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以诛徐羡之等，仇耻已雪，币告太庙。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谢晦，告太庙、太社。晦平，车驾旋轸，又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伏见太庙烝尝仪注，皇帝行事毕，出便坐，三公已上献，太祝送神于门，然后至尊还拜，百官赞拜，乃退。谨寻清庙之道，所以肃安神也。《礼》曰，庙者，貌也；神灵所冯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应有送神之文，自陈豆荐俎，车驾至止，并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后辞，暗短之情，实用未达。按时人私祠，诚皆迎送，由于无庙，庶感降来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礼也。《仪礼》虽太祝迎尸于门，此乃延尸之仪，岂是敬神之典！恐于礼有疑。谨以议上。”有司奏下礼官详判。
博士江邃议：“在始不逆，明在庙也；卒事而送，节孝思也。若不送而辞，是舍亲也；辞而后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违其亲，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尝之义。”博士贺道期议：“乐以迎来，哀以送往。《祭统》‘迎牲而不迎尸’。《诗》云：‘钟鼓送尸。’郑云：‘尸，神象也。’与今仪注不迎而后送，若合符契。”博士荀万秋议：“古之事尸，与今之事神，其义一也。周礼，尸出，送于庙门，拜，尸不顾。《诗》云：‘钟鼓送尸。’则送神之义，其来久矣。《记》曰：‘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门外，则疑于臣；入庙中，则全于君。君在门外，则疑于君；入庙，则全于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义。’”邃等三人谓旧仪为是，唯博士陈珉同道娱议。参详“邃等议虽未尽，然皆依拟经礼。道娱、珉所据难从。今众议不一，宜遵旧体”。诏可。
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议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谨按禘袷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谓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时之间，《周礼》所谓凡四时之间祀也。盖历岁节月无定，天子诸侯，先后弗同。《礼》称‘天子袷尝，诸侯烝袷。有田则祭，无田则荐’。郑注：‘天子先袷然后时祭，诸侯先时祭然后祫。有田者既祭又荐新。祭以首时，荐以仲月。’然则大祭四祀，其月各异。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诸侯孟月尝，仲月袷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谷梁传》曰：‘著袷尝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宫’。《左传》曰：‘礼也。’又《周礼》‘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尝稻’。晋春烝曲沃，齐十月尝太公，此并孟仲区别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从，进卜远日。卜未吉，岂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寻殷烝祀重，祭荐礼轻。轻尚异月，重宁反同。且‘祭不欲数，数则渎’。今隔旬频享，恐于礼为烦。自经纬坟诰，都无一月两献。先儒旧说，皆云殊朔。晋代相承，未审其原。国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肤浅，窃以惟疑。请详告下议。”寝不报。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礼·丧服》传云：‘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今礿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礼详正。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议，参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领祠部谢元议以为：‘遵依《礼》传，使有司行事，于义为安。’辄重参详。宗庙敬重，飨祀精明。虽圣情罔极，必在亲奉。然苟曰有疑，则情以礼屈。无所称述，于义有据。请听如元所上。”诏可。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闰刺署：“典宗庙社稷祠祀荐五牲，牛羊豕鸡并用雄。其一种市买，由来送雌。窃闻周景王时，宾起见雄鸡自断其尾，曰：‘鸡惮牺，不详。’今何以用雌，求下礼官详正。”勒太学依礼详据。博士徐道娱等议称：“案《礼》孟春之月，‘是月也，牺牲无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尔，秋冬无禁。雄鸡断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马操议：“寻《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若如学议，春祠三牲以下，便应一时俱改，以从《月令》，何以偏在一鸡。”重更勒太学议答。博士徐道娱等又议称：“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盖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庙也。四牲不改，在鸡偏异，相承来久，义或有由，诚非末学所能详究。求详议告报，如所称令。”参详闰所称粗有证据，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鸡。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诏以第四皇子出绍江夏王太子睿为后。有司奏：“皇子出后，检未有告庙先例，辄勒二学礼官议正，应告与不？告者为告几室？”太学博士傅休议：“礼无皇子出后告庙明文。晋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寔绍广汉殇王后，告于太庙。汉初帝各异庙，故告不必同。自汉明帝以来，乃共堂各室，魏、晋依之。今既共堂，若独告一室，而阙诸室，则于情未安。”太常丞庾亮之议：“案《礼》，‘大事则告祖祢，小事则特告祢’。今皇子出嗣，宜告祢庙。”祠部硃膺之议以为：“有事告庙，盖国之常典。今皇子出绍，事非常均，愚以为宜告。贺循云，古礼异庙，唯谒一室是也。既皆共庙，而阙于诸帝，于情未安。谓循言为允，宜在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议以为：“国之大事，必告祖祢。皇子出嗣，不得谓小。昔第五皇子承统庐陵，备告七庙。”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朔，诏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绍南丰王朗。有司奏：“朗先嗣营阳，告庙临轩。检继体为旧，不告庙临轩。”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王燮之议：“南丰昔别开土宇，以绍营阳，义同始封，故有临轩告庙之礼。今歆奉诏出嗣，则成继体，先爵犹存，事是传袭，不应告庙临轩。”祠部郎硃膺之议：“南丰王嗣爵封已绝，圣恩垂矜，特诏继茅土，复申义同始封，为之告庙临轩。”殿中郎徐爰议：“营阳继体皇基，身亡封绝，恩诏追封，锡以一城。既始启建茅土，故宜临轩告庙。今歆继后南丰，彼此俱为列国，长沙、南丰，自应各告其祖，岂关太庙？事非始封，不合临轩。同博士王燮之议。”参详，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司奏：“来七月十五日，尝祠太庙、章皇太后庙，舆驾亲奉。而乘舆辞庙亲戎，太子合亲祠与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案《礼》，‘宫中有故，三月不举祭’。皇太子入住上宫，于事有疑。”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窃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太子有抚军之道，而无专御之义，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统》，‘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别父子’。太子监国，虽不摄，至于宗庙，则昭穆实存，谓事不可乱。又云，‘有故则使人’。准此二三，太子无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则实同宫一体之哀，理不得异。设令得祀，令犹无亲奉之义。”博士郁议：“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长子主器，出可守宗庙，以为祭主，《易彖》明文。监国之重，居然亲祭。皇女夭札，时既同宫，三月废祭，于礼宜停。”二议不同。尚书参议，宜以郁议为允。诏可。
太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时庙祠，吉日已定，遇雨及举哀，旧停亲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礼官博议，于礼为得迁日与不？”博士江长议：“《礼记·祭统》：‘君之祭也，有故则使人，而君不失其仪。’郑玄云：‘君虽不亲，祭礼无阙，君德不损。’愚以为有故则必使人者，明无迁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谓不宜改日。”太常丞陆澄议：“案《周礼》宗伯之职，‘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为此谓在致斋，祭事尽备，神不可渎，斋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则使有司摄焉。晋泰始七年四月，世祖将亲祠于太庙。庚戌，车驾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虽非人故，盖亦天硋也。求之古礼，未乖周制。案《礼记》，‘孔子答曾子，当祭而日蚀太庙火，如牲至未杀，则废’。然则祭非无可废之道也，但权所为之轻重耳。日蚀庙火，变之甚者，故乃牲至尚犹可废。推此而降，可以理寻。今散斋之内，未及致斋，而有轻哀甚雨，日时展事，可以延敬。不愆义情，无伤正典，改择令日，夫何以疑。愚谓散斋而有举哀若雨，可更迁日。唯入致斋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顾和启，南郊车驾已出遇雨，宜迁日更郊，事见施用。郊之与庙，其敬可均，至日犹迁，况散斋邪！”殿中郎殷淡议：“《曾子问》‘日蚀太庙火，牲未杀则废’。纵有故则使人。清庙敬重，郊禋礼大，故庙焚日蚀，许以可迁；轻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礼。晋世祖有司行事，顾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见其当时之宜，此不足为准。愚谓日蚀庙火，天谴之变，乃可迁日。至于举哀小故，不宜改辰。”众议不同。参议，既有理据，且晋氏迁郊，宋初迁祠，并有成准。谓孟月散斋之中，遇雨及举轻哀，宜择吉更迁，无定限数。唯入致斋及侵仲月节者，使有司行事。诏可。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庙，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献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议：“礼所以有丧废祭，由祭必有乐。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谓不应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犹不绎，况于太子妃乎？”博士司马兴之议：“夫缌则不祭，《礼》之大经；卿卒不绎，《春秋》明义。又寻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议不应三月废祠，而犹云殡葬之间，权废事改吉，芬馥享祠。寻此语意，非使有司。此无服之丧，尚以未葬为废，况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寻礼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案《礼》，‘缌不祭’。