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天子巡狩之礼，布在方策。至秦、汉巡幸，或以厌望气之祥，或以希神仙之应，烦扰之役，多非旧典。唯后汉诸帝，颇有古礼焉。魏文帝值参分初创，方隅事多，皇舆亟动，略无宁岁。盖应时之务，又非旧章也。明帝凡三东巡，所过存问高年，恤人疾苦，或赐谷帛，有古巡幸之风焉。齐王正始元年，巡洛阳，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晋武帝泰始四年，诏刺史二千石长吏曰：“古之王者，以岁时巡狩方岳，其次则二伯述职，不然则行人巡省，掸人诵志。故虽幽遐侧微，心无壅隔。人情上通，上指远喻。至于鳏寡，罔不得所。用垂风遗烈，休声犹存。朕在位累载，如临深泉，夙兴夕惕，明发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灾眚，为之怛然。勤躬约己，欲令事事当宜。常恐众吏用情，诚心未著，万机兼猥，虑有不周；政刑失谬，而弗获备览。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惟岁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人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衔命四出，周行天下，亲见刺史二千石长吏，申喻朕心恳诚至意，访求得失损益诸宜，观省政治，问人间患苦。周典有之曰：‘其万人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犯令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每国辩异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旧章前训，今率由之。还具条奏，俾朕昭然鉴于幽远，若亲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谋令图，苦言至戒，与使者尽之，无所隐讳。方将虚心以俟。其勉哉勖之，称朕意焉。”挚虞新礼仪曰：“魏氏无巡狩故事，新礼则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设壝宫，如礼诸侯之觐者。摈及执贽，皆如朝仪，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觐礼，诸侯觐天子，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诗》称‘君子至止，言观其旂’。宜定新礼建旗如旧礼。”然终晋世，巡狩废矣。
宋武帝永初元年，诏遣大使分行四方，举善旌贤，问其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东巡。丁卯，至丹徒。己巳，告觐园陵。三月甲戌，幸丹徒离宫，升京城北顾。乙亥，飨父老旧勋于丹徒行宫，加赐衣裳各有差，蠲丹徒县其年租布之半，系囚见徒五岁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战及先大将军并贵泥关头败没余口。老疾单孤，又诸战亡家不能自存者，并随宜隐恤。二十六年二月己亥，上东巡。辛丑，幸京城。辛亥，谒二陵。丁巳，会旧京故老万余人，往还飨劳，孤疾勤劳之家，咸蒙恤赉，发赦令，蠲徭役。其时皇太子监国，有司奏仪注。
某曹关某事云云。被令，仪宜如是。请为笺如左。谨关。
右署众官如常仪。
尚书仆射、尚书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参议以为宜如是事诺。奉行。某年月日。某曹上。
右笺仪准于启事年月右方，关门下位及尚书官署。其言选事者，依旧不经它官。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辞。言某事云云。求告报如所称。详检相应。今听如所上处事诺。明详旨申勤，依承不得有亏。符到奉行。年月日。起尚书某曹。
右符仪。
某曹关太常甲乙启辞。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请台告报如所称。主者详检相应。请听如所上事诺。别符申摄奉行。谨关。
年月日。
右关事仪准于黄案年月日右方，关门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尚书众官署。其尚书名下应云奏者，今言关。余皆如黄案式。
某曹关司徒长史王甲启辞。押。某州刺史丙丁解腾某郡县令长李乙书言某事云云。请台告报如所称。尚书某甲参议，以为所论正如法令，报听如所上。请为令书如左。谨关。
右关门下位及尚书署，如上仪。
司徒长史王甲启辞。押。某州刺史丙丁解腾某郡县令长李乙书言某事云云。州府缘案允。值。请台告报。
年月日。尚书令某甲上。
建康宫无令，称仆射。
令日下司徒，令报听如某所上。某宣摄奉行如故事。文书如千里驿行。
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无令称仆射。司徒承书从事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内处报，下令书仪。
某曹关某事云云。令如是，请为令书如右。谨关。
右关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属，奉行如故事。文书如千里驿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书自内出下外仪。
令书前某官某甲。令以甲为某官，如故事。
右令书板文准于昭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尚书下云云。奏行如故事。
右以准尚书敕仪。起某曹。
右并白纸书。凡内外应关笺之事，一准此为仪。其经宫臣者，依臣礼。
拜刺史二千石诫敕文曰制诏云云。某动静屡闻。
右若拜诏书除者如旧文。其拜令书除者，“令”代“制诏”，余如常仪。辞关板文云：“某官粪土臣某甲临官。稽首再拜辞。”制曰右除粪土臣及稽首云云。
某官某甲再拜辞。以“令日”代“制曰”。某官宫臣者，称臣。
皇太子夜开诸门，墨令，银字启传令信。
太史每岁上某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升御坐，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以令著录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读讫，赐酒一卮。官有其注。傅咸曰：“立秋一日，白路光于紫庭，白旗陈于玉阶。”然则其日旗、路皆白也。
