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王敬弘、何尚之</p><p>王敬弘，琅邪临沂人也。与高祖讳同，故称字。曾祖暠，晋骠骑将军。祖胡之， 司州刺史。父茂之，晋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性恬 静，乐山水，为天门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时为荆州，遣信要令 过。敬弘至巴陵，谓人曰：“灵宝见要，正当欲与其姊集聚耳，我不能为桓氏赘婿。” 乃遣别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弥年不迎。山郡无事，恣其游适，累日不回，意 甚好之。转桓伟安西长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县界。玄辅政及篡位，屡召不 下。</p><p>高祖以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治中从事史，征西将军道规咨议参军。时府主簿 宗协亦有高趣，道规并以事外相期。尝共酣饮致醉，敬弘因醉失礼，为外司所白， 道规即更引还，重申初宴。召为中书侍郎，始携家累自作唐还京邑。久之，转黄门 侍郎，不拜。仍除太尉从事中郎，出为吴兴太守。旧居余杭县，悦是举也。寻征为 侍中。高祖西讨司马休之，敬弘奉使慰劳，通事令史潘尚于道疾病，敬弘单船送还 都，存亡不测，有司奏免官，诏可。未及释朝服，值赦复官。宋国初建，为度支尚 书，迁太常。</p><p>高祖受命，补宣训卫尉，加散骑常侍。永初三年，转吏部尚书，常侍如故。敬 弘每被除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复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违也。复除庐陵 王师，加散骑常侍，自陈无德，不可师范令王，固让不拜。又除秘书监，金紫光禄 大夫，加散骑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祖即位，又以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 夫，领江夏王师。</p><p>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关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以疑狱，敬弘 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 政自不解。”上甚不悦。六年，迁尚书令，敬弘固让，表求还东，上不能夺。改授 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给亲信二十人。让侍中、特进，求减亲信之半，不许。 及东归，车驾幸冶亭饯送。</p><p>十二年，征为太子少傅。敬弘诣京师上表曰：“伏见诏书，以臣为太子少傅， 承命震惶，喜惧交悸。臣抱疾东荒，志绝荣观，不悟圣恩，猥复加宠。东宫之重， 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内外英秀，应选者多，且板筑之下，岂无高逸， 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呜呼微臣，永非复大之一物矣。所以牵曳阙下者，实瞻望 圣颜，贪《系》表之旨。臣如此而归，夕死无恨。”诏不许。表疏屡上，终以不拜。 东归，上时不豫，自力见焉。</p><p>十六年，以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诣京师上表曰：“臣 比自启闻，谓诚心已达，天鉴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处，牵曳载驰。臣闻君子行 道，忘其为身，三复斯言，若可庶勉，顾惜昏耄，志与愿违。礼年七十，老而传家， 家道犹然，况于在国。伏愿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回圣恩，赐反其所，则天 道下济，愚心尽矣。”竟不拜，东归。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 澧，不求闻达。先帝拔臣于蛮荆之域，赐以国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齿，由是 感激，委质圣朝。虽怀犬马之诚，遂无尘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尽，永绝天光， 沦没丘壑。谨冒奉表，伤心久之。”</p><p>明年，薨于余杭之舍亭山，时年八十八。追赠本官。顺帝升明二年诏曰：“夫 涂秘兰幽，贞芳载越，徽猷沈远，懋礼弥昭。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敬弘，神韵冲简，识宇标峻，德敷象魏，道蔼丘园。高挹荣冕，凝心尘外，清光粹 范，振俗淳风。兼以累朝延赏，声华在咏，而嘉篆阙文，猷策韬裹，尚想遥芬，兴 怀寝寤。便可详定辉谥，式旌追典。”于是谥为文贞公。