆安初年，琅邪人王廞在吴地叛乱，他封自己的女儿为贞烈将军，下属官员全用女性，任命孔氏为司马。孙恩叛乱之后，东部地区发生饥荒，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孔氏拿出家中全部粮食救济乡邻，救活了很多人。顾琛的儿子们都以 “孔” 为名，就是为了纪念母亲。之后顾琛仍担任吴兴太守。第二年，他因管辖的百姓中很多人剪凿铜钱、私自铸钱，被免职。大明六年，顾琛被重新起用为大司农，后任都官尚书，又担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北中郎司马、东海太守，兼管南徐州事务；后来随刘子鸾的军府改任，担任抚军司马，依旧兼任东海太守。前废帝即位后，顾琛再次担任吴郡太守。太宗泰始初年，顾琛与各地藩王一同起兵反叛朝廷，战败后，带着母亲逃到会稽。朝廷军队抵达后，他归降朝廷。顾宝素在战乱中与顾琛失散，自杀身亡。不久后，顾琛因母亲去世守丧，守丧期满后，被起用为员外常侍、中散大夫。后废帝元徽三年，顾琛去世，享年八十六岁。顾宝先在大明年间担任尚书水部郎。此前，顾琛曾被左丞荀万秋弹劾，等到顾宝先任水部郎时，荀万秋仍在任，顾宝先便以荀万秋曾弹劾父亲为由，自行陈请不愿上任。世祖下诏说：“督察违纪、纠正怠惰，是御史台的职责。如果处理得不公平，自然会有纠正的办法。可顾宝先不分事情轻重，就私下里拒绝任职，这种风气不能助长，主管官员要严格制定相关条例约束。顾宝先大概是仿照旧例行事，不必追究他的责任。” 在此之前，刘宋时期江东地区地位尊贵、仕途通达的人当中，会稽人孔季恭及其儿子孔灵符、吴兴人丘渊之，还有顾琛，始终没有改变吴地方言。丘渊之字思玄，是吴兴乌程人。太祖（刘义隆）当年跟随高祖（刘裕）北伐，留守彭城时，担任冠军将军、徐州刺史，丘渊之任长史。太祖即位后，丘渊之凭借过去的恩情，历任侍中、都官尚书、吴郡太守等显要官职，最终在太常任上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顾觊之顾觊之，字伟仁，吴郡吴人。高祖顾谦，字公让，是晋朝平原内史陆机的姐夫。祖父顾崇，曾任大司农。父亲顾黄老，曾任司徒左西掾。顾觊之起初任郡主簿。谢晦任荆州刺史时，任命他为南蛮功曹，随后任谢晦的卫军参军。谢晦喜爱他的高雅朴实，对他十分赏识优待。王弘征召他为扬州主簿，随后任王弘的卫军参军、盐官令、衡阳王刘义季的右军主簿、尚书都官郎、护军司马。当时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掌权，殷景仁与刘湛的矛盾已很明显，顾觊之不想长期与殷景仁共事，就以脚疾为由辞职回家。在家时，他每天晚上常在床上活动脚部，家人暗中觉得奇怪，却不知道他的用意。后来刘义康被废黜，朝廷中很多因与刘义康立场不同的人都遭祸。顾觊之又任东迁、山阴令。山阴有三万民户，是天下大县，前后几任县官，昼夜忙碌，事务仍处理不完。顾觊之处理繁杂事务却能简化流程，县里政务清闲，白天也垂着门帘，门前台阶安静无人。在宋世担任山阴令的人中，顾觊之政务简约却政绩突出，无人能及。后任扬州治中从事史，广陵王刘诞、庐陵王刘绍的北中郎左司马，扬州别驾从事史，尚书吏部郎。顾觊之曾在太祖面前议论江东人物，谈到顾荣时，袁淑对顾觊之说：“你们南方人胆小，怎能造反。” 顾觊之严肃地说：“你竟然用忠义嘲笑别人！” 袁淑面露愧色。元凶弑君自立后，朝中官员无不调任，只有顾觊之没变动官职。