晋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读秋令。兼侍中散骑侍郎荀弈、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驳曰：“尚书三公曹奏读秋令仪注。新荒以来，旧典未备。臣等参议，光禄大夫臣华恆议，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阙不读令，在春冬不废也。夫先王所以从时读令者，盖后天而奉天时。正服，尊严之所重，今服章多阙如。比热隆赫，臣等谓可如恆议，依故事阙而不读。”诏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门下驳，依武皇夏阙读令。今正服渐备，四时读令，是祗述天和隆赫之道。谓今故宜读夏令。”奏可。
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驸马都尉奉朝请徐道娱上表曰：“谨案晋博士曹弘之议，立秋御读令，上应著缃帻，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浅学管见，窃有惟疑。伏寻《礼记·月令》，王者四时之服正见驾苍龙，载赤旗，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则黄，文极于此，无白冠则某履某耑也。且帻又非古服，出自后代。上附于冠，下不属衣。冠固不革，而帻岂容异色。愚谓应恆与冠同色，不宜随节变采。土令在近，谨以上闻。如或可采，乞付外详议。”太学博士荀万秋议：“伏寻帻非古者冠冕之服，《礼》无其文。案蔡邕《独断》云：‘帻是古卑贱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书》曰：‘其执事皆赤帻。’知并不冠之服也。汉元始用，众臣率从。故司马彪《舆服志》曰：‘尚书帻名曰纳言。迎气五郊，各如其色，从章服也。’自兹相承，迄于有晋。大宋受命，礼制因循。斯既历代成准，谓宜仍旧。”有司奏：“谨案道娱启事，以土令在近，谓帻不宜变。万秋虽云帻宜仍旧，而不明无读土令之文。今书旧事于左。《魏台杂访》曰：‘前后但见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服黄之时，独阙不读。今不解其故。’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黄于五行，中央土也。王西季各十八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则否。其令则随四时，不以五行为分也。是以服黄无令。’”其后太祖常谓土令，三公郎每读时令，皇帝临轩，百僚备位，多震悚失常仪。宋唯世祖世刘勰、太宗世谢纬为三公郎，善于其事，人主及公卿并属目称叹。勰见《宗室传》。纬，谢综弟也。
旧说后汉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产二女，上巳产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并亡，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禳，自洁濯，谓之禊祠。分流行觞，遂成曲水。史臣案《周礼》，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也。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也。《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此则其来甚久，非起郭虞之遗风、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阳气和暖，鲔鱼时至，将取以荐寝庙，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论语》，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滨，盖出此也。”邕之言然。张衡《南都赋》祓于阳滨又是也。或用秋，《汉书》八月祓于霸上。刘桢《鲁都赋》：“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流杯石沟，燕群臣。晋海西钟山后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宫人循之至今。
汉文帝始革三年丧制。临终诏曰：“天下吏民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其当给丧事者，无跣。绖带无过三寸。当临者，皆旦夕各十五举音。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而释服。”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其间凡七日。自是之后，天下遵令，无复三年之礼。案《尸子》，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然则圣人之于急病，必为权制也。但汉文治致升平，四海宁晏，废礼开薄，非也。宣帝地节四年，诏曰：“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而吏徭事不得葬，伤孝子心。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至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事父母孝谨，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视事。自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典章。然而原涉行父丧三年，显名天下。河间惠王行母丧三年，诏书褒称，以为宗室仪表。薛修服母丧三年，而兄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同，宣卒以此获讥于世。是则丧礼见贵常存矣。至汉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吊诸侯之服，一吊再会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丧三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礼。事皆奸妄，天下疾之。汉安帝初，长吏多避事弃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职。是后吏又守职居官，不行三年丧服。其后又开长吏以下告宁，言事者或以为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从之。建元元年，尚书孟布奏宜复如建武、永平故事，绝刺史二千石告宁及父母丧服，又从之。至桓帝永兴二年，复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寿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绝之。