</p><p>敬弘形状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谓之“弹棋八势”。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 备登临之美，时人谓之王东山。太祖尝问为政得失，敬弘对曰：“天下有道，庶人 不议。”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绦五辫，著青纹袴襦，饰以硃粉。女适 尚书仆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尝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斋中卧。俄顷，尚之 还，敬弘使二卑守阁不听尚之入，云“正热，不堪相见，君可且去”。尚之于是移 于它室。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为求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 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于不竞之地。”太祖嘉而许之。敬弘见兒孙岁 中不过一再相见，见辄克日。恢之尝请假还东定省，敬弘克日见之，至日辄不果， 假日将尽，恢之乞求奉辞，敬弘呼前，既至阁，复不见。恢之于阁外拜辞，流涕而 去。</p><p>恢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世祖大明中，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 夫，谥曰贞子。瓚之弟升之，都官尚书。升之子延之，升明末，为尚书左仆射，江 州刺史。</p><p>何尚之，字彦德，庐江灊人也。曾祖准，高尚不应征辟。祖恢，南康太守。父 叔度，恭谨有行业，姨适沛郡刘璩，与叔度母情爱甚笃，叔度母蚤卒，奉姨有若所 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设祭奠，食并珍新，躬自临视。若朔望应有公事，则 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简，流涕对之。公事毕，即往致哀，以此为常，至三年服竟。</p><p>义熙五年，吴兴武康县民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斩刑，家人 弃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时叔度为尚书，议曰：“设法止奸，本于情理，非谓 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为恶之身。睦父子之至， 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 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睦既纠送，则余人无应复告，并 全之。”后为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称其清身洁己。 元嘉八年，卒。</p><p>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摴蒱，既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为陈郡谢混所知，与 之游处。家贫，起为临津令。高祖领征南将军，补府主簿。从征长安，以公事免， 还都。因患劳疾积年，饮妇人乳，乃得差。以从征之劳，赐爵都乡侯。少帝即位， 为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义真与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不协，每有不平之 言，尚之谏戒，不纳。义真被废，入为中书侍郎。太祖即位，出为临川内史，入为 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父忧去职。服阕，复为左卫，领太子中庶子。 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十二年，迁侍中，中庶子如故。寻改领 游击将军。</p><p>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 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 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女适刘湛子黯，而湛与尚之 意好不笃。湛欲领丹阳，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诛， 迁吏部尚书。时左卫将军范晔任参机密，尚之察其意趣异常，白太祖宜出为广州， 若在内衅成，不得不加以鈇钺，屡诛大臣，有亏皇化。上曰：“始诛刘湛等，方欲 超升后进。晔事迹未彰，便豫相黜斥，万方将谓卿等不能容才，以我为信受谗说。 但使共知如此，不忧致大变也。”晔后谋反伏诛，上嘉其先见。