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谢瞻、孔琳之</p><p>谢瞻，字宣远，一名檐，字通远，陈郡阳夏人，卫将军晦第三兄也。年六岁， 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初为桓伟安西参军， 楚台秘书郎。瞻幼孤，叔母刘抚养有恩纪，兄弟事之，同于至亲。刘弟柳为吴郡， 将姊俱行，瞻不能违，解职随从，为柳建威长史。寻为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 军，转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p><p>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瞻 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预时 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篱隔门庭，曰：“吾 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于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 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乞降黜，以保衰 门。”前后屡陈。高祖以瞻为吴兴郡，又自陈请，乃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 语瞻，瞻辄向亲旧陈说，以为笑戏，以绝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 忧惧。</p><p>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晦闻疾奔往，瞻见之，曰：“汝 为国大臣，又总戎重，万里远出，必生疑谤。”时果有诉告晦反者。瞻疾笃还都， 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晋南郡公主婿羊贲故第，在领军府东门。瞻曰： “吾有先人弊庐，何为于此！”临终，遣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归骨山足，亦 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厉，为国为家。”遂卒，时年三十五。</p><p>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灵运父瑛，无才能。为秘 书郎，早年而亡。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曰：“非 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 瞻谓之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p><p>弟晙，字宣镜，幼有殊行。年数岁，所生母郭氏，久婴痼疾，晨昏温清，尝药 捧膳，不阙一时，勤容戚颜，未尝暂改。恐仆役营疾懈倦，躬自执劳。母为病畏惊， 微践过甚，一家尊卑，感爵至性，咸纳屡而行，屏气而语，如此者十余年。初为 州主簿，中军行参军，太子舍人，俄迁秘书丞。自以兄居权贵，己蒙超擢，固辞不 就。徐羡之请为司空长史，黄门郎。元嘉三年，从坐伏诛，时年三十一。有诏宥其 子世平，又早卒，无后。</p><p>孔琳之，字彦琳，会稽人。祖沈，晋丞相掾。父貵，光禄大夫。琳之强正有志 力，好文义，解音律，能弹棋，妙善草隶。郡命主簿，不就，后辟本国常侍。桓玄 辅政为太尉，以为西阁祭酒。桓玄时议欲废钱用谷帛，琳之议曰：“《洪范》八政， 以货次食，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为钱， 则是妨其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谷，工自务器，四民各肄其业，何尝致勤 于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置之苦，此钱所 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 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敝，著于自曩。