大功废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茔，未从权制，则应依礼废烝尝。至奠以大功之服，于礼不得亲奉，非有故之谓，亦不使公卿行事。”右丞徐爰议以为：“《礼》，‘缌不祭’，盖惟通议。大夫以尊贵降绝，及其有服，不容复异。《祭统》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谓于礼应祭，君不得斋，祭不可阙，故使臣下摄奉。不谓君不应祭，有司行事也。晋咸宁四年，景献皇后崩，晋武帝伯母，宗庙废一时之祀，虽名号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茔，谓烝祠宜废。寻蔚之等议，指归不殊，阙烝为允。过卒哭祔庙，一依常典。”诏可。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銮舆巡搜江左，讲武校猎，获肉先荐太庙、章太后庙，并设醢酒，公卿行事，及献妃阴室，室长行事。”太学博士虞龢议：“检《周礼》，四时讲武献牲，各有所施。振旅春搜，则以祭社；茇舍夏苗，则以享礿；治兵秋狝，则以祀祊；大阅冬狩，则以享烝。案《汉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毕，始扬威武，名曰：“貙刘”。乘舆入囿，躬执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送陵庙。’然则春田荐庙，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议：“龢所言是搜狩不失其时，此礼久废。今时龢表晏，讲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荐二庙，礼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庙宜使上公。参议搜狩之礼，四时异议，礼有损益，时代不同。今既无复四方之祭，三杀之仪，旷废来久，禽获牲物，面伤翦毛，未成禽不献。太宰令谒者择上杀奉送，先荐庙社二庙，依旧以太尉行事。”诏可。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尝祠，至尊谅闇之内，为亲奉与不？使下礼官通议。伏寻三年之制，自天子达。汉文愍秦余之弊，于是制为权典。魏、晋以来，卒哭而祔则就吉。案《礼记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郑玄云：‘唯不敢以卑废尊也。’范宣难杜预、段暢，所以阙宗庙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于生者。谯周《祭志》称：‘礼，身有丧，则不为吉祭。缌麻之丧，于祖考有服者，则亦不祭，为神不飨也。’寻宫中有故，虽在无服，亦废祭三月，有丧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内必宜亲奉者，则应禘序昭穆。而今必须免丧，然后禘袷，故知未祭之意，当似可思。《起居注》，晋武有二丧，两期之中，并不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发，公服虽释，纯哀内缠。推访典例，则未应亲奉。有司祗应，祭不为旷。仰思从敬，窃谓为允。臣等参议，甚有明证，宜如所上。”诏可。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亲祠太庙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虽亲非正统，而尝经北面，未详应亲执爵与不？”下礼官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案礼，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孝武皇帝于至尊虽亲非正统，而祖宗之号，列于七庙。愚谓亲奉之日，应执觞爵。昭皇太后既亲非礼正，宜使三公行事。”博士颜燮等四人同山文。兼太常丞韩贲议：“晋景帝之于世祖，肃祖之于孝武，皆傍尊也，亲执觞杓。今孝武皇帝于至尊，亲为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谓宜亲执。按昭皇太后于主上，亲无名秩，情则疏远，庶母在我，犹子祭孙止，况伯父之庶母。愚谓昭后觞爵，可付之有司。”前左丞孙缅议：“晋世祖宗祠显宗、烈宗、肃祖，并是晋帝之伯，今朝明准，而初无有司行事之礼。愚谓主上亲执孝武皇帝觞爵，有惬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贵，见尊一时，而与章、宣二庙同飨宫，非唯不躬奉，乃宜议其毁替。请且依旧，三公行事。”诏缅议为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议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义恭以为：“经籍残伪，训传异门，谅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鲜究。是以六宗之辩，舛于兼儒，迭毁之论，乱于群学。章皇太后诞神启圣，礼备中兴，庆流胙胤，德光义远。宜长代崇芬，奕叶垂则。岂得降侔通伦，反遵常典。夫议者成疑，实傍纪传，知一爽二，莫穷书旨。按《礼记》不代祭，爰及慈母，置辞令有所施。《谷梁》于孙止，别主立祭。则亲执虔祀，事异前志。将由大君之宜，其职弥重，人极之贵，其数特中。且汉代鸿风，遂登配祔，晋氏明规，咸留荐祀。远考史策，近因暗见，未应毁之，于义为长。所据《公羊》，祇足坚秉。安可以贵等帝王，祭从士庶，缘情访制，颠越滋甚。谓应同七庙，六代乃毁。”六百三十六人同义恭不毁，散骑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议应毁。领曹郎中周景远重参议，义恭等不毁议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无事于章后庙。高堂隆议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庙禘袷，及徐邈答晋宣太后殷荐旧事，使礼官议正。”博士孙武议：“按《礼记祭法》，‘置都立邑，设庙祧坛鸑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远庙为祧’。郑云：‘天子迁庙之主，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袷乃祭之。’《王制》曰：‘袷禘。’郑云：‘袷，合也。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袷。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袷，谓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传》曰：‘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传》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统》曰：‘有事于太庙，则群昭群穆咸在，不失其伦。’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于上，不列正庙。若迎主入太庙，既不敢配列于正序，又未闻于昭穆之外别立为位。若徐邈议，今殷祠就别庙奉荐，则乖禘袷大祭合食序昭穆之义。邈云：‘阴室四殇，不同袷就祭。’此亦其义也。《丧服小记》，‘殇与无后，从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殇’。郑玄云：‘祭适殇于庙之奥，谓之阴厌。’既从祖食于庙奥，是殇有位于奥，非就祭别宫之谓。今章太后庙，四时飨荐，虽不于孙止，若太庙禘袷，独祭别宫，与四时烝尝不异，则非禘大祭之义，又无取于袷合食之文。谓不宜与太庙同殷祭之礼。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庙禘袷，又不辨袷之义，而改祫大飨，盖有由而然耳。守文浅学，惧乖礼衷。”博士王燮之议：“按禘小袷大，礼无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寻袷之为名，虽在合食，而祭典之重，于此为大。夫以孝飨亲，尊爱罔极，既殷荐太祖，亦致盛祀于小庙。譬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谓独以袷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晋之宣后，虽并不序于太庙，而犹均禘于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殇不袷，就而祭之，以为别飨之例，斯其证矣。愚谓章皇太后庙，亦宜殷荐。”太常丞孙缅议以为：“袷祭之名，义在合食，守经据古，孙武为详。窃寻小庙之礼，肇自近魏，晋之所行，足为前准。高堂隆以袷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殇，以证别飨。孙武据殇祔于祖，谓庙有殇位。寻事虽同庙，而祭非合食。且七庙同宫，始自后汉，礼之祭殇，各附厥祖。既豫袷，则必异庙而祭。愚谓章庙殷荐，推此可知。”祠部硃膺之议：“宫之祀，高堂隆、赵怡并云周人袷，岁俱袷祭之。魏、晋二代，取则奉荐，名儒达礼，无相讥非，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愚意同王燮之、孙缅议。”诏曰：“章皇太后追尊极号，礼同七庙，岂容独阙殷荐，隔兹盛祠。宫遥袷，既行有周，魏、晋从飨，式范无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奏：“晋太元中，始正太后尊号，徐邈议庙制，自是以来，著为通典。今昭皇太后于至尊无亲，上特制义服，祔庙之礼，宜下礼官详议。”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议：“正名存义，有国之徽典；臣子一例，史传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仪，尊号允著，祔庙之礼，宜备彝则。母以子贵，事炳圣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毁，则昭后之祔，无缘有亏。愚谓神主应入章后庙。又宜依晋元皇帝之于愍帝，安帝之于永安后，祭祀之日，不亲执觞爵，使有司行事。”时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庙，长兼仪曹郎虞龢议以为：“《春秋》之义，庶母虽名同崇号，而实异正嫡。是以犹考别宫，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无亲奉之理。《周礼》宗伯职云：‘若王不与祭，则摄位。’然则宜使有司行其礼事。又妇人无常秩，各以夫氏为定，夫亡以子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后，以从序而言，宜跻新祢于上。”参详，龢议为允。诏可。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来七月尝祀二庙，依旧车驾亲奉。孝武皇帝室至尊亲进觞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应拜，及祝文称皇帝讳。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见于祢，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并无明文，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刘绲议；“寻晋元北面称臣于愍帝，烝尝奉荐，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为后，著于鲁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无容亲进觞爵拜伏。其日亲进章皇太后庙，经昭皇太后室过，前议既使有司行事，谓不应进拜。昭皇太后正号久定，登列庙祀，详寻祝文，宜称皇帝讳。案礼，妇无见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仪，理不容备。孝武、昭后二室，牲荐宜阙。”太常丞虞愿议：“夫烝尝之礼，事存继嗣，故傍尊虽近，弟侄弗祀。君道虽高，臣无祭典。按晋景帝之于武帝，属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犹进觞爵。今上既纂祠文皇，于孝武室谓宜进拜而已，觞爵使有司行事。按《礼》，‘过墓则轼，过祀则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况昭太后母临四海，至尊亲曾北面，兄母有敬，谓宜进拜，祝文宜称皇帝讳。寻皇后庙见之礼，本修虔为义，今于孝武，论其嫂叔，则无通问之典；语其尊卑，亦无相见之义。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犹正位在宫，敬谒之道，久已前备。愚谓孝武、昭太后二室，并不复荐告。”参议以愿议为允。诏可。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庙毁置，下礼官详议。