国子学建，领国子 祭酒。又领建平王师，乃徙中书令，中护军。</p><p>二十三年，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是岁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 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谏，宜 加休息，上不许，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时上行幸，还多侵夕，尚 之又表谏曰：“万乘宜重，尊不可轻，此圣心所鉴，岂假臣启。舆驾比出，还多冒 夜，群情倾侧，实有未宁。清道而动，帝王成则，古今深诫，安不忘危。若值汲黯、 辛毗，必将犯颜切谏，但臣等碌碌，每存顺默耳。伏愿少采愚诚，思垂省察，不以 人废，适可以慰四海之望。”亦优诏纳之。</p><p>先是，患货重，铸四铢钱，民间颇盗铸，多翦凿古钱以取铜，上患之。二十四 年，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翦凿，议者多同。尚之议曰： “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实救弊之弘算，增货之良术。求之 管浅，犹有未譬。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轻， 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凡创制改法， 宜从民情，未有违众矫物而可久也。泉布废兴，囗囗骤议，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罢 息，六货愦乱，民泣于市。良由事不画一，难用遵行，自非急病权时，宜守久长之 业。烦政曲杂，致远常泥。且货偏则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贫 不过匮。虽兹法久废，不可顿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拟。若今制遂行，富人赀货自 倍，贫者弥增其困，惧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 知其格。若止于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识，加或漫灭，尤难分明，公 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至消尽；鄙意复谓 殆无此嫌。民巧虽密，要有踪迹，且用钱货铜，事可寻检，直由属所怠纵，纠察不 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禽 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议，智者择焉，猥参访逮，敢不输尽。”</p><p>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 太常郗敬叔并同尚之议。中领军沈演之以为：“龟贝行于上古，泉刀兴自有周，皆 所以阜财通利，实国富民者也。历代虽远，资用弥便，但采铸久废，兼丧乱累仍， 糜散湮灭，何可胜计。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其数本少， 为患尚轻。今王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 矣。用弥旷而货愈狭，加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禁虽重，奸避方密，遂使岁月 增贵，贫室日剧，[B138]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 弗思厘改，为弊转深，斯实亲教之良时，通变之嘉会。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 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兴造之费， 莫盛于兹矣。”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p><p>二十五年，迁左仆射，领汝阴王师，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转尚书令，领太子 詹事。二十九年，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赋》以明所守，而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 太子左卫率袁淑与尚之书曰：“昨遣修问，承丈人已晦志山田，虽曰年礼宜遵，亦 事难斯贵，俾疏、班、邴、魏，通美于前策，龚、贡、山、卫，沦惭乎曩篇。规迨 休告，雪涤素怀，冀寻幽之欢，毕囗玄之适。但淑逸操偏迥，野性瞢滞，果兹冲寂， 必沈乐忘归。然而已议涂闻者，谓丈人徽明未耗，誉业方籍，傥能屈事康道，降节 殉务，舍南濒之操，淑此行永决矣。望眷有积，约日无误。”