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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谢庄,字希逸,是陈郡阳夏人,太常谢弘微的儿子。他七岁时就能写文章,还通晓《论语》。长大后,他举止优雅、容貌俊美,太祖(刘义隆)见到他后十分惊异,对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说:“蓝田县出产美玉,这话果然不假啊!” 谢庄起初担任始兴王刘浚的后军法曹行参军,后来转任太子舍人、庐陵王文学、太子洗马、中舍人、庐陵王刘绍的南中郎谘议参军。之后又转任随王刘诞的后军谘议参军,同时兼任记室。他曾拆分《左传》的经与传,依照诸侯国的划分编排篇章;还制作了一方丈大小的木板,在上面绘制山川土地,各区域都有明确界限,拆分开来能显示不同的州郡,合在一起则是完整的天下疆域。 元嘉二十七年,北魏侵犯彭城,北魏派遣尚书李孝伯作为使者前来,与镇军长史张畅交谈。李孝伯特意询问了谢庄和王徽的情况,可见谢庄的名声当时已经远扬北方。元嘉二十九年,谢庄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当时南平王刘铄献上一只红色鹦鹉,太祖诏令全体大臣为鹦鹉写赋。太子左卫率袁淑的文采在当时首屈一指,他写完赋后,拿给谢庄看;此时谢庄也已写完,袁淑看过谢庄的赋后赞叹道:“江东如果没有我,你应当是独一无二的杰出者;我如果没有你,也能算是一时的俊杰。” 于是就把自己写的赋收了起来,没有呈献。 元凶刘劭(文帝长子)弑父篡位后,谢庄转任司徒左长史。世祖(刘骏,文帝第三子)起兵讨伐刘劭,秘密送檄文给谢庄,让他修改后颁布天下。谢庄派遣心腹门生具庆带着自己的奏启秘密拜见世祖,奏启中说:“逆贼刘劭背叛上天,毁坏帝王的礼帽服饰(喻指篡夺皇位),犯下弑父谋逆的滔天罪行,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天下人都为之泣血,无论阴间还是阳间的人都共同愤恨。我收到三月二十七日的檄文,看到殿下的圣明事迹清晰明了,诵读之后深感庆幸。上天保佑皇室,让英明睿智的殿下重现光辉。殿下如日月般的文德照耀四方,如神明般的武略镇守要地,恭敬地秉持上天的威严,奉行上天的惩罚,洗刷国家的仇恨,雪除华夏与蛮夷共同蒙受的耻辱,让倾颓的皇室基业得以重建,让蒙受屈辱的百姓重见光明。 我听说殿下命令柳元景、司马文恭、宗悫、沈庆之等人率领十万精锐士兵,已经抵达附近地区;殿下亲自统领精锐部队,依照军法继续进军。同时,荆州、鄢陵的军队,岷山、汉水流域的部众,战船连绵万里,旗帜遮蔽天空;天下各地的天意与殿下相合,诸侯全都聚集响应。如今那独夫民贼刘劭及其党羽,人数寥寥无几,还自相残杀,宫廷之内混乱不堪,百官吓得不敢出声,百姓在路上相遇只能用眼神示意(形容暴政下的恐惧)。您的檄文一到,我立即就在京城颁布,朝野上下一片欢腾,乡里民间歌颂庆贺,家家户户相互道喜,人们无不仰望殿下的风采而心神激荡,期盼殿下的到来而驻足等待。 先帝(文帝)如日月般的光辉照耀天下,恩泽所及之处,无论多么偏远都能感受到。何况我家世世代代蒙受皇室的恩宠,我得到的恩惠更是超出限度。此前我以生病为由辞官居家,侥幸逃脱了刘劭的虎口,虽然一心想要报答皇恩,却没有机会。如今大军已临近,天下太平为期不远,我心中悲喜交加、激动不已,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心情。” 世祖(刘骏)即位后,任命谢庄为侍中。当时北魏请求与南朝互通贸易,世祖诏令大臣们广泛商议。谢庄上奏议说:“臣认为,北魏蛮夷背弃道义,只看重利益,他们请求开设关市贸易,或许是为了窥探我国虚实。如果顺从他们,会显得我国软弱,并非明智的怀柔远方之策;如果拒绝他们并观察其动向,反而足以彰显我国的强盛。况且汉文帝与匈奴和亲,也没能阻止彭阳一带的侵扰;汉武帝与匈奴订立盟约,却没有放弃马邑的伏击之谋。所以国家实力充足时就开拓疆域,实力不足时就闭关自守。何必让我们这些礼仪之邦,与那些游牧射箭的蛮族互通贸易,树立毫无益处的规矩,招来伤风败俗的风气呢?对于贸易这类容易引发争议的事,应当坚决杜绝;对于和约这种可能暗藏诡诈的提议,更应坚决拒绝。臣见识浅陋、多有不明,哪里懂得国家礼仪,承蒙陛下垂恩询问,斗胆把想法和盘托出。” 当时骠骑将军竟陵王刘诞即将前往荆州任职,朝廷征召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入朝辅政,刘义宣坚决推辞不肯入朝,而刘诞已经定下日期准备登船赴任。谢庄认为:“丞相既然没有入朝的意愿,骠骑将军又很快就要出发,这样看起来像是在逼迫丞相,对事情处理不利。” 世祖于是推迟了刘诞的出发日期,刘义宣最终也没有入朝。 世祖刚即位时,想要宣扬良好的风气准则,颁布了倡导节俭的诏书,这件事记载在《孝武本纪》中。谢庄担心这项制度无法推行,又进言说:“诏书说‘皇亲国戚追逐利益、开设店铺经商的,全部禁止’。这实在符合百姓的心愿。