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臧焘、徐广、傅隆</p><p>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学，善《三礼》，贫约自立， 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兗二州刺史谢玄举 焘为助教。</p><p>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宗。焘议曰：“《阳秋》，之义， 母以子贵，故仲子、成风，咸称夫人。《经》云‘考仲子之宫’。若配食惠庙，则 宫无缘别筑。前汉孝文、孝昭太后，并系子为号，祭于寝园，不配于高祖、孝武之 庙。后汉和帝之母曰恭怀皇所，安帝祖母曰敬隐皇后，顺帝之母曰恭愍皇后，虽不 系子为号，亦祭于陵寝。不配章、安二帝。此则二汉虽有太后、皇后之异，至于并 不配食，义同《阳秋》。唯光武追废吕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庙。又卫后既废，霍光 追尊李夫人为皇后，配孝武庙，此非母以子贵之例，直以高、武二庙无配故耳。夫 汉立寝于陵，自是晋制所异。谓宜远准《阳秋》考宫之义，近摹二汉不配之典。尊 号既正，则罔极之情申，别建寝庙，则严祢之义显，系子为称，兼明母贵之所由， 一举而允三义，固哲王之高致也。”议者从之。</p><p>顷之，去官。以母老家贫，与弟熹俱弃人事，躬耕自业，约己养亲者十余载。 父母丧亡，居丧六年，以毁瘠著称。服阕，除临沂令。义旗建，为太学博士，参右 将军何无忌军事，随府转镇南参军。</p><p>高祖镇京口，与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 由戎车屡警，礼乐中息，浮夫恣志，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坟籍，敦厉风尚。此境 人士，子侄如林，明发搜访，想闻令轨。然荆玉含宝，要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 扇发，独习寡悟，义著周典。今经师不远，而赴业无闻，非唯志学者鲜，或是劝诱 未至邪。想复弘之。”参高祖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袭封高陵亭 侯。</p><p>时太庙鸱尾灾，焘谓著作郎徐广曰：“昔孔子在齐，闻鲁庙灾，曰必桓、僖也。 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而犹列庙飨，此其征乎？”乃上议曰：“臣闻国 之大事，在祀与戎，将营宫室，宗庙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肃恭之诚心，尽崇严 乎祖考，然后能流淳化于四海，通幽感于神明。固宜详废兴于古典，循情礼以求中 者也。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皆月祭之， 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有祷然后祭之。此宗庙之次， 亲疏之序也。郑玄以为祧者文王、武王之庙，王肃以为五世六世之祖。寻去祧之言， 则祧非文、武之庙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为坛乎？明远庙为祧者，无服之 祖也。又远庙则有享尝之礼，去祧则有坛墠之殊，明世远者，其义弥疏也。若祧是 文、武之庙，宜同月祭于太祖，虽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义每有 差降也。又礼有以多贵者，故传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杀 以两，礼也。此则尊卑等级之典，上下殊异之文。而云天子诸侯俱祭五庙，何哉？ 又王祭嫡殇，下及来孙，而上祀之礼，不过高祖。推隆恩于下流，替诚敬于尊属， 亦非圣人制礼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庙，从王氏议，以礼父为士，子为天子诸侯，祭 以天子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备六世之数，宣皇虽为太祖，尚在子 孙之位，至于殷祭之日，未申东向之礼，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 上既迁，太祖始得居正，议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于卑坐，臣以为非礼典之旨。 