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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王僧达、颜竣 王僧达,琅邪临沂人,是太保王弘的小儿子。他的哥哥王锡,性情迟钝、缺乏风度。太祖听说王僧达早年聪慧,在德阳殿召见他,询问他的读书情况和家事,王僧达回答从容机敏,皇上很赏识他,把临川王刘义庆的女儿嫁给了他。 王僧达年轻时就喜好学习,擅长写文章。还不到二十岁,就被任命为始兴王刘浚的后军参军,后来升任太子舍人。他曾因生病休假,在杨列桥观看斗鸭,被有关部门弹劾,最终被赦免,没有追究责任。他生性喜好猎鹰猎犬,常和乡里的年轻人一起骑马追逐,还亲自杀牛(取乐或食用)。刘义庆(时任荆州刺史等职)听说他的这些行为,就让与自己往来密切的僧人慧观去拜访他,观察他的为人。慧观到后,看到王僧达的书桌上摆满了书籍,王僧达还和他谈论文章义理,慧观应答都来不及,对他深感赞赏。 王僧达和哥哥王锡关系不和,他向朝廷诉说家境贫困,请求担任郡守。太祖(宋文帝)原本打算让他担任秦郡太守,吏部郎庾炳之说:“王弘(王僧达父亲)的儿子既然不适合担任秦郡太守,王僧达也没有能力治理百姓。” 这件事就搁置了。不久,王僧达升任太子洗马,后来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他的哥哥王锡被免去临海郡太守职务回京,带回的 “送故钱”(地方官员离职时,下属和百姓赠送的钱物)以及俸禄总计有一百万钱以上,王僧达一夜之间就叫家奴用车子把这些钱财全部运走,一点也没剩下。 守丧期满后,王僧达担任宣城太守。他生性喜好打猎,而宣城是山地郡城,没什么政务,王僧达就肆意骑马驰骋打猎,有时三五天都不回府衙,受理诉讼案件也常常在打猎的地方。有的百姓在路上遇到他,竟然不认识他,问他 “太守在哪里”,王僧达回答说:“就在后面不远。” 元嘉二十八年春天,北魏军队入侵逼近,京城局势危急,人心惶惶,王僧达请求进京保卫京师,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敌军撤退后,他又被任命为宣城太守,不久后,调任义兴太守。 元嘉三十年,元凶刘劭弑君篡位,世祖(刘骏)起兵讨伐,向各州郡普遍发布檄文;又向义兴郡下达文书,要求出兵响应。王僧达当时不知道该追随哪一方,他的门客劝他说:“如今叛逆的罪行滔天,从古到今都没有过。为您谋划,不如接受义军的檄文,把消息转告给邻近的郡县,再让善于言辞的人,清楚地说明反叛与归顺的祸福后果。只要是有良知的人,谁会不响应呢?这是最好的计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您可以亲自率领愿意归附正义的人,仔细选择水路或陆路中便利的路线,脱身回到南方(投奔世祖),这也是次一等的计策。” 王僧达于是从小路向南奔逃,在鹊头(地名,今安徽铜陵附近)遇到了世祖,世祖当即任命他为长史,加授征虏将军。起初,世祖从寻阳出发讨伐刘劭时,沈庆之曾对人说:“王僧达一定会前来投奔义军。” 有人问他原因,沈庆之说:“当年北魏军队逼近长江(元嘉二十七年瓜步之役),王僧达就曾主动请求出兵赴难,在先帝(宋文帝)面前,他议论时胸襟开阔,态度坚决果断,从这一点来看,他这次必定会来。” 世祖即位后,任命王僧达为尚书右仆射,不久后出京担任使持节、南蛮校尉,加授征虏将军。当时南郡王刘义宣请求留在江陵任职,南蛮校尉的职务因此无法交接,王僧达没能前往赴任,随后被补授为护军将军。 王僧达自恃有才华和门第(出身琅琊王氏),认为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世祖刚登基时,他就位居尚书右仆射(朝廷重要职位,相当于副宰相),所以一两年内,就期望能担任宰相。等到被任命为护军将军,他志向不得施展,就上奏请求调任徐州,奏疏中说: “臣是苟延残喘的余生之人,有幸赶上好时代,凭借祖先的功业获得职位。先帝追念功臣(指王僧达父亲王弘),也眷顾到我这微不足道的后人,忽略我的短处、掩盖我的浅薄,给予我众多的恩宠与官职。我从担任低级官员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一年了。早年依靠国家的安定,得以亲近圣明的君主(指世祖),但我虽然有志于学习,却没有独到的聪慧;虽然身担职务,却没有全面的见识,本来就不足以提出有助于治国的建议,也无法详尽辨别当下的时势需求。