太常丞韩贲议：“按君母之尊，义发《春秋》，庶后飨荐无间。周典七庙承统，犹亲尽则毁。况伯之所生，而无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见其准。”都令史殷匪子议：“昭皇太后不系于祖宗，进退宜毁。议者云，‘妾祔于妾祖姑’，祔既必告，毁不容异。应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记》云：‘妾祔于妾祖姑，无妾祖姑，则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始章太后于昭太后，论昭穆而言，则非妾祖姑，又非女君，于义不当。伏寻昭太后名位允极，昔初祔之始，自上祔于赵后，即安于西庙，并皆币告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礼，牲币杂用。检魏、晋以来，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礼官辨正。太学博士殷灵祚议称：‘吉事用牲，凶事用币。’自兹而后，吉凶为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虽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旧，以币遍告二庙。又寻昭太后毁主，无义陈列于太祖，博士欲依虞主埋于庙两阶之间。按阶间本以埋告币埋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经典议，以毁主附于虞主，埋于庙之北墙，最为可据。昭太后神主毁之埋之后，上室不可不虚置，太后便应上下升之。既升之顷，又应设脯醢以安神。今礼官所议，谬略未周。迁毁事大，请广详访。”左仆射刘秉等七人同匪子。左丞王谌重参议，谓：“以币遍告二庙，埋毁殷主于北墙。宣太后上室，仍设脯醢以安神，匪子议为允。”诏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顾私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蕃援立，而董宏等称引亡秦，或误朝议。遂尊恭皇，立庙京师，又宠蕃妾，使比长信，僭差无礼，人神弗佑，非罪师丹忠正之谏，用致丁、傅焚如之祸。自是之后，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代为诫。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佞邪，导谀君上，妄建非正之号，谓考为皇，称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金策，藏之宗庙，著于令典。”是后高贵、常道援立，皆不外尊也。
晋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追尊之礼。帝既不从，而左仆射索綝等亦称引魏制，以为不可，故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称皇考。贺循议云：“礼典之义，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号。”帝又从之。二汉此典弃矣。
魏明帝有爱女曰淑涉，三月而夭，帝痛之甚，追封谥为平原懿公主，葬于南陵，立庙京师。无前典，非礼也。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东平冲王年稚无后，唯殇服五月。虽不殇君，应有主祭，而国是追赠，又无其臣。未详毁灵立庙，为当它祔与不？辄下礼官详议。”太学博士臣徐宏议：“王既无后，追赠无臣，殇服既竟，灵便合毁。《记》曰：‘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于诸侯，祔于祖之为士大夫者。’按诸侯不得祔于天子，冲王则宜祔诸祖之庙为王者，应祔付长沙景王庙。”诏可。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陆国土虽建，而奠酹之所，未及营立，四时荐飨，故祔江夏之庙，宣王所生夫人当应祠不？”太学博士傅郁议：“应废祭。”右丞徐爰议：“按《礼》，‘慈母妾母不世祭’。郑玄注：‘以其非正，故传曰子祭孙止。’又云：‘为慈母后者，为祖庶母可也。’注称：‘缘为慈母后之义，父妾无子，亦可命己庶子为之后也。’考寻斯义，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体自元宰，道戚之胤，遭时不幸，圣上矜悼。降出皇爱，嗣承徽绪，光启大蕃，属国为祖。始王夫人载育明懿，则一国之正，上无所厌，哀敬得申。既未获祔享江夏，又不从祭安陆，即事求情，愚以为宜依祖母有为后之义，谓合列祀于庙。”二议不同，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晋陵孝王子云未有嗣，安庙后三日，国臣从权制除释，朔望周忌，应还临与不？祭之日，谁为主？”太常丞庾蔚之议：“既葬三日，国臣从权制除释。而灵筵犹存，朔望及期忌，诸臣宜还临哭，变服衣夹，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后，又无三年服者，期亲服除之，而国尚存，便宜立庙，为国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暂祔食祖庙。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从祖国庙，还居新庙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时飨荐，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参议，以蔚之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贵妃加殊礼，未详应立庙与不？”太学博士虞龢议：“《曲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苍梧，三妃未之从。’《昏义》云：‘后之立六宫，有三夫人。’然则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犹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礼》，三公八命，诸侯七命。三公既尊于列国诸侯，三妃亦贵于庶邦夫人。据《春秋传》，仲子非鲁惠元嫡，尚得考彼别宫。今贵妃是秩，天之崇班，理应立此新庙。”左丞徐爰议：“宣贵妃既加殊命，礼绝五宫，考之古典，显有成据。庙堂克构，宜选将作大匠。”参详以龢、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新安王服宣贵妃齐衰期，十一月练，十三月缟，十五月禫，心丧三年。未详宣贵妃祔庙，应在何时？入庙之日，当先有祔，但入新庙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庙者，遇四时便得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亲奉祭不？”太学博士虞龢议：“《春秋传》云：‘祔而作主，烝尝禘于庙。’尝为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庙，应在禫除之后也。新安王心丧之内，若遇时节，便应吉祭于庙，亲奉亦在无嫌。祔之为言，以后亡者祔于先庙也。《小记》云：‘诸侯不得祔于天子。’今贵妃爵视诸侯，居然不得祔于先后。又别考新宫，无所宜祔。且卒哭之后，益无祔理。”左丞徐爰议以：“礼有损益，古今异仪，虽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时之诸侯，皆禫终入庙。且麻衣縓缘，革服于元嘉，苫绖变除，申情于皇宋。况宣贵妃诞育睿蕃，葬加殊礼，灵筵庐位，皆主之哲王，考宫创祀，不得关之朝廷。谓禫除之后，宜亲执奠爵之礼。若有故，三卿行事。贵妃上厌皇姑，下绝列国，无所应祔。”参议，龢议大体与爰不异，宜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晋陵国刺：孝王庙依庐陵等国例，一岁五祭。二国以三卿主祭。应同有服之例与不？”博士颜僧道议：“《礼记》云：‘所祭者亡服则不祭。’今晋陵王于衡阳小功，宜依二国同废。”太常丞庾蔚之议：“缌不祭者，据主为言也。晋陵虽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阙祭之限。衡阳为族伯缌麻，则应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议：“嗣王未立，将来承胤未知疏近，岂宜空计服属，以亏祭敬。”参议以爰议为允，诏可。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齐敬王子羽将来立后，未详便应作主立庙？为须有后之日？未立庙者，为于何处祭祀？”游击将军徐爰议以为：“国无后，于制除罢。始封之君，宜存继嗣。皇子追赠，则为始祖。臣不殇君，事著前准，岂容虚阙烝尝，以俟有后。谓宜立庙作主，三卿主祭依旧。”通关博议，以爰议为允。令便立庙，庙成作主，依晋陵王近例，先暂祔庐陵孝献王庙。祭竟，神主即还新庙。未立后之前，常使国上卿主祭。
《礼》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龙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故教人美报焉。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示本也。”故言报本反始。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其裔曰柱，佐颛顼为稷官，主农事，周弃系之，法施于人，故祀以为稷。
《礼》：“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故国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汉、魏则有官社，无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晋初仍魏，无所增损。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实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荐于上帝也。《谷梁传》曰：‘天子亲耕以供粢盛。’亲耕，谓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事异报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论王社，亦谓春祈籍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则曰‘王者布下圻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师也’。景侯此论，据《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则以置社为人间之社矣。而别论复以太社为人间之社，未晓此旨也。太社，天子为民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夫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若夫置社，其数不一，盖以里所为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间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自为立七祀。’言自为者，自为而祀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祀也。太社与七祀，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坟籍但有五祀，无七祀也。按祭五祀，国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礼》所云祭凡小祀，则墨冕之属也。景侯解大厉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厉。’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祭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是思惟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书召诰》：‘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立二社之明义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则稷无牲矣。说者则曰，举社以明稷。何独不可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过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周礼》封人‘掌设社纮’。无稷字。今帝社无稷，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稷则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设纮之无稷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谓宜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时成粲议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郑氏学。”咸重表以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从何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顽蔽，少长学问，不能默已，谨复续上。”刘寔与咸议同。诏曰：“社实一神，而相袭二位，众议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旧，一如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咸赖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载，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来造。”《礼》，左宗庙，右社稷，历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庙之右，而江左又然也。吴时宫东门雩门，疑吴社亦在宫东，与其庙同所也。宋仍旧，无所改作。