所与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为须满七庙，乃得居太祖也。 议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为不然。传所谓毁庙之主，陈乎太祖， 谓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迁庙者，以其继君之体，持其统 而不绝也。”岂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非继统之主，无灵命之瑞，非王业之基， 昔以世近而及，今则情礼已远，而当长飨殷祫，永虚太祖之位，求之礼籍，未见其 可。昔永和之初，大议斯礼，于时虞喜、范宣并以渊儒硕学，咸谓四府君神主，无 缘永存于百世。或欲瘗之两阶，或欲藏之石室，或欲为之改筑，虽所秉小异，而大 归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庙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则大晋殷祭，长无太祖之位矣。 夫理贵有中，不必过厚；礼与世迁，岂可顺而不断！故臣子之情虽笃，而灵厉之谥 弥彰；追远之怀虽切，而迁毁之礼为用。岂不有心于加厚，顾礼制不可逾尔。石室 则藏于庙北，改筑则未知所处，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则有瘗埋之礼。四主若飨祀宜 废，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瘗埋。然经典难详，群言纷错，非臣 卑浅所能折中。”时学者多从焘议，竟未施行。</p><p>迁通直郎，高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高祖北伐关、洛，大司马 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马从事中郎，总留府事。义熙十四年，除侍中。元熙元年，以 脚疾去职。高祖受命，征拜太常，虽外戚贵显，而弥自冲约，茅屋蔬餐，不改其旧。 所得奉禄，与亲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其年卒，时 年七十。少帝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p><p>长子邃，护军司马，宜都太守。少子绰，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长子谌之， 尚书都官郎，乌程令。谌之弟凝之，学涉有当世才具，与司空徐湛之为异常之交。 年少时与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为太祖所引见，时上与何尚之论铸钱事，凝之便 干其语，上因回与论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谓僧祐曰：“明主难再遇， 便应正尽所怀。”上与往复十余反，凝之词韵铨序，兼有理证，上甚赏焉。历随王 诞后军记室录事，欲以为青州，其事不果。迁尚书右丞，以徐湛之党，为元凶所杀。 子夤，尚书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为攸之尽节，事在《攸之传》。凝之弟潭之， 亦有美誉。太宗世，历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后废帝元徽中，为左民尚书，卒官。 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积弩将军。元嘉二十七年，领军于盱眙，为索虏所破，见杀， 追赠通直郎。绰子焕，顺帝升明中，为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焕弃郡赴之；攸 之败，伏诛。</p><p>傅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历显官，征虏将军、南谯太守，太常 卿。子邵，员外散骑侍郎，妻焘女也，生僧祐，有吏才，再为山阴令，甚有能名， 末世令长莫及。亦以徐湛之党，为元凶所杀。</p><p>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卫率。家世好 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谢玄为州，辟广从事西曹。又谯王司马恬镇 北参军。