其中如果有人违反禁令,就应当依照制度制裁纠查;如果废弃法令而施予恩惠,就会让诏令失去威严。这件事的处理,希望陛下深思,不要让明确的诏令颁布后,实际执行却与之不符。臣认为,那些身居高位、享受俸禄的大臣,尤其不应该与百姓争夺利益,不知这条能否写进诏书里?像古人‘拔葵去织’(为官者不与民争利)的美德,实在应该大力弘扬。” 孝建元年,谢庄升任左卫将军。起初,世祖曾赏赐谢庄一把宝剑,谢庄在送别豫州刺史鲁爽时,把宝剑送给了他。后来鲁爽反叛,世祖在宴会上问起宝剑的下落,谢庄回答说:“过去送别鲁爽时把剑送给了他,我私下里把这当作陛下赐给鲁爽的‘杜邮之赐’(用秦将白起被赐死杜邮的典故,暗示早已预料到鲁爽会反叛)。” 世祖听后非常高兴,当时的人都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 当时朝廷选拔人才的途径狭窄,谢庄于是上奏章说: “臣听说,功绩能照耀千里,并非只有能照亮车辆的珍宝才有此作用;德行能安抚邻国,并非只有秘藏的玉璧才有此价值。所以《诗经》歌颂贤人憔悴操劳,《尚书・泰誓》讲述君主安抚百姓,这样才能使治国之道达到没有积弊的境界,教化达到君主无为而治的程度。陛下承受天命、开创基业,傍晚还在处理政务,清晨就调整风化,倾听百姓的言论,观察偏远地区的歌谣,这实在是天下太平、颂歌将起的征兆。 臣私下认为,国家兴衰的逐渐演变,太平与动乱的根源,没有不是因得到人才而兴盛,因失去人才而衰败的。所以《楚书》说把贤人当作珍宝,《虞典》说识别人才是困难的事。选拔人才的制度,在中世已经松弛,选拔任用的标准,在当今尚未阐明。如果想要推崇根本、振兴事务,庇护百姓、改善风俗,不改革当前的弊端,怎能达到理想的治理境界?西汉兴起于中阳,英雄贤才出自徐州、沛郡;东汉兴起于白水,杰出人才来自荆州、宛城。难道是这两个地方特别盛产智者,其他地区都聚集着愚人吗?其实不过是机遇是否得当、才能是否被任用罢了。 如今大道光明,各项事务都等待有德行的人来处理,然而天下疆域广阔,人才品类繁多,选拔人才的重任,却委托给吏部一个部门。一个人的见识容易有限,而天下的人才难以全面考察;用有限的见识,去考察难以穷尽的人才,想要做到国家没有遗漏的任命,民间没有被埋没的人才,这可能吗?过去公叔痤推荐公孙鞅与自己同朝为官,管仲从盗贼中选拔人才,赵文子不亲近士人却疏远自己的子嗣,祁奚不谄媚仇人也不偏袒儿子。‘拔茅连茹’(推荐贤才连带同类)的典故,是前代经典中的范例;‘举尔所知’(推荐你所了解的人才)的教诲,是以往典籍中明确的训示。 况且自古以来,推荐人才的制度都伴随着明确的赏罚:成子推荐三位贤士,自己得以成为魏国的辅相;应侯推荐两人不称职,自己就被免去了秦国的相位;臼季推荐冀缺,冀缺后来得到封地;张勃推荐陈汤,却因陈汤有罪而被剥夺爵位。这些都是前代的良好准则,也是后代帝王应当借鉴的教训。 依照臣的愚见,应当命令所有大臣,各自推荐所了解的人才,把名单交给尚书省,按照才能分级任用。如果所任用的人称职,推荐者就得到奖赏;如果所任用的人不称职,推荐者就应当连坐受罚:情节严重的罢免官职,情节轻微的降职使用,被推荐的人也要被限制录用,限制的年限根据过失的轻重来规定。如果被推荐的人犯了死罪,推荐者也要按刑律治罪。 此外,要使政治清明、诉讼公正,没有比亲近百姓更重要的了;亲近百姓的关键,其实在于地方长官。所以黄霸治理颍川多年,杜畿驻守河东数载,有的被就地提升俸禄官阶,有的被召入朝廷受到宠爱。如今地方长官的职位,除非因公私事务必须更换的,否则应当遵守任职六年的制度:这样既能通过考核明确官员的贤能与懈怠,又能让百姓不受频繁更换长官的惊扰。如此一来,下级官员就不会有轻浮谬误的过失,上级也不会有埋没人才的遗憾,考核政绩的风气就能兴盛,歌颂官吏的歌谣就能流传。 臣生逢太平时代,亲身经历陛下的宏图伟业,得以在陛下身边侍奉,在一旁陈述愚见,斗胆说出这些浅陋的言论,担心会触犯常规。” 朝廷下诏称谢庄的奏表内容值得重视,可交付外廷详细商议,但最终此事并未施行。这一年,谢庄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他向来体弱多病,不愿担任掌管选拔官吏的吏部尚书一职,于是写信给大司马江夏王刘义恭,陈述自己的情况说: “下官只是个普通人,没有豁达不凡的见识,也没有超脱世俗的志向,实在是因为身体瘦弱多病,常担心突然离世,所以从小就无意于世间的功名利禄,又怎会有心追求高位呢?近年来恰逢世事变迁,意外地得到了超出本分的职位,既足以招致圣明时代的非议,也让我愧对朋友。此前因陛下刚刚开创大业,我没来得及请求退职;等到天下安定后,才打算陈述微小的请求。可我的心愿还没来得及表达,就又承蒙现在的任命。刚接受恩命时,我已详尽地坦露了自己的心思,不仅是自己知道过错,更担心玷污了朝廷的秩序。 我生来多病,天下人都知道。两胁的积癖之症,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月至少发作两三次,每次发作时,疼痛都直逼心脏,气息微弱得像游丝一样。这种病痛折磨了我好几年,已经成了顽疾,我呼吸急促、精神萎靡,常常像行尸走肉一般。我常年被重病缠身却从不提及,难道是病情痊愈了吗?