后汉世，诸帝不豫，并告泰山、弘农、庐江、常山、颍川、南阳、河东、东郡、广陵太守祷祠五岳四渎，遣司徒分诣郊庙社稷。
魏武临终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不得离部。”帝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殡。是月丁卯葬，葬毕反吉，是为不逾月也。诸葛亮受刘备遗诏，既崩，群臣发丧，满三日除服，到葬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此则魏、蜀丧制，又并异于汉也。孙权令诸居任遭三年之丧，皆须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群臣议立制，胡综以为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顾雍等同综议，从之。其后吴令孟仁闻丧辄去，陆逊陈其素行，得减死一等，自此遂绝。
晋宣帝崩，文、景并从权制。及文帝崩，国内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汉、魏之典，既葬除丧，然犹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等奏曰：“臣闻礼典轨度，丰杀随时，虞、夏、商、周，咸不相袭，盖有由也。大晋绍承汉、魏，有革有因，期于足以兴化致治而已。故未皆得返情太素，同规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汉、魏降丧之典，以济时务；而躬蹈大孝，情过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虽武丁行之于殷世，曾闵履之于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荆蛮未夷，庶政未乂，万机事殷，动劳神虑。岂遑全遂圣旨，以从至情。加岁时变易，期运忽过，山陵弥远，攀慕永绝。臣等以为陛下宜回虑割情，以康时济治。辄敕御府易服，内省改坐，太官复膳。诸所施行，皆如旧制。”诏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终苴绖于草土，以存此痛，况当食稻衣锦，诚佹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言及悲剥，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读明诏，感以悲怀。辄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问，圣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笃。然今者干戈未戢，武事未偃，万机至重，天下至众。陛下以万乘之尊，履布衣之礼，服粗席藁，水饮疏食，殷忧内盈，毁悴外表，而躬勤万机，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劳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宁，诚惧神气用损，以疚大事。辄敕有司改坐复常，率由旧典。惟陛下察纳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诏曰：“重览奏议，益以悲剥，不能自胜，奈何奈何！三年之丧，自古达礼，诚圣人称心立哀，明恕而行也。神灵日远，无所告诉；虽薄于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伤其心，言用断绝，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礼终三年。后居太后之丧，亦如之。
泰始二年八月，诏书曰：“此上旬，先帝弃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茕茕，常复何时壹得叙人子情邪？思慕烦毒，欲诣陵瞻侍，以尽哀愤。主者具行备。”太宰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极。衰麻虽除，毁顇过礼，疏食粗服，有损神和。今虽秋节，尚有余暑，谒见山陵，悲感摧伤，群下窃用悚息。平议以为宜惟远体，降抑圣情，以慰万国。”诏曰：“孤茕忽尔，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无逮及。欲奉瞻山陵，以叙哀偾。体气自佳，其又已凉，便当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备。”又诏曰：“昔者哀适三十日，便为梓宫所弃，遂离衰绖，感痛岂可胜言！顾汉文不使天下尽哀，亦先帝至谦之志，是以自割，不以副诸君子。有三年之爱，而身礼廓然，当见山陵，何心而无服，其以衰绖行。”孚等重奏：“臣闻上古丧期无数，后世乃有年月之渐。汉文帝随时之义，制为短丧，传之于后。陛下以社稷宗庙之重，万方亿兆之故，既从权制，释降衰麻；群臣庶僚吉服。今者谒陵，以叙哀慕，若加衰绖，近臣期服，当复受制进退无当，不敢奉诏。”诏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为欲令哀丧之物在身，盖近情也。群臣自当案旧制。期服之义，非先帝意也。”孚等又奏：“臣闻圣人制作，必从时宜。故五帝殊乐，三王异礼。此古今所以不同，质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随时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权制；既除衰麻，而行心丧之礼。