晋孝武帝以广博学，除为秘书郎，校书秘阁，增置职僚。转员外散骑侍郎， 领校书如故。隆安中，尚书令王珣举为祠部郎。</p><p>李太后薨，广议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弥申。 《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正，故成风显夫人之号，文公服三年 之丧。子于父之所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固宜遂服无屈。而缘情立制，若 嫌明文不存，则疑斯从重。谓应同于为祖母后，齐衰三年。”服从其议。</p><p>时会稽王世子元显录尚书，欲使百僚致敬，台内使广立议，由是内外并执下官 礼，广常为愧恨焉。元显引为中军参军，迁领军长史。桓玄辅政，以为大将军文学 祭酒。</p><p>义熙初，高祖使撰车服仪注，乃除镇军咨议参军，领记室。封乐成县五等侯。 转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郎。二年，尚书奏曰：“臣闻左史述言，右官书事，《乘》、 《志》显于晋、郑，《阳秋》著乎鲁史。自皇代有造，中兴晋祀，道风帝典，焕乎 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臣等参详，宜敕著作郎徐广 撰成国史。”诏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风缅代，永贻将来者也。便 敕撰集。”</p><p>六年，迁散骑常侍，又领徐州大中正，转正员常侍。时有风雹为灾，广献书高 祖曰：“风雹变未必为灾，古之圣贤辄惧而修己，所以兴政化而隆德教也。尝忝服 事，宿眷未忘，思竭尘露，率诚于习。明公初建义旗，匡复宗社，神武应运，信宿 平夷。且恭俭谦约，虚心匪懈，来苏之化，功用若神。顷事故既多，刑德并用，战 功殷积，报叙难尽，万机繁凑，固应难速，且小细烦密，群下多惧。又谷帛丰贱， 而民情不劝；禁司互设，而劫盗多有，诚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义熙 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愿逸，万物之大趣，习旧骇新，凡识所不免。要当俯 顺群情，抑扬随俗，则朝野欢泰，具瞻允康矣。言无可采，愿矜其愚款之志。”又 转大司农，领著作郎皆如故。十二年，《晋纪》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迁秘书 监。</p><p>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广陪列悲恸，哀动左右。及高祖受禅，恭帝逊位， 广又哀感，涕泗交流。谢晦见之，谓之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收泪答曰：“身 与君不同。君佐命兴王，逢千载嘉运；身世荷晋德，实眷恋故主。”因更歔欷。</p><p>永初元年，诏曰：“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中散大夫。”广上 表曰：“臣年时衰耄，朝敬永阙，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 京口，恋旧怀远，每感暮心。息道玄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随之官，归终桑梓。 微志获申，殒没无恨。”许之，赠赐甚厚。性好读书，老犹不倦。元嘉二年，卒， 时年七十四。《答礼问》百余条，用于今世。广兄子豁，在《良吏传》。</p><p>傅隆，字伯祚，北地灵州人也。高祖咸，晋司隶校尉。曾祖晞，司徒属。父祖 早亡。隆少孤，又无近属，单贫有学行，不好交游。义熙初，年四十，始为孟昶建 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坐辞兼，免。复为会稽征虏参军。家在上虞，及东归，便 有终焉之志。历佐三军，首尾八年。除给事中。尚书仆射、丹阳尹徐羡之置建威府， 以为录事参军，寻转尚书祠部郎、丹阳丞，入为尚书左丞。以族弟亮为仆射，缌服 不得相临，徙太子率更令，庐陵王义真车骑咨议参军，出补山阴令。太祖元嘉初， 除司徒右长史，迁御史中丞。当官而行，甚得司直之体。转司徒左长史。</p><p>时会稽剡县民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称、息女叶， 依法徙赵二千里外。隆议之曰：“原夫礼律之兴，盖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 堕，非从地出也。