尚之宅在南涧寺侧， 故书云“南濒”，《毛诗》所谓“于以采苹，南涧之濒”也。诏书敦劝，上又与江 夏王义恭诏曰：“今朝贤无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谢，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许 邪。”义恭答曰：“尚之清忠贞固，历事唯允，虽年在悬车，而体独充壮，未相申 许，下情所同。”尚之复摄职。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字彦重，本昌安丘人。兄 昶贵盛，顗不就征辟。昶死后，起家为东阳太守，遂历吴郡、会稽、丹阳三郡，侍 中，仆射，太子詹事，复为会稽太守，卒官，赠左光禄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 女南郡公主，女适彭城王义康、巴陵哀王休若。</p><p>尚之既还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时复遣军北伐，资给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 立，进位司空，领尚书令。时三方兴义，将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诛之，尚之诱说百 端，并得免。世祖即位，复为尚书令，领吏部，迁侍中、左光禄大夫，领护军将军。 寻辞护军，加特进。复以本官领尚书令。丞相南郡王义宣、车骑将军臧质反，义宣 司马竺超民、臧质长史陆展兄弟并应从诛，尚之上言曰：“刑罚得失，治乱所由， 圣贤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为贼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当取之，非 唯免愆，亦可要不义之赏，而超民曾无此意，微足观过知仁。且为官保全城府，谨 守库藏，端坐待缚。今戮及兄弟，与向始末无论者复成何异。陆展尽质复灼然，便 同之巨逆，于事为重。臣豫蒙顾待，自殊凡隶，苟有所怀，不敢自默。”超民坐者 由此得原。</p><p>时欲分荆州置郢州，议其所居。江夏王义恭以为宜在巴陵，尚之议曰：“夏口 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今分取 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为一州，镇在夏口，既有见城，浦大容舫。竟陵 出道取荆州，虽水路，与去江夏不异，诸郡至夏口皆从流，并为利便。湘州所领十 一郡，其巴陵边带长江，去夏口密迩，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属新州， 于事为允。”上从其议，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 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尚之建言复合二州，上 不许。</p><p>大明二年，以为左光禄、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 拜开府，天子临轩，百僚陪位，沈庆之于殿廷戏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庆 之累辞爵命，朝廷敦劝甚笃，尚之谓曰：“主上虚怀侧席，讵宜固辞。”庆之曰： “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复还也。”尚之有愧色。爱尚文义，老而不休，与太常颜延 之论议往反，传于世。立身简约，车服率素，妻亡不娶，又无姬妾。秉衡当朝，畏 远权柄，亲戚故旧，一无荐举，既以致怨，亦以此见称。复以本官领中书令。四年， 疾笃，诏遣侍中沈怀文、黄门侍郎王钊问疾。薨于位，时年七十九。追赠司空，侍 中、中书令如故。谥曰简穆公。子偃，别有传。</p><p>尚之弟悠之，义兴太守，侍中，太常。与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与偃书曰： “吾与义兴，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贤叔耳。” 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书。悠之子颙之，尚太祖第四女临海 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p><p>史臣曰：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扬土自庐、蠡以北，临海 而极大江；荆部则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邓塞。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晋世幼 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宋室受命，权不能移，二州之重，咸 归密戚。是以义宣藉西楚强富，因十载之基，嫌隙既树，遂规问鼎。而建郢分扬， 矫枉过直，籓城既剖，盗实人单，阃外之寄，于斯而尽。若长君南面，威刑自出， 至亲在外，事不患强。若运经盛衰，时艰主弱，虽近臣怀祸，止有外惮，吕宗不竞， 实由齐、楚，兴丧之源，于斯尤著。尚之言并合，可谓识治也矣！</p>