我私下认为,皇恩难以终身报答,空占职位、无所作为也难以长久,所以才冒昧地说出这些杂乱无章的话,多次陈述我的想法。 陛下的孝心诚意发自内心,道义顺应民心而感动万物。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本应让天下百姓共同欢庆,日月星辰重放光明。可臣在街巷间观察,从民谣中听闻,百姓们仍有不满,尚未完全感受到陛下的恩德;远近的舆论,也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这正是臣日夜痛心疾首、睡梦中都感到愧疚的原因啊。 臣借鉴前代的事例,用来比照如今的情况。汉文帝时期,可以说是继承了已稳固的基业,占据着已安定的国运,再加上他穿粗布衣服、吃简单饭菜,为治国勤勉操劳,可贾谊仍为他坦诚进言,甚至发出叹息哭泣般的劝谏。何况如今陛下承接的是动荡不安的局面,各项政务才刚刚开始,恩德尚未普及天下,信义也还没来得及周全各地。臣还听说前代贤达有句话:天下是贵重的器物,一旦安定就不能突然让它陷入危险,一旦危险也不能突然让它安定。陛下思维深远通达,也应当在圣明的思虑中借鉴这个道理。 臣私下认为,当今的要务,关键在于把天下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国家和个人共同忧虑,顺应百姓的心愿,满足民众的需求。百姓有疾苦的呼声,君主就要表现出担忧百姓如同自己落在壕沟里的心意;下面有过失弊端带来的痛苦,上面就不能有奢侈安逸的情绪。此外,还应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依据声望授予爵位,宁可因为过于谨慎而漏掉该奖赏的人,也不要因为过于严苛而错罚不该惩罚的人。至于中枢重要部门的职位、镇守边疆的关键藩镇,这些地方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是政策动静的核心,虽然现在各项制度要革新,但有的可以沿用旧制而不急于变革,事情关键在于是否适宜,不必强行规定官员的任免调动。天下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关键在于如何任用他们。 臣不只是从世间事理中观察,错误地认识到治国的艰难,更从自身经历中,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弊端。为什么这么说呢?臣虽然不至于一无所知,却也没能进入学者的行列;行为上没有大的过错,却也算不上有才能,只是凭借家族的荫庇,早早地列入了显贵的官员行列。况且最近虽然我从水路奔逃,归顺朝廷,可究竟有什么功劳,值得记录下来给予奖赏呢?然而陛下却多次给予我恩宠,在几十天内,接连下发明确的诏令提拔我。如果不是向来有才能谋略,名声与实际能力相符,怎么会听到这些任命而不惊讶,担任这些职位而不畏惧呢?本来我就应该反思自己的身份,认识到陛下恩德的深厚,要是不知道如何报答,又能等到什么时候呢? “遇到危难就献出生命,至死方休”,这些都是古代典籍中恳切的教诲,强调为道义不惜牺牲生命。臣被古代圣贤的格言所感动,希望能在能贡献力量的地方效力,让自己活着能实现志向,死了也能死得其所。如果让臣享受优厚的俸禄,占据尊贵的职位,穿狐皮大衣、坐熊皮垫子,却对国家事务毫无用处,臣本来就无法安心。 如今四方少数民族仍在警戒,国家还没忘记战争,那些梳着辫子的凶恶之徒(指北魏等少数民族政权),尤其应该防备。不久前朝廷军队没有取得胜利,他们已经滋生了轻视我朝的心思,恐怕这些异族贪婪,还会心怀不驯。倘若中原地区暂时受到侵扰,中原发生战乱和饥荒,或许他们会像游魂一样进入关内,再次窥探边境的营垒。而且现在已到深秋季节,胡人的战马正适宜作战,应当考虑容易实施的策略,尽早做好防备。 臣每天多次反省自己,志向全在报效朝廷。无论事情大小、地方远近,只要能让我安心效力,在地方上担任职务,只要是我能胜任的,心里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做。但如果让我统领军政要务、指挥朝廷大军,既因为才能不足无法胜任,内心也实在不愿意。陛下已经对我十分怜悯体谅,希望能再委屈体察我的这番心意。护军将军的职位,臣不敢担任;彭城的军府,现在也超过了应有的规模。况且臣本来就只想为国奔走效力,并非追求显贵的地位,小小的才智和低微的名号,就足以让我安心了。