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于载，即载之于赵，虽云三世，为体 犹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称虽创巨痛深，固无仇祖之义。若称可以杀赵，赵当何以 处载？将父子孙祖，互相残戮，惧非先王明罚，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 日磾之孙，砥锋挺锷，不与二祖同戴天日，则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以为美谈 者哉！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赵当避王期功 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者，听之’。此又大通情体，因 亲以教爱者也。赵既流移，载为人子，何得不从；载从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如 此，称、赵竟不可分。赵虽内愧终身，称当沈痛没齿，孙祖之义，自不得永绝，事 理固然也。”从之。</p><p>又出为义兴太守，在郡有能名。征拜左民尚书，坐正直受节假，对人未至，委 出，白衣领职。寻转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礼论》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 “臣以下愚，不涉师训，孤陋闾阎，面墙靡识，谬蒙询逮，愧惧流汗。原夫礼者， 三千之本，人伦之至道。故用之家国，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亲；用之婚冠，少长 以之仁爱，夫妻以之义顺；用之乡人，友朋以之三益，宾主以之敬让。所谓极乎天， 播乎地，穷高远，测深厚，莫尚于礼也。其乐之五声，《易》之八象，《诗》之 《风雅》，《书》之《典诰》，《春秋》之微婉劝惩，无不本乎礼而后立也。其源 远，其流广，其体大，其义精，非夫睿哲大贤，孰能明乎此哉。况遭暴秦焚亡，百 不存一。汉兴，始征召故老，搜集残文，其体例纰缪，首尾脱落，难可详论。幸高 堂生颇识旧义，诸儒各为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 干。故闻人、二戴，俱事后苍，俄已分异；卢植、郑玄，偕学马融，人各名象。又 后之学者，未逮曩时，而问难星繁，充斥兼两，摛文列锦，焕烂可观。然而五服之 本或差，哀敬之制舛杂，国典未一于四海，家法参驳于缙绅，诚宜考详远虑，以定 皇代之盛礼者也。伏惟陛下钦明玄圣，同规唐、虞，畴咨四岳，兴言《三礼》，而 伯夷未登，微臣窃位，所以大惧负乘，形神交恶者，无忘夙夜矣。而复猥充搏采之 数，与闻爰发之求，实无以仰酬圣旨万分之一。不敢废默，谨率管穴所见五十二事 上呈。蚩鄙茫浪，伏用竦赧。”</p><p>明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 谨于奉公，常手抄书籍。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三。</p><p>史臣曰：选贤于野，则治身业弘；求士于朝，则饰智风起。《六经》奥远，方 轨之正路；百家浅末，捷至之偏道。汉世登士，闾党为先，崇本务学，不尚浮诡， 然后可以俯拾青组，顾蔑籝金。于是人厉从师之志，家竞专门之术，艺重当时，所 居一旦成市，黉舍暂启，著录或至万人。是故仕以学成，身由义立。自魏氏膺命， 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 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险情，贤否臆断，万不值一。由是仕凭借誉，学非为己， 崇诡遇之巧速，鄙税驾之迟难，士自此委笥植《经》，各从所务，早往晏退，以取 世资。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 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 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 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臧焘、徐广、傅隆、 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颍川庾 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皆托志经书，见称于后 学。蔚之略解《礼记》，并注贺循《丧服》，行于世云。</p>