译文
王敬弘、何尚之
王敬弘，是琅邪临沂人。因为他的名字和高祖刘裕相同，所以通常称他的字。他的曾祖父王暠，曾任晋朝骠骑将军；祖父王胡之，曾任司州刺史；父亲王茂之，曾任晋陵太守。
王敬弘年轻时就有清高的品行，最初做官担任本国左常侍、卫军参军。他性格恬静，喜爱山水，后来担任天门太守。王敬弘的妻子，是桓玄的姐姐。王敬弘去天门郡赴任时，桓玄当时在荆州任职，派人送信邀请他顺路过去。王敬弘到了巴陵，对别人说：“灵宝（桓玄的字）邀请我，不过是想让我和他姐姐相聚罢了，我可不能做桓家的上门女婿。” 于是派另一艘船送妻子去江陵，自己却没去。妻子在桓家住了一整年，他也没去接。天门郡地处山区，没什么公务，他就尽情游览，常常好几天不回官署，心里很是惬意。后来他转任桓伟的安西长史、南平太守，之后辞官，住在作唐县境内。桓玄辅佐朝政以及篡位期间，多次征召他，他都没答应。
高祖刘裕任命他为车骑从事中郎、徐州治中从事史、征西将军刘道规的咨议参军。当时府里的主簿宗协也有高远的志趣，刘道规对他们二人都以超脱事务之外的态度相待。有一次，两人一起畅饮直到大醉，王敬弘因为醉后失礼，被外司报告给刘道规，刘道规却反而再次邀请他，重新设宴。后来他被征召为中书侍郎，这才带着家人从作唐回到京城。过了很久，他转任黄门侍郎，却没有接受任命。接着被任命为太尉从事中郎，又出京担任吴兴太守。他的老家在余杭县，所以很乐意担任这个职务。不久，他被征召为侍中。高祖向西讨伐司马休之的时候，王敬弘奉命去慰劳军队，通事令史潘尚在路上生病，王敬弘独自乘船送他回都城，当时潘尚生死不明，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免去王敬弘的官职，皇上下诏同意。但他还没来得及脱下朝服，就遇上大赦，官复原职。宋国刚建立时，他担任度支尚书，后来升任太常。
高祖登基后，他补任宣训卫尉，加授散骑常侍。永初三年，转任吏部尚书，散骑常侍一职不变。王敬弘每次被任命官职，都会恭敬接受，但到了应该退职的时候，就马上辞官，高祖赞赏他的志向，从不勉强他。他又被任命为庐陵王的老师，加授散骑常侍，他自称没有德行，不能做王爷的老师，坚决推辞不接受。之后又被任命为秘书监、金紫光禄大夫，加授散骑常侍，本州中正，他还是没上任。太祖即位后，又任命他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兼任江夏王的老师。
元嘉三年，王敬弘担任尚书仆射。官府里的公文，他从来都不看。曾经参与旁听审案，皇上拿疑难案件问他，他答不上来。皇上脸色变了，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把案卷副本给仆射？” 王敬弘说：“我就算拿到案卷读了，也还是不懂。” 皇上很不高兴。元嘉六年，他升任尚书令，却坚决推辞，上表请求回东边老家，皇上没能改变他的想法。于是改任他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赐给二十名亲信。他又推辞侍中、特进的职位，请求把亲信减少一半，皇上没答应。等到他东归时，皇上亲自到冶亭为他饯行。
元嘉十二年，朝廷征召他为太子少傅。王敬弘到京城上表说：“看到诏书任命我为太子少傅，我接到命令后又震惊又惶恐，又喜又怕，心绪不宁。我在东边荒僻之地养病，早已断绝了追求荣华的念头，没想到圣上还会这样宠爱我。东宫地位重要，全天下都关注着，不是我这样德行浅薄的人能胜任的。如今朝廷内外有才能的人很多，就算是在平民百姓中，也一定有高洁隐逸的人，可皇上却偏爱我这个愚笨老朽的人，这会玷污朝廷的清明。唉，我这个小臣，再也不能算是朝廷里有用的人了。我之所以还来京城，实在是想亲眼见见圣上，也想领悟《易经・系辞》里的道理。如果能这样回去，就算晚上死了也没遗憾。” 皇上下诏不允许他推辞。他多次上表，最终还是没有接受任命。东归前，皇上当时身体不好，还是勉强见了他。
元嘉十六年，朝廷任命他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一职不变，他又到京城上表说：“我之前多次上奏，以为诚心已经传到圣上那里，可圣上天威高远，没能宽恕我，我不敢安心待着，只好赶来京城。我听说君子行道，会忘记自身，反复琢磨这句话，好像可以努力做到，但可惜我又老又糊涂，想法和愿望总是相反。按礼制，七十岁就该退休居家（将家事传给后辈），家里的规矩尚且如此，何况是国家呢。希望陛下可怜我年老，体谅我的处境，特别收回成命，让我回故乡，这样上天的恩泽就能下施，我的心愿也就了了。” 最终他还是没有接受任命，回了东边。元嘉二十三年，朝廷又重申之前的任命，他又上表说：“我在南澧耕种，不求名声地位。先帝把我从偏远的荆州提拔出来，像对待国士一样对待我。陛下继位后，又特别照顾我，我因此感激，决心为朝廷效力。虽然我有犬马般的忠诚，却没做出一点贡献。如今快九十岁了，生命快到尽头，即将永远告别圣上的光辉，葬身山野。我恭敬地呈上这道表，心里难过了很久。”