今复制服，义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虽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也。参量平议，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请。”诏曰：“患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诸君勤勤之至，岂苟相违！”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庐中施白缣帐蓐，素床，以布巾裹[C052]草。轺辇板舆细犊车皆施缣里。”诏不听，但令以布衣车而已。其余居丧之制，一如礼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当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内外官僚，皆就朝晡临位。御除服讫，各还所次除衰服。”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礼也。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报，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险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时异。诚有由然，非忽礼也。方今戎马未散，王事至殷，更须听断，以熙庶绩。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犹戴冕临朝。降于汉、魏，既葬除释，谅暗之礼，自远代而废矣。唯陛下割高宗之制，从当时之宜。敢固以请。”诏曰：“揽省奏事，益增感剥。夫三年之丧，所以尽情致礼。葬已便除，所不堪也。当叙吾哀怀，言用断绝，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请。诏曰：“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也。诚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吉夺之，乃所以重伤至心，非见念也。每代礼典质文皆不同，此身何为限以近制，使达丧阙然乎！”群臣又固请，帝流涕久之，乃许。
文帝崇阳陵先开一日，遣侍臣侍梓宫，又遣将军校尉当直尉中监各一人，将殿中将军以下及先帝时左右常给使诣陵宿卫。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杨后崩，天下将吏发哀三日止。
泰始元年，诏诸将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丧，听归终宁，庶人复除徭役。太康七年，大鸿胪郑默母丧，既葬，当依旧摄职，固陈不起。于是始制大臣得终丧三年。然元康中，陈准、傅咸之徒，犹以权夺，不得终礼。自兹至今，往往以为成比也。晋文帝之崩也，羊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汉文除之，毁礼伤义。今上有曾、闵之性，实行丧礼。丧礼实行，何为除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末世浅薄，不能复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恐难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犹为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为但有父子，无复君臣，三纲之道亏矣。”习凿齿曰：“傅玄知无君臣之伤教，而不知兼无父子为重，岂不蔽哉！且汉废君臣之丧，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尽情于其亲。三纲之道，二服恆用于私室，而王者独尽废之，岂所以孝治天下乎？《诗》云‘猷之未远’，其傅玄之谓也。”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博士张靖议：“太子宜依汉文权制，割情除服。”博士陈逵议：“太子宜令服重。”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杜预奏：“谅暗之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唯称不言而已。汉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既虞为断。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博士段暢承述预旨，推引《礼》传以成其说。既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随御除服。自汉文用权礼，无复□禁，历代遵用之。至晋孝武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道子议：“山陵之后通婚嫁，不得作乐，以一期为限。”宋高祖崩，葬毕，吏民至于宫掖，悉通乐，唯殿内禁。
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议：“郑玄丧制二十七月而终，学者多云得礼。晋初用王肃议，祥禫共月，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搢绅之士，犹多遵玄议。宜使朝野一体。”诏可。
晋惠帝永康元年，愍怀太子薨，帝依礼服长子三年，群臣服齐衰期。晋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制。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崩，萧太后制三年之服。