译文
臧焘、徐广、傅隆
臧焘，字德仁，东莞莒县人，是武敬皇后的哥哥。他年轻时好学，精通《三礼》，家境贫寒却能自立，品行被乡里人称赞。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卫将军谢安开始建立国学，徐、兗二州刺史谢玄举荐臧焘为助教。
孝武帝追尊庶祖母宣太后，议论的人有的认为应该让她配祭中宗。臧焘议论说：“《春秋》的义理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所以仲子、成风都被称为夫人。《经》说‘建造仲子的宫庙’。如果在惠庙配祭，就没必要另外建造宫庙了。前汉的孝文、孝昭太后，都以儿子的封号为称号，在寝园祭祀，不在高祖、孝武的庙中配祭。后汉和帝的母亲叫恭怀皇后，安帝的祖母叫敬隐皇后，顺帝的母亲叫恭愍皇后，虽然不以儿子的封号为称号，也在陵寝祭祀，不在章帝、安帝的庙中配祭。这说明两汉虽然有太后、皇后的区别，但在不配祭这一点上，义理和《春秋》相同。只有光武追废吕后，所以让薄后在高祖庙中配祭。另外，卫后被废后，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在孝武庙中配祭，这不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的例子，只是因为高祖、孝武二庙没有配祭的人而已。汉代在陵墓旁设立寝庙，这和晋代的制度不同。我认为应该远以《春秋》建造宫庙的义理为准则，近以两汉不配祭的典章为榜样。尊号确定后，就能表达无尽的孝心；另外建造寝庙，就能彰显对父亲的敬重；以儿子的封号为称，又能表明母亲尊贵的原因。这样做能同时符合三个义理，确实是贤明君主的高尚做法。” 议论的人听从了他的意见。
不久，臧焘离职。因母亲年老家里贫穷，他和弟弟臧熹都抛开世事，亲自耕种维持生计，节俭度日赡养母亲十多年。父母去世后，他守丧六年，因哀伤过度而身体瘦弱，闻名乡里。守丧期满后，任临沂令。义旗举起后，任太学博士，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随府转任镇南参军。
高祖镇守京口时，给臧焘写信说：“近来学术荒废，后辈学业颓废，民间再也听不到清风雅韵。这实在是因为战事频繁，礼乐中断，轻浮的人放纵心志，受外界影响，怎能不弘扬典籍，敦促良好风尚呢？这一地区的人士，子弟众多，我天亮就开始寻访，希望听到好的典范。但美玉蕴含珍宝，需要开掘；幽兰怀有芳香，需要传播。独自学习难以领悟，这在《周典》中已有明义。现在经师就在眼前，却没人前来求学，不仅是求学的人少，或许也是劝导不够吧。希望你能加以弘扬。” 臧焘参高祖中军军事，入朝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袭封高陵亭侯。
当时太庙的鸱尾发生火灾，臧焘对著作郎徐广说：“从前孔子在齐国，听说鲁国宗庙发生火灾，就说一定是桓公、僖公的庙。现在征西、京兆等四位府君，按理应该迁出宗庙不再祭祀，却还列在庙中享受祭祀，这大概就是火灾的征兆吧？” 于是上奏议论说：“我听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建造宫室，要以宗庙为先。古代的贤明君主，无不以诚心表达恭敬，对祖先极尽尊崇，这样才能在天下传播淳厚的教化，与神明沟通感应。所以实在应该参照古代典籍确定兴废，遵循情理礼仪寻求适中的做法。按礼，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从考庙到祖考五庙，都每月祭祀；远祖的庙叫祧，有两座祧庙，每季祭祀一次；超出祧庙的祖先就祭于坛，超出坛的就祭于墠，有祈祷时才祭祀。这是宗庙的次序，亲疏的等级。郑玄认为祧庙是文王、武王的庙，王肃认为是五世、六世的祖先。考察‘超出祧庙’的说法，祧庙就不是文王、武王的庙了。文王、武王是周朝的祖宗，怎能说‘超出祧庙就祭于坛’呢？很明显，远祖的庙叫祧，是指没有服制关系的祖先。另外，远祖的庙有每季祭祀的礼仪，超出祧庙则有坛、墠的区别，可见世代越远，礼仪就越疏简。如果祧庙是文王、武王的庙，就应该和太祖一样每月祭祀，虽说推崇后稷来配天，是因为他是功德的开端，但尊崇的礼仪不该有等级差别。另外，礼有以多为贵的说法，所以《传》称‘德厚的人影响深远，德薄的人影响浅近’。又说‘从上到下，以两倍的比例递减，这是礼’。这是尊卑等级的典章，上下差异的规定。却说天子诸侯都祭祀五庙，这是为什么呢？另外，王祭祀嫡出的殇子，下及来孙，而对上祭祀的礼仪，不超过高祖。对晚辈施与厚恩，对长辈却怠慢不敬，这也不是圣人制礼的本意。