第二年，王敬弘在余杭的舍亭山去世，享年八十八岁。朝廷追赠他原来的官职。顺帝升明二年，诏书说：“那些隐居的贤士，他们的美德会流传下去；那些深远的谋略，会随着礼制更加彰显。已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敬弘，神韵淡泊简约，见识高超，德行遍布朝廷，道义在民间流传。他不慕荣华，心系尘世之外，他的清辉和美德，能整顿世俗、淳化风气。加上历代朝廷对他的奖赏，他的名声被人传颂，可却没有碑文记载他的功绩，实在可惜。缅怀他的美德，让人日夜思念。可以详细议定他的谥号，以彰显对他的追赠之礼。” 于是定谥号为文贞公。
王敬弘身材矮小，但坐姿站姿都很端正，桓玄称他是 “弹棋八势”（形容他坐姿像弹棋的棋子一样端正）。他居住的舍亭山，四周有树林和山涧，适合登高望远，当时的人叫他 “王东山”。太祖曾经问他治理国家的得失，他回答说：“天下有道，老百姓就不会议论朝政。” 皇上很赞赏他的话。他身边常使唤两个老婢女，她们戴着五彩绦带和五股辫子，穿着有青纹的短衣和裤子，脸上涂着红粉。他的女儿嫁给了尚书仆射何尚之的弟弟何述之，有一次王敬弘去何家看女儿，正赶上何尚之不在，就暂时在书房里休息。没多久，何尚之回来了，王敬弘让两个婢女守在门口不让他进来，说 “天太热，受不了见面，你还是先走吧”。何尚之只好去了别的房间。他的儿子王恢之被征召为秘书郎，王敬弘为他请求改为奉朝请，还写信给王恢之说：“秘书郎职位有限，所以大家会争抢；奉朝请没有限额，所以没人争抢。我想让你处在没有争抢的位置上。” 太祖赞赏他的想法，同意了。王敬弘一年里见儿孙不超过一两次，见面也会约定日期。王恢之曾经请假回东边探望他，王敬弘约定了见面日期，可到了那天却没见成，假期快结束时，王恢之请求告别，王敬弘叫他过去，可他到了门口，又没被接见。王恢之只好在门外行礼告别，流着泪离开了。
王恢之官至新安太守、中大夫。王恢之的弟弟王瓚之，在世祖大明年间，担任吏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谥号贞子。王瓚之的弟弟王升之，担任都官尚书。王升之的儿子王延之，在升明末年，担任尚书左仆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彦德，是庐江灊人。他的曾祖父何准，品行高尚，不接受朝廷征召；祖父何恢，曾任南康太守；父亲何叔度，恭敬谨慎有德行。何叔度的姨母嫁给了沛郡人刘璩，和他母亲感情很深。何叔度的母亲去世早，他侍奉姨母就像侍奉亲生母亲一样。姨母去世后，每月初一、十五他必定去哀悼，还设下祭奠，祭品都是新鲜珍贵的，他亲自到场查看。如果初一、十五有公务，他就先派人送去祭品，而且都是亲手挑选整理，对着祭品流泪。公务一结束，他就马上过去哀悼，习以为常，一直到三年守丧期满。
义熙五年，吴兴武康县百姓王延祖抢劫，他的父亲王睦向官府告发。当时新的法令规定，凡是抢劫的人要判斩首，家人要判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并暴尸街头）。王睦自己告发了儿子，按法律来说有疑问。当时何叔度担任尚书，议论说：“制定法令是为了阻止奸邪，根本在于情理，不是说一个人抢劫，全家都该受刑。之所以规定连坐同母兄弟，是想鼓励他们互相告发，以便揪出作恶的人。王睦父子关系亲密，本可以一起逃跑，可他却割舍亲情，把儿子绑起来送官，就像手上有毒刺，砍断手腕来保全自己，从情理上值得同情，按道理也该宽恕。让坏人在家容身不得，逃跑也无处可藏，这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王睦已经告发了儿子，其他人就不该再告发了，都应该赦免。” 后来何叔度担任金紫光禄大夫、吴郡太守，加俸禄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称赞他清正廉洁。元嘉八年，何叔度去世。
何尚之年轻时很轻浮，喜欢玩摴蒱（一种赌博游戏），长大后改过自新，致力于正道，以操守端正被人称赞。他被陈郡人谢混赏识，和谢混交往。家里贫穷，他开始做官担任临津令。高祖兼任征南将军时，他补任府主簿。后来跟随高祖征讨长安，因公务被免职，回到都城。他因为积劳成疾多年，喝妇人的乳汁才痊愈。因为跟随征讨的功劳，被赐爵都乡侯。少帝即位后，他担任庐陵王刘义真的车骑咨议参军。刘义真和司徒徐羡之、尚书令傅亮等人不和，常常说些不满的话，何尚之劝谏告诫，他却不听。刘义真被废后，何尚之入朝担任中书侍郎。太祖即位后，他出京担任临川内史，又入朝担任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左卫将军，后来因父亲去世离职。守丧期满后，他又担任左卫将军，兼任太子中庶子。何尚之向来喜好文章义理，能从容地参与赏玩聚会，很被太祖了解赏识。元嘉十二年，他升任侍中，太子中庶子一职不变。不久改任兼任游击将军。
元嘉十三年，彭城王刘义康想让司徒左长史刘斌担任丹阳尹，皇上不答应，于是任命何尚之为丹阳尹。何尚之在城南外建了住宅，设立玄学，聚集学生。东海人徐秀、庐江人何昙、黄回、颍川人荀子华、太原人孙宗昌、王延秀、鲁郡人孔惠宣，都因为仰慕玄学来求学，被称为 “南学”。何尚之的女儿嫁给了刘湛的儿子刘黯，但他和刘湛关系不好。刘湛想担任丹阳尹，于是把何尚之调任祠部尚书，兼任国子祭酒。何尚之很不满。刘湛被诛杀后，何尚之升任吏部尚书。当时左卫将军范晔参与机密事务，何尚之察觉到他的心思不对劲，告诉太祖应该把他调去广州，如果让他留在朝廷里，一旦他作乱，就不得不杀他，可多次诛杀大臣，对朝廷的教化不利。皇上说：“刚诛杀了刘湛等人，正想提拔后辈。范晔的事情还没显露出来，就先把他贬斥，天下人会说你们不能容才，说我听信谗言。只要让大家都知道他的情况，就不用担心出大问题。” 后来范晔谋反被杀，皇上赞赏何尚之有先见之明。国子学建立后，他兼任国子祭酒，又兼任建平王的老师，后来调任中书令、中护军。