晋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尚薨。有司奏：“御服齐衰期。”诏通议。散骑常侍谢衡以为诸侯之太子，誓与未誓，尊卑体殊，《丧服》云，为嫡子长殇，谓未誓也；已誓则不殇也。中书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议已誓不殇，则元服之子，当斩衰三年；未誓而殇，则虽十九，当大功九月。誓与未誓，其为升降也微；斩与大功，其为轻重也远。而今注云，诸侯不降嫡殇，重嫌于无，以大功为重嫡之服。大功为重嫡之服，则虽誓，无复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卫社稷，女能奉妇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无殇，非孩龀之谓也。谓殇后者，尊之如父，犹无所加，而止殇服。况以天子之尊，为无服之殇，行成人之制邪！凡诸宜重之殇，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独居其重，未之前闻也。”博士蔡克同粹。秘书监挚虞议：“太子初生，举以成人之礼，则殇理除矣。太孙亦体君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无服殇之仪，绝期故也。”于是御史以上皆服齐衰。
晋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应改服。”诏曰：“君亲，名教之重也。权制出于近代耳。”于是素服如旧，非汉、魏之典。晋孝武太元九年，崇德太后褚氏崩。后于帝为从嫂，或疑其服。太学博士徐藻议：“资父事君而敬同。又《礼》传，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则夫属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资母之义。鲁讥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岂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废于本亲！谓应服齐衰期。”于是帝制期服。
晋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书祠部郎徐广议：“太皇太后名位允正，体同皇极，理制备尽，情礼弥申。《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正。故成风显夫人之号，昭公服三年之丧。子于父之所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宜遂服无屈。而缘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则疑斯从重。谓应同于为祖母后齐衰期。永安皇后无服，但一举哀。百官亦一期。”诏可。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给事中刘温持节监丧。神虎门设凶门柏历至西上皞，皇太子于东宫崇正殿及永福省并设庐。诸皇子未有府第者，于西廨设庐。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丧三年。礼心丧者，有禫无禫，礼无成文，世或两行。皇太子心丧毕，诏使博议。有司奏：“丧礼有礻覃，以祥变有渐，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间服以ＦＨ缟也。心丧已经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禫变除，礼毕余一期，不应复有禫。宣下以为永制。”诏可。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义阳王师王偃丧逝。至尊为服缌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详当除服与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丧，行丧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临丧当著何服？又旧事，皇后心丧，服终除之日，更还著未公除时服，然后就除。未详今皇后除心制日，当依旧更服？为但释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礼官处正。”太学博士王膺之议：“尊卑殊制，轻重有级，五服虽同，降厌则异。礼，天子止降旁亲；外舅缌麻，本在服例，但衰绖不可临朝飨，故有公除之议。虽释衰袭冕，尚有缌麻之制。愚谓至尊服三月既竟，犹宜除释。”又议：“吉凶异容，情礼相称。皇后一月之限虽过，二功之服已释。哀情所极，莫深于尸柩，亲见之重，不可以无服。案周礼，为兄弟既除丧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轻丧虽除，犹齐衰以临葬。举轻明重，则其理可知也。愚谓王右光禄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齐衰。”又议：“丧礼即远，变除渐轻；情与日杀，服随时改。权礼既行，服制已变，岂容终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案晋泰始三年，武帝以期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频诏勤勤，思申棘心。于时朝议譬执，亦遂不果。愚谓皇后终除之日，不宜还著重服，直当释除布素而已。”太常丞硃膺之议：“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称。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犹自穷其本制。膺之云，晋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时是权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与公除不同。愚谓皇后除心制日，宜如旧反服未公除时服，以申创巨之情。”余同膺之议。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丧三十日，礼无其文。若并谓之公除，则可粗相依准。凡诸公除之设，盖以王制夺礼。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于前，不除于后。虽有齐斩重制，犹为功缌除丧。夫公除暂夺，岂可遂以即吉邪？愚谓至尊三月服竟，故应依礼除释。皇后临祖，及一周祥除，并宜反服齐衰。”尚书令、中军将军建平王宏议谓：“至尊缌制终，止举哀而已，不须释服。”余同硃膺之议。前祠部郎中周景远议：“权事变礼，五服俱革，缌麻轻制，不容独异。”谓：“至尊既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复有除释之义。”其余同硃膺之议。重加研详，以宏议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禄大夫王偃丧，依格皇后服期，心丧三年，应再周来二月晦。检元嘉十九年旧事，武康公主出适，二十五月心制终尽，从礼即吉。昔国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诸公主心制终，则应从吉。于时犹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领仪曹郎硃膺之议：“详寻礼文，心丧不应有禫，皇代考检，已为定制。元嘉季年，祸难深酷，圣心天至，丧纪过哀。是以出适公主，还同在室，即情变礼，非革旧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释素即吉。”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禄大夫殷和丧，变除之礼，仪同皇后。