所以泰始年间建立宗庙，听从王氏的建议，按礼，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诸侯，就以天子诸侯的礼仪祭祀，尸穿士服。所以上及征西将军，以凑足六世的数目，宣皇虽然是太祖，还排在子孙的位置上，到合祭的时候，没能享受东向的礼仪，这就是所谓的儿子虽然圣明，也不能在父亲之前受祭。现在京兆以上的祖先已经迁出，太祖才得以居正位，议论的人认为昭穆还不够，想让太祖屈居下位，我认为这不符合礼典的旨意。与太祖共七庙，自然是昭穆已足，太祖在六世之外，不是必须满七庙，太祖才能居正位。议论的人又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应该永远在合祭中受祭，我也认为不对。《传》所说的‘迁出宗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中’，是指太祖以下先君的神主。所以《白虎通》说‘禘祫祭祀迁出宗庙的神主，是因为他们继承君主的体统，保持统绪不断绝’。哪有四位府君在太祖之前的道理呢？他们不是继承统绪的君主，没有神灵的祥瑞，不是王业的根基，从前因为世代相近而受祭，现在情理礼仪都已疏远，却要长期在合祭中受祭，永远空着太祖的位置，从礼典来看，没见过这样做的。从前永和初年，广泛议论这一礼仪，当时虞喜、范宣都是深通儒学的大学者，都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没有理由永远留存百世。有人想埋在两阶之间，有人想藏在石室中，有人想另外建造庙宇，虽然主张略有不同，但大方向一致。如果宣皇已经在诸庙之上，而四位府君永远在合祭中受祭，那么大晋的合祭，就永远没有太祖的位置了。道理贵在适中，不必过于厚待；礼仪随时代变迁，怎能一味因循不加决断！所以臣子的感情虽然深厚，但灵、厉的谥号却更加彰显；追念祖先的情怀虽然深切，但迁庙毁庙的礼仪仍要施行。难道是不想多加尊崇，只是礼制不能逾越罢了。石室藏在庙北，另外建造又不知放在哪里，虞主是用来依附神灵的，神灵迁移就有埋葬的礼仪。四位府君如果应该停止祭祀，也就不再有神灵依附了，参照旧例，应该和虞主一样埋葬。但经典的规定难以详究，众人的说法纷杂，不是我这样浅薄的人能折中裁定的。” 当时学者多听从臧焘的议论，但最终没有施行。
臧焘迁任通直郎，高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高祖北伐关、洛，大司马琅邪王一同前往，任命臧焘为大司马从事中郎，总管留府事务。义熙十四年，任侍中。元熙元年，因脚疾离职。高祖接受禅让后，征召他为太常，他虽然是外戚，地位显贵，却更加谦逊俭朴，住茅屋吃蔬食，不改旧习。所得俸禄，与亲戚共享。永初三年，退休，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这年去世，时年七十岁。少帝追赠他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长子臧邃，任护军司马，宜都太守。小儿子臧绰，任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臧邃的长子臧谌之，任尚书都官郎，乌程令。臧谌之的弟弟臧凝之，学识渊博有当世才具，与司空徐湛之有非同一般的交情。年轻时与北地傅僧祐都以通家子弟的身份被太祖召见，当时皇上与何尚之讨论铸钱的事，臧凝之就插话，皇上于是转头和他讨论。傅僧祐拉臧凝之的衣服让他停下，臧凝之大声对傅僧祐说：“明主难再遇，就该尽情表达想法。” 皇上与他来回讨论十多次，臧凝之言辞条理清晰，还有道理依据，皇上很欣赏他。历任随王刘诞后军记室录事，皇上想让他任青州刺史，事情没成。迁任尚书右丞，因是徐湛之的同党，被元凶杀害。儿子臧夤，任尚书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为沈攸之尽节，事情记载在《沈攸之传》中。臧凝之的弟弟臧潭之，也有好名声。太宗时期，历任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后废帝元徽年间，任左民尚书，在任上去世。臧潭之的弟弟臧澄之，任太子左积弩将军。元嘉二十七年，在盱眙领军，被索虏打败，被杀，追赠通直郎。臧绰的儿子臧焕，顺帝升明年间，任武昌太守。沈攸之攻打郢城，臧焕放弃郡城前去投奔；沈攸之失败后，臧焕被诛杀。
傅僧祐，祖父傅弘仁，是高祖的表弟。因中表关系历任显官，任征虏将军、南谯太守，太常卿。儿子傅邵，任员外散骑侍郎，娶臧焘的女儿，生傅僧祐。傅僧祐有做官的才能，两次任山阴令，很有能干的名声，末代的县令县长没人能比得上。也因是徐湛之的同党，被元凶杀害。