只是因为蒙受陛下深厚的恩宠,想要报答这份特殊的恩典,才勉强支撑着病体,担任这个愧不敢当的职位。 我的眼疾从五个月前开始,就不能再在夜晚久坐,总是要关上门窗躲避风和阳光,白天黑夜都精神昏沉。因为这个缘故,我再也不能去朝见诸王,也不能去探望问候亲友,只有奉诏觐见时,才不得不前往。这段时间不能见宾客,已经有几十天了。我就这样痛苦地维持着生命,却要负责选拔天下人才,应对各种繁杂的申诉,这实在是因为陛下慈爱不断,可我承受起来确实痛苦至极。如果我有胜任职务的才能,身体又强健,承蒙这样特殊的恩宠,能有机会为朝廷效力,又怎么会苟且偷安、推辞职务呢! 我家境一向贫寒,连住宅都没有,孩子们免不了要吃粗劣的食物,可我却能安之若素。这难道是能舍弃微薄俸禄的人吗?只是因为对仕途确实没有奢望,所以再没有其他愿望罢了。如今我所希望的,只是能稍有清闲。下官的性命,对于天下而言极其轻微,可对于我自己来说不能不重视。我多次上书请求退职,都没能得到陛下的怜悯宽恕,实在是因为我的诚意不够、言辞笨拙,不足以打动陛下。 我家世代寿命不长:已故的高祖活了四十岁,曾祖活了三十二岁,已故的祖父活了四十七岁,下官明年就三十五岁了,再加上这样的病痛,还能有多少时间见到圣明的时代呢?其中的煎熬忧虑如此深重,实在值得怜悯。此前我曾请求到三吴地区任职,陛下的敕旨说‘不必再议论外任的事’。这莫非是陛下过度的恩宠,可也算是下官的命运,不该享受清闲安逸。如今我不敢再提这件事,只能寄望于来生了。只要能保住余年,不再处理繁杂的事务,能稍微安心养病,这就是我毕生的愿望了。 在官署中,我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知晓,也不必借助职位来做什么,更担心自己不能为朝廷补益丝毫。我见识浅薄、才能平庸,又如此体弱多病,辜负了陛下提拔任用的恩情,内心实在感到悲哀愧疚。明年我一定会再次提出之前的请求,以死来坚持自己的意愿。只是我这样平庸浅陋的诉求,恐怕难以传达给陛下。您对我恩深义重,大致能明白我的诚意,希望能在您有空时侍奉您,向您陈述,恳请您给予帮助,那么我这恳切的真心,或许能得到您的怜悯和应允。如果不能得到您的保佑,下官又能寄望于谁呢?仰仗您的怜悯体察,希望您不要吝惜帮助。” 孝建三年,谢庄因多次称病请假被免去官职。大明元年,他被重新起用为都官尚书,上奏请求改革修订刑狱制度,说: “臣听说谨慎使用刑罚,是《周礼》中记载的典章制度;怜悯百姓、公正断案,是《尚书・吕刑》彰显的光辉思想。对罪行有疑问时从轻判处,是前代帝王的规范准则;‘宁可错放有罪之人,不可冤枉无辜’,也是历代圣贤的永恒训诫。正因如此,才能实现天下太平,达到君主无为而治的境界。到了汉文帝时期,他怜悯无辜者被处罚,废除了连坐的法令;汉宣帝厌恶执法严酷的官吏,确立了审讯的制度,那时法令刑罚都得到了很好的施行。陛下即位后,亲自审理诉讼案件,百姓都相互庆贺,认为从此没有冤屈之人了。但如今监狱仍未空虚,歌颂之声依然缺失。臣私下认为,‘五听’(通过观察言行断案)的仁爱之心,未能在治理百姓中彰显;‘三宥’(对三种情况宽恕)的恩泽,也没有融入民间歌谣。近年来战乱遗留的弊端仍在,劫掠事件频繁发生,监察官员上报的捕获人数,大多与实际不符。有的人为了逃避罪责,不顾国家祸患,在严刑拷打之下,很少有不出现诬陷滥判的情况。受刑者自身遭受杀戮之祸,家人也承受妻儿被株连的痛苦,邻里乡亲,无不受到牵连。这就导致一个人被错误处罚,牵连获罪的多达数十人。过去齐国女子含冤告天,临淄的台榭崩塌;东海孝妇被冤杀,当地大旱三年,这些都是神灵降下的符兆变异,最初都体现在天象上。臣最近参与审讯,见到八名重刑犯,起初看他们的案情,似乎死有余辜,仔细核查事理后,才发现他们其实都无罪。恐怕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实在令人警惕。 “过去地方长官审理完囚犯后,郡里就派督邮去核实,随后立即执行刑罚。督邮只是地位低下的官吏,能力并不比地方长官强,徒有核实的名义,却没有深入调查的实际行动。臣认为这个制度应当改革。从今往后,凡是判处重刑的囚犯,县里审核完毕后,应将案情上报郡府,并把囚犯押送到郡里,委托郡守亲自审核辨别,务必查清真相、消除冤情,然后再执行死刑。如果郡守无法决断,就上报廷尉。京城之外的州郡,上报给刺史;刺史有疑问,也上报到朝廷的监狱。一定要让死者没有怨恨,生者没有遗憾。希望‘卖棺木的人叹息’的谚语,从此在世间消失;公正审案的美德,能在当今流传歌颂。臣对申不害、韩非子的刑名之学理解不深,缺乏治理的才能,轻率地陈述浅陋之见,担心违背国家法令。” 当时世祖亲自处理朝政,常担心权力转移到臣下手中,认为吏部尚书是掌管选拔官吏的关键职位,想要削弱其权力。大明二年,世祖下诏说: “帝王驾驭臣下的八种权柄,以爵位为首要;九种德行的推行,以行政制度为根本。吏部尚书作为选拔官吏的核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近世以来,这一职位的职能逐渐混乱,任职者虽掌握国家选拔大权,最终却因权力过大而招致非议。