希望陛下能体察宽恕,特别给予我肯定和鼓励,那么无论在朝内还是朝外,臣都会感恩戴德,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都会铭记陛下的恩情。 皇上没有批准王僧达的请求。王僧达三次上奏坚决请求,皇上非常不高兴,任命他为征虏将军、吴郡太守。一年之内调动了五次官职,王僧达越发感到不如意。 吴郡城外的西台寺有很多富有的僧人,王僧达向他们索要财物没能如愿,就派主簿顾旷率领家丁和亲信劫持了寺里的僧人竺法瑶,勒索到几百万钱。后来荆州、江州发生反叛,朝廷给王僧达增设僚属、允许他领兵,尚书省的文书准许他设置一千人的军队,可他却擅自设立三十个队,每队八十人(总共两千四百人,远超朝廷规定)。他又在吴郡修建府宅,大量征用公家的人力。最终因这些罪名被免去官职。 起初,王僧达任太子洗马时,在东宫,喜爱军人朱灵宝,等到出朝任宣城太守时,朱灵宝已长大,王僧达谎称朱灵宝已死,把他的户籍寄在宣城左永之名下,登记为自己的儿子,改名元序,上书太祖任命他为武陵国典卫令,又补任竟陵国典书令,建平国中军将军。孝建元年春天,事情败露,又被禁锢。他上表谢罪说:“我不能依附左右亲信,讨好权贵。” 皇上更加愤怒。王僧达的族子王确年少,相貌俊美,王僧达和他关系亲密。王确的叔父王休任永嘉太守,将要带王确去郡里,王僧达想强迫留下他,王确知道他的心意,回避不再去。王僧达大怒,暗中在自己住处的屋后挖了个大坑,想引诱王确来告别,趁机杀了他埋在坑里。堂弟王僧虔知道他的阴谋,劝阻呵斥才作罢。御史中丞刘瑀上奏请求逮捕治罪,皇上不允许。 孝建三年,王僧达任太常,心情更加不悦。不久,上表请求辞职,说: 我自知平庸浅薄,年轻时就缺乏做官的兴趣,加上长期患有重病,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生平的夙愿,是想悠闲地住在简陋的房屋里。先朝追念旧臣的恩德,让我早年就获得官职。从前因家境贫困需要供养,勉强任职,初任官职以来,已有十多天。不久迁任舍人,几乎不用上朝当值。实在没理由坐享朝廷的恩宠,空占官职,我多次陈述想法,最终得到允许,赐我辞官。还没在家闲居多久,又被提拔为洗马,陛下的心意优厚,让我暂且任职,许诺有郡缺时,会妥善安排。恰逢琅邪太守职位变动,就承蒙陛下下令让我前往,陛下的慈爱诱导殷勤,让我整理行装后立即动身。朱灵宝往年在长溪失踪,我承蒙陛下的深厚恩德,才得到这虚妄的恩宠。我灾祸不断,又遭遇母丧,刚能勉强维持生命,就被陛下召见询问,我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情况,承认自己有很多过错。陛下任命我为宣城太守,让我陷入极度的困境。仲春时节调任,冬天就遇到敌人南侵。我愧为皇室近亲,被道义感动,苦苦请求回都城,侍卫陛下。到达都城时,战事已平息。我在郡任职时间虽短,却希望能完成职责,正想脱下官服,回去从事农耕,宣城百姓,到朝廷请求留我。当时陛下让已故堂兄王僧绰传达留下我的旨意。我因隐疾难以胜任,一向有归隐的心愿,就又上书苦苦请求暂时回任。还没来得及回去任职,已故的哥哥王锡突然去世,我上书请求离职奔丧,陛下允许我带郡职回都城,没过多久,又任义兴太守。 我能有今天的地位,并非凭借他人帮助,只是希望能施展抱负,这种想法与日俱增。自从做官以来,我没有一点积蓄,又身患疾病,也没人帮助我。我生性喜爱山林流水,偏爱禽鱼,考虑自己的寄托,常违背治国的要务。所以我收敛心思,不敢有片刻忘记,实在是因为需求难以满足,家业尚未建立,东郡的俸禄微薄,西郡的俸禄丰厚。我详细陈述恳切的愿望,坚持最初的想法,希望能被任命到江、湘等偏远的郡,一两年内,或许在我回乡耕种时,有粮食和药品的依靠。陛下当即批准,将会提拔我。 遭遇厄运,国家动荡,我家承蒙圣朝的关照,到我这一代,又受到特殊的赏识,名义上是君臣,恩情却像父子。我虽平庸愚昧,心却比草木还重,听到先帝去世的消息,几乎不顾性命。我孤身一人、子女弱小,虽相隔千里却心意相通,又遭遇凶险,时常面临绝境,生命像朝露一样微弱,却得到上天的保佑,最终得以保全,再次见到天地,重睹日月星辰。当时侄子王僧亮等人被囚禁在叛逆的地方,全家入狱,山川险阻,吉凶难料,对远方亲人的思念,谁能不辛劳。卧薪尝胆,是我的心愿,牵挂亲人,也是我的私心之苦。 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恢复大业,天下太平,四方安定。我父子叔侄,一同迎来太平盛世,回想往事,回归故乡的心愿,本想以死表明心意,却意外活了下来;我的愿望已实现,背弃叛逆归顺朝廷,是自古以来的常节,我没有什么功绩,却多次得到恩宠,超过了应得的份额。