故钟繇曰：‘巧伪之民， 竞蕴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 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至于废，有由而然，汉末 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财。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庾 充衍，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 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民，皆坐而饥困，此断钱之立敝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 用谷之处不为富。又民习来久，革之必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 于谷邪？魏明帝时，钱废谷用，三十年矣。以不便于民，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治之 士，莫不以为宜复用钱，民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 弊，著于已试。世或谓魏氏不用钱久，积累巨万，故欲行之，利公富国。斯殆不然。 昔晋文后舅犯之谋，而先成季之信，以为虽有一时之勋，不如万世之益。于时名贤 在列，君子盈朝，大谋天下之利害，将定经国之要术。若谷实便钱，义不昧当时之 近利，而废永用之通业，断可知矣。斯实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张耳。近孝武之末， 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事实，钱又 不妨民也。顷兵革屡兴，荒馑荐及，饥寒未振，实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视 听，弘敦本之教，明广农之科，敬授民时，各顺其业，游荡知反，务末自休，固以 南亩竞力，野无遗壤矣。于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恤。愚谓救弊之术，无 取于废钱。”</p><p>玄又议复肉刑，琳之以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盖淳薄既异，致化实同， 宽猛相济，惟变所适。《书》曰‘刑罚世轻世重’，言随时也。夫三代风纯而事简， 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务殷，故动陷宪网。若三千行于叔世，必有踊贵之尤，此 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复者也。汉文发仁恻之意，伤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创制， 号称刑厝，然名轻而实重，反更伤民。故孝景嗣位，轻之以缓。缓而民慢，又不禁 邪，期于刑罚之中，所以见美在昔，历代详论而未获厥中者也。兵荒后，罹法更多。 弃市之刑，本斩右趾，汉文一谬，承而弗革，所以前贤恨恨，议之而未辩。钟繇、 陈群之意，虽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弃市。若从其言，则所活者众矣。降死之生， 诚为轻法，然人情慎显而轻昧，忽远而惊近，是以盘盂有铭，韦弦作佩，况在小人， 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则忽而不戒，日陈于前，则惊心骇瞩。由此言之，重之不 必不伤，轻之不必不惧，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产育，仁既济物，功亦益众。又今 之所患，逋逃为先，屡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肃戒未犯，永绝恶原。至于余条， 宜依旧制。岂曰允中，贵献管穴。”</p><p>玄好人附悦，而琳之不能顺旨，是以不见知。迁楚台员外散骑侍郎。遭母忧， 去职。服阕，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时司马休之为会稽内史、后将军，仍 以琳之为长史。父忧，去官。服阕，补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所 居著绩。</p><p>时责众官献便宜，议者以为宜修庠序，恤典刑，审官方，明黜陟，举逸拔才， 务农简调。琳之于众议之外，别建言曰：“夫玺印者，所以辩章官爵，立契符信。 