如今南北人才众多,有功之臣不断积累,人才的优劣评判,实在取决于这一职位。‘选拔官吏的歌谣’,只有圣明之人才能恰当评判;‘识别贤才的美德’,即便是帝王也难以做到。加上如今社会风气浮薄,非议成风,以一个人的见识,应对众人的指责,想要做到升降得当,怎么可能呢!吏部尚书一职可按照郎官的设置方式分设,同时详细裁减闲散的官署。” 世祖又另外下诏给太宰江夏王刘义恭说: “分设吏部尚书的诏令清晨颁布后,朝中大臣的议论,也有不同意见。我确实知道遵循旧制很容易,改革旧制会产生疑虑。但吏部尚书历来与录尚书事共同掌管选拔,确实是因为一个人的见识,无法全面通晓天下人才,加上任免官吏的权力,不宜由一人专掌的缘故。此前我已宣布了先前所定的旨意,遵从你们的奏请,裁减录尚书事的职权作为准则,永远留给后代。从此选拔官吏的关键,只由吏部尚书一人负责。如果人才的升降处置不当,而申诉的人又少,且违背法令、脱离实际,就必然会导致隔阂。前代的贤明君主,尚且觉得此事困难,何况我见识浅薄,更能看出其中的不足。另外,选拔官员时若有人称病,就会招致满路的非议。人的身体,总有健康与不适的时候,不过十天半月,就会招来怨恨责骂,何况确实有人假托生病,并非真的卧床不起呢!一旦有人因审核不通过而无法任职,就会陷入贫苦困境,这样一来,朝廷与百姓双方都会产生问题,互不体谅,核实之后,都有值得同情之处。如果设置两名吏部尚书,就不会有这样的弊端。 “此外,吏部是关键部门,历代都很重视,人只要担任过这个职位,就会成为显贵,自身的想法和外界的议论,都难以自我约束,所以范晔、鲁爽等人,最终举兵反叛导致灭门之祸。由此说来,实在是因为荣耀过厚、权势驱使,才导致如此繁多的问题。若要商议吏部尚书的人选,只有少数几人合适,这些人本应积累资历,逐步提拔,但世事无常,常常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有的人遭遇艰难、身患疾病,事情就会发生变化。选拔官吏的职位,绝不能空缺,官员一来一往,时间就过去了,即使没有被罢黜责罚,一旦显贵也难以降职;既妨碍了人才的长期任用,又没有合适的地方安置,盛衰交替之间,就成了世家大臣相处的难题。君臣之间产生疑虑,因此更觉得这个职位应当降低其地位。监令、尚书令等重要职位,足以满足当时的声望需求,没有人就空缺,与其他官职不同。如今只是直接掌管吏部,比以前的资历有所降低。人们喜欢猜疑,会横生别的解读,原本的旨意意图,最终无法对外宣扬。只有按照郎官的设置方式分设,人们的看法自然会改变。选拔的权力既然比以前减轻,民情也会随之变化,有能胜任的人,可给予广阔的晋升空间。同时按照常规,适时逐步提拔,吏部尚书不再是重要官职,不需要兼任其他过多职务,担任这个职位也不会招致非议。 “自从将荆州、扬州分开治理时,我就有这个想法,只是担心改革太多,容易引起惊骇疑惑。多年来,一直想在年底处理此事,恰逢何偃去世,需要有亲近的人处理,所以最近趁机施行。原本的诏文未能详尽说明,所以再用笔墨详细陈述。” 于是朝廷设置两名吏部尚书,裁减五兵尚书一职,谢庄与度支尚书顾觊之一同担任吏部尚书。后来谢庄升任右卫将军,加授给事中。当时河南地区献上会跳舞的马,世祖诏令大臣们为舞马写赋,谢庄所献的赋文写道: “天子驾驭日月星三光,统辖天下万邦,汲取《河图》《洛书》中留存的法则。因此恩德彰显于上,恩惠如甘露遍洒天下,祥瑞的吉兆纷纷出现,百姓的拥戴之情必定萦绕。日月呈现吉祥之兆,天地间洋溢着祥瑞之气,舞马承天命而降生,在原野上展现身影,在深渊中显露身姿,辞别北方的水泽向南而来,离开轮台向东而至,从玉门关献上珍宝,抵达帝王的庭院献上奇物。等到它在马厩中被驯养,驾上华丽的马车,在皇家马厩中彰显神采,在帝王的马苑中尽显不凡,奔跑时超越益野的骏马,飞驰过兰池的名驹。五方之帝的驭术为之逊色,十家的相马之术也难以理解其玄妙,东门京无法描绘其姿态,西河子舆也不能传授其神韵。它既食精饲料以养性情,又佩戴香草以显风度,雄健的神态蕴含于华丽的纹饰间,奔腾的身姿蓄势于帷幕灯火下,如鹔鹴鸟般的锐光暗藏,如追风逐电般的快足收敛,毛色如丹白相间的绸缎,斑纹似红白交错的图案。看它双蹄合于规范,三脊中含良马之相,黑色的骨骼健壮,燕式的马厩空旷,阳气充盈,缰绳舒缓,奔跑时汗如赭石飞溅,口沫似丹砂流淌。当《肆夏》之乐奏响,《采齐》之乐献上,它起初徘徊如神龙俯身,最终舒展似鸾鸟顾盼,应着飞钟的调露之音起舞,随着惊箭的承云之节腾跃,展现出秦地旷野上的扬尘之态,呈现出吴门之下的曳练之姿,穷尽虞舜宫廷中的舞步,展现出荒野之地的环舞之妙。至于它脚踏实地的姿态尚未收敛,超越远方的气势正欲施展,越过岱野与碣石,跨过沧海与姑余山,清晨送日于西坂,傍晚乘风向北都,瞬间可至琼宫,片刻能望银台。 “若逢日月重光,德星昭明,国家如泰山般稳固等待帝王临幸,史书记录坛场等待帝王亲临。鄗上的祥瑞彰显,江间的吉兆显现,盛世之运已至,昌明之历已辨,感应五繇的符兆,借鉴诸侯的礼仪。圣主将到东岳举行封禅大典,这是符合礼制的。于是顺应北斗星象,遵循日月运行轨迹,在清晨告诫时日,在上年确定车驾。车马整齐有序,乘着和风在庆云间前行,队伍庄重和谐,引领八方神灵并诏告九仙。