魏氏三祖皆亲耕籍，此则先农无废享也。其礼无异闻，宜从汉仪。执事告祠以太牢。晋武、哀帝并欲籍田而不遂，仪注亦阙略。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亲耕，乃立先农坛于籍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外加埒。去阡陌各二十丈。车驾未到，司空、大司农率太祝令及众执事质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毕，班余胙于奉祠者。旧典先农又常列于郊祭云。
汉仪，皇后亲桑东郊苑中。蚕室祭蚕神曰：“苑灒妇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晋武帝太康九年，杨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采桑坛东南帷宫之外，去帷宫十丈。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毕，彻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
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礼五岳四渎，咸秩群祀，瘗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军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礼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岳，礼也。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长安，遣使者以璧币礼华山，礼也。晋穆帝升平中，何琦论修五岳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载一巡狩，省时之方，柴燎五岳，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飨报功德。是以灾厉不作，而风雨寒暑以时。降逮三代，年数虽殊，而其礼不易。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著在经记，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礼，可以阙哉！自永嘉之乱，神州倾覆，兹事替矣。唯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内，旧台选百石吏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庐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时祷赛，春释寒而冬请冰。咸和迄今，已复堕替。计今非典之祠，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糜费，则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为简阙，礼俗颓紊，人神杂扰，公私奔蹙，渐以滋繁。良由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建废滞，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歼，宜修旧典。岳渎之域，风教所被，来苏之人，咸蒙德泽，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废尚矣。崇明前典，将俟皇舆北旋，稽古宪章，大厘制度。其五岳、四渎宜遵修之处，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辞，旧章靡记。可令礼官作式，归诸诚简，以达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诸妖孽，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渎。”不见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诏奠祭霍山，未审应奉使何官？用何牲馔？进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议：“修祀川岳，道光列代；差秩珪璋，义昭联册。但业旷中叶，仪漏典文。寻姬典事继宗伯，汉载持节侍祠，血祭埋沉，经垂明范，酒脯牢具，悉有详例。又名山著珪币之异，大冢有尝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准酌记传，其可言者也。今皇风缅暢，辉祀通岳，愚谓宜使以太常持节，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时谷，礼以赤璋纁币。又鬯人之职，‘凡山川四方用蜃’，则盛酒当以蠡杯，其余器用，无所取说。按郊望山渎，以质表诚，器尚陶匏，籍以茅席，近可依准。山川以兆，宜为坛域。”参议景先议为允。令以兼太常持节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币，器用陶匏，时不复用蜃，宜同郊祀，以爵献。凡肴馔种数，一依社祭为允。诏可。
晋武帝咸宁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诏曰：“诸旱处广加祈请。”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获澍雨。此雩禜旧典也。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是后，修之至今。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兹可谓命世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以遭天下大乱，百祀隳废，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后，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烝尝之位，斯岂所谓崇化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命鲁郡修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晋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又昭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宁三年，诏给事奉圣亭侯孔亭四时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亭五代孙继之博塞无度，常以祭直顾进，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夺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隐之。兄子熙先谋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云为奉圣侯。后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迈为奉圣侯。迈卒，子莽嗣，有罪，失爵。
魏齐王正始二年三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渊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
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
汉东海恭王薨，明帝出幸津门亭发哀。魏时会丧及使者吊祭，用博士杜希议，皆去玄冠，加以布巾。魏武帝少时，汉太尉桥玄独先礼异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文帝黄初六年十二月，过梁郡，又以太牢祠之。黄初二年正月，帝校猎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汉世祖。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车驾行幸江宁，经司徒刘穆之墓，遣使致祭焉。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行幸籍田，经左光禄大夫袁湛墓，遣使致祭。大明五年九月庚午，车驾行幸，经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巡。乙酉，遣使祭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璩墓。
刘禅景耀六年，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先是所居各请立庙，不许，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为可立于京师，乃从人意，皆不纳。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允等言于禅曰：“昔周人怀邵伯之美，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象。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兴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烝尝止于私门，庙象阙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尽从人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属所以时赐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从之。何承天曰：“《周礼》：‘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后代遵之，以元勋配飨。允等曾不是式，禅又从之，并非礼也。”
汉时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放效，济南尤盛。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绝。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诏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川泽，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明帝青龙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而当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故史荐而无愧词，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扇，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蒋子文祠以下，普皆毁绝。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蒋山祠，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蒋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苏侯骠骑大将军。四方诸神，咸加爵秩。