官莫大于皇帝，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玺，历代迭用，袭封之印，奕世相传，贵 在仍旧，无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职，独用一印，至于内外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 义，私所未达。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论其名器， 虽有公卿之贵，不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诛夷之臣，忌其凶秽，则汉用秦玺；延祚 四百，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而弃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于传玺，人臣众僚 之卑，何嫌于即印。载籍未闻其说，推例自乖其准。而终年刻铸，丧功肖实，金银 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谓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 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后乃铸，则仰裨天府，非唯小益。”</p><p>又曰：“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爰自天子， 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于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 去之未有所失，固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民患者乎！凡人士 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民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 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谨遵先典， 一罢凶门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p><p>又曰：“昔事故饥荒，米谷绵绢皆贵，其后米价登复，而绢于今一倍。绵绢既 贵，蚕业者滋，虽勤厉兼倍，而贵犹不息。愚谓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军 器正用铠而已，至于袍袄裲裆，必俟战阵，实在库藏，永无损毁。今仪从直卫及邀 罗使命，或有防卫送迎，悉用袍袄之属，非唯一府，众军皆然。绵帛易败，势不支 久。又昼以御寒，夜以寝卧，曾未周年，便自败裂。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 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私服为脂艰贵，官库为之空尽。愚谓 若侍卫所须，固不可废，其余则依旧用铠。小小使命送迎之属，止宜给仗，不烦铠 袄。用之既简，则其价自降”</p><p>又曰：“夫不耻恶食，唯君子能之。肴馔尚奢，为日久矣。今虽改张是弘，而 此风未革。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费，富者以之示夸， 贫者为之殚产，众所同鄙，而莫能独异。愚谓宜粗为其品，使奢俭有中；若有不改， 加以贬黜，则德俭之化，不日而流。”</p><p>迁尚书吏部郎。义熙六年，高祖领平西将军，以为长史，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 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长史，迁侍中。宋台初建，除宋国侍中。出为吴兴太守， 公事免。</p><p>永初二年，为御史中丞。明宪直法，无所屈桡。奏劾尚书令徐羡之曰：“臣闻 事上以奉宪为恭，临下以威严为整。然后朝典惟明，莅众必肃。斯道或替，则宪纲 其颓。臣以今月七日，预皇太子正会。会毕车去，并猥臣停门待阙。有何人乘马， 当臣车前，收捕驱遣命去。何人骂詈收捕，咨审欲录。每有公事，臣常虑有纷纭， 语令勿问，而何人独骂不止，臣乃使录。何人不肯下马，连叫大唤，有两威仪走来， 击臣收捕。尚书令省事倪宗又牵威仪手力，击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 录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仪悉皆缚取。’