但我生病时,不敢坚决推辞,所以在鹊渚忍辱,在新亭惭愧。等到元凶被消灭,人神安宁,我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时,就详细陈述请求辞职。陛下的慈爱优厚,常超越常规,南蛮校尉、护军将军的职位,短期内私下授予我。我多次反省自己不该得到这些职位,必定会辜负陛下的恩宠,担任清闲的官职,尚且担心触犯法律,何况参与重要的内职,接受外地的恩宠,失败是必然的,这不用多想。所以我坦诚上书,多次上表,有的请求从高位到低位,有的希望以清闲代替要职,言辞恳切,写在文书中,我知道自己固执浅陋,会触犯法律。去年以来,我多次触犯刑法,按理应不被批准,罪有常法,我玷污朝廷秩序,让家业蒙羞,我甘愿接受最终的惩罚,人们也认为我该如此。陛下宽恕我的过错,怜悯我的身份,忽略法律,曲意保全我。我对陛下的感激之情,永不忘怀。承蒙陛下的恩宠,得到现在的职位,当时我很震惊,不知所措,我本就没有做官的兴趣,不敢接受任命。我对内考虑自己的情况,对外咨询亲友,认为天地的仁恩,不期望回报,陛下的再造之恩,不可随意接受。所以我洗去污点,蒙受恩宠,上受圣恩,下获新生,脱胎换骨,远近的人都改变了对我的看法。但我苟且享受恩宠,不知不觉已过了一年,自感妨碍他人晋升,内心不安,应该被流放,放弃所有的志向和事务。 希望陛下继承太始年间的恩德,施加普济万物的恩惠,在我狂妄浅薄尚未发展到极点时,让我能在现有的职位上自行引退,圣朝能始终厚待我,让我保全不被埋没的恩泽。让功是高尚的行为,我无功却要让贤;保持朴素是美德,我却已积累了太多恩宠。因此请求退休,实在值得怜悯。而且我有妻子儿女要供养,没有其他负担,有十几个婢仆,有少量的田产收入,每年的赋税,足够维持生活。加上近来我头晕目眩的症状更严重,风虚之症逐渐加剧,经络不通,气血衰败,心气虚弱,神志涣散,想到这些病根,我支撑不了多久。无论公私,我都真心希望能得到陛下的谅解,请求陛下允许我度过余生,了此一生。我的真诚如同白水、皎日,希望陛下明鉴,批准我的请求。 王僧达的表文言辞抑扬顿挫,皇上下令交给门下省。侍中何偃认为他的言辞不恭敬,上奏请求交给南台处理,王僧达又被免官。不久,任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傅长史、临淮太守,又徙任太宰长史,太守职位不变。大明元年,迁任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因归顺的功劳,封宁陵县五等侯。大明二年,迁任中书令。 此前,南彭城蕃县百姓高阇、僧人释昙标、道方等人互相欺骗蛊惑,自称有鬼神龙凤的祥瑞,常听到箫鼓之声,与秣陵百姓蓝宏期等人谋划叛乱。又勾结殿中将军苗允、员外散骑侍郎严欣之、司空参军阚千纂、太宰府将程农、王恬等人,计划在大明二年八月一日夜里起兵攻打宫门,清晨突袭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分兵袭击杀害众大臣,立高阇为天子。事情败露,参与叛乱的几十人都被处死。 王僧达多次涉及叛乱,皇上认为他终究没有悔改之心,借高阇之事陷害他,下诏说:“王僧达承蒙先代的恩宠,早年就获得高位,却轻薄无行,世人都知道。恰逢国家危难,他全家表示愿意效力,我赦免他的大罪,认可他的微薄诚意,让他内外任职,享受极高的恩宠。他却不知感恩,反而勾结西楚叛逆,图谋扰乱东部地区,公然抢劫,明显支持凶党,勾结恶人,混淆视听。我多次宽容他,想让他改正,他却毫无感恩之心,反而让灾祸像燎原之火一样蔓延,像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最终与高阇勾结,谋划叛乱,搜求妖图,观察天象。等到叛首被斩,余党被审,他们的供词都写在案卷中,在集市上散布谣言,我仍想隐忍,让法律屈从于人情。小丑作乱,人心煽动,捏造事端,觊觎皇位,这已告知公卿,传遍朝野。我怎能轻视国家的重任,行匹夫之仁。诛杀邪恶,是圣典共同的原则,惩罚叛逆,是汉法所推崇的。可将王僧达收付廷尉,严肃依法处置。已故太保华容文昭公王弘历经多朝,深受恩宠,不能忘记他的功勋德行,断绝他的后代祭祀,他的家族爵位和皇室婚姻,一概不废除。” 王僧达在狱中被赐死,时年三十六岁。 王僧达的儿子王道琰,被流放到新安郡。前废帝即位后,王道琰得以返回京城。后废帝元徽年间,他被任命为庐陵国内史,还没到郡上任就去世了。 有个叫苏宝的人,本名苏宝生,出身贫寒,却有文才、擅长写文章。