世祖即位后，顾觊之迁任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朝任义阳王刘昶的东中郎长史、宁朔将军、代理会稽郡事务。不久被征为右卫将军，领本邑中正。第二年，出朝任湘州刺史，善于治理百姓，政绩显著。大明元年，被征为守度支尚书，领本州中正。大明二年，转任吏部尚书。大明四年，顾觊之请求退休，朝廷不许。当时沛郡相县人唐赐到邻村朱起的母亲彭氏家喝酒回来后，生病，吐出十几条蛊虫。唐赐临死前对妻子张氏说，自己死后要剖开腹部，查看病因。后来张氏亲自剖开唐赐的腹部，发现内脏都已糜烂。郡县官员认为张氏残忍地解剖丈夫尸体，唐赐的儿子唐副又不阻止，事情发生在大赦之前，法律难以判决。法律规定，伤害死人，判四年刑；妻子伤害丈夫，判五年刑；儿子不孝顺父母，判死刑，但这些都不符合本案情况。三公郎刘勰议论说：“唐赐的妻子因悲痛遵从丈夫遗愿，儿子知道父亲的遗愿却不违背，考察事情的本心，他们并非故意残忍伤害，应予以同情。” 顾觊之议论说：“法律规定，移动路边的尸体，都算大逆不道，何况是妻子对丈夫，却忍心做常人不敢做的事。不应曲意顾及小情，而应以大理判断，认为唐副不孝，张氏犯不道之罪。” 诏命采纳顾觊之的建议。顾觊之加左军将军，出朝任吴郡太守。大明八年，顾觊之再次任吏部尚书，加给事中，未就职，朝廷想任命他为会稽太守，没能实现。后任吴郡太守。宠臣戴法兴权势超过君主，顾觊之却从未对他屈服。左光禄大夫蔡兴宗与顾觊之关系友好，担心他的风骨气节过于严峻。顾觊之说：“辛毗曾说：孙权、刘备不过是不让我当三公罢了！” 等到世祖去世，戴法兴就任命顾觊之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高级官员的服饰）。太宗泰始初年，各地一同反叛，顾觊之住在寻阳，寻阳王刘子房授予他官职爵位，顾觊之不接受，说：“按礼仪，六十岁的人不参军作战，因为体力衰退，不再适合征战，何况我快八十岁了，剩下的日子不多，只想守着家门，不敢接受任命。” 孔觊等人无法强迫他。当时天下都在反叛，没人能独自幸免，只有顾觊之身心清白，没参与任何反叛活动。太宗十分赞赏他，东部地区平定后，任命他为左将军、吴郡太守，加散骑常侍。泰始二年，顾觊之再次任湘州刺史，常侍、将军头衔不变。泰始三年去世，时年七十六岁。追赠镇军将军，常侍、刺史头衔不变，谥号简子。顾觊之家庭和睦，被州乡之人敬重。他有五个儿子：顾约、顾缉、顾绰、顾缜、顾绲。顾绰私人财产丰厚，乡里很多士人和百姓都欠他的债，顾觊之常禁止他放债，却没能阻止。后来顾觊之任吴郡太守，引诱顾绰说：“我过去不许你放债，现在想想，家境贫穷也难以维持。民间和你有债务往来的，还有多少没还清？趁我在郡任职，帮你催讨。以后恐怕就没机会了。所有的债券都在哪里？” 顾绰大喜，拿出一大柜债券给顾觊之，顾觊之把债券全部烧掉，向远近宣布：“欠顾三郎（顾绰）债务的人，都不用还了，所有债券都烧掉了。” 顾绰懊悔叹息了一整天。顾觊之常认为命运有定数，不是靠才智就能改变，人只应端正自身、坚守道义，顺应天意、听凭命运，而愚昧的人不明白这一点，妄图侥幸获利，只会损害正道，与得失无关。于是他让弟子顾愿按这个想法撰写《定命论》，文中写道：孔子说：“道义能够推行，是命运决定的；道义将要废弃，也是命运决定的。” 左丘明也说：“上天所扶持的，没人能摧毁；上天要摧毁的，没人能扶持。” 卜商（子夏）也说：“生死由命运决定，富贵由上天安排。” 孟轲（孟子）则以 “没遇到鲁侯重用” 为由，阐述命运的作用。