臣敕下人一不得斗，凶势辀张，有顷 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车侧，录收捕樊马子，互行筑马子顿伏，不能还台。臣自录非， 本无对校，而宗敢乘势凶恣，篡夺罪身。尚书令臣羡之，与臣列车，纷纭若此，或 云羡之不禁，或云羡之禁而不止。纵而不禁，既乖国宪；禁而不止，又不经通。陵 犯监司，凶声彰赫，容纵宗等，曾无纠问，亏损国威，无大臣之体，不有准绳，风 裁何寄。羡之内居朝右，外司辇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肃是 风轨。致使宇下纵肆，凌暴宪司，凶赫之声，起自京邑，所谓己有短垣，而自逾之。 又宗为篡夺之主，纵不纠问，二三亏违，宜有裁贬。请免羡之所居官，以公还第。 宗等篡夺之愆，已属掌故御史随事检处。”诏曰：“小人难可检御，司空无所问， 余如奏。”羡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宪示物。时羡之领扬州刺史，琳之弟璩之为治 中，羡之使璩之解释琳之，停寝其事。琳之不许。璩之固陈，琳之谓曰：“我触忤 宰相，正当罪止一身尔，汝必不应从坐，何须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肃莫敢犯禁。 高祖甚嘉之，行经兰台，亲加临幸。又领本州大中正，迁祠部尚书。不治产业，家 尤贫素。景平元年，卒，时年五十五。追赠太常。</p><p>子邈，有父风，官至扬州治中从事史。邈子觊，别有傅。觊弟道存，世祖大明 中，历黄门吏部郎，临海王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伪号，为侍中， 行雍州事。事败自杀。</p><p>史臣曰：民生所贵，曰食与货。货以通币，食为民天。是以九棘播于农皇，十 朋兴于上代。昔醇民未离，情嗜疏寡，奉生赡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则余食委 室；匹妇务织，则兼衣被体。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而事 有讹变，奸敝代起，昏作役苦，故穑人去而从商，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泉货 所通，非复始造之意。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 丝罽文犀，飞不待翼，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丰衍则同多稌之资，饥凶又减田 家之蓄。钱虽盈尺，既不疗饥于尧年；贝或如轮，信无救渴于汤世，其蠹病亦已深 矣。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为货，事难于 怀璧；万斛为市，未易于越乡，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与事 习，或库盈朽贯，而高廪未充，或家有藏镪，而良畴罕辟。若事改一朝，废而莫用， 交易所寄，旦夕无待，虽致乎要术，而非可卒行。先宜削华止伪，还淳反古，抵璧 幽峰，捐珠清壑。然后驱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缣粟羡溢，同于水火。既而荡 涤圆法，销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比屋称仁，岂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 览其终，孔琳之睹其末而不统其本，岂虑有开塞，将一往之谈可然乎。</p>
译文
谢瞻、孔琳之
谢瞻，字宣远，又名谢檐，字通远，陈郡阳夏人，是卫将军谢晦的三哥。他六岁时就能写文章，创作了《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的有才人士无不惊叹。起初任桓伟的安西参军，楚台秘书郎。谢瞻幼年丧父，叔母刘氏抚养他有恩，兄弟几人对待她如同亲生母亲。刘氏的弟弟刘柳任吴郡太守，要带姐姐一同前往，谢瞻无法推辞，便辞职跟随，任刘柳的建威长史。不久任高祖的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任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