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父亲徐藻，任都水使者。哥哥徐邈，任太子前卫率。家中世代好学，到徐广时尤其精深，百家学说、术数，无不研究浏览。谢玄任州刺史时，征召徐广为从事西曹。又任谯王司马恬的镇北参军。晋孝武帝因徐广博学，任命他为秘书郎，在秘阁校书，增设职僚。转任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隆安年间，尚书令王珣举荐他为祠部郎。
李太后去世，徐广议论丧服说：“太皇太后名位正当，地位等同皇帝，礼仪完备，情意深厚。《春秋》的义理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既然称夫人，丧服就应依正礼，所以成风被显称为夫人，文公为她服三年丧。儿子对父亲所生的母亲，关系尊贵情义深重。而且按礼，祖父不厌恶孙子，本来就应该服满丧期不打折扣。根据情理制定制度，如果嫌没有明文规定，按疑事从重的原则，应该等同于为祖母服丧，服齐衰三年。” 丧服按他的议论施行。
当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录尚书事，想让百官向他致敬，台内让徐广制定礼仪，因此内外都对司马元显行下官礼，徐广常为此惭愧遗憾。司马元显引荐他为中军参军，迁任领军长史。桓玄辅政时，任他为大将军文学祭酒。
义熙初年，高祖让他撰写车服仪注，于是任镇军咨议参军，领记室。封乐成县五等侯。转任员外散骑常侍，领著作郎。义熙二年，尚书上奏说：“臣听说左史记载言论，右史记载事件，《乘》《志》在晋、郑显名，《春秋》在鲁史著称。自从本朝建立，中兴晋室，圣道帝典，在史策中焕发光彩。但太和以后，历经三朝，圣道遗迹，很快成为往昔。臣等商议，应该命令著作郎徐广撰写国史。” 诏命说：“先朝的至高德行广被天下，未能记载在典籍中，应该让遗风流传后世，永远留给将来。就命令徐广撰写。”
义熙六年，徐广迁任散骑常侍，又领徐州大中正，转正员常侍。当时有风暴冰雹成灾，徐广向高祖献书说：“风暴冰雹这类变异不一定是灾祸，古代的圣贤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警惕并修身，以此振兴政治教化、弘扬道德教化。我曾有幸任职，蒙受旧日的恩顾未忘，想尽微薄之力，真诚进言。明公当初举义旗，恢复国家，神武顺应天命，很快平定叛乱。而且恭俭谦约，虚心不懈，使百姓复苏的教化，功效如神。近来事情繁多，刑罚恩德并用，战功积累，封赏难以尽述，政务繁忙，本来就难以迅速处理，而且小事繁琐，下属多有畏惧。另外，谷帛价格低廉，而百姓却不努力生产；禁令机构繁多，而抢劫盗窃仍有发生，实在是因为习俗弊端难以整治，而威望教化难以彰显。回想义熙初年，情况有所不同，为什么呢？喜好安逸，是万物的大趋势；习惯旧制害怕新变，是常人难免的心理。总之应该顺应群情，随俗调整，这样朝野就会欢乐太平，众人瞻仰归顺。我的话不值得采纳，希望您体谅我的愚诚。” 又转任大司农，仍领著作郎。义熙十二年，《晋纪》完成，共四十六卷，上表献上。迁任秘书监。
起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宫，徐广陪列一旁悲痛大哭，哀伤感动左右。到高祖接受禅让，恭帝退位时，徐广又哀伤感慨，泪流满面。谢晦见了，对他说：“徐公恐怕有点过分吧？” 徐广擦去眼泪回答说：“我和您不同。您辅佐新王兴起，遇上千载难逢的好运；我世代蒙受晋朝恩德，实在眷恋旧主。” 于是更加抽噎。
永初元年，诏命说：“秘书监徐广，学识优异品行谨慎，历任官职都恭敬严肃，可任中散大夫。” 徐广上表说：“臣年老体衰，不能再朝见致敬，住在都城，只会更添懈怠。臣的坟墓在晋陵，又在京口长大，留恋旧地怀念故乡，常感暮年心境。儿子徐道玄承蒙朝廷恩宠，惭愧地在此地任职，请求让我随他赴任，回归故乡终老。微薄的心愿得以实现，死而无憾。” 皇上同意了，赏赐很丰厚。徐广生性喜欢读书，年老仍不倦怠。元嘉二年去世，时年七十四岁。著有《答礼问》一百多条，流传于今世。徐广哥哥的儿子徐豁，记载在《良吏传》中。
傅隆，字伯祚，北地灵州（今宁夏灵武）人。他的高祖傅咸是西晋司隶校尉，曾祖傅晞曾任司徒属官。父亲和祖父早逝，傅隆自幼孤贫，又没有近亲依靠，家境清寒却勤学修德，不喜交际。东晋义熙初年，年近四十的傅隆才出仕，任孟昶的建威将军府员外散骑侍郎，后因推辞兼职被免官。不久改任会稽征虏参军。他的家在上虞，自任职会稽后，便萌生了在此终老的念头。此后他连续在三军幕府中任职，前后历时八年，后被授予给事中一职。尚书仆射兼丹阳尹徐羡之开设建威将军府时，任命傅隆为录事参军，不久调任尚书祠部郎、丹阳丞，又入朝任尚书左丞。后因族弟傅亮升任尚书仆射，按礼制（缌麻亲不得互为上下级），傅隆改任太子率更令，又转任庐陵王刘义真的车骑咨议参军，外放补授山阴县令。宋文帝元嘉初年，傅隆被任命为司徒右长史，后升御史中丞。他秉公履职，颇得纠察百官之要。此后调任司徒左长史。