汉安帝元初四年，诏曰：“《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鬻’。方今八月按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鬻，糠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饮食。”按此诏，汉时犹依《月令》施政事也。
译文
元嘉三年五月庚午日，成功诛杀权臣徐羡之等人，为先帝（少帝）复仇雪耻，用丝帛（币）作为祭品，在太庙举行告祭仪式。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日，御驾亲征讨伐叛将谢晦，出征前同时告祭太庙和太社。皇帝班师回朝时，再次向太庙和太社报告平叛成功。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书建议："臣查见现行太庙祭祀仪注规定：皇帝完成主祭后，先退到偏殿休息，待三公以上官员献祭完毕，由太祝（祭祀官）到庙门送神，然后皇帝返回行礼，百官跪拜后仪式结束。臣认为这与清庙（宗庙）祭祀的本义不符——宗庙本应庄重安神。《礼记》说'庙者，貌也'（宗庙是祖先形貌所在），是神灵依托之处，祭祀时应'事死如生'，当作祖先始终在场。因此仪式中不应有'送神'环节，从陈列祭品到皇帝驾临，全程都不该有迎送之礼。""现在这种'不迎而送，送后再拜'的流程，是源于对祭祀本质的误解。民间私祭确实需要迎送神灵，那是因为没有固定庙宇，希望神灵降临。但这种随意制定的礼节，不适用于皇家祭祀！《仪礼》记载太祝到门口迎'尸'（代表神灵的活人），那只是迎接'尸'的仪式，并非敬神本身。臣恐现行礼制存在谬误，特此上奏。"相关部门将建议移交礼官审议裁定。
博士江邃议："祭祀开始时不必迎接神灵，这表示神灵始终在庙中；结束时恭送，是表达孝道的方式。如果直接告辞而不送别，是对亲人的怠慢；告辞后再送，又像在驱赶神灵。所以孝子既不愿违背亲人，也不忍心驱逐神灵，因此由祝官完成送神仪式，这样才能完整表达祭祀的意义。"博士贺道期议："《礼记·祭统》说'迎接祭牲但不迎接尸'，《诗经》也有'敲钟击鼓送尸'的记载。郑玄注解'尸是神灵的化身'。这与现在'不迎接只送别'的仪式完全吻合。"博士荀万秋议："古代侍奉尸（代表神灵的人）与今日侍奉神灵本质相同。《周礼》记载尸离开时，要送到庙门跪拜，尸不会回头。《礼记》解释'不迎接尸是为区分君臣身份——尸在门外时像臣子，入庙后就代表君主；真正的君主在门外时像君主，入庙后反而像臣子。所以君主不出迎，是为了明确君臣之别。'"江邃等三位博士认为旧礼仪合理，只有博士陈珉支持徐道娱的改革建议，礼部最终裁决："江邃等人的意见虽不完美，但都依据经典。徐道娱、陈珉的主张难以采纳。既然意见不一，应当维持旧制。"皇帝下诏批准维持原有礼仪。
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书建议："礼部安排本年十月三日举行殷祭（大祭），十二日举行烝祀（冬祭）。但根据礼制：禘祭和祫祭的间隔是三年一次，或五年两次（即《公羊传》所谓'五年两次殷祭'）。这些大祭安排在四季之间，就是《周礼》说的'四时间祀'。由于年份月份不固定，天子与诸侯的祭祀顺序也不同。《礼记》明确记载'天子先行祫祭再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祭。有封地的既行正式祭祀又荐新物，大祭在季首月，荐新在仲月。'由此可见，大祭和四时祭祀的月份各不相同——天子在孟月（季首月）行殷祭，仲月行烝祭；诸侯在孟月行尝祭，仲月行祫祭。""《春秋》记载：鲁僖公八年七月行禘祭，文公二年八月在太庙举行'大事'（即祫祭），《谷梁传》解释这是'明载祫祭与尝祭'；昭公十五年二月'在武宫有事'，《左传》称'这符合礼制'。再看《周礼》有'仲冬行烝祭'，《月令》载'季秋尝新稻'。晋国在春季到曲沃行烝祭，齐国十月祭太公，这些都是孟月、仲月区分祭祀的明确例证。""按礼制，祭祀必先占卜吉日，首选丁日或巳日，不吉则选远期。若占卜不吉，岂能强行在短期内安排两次祭祀？况且殷祭、烝祭属重大祭祀，祭品荐新属次要礼仪。次要礼仪尚且要分月进行，重大祭祀反而挤在同一月？《礼记》说'祭祀不宜频繁，否则亵渎神灵'。如今间隔十天就频繁祭祀，恐怕不合礼制。遍查经典，从无一个月内两次大祭的记载。历代学者都强调祭祀要分月进行，晋代虽延续旧制，但未深究其本。祭祀乃国家头等大事，臣虽见识浅薄，仍冒昧提出疑虑，请详议。"被搁置，未获答复。
元嘉七年（430年）四月乙丑日，礼部官员上奏："《礼记·丧服传》规定：'若宫中有人去世，则三个月内不举行祭祀。'现在即将举行礿祭（夏祭），但后宫发生丧事。请太常寺根据礼制裁定。"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博士提出不同见解。殿中曹郎中谢元认为："应遵循《礼记》规定，改由官员代行祭祀，这样最合礼制。经反复考量：宗庙祭祀固然重要，但若遇特殊情况，即便皇帝想亲祭，也应当以礼制为重。此议有据可依，请采纳。"最皇帝下诏批准谢元的方案。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日，太祝令（掌管祭祀的官员）徐闰提交公文指出："按制度，宗庙、社稷的祭祀应当选用雄性牲畜（牛、羊、猪、鸡）。但长期以来，市场上采购的鸡却混入雌性。听说周景王时，宾客曾见雄鸡自断尾羽，解释说'鸡害怕被选作祭品，不吉利'。如今为何改用雌鸡？请礼官核查纠正。"朝廷命太学博士审议。博士徐道娱等回复："查《礼记·月令》仅规定孟春正月'祭祀不用雌性牲'，可见只是春季禁用雌性，秋冬无此限制。雄鸡断尾的典故，应该只适用于春季祭祀。"太常丞司马操质疑："《月令》明确说春季祭祀山林川泽不用雌性。若按太学意见，春季祭祀的三牲（牛、羊、猪）都该统一改用雄性，为何只纠结于鸡的性别？"要求太学重新审议。博士徐道娱等补充说明："历代宗庙祭祀用牲的雌雄本不统一。《月令》仅规定春季禁用雌性，是强调春季必用雄性，秋冬可用雌性，并非将山林祭祀与宗庙混为一谈。其他三牲（牛、羊、猪）未改规矩，唯独鸡的雌雄问题沿袭已久，或许另有缘由，非我等能完全考据。建议维持现行制度。"采纳徐闰建议，即日起祭祀一律改用雄鸡。
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五月丁巳日，皇帝下诏让第四皇子过继给已故江夏王太子刘睿为嗣。礼部上奏请示："皇子过继之事，查无告祭宗庙的先例。现命太学、国子学礼官商议：是否需要告庙？若需要，应告祭哪些庙室？"太学博士傅休意见：礼制无皇子过继告庙的明确规定，参考西晋太康四年（283年）先例，北海王司马寔过继给广汉殇王时曾告太庙，但汉代各帝分庙祭祀，与现在共庙异室不同，若只告一室而忽略其他，不合情理。太常丞庾亮之意见，据《礼记》"大事告祖庙和父庙，小事只告父庙"，认为皇子过继属小事，只需告祭父庙。祠部朱膺之建议，国家大事都应告庙，贺循说过古时分庙制只需谒一室，现在共庙制应告所有庙室，支持全庙告祭。徐爰兼右丞殿中郎徐爰以为：“皇子过继事关重大，必须告祭祖庙和父庙，先前第五皇子继承庐陵王时，曾告祭七庙。朝廷采纳徐爰的建议，皇帝下诏批准全庙告祭。
大明元年（457年）六月己卯日，皇帝下诏让前太子步兵校尉刘祗之子刘歆继承南丰王刘朗的爵位。礼部上奏请示："当年刘朗继承营阳王时，曾举行告庙和临轩（皇帝亲临宣布）仪式。但查继嗣常规本无此礼。请礼官议定。"太学博士王燮之意见：“当初南丰王刘朗是从营阳王另立门户，等同首次封王，故需告庙临轩之礼，如今刘歆是常规继嗣，爵位本就存在，属于传承而非新封，不应再行告庙临轩之礼。”祠部郎朱膺之反对意见：“南丰王爵位本已断绝，现特诏恢复，等同首次封王，应当举行告庙临轩仪式。”殿中郎徐爰综合认为：“营阳王当年继承的是皇位（宋少帝），后因罪被废，皇帝特恩追封一城。确属"始封"性质，故需告太庙和临轩。今刘歆继承的南丰国与长沙国等都是普通封国，只需各自告祭本国宗庙，与太庙无关，支持王燮之意见。”朝廷采纳徐爰建议，皇帝下诏批准不举行告庙临轩仪式。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日，礼部上奏请示："今年七月十五日原本要举行太庙和章皇太后庙的尝祭（秋祭），按例应由皇帝亲自主持。但如今陛下已离京亲征，皇太子是否应当代为主持祭祀？本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折，根据《礼记》'宫中有丧事，三个月不举行祭祀'的规定，而皇太子居住的上宫也属宫中范围，此事该如何处理？"太学博士司马兴之意见：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太子可代掌军务但无权主祭，依据《祭统》"祭祀时由孙辈代表祖父受祭"，又云"祭祀按昭穆制度区分父子辈分"，太子监国期间虽不摄政，但宗庙昭穆秩序不可紊乱，皇女夭折属于"宫中有故"，按礼应停祭三个月，太子既无主祭资格，又有丧事限制，不应参与祭祀。博士郁议反对：《春秋》有云，"太子负责社稷祭品"，"长子掌管礼器，可守护宗庙作为祭主"，《易经》也有明文记载。监国太子理应亲自主祭，承认皇女夭折需停祭，但主张仅限相关宫室，尚书省采纳郁议方案，皇帝下诏批准：由皇太子代行尝祭，因皇女丧事，相关祭祀从简。
太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关部门奏：“四时庙祠，吉日已定，遇雨及举哀，旧例停亲奉，由有关部门行事。先下使礼官博议，在礼上是否应改日？” 博士江长议：“《礼记・祭统》：‘君主祭祀，有变故就派人，而君不失礼仪。’郑玄说：‘君虽不亲，祭礼不缺，君德不损。’我认为有变故就必派人，表明没有迁移的文字。如果有关部门能完成祭祀，不应改日。” 太常丞陆澄议：“按《周礼》宗伯的职责，‘如果王不参与祭祀就摄位’。可见应使有关部门行其礼事。晋泰始七年四月，世祖将亲祠于太庙。庚戌，车驾夕牲。辛亥，下雨，有关部门行事。这虽不是人故，大概也是天阻碍。求之古礼，不违背周制。按《礼记》，‘孔子答曾子，当祭而日蚀太庙火，如牲至未杀，就废止’。可见祭祀不是没有可废之道，只是权衡事情的轻重。日蚀庙火，是严重的变故，所以牲至还可废。由此推之，可以推理。现在散斋之内，未到致斋，而有轻哀大雨，日期还可推迟，能表达敬意。不违义情，不伤正典，改择吉日，有什么可怀疑。我认为散斋而有举哀或下雨，可改日。只有入致斋及日期接近傍晚的，才使有关部门行事。又前代司空顾和启，南郊车驾已出遇雨，应改日再郊，事见施用。郊与庙，敬意相同，到日还改，何况散斋！” 殿中郎殷淡议：“《曾子问》‘日蚀太庙火，牲未杀就废’。即使有变故就派人。清庙敬重，郊祀礼大，所以庙焚日蚀，允许改日；轻哀小故，不应改期。所以鼷鼠食牛，改卜不合礼。晋世祖有关部门行事，顾司空改郊月，既不见当时的适宜，不足为准。我认为日蚀庙火，是天谴之变，才可改日。至于举哀小故，不应改日。” 众议不同。参议，既有理据，且晋氏迁郊，宋初迁祠，都有成例。认为孟月散斋之中，遇雨及举轻哀，应择吉改期，没有定限。只有入致斋及接近仲月节的，使有关部门行事。诏准。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关部门奏：“这个月八日烝祠二庙，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献妃服。” 前太常丞庾蔚之议：“礼之所以有丧废祭，因为祭必有乐。皇太子以嫡长子之重，所以主上为妃服丧，不因尊降。既正服大功，我认为不应祭祀。有变故，三公行事，是该祭的时候，不是现在这种情况。卿卒还不绎祭，何况太子妃呢？” 博士司马兴之议：“缌服就不祭，是《礼》的大经；卿卒不绎祭，是《春秋》明义。又查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议不应三月废祠，却还说殡葬之间，权宜废事改吉，芬芳享祠。看这语意，不是让有关部门行事。这是无服之丧，还因未葬而废，何况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庙的呢？上查礼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 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按《礼》，‘缌服不祭’。大功废祠，不用多说。现在皇太子故妃既未安葬，未从权制，就应依礼废烝尝。至于奠以大功之服，在礼不得亲奉，不是有故的说法，也不使公卿行事。” 右丞徐爰议以为：“《礼》，‘缌服不祭’，大概是通议。大夫因尊贵降绝，及其有服，不容再不同。《祭统》说‘君有故使人可’，是说在礼应祭，君不能斋戒，祭不可缺，所以使臣下摄奉。不是说君不应祭，有关部门行事。晋咸宁四年，景献皇后崩，晋武帝伯母，宗庙废一时之祀，虽名号尊崇，大略可依准。现在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不是有故的情况。既未安葬，认为烝祠应废。查庾蔚之等议，宗旨相同，缺烝为恰当。过卒哭祔庙，全依常典。” 诏准。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关部门奏：“銮舆巡视江左，讲武校猎，获肉先荐太庙、章太后庙，並设醢酒，公卿行事，及献妃阴室，室长行事。” 太学博士虞龢议：“查《周礼》，四时讲武献牲，各有施用。振旅春搜，就以祭社；茇舍夏苗，就以享礿；治兵秋狝，就以祀祊；大阅冬狩，就以享烝。