可见，命运的奇偶变化、人生际遇的聚散离合，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这些人，著书立说时都把 “命运” 放在重要位置，可世间讨论这个话题的人，观点大多不同。我尝试阐述如下：人天生的气质，有清浊之别，根源各不相同；人所禀赋的命运定数，有盈满有虚空，结果也大相径庭。因此，人的内心与外貌往往不符，性格与命运也常常相悖 —— 所以才有邪恶与正直、昏庸与明智的差别，才有长寿与夭折、兴盛与衰败的次序。这些都是在万古之前就已注定，在千代之后才显现征兆的，神明虽静默无声，却能始终如一地洞察这一切。即便是占卜相面这类浅薄技艺、巫祝史官这类低微方术，也能预先指明兴亡，提前预示成败。祸福的到来有确定的时日，再高明的见识也无法改变；吉凶的征兆早已显现，再严密的防卫也无法阻挡。就像夏朝的百姓即便出生在帝王宫中，也不能免除伤残灾祸的侵扰；汉朝的大臣即便在皇家府库中积累财富，也难免落得饿死的下场。况且，善恶的道理虽然清晰，但祸福的应验却常常模糊；顺逆的本质固然分明，但吉凶的结果却往往隐晦。即便智慧能包罗天地，仍会遭遇困居陋室的灾祸；即便光明能堪比日月，也定会陷入深陷困境的磨难。积累诚信与德行的人，有时反而会在长期饥饿中遭遇祸患；坚守道义与仁爱的人，有时反而会因寿命短促而遭遇不幸。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命运的规律注定要到来，即便圣明之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那些行为浅陋、内心迷惑的人，将心思投入愚昧蒙昧的境地，却想费尽心机揣测利害，用尽情感计算穷通，这样做只会加重自身的伤害，怎能不更加迷惑呢？因此，通达事理的君子，会让自己的精神闲适安定，让自己的态度平和从容，不违背世俗来博取声名，不依附时势来谋求荣华。他们明白 “命运无需借助外力” 的道理，只求自身多获福报，至于荣辱、长寿与夭折，又有什么可刻意追求的呢！有人问道：《尚书》说 “遵循道义会带来吉祥”，《周易》记载 “坚守诚信会遇到福佑”，前代贤人的论述，也认为 “顺应时势会有际遇，困顿阻塞并非毫无征兆；主动把握会有方法，挫折困厄并非命中注定”。擅长游泳的人，有时会在深潭中丧命；擅长骑马的人，有时会在旷野中丧生；明珠会因突然出现而让人惊骇，弯木会因提前修饰而受人喜爱。因此，罕虎、乐喜因布施恩德而长寿；景差、惠施因积累阴德而声名长久。彭祖、窦公因修身养性而延长寿命；盈满、忌刻因沉迷酒色而缩短性命。陈平、张苍登上宰相的高位；严助、辛庆忌获得高官的尊荣。至于那些作恶招凶、身处逆境而遭遇灾祸的人，史书上记载得很清楚，很容易考证。但像神仙传记中记载的、佛教典籍中书写的内容，事情虽然难以验证，道理却不易辩驳，我对此仍有疑惑，希望能听到通达的见解。回答说：您可以说是循着规矩来辨析、依照旧说来议论。但所谓 “主动把握有方法”，难道不正是吉祥命运的眷顾吗？所谓 “顺应时势有际遇”，实际上也是凶险命运的自行显露。至于 “布施恩德、积累阴德而长寿久名”，推究它们的根源，哪一样不是命运决定的呢？我研究您的观点，对比过去的学说，即便像孔子那样因弟子启发而领悟，也没发现您的观点与 “命运决定论” 有什么不同。人天生禀赋的命运，千差万别；逆顺吉凶的遭遇，规律也各不相同。要知道，吃花椒并非养生的方法，吞剑更不是保全性命的途径。