弟弟谢晦当时任宋台右卫，权势已经很重，从彭城回都城迎接家人，宾客众多，门巷堵塞。当时谢瞻在家，惊讶地对谢晦说：“你的名位不算很高，可人们归附的程度却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家向来以恬淡退让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往不过亲朋，而你却权势倾动朝野，这难道是家族的福气吗？” 于是用篱笆隔开门庭，说：“我不忍心看到这种场面。” 回到彭城后，谢瞻对高祖说：“我本是平民，父、祖的官位不超过二千石。弟弟才三十岁，志向能力都很平庸，却荣居台府高位，职位显要机密，福过灾生，报应不会太远。特请求降职，以保全衰微的家族。” 前后多次陈述。高祖任命谢瞻为吴兴郡太守，他又自己请求，才改任豫章太守。谢晦有时把朝廷机密告诉谢瞻，谢瞻就向亲朋故旧讲述，当作笑谈，来阻止谢晦再讲。谢晦后来立下辅佐高祖登基的功劳，被委以重任，谢瞻更加担忧恐惧。
永初二年，谢瞻在郡中患病，不肯治疗，希望早点死去。谢晦听说后赶来，谢瞻见到他，说：“你是国家大臣，又总领兵权，万里迢迢赶来，必定会引起怀疑诽谤。” 当时果然有人诬告谢晦谋反。谢瞻病重回都城，高祖因谢晦掌管禁军，不能出宫住宿，让谢瞻住在晋南郡公主的丈夫羊贲的旧宅，位于领军府东门。谢瞻说：“我有祖先留下的旧屋，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临终前，给谢晦写信说：“我能保全身体，归葬山间，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弟弟要努力自勉，为国为家。” 随后去世，时年三十五岁。
谢瞻擅长写文章，文辞的优美与族叔谢混、族弟谢灵运不相上下。谢灵运的父亲谢瑛，没有才能，任秘书郎，早年去世。谢灵运喜欢评论人物，谢混对此很担心，想加以制止却没有办法，对谢瞻说：“除了你没人能做到。” 于是与谢晦、谢曜、谢弘微等人一起游玩，让谢瞻与谢灵运同乘一车；谢灵运上车后就开始评论人物，谢瞻对他说：“秘书郎（指谢灵运父亲）早逝，谈论他的人也有不同意见。” 谢灵运沉默不语，议论人物的习惯从此收敛。
谢瞻的弟弟谢晙，字宣镜，幼年时有特殊的品行。几岁时，亲生母亲郭氏长期患病，他早晚侍奉，尝药送膳，从不错过时间，态度殷勤，神色忧伤，从未有片刻改变。担心仆役照料懈怠，他亲自操劳。母亲因病怕受惊吓，一点脚步声都觉得过分，全家上下被他的孝心感动，都轻手轻脚走路，轻声说话，这样过了十多年。起初任州主簿，中军行参军，太子舍人，不久迁任秘书丞。自认为哥哥身居权贵，自己被越级提拔，坚决推辞不就任。徐羡之请他任司空长史，黄门郎。元嘉三年，因受牵连被处死，时年三十一岁。皇上下诏宽恕他的儿子谢世平，谢世平又早逝，没有后代。
孔琳之，字彦琳，会稽人。祖父孔沈，任晋朝丞相掾。父亲孔貵，任光禄大夫。孔琳之刚强正直有毅力，喜好文义，懂音律，会弹棋，擅长草书隶书。郡里任命他为主簿，不就任，后被征召为本国常侍。桓玄辅政任太尉时，任命他为西阁祭酒。桓玄当时提议废除钱币改用谷帛，孔琳之议论说：“《洪范》记载的八政，把货放在食之后，难道不是因为交易所需的物资，是最关键的用品吗？如果人们不用于交易，百姓为造钱而耗费力气，那就是妨碍他们的生计，可以禁止。现在农民种谷，工匠制器，士农工商各干其业，何曾为钱而辛劳。所以圣王制造无用的货币，来流通有用的财物，既没有毁坏的损耗，又省去运输的辛苦，这就是钱币继承龟贝的功能，历代不废除的原因。谷帛是宝物，本用于衣食，现在分割作为货币，损失很大。又在商贩手中损耗，因切割使用而浪费，这种弊端早已存在。所以钟繇说：‘奸诈的人，竞相囤积潮湿的谷物谋利，制作薄绢充当货币。’魏世用严刑禁止，也不能杜绝。因此司马芝认为用钱不仅能富国，也能减少刑罚。钱币被废除，是因为战乱已久，导致废弃，事出有因，汉末就是这样。现在已经使用却要废除，百姓就会突然失去财产。现在收集天下的谷物供给天下的粮食需求，有的仓库充实，有的连一斗储备都没有，要互相资助，穷人依靠富人，实现这一目标，实在要借助钱。一旦废除，钱就成了废物，那些有钱无粮的百姓都会因此饥饿困窘，这是废除钱币的明显弊端。况且现在用钱的地方不算贫穷，用谷的地方也不算富裕。再说百姓习惯用钱已久，改革必然会困惑。俗话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改变职业。’何况钱比谷更方便呢？魏明帝时，废除钱币使用谷物，过了三十年，因不方便百姓，于是朝廷广泛讨论，有才能懂治理的人，都认为应该恢复用钱，百姓没有不同意见，朝廷没有不同议论。他们尚且放弃谷帛而用钱，足以表明谷帛的弊端，这是已经验证过的。有人说魏氏不用钱很久，积累了大量谷物，所以想恢复用钱，有利于国家富裕。这恐怕不对。从前晋文公后来采用舅犯的计谋，却先实践季子的信用，认为虽然有一时的功勋，不如万世的利益。当时贤才在朝，君子满朝，谋划天下的利害，制定治国的要术。如果谷比钱方便，就不会贪图一时的近利，而废弃长久有用的货币，这是很明显的。这实在是因困境而想改革，进行变更。近来孝武帝末年，天下太平，年成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谷帛充裕，几乎家给人足，事实证明，用钱并不妨碍百姓。近来战乱频繁，饥荒不断，饥寒未能缓解，确实是这个原因。您既然打算拯救百姓，大力改革观念，弘扬重视农业的教化，明确鼓励农耕的法令，不失农时，各安其业，游荡的人返回，经商的人停业，这样必定会使农民努力耕种，田野没有荒废。从此之后，必定会天下太平，还担心什么衣食不足。我认为拯救弊端的方法，不在于废除钱币。”