晋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参详母以子贵，赠淑媛为夫人，置家令典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丧服》传称，与尊者为体，则不服其私亲。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练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则谓之无服。”从之。宋孝武大明五年闰月，皇太子妃薨。樟木为榇，号曰樟宫。载以龙輴。造陵于龙山，置大匠卿断草，司空告后土，谓葬曰山茔。祔文元皇后庙之阴室，在正堂后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设位太极东宫堂殿。中监、黄门侍郎、仆射并从服。从服者，御服衰乃从服，他日则否。宫臣服齐衰三月，其居宫者处宁假。
大明五年闰月，有司奏：“依礼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参议：“宫人从服者，若二御哭临应著衰时，从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仪。太子既有妃期服，诏见之日，还著公服。若至尊非哭临日幸东宫，太子见亦如之。宫臣见至尊，皆著硃衣。”大明五年闰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并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详二御何当得作鼓吹及乐？”博士司马兴之议：“案《礼》，‘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今临轩拜授，则人君之大典，今古既异，赊促不同。愚谓皇太子妃祔庙之后，便可临轩作乐及鼓吹。”右丞徐爰议：“皇太子妃虽未山茔，临轩拜官，旧不为碍。梓棺在殡，应县而不作。祔后三御乐，宜使学官拟礼上。”兴之又议：“案礼，大功至则辟琴瑟，诚无自奏之理。但王者体大，理绝凡庶。故汉文既葬，悉皆复吉，唯县而不乐，以此表哀。今准其轻重，侔其降杀，则下流大功，不容撤乐以终服。夫金石宾飨之礼，箫管警涂之卫，实人君之盛典，当阳之威饰，固亦不可久废于朝。又礼无天王服嫡妇之文，直后学推贵嫡之义耳。既已制服成丧，虚悬终窆，亦足以甄崇冢正，标明礼归矣。”爰参议，皇太子期服内，不合作乐及鼓吹。
明帝泰始中，陈贵妃父金宝卒，贵妃制服三十日满，公除。晋穆帝时，东海国言哀王薨逾年，嗣王乃来继，不复追服，群臣皆已反吉，国妃亦宜同除。诏曰：“朝廷所以从权制者，以王事夺之，非为变礼也。妇人传重义大，若从权制，义将安托？”于是国妃终三年之制。孙盛曰：“废三年之礼，开偷薄之源，汉、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夺以王事，妇人可终本服，是为吉凶之仪，杂陈于宫寝；彩素之制，乖异于内外，无乃情礼俱违，哀乐失所乎！蕃国寡务，宜如圣典，可无疑矣。”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长沙景王神主随子南兗州刺史义欣镇广陵，备所加殊礼下船。及至镇，入行庙。大司马临川烈武王神主随子荆州刺史义庆江陵，亦如之。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领御史中丞何承天奏：
尚书刺：“海盐公主所生母蒋美人丧。海盐公主先离婚，今应成服，撰仪注参详，宜下二学礼官博士议公主所服轻重。太学博士顾雅议：‘今既咸用士礼，便宜同齐衰削杖，布带疏履，期，礼毕，心丧三年。’博士周野王议又云：‘今诸王公主咸用士礼。谯王、衡阳王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则公主情礼，亦宜家中期服为允。’其博士庾邃之、颜测、殷明、王渊之四人同雅议；何惔、王罗云二人同野王议。”如所上台案。今之诸王，虽行士礼，是施于傍亲及自己以下。至于为帝王所厌，犹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仪亡，广德三主以余尊所厌，犹服大功。海盐公主体自宸极，当上厌至尊，岂得遂服？台据《经》、传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责失。而博士顾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怗，方称“自有宋以来，皇子蕃王，皆无厌降，同之士礼，著于故事。缌功之服，不废于末戚，顾独贬于所生，是申其所轻，夺其所重；夺其所重，岂缘情之谓？”台伏寻圣朝受终于晋，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礼文，兼用晋事。又太元中，晋恭帝时为皇子，服其所生陈氏，练冠縓缘，此则前代施行故事，谨依礼文者也。又广德三公主为所生母符修仪服大功，此先君余尊之所厌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于麻衣，此厌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据古，又不依今，背违施行见事，而多作浮辞自卫。乃云五帝之时，三王之季。又言长子去斩衰，除禫杖，皆是古礼，不少今世。博士虽复引此诸条，无救于失。又诘台云“蕃国得遂其私情，此义出何经记？”臣案南谯、衡阳太妃并受朝命，为国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岂可为美人比例？寻蕃王得遂者，圣朝之所许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厌而然也。台登重更责失制不得过十日，而复不酬答。既被催摄二三日，甫输怗辞。虽理屈事穷，犹闻义耻服。臣闻丧纪有制，礼之大经；降杀攸宜，家国旧典。古之诸侯众子，犹以尊厌；况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谬，不俟言而显。太常统寺，曾不研却，所谓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国典。