若命运注定要延长寿命，即便靠吃人肉生存，也能活下来；若命运注定要遭遇祸患，即便天天吃山珍海味，也会生病。深谷本不是获取恩宠的途径，空谷也没有谋求荣华的道路，可若命运注定要聚集福气，即便身处枯草丛生之地，也能得势；若命运注定要遭遇挫折，即便终日忙于文书事务，最终也会失败。于是便有这样的情况：盗跖、庄蹻横行天下却能得逞；曾参、原宪品德高尚却处境困窘。商汤、周武延续国运，而贾诩、审配却家族断绝。吉凶的征兆与应验，就是如此紧密纠缠。毕万（春秋时晋臣）保全自身，宓子贱（孔子弟子）却早逝，史书上那些关于命运的说法，难道没有虚妄之处吗？谷南（疑指某隐士）、鲁北（疑指某士人）甘愿短命；彭祖、窦公又靠什么方法长寿？晋平公、赵敬侯沉迷享乐却长寿；汉武帝、魏相贤明却早逝。命运的同与异如此悬殊，谁能判定是非呢？至于像雷滨（疑指某贤士）虽有远见却壮志难酬；棘津（古地名，相传姜太公曾在此垂钓）的贤者默默等待却建立盖世功勋。樊於期（战国时秦将）慷慨赴死，留下表彰忠义的碑文；华元（春秋时宋臣）坚持正义，写下惩戒过错的铭文 —— 这些都是陆机所说的 “同处一条河流，却奔向不同归宿” 的情况。不同的道路通向相同的结局，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有足够的证据。从道理上容易推断，这里就简要说说。过去西汉长安、东汉洛阳全盛之时，天下富足昌盛，权贵宠臣的门前宾客云集，豪强权贵的权术层出不穷，当时被人谈论的 “命运际遇”，岂止陈平、张苍而已。看看陈、张二人，才能并未超过众人，可他们却凭借命运获得荣华、彰显价值，而另一些人与他们处境相似却默默无闻、声名埋没 —— 命运的通与塞，由此便可断定了。严助、辛庆忌不能安于命运安排，反而把自身的不幸归咎于正直之人，他们也算是不明 “地脉天命” 的人吧！至于神仙传记中记载的 “通过修行成仙”，像齐景公、燕昭王求仙的事，没有明显的应验；李覃、董芬（疑指求仙之人）求仙的效果，又在哪里呢？王子乔、赤松子这类仙人，能驾云飞天；伯夷、列子这类贤士，能如风行水止般自在 —— 这实在是因为命运的定数早已注定，他们本就承载着这样的天命。佛教典籍中，那些像星光般璀璨的记载，认为命运早已注定，因果报应必有期限，贫穷与富贵不会差错，长寿与夭折不会偏离 —— 这些记载既有细碎的言辞佐证，也没有粗鄙的说法谬误。总而言之，哪一样不是命运决定的呢？冥冥之中的期限早已注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宿。善与恶无法改变命运的走向，愚与智也不能改变命运的规律。如果对 “得势者” 就称赞其能力，对 “失势者” 就嘲笑其笨拙，抓住命运就恐惧，失去命运就悲伤 —— 这实在是被眼前的琐事迷惑了情感，怎能不被通达事理的人嘲笑呢！有人又问：您的高论让人心明眼亮，精彩的辩辞让人目不暇接，但在我浅薄的想法中，仍有没明白的地方。如果人的一举一动都由命运决定，艰险与平易都由上天安排，一切都在事前注定，没有一样不是暗中到来 —— 即便像玉门（疑指贤士）、犁丘（疑指智者）这样有远见的人，也无法避免命运的安排。难道圣人与愚人最终的结果相同，仁慈与暴虐的功效一样吗？那么，昏庸与明智的作用，又该如何施展呢？回答说：圣人心怀虚空来包容万物，凝聚光明来洞察一切。正因虚空，所以无论到哪里都通达；正因光明，所以无论什么都能看清。干涸的大海、熔化的金属，无法阻碍温度的变化；凶猛的士兵、残暴的犀牛，无法造成爪牙的伤害。忘却生命反而生命更安全，遗忘精神反而精神更舒畅。