元嘉年间朝廷设立国子学,他担任《毛诗》助教,被太祖(宋文帝)赏识,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后来因知道高阇谋反却不立即上奏告发,与高阇一同被处死。 颜竣,字士逊,是琅邪郡临沂县人,光禄大夫颜延之的儿子。太祖曾问颜延之:“你的几个儿子中,谁有你的风范?” 颜延之回答说:“颜竣继承了我的文笔,颜测继承了我的文思,颜 {大} 继承了我的义理见解,颜跃继承了我爱喝酒的习性。” 颜竣起初担任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后来出京担任世祖(刘骏)的抚军主簿,很受世祖的宠爱和礼遇,颜竣也尽心辅佐,为世祖出谋划策。元嘉年间,太祖不想让各位藩王各自结成朋党,打算征召颜竣回京补任尚书郎。吏部尚书江湛认为颜竣在抚军将军府中表现出色,不宜中途调动,太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于是颜竣跟随世祖的军府先后转任安北、镇军、北中郎府主簿。 元嘉二十八年,北魏军队从彭城向北撤退后,又请求与宋互通贸易,颜竣议论说:“我认为与北魏和亲没有好处,这是已经验证过的明确事实。为什么这么说呢?异族想要侵犯劫掠,只苦于自身力量不足罢了,他们从来不会被信义约束,也不会因此停止侵略的图谋。往年长江沿岸的战事(指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南侵),就是和亲招来的祸患。多年来双方互相派遣使者通好,北魏最终还请求通婚,朝廷出于笼络的意图,既不答应也不拒绝,时间一长,这种关系逐渐难以维系。北魏本性贪婪没有满足,又因求亲不成心生怨恨,所以才大举南侵。幸好现在趁着双方交战之后,中原与异族隔绝分离,如果此时同意互通贸易,就会再次开启过去的弊端。议论此事的人不过是说互通贸易的好处在于能得到马匹,可如今我们放弃自己重视的主权,换来的却是他们低劣的马匹,就算能得到上千匹,也算不上有多大益处,更何况实际能得到的数量,不过几十上百匹罢了。一旦开启贸易往来,最终很难断绝。北魏倚仗实力、炫耀胜利,已经非常骄横狡猾,虽然名义上是互通贸易,实际上是在窥探我国国情:如果多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会更加桀骜不驯;如果加以节制,又一定会引发边境争端。不如堵塞这种弊端的开端,断绝他们的非分期望,对内修养德行、推行教化,对外整顿边防事务,坚守边境观察他们的动向,这才是长久之策。” 起初,僧人释僧含略懂学问义理,对颜竣说:“我粗略看过预言吉凶的谶书,将会有真命天子顺应符兆出现,从名号和次序来看,应当就是殿下(指世祖刘骏)。” 颜竣在彭城时曾向亲近的人说起这件事,消息很快传开,被太祖听到。当时元凶刘劭用巫蛊之术害人的事情已经败露,太祖无暇追查这件事,所以没有治颜竣的罪。 世祖镇守寻阳时,颜竣升任南中郎记室参军。元嘉三十年春天,颜竣因父亲颜延之退休,坚决请求解除职务,世祖没有批准。朝廷赐给他假期,他还没出发,太祖去世的消息就传来了,世祖起兵讨伐刘劭。颜竣转任谘议参军,兼任录事,总揽军府内外事务,还负责撰写讨伐刘劭的檄文。 世祖从寻阳出发时生了病,兼任录事的颜竣,从沈庆之以下的官员,都无法见到世祖,只有颜竣能出入世祖的卧室,决断军事要务。当时世祖多次病情危急,无法处理政务、听取禀报,所有事务都由颜竣独自决断施行。世祖即位后,任命颜竣为侍中,不久升任左卫将军,加授散骑常侍,颜竣推辞了散骑常侍的职位,得到批准。朝廷封他为建城县侯,食邑二千户。 孝建元年,颜竣转任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他留心选拔人才,自强不息,受到的信任优厚,上奏的事情没有不被批准的。后来谢庄代替颜竣掌管选官事务,很多建议都没被采纳。颜竣容貌严肃刚毅,谢庄风姿优美,宾客喧闹申诉,谢庄常笑着回应。当时人为此说:“颜竣发怒却给人官做,谢庄微笑却不给人官做。” 南郡王刘义宣、臧质等人反叛,朝廷让颜竣全面统领军队。刘义宣、臧质的儿子们藏在建康、秣陵、湖熟、江宁县境内,世祖大怒,免去丹阳尹褚湛之的官职,收捕四县县官,任命颜竣为丹阳尹,加散骑常侍。此前,颜竣没有儿子,而大司马江夏王刘义恭的儿子们被元凶杀害,到这时两人都生了儿子,皇上亲自为他们取名,给刘义恭的儿子取名伯禽,比作鲁公伯禽(周公旦的儿子);给颜竣的儿子取名辟强,比作汉侍中张良的儿子。 