谨案太学博士顾雅、国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罗云、颜测、殷明、何惔、王渊之、前博士迁员外散骑侍郎庾邃之等，咸蒙抽饰，备位前疑，既不谨守旧文，又不审据前准，遂上背经典，下违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礼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问礼所司，腾述往反，了无研却，混同兹失，亦宜及咎。请以见事并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领国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议乖舛，中执捍愆失，未违十日之限。虽起一事，合成三愆，罗云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
诏敬叔白衣领职。余如奏。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铄所生母吴淑仪薨。依礼无服，麻衣练冠，既葬而除。有司奏：“古者与尊者为体，不得服其私亲。而比世诸侯咸用士礼，五服之内悉皆成服，于其所生，反不得遂。”于是皇子皆申母服。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殇，追赠谥东平冲王。服制未有成准，辄下礼官详议。”太学博士陆澄议：“案礼有成人道，则不为殇。今既追胙土宇，远崇封秩，圭黻备典，成孰大焉。典文式昭，殇名去矣。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犹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义。安有名颁爵首，而可服以殇礼！”有司寻澄议无明证，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议：“窃谓赠之为义，所以追加名器。故赠公者便成公，赠卿者便成卿。赠之以王，得不为王乎？然则有在生而封，或既没而爵，俱受帝命，不为吉凶殊典；同备文物，岂以存亡异数？今玺策咸秩，是成人之礼；群后临哀，非下殇之制。若丧用成人，亲以殇服，末学含疑，未之或辨。敢求详衷如所称。”左丞臣羊希参议：“寻澄议，既无画然前例，不合准据。案《礼》，子不殇父，臣不殇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则服其亲服’，推此文旨，旁亲自宜服殇，所不殇者唯施臣子而已。”诏可。
孝建元年六月，湘东国刺称“国太妃以去三十年闰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详周忌当在六月？为取七月？勒礼官议正”。博士丘迈之议：“案吴商议，闰月亡者，应以本正之月为忌。谓正闰论虽各有所执，商议为允。宜以今六月为忌。”左仆射建平王宏谓：“迈之议不可准据。案晋世及皇代以来，闰月亡者，以闰之后月祥。宜以来七月为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十八日薨。今为何月末祥除？”下礼官议正。博士傅休议：“寻《三礼》，丧遇闰，月数者数闰，岁数者没闰，闰在期内故也。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薨，月次节物，则定是四月之分，应以今年四月末为祥。晋元、明二帝，并以闰二月崩，以闰后月祥，先代成准，则是今比。”
太常丞庾蔚之议：“礼，正月存亲，故有忌日之感。四时既已变，人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杀。是则祥忌皆以同月为议，而闰亡者，明年必无其月，不可以无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闰所附之月。闰月附正，《公羊》明议，故班固以闰九月为后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时亦不异。若用闰之后月，则春夏永革，节候亦舛。设有人以闰腊月亡者，若用闰后月为祥忌，则祥忌应在后年正月。祥涉三载，既失周期之义，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亲尚存，则应用后年正朝为忌，此必不然。则闰亡可知也。”通关并同蔚之议，三月末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阳县开国侯刘叔子夭丧，年始四岁，傍亲服制有疑。”太学博士虞龢、领军长史周景远、司马硃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议，并云“宜同成人之服。东平冲王服殇，实由追赠，异于已受茅土”。博士司马兴之议：“应同东平殇服。”左丞荀万秋等参议：“南面君国，继体承家，虽则佩觿，未阙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殇，故云‘臣不殇君，子不殇父’。推此，则知傍亲故依殇制。东平冲王已经前议。若升仕朝列，则为大成，故鄱阳哀王追赠太常，亲戚不降。愚谓下殇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无服之殇，以登官为断。今永阳国臣，自应全服。至于傍亲，宜从殇礼。”诏：“景远议为允”。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训养母郑修容丧。未详服制，下礼官正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案庶母慈己者，小功五月。郑玄云：‘其使养之不命为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愚谓第七皇弟宜从小功之制。”参议并同。