至于玉门关、犁丘的灾难，是因为圣人与常人有相同的经历，所以和常人一样遭遇祸患，但圣人与上天心意相通，所以也和上天一样没有危害。大贤之人能体察事物的本质，考虑到所有的假象，在困境中保持沉静，在危难中拱手退让，这都是因为他们命运清白完整，所以拥有精妙的见识。因此秉持孔子的道义，不会处于奔跑的车上；拥有伯夷的命运，不会处于倾覆的船中。至于跨越危难、趋向险阻，犹豫无法成功，身处危险、面临时机，勉强行事，这是愚人的职责，圣人又何必这样做。至于中等以下的人，心思妄动，是非颠倒，祸福转换，所以北宫子意图违背却功效顺应，东门吴内心隐晦却事迹光明；宣应放弃占卜却遇到吉祥，张松符合气数却遭遇灾祸。而且智慧的防备有纲纪，祸患的积累无定方。于是疯狗追逐导致华子奔跑，腐鼠丢弃导致虞氏灭亡；木匣中的猿猴逃跑导致林木被砍，木柜中的珍珠丢失导致池水枯竭。所有这些情况，曲折复杂难以详细说明，动摇形体、耗费心思，又能有什么效果。不如净化心灵，洗涤精神，以道义为内心的依据，以品德为思考的准则，让处境困顿时道义得以弘扬，身心安泰时道理得以贯通，难道不是很好吗！何必放弃这些而追求其他。有人问：建立准则、开启教化，树立名声、留下榜样，典章防备的兴起，由来已久。如果命运的征兆早已确定，气数的期限暗中注定，善恶的征兆提前显现，是非早已确定，名教的道理，不就几乎要消亡了吗！回答说：上天创造百姓，为他们树立准则，教义所遵循的，难道不是暗中的气数。为什么呢？身体气质的具备，必定依赖外物而存在；愚昧之人的立身，难道没有原因而成立。人必须依靠衣服来生存，依靠粮食来延续生命，依靠诚信礼仪来修养品性，依靠廉洁道义来约束情感。圣人聪明深邃，遵循道义、洞察变化，与天地融为一体，与日月同心，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顺应时运、裁定教化。于是明确日星的秩序，校正霜雨的规律，弘扬云霞的光明，传播风露的恩泽，用船筏帮助滞留的人，用车驾拯救隐微的人。又辨别天、地、人三才，分析仁、义、礼、智、信五德，弘扬七体的端绪，阐明八经的条理。所以时世太平在于命运，各地自然通畅，心怀品德、沐浴祥和，保全本性、保养生命。因此粮食与衣服相互依赖，如同唇齿；富裕与教化相互借助，如同辅车。现在放弃衣服，断绝粮食，却说是依靠命运生存，这不是已经明白自己的迷惑了吗。至于抛弃廉洁道义，废除诚信礼仪，却要求依靠命运生存，这是还没明白自己的迷惑；类似这样的情况，荒谬越来越严重。可见教义的道理，是生命与命运的依靠，荣辱兴衰，常由此产生。这本来就是命中的一部分，不值得作为疑难。有人问：遵循你前面的观点，既认为命运的征兆早已确定，生命的气数暗中注定。研究你后面的文字，又说要依靠名教，遵循训诫规范。如果依靠气数、听凭上天，就会放纵情感、任意行事；如果拘泥训诫、遵循规范，就会防备思虑、约束自己。匣子与箭矢用途不同，长矛与戈戟适用各异，说两者都好，怎能同时实现。回答说：人的本性与命运不同，内心与外貌有别，请允许我陈述内心的想法，简要说明关键。如果是吉祥命运的归属，放纵情感、遵循道义，修养本性就会顺利，顺应内心就会聪明。如果是凶险气数的显现，遵循叛逆，听到善言不相信，长期作恶不悔改。这是愚人与圣人无法改变的，是教化无法改变的。那些看到善举就努力追求，听从劝谏就如顺流而下的人，他们的命运需要教化来完善，气数需要教化来确立。好比在良医的家中，病人能得到救治，至于澄清精神、安定魂魄，平静内心、充实元气，没有缘由的疾病，不用药物就能痊愈，这就是所谓的放纵情感、遵循道义，无需借助约束。