此前,元嘉年间,铸造四铢钱,轮廓形制和五铢钱相同,铸造耗费大,没有利润,所以百姓不盗铸。到世祖即位后,又铸造孝建四铢钱。孝建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论说:“重视货币便利百姓,记载在五种政务中,开炉铸钱流通,是九府的制度,百姓富足国家充实,教化才能推行光大。时代变迁风俗改变,就应变通适用,所以周、汉更替,货币轻重随时代调整。到后代,财富充足,就沿用前代的货币,不再改革。年代久远,多次遭遇战乱,货币被焚烧毁坏,日益减少,货币贬值百姓贫困,公私都困难,不改革铸造,将会极度匮乏。我认为应遵循古代制度,收集铜料铸造货币,用铜赎罪的制度,记载在过去的典籍中,现在应允许用铜赎罪,按罪行规定等级。” 诏命批准。铸造的钱形制薄小,轮廓不完整。于是民间盗铸之风兴起,掺杂铅锡,都不牢固。又有人剪凿古钱,获取铜料,钱变得更薄小,逐渐偏离官定形制。虽制定严厉刑罚,百姓、官吏、长官因盗铸被处死或免职的接连不断,可盗铸更严重,物价飞涨,百姓困苦。于是规定标准,薄小无轮廓的钱,全部禁止流通。 始兴郡公沈庆之提议说:“从前秦朝货币过重,高祖对此担忧,下令百姓铸钱,改铸榆荚钱,却导致钱轻物重,又不符合时代需求。太宗允许私铸,贾谊提出批评,确实是因为采矿铸钱的方法存在,铜多利润大,耕战的器具,是当时所需,百姓争相铸造,危害较多。但孝文帝不采纳建议,百姓私铸仍推行,所以能让仓库装满朽烂的钱币,天下富足。何况现在耕战不需要铜器,采矿铸钱已荒废很久,铸造所需的铜料,多来自现成器物,费力利润薄,没有吴王刘濞、邓通那样的资源,农民不熟悉铸钱,没有放弃农耕的担忧。现在中兴开运,圣明教化革新,虽已停战,可仓库尚不充实,公私匮乏的,只有货币而已。我认为应允许百姓铸钱,郡县设立钱署,愿意铸钱的人家,都住在钱署内,统一形制,去除伪币,官府收取轮廓完好的钱,收藏起来作为永久的货币。去年春天禁止的新钱,暂时允许流通,现在铸造都按这个标准。每铸一万钱征收三千税,严格检查盗铸,禁止剪凿。几年之内,公私都会富足,铜料用尽后停止铸钱,奸伪自然停止。而且禁止铸钱铜就会变成器物,允许铸钱器物就会变成财富,化无用为有用,对事情有益。” 皇上把这事交给公卿讨论,太宰江夏王刘义恭议论说:“看到沈庆之的建议,‘允许百姓私铸,愿意铸钱的人家,都住在钱署内。统一形制,去除伪币’。我认为百姓不愿和官府打交道,由来已久。而且很多是士人,大概不愿住进钱署。盗铸是为了获利,利润在于掺杂伪料,伪料既被禁止,愿意住进钱署的人必定很少。说‘收取轮廓完好的钱,收藏起来作为永久的货币’。我认为皇上看重的东西,百姓必定追随,百姓听说官府收取轮廓完好的钱,轮廓的价值会涨百倍,大小兑换,谁愿意做。强制兑换,就像逼迫掠夺。又说‘去年春天禁止的新钱,暂时允许流通’。我认为这条可以批准。又说‘现在铸造应按这个标准,每万钱征收三千税’。还说‘严格检查盗铸,不得再私自铸造’。我认为禁令的设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贪图利益触犯法律,是百姓的常情,不怕刑罚轻,怕的是有人冒犯。现在住进钱署每万钱要缴三千税,私铸没有十三分之一的税收,追逐利益触犯禁令,自然不会停止。又说‘铜料用尽后铸钱停止,奸伪自然禁止’。我认为国内的铜料,不会很快用尽,等到铜料用尽,奸伪已积累很多。又说‘禁止铸钱铜就会变成器物,允许铸钱器物就会变成财富’。但近来担忧的,是货币形制不一,加上剪凿、掺杂铅锡的问题。如果只是盗铸铜器,也不必严厉禁止。” 颜竣议论说:“货币的使用,古今相同,货币轻重的议论,在汉代就有定论,魏、晋以后,没能改变。实在是因为货币价值均衡后,改革就会产生伪币。年代久远,弊端突然出现,改革的方法,应有恰当的策略。现在说设立钱署允许私铸,我确实赞同。但担心采矿停止后,器物日益消耗,铜料减少,器物会更贵。假设器物价值一千,铸造货币成本减半,无利可图,即使下令也推行不了。又说‘去年春天禁止的新钱,暂时允许流通’。这是想让天下财富充足。如果小钱必定流通,却不通过官铸,利己之心深重,伪币就会无穷无尽,私铸剪凿,都无法禁止。五铢、半两之类的古钱,不到一年,必定会用尽。财富尚未充足,大钱已用尽,几年之内,都会变成尘土,怎能让这种有害的方法,在本朝推行。现在百姓的货币,虽在减少,可市井百姓,尚未有怨言,这是因为新禁令刚推行,形制不统一,不久自会停止,不值得陛下担忧。只有府库空虚,才是严重的忧虑。现在即使推行小钱,官府也没有增加赋税的道理,百姓虽富足,却无法解决官府的匮乏。