按《汉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毕，始扬威武，名叫：“貙刘”。乘舆入囿，亲自执弩以射，牲用鹿麑。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送陵庙。’可见春田荐庙，没有先例。” 兼太常丞庾蔚之议：“虞龢所说的是搜狩不失其时，此礼久废。现在时节和暖，讲武教人，又虔诚供献乾豆，先荐二庙，礼情都恰当。社主土神，司空是土官，所以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庙应使上公。参议搜狩之礼，四时异议，礼有损益，时代不同。现在既无复四方之祭，三杀之仪，旷废已久，禽获牲物，面伤剪毛，未成禽不献。太宰令谒者择上杀奉送，先荐庙社二庙，依旧以太尉行事。” 诏准。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关部门奏：“七月尝祠，至尊在谅闇之内，是否亲奉？下礼官通议。考察三年之制，从天子到百姓。汉文怜悯秦代的弊端，于是制定权宜典制。魏、晋以来，卒哭而祔庙就吉服。按《礼记・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郑玄说：‘只因不敢以卑废尊。’范宣非难杜预、段暢，之所以阙宗庙祭，都是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于生者。谯周《祭志》称：‘礼，身有丧，就不为吉祭。缌麻之丧，于祖考有服的，也不祭，因为神不享用。’查宫中有故，虽在无服，也废祭三个月，有丧不祭。如果不是三年之内必应亲奉，就应禘序昭穆。而现在必须免丧，然后禘袷，可见未祭之意，应当思考。《起居注》，晋武有二丧，两期之中，都不亲祠，也是近代前事。至尊孝超过周文王，情深于明发，公服虽释，纯哀内缠。推访典例，不应亲奉。有关部门恭敬行事，祭祀不旷。仰思从敬，我认为恰当。臣等参议，很有明证，应如所上。” 诏准。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关部门奏：“至尊亲祠太庙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虽亲非正统，而曾经北面称臣，不清楚应否亲执爵？” 下礼官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按礼，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孝武皇帝对至尊虽亲非正统，而祖宗之号，列于七庙。我认为亲奉之日，应执觞爵。昭皇太后既亲非礼正，宜使三公行事。” 博士颜燮等四人同周山文。兼太常丞韩贲议：“晋景帝对于世祖，肃祖对于孝武，都是旁尊，亲执觞杓。现在孝武皇帝对至尊，亲为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应亲执。按昭皇太后对主上，亲无名秩，情分疏远，庶母对我，犹子祭孙止，何况伯父的庶母。我认为昭后觞爵，可交有关部门。” 前左丞孙缅议：“晋世祖宗祠显宗、烈宗、肃祖，都是晋帝的伯父，今朝明准，而初无有关部门行事之礼。我认为主上亲执孝武皇帝觞爵，合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贵，一时被尊，而与章、宣二庙同飨宫，不仅不亲奉，还应议其毁替。请且依旧，三公行事。” 诏孙缅议恰当。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关部门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议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刘义恭以为：“经籍残缺伪误，训传不同，论者不一，所以求之者很少深究。因此六宗之辩，被兼儒弄错，迭毁之论，被群学搞乱。章皇太后诞生神灵开创圣业，礼备中兴，福流后代，德光义远。应长久尊崇芬芳，世代留则。怎能降同常人，反遵常典。论者有疑，实依纪传，知一失二，不明书旨。按《礼记》不代祭，及慈母，措辞有施用。《谷梁》于孙止，别主立祭。则亲执虔诚祭祀，事异前志。因大君适宜，其职更重，人极之贵，其数特中。且汉代鸿风，登配祔，晋氏明规，留荐祀。远考史策，近因暗见，不应毁，在义为长。所据《公羊》，足以坚持。怎能贵等帝王，祭从士庶，缘情访制，颠倒更甚。认为应同七庙，六代才毁。” 六百三十六人同意刘义恭不毁，散骑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议应毁。领曹郎中周景远重参议，刘义恭等不毁议恰当。诏准。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关部门奏：“皇代殷祭，不在章后庙行事。高堂隆议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庙禘袷，及徐邈答晋宣太后殷荐旧事，使礼官议正。” 博士孙武议：“按《礼记・祭法》，‘置都立邑，设庙祧坛鸑而祭之，才有亲疏多少之数。所以王立七庙，远庙为祧’。郑玄说：‘天子迁庙之主，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袷就祭之。’《王制》曰：‘袷禘。’郑玄说：‘袷，合也。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袷。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袷，谓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传》曰：‘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都升合食太祖。’《传》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统》曰：‘有事于太庙，则群昭群穆都在，不失其伦。’现在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于上，不列正庙。如果迎主入太庙，既不敢配列于正序，又未闻在昭穆之外别立位。如果徐邈议，现在殷祠就别庙奉荐，则违背禘袷大祭合食序昭穆之义。徐邈说：‘阴室四殇，不同袷就祭。’这也是其义。《丧服小记》，‘殇与无后，从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殇’。郑玄说：‘祭嫡殇于庙之奥，谓之阴厌。’既从祖食于庙奥，是殇在奥有位，不是就祭别宫。现在章太后庙，四时飨荐，虽不限于孙，若太庙禘袷，独祭别宫，与四时烝尝无异，则非禘大祭之义，又无袷合食之文。认为不应与太庙同殷祭之礼。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庙禘袷，又不辨袷之义，而改祫大飨，大概有原因。守文浅学，怕违礼中。” 博士王燮之议：“按禘小袷大，礼无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寻袷之名，虽在合食，而祭典之重，以此为大。以孝飨亲，尊爱无限，既殷荐太祖，也致盛祀于小庙。比如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所以高堂隆所谓独以袷而祭。因此魏之文思，晋之宣后，虽都不序于太庙，而犹均禘于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殇不袷，就而祭之，作为别飨之例，这是证据。我认为章皇太后庙，也应殷荐。” 太常丞孙缅议以为：“袷祭之名，义在合食，守经据古，孙武详细。我寻小庙之礼，始于近魏，晋之所行，足为前准。高堂隆以袷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殇，以证别飨。孙武据殇祔于祖，说庙有殇位。寻事虽同庙，而祭非合食。且七庙同宫，始于后汉，礼之祭殇，各附其祖。既参与袷，就必异庙而祭。我认为章庙殷荐，由此可知。” 祠部硃膺之议：“宫之祀，高堂隆、赵怡都说周人袷，岁俱袷祭。魏、晋二代，取则奉荐，名儒达礼，无相讥非，不失误不忘却，遵循旧章。我意同王燮之、孙缅议。” 诏曰：“章皇太后追尊极号，礼同七庙，怎能独缺殷荐，隔此盛祠。遥袷，周已实行，魏、晋从飨，典范不废。应依前典，以宣情敬。”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关部门奏：“晋太元中，始正太后尊号，徐邈议庙制，从此以来，著为通典。现在昭皇太后对至尊无亲，上特制义服，祔庙之礼，应下礼官详议。” 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议：“正名存义，是国家的徽典；臣子一例，是史传的明文。现在昭皇太后正位母仪，尊号明确，祔庙之礼，应备常则。母以子贵，事显圣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毁，则昭后之祔，无由有亏。我认为神主应入章后庙。又应依晋元皇帝之于愍帝，安帝之于永安后，祭祀之日，不亲执觞爵，使有关部门行事。” 时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庙，长兼仪曹郎虞龢议以为：“《春秋》之义，庶母虽名同崇号，而实异正嫡。因此犹考别宫，而公子主其祀。现在昭皇太后既非所生，更无亲奉之理。《周礼》宗伯职云：‘若王不与祭，则摄位。’可见应使有关部门行其礼事。又妇人无常秩，各以夫氏为定，夫亡以子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后，以顺序而言，应升新祢于上。” 参详，虞龢议恰当。诏准。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关部门奏：“来年七月尝祀二庙，依旧车驾亲奉。孝武皇帝室至尊亲进觞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应拜，及祝文称皇帝讳。又皇后这个月二十五日虔见于祢，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并无明文，下礼官议正。” 太学博士刘绲议；“寻晋元北面称臣于愍帝，烝尝奉荐，也使有关部门行事。且兄弟不相为后，著于鲁史。由此推之，孝武之室，至尊不宜亲进觞爵拜伏。当天亲进章皇太后庙，经昭皇太后室过，前议既使有关部门行事，不应进拜。昭皇太后正号久定，登列庙祀，详寻祝文，应称皇帝讳。按礼，妇无见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仪，理不容备。孝武、昭后二室，牲荐应缺。” 太常丞虞愿议：“烝尝之礼，事存继嗣，故傍尊虽近，弟侄不祀。君道虽高，臣无祭典。按晋景帝之于武帝，属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还进觞爵。今上既继承祠文皇，于孝武室应进拜而已，觞爵使有关部门行事。按《礼》，‘过墓则轼，过祀则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何况昭太后母临四海，至尊曾亲北面，兄母有敬，应进拜，祝文应称皇帝讳。寻皇后庙见之礼，本为修虔，今于孝武，论嫂叔，则无通问之典；论尊卑，也无相见之义。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还正位在宫，敬谒之道，久已前备。我认为孝武、昭太后二室，不再荐告。” 参议以虞愿议恰当。诏准。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关部门奏昭太后庙毁置，下礼官详议。太常丞韩贲议：“按君母之尊，义出《春秋》，庶后飨荐不断。周典七庙承统，犹亲尽则毁。何况伯之所生，而无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见其准。” 都令史殷匪子议：“昭皇太后不系于祖宗，进退应毁。议者说，‘妾祔于妾祖姑’，祔既必告，毁不容异。应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记》云：‘妾祔于妾祖姑，无妾祖姑，则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章太后于昭太后，论昭穆，不是妾祖姑，又不是女君，于义不当。我寻昭太后名位极高，当初祔庙时，自上祔于赵后，安于西庙，都用币告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说每事必告。礼，牲币杂用。查魏、晋以来，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礼官辨正。太学博士殷灵祚议称：‘吉事用牲，凶事用币。’从此之后，吉凶分明，已是一代成典。今事虽不全凶，也不近吉，故应依旧，以币遍告二庙。又寻昭太后毁主，无义陈列于太祖，博士欲依虞主埋于庙两阶之间。按阶间本是埋告币埋虞主的地方。昔虞喜说，依五经典议，将毁主附于虞主，埋于庙的北墙，最为可据。昭皇太后神主毁后埋入北墙，上室不可空着，太后神主便应上下升位。升位时，又应设脯醢以安神。现在礼官所议，简略不周全。迁毁是大事，请广泛详访。” 左仆射刘秉等七人同意殷匪子的意见。左丞王谌重新参议，认为：“以币遍告二庙，将毁主埋于北墙。宣太后上室，仍设脯醢以安神，殷匪子的议论恰当。” 诏准。