下至齐地郊野覆盖配林,聚集于嬴里并降临祭祀之田,蒲草装饰的车驾停于山巅,玉璧陈列于山峦,金检在此开启,玉牒在此镌刻,盛典的意义得以彰显,封禅的礼仪得以完成,百姓欢悦,神灵欣喜,在层峦间聆听万岁之声,在紫坛上映照神光。因此百姓敲击车辕起舞,抚着尘埃欢歌,共同唱道:‘高车耸立于晨霞之中,神灵降临于云汉之间。山岳永寿而青松繁茂,神灵赐福于皇家天下。’然后才明白圣朝的功绩,庆贺荣耀的伟业,与天地同辉,和日月争明,丰功伟绩超越伏羲、神农,崇高名声胜过大禹、商汤。大业得以告成,王道得以彰显,多么巍峨,多么浩荡,百姓都无法用言语来称颂。” 世祖又让谢庄创作《舞马歌》,令乐府机构演唱。大明五年,谢庄再次担任侍中,兼任前军将军。当时世祖外出巡游,夜晚返回,下令打开城门。谢庄留守京城,认为单凭符信可能有假,坚持不奉诏,必须见到亲笔诏书才开门。后来世祖在酒宴上从容地问他:“你想效仿郅君章(东汉郅恽,曾拒绝为光武帝开门)吗?” 谢庄回答说:“臣听说巡游狩猎有规定,郊祀祭祀有节制,沉迷游乐田猎,前代的告诫已有明确记载。陛下如今冒着风尘露水,清晨外出、夜晚返回,恐怕会有不法之徒,趁机伪造诏令行骗。臣因此必须等待陛下的亲笔诏书,才敢打开城门。” 后来谢庄改兼游击将军,又兼任本州大中正、晋安王刘子勋的征虏长史、广陵太守,加授冠军将军。之后改任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宰长史,将军头衔依旧。大明六年,谢庄再次担任吏部尚书,兼任国子博士,因选拔公车令张奇不当而被免官,这件事记载在《颜师伯传》中。 当时北中郎将新安王刘子鸾深受世祖宠爱,世祖想让他招纳有才能声望的人,于是让刘子鸾任命谢庄为长史。不久新安王府晋升为抚军将军府,谢庄仍被任命为长史、临淮太守。尚未就职,又被任命为吴郡太守。谢庄体弱多病,不愿离开京城,于是再次担任原来的官职。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后,任命谢庄为金紫光禄大夫。起初,世祖的宠姬殷贵妃去世,谢庄为她写的诔文中有 “赞轨尧门” 一句,引用了汉昭帝母亲赵婕妤居住的 “尧母门” 的典故。前废帝当时还是太子,对此心怀不满。到这时,前废帝派人诘问谢庄:“你过去写殷贵妃的诔文,难道不知道有东宫太子吗?” 打算杀了他。有人劝前废帝说:“死亡是人人都会经历的,不过是一时的痛苦,不足以让他深感困辱。谢庄从小在富贵中长大,如今暂且把他关押在尚方官署,让他尝尝天下的苦楚,然后再杀他也不晚。” 前废帝同意了这个建议,把谢庄关押在左尚方。太宗(刘彧)平定叛乱后,谢庄才得以出狱。太宗即位后,任命谢庄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加授金章紫绶,兼任寻阳王师。不久,谢庄转任中书令,散骑常侍、寻阳王师的职位依旧。随后又加授金紫光禄大夫,赐给二十名亲信侍从,原有官职都保持不变。泰始二年,谢庄去世,时年四十六岁,朝廷追赠他为右光禄大夫,散骑常侍职位依旧,谥号为 “宪子”。他所著的文章有四百多篇,流传于世。长子谢飏,曾任晋平太守。女儿后来成为顺帝的皇后,谢庄因此被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 王景文,是琅邪临沂人,他的名字与明帝(刘彧)的名讳相(“彧”)。祖父王穆,曾任临海太守。伯父王智,年轻时就简约高贵,有很高的名声,高祖(刘裕)非常看重他,常说:“见到王智,就会让人想起王导(字仲祖)。” 高祖与刘穆之谋划讨伐刘毅时,王智也在场。后来,刘穆之对高祖说:“讨伐他国是重大的事,您为什么让王智知道呢?” 高祖笑着说:“这个人清高简约,怎么会参与这类谋划呢。” 王智就是这样被高祖了解和信任的。他曾任太尉谘议参军,跟随高祖征讨长安,后来被留下担任桂阳公刘义真的安西将军司马、天水太守。返回后任宋国五兵尚书、晋陵太守,加授中二千石俸禄,封为建陵县五等子,死后追赠太常。王景文的父亲王僧朗,也因谨慎诚实被赏识。元嘉年间,任侍中,在朝中值班勤奋,从未懈怠。太祖(刘义隆)赞赏他,任命他为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年,王僧朗任尚书左仆射。太宗初年,因他是皇后的父亲,被任命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又晋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他坚决推辞,于是加授侍中、特进。不久后去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 “元公”。 王景文过继给伯父王智为子,幼年时就受到堂叔王球的赏识。他容貌风度俊美,喜欢谈论玄理,年轻时与陈郡的谢庄齐名。太祖(刘义隆)对他非常钦佩看重,所以为太宗(刘彧)娶了王景文的妹妹,并且让王景文的名字(“彧”)与太宗相同。高祖(刘裕)的第五女新安公主起初嫁给太原人王景深,后来两人离异,朝廷打算将她改嫁给王景文,王景文以生病为由坚决推辞,这桩婚事最终没有成。王景文从太子太傅主簿起家,转任太子舍人,继承了建陵县子的爵位。