当时会稽剡县百姓黄初的妻子赵氏殴打儿媳王氏致死，遇大赦，王氏有父母及儿子黄称、女儿黄叶，按法律应将赵氏流放到二千里外。傅隆议论说：“礼律的兴起，本源于自然，从情理而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父子是至亲，同体同气，黄称与王载（王氏的丈夫，黄初的儿子）的关系，就像王载与赵氏的关系，虽然隔了三代，血缘仍是一体，无法分割。黄称虽然悲痛万分，也绝没有仇恨祖母的道理。如果黄称可以杀赵氏，那赵氏该如何对待王载？要是父子孙祖互相残杀，恐怕违背了先王明定刑罚、咎繇立法的本意。假使石厚的儿子、金日磾的孙子，磨利兵器，不与祖父同戴天日，那石碏、秺侯怎么能流芳百世，被传为美谈呢！旧令说‘杀了别人的父母，流放到二千里外’，显然不适用于父子孙祖之间。赵氏只需避开王家人的服丧范围，流放到千里外即可。令中还说‘凡是被流放的人，同户籍的亲近之人想跟随的，允许’，这也是顺应人情，通过亲情教化仁爱。赵氏被流放，王载作为儿子，怎能不跟随；王载跟随而黄称不去，难道是名教所允许的？这样一来，黄称与赵氏终究无法分离。赵氏虽然会终身内心愧疚，黄称也会终身痛苦，但祖孙情义，自然不能永远断绝，道理本就如此。” 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傅隆又出朝任义兴太守，在郡中颇有能干的名声。征为左民尚书，因正直接受节假，应对的人未到，擅自离开，以平民身份领职。不久转任太常。元嘉十四年，太祖把新撰的《礼论》交给傅隆让他发表意见，傅隆上表说：“臣愚昧，没受过师训，在民间孤陋寡闻，一无所知，承蒙询问，惭愧恐惧得流汗。礼是三千威仪的根本，人伦的最高准则。用于家国，君臣因此有尊卑，父子因此有亲情；用于婚冠，长幼因此有仁爱，夫妻因此有义顺；用于乡里，朋友因此有三益，宾主因此有敬让。所谓贯通天地，穷尽高远深厚，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了。乐的五声，《易》的八象，《诗》的《风雅》，《书》的《典诰》，《春秋》的委婉劝惩，无不以礼为根本。礼的渊源深远，流传广泛，体系宏大，义理精深，不是睿智的大贤，谁能明白呢？何况遭遇暴秦焚书，留存的不到百分之一。汉朝兴起，才征召老儒，搜集残文，其体例错误，首尾脱落，难以详细论述。幸好高堂生略懂旧义，众儒各自撰写章句解说，见解不统一，观点不同，有的师徒相传，形成不同分支。所以闻人、大小戴都师从后苍，很快就有了分歧；卢植、郑玄都求学于马融，各人的解说也不同。后来的学者，不如从前的人，却问难繁多，堆满车辆，文采华丽，光彩夺目。然而五服的根本有的有差错，哀敬的制度杂乱，国家的典章在四海不统一，士大夫的家法互相矛盾，实在应该详细考察长远考虑，来制定皇代的盛礼。陛下圣明，如同唐、虞，咨询四方贤才，提倡《三礼》，但伯夷那样的贤才未登用，微臣窃居职位，所以非常害怕不能胜任，日夜心神不宁。又承蒙参与搜集资料，听从提问，实在无法报答圣旨的万分之一。不敢沉默，谨将浅见五十二事呈上。见识鄙陋，惶恐不安。”
第二年，傅隆退休，拜光禄大夫。在家养老，手不释卷，博学多通，尤其精通《三礼》。他奉公谨慎，常手抄书籍。元嘉二十八年去世，时年八十三岁。
史臣曰：在民间选拔贤才，就能修身立业；在朝廷寻求士人，就会兴起虚伪的风气。《六经》深奥，是正途；百家浅陋，是偏道。汉代选拔士人，以乡里为先，崇尚根本注重学习，不尚浮华诡异，然后才能轻易获得官职，轻视金钱。于是人们勉励从师学习，家家竞相钻研专门学问，才艺在当时受重视，讲学之处一时间成了集市，学校刚开设，记录在册的学生有的达万人。所以做官靠学问成就，立身靠道义确立。自魏氏受命以来，君主喜爱雕虫小技，家家放弃章句之学，人人重视异端之术。另外选拔贤才进士，不依据乡里，选拔的权力归于台阁。以一人的耳目，考察天下的贤才，贤能与否全凭主观臆断，错误极多。因此做官靠声誉，学习不是为了自己，崇尚投机取巧的捷径，鄙视循序渐进的艰难，士人从此放下经书，各随所好，早出晚归，获取世俗的资财。学校的学者，传授经书聚集生徒的事业，从黄初到晋末，百多年间，儒教衰微。高祖接受天命，提议创建国学，可惜早逝，未能施行。到元嘉年间，才得以完成，雅风盛业，虽不及从前，却也人才济济，颇有前代的遗风。天子车驾警戒清道亲临学馆，太子穿戴礼帽礼服，北向礼敬先师，这是后辈没听说过、老人没见过的，也是一代盛事。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都信奉圣哲，不被雅俗左右，在世上立名，是理所当然的。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都潜心经书，被后学称赞。庾蔚之略通《礼记》，还注释了贺循的《丧服》，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