魏明帝太和三年，诏曰：“礼规定，王后无嗣，选择支子来继承大宗，就应继承正统而奉行公义，怎能顾及私亲呢！汉宣帝继承昭帝，后来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从外藩被立，而董宏等人称引亡秦为例，迷惑朝议。于是尊恭皇，在京师立庙，又宠爱蕃妾，使她与长信宫相比，僭越无礼，人神不佑，若不是罪师范丹的忠正劝谏，就会招致丁、傅那样的灾祸。从此以后，相继施行。命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代为诫。后代万一有从诸侯入奉大统的，就应明白为人后的义理。敢做奸佞之事，谄媚君上，妄建非正之号，称考为皇，称妣为后，那么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将此书写于金策，藏于宗庙，著于令典。” 此后高贵乡公、常道乡公被立，都不尊崇外亲。
晋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追尊之礼。帝不听从，而左仆射索綝等人也引魏制，认为不可，所以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关部门说琅邪恭王应称皇考。贺循议云：“礼典之义，子不敢以自己的爵位加于父号。” 帝又听从了。二汉的这一典制被废弃了。
魏明帝有个爱女叫淑涉，三个月就夭折了，帝非常悲痛，追封谥号为平原懿公主，葬于南陵，在京师立庙。没有前典，不合礼。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关部门奏：“东平冲王年幼无后，只服殇服五个月。虽不是殇君，应有主祭，而国家是追赠，又没有他的臣子。不清楚是否毁灵立庙，是否应祔于其他庙？特下礼官详议。” 太学博士徐宏议：“王既无后，追赠无臣，殇服结束，灵位就应毁去。《记》说：‘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又说：‘士大夫不得祔于诸侯，祔于祖之为士大夫者。’按诸侯不得祔于天子，冲王应祔于诸祖之庙中为王者，应祔于长沙景王庙。” 诏准。
大明四年丁巳，有关部门奏：“安陆国土虽已建立，但祭祀之所，尚未营建，四时荐飨，所以祔于江夏之庙，宣王所生夫人是否应祠？” 太学博士傅郁议：“应废祭。” 右丞徐爰议：“按《礼》，‘慈母妾母不世祭’。郑玄注：‘因她们不是正室，所以传曰子祭孙止。’又说：‘为慈母后者，为祖庶母可也。’注称：‘依为慈母后的义理，父妾无子，也可命自己的庶子为她的后。’考察这一义理，父母妾的祭祀，不一定只有儿子。江夏宣王太子，是元宰之后，遭时不幸，圣上怜悯。降下皇恩，让他继承徽绪，光大蕃国，属国为祖。始王夫人孕育明懿，是一国之正，上无所厌，哀敬得申。既未获准祔享江夏，又不从祭安陆，就事求情，我认为应依祖母有为后的义理，应列祀于庙。” 二议不同，参议以徐爰议为恰当。诏准。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关部门奏：“故晋陵孝王子云没有后嗣，安庙后三天，国臣从权制除释，朔望周忌，应否还临？祭之日，谁为主祭？” 太常丞庾蔚之议：“安葬后三天，国臣从权制除释。而灵筵还在，朔望及期忌，诸臣应还临哭，变服穿夹，使上卿主祭。王既没有后嗣，又没有服三年丧的人，期亲服除后，而国还存在，应立庙，作为国的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暂祔于祖庙食祭。诸王不得以天子为祖，应祔于从祖国庙，还居新庙之室。没有后嗣之前，四时飨荐，常使上卿主祭。” 左丞徐爰参议，以庾蔚之议为恰当。诏准。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关部门奏：“故宣贵妃加殊礼，不清楚应否立庙？” 太学博士虞龢议：“《曲礼》说：‘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说：‘舜葬苍梧，三妃未随从。’《昏义》说：‘后立六宫，有三夫人。’可见三妃就是三夫人。后有三妃，如同天子有三公。按《周礼》，三公八命，诸侯七命。三公既尊于列国诸侯，三妃也贵于庶邦夫人。据《春秋传》，仲子不是鲁惠公的元嫡，还能在别宫祭祀。现在贵妃是秩位极高的，理应立这新庙。” 左丞徐爰议：“宣贵妃既加殊命，礼绝五宫，考察古典，有明确依据。庙堂建造，应选将作大匠。” 参详以虞龢、徐爰议为恰当。诏准。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关部门奏：“新安王服宣贵妃齐衰期，十一月练，十三月缟，十五月禫，心丧三年。不清楚宣贵妃祔庙，应在何时？入庙之日，是否应先有祔祭，还是只入新庙而已？如果在大祥及禫中入庙，遇四时是否能祭？新安王在心制中，能否亲奉祭？” 太学博士虞龢议：“《春秋传》说：‘祔而作主，烝尝禘于庙。’尝是吉祭之名，大祥及禫，不能入庙，应在禫除之后。新安王心丧之内，若遇时节，便应在庙行吉祭，亲奉也无妨碍。祔的意思，是以后亡者祔于先庙。《小记》说：‘诸侯不得祔于天子。’现在贵妃爵同诸侯，自然不得祔于先后。又另建的新宫，没有适宜祔祭之处。且卒哭之后，更无祔祭之理。” 左丞徐爰议：“礼有损益，古今仪制不同，虽说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当时的诸侯，都是禫终入庙。且麻衣縓缘，在元嘉时改变服制，苫绖变除，在皇宋时表达情感。何况宣贵妃诞育睿蕃，葬加殊礼，灵筵庐位，都由哲王主持，考宫创祀，与朝廷无关。认为禫除之后，应亲执奠爵之礼。若有变故，三卿行事。贵妃上厌皇姑，下绝列国，没有应祔之处。” 参议，虞龢议大体与徐爰不异，应以徐爰议为恰当。诏准。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关部门奏：“晋陵国文书：孝王庙依庐陵等国例，一年五祭。二国以三卿主祭。应同有服之例吗？” 博士颜僧道议：“《礼记》说：‘所祭者无服则不祭。’现在晋陵王与衡阳王是小功，应依二国同废。” 太常丞庾蔚之议：“缌服不祭，是就主祭者而言。晋陵虽没有后嗣，应依有嗣致服，依阙祭之限。衡阳王为族伯缌麻，应祭三个月。” 兼左丞徐爰议：“嗣王未立，将来继承人不知亲疏，怎能空按服属，而亏缺祭敬。” 参议以徐爰议为恰当，诏准。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关部门奏：“故齐敬王子羽将来立后，不清楚是否应立即作主立庙？还是须有后之日？未立庙的，在何处祭祀？” 游击将军徐爰议以为：“国无后嗣，按制除罢。始封之君，应存继嗣。皇子追赠，就为始祖。臣不殇君，前有准则，怎能空缺烝尝，等待有后。认为应立庙作主，三卿主祭依旧。” 通关博议，以徐爰议为恰当。下令立即立庙，庙成作主，依晋陵王近例，先暂祔于庐陵孝献王庙。祭毕，神主即还新庙。未立后之前，常使国上卿主祭。
《礼》说：“共工氏称霸九州，他的儿子句龙叫后土，能平整九州土地，所以祭祀他为社神。” 周在甲日祭祀，用日之始。“社是神化地的途径。地载万物，天垂象。从地取财，从天取法。所以尊天而亲地，教人像这样好好回报。家以中溜为主，国以社为主，显示根本。” 所以说报本反始。烈山氏拥有天下，他的儿子叫农，能种植百谷。他的后裔叫柱，辅佐颛顼为稷官，主管农事，周弃继承他，对人有功德，所以祭祀他为稷神。
《礼》：“王为百姓立社叫太社，王为自己立社叫王社。” 所以国有二社，而稷也有二。汉、魏则有官社，无稷，所以常二社一稷。晋初仍魏制，没有增减。到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一起迁移。于是诏曰：“社实际是一神，合并二社之礼。” 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所以冕而躬耕，是为重孝享的祭品，向天帝献上丰盛的祭品。《谷梁传》说：‘天子亲耕以供祭品。’亲耕，是自己回报，为自己立社，是为籍田而回报。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所以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事不同报不同，这是社有二的原因。王景侯论王社，也说春祈籍田，秋而回报。他论太社，则说‘王者在畿内，为百姓立之，叫太社，不在京师自立’。景侯这一论述，据《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叫置社’。景侯解释说：‘现在的里社就是。’景侯解释《祭法》，就以置社为人间之社。而另论又以太社为人间之社，不明白这一旨意。太社，天子为百姓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牲》说：‘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众多百姓，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至于置社，数量不一，大概以里所命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就是。人间之社，已不称太。若再不立在京都，当在哪里立呢？《祭法》又说：‘王为百姓立七祀。为自己立七祀。’说为自己，是为自己而祀；为百姓，是为百姓而祀。太社与七祀，文字正等。说者对此困惑，于是说典籍只有五祀，无七祀。按祭五祀，是国之大祀，七是小祀。《周礼》所说祭凡小祀，则用墨冕之类。景侯解释大厉说：‘如周杜伯，鬼有所归，才不为厉。’现在说无二社，称景侯《祭法》不说无二，就说口传无其文。以景侯的明智，商议后才解释，却想用口论废除明文。这样，不仅二社，恐怕景侯之后的解释，也不易废除。前被敕，《尚书・召诰》：‘在新邑社祭，只用一太牢，’是不立二社的明义。按《郊特牲》说：‘社稷用太牢。’若必引一牢之文，以明社无二，那么稷就无牲了。说者则说，举社以明稷。为何独不可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过而废除，不如过而留存。何况留存有义，而废除无据。《周礼》封人‘掌设社纮’。无稷字。现在帝社无稷，大概由此而来。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稷则穿絺冕。这是王社有稷的文字。封人设纮无稷字，说者以为是略文，由此可知。认为应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当时成粲提出异议说："景侯（指王肃）主张太社不应设在京城，这是要推翻郑玄（东汉经学家）的学说。"傅咸（西晋大臣）上表反驳："按照成粲的说法，景侯对经典的解读就被曲解了。《诗经·大雅》说'乃立冢土'，毛公（汉代学者毛亨）注解明确说'冢土就是太社'。景侯注解《诗经》时正是采用这个说法。""再看《尚书·禹贡》记载'惟土五色'，景侯解释说：'天子取五色土建造太社，分封诸侯时，按方位割取相应颜色的土覆盖四方。'由此可见，太社本来就是建在京都的。不知成粲的论点从何而来，既违背经典明文记载，又歪曲了景侯的原意。"傅咸最后说："臣虽然愚钝，但自幼学习经典，对此不能沉默，故再次上奏。"大臣刘寔支持傅咸的观点。皇帝下诏裁定："社神本是一位，但沿袭分为太社、帝社两处祭祀。既然众议不一，不必改制，仍按曹魏旧制执行。"东晋建武元年，仿照洛阳旧制，设立太社、帝社和稷坛（合称"二社一稷"）。太社祝词："大地恩德广施，惠泽无穷。建立太社，护佑万国。四方百姓，共沐祥瑞。"帝社祝词："厚德载物，庇佑王畿。建立帝社，敬奉地祇。吉时祷告，洪福降临。"按《周礼》"左宗庙，右社稷"的布局，西晋洛阳的社稷坛在宗庙右侧，东晋南迁后（江左）仍保持此制。宫城东门的"雩门"可能是社稷所在，推测东吴的社稷坛也在宗庙同侧（东），南朝宋完全沿袭前制，未作改动。
魏武帝、文帝、明帝都曾亲自举行耕籍礼（皇帝亲耕仪式），这说明对先农（神农氏）的祭祀从未中断。不过相关礼仪记载不详，应当遵循汉代旧制。祭祀时由执事官员用"太牢"（牛、羊、猪）献祭。晋武帝和晋哀帝虽然都有意举行耕籍礼，但最终未能实现，相关礼仪规范也不够完善。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春成功举行亲耕礼，在籍田的西阡南陌处建立先农坛，坛高四尺（约1米），边长二丈（约4.8米），四边台阶，每阶宽五尺（约1.2米），外围设矮墙（埒）。距离田间道路各二十丈（约48米）。皇帝到达前，由司空、大司农带领太祝令等官员，在黎明用"太牢"举行预祭。使用与社稷祭祀相同的礼器，礼毕后，祭品分发给参与祭祀的人员。