如果是膏肓之疾，长桑君也无法医治，体府之病，阳庆也无法治疗，这就是所谓的遵循叛逆，自绝于医治。至于赵太子的命运本应长久，需扁鹊医治后才保全；齐王后的气数本应延长，待文挚治疗后才痊愈。这也是因为命运需要顺应劝勉，规范需要兴起，善恶没有固定的主宰，只是因命运的聚集而不同。丰盛的美食，不顾严重的疾病；珍贵的宝玉，不顾危险的处境。安静与急躁的神色，仓促间也会显现；正直与邪曲的本性，困顿中也不会改变。因此伯夷、柳下惠都是圣人却方法不同；遵、竦都通达却事迹有别。即使束缚后羿、奡的手脚，他们仍有巢父、许由的情怀；捶打曾参、史鱼的身体，他们仍有盗跖的想法。不可能的事情，显然可知。如果必须钻研命运的征兆，修习气数的定数，即使心存怠惰，又怎能实现呢！所以命运如流水，无需防备思虑；命运如高山，无需放纵情感。用途如同匣子与箭矢，两者都好有何阻碍；议论如同长矛与戈戟，两者都用有何伤害。有人问：君臣恩情深厚，师徒道义坚固，所以能蒙受荣耀、获得恩泽，提升名声、承担声望。因此有人剖心断肠，舍生守节；有人为道义毁灭家庭、埋没名声来报答恩情。如果命运的期限暗中注定，那么举荐贤才就可废弃；如果气数的归属暗中确定，那么感动报效就应断绝。难道真是这样吗？回答说：我所论述的 “命运”，是从根本原理出发；而你质疑的地方，是从具体应用的层面提出的。大概是因为暗中促成事情的巧妙方法无法流传，逐渐萌芽的细微变化难以长久延续，所以古人也认为，随意论断 “命运与人为” 的关系是很困难的。我所说的 “命运”，本来就贯穿古今、连接始终，甚至君臣、父子、师友、夫妻之间的关系，都是由天命暗中促成、神明无形推动的。至于亲近与背离、相聚与分离，本就是命运筛选的结果；昏庸与明智、顺从与乖戾，也是命运逐渐影响的产物。就像松树与柳树质地不同，荠菜与苦菜本性有别，所以狂风中才能看出野草的坚韧，严寒里才能识别树木的贞洁 —— 这与忠臣孝子的品质，从一开始就已显露，是同样的道理。至于有人立下志向报答知遇之恩，许下诚心回报他人的给予，为坚守气节献出生命，顺应道义忘却自我，也如同石头虽能被打碎，坚硬的本质却无法消除；朱砂虽能被磨损，赤红的颜色却不会消失。由此说来，君臣、师徒之间的缘分，既然是由天命暗中注定，那么人用心力去感动、用行动来报效，本身也是命运的征兆、天命的安排。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顾愿字子恭，父亲顾渊之，曾任散骑常侍。顾愿好学，在当时有文名。大明年间，被举荐为秀才，对策符合旨意，提拔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年去世。史臣评论说：孝建年间（世祖时期）开启基业时，西楚（指荆州一带）的藩王（如刘义宣）违抗皇命发动叛乱，战乱蔓延到淮河、济水流域，在长江沿岸声势浩大。朱修之在汉水以南坚守气节，刘秀之千里之外率军冲锋，两人都在艰难中坚守忠诚，他们的忠心也被皇帝铭记。然而，朱修之越过岘山的进军，能独自取得胜利；刘秀之从三峡出兵的军队，却全军覆没、无一生还。两人虽同时经历艰难险阻，但论起功劳却有很大差别。到朝廷确定他们最终的待遇时，两人的等级、赏赐也相差悬殊 —— 大概是因为朱修之与藩镇（如刘诞）早有忠义之交，所以得到的恩宠更为优厚。虽然朝廷没有遗忘旧臣，这符合前代的训诫，但仅依据虚名而非实际功绩来定待遇，实在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