桓玄又提议恢复肉刑，孔琳之认为：“唐、虞用象刑，夏禹设立刑罚，是因为时代淳厚与浇薄不同，但达到教化的目的相同，宽严相济，根据情况调整。《尚书》说‘刑罚根据时代轻重不同’，是说要顺应时势。三代风气淳朴事务简单，所以很少有人犯罪；末世风俗奸诈事务繁多，所以动辄触犯法令。如果用三千条刑罚治理末世，必定会有踊贵的弊端，这就是五帝不沿用旧法，肉刑不能全部恢复的原因。汉文帝出于仁慈，担心没有自新之路，改革古法创立新制，号称刑罚闲置，但名轻实重，反而更伤害百姓。所以汉景帝继位后，减轻刑罚使它缓和。缓和后百姓轻慢，又不能禁止邪恶，希望刑罚适中，所以过去被称赞，历代详细讨论却未能得当。战乱后，犯法的人更多。弃市的刑罚，本是斩右趾，汉文帝改革失误，继承下来没有纠正，所以前贤遗憾，议论却没有结果。钟繇、陈群的意见虽稍有不同，却都想用右趾代替弃市。如果听从他们的意见，就能救活很多人。把死刑改为生刑，确实是轻法，但人们重视明显的而轻视隐晦的，忽视长远的而害怕眼前的，所以盘盂上有铭文，韦弦被佩戴，何况百姓更容易被迷惑，有的事没亲眼看见就忽视不戒备，天天摆在面前就心惊胆战。由此说来，重刑不一定不伤人，轻刑不一定不令人畏惧，而能保全性命，增加人口，既仁爱济物，又功劳众多。另外现在担忧的，首先是逃亡，多次叛乱不改正，逃犯无处可藏，也用严厉的刑罚警戒未犯罪的人，永绝作恶的根源。至于其他条款，应依照旧制。这不是说已经得当，只是贡献浅见。”
桓玄喜欢别人依附讨好，而孔琳之不能顺从他的旨意，因此不被赏识。迁任楚台员外散骑侍郎。遭遇母亲去世，离职。守丧期满，任司徒左西掾，因父亲退休而自行解职。当时司马休之任会稽内史、后将军，仍任命孔琳之为长史。父亲去世，离职。守丧期满，补任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任职之处都有政绩。
当时要求众官献上有益的建议，议论的人认为应该修建学校，体恤刑罚，审察官吏，明确升降，举荐隐逸人才，重视农业减少赋调。孔琳之在众人议论之外，另外建议说：“玺印是用来区分官爵，建立契约信用的。官没有比皇帝更大的，爵没有比公侯更尊贵的。而传国玉玺，历代沿用，袭封的印信，世代相传，贵在保持旧制，不必改做。现在只有尉这一职务，单独用一枚印，至于内外众官，每次升迁都要改印，探寻其中的意义，我私下不明白。如果说官员姓氏不同，与传袭不同，那也不如不同朝代的差别大。如果论名位，即使有公卿的尊贵，也不如帝王的重要；如果因有的官员被诛杀，忌讳其凶秽，那汉用秦的玉玺，延续四百年，没听说因子婴被杀国家灭亡，就弃之不用。帝王公侯的尊贵，不怀疑传国玉玺，臣僚的卑微，为何忌讳沿用旧印。典籍中没有这样的说法，推论也不符合准则。而终年铸造，浪费人力物力，金银铜炭的费用，不可胜数，不是遵循旧制简便的办法。我认为众官就用一枚印，不必改做。如果有新设置的官职，又官多印少，印文有的零乱缺失，然后再铸造，这样有助于国库，不只是小益处。”
又说：“凶门柏装的礼仪，不出自礼典，始于末代，积习成常，于是成为旧俗。从天子到百姓，确实实行有原因，突然改革必定令人惊骇。但如果对情理无关，又违背礼度，保留它没有明显益处，废除它没有损失，就应遵循先代典章，革除后世的错误，何况还增加费用，实在是百姓的负担呢！士人的丧仪，多出于民间，每次有需要，动辄花费十多万，损耗民力财力，而没有实际意义。至于贫寒百姓，却想尽力操办，即使家徒四壁，也倾家荡产，所谓按礼安葬，竟是这样吗？我认为应严格遵循先代典章，一律废除凶门的仪式，用素扇表示凶事就足够了。”
又说：“从前因事故饥荒，米谷绵绢都很贵，后来米价恢复，而绢价至今涨了一倍。绵绢涨价后，养蚕的人增多，虽然加倍辛勤，价格仍不下降。我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确实有原因。从前事故发生前，军器只用铠甲，至于袍袄裲裆，必须等到作战时才用，平时收藏在仓库，永不损坏。现在仪仗侍卫及迎接使命，有的防卫送迎，都用袍袄之类，不仅一个府，众军都是这样。绵帛容易损坏，势必不能长久使用。又白天用来御寒，晚上用来睡觉，不到一年，就自行破损。每当新的丝绵上市，就用折租的方式收购，各府竞相收购，动辄成千上万，价格不断上涨，实在是因为这个原因，私人用度因昂贵而困难，官库也因此空虚。我认为如果是侍卫所需，固然不能废除，其余的应依旧用铠甲。小型使命送迎之类，只应供给兵器，不必用袍袄。使用简省，价格自然下降。”