汉代皇后亲蚕礼，皇后亲自到东郊皇家苑林采桑养蚕。在蚕室祭祀蚕神时念祝词："供奉苑灒妇人、寓氏公主（两位传说中的蚕神）。"祭祀规格：用"少牢"（羊、猪各一）。西晋太康九年（288年）改革，杨皇后改在西郊举行亲蚕礼。先蚕坛高一丈（约2.4米），边长二丈（约4.8米）；四边台阶每阶宽五尺（约1.2米），采桑坛东南方，距离皇后帷宫十丈（约24米）处。皇后到达前，太祝令在黎明用"太牢"（牛、羊、猪）预祭。派一名谒者监督祭祀。礼毕后，祭品分发给参与采桑和祭祀的人员。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六月庚子日，曹魏首次正式确立对五岳四渎的祭祀制度，对所有山川神灵进行系统性的等级排序，采用"瘗沉"仪式（将玉器埋入土中或沉入水中祭祀）。黄初六年七月，魏文帝率水军进入淮河。九月壬戌日：派使者将玉璧沉入淮河祭祀，这是符合礼制的做法。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明帝曹叡东巡时，派遣使者用特牛（单独一头牛）祭祀中岳嵩山，符合礼制。魏元帝咸熙元年，元帝曹奂巡幸长安，派使者以玉璧和丝帛祭祀华山，也符合礼制。东晋穆帝时期，大臣何琦上书讨论五岳祭祀制度，提出唐尧、虞舜时代，天子每五年巡狩一次，视察四方。巡狩时焚烧柴火祭祀五岳，并遥祭山川群神，即《礼记》所说“借名山向天报告治绩”。目的是向神明禀告政绩，报答庇佑，因此风调雨顺，灾祸不生。夏商周三代，虽然巡狩间隔年数不同，但祭祀礼仪的核心不变。五岳（泰山、华山等）的祭祀规格等同于三公（最高级官员），四渎（长江、黄河等四大河流）的祭祀规格等同于诸侯，这些规定明确记载在经典中，该有的祭祀绝不能荒废。虽然泾河、渭河、长水等河流不在正式祭祀名录中，但因靠近都城咸阳，仍享受与大河同等的祭祀待遇。但正式的立祠祭祀礼仪，怎能缺失？永嘉之乱（西晋灭亡）后，中原沦陷，祭祀制度随之荒废。只有灊山（天柱山）因在东晋疆域内，仍由官府派低级官吏（百石吏卒）负责祭祀。东晋建立初期（“中兴之际”），甚至没有专职官员，只能由庐江郡临时派遣属官代理，在春夏秋冬简单举行祈福消灾的仪式，比如春季驱寒、冬季祈冰。从咸和年间（326-334年）至今，连这点祭祀也日渐废弛。如今不合礼制的祭祀遍地都是，乱象丛生。那些不合礼制的祭祀，拜的不过是些邪祟鬼怪；铺张浪费的仪式，成了百姓的负担。而真正该祭的山川大神，反而被草草应付，甚至遗漏。礼制崩坏，人与鬼神的关系混乱，官民疲于奔命，乱象愈演愈烈。过去因国家动荡，无暇整顿礼制，导致祭祀荒废。如今大敌已灭，理应恢复正统。五岳四渎本是教化百姓、泽被苍生的神圣之地，却长期缺乏规范祭祀。连天子巡狩柴燎（亲自祭祀）的古礼也早已废弃。待朝廷北归中原后，应系统修订制度，明确五岳四渎的祭祀规范。由礼官拟定仪式流程（俎豆牲牢的规格、祝祷文辞的格式）；强调真诚简约，以表达敬意即可，不必奢华。依法废除那些最荒诞的邪神祭祀，避免正邪混杂。这份奏议未被朝廷采纳。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六月丙辰日，官员请示：礼部官员上奏说："陛下下诏要祭祀霍山（今安徽天柱山），但不确定应该派遣什么级别的官员主祭？使用什么规格的祭品？祭祀当天该用什么礼器？"殿中郎丘景先的答复："祭祀山川的传统，历代都彰显着治国之道；用玉器（珪璋）区分祭祀等级，典籍中也有明确记载。但近世以来礼仪荒废，相关制度记载已经缺失"无论是血祭（宰牲）、埋沉（将祭品埋入土中或沉入水中）等古礼，经典中都有明确规范；酒肉、牲畜等祭品，也都有详细规定。"查考周代典籍，祭祀由宗伯（礼官）负责，汉代记载则派持节使者主持祭祀。无论是血祭（宰牲）、埋沉（将祭品埋入土中或沉入水中）等古礼，经典中都有明确规范；酒肉、牲畜等祭品，也都有详细规定。"名山大川要用特定玉器（珪）和丝帛（币）祭祀，重要陵墓祭祀要增加新谷（尝禾祭），《山海经》记载祭祀霍山时，要用太牢（牛猪羊）和玉器"，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如今我朝德政广布，应当光辉照耀山川祭祀。臣建议派遣太常（最高礼官）持节主祭，祭品用太牢规格，配以酒、干肉和时令谷物，礼器用赤色玉璋和浅红色丝帛"。'鬯人'（掌管祭酒的官职）的职责中明确提到：'祭祀四方山川时要用蜃器（蚌壳容器）'。因此祭祀用酒应当装在蠡杯（蚌壳酒器）中，至于其他礼器，经典没有特别规定。"参照祭祀天地（郊）和山川（望）的惯例，关键是以质朴形式表达虔诚，器皿首选陶器和葫芦（陶匏），铺垫用茅草席，这些都可以直接效仿。至于祭祀场所，应当为山川神灵专门修筑祭坛。"（最终）经过朝臣合议，认为丘景先的建议合理可行。由兼任太常（最高礼官）的持节使者负责主持祭祀，使用最高等级的"太牢"（牛、羊、猪三牲），并配以玉璋和丝帛（璋币）。盛放祭品的器皿使用质朴的陶器和葫芦（陶匏）。不再沿用古代的蚌壳酒器（蜃），改为与祭天仪式相同的爵（青铜酒器）来献酒。所有供品的种类和数量，一律参照祭祀社稷的标准执行。诏令批准，照此执行。
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春季持续干旱，四月丁巳日：晋武帝下诏，命令所有干旱地区广泛举行祈雨仪式。五月庚午日，首次在社稷坛和山川神庙举行官方祈雨祭祀。六月戊子日，终于降下及时雨。这是遵循古代"雩禜"祈雨典制的结果。太康三年（282年）四月、太康十年（289年）二月，都同样举行了这套祈雨仪式，之后成为固定制度沿用至今。
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正月下诏说："当年孔子凭借圣人的才华，具备帝王的器量，却生在周朝衰败的末世，没有获得天命的机遇。于是他转而研究夏、商、周等前代的礼制，履行'素王'（有德无位的王）的使命：根据鲁国史书编修《春秋》，向乐官订正《雅》《颂》乐曲。正因如此，千年之后，世人无不尊奉他的文章来著书立说，仰慕他的圣明来成就大业。"这样的孔子，可称得上是流芳万世的圣贤、亿万人民的师表啊！如今天下大乱，各种祭祀荒废，孔子的旧庙损毁无人修缮，他'褒成侯'的后裔传承中断，故乡曲阜再也听不到讲习经书的声音，四季也看不到祭祀的典礼。这难道是我们应该对待圣人的态度吗？难道这就是我们尊崇教化、报答功德的方式吗？"现在决定封议郎孔羡为'宗圣侯'，赐食邑百户，专职负责孔子祭祀；命令鲁郡（今山东曲阜）修缮孔庙旧址；安排百户官吏士卒，专职守卫孔庙。"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十一月：将"宗圣侯"孔震（孔子后代）改封为"奉圣亭侯"。同时下令：太学（中央官学）和曲阜鲁国，每年四季都要准备牛、羊、猪三牲（太牢）来祭祀孔子。晋明帝太宁三年（325年）：下诏要求奉圣亭侯孔亭（孔子后代）必须按四季祭祀孔子。特别强调祭祀规格要遵循泰始年间的旧制（即用太牢）。
孔亭的五世孙孔继之沉迷赌博，常常把朝廷拨给的祭祀经费拿去赌钱，导致祭祀荒废，对祖先毫无敬意。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因孔继之渎职，官府奏请朝廷剥夺其"奉圣侯"爵位。十九年（442年）改封孔隐之为奉圣侯。后因其侄子孔熙先谋反受牵连，再失爵位。二十八年（451年）改封孔惠云为奉圣侯。后因患重病无法履职，被剥夺爵位。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改封孔迈为奉圣侯。孔迈去世后，其子孔莽继承爵位。后因犯罪又被夺爵。
曹魏时期（齐王曹芳在位）：正始二年（241年）三月，皇帝学完《论语》；正始五年（244年）五月，学完《尚书》；正始七年（246年）十二月，学完《礼记》；每次都由太常（掌管礼仪的官员）主持释奠礼，在最高学府"辟雍"用牛、羊、猪三牲（太牢）祭祀孔子，并以颜回配享。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泰始七年（271年），皇太子学完《孝经》；咸宁三年（277年），学完《诗经》；太康三年（282年），学完《论语》；每次学成后也都举行相应仪式。晋元帝太兴三年（320年），皇太子学通《论语》后，亲自参加释奠礼，用牛、羊、猪三牲（太牢）祭祀孔子，并以颜回配享。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皇帝学通《诗经》后；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年）三月，皇帝学通《孝经》后；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年）七月，皇帝学通《孝经》后；都按照传统礼仪举行了释奠礼。
晋穆帝和晋孝武帝在位时，都曾临时将皇宫的中堂（正殿）作为太学（最高学府）使用。南朝宋文帝时期：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四月，皇太子刘劭完成《孝经》的学习后，按照西晋旧制，在国子学（中央官学）举行了隆重的释奠礼（祭祀先圣先师的仪式）。
汉明帝的弟弟东海恭王刘强去世时，明帝亲自到洛阳津门亭举行哀悼仪式。曹魏时期参加皇室葬礼和吊唁的官员，采用博士杜希的建议，都要摘掉正式礼帽（玄冠），改戴麻布头巾。曹操年轻时曾受到汉太尉桥玄的特别赏识。因此在建安年间（196-220年），曹操特意派使者用最高规格的"太牢"（牛、羊、猪三牲）祭祀桥玄。魏文帝曹丕黄初六年（225年）十二月，途经梁郡时，也用"太牢"祭祀桥玄。黄初二年（221年）正月，曹丕在原陵（汉光武帝陵）打猎时，派使者用"太牢"祭祀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四月丙辰日：宋文帝刘义隆出巡到江宁（今南京），途经司徒刘穆之的墓地，特意派使者前往祭扫。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二月戊申日：孝武帝刘骏在举行亲耕仪式（籍田礼）途中，经过左光禄大夫袁湛的墓地，派使者进行祭祀。
大明五年（461年）九月庚午日：孝武帝出巡时，经过司空殷景仁的墓地，同样派使者祭奠。大明七年（463年）十一月：
孝武帝南巡期间，在乙酉日派使者祭祀了东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璩的墓地。
公元263年（蜀汉后主刘禅景耀六年），朝廷下诏在陕西沔阳为诸葛亮建立祠庙。在此之前，各地都曾请求为诸葛亮立庙，但朝廷没有批准，百姓只好私下祭祀。当时有大臣建议在成都京城为诸葛亮立庙，但刘禅都没有采纳。后来，步兵校尉习隆和中书侍郎向允等人劝谏刘禅说："从前周朝百姓怀念邵伯的德政，连他休息过的甘棠树都不忍砍伐；越王勾践感念范蠡的功劳，特地铸铜像来纪念他。自汉朝建立以来，很多功绩德行远不如诸葛亮的人，都有画像和庙宇供奉。更何况诸葛亮的德行远近闻名，功勋冠绝当世，蜀汉王朝能延续至今，全靠他的辅佐啊！"但现在对诸葛亮的祭祀只能在他家中进行，没有正式的祠庙供奉。百姓只能在街巷祭拜，边疆少数民族更是在野外祭祀，这实在不能很好地纪念他的功德。如果完全顺从民意在各地立庙，又违背礼制；若建在成都京城，位置又太靠近皇家宗庙，这正是陛下犹豫的原因。""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靠近他墓地（定军山）的沔阳建立一座官方祠庙，让官府按时祭祀。凡是他的旧部想要祭拜的，都必须到这座庙里来。这样既能杜绝民间私祭，又能彰显正统礼仪。"刘禅最终采纳了这个建议。南朝史学家何承天后来评论说："按照《周礼》规定，'凡有功之臣都应配享太庙祭祀'。后世都遵循这个传统，让开国元勋配享太庙。习隆等人不按这个规矩办事，刘禅还听从他们，这都不符合礼制。"
汉朝时，城阳国（今山东莒县一带）的百姓因为刘章（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对汉朝有功，就为他建立了祠堂。青州各郡纷纷效仿，其中济南地区祭祀刘章的风气最盛。后来曹操担任济南国相时，把这些祠堂全部拆毁了。等到曹操掌握朝廷大权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清除这类祭祀，当时民间不合礼制的祭祀活动就此绝迹。到了魏文帝曹丕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十一月，皇帝下诏说："古代圣王制定祭祀制度，是为了彰显孝道、侍奉祖先。最重要的祭祀是祭天祭地（郊社），其次是祭祀宗庙，再就是祭祀日月星辰（三辰）、金木水火土（五行）以及名山大川。不属于这些类别的，都不在官方规定的祭祀范围之内。"在东汉末年社会衰败混乱时，人们过度迷信巫师和祭祀，甚至连皇宫内院、门窗角落都要洒酒祭拜，这种迷信风气实在太荒唐了。因此（魏文帝）下令："从今往后，凡是敢举行不合礼制的祭祀、听信巫师邪说的，一律按'旁门左道'的罪名论处，这条规定要正式写入法令。"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从前圣明的帝王祭祀五岳、四渎（江河湖海）以及名山大川，都有一定的礼制规范。这样做是为了报答天地阴阳化育万物的功德，也是符合人神之道的缘故。然而，以正道治理天下的时代，鬼怪不会作祟，神灵也不会伤害百姓。所以史官记载这些祭祀时毫无愧词，因此人们敬畏神明、谨慎对待幽冥之事，而那些不合礼制的淫祀（滥祭）也就不会兴起。这些人信奉道法却不虔诚，僭越礼制亵渎神灵，放纵欲望却妄图祈求保佑，行为不恭敬而背离正道，只想投机取巧侥幸获利，用妖言妄语互相煽惑，抛弃正道走向邪路，所以魏朝（曹魏政权）对此十分憎恶。按照传统礼制，制定祭祀规范时，只有那些真正造福百姓的神灵才能得到祭祀，而那些邪祟作乱的鬼怪，不允许混杂其中。”（曹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正月，主管官员上奏请示：“是否在春分时节祭祀厉鬼（恶灵）并举行禳灾仪式？”皇帝下诏答复：“这些祭祀不在官方规定的礼制之内，全部废除。”
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朝廷在全国范围内下令禁止各种不合官方礼制的民间祭祀活动。因此从蒋子文祠开始，各地类似的民间神庙基本都被拆毁。到了孝武帝孝建初年（约454年），朝廷又重新修建了钟山（蒋山）的蒋子文祠，各地的山川神庙也陆续得到修复。宋明帝时期，在鸡笼山建造了一座九州庙，用来集中供奉各路神灵。蒋子文在宋代被逐步加封官职，最高做到了相国、大都督、掌管中外诸军事，还享受特殊礼遇，被封为"钟山王"。另一位神灵苏侯则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全国各地的神灵，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封号和官阶。
东汉安帝元初四年（公元117年），皇帝下诏说："《礼记·月令》规定，农历八月要赡养老人，赐予他们手杖，并发放粥饭。"但现在八月登记人口、落实政策时，各地官员大多不执行这项规定。即便有些地方发放了粥饭，也是掺了一半糠秕和泥土，根本没法吃。从这份诏书可以看出，汉代仍然按照《月令》的规范来推行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