只有节俭开支去除奢华,注重节俭,寻求富足的方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但货币有固定数量,却会无故消耗;剪铸虽停止,最终仍会用尽。应该设立官府收取铜料的机构,断绝铜器的使用,确定货币形制,逐渐铸造,多年以后,才对社会有益。” 当时议论的人又认为铜料难以获得,想铸造二铢钱。颜竣又议论说:“议论的人认为官府仓库空虚,应改铸货币,天下铜料少,应减小钱的形制,来解决弊端,救济国家百姓。我认为不对。现在铸造二铢钱,随意推行细小的货币,对官府解决匮乏没有帮助,却会让百姓奸巧之风大兴,天下的货币,将会碎尽。空设严厉禁令,可利润大难以禁止,不过一两年,弊端就无法挽救。这是非常不可行的第一点。现在铸造即使能立刻得到一两亿钱,即使得到这些,也需要一年时间。年底税收入库,货币暂时充足,日常开支,支撑不了几个月。即使临时征收捐助,怎能解决匮乏?只会让奸民得逞,留下祸患。这是非常不可行的第二点。百姓对大钱改革有顾虑,又畏惧近来的新禁令,市井之间,必定会产生混乱。长远利益没看到,眼前祸患却已到来,富商得意,贫民困窘。这是非常不可行的第三点。如果弊端更加严重,尚且不可推行,何况又没看到好处,却有这么多弊端,在当时失算,会被后代嘲笑!” 前废帝即位后,铸造二铢钱,形制更小。官钱每次发行,民间就模仿铸造,而大小厚薄,都不如官钱。没有轮廓,不打磨,就像现在剪凿的钱,称为 “耒子”。景和元年,沈庆之上书请求允许私铸,从此货币混乱败坏,一千钱连三寸都不到,大小都这样,称为 “鹅眼钱”。比这更差的,称为 “綖环钱”。放入水中不沉,随手就碎,市井中不再计数,十万钱还装不满一把,一斗米要一万钱,商品交易无法进行。太宗初年,只禁止鹅眼钱、綖环钱,其余都允许流通。又禁止百姓私铸,官署也停止铸造,不久又全部禁止,只使用古钱。 颜竣从散骑常侍、丹阳尹,加中书令,丹阳尹职位不变。他上表辞让中书令说:“我虚占朝廷恩宠,担任重要职位,听到任命既惭愧又惶恐,心神震动。我是东州平庸鄙陋之人,生不逢时,在民间长大,不懂官场规矩,家中没有富贵,也不想跻身权贵。只因家境贫寒,饥寒交迫,先朝选拔人才,不遗漏愚贱之人,让我免除农耕的辛劳,跻身仕途。陛下在藩国时品德高尚,招揽贤才,不嫌弃我无才,提拔我进入清贵的行列,我侍奉陛下多年,却没什么功绩,仰仗陛下的宽容,只希望能担任地方长官。怎料国家动荡,陛下在危难中兴起,我依附国运,得到高位,飞黄腾达,超越众人,不到三年,得到八次特殊任命。仔细考虑奖赏的标准,我不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看勤勉贤良的人,我也比不上他们。我正想向朝廷陈述,请求降低职位,减少诽谤,可诏令却突然下达,爵位更加尊崇。我是小人,没有长远谋划,恩宠利益到来,怎能保持节俭,只会上违天意,下乱舆论,灾祸降临,恐怕就在眼前。现在过度授予的职位,让我身处险境,如果说我不适合这个职位,危险耻辱将会到来,被众人指责,比重病还难治,这就是我日夜惶恐、忧心成疾的原因。希望陛下体察我的真诚,怜悯我的愿望,收回恩宠,保全我的愚钝本分,那么陛下的恩惠,也不会因此变薄。” 得到允许。当时天旱百姓饥荒,颜竣上书请求禁止制作糖一个月,节省了近万斛米。又代替谢庄任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未就职,因母丧离职。起任右将军,丹阳尹职位不变。 颜竣凭借在藩国时的旧情,极力陈述朝政得失。皇上自从服丧期满后,多有兴建,颜竣恳切劝谏,无所回避,皇上很不高兴,很多建议都不采纳。颜竣自认为才能足以济世,恩宠旧情无人能比,应当在朝中辅佐,长期执掌朝政,可他的建议多不被采纳,怀疑皇上想疏远他,就请求外出任职,来试探皇上的心意。大明元年,任东扬州刺史,将军职位不变。请求得到批准后,他又担忧恐惧无计可施。到州后,又遭遇母丧,皇上不允许他离职,允许他送丧回都城,恩待仍很优厚,颜竣却更加不安。每次对亲友,都心怀怨愤,又议论朝政错误,君主得失。等到王僧达被诛杀,有人说是颜竣谗害,王僧达临死前陈述颜竣一直心怀怨恨,常遗憾建议不被采纳。王僧达所说的,多有证据。皇上就派御史中丞庾徽之上奏弹劾说: 臣听说臣子侍奉君主,应捐家为国,尽心无私;如果无礼欺人,恃富轻上,所以王叔被警告,子晰被诛杀。没有背弃根本,好利忘义,却能在盛世自容,扰乱清流的人。右将军、东扬州刺史建城县开国侯颜竣,依附国运,侥幸得到提拔,国家变革,被破格任用。圣朝亲自执政,政务统一,他却窥探国权,暗中图谋执掌。担任选官时,煽动风气更严重;出朝任丹阳尹,气焰更嚣张。