元嘉二十三年，何尚之升任尚书右仆射，加授散骑常侍。这一年修建玄武湖，皇上想在湖里建造方丈、蓬莱、瀛洲三座神山，何尚之坚决劝谏，皇上才作罢。当时又修建华林园，而且在酷暑时节役使工人，何尚之又劝谏，认为应该让工人休息，皇上不答应，说：“老百姓常常在太阳下晒背，这点活儿不算累。” 当时皇上出行，回来时常常到了傍晚，何尚之又上表劝谏说：“皇上的身份尊贵，不能轻慢，这是圣上心里明白的，哪里用得着我来说。圣上近来出行，回来常常半夜，大家心里都不安。清理道路后再出行，是帝王的规矩，古今都要严格遵守，要居安思危。如果遇上汲黯、辛毗那样的大臣，一定会直言劝谏，可我们这些人平庸，常常只能顺从沉默。希望圣上能采纳我的一点愚见，考虑一下，不要因为我人微言轻就忽视，这样才能安慰天下人的期望。” 皇上也下诏书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此之前，因为货币太重，朝廷铸造了四铢钱，民间很多人偷偷铸造，还常常剪凿古钱来取铜，皇上很担心。元嘉二十四年，录尚书江夏王刘义恭建议，用一个大钱当两个小钱，来防止剪凿古钱，参与议论的人大多同意。何尚之议论说：“我明白圣上的意思，想改革钱制，不用辛苦采铜铸造，利益就能翻倍，这确实是解决弊端的好办法，增加货币的良策。但以我的浅见，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货币的兴起，以估量货物为根本，作用在于交易，哪里需要靠数量多。数量少货币就贬值，数量多货物就变贵，多少虽然不同，用途却一样。何况用一个当两个，只是抬高虚价罢了！凡是制定改革法令，应该顺应民情，没有违背众人意愿而能长久的。货币的废兴，常常被议论，前代的赤仄钱、白金货币，很快就废止了；六种货币混乱，老百姓在市场上哭泣。都是因为制度不统一，难以遵守，如果不是为了解决紧急问题，就应该保持长久的制度。繁琐杂乱的政令，时间长了总会出问题。而且货币失衡百姓就会困苦，所以先王设立井田制来统一，让富人不过分奢侈，穷人不至于匮乏。虽然这个制度早就废除了，不能马上施行，但也应该找接近的办法，大致模仿一下。如果现在的制度推行，富人的财物会翻倍，穷人会更困窘，恐怕不符合要均衡的本意。另外，钱的样式有大有小，品种很多，只说大钱，不知道具体标准。如果只是四铢、五铢钱，上面的文字都是古篆，不光老百姓不认识，有的还磨损模糊了，更难分辨，公私都会混乱，必定会引发纠纷，这是最让人怀疑的地方。圣上还担心剪凿古钱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古钱被耗尽；我却认为大概没这个必要担心。老百姓再狡猾，总有痕迹，而且用钱换铜，事情可以追查，只是因为主管部门懈怠放纵，监察不严格，所以制度建立以来，发现的很少。现在虽然有悬赏的名义，却没有实际的奖励，如果申明旧的法令，抓到盗铸的人马上奖赏，人们害怕法律又想得到奖赏，不久就能平定了。愚人的建议，聪明的人会选择，承蒙圣上询问，我不敢不把想法都说出来。”
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都同意何尚之的意见。中领军沈演之认为：“龟甲贝壳在远古使用，钱币从周朝开始兴起，都是用来增加财富、方便流通，让国家富足、百姓富裕的。历代虽然久远，货币的用处却更方便，只是采铜铸造很久没做了，加上战乱不断，货币散落消失，多得数不清。晋朝迁到江南，疆域不大，有的地方习惯不同，钱不普遍使用，数量本来就少，造成的问题还不严重。现在国家疆域扩大，教化传到远方，货币流通，甚至到了偏远地区，过去没到过的地方，现在都用上钱了。用途越广，货币就越短缺，加上人们争相剪凿古钱，销毁的越来越多，刑罚虽然严厉，作弊的方法却更隐蔽，于是物价逐年上涨，穷人的日子越来越难，努力干活的百姓，再辛苦也不够生活。实在是因为钱贵物贱，常规的赋税没改，不考虑改革，弊端会越来越深，现在实在是改革的好时机。我认为用大钱当两个小钱，国家就有了不易损坏的宝贝，百姓家里能多一倍的利益，不用加强法令，作弊的根源自然就断了，推行一个法令能有多种好处，不用花费建造的费用，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皇上听从了沈演之的建议，于是用一个大钱当两个小钱，推行了一段时间，公私都觉得不方便，就停止了。
元嘉二十五年，何尚之升任左仆射，兼任汝阴王的老师，散骑常侍一职不变。元嘉二十八年，转任尚书令，兼任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九年，他退休，在方山写了《退居赋》来表明自己的志向，可议论的人都说他不能坚守退隐的志向。太子左卫率袁淑写信给何尚之说：“昨天派人问候，得知您已经在山田隐居，虽然按年龄该辞官了，但能做到也很可贵，能让疏广、班固、邴吉、魏相（均为汉代贤士）这些前代贤士的美名在史册中流传，让龚胜、贡禹、山涛、卫瓘这些人在过去的篇章中感到惭愧。希望您辞官后，能洗去杂念，享受隐居的快乐，实现清静无为的愿望。只是我性情孤僻，愚钝固执，如果真的归隐，一定会沉迷快乐忘了回来。但听外面的议论，说您的光辉还没耗尽，名声功业还需要依靠您，如果您能委屈自己为国家效力，放下隐居的志向，我就永远不再提归隐的事了。我很期待您的回复，约定的日子不会耽误。” 何尚之的住宅在南涧寺旁边，所以信里说 “南濒”，就是《毛诗》里 “在那里采苹草，在南涧的水边” 的意思。皇上下诏书敦促劝勉他，又给江夏王刘义恭下诏说：“现在朝廷里贤能的人不多，况且羊玄保、孟顗还不能辞官，何尚之的职责和待遇特殊，难道不该同意他退休吗？” 刘义恭回答说：“何尚之清廉忠诚，做事公正，虽然到了退休的年龄，可身体还很健壮，不应该同意他退休，这是大家的想法。” 何尚之又重新任职。羊就是羊玄保，孟就是孟顗，字彦重，本是昌安丘人。他的哥哥孟昶地位尊贵，孟顗不接受征召。孟昶死后，他才出来担任东阳太守，后来历任吴郡、会稽、丹阳三郡太守，侍中，仆射，太子詹事，又担任会稽太守，在任上去世，追赠左光禄大夫。他的儿子孟劭，娶了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儿嫁给了彭城王刘义康、巴陵哀王刘休若。