他后来出京担任江夏王刘义恭、始兴王刘浚的征北后军二府主簿,又任武陵王文学、世祖(刘骏)的抚军记室参军、南广平太守,转任谘议参军,随后又转入安北、镇军将军府任职,出京担任宣城太守。 元凶刘劭弑父篡位后,任命王景文为黄门侍郎,他还没来得及赴任,世祖就起兵讨伐刘劭。王景文派遣密使向世祖表示归顺,但因为父亲王僧朗还在京城(被刘劭控制),他无法亲身前往投奔。等到叛乱平定后,王景文因未能及时归附而颇受世祖猜忌指责,不过世祖还是念及旧情,任命他为南平王刘铄的司空长史,王景文没有接受。之后他出京任东阳太守,入朝任御史中丞、秘书监,兼任越骑校尉,又推辞不就,改任司徒左长史。世祖认为散骑常侍历来与侍中共同掌管规谏君主、献纳良策的职责,想要提高这一职位的选拔标准,便以王景文和会稽人孔觊都是南北各地有声望的人物为由,让两人一同担任散骑常侍。不久,王景文又恢复了司徒左长史的职位。后来他因姐姐去世后墓茔被打开却未前去处理,被免去官职。大明二年,王景文复任秘书监、太子右卫率、侍中。大明五年,他出京担任安陆王刘子绥的冠军长史、辅国将军、江夏内史,代理郢州事务。之后又被征召为侍中,兼任射声校尉、右卫将军,加授给事中、太子中庶子,仍保留右卫将军职位。后来他因与奉朝请毛法因玩樗蒲(一种赌博游戏)赢了一百二十万钱,被削去官爵,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不久后又恢复侍中职位,兼任太子中庶子,尚未就职,前废帝(刘子业)即位,调任他为秘书监,仍兼任侍中。王景文以父亲年老为由请求解除职务,出京任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宰长史、辅国将军、南平太守。永光初年,他担任吏部尚书。景和元年,升任右仆射。 太宗即位后,加授王景文兼任左卫将军。当时朝廷六军戒备森严,王景文带领三十名卫士进入皇宫六门。将领们都说:“平定这样的小贼,比捡东西还容易。” 王景文却说:“敌人本来就没有大小之分,即使是蜂蝎之类的小虫也有毒性,怎么能轻视呢?各路军队应当临事谨慎,周密谋划才能成功,先让自己处于不可被战胜的地位,这才是制胜的方法啊。” 不久后,王景文升任丹阳尹,仍保留右仆射职位;恰逢父亲去世,他守丧期满后被起用为冠军将军、尚书左仆射、丹阳尹,他坚决推辞尚书左仆射一职,朝廷改授他为散骑常侍、中书令、中军将军,仍兼任丹阳尹,他又推辞不接受。之后王景文出京担任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及郢州西阳郡、豫州新蔡郡和晋熙郡三郡诸军事、安南将军、江州刺史。他辞让了散骑常侍的职位,直到守丧期满才接受任命。 太宗铲除暴君(前废帝)、平定四方叛乱后,想要招揽朝廷中有声望的人辅佐大业,于是下诏说:“优良的谋划能宣扬国威,应依照典制给予重赏;卓越的功绩能彰显朝廷,应记录下来酬谢王府功臣。安南将军、江州刺史王景文,风度文雅醇厚,思想清明通达,兼具声望与实才,忠诚正直。新朝刚建立时,他秘密辅佐谋划;叛贼扰乱法纪时,他参与朝廷战略。应当封他为诸侯,让爵位永远传承。我平定叛乱、稳定朝政,实在依靠众多贤士,分封爵位、酬谢功勋,王景文确实当之无愧。尚书右仆射、领卫尉蔡兴宗,见识详明端正,思维通达敏捷;吏部尚书、领太子左卫率褚渊,才德娴雅优秀,风度业绩高远。他们都参与军政谋划,在国难时立下功绩,分封土地、开设食邑,符合奖赏功勋的典制。王景文可封为江安县侯,食邑八百户;蔡兴宗可封为始昌县伯,褚渊可封为南城县伯,食邑各五百户。” 王景文坚决推辞,太宗不许,他最终只接受了五百户的食邑。之后王景文晋升封号为镇南将军,不久又被赐予一部鼓吹(仪仗乐队)。后来朝廷计划将江州治所迁到南昌,任命王景文兼任豫章太守,其他职位不变;最终江州治所没有迁移。不久,王景文被征召为尚书左仆射,兼任吏部尚书、扬州刺史,加授太子詹事,散骑常侍职位依旧。他不愿返回朝廷,请求担任湘州刺史,太宗没有同意。 当时有人说王景文在江州任职时不能洁身自好。王景文写信给太宗的宠臣王道龙说:“我虽然在品行修养上有所欠缺,但力求不违背本心,既然惭愧没有特殊功绩,就发誓绝不上欺圣明君主。我私下听说有人造谣中伤我,说我经商获利达数万之多,我向来没有这种能力,突然之间有了这样的反常手段,必定不合常理。只求陛下平心公正地调查,如果谣言属实,就应当将我在集市上公开处决,以正社会风气;如果是造谣污蔑,也请陛下查明造谣的缘由。我越受恩宠,职位越高,就越容易招致诽谤,想到这些就感到惊惧,实在无法预料后果。我内心的想法,不希望陛下因偏听偏信而宽容我。我向来不做偷窃之事,就像不做盗贼一样。所以秘密告知你,希望你能为我向陛下禀报。” 王景文多次推辞朝廷授予的内职,太宗亲手写诏书开导他说:“尚书左仆射一职,你已经担任过;太子詹事虽然是重要的用人职位,但其等级也只相当于中书令而已。非皇族成员担任扬州刺史,徐干木(徐羡之)、王休元(王昙首)、殷铁(殷景仁)都担任过且没有推辞。你的清白名声与才能声望,不比王休元差;辅佐中兴大业,不比徐干木逊色;与我关系亲密,也不比殷铁晚。