又说：“不嫌弃不好的食物，只有君子能做到。菜肴崇尚奢华，为时已久。现在虽然大力改革，但这种风气未改。所爱吃的不过一种，却陈列满桌，除了可口的，其余都是为了好看而浪费，富人以此炫耀，穷人因此破产，众人都鄙视，却没人能与众不同。我认为应大致规定标准，使奢华俭朴适中；如果有不改的，加以贬黜，那么崇尚节俭的教化，不久就会流传。”
孔琳之迁任尚书吏部郎。义熙六年，高祖领平西将军，任命他为长史，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又任高祖的平北、征西长史，迁任侍中。宋台初建，任宋国侍中。出朝任吴兴太守，因公事免官。
永初二年，任御史中丞。他严明法令，不屈不挠。弹劾尚书令徐羡之说：“我听说侍奉上司以遵守法令为恭敬，对待下属以威严为整肃。这样朝廷典章才能严明，治理百姓才能严肃。这种原则如果被废弃，法令纲纪就会衰败。我在本月七日，参加皇太子的正会。会后车子离开，我暂时在门旁等待。有个人骑马挡在我的车前，我让人收捕驱赶他离开。那人辱骂收捕的人，询问想逮捕谁。每次有公事，我常担心有纠纷，让人不要过问，而那人却骂不停，我于是让人逮捕他。那人不肯下马，连声大喊，有两个威仪走来，殴打我派去收捕的人。尚书令的省事倪宗又拉住威仪的手下，殴打我的随从。倪宗说：‘中丞怎敢行凶，敢逮捕令公的人。凡是中丞收捕的，威仪都要捆绑起来。’我命令手下不得争斗，对方气焰嚣张，过了一会儿才散去。又有一群人到我的车旁，收捕樊马子，互相推搡使樊马子倒地，不能回台。我自己认错，本无对抗，而倪宗竟敢乘势行凶，抢夺罪犯。尚书令徐羡之，与我同列，出现这样的纠纷，有人说徐羡之不加制止，有人说徐羡之制止了但没止住。放纵不制止，已经违背国法；制止而没止住，又不合常理。侵犯监察官员，凶暴声张，容忍倪宗等人，不加纠问，损害国家威严，没有大臣的体统，没有准则，威严何在。徐羡之在内居朝廷高位，在外掌管京城，职位重要，是百官所敬仰的。却不能维护朝廷典章，整肃风气。致使下属放纵，欺凌执法官员，凶暴的名声从京城传出，这就是所谓自己有矮墙，却自行逾越。另外倪宗是抢夺罪犯的主谋，即使不加纠问，多次违规，也应有所贬斥。请求罢免徐羡之的官职，以公的身份回家。倪宗等人抢夺罪犯的过失，已属掌故御史随时查处。” 诏命说：“小人难以管束，司空不必过问，其余按奏请处理。” 徐羡之位居朝廷首位，不想因触犯法令而示众。当时徐羡之领扬州刺史，孔琳之的弟弟孔璩之任治中，徐羡之让孔璩之劝说孔琳之，停止这件事。孔琳之不允许。孔璩之反复请求，孔琳之说：“我触犯宰相，罪只在我一身，你必定不应受牵连，何必这样殷勤呢！” 从此百官震惊肃敬，没人敢违反禁令。高祖很赞赏他，经过兰台时，亲自探望。又领本州大中正，迁任祠部尚书。不经营产业，家中特别贫困朴素。景平元年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追赠太常。
儿子孔邈，有父亲的风范，官至扬州治中从事史。孔邈的儿子孔觊，另有传。孔觊的弟弟孔道存，世祖大明年间，历任黄门吏部郎，临海王刘子顼的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刘子勋建立伪政权，任侍中，代理雍州事务。事败后自杀。
史臣曰：百姓生活所贵重的，是食物与货物。货物用来流通货币，食物是百姓的根本。因此九棘制度始于农皇，十朋货币兴起于上代。从前民风淳朴，欲望不多，维持生活供养自己，事情容易满足。一个男子耕种，剩余的粮食堆满房屋；一个妇女纺织，多余的衣服能遮盖身体。虽然贸易的原则是互通有无，但龟贝的作用，功劳较轻。而事情有变化，奸诈弊端不断产生，百姓因劳作辛苦，所以农夫离开土地从事商业；商人事务清闲，商业逐渐扩大，货币流通，不再是最初创造的本意。于是人们竞相收购罕见的珍宝，囤积不知名的货物，明珠翠羽不用脚就能流通，丝织品和犀牛角不用翅膀就能飞传，天下动荡，都以放弃农业为事。丰收时就有多余的粮食，饥荒时又比农家的储备减少。钱即使堆积一尺，也不能在尧的时代解除饥饿；贝即使像车轮，确实不能在汤的时代解救干渴，它的危害已经很深了。本应一律废除钱货，专用谷帛，让百姓知道谋生的途径，非此不可。用千匹绢帛作为货币，携带比怀揣玉璧还难；用万斛谷物进行交易，比跨乡买卖还不易，这样可以使商业自行禁止，游手好闲的人回归农业。但随着时代推移，百姓已习惯旧俗，有的仓库里堆满朽烂的钱币，而粮仓却不充实；有的人家有积蓄的钱财，却很少开垦良田。如果突然改革，废除货币不用，交易没有依托，即使是最好的办法，也不能仓促实行。应先去除浮华制止虚伪，回归淳朴复古，把璧玉扔到深山，把珍珠丢进清沟。然后驱使天下百姓，回到农耕的道路，使丝绸粮食充足，如同水火一样普及。接着废除货币制度，销毁所有钱币，建立制度传给后代，家家户户崇尚仁义，难道只是唐尧时代才能做到吗？桓玄只知开始却不看结局，孔琳之看到结局却不掌握根本，难道考虑到有兴有废，只是一时的空谈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