何尚之重新任职后，皇上对他更加优厚。当时朝廷又派兵北伐，军队的物资供给，全交给了他。元凶刘劭弑君篡位后，何尚之升任司空，兼任尚书令。当时三方起兵讨伐元凶，将领们的家属在都城，刘劭想把他们全都杀掉，何尚之想方设法劝说，他们才都得以幸免。世祖即位后，何尚之又担任尚书令，兼任吏部尚书，后来升任侍中、左光禄大夫，兼任护军将军。不久他辞去护军将军，加授特进，又以原职兼任尚书令。丞相南郡王刘义宣、车骑将军臧质谋反，刘义宣的司马竺超民、臧质的长史陆展兄弟都应该被株连处死，何尚之上言说：“刑罚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圣贤都很重视，不能不谨慎。竺超民在叛军逃跑后，一个人就能抓住他，如果他反复无常贪图利益，就该抓他，可他不仅没犯错，还能拒绝不义的奖赏，从这点就能看出他的仁心。而且他为官保全了城池，谨慎看守仓库，端正地坐着等待被捆绑。现在连他的兄弟都要杀掉，和那些从头到尾都没参与的人又有什么区别？陆展为臧质做事很明显，把他和大逆不道的人一样处理，事情就严重了。我承蒙圣上照顾，和一般大臣不同，如果有想法，不敢沉默。” 竺超民因此得以赦免。
当时朝廷想分荆州设置郢州，商议治所的位置。江夏王刘义恭认为应该在巴陵，何尚之议论说：“夏口在荆州、江州中间，正对着沔口，连接雍州、梁州，实在是交通要道，一直是旧的镇守之地，根基不容易动摇。现在分江夏、武陵、天门、竟陵、随五郡为一个州，治所在夏口，那里有现成的城池，渡口能容纳大船。从竟陵出兵去荆州，虽然走水路，和去江夏没区别，各郡到夏口都顺流而下，很方便。湘州管辖十一个郡，其中巴陵靠近长江，离夏口很近，既然分了湘中，就该扩大范围，也可以把巴陵划归新州，这样更合适。” 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荆州、扬州，户口占了天下的一半，从江南建立政权以来，扬州是根本，把荆州托付给外面的将领，到这时把两州分开，是想削弱大臣的权力，可荆州、扬州也因此变得空虚。何尚之建议重新合并两州，皇上不答应。
大明二年，何尚之被任命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一职不变。何尚之在家常常戴鹿皮帽，等到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天子亲临殿前，百官陪同，沈庆之在殿廷上开玩笑说：“今天怎么不戴鹿皮帽？” 沈庆之多次推辞爵位任命，朝廷极力劝勉，何尚之对他说：“皇上虚心等待，你不该坚决推辞。” 沈庆之说：“我可不像你，辞官又回来。” 何尚之脸上有愧色。他喜爱文章义理，到老都不停止，和太常颜延之的论议往来，流传于世。他立身简约，车马服饰都很朴素，妻子去世后没有再娶，也没有姬妾。他在朝廷掌权时，远离权力，亲戚故旧，一个也不推荐，因此招来怨恨，也因此被人称赞。他又以原职兼任中书令。大明四年，他病重，皇上下诏派侍中沈怀文、黄门侍郎王钊去探望。他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九岁。朝廷追赠他为司空，侍中、中书令一职不变，谥号简穆公。他的儿子何偃，另外有传记。
何尚之的弟弟何悠之，曾任义兴太守、侍中、太常，和琅邪人王徽关系很好。何悠之去世后，王徽写信给何偃说：“我和你叔叔义兴太守，只恨认识得晚，只有君子才能了解我。如果说欣赏我的小优点，体谅我的不足，只有你贤德的叔叔了。” 何悠之的弟弟何愉之，曾任新安太守；何愉之的弟弟何翌之，曾任都官尚书。何悠之的儿子何颙之，娶了太祖第四女临海惠公主。太宗时期，何颙之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说：自从江南建立政权以来，在扬州、越地建立根基，把荆州、楚地托付给将领。扬州从庐山、彭蠡湖以北，靠着海又有长江天险；荆州包括湘水、沅水流域，跨巫山又涵盖邓塞。两地的民户和疆域，超过天下的一半。晋朝时年幼的君主在位，政权归辅臣掌握，荆州、扬州的长官，权力相当于古代的二陕。宋朝建立后，权力集中，两州的重要职位，都交给了皇室近亲。所以刘义宣凭借西楚的强大富足，依靠十年的根基，和朝廷产生矛盾后，就想争夺天下。而设立郢州、分割扬州，矫正过度，藩镇被分割后，兵力空虚，外面的托付，到这时就完了。如果成年的君主在位，亲自掌握刑罚政令，让至亲驻守外地，就不用担心他们太强。如果国家经历盛衰，时局艰难君主弱小，即使身边的大臣心怀不轨，也会害怕外面的藩镇，吕氏家族失败，实在是因为齐、楚的势力，国家兴亡的根源，在这里表现得尤其明显。何尚之建议合并两州，可以说是懂得治理国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