传诏官员触犯法律,按旧例需上奏,颜竣因传诏官员转达申诉冒犯自己,就加以鞭辱,无视朝廷威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严厉诏令多次发布,要求官员尽职,颜竣却肆意妄为,怨恨更深,心怀奸计,暗藏阴谋。预先知道宫中旨意,无不泄露,惩罚就推给皇上,恩宠就归于自己,受恩的人,就加以诽谤侮辱,受罚的人,就曲意安抚。违背朝纲,迷惑视听,威胁宰相,煽动百姓。后来担心被皇上察觉,内心猜疑恐惧,假意请求任东扬州刺史,来试探皇上心意。得到外任后,就肆意怨恨辱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都算轻的。而且他时常上奏,必定夹带私心,向亲朋宣扬,煽动小人。 去年冬天颜竣的母亲去世,朝廷下诏允许他回家安葬,丧事办完后他却不肯回任,在老家拖延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他暗中挑拨功勋贵族之间的关系,制造矛盾分歧。又故意表现出担忧恐惧的样子,极力为自己营造安身避祸的表象,还暗中走访大臣,担心自身地位不稳,于是就以自己被排挤在外、国家前途将要倾覆为由,把怨恨积累在心中,不满之情在言语神色间表露无遗。此外,他在家中行事有亏,早年就受到世人议论;等到身居高位、享受厚禄,俸禄高达万金,他用荣华向亲友夸耀,却不用俸禄供养家人。他对同母弟弟心怀旧怨,凭借权势就将其杀害,这种违背天伦的狠毒行为,让亲友都感到震惊。 他在所有任职过的地方,政务和刑罚都荒废混乱,还擅自打开丹阳府库,把库中财物借给下属官吏。他常常借着赠送礼物、授予礼遇的名义,把官吏收为自己的门生,这类人遍布朝廷和地方,几乎有上千人。他放纵下属骄横行事,既妨害公事又损害私人利益,还挪用监管部门的现钱,用来供养自己的手下。他的宾客部下终日酣饮高歌,和平时毫无两样,街头巷尾的议论,全是对他的负面评价,再也没有正面的名声。 颜竣原本只是京城的普通文官,却特别蒙受皇上的偏爱,皇上不计较他的过失予以录用,让他参与重要事务。他没有立下过冲锋陷阵的战功,却得到了分封土地的重赏,朝廷内外对他的恩宠,远远超过了同辈官员。可他那贪得无厌的本性,随着时间推移愈发严重,欲望如同山谷沟壑,越是满足就越贪婪,即使用 “戴着虎帽的残暴、像狼一样的贪婪” 来形容,也不足以比拟他的恶行。如今皇上圣明,万物蓬勃发展,颜竣这样败坏风气、玷污教化的人,实在是国家的祸害,应当对他处以死刑,以彰显清明的教化。请求根据现有事实免去颜竣的官职,交付太常寺削除他的爵位和封地,等事情核查清楚后,将他逮捕移交廷尉,依法审判治罪。 皇上起初不想立即处死颜竣,只是免去了他的官职。颜竣多次上奏谢罪,并且乞求保全性命。皇上更加愤怒,下诏答复说:“御史台所奏报的情况,并非我往日对你的期望。你蒙受朝廷的恩宠待遇,本应尽心尽力,却反而诽谤怨恨,已经辜负了我最初的信任。现在你又过度忧虑,担心自己不能保全,这难道是下属侍奉君主应有的忠诚气节吗!” 等到竟陵王刘诞发动叛乱,朝廷就趁机将颜竣牵连进去。皇上召御史中丞庾徽之当面撰写弹劾奏疏,奏疏写成后,皇上下诏说:“颜竣辜负我多年的养育之恩,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在狱中赐他死罪,他的妻子儿女可以赦免,但要流放到偏远地区。” 颜竣的儿子颜辟强被流放到交州,又在途中被杀害。颜竣的文集在世间流传。 史臣评论说:世祖(刘骏)年轻时在藩镇担任监国,胸怀和见识还不够宽广,当时他对下属推心置腹、坦诚相待,但这种情义也只限于宾客和幕僚。等到时局动荡、皇位岌岌可危时,他费尽心力谋划,还担心自己的想法没能完全表达。后来他登基称帝、执掌大权,威势遍及天下,想要做的事必定能实现,处理事务很少有失误。然而,后来处境的忧乐与往日不同,内心的甘苦也改变了想法 —— 君主带着当下的心情对待臣子,臣子却还在追忆过去的情谊。就像汉代宋昌因拥戴汉文帝立功而得到重赏那样,颜竣早年因拥戴世祖也获得了恩宠;可当君臣之间产生 “同舟共济” 的顾虑后,下属对君主的期望就越发纠结。猜忌怨恨一旦产生,诛杀责罚自然就随之而来。颜竣之所以在当世招致灾祸,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作为臣子,如果能侍奉君主时舍弃个人私利,建立功勋时不贪图回报,即使想要招致灾祸,也不可能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