司徒(刘义恭)因宰相不应兼任扬州刺史,是为了遵循前代旨意;京口是皇室故乡,意义重大,又靠近京城,不得不任用骠骑将军(刘休祐);陕西(指荆州一带)职位重要,历来由皇族担任。骠骑将军离开后,巴陵王(刘休若)理应接任,中游地区虽说是闲散之地,但控制三江,连接荆州、郢州,是交通要道,历来设有重镇。这样一来,扬州就缺了刺史,你如果推辞,就更不知道谁适合担任了。这个任命是经过周密考虑,与公卿大臣商议过的,不是随便决定的。” 王景文坚决推辞太子詹事和吏部尚书的兼职,于是改任中书令,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职位依旧。之后又晋升为中书监,兼任太子太傅,散骑常侍、扬州刺史依旧。王景文又坚决推辞太子太傅,太宗派新任尚书右仆射褚渊宣读圣旨,用自古以来的六个事例诘问劝勉他,他不得已才接受任命。 当时太子和各位皇子都还年幼,太宗逐渐为身后之事谋划,他担心吴喜、寿寂之等将帅不能辅佐幼主,就把他们都杀了;而王景文作为外戚,家族显贵兴盛,张永又多次统领军队,太宗怀疑他们将来难以信任,于是自己编造谣言说:“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 合起来是 “王” 字,指代王景文;“弓长” 合起来是 “张” 字,指代张永。王景文更加恐惧,于是上书请求解除扬州刺史职务,说: “臣平庸低劣,能力有限,承蒙陛下特殊恩宠,多次被破格提拔,担任不称职的职位,按理本该失败。虽然我更加恭敬谨慎,却无法避免意外的指责,日夜焦虑不安,无地自容。六月间,我收到外甥女殷恒的妻子蔡氏的书信,她想让儿子上书请求俸禄,让我签署后上报,说凡是外人上书,都要先经过我签署。当时我十分惊骇,当即就想把书信封好呈给陛下;又想到她家境贫寒,大概不会是故意诽谤,就想再广泛查访,幸好之后没有再听到类似的说法。近日突然收到兖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逊的文书,说他是我的下属,我既然不认识这个人,就询问郗颙,才知道是别人假冒的。十七日傍晚,又收到征南参军事谢俨的口信,说我派人抢夺了他的婢女。我派李武之询问谢俨缘由,他回答说‘是派人时出了差错’。究竟是差错还是事实,我虽然不清楚,但听到这件事时,只有忧虑惊骇。 “我知道的就有这三件变故,我不知道的,就更难以想象了。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员,怎么会招来这些事?实在是因为我愚笨,无法防备。自从我兼任扬州刺史,已经过去七个月了,没有德行却享受俸禄,灾祸恐怕就要降临。况且太子太傅职位清高庄重,要与太子以平等礼仪相处,以我这样平庸的人,怎么能暂时担任这个职位?承蒙恩宠又害怕获罪,不敢固执推辞,但内心焦虑万分,几乎失常。何况我出身低微,体弱多病无法效力,在朝廷中玷污官员行列,实在没有颜面立足。恳请陛下稍加怜悯,保全我的身家性命,大夫的俸禄,就足以维持我的生活了,我长久以来就有这个愿望,只是不敢请求。我自己清楚没有做过偷窃之事,就像没有做过盗贼一样。所以秘密告知陛下,希望你能了解我的诚意。” 太宗下诏答复说: “去年五月间,我生病初愈,不能劳累处理政务,让你们查看选拔官吏的文书,签署完毕后请我下诏施行。这不是秘密的事,外界不可能完全不知道。但传话的人喜欢夸大其词,这是历来的弊病。殷恒的妻子只是一个普通妇人,闺房中的传闻更是会被夸大好几倍,况且她认为你是亲戚,希望你签署,不一定是说选拔官吏的事只由你负责。殷恒妻子的话虽然是传闻中的偏见,大体上也不值得惊骇。况且举荐贤才,都要经过商议咨询,这能说是唐尧不明智,被臣下干预政事吗?那些喜欢造谣的权贵和在职官员,只是你偶然没有了解而已,大多是他们的门生故吏托名行事,权贵和在职官员本身根本不知道。这种事不仅在京城有,甚至在州郡县中,还有人伪造书信文书,字迹清晰可辨。各位舍人、右丞以及亲近的侍从,都担心有人冒用他们的名义,装载违禁物品,请求停止检查,或者强行把劣质物品卖给官府,还要求支付钱款,有的托人请求州郡的馈赠,希望免除征召和征发船车,并且假传圣旨下达到地方,地方官当即就登记执行。但你是权贵,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历来都有这种事,你为什么偏偏感到惊骇呢! “人处于尊贵重要的位置,只看自己的内心如何罢了。大明年间,巢尚之、徐爰、戴法兴、戴明宝等人,职位不过是侍从,权力却能与君主相比;颜师伯以平民身份担任仆射,在尚书省中横行霸道。如今袁粲担任仆射兼管选拔官吏,人们往往不知道有袁粲这个人。袁粲升任中书令,担任这个职位也没有疑虑。现在既然裁减了录尚书事,中书令就承担了过去录尚书事的职责,设置省事和干童,都依照录尚书事的规格。袁粲担任中书令以来,与担任仆射也没有区别。人们对袁粲的态度,也依旧平淡没有改变。以这样的方式担任尊贵重要的职位,应该有忧虑谨慎的道理吧?你现在虽然担任扬州刺史,太子太傅的职位虽然尊贵,却不参与朝政,可以安心不必畏惧,比袁粲还要好一些。希望你虚心接受荣耀,不要被职位所拖累。 “尊贵的人有危险的恐惧,卑贱的人有死于沟壑的忧虑;张汤、单超都遭遇灾祸,像树木因有用而被砍伐、大雁因能鸣而被捕捉一样,两边都有损失。有心避祸,不如无心听任命运安排。千仞高的树木,会被斧头砍伐;一寸长的小草,也会被践踏枯萎。高崖上的高大树木,与深谷中的低矮枝条,生存与死亡的关键,无论大小都是一样的。晋国的毕万多次作战都获胜,最终却在家中寿终正寝;蜀汉丞相费祎从容闲谈时,却被刺客杀死。所以甘心处于危险之中,未必会遭遇灾祸;随意处于安逸之中,也未必能保全福运。只是尊贵的人爱惜自己,所以常常忧虑自身安危;卑贱的人轻视自己,所以容易忘记自身处境。然而教化的人,常常告诫尊贵的人而不告诫卑贱的人,是说尊贵的人容易自满自负。凡是名声地位尊贵显赫的人,人们都放在心上,他们得意时,人们会改变态度奉承;失意时,人们会在路上惊叹惋惜。至于卑贱的人,得意失意都不足以打动别人,生存死亡也不足以被关注,死在沟壑、路上的人,天地之间不计其数,人们不会放在心上。 “由此推断,尊贵的人未必难以相处,卑贱的人未必容易安逸。只是人生在世,自然应该以谦卑谨慎为准则,立身行事要用心,务必考虑谨慎爱惜自己。至于吉凶的大限,正应该交给命运安排,遭遇的顺逆不同,没有不是由命运决定的。既然不是圣人,不能预知吉凶,只能依据常理,认为可行就去做罢了。得到吉祥是命运吉祥,遭遇不幸是命运不幸。用近期的事来说,景和年间,晋平王(刘子勋)从寿阳回到混乱的朝廷,人们都为他战栗,他却遇到了中兴的好运;袁顗想在襄阳躲避灾祸,当时人们都羡慕他,说他像驾着凤凰飞上云霄,最终却和刘子勋一起灭亡。骆宰见到幼主(前废帝),对人说:‘越王勾践长颈鸟嘴,可与他共患难,不可与他共安乐。范蠡离开他保全了自身,文种留下却遭遇灾祸。现在君主的相貌,很有越王的样子,我在尚书省任职很久了,不离开必定危险。’于是请求调任南方的小县。那些留在京城的都令史,都遇到了中兴的喜庆,人人都得到了爵位;骆宰却因依附刘子勋而获罪,被关押入狱,险些丧命。你耳闻目睹的这些事,说明安危在于命运,怎么能预先谋划呢!” 当时太宗已经生病,而他的弟弟们都已经被杀死,只有桂阳王刘休范才能平庸,没有被怀疑,被派出去担任江州刺史。太宗担心自己一旦去世,皇后临朝听政,王景文自然会成为宰相,他家族强盛,凭借国舅的重要身份,晚年未必会成为纯粹的臣子。泰豫元年春天,太宗病情加重,于是派人送毒药赐王景文死,亲手写诏书说:“我与你交往多年,想要保全你的家族,所以才有这样的安排。” 王景文死时六十岁。朝廷追赠他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中书监、扬州刺史职位依旧,谥号为 “懿侯”。 王景文的长子王绚,字长素。七岁时,读《论语》到 “周监于二代”(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的制度),外祖父何尚之开玩笑说:“耶耶乎文哉。”(模仿《论语》的语气调侃)王绚当即回答说:“草蓊风必偃。”(出自《论语》,意思是风吹过茂密的草丛,草必定会倒伏)他年轻时因聪明机敏被人赏识。长大后,专心好学,官至秘书丞。二十四岁时,比王景文先去世,谥号为 “恭世子”。王绚的儿子王婼继承封号,南齐接受禅让建立后,封国被废除。 王景文哥哥的儿子王蕴,字彦深。他的父亲王楷,担任太中大夫,才能平庸低劣,所以王蕴不被族中同辈礼遇,常常心怀羞耻愤慨。家境贫寒,担任广德县令时,恰逢太宗刚即位,四方叛乱,王蕴于是激昂振作成为将领,被授予代理宁朔将军,任建安王刘休仁的司徒参军,仍兼任广德县令。王景文很不高兴,对他说:“阿益,你一定会败坏我的家族。”“阿益” 是王蕴的小名。叛乱平定后,王蕴被封为吉阳县男,食邑三百户。他历任中书侍郎、黄门侍郎、晋陵太守、义兴太守,在所任官职上都贪婪放纵。在义兴太守任上本应被逮捕治罪,因太后(王景文妹妹)的缘故,只被免去官职。 前废帝元徽初年,王蕴复任黄门侍郎、东阳太守。还没到郡任职,恰逢桂阳王刘休范逼近京城,王蕴领兵在朱雀门作战,战败受伤。叛乱平定后,他被任命为侍中,出京任宁朔将军、湘州刺史。王蕴轻浮急躁,品行浅薄,当时沈攸之担任荆州刺史,暗中有反叛的意图,王蕴与他结为深厚的关系。等到齐王(萧道成)辅佐朝政,王蕴、沈攸之就联合谋划叛乱,恰逢王蕴母亲去世,他返回京城,在巴陵停留了十几天,进一步与沈攸之确定了谋反计划。当时齐王世子(萧赜)在郢州代理事务,王蕴到郢州后,认为世子一定会前来慰问他,想趁机发动变乱,占据夏口,与荆州联合。世子察觉了他的意图,称病不去慰问,又部署军队自卫,王蕴的计划没能实施,于是离开郢州。等到沈攸之反叛,王蕴秘密与司徒袁粲等人勾结谋划,这件事记载在《袁粲传》中。谋反失败后,王蕴逃到斗场,被追兵抓获,在秣陵市被斩首。 王景文弟弟的儿子王孚,大明末年担任海盐县令。泰始初年,天下反叛,只有王孚不参与叛乱,官至司徒记室参军。 史臣评论说:王景文年轻时就树立了声誉,名声远扬,荣华富贵的到来,不是凭借权势获得的。如果在泰始年间,他不是外戚,与袁粲等大臣并肩同行,或许可以避免倾覆的灾祸。庾元规(庾亮)推辞中书令的职位,意义大概就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