汉、魏废帝丧亲三年之制，而魏世或为旧君服三年者。至晋太始四年，尚书何桢奏：“故辟举纲纪吏，不计违适，皆反服旧君齐衰三月。”于是诏书下其奏，所适无贵贱，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伎乐百戏，是魏不以丧废乐也。晋武帝以来，国有大丧未除，正会亦废乐。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正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频年会，辄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父褚裒薨，元会又废乐。晋世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宋大丧则废乐。
汉献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终令曰：“古之葬者，必在瘠薄之地，其规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魏武以送终制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文帝黄初三年，又自作终制：“礼，国君即位，为椑，存不忘亡也。寿陵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造圆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见也。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前又已表其处矣。”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遽营陵墓也。晋宣帝豫自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终制，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文、景皆谨奉成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崇阳陵。使太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于便房神坐。魏氏金玺，此又俭矣。
泰始二年，诏曰：“昔舜葬苍梧，农不易亩；禹葬会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简之旨，外欲移陵十里内居人，一切停之。”江左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诏外官五日一入临，内官旦一入而已。过葬虞祭礼毕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柏历，大为烦费，停之。”案蔡谟说，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系于木表，以苇席置于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礼》，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当之。《礼》称为主道，此其义也。范坚又曰：“凶门非古，古有悬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薄帐，既古吊幕之类也。”是时又诏曰：“重壤之下，岂宜崇饰无用。陵中唯洁扫而已。”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诏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诏曰：“终事唯从俭速。”又诏：“远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选挽郎二十四人，诏停。宋元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诏亦停选挽郎。汉仪五供毕则上陵，岁岁以为常，魏则无定礼。齐王在位九载，始一谒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魏世。
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遂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后，诸公始有谒陵辞陵之事，盖由眷同友执，率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成帝时，中宫亦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至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命曰：“今虽权制释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展情陵所，以一周为断。”于是至陵变服单衣夹，烦渎无准，非礼意也。至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曰：“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生常，遂为近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诸王拜陵，岂唯百僚。谓宜遵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江左之旧。
宋明帝又断群臣初拜谒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舆驾必谒初宁陵，复汉仪也。世祖、太宗亦每岁拜初宁、长宁陵。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议禁断，于是至今。
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临轩，遣使奉玺绶禅位于齐王，悬而不乐。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陈贵妃礼秩既同储宫，未详宫臣及朝臣并有敬不？妃主在内相见，又应何仪？”博士王庆绪议：“百僚内外礼敬贵妃，应与皇太子同。其东朝臣隶，理归臣节。”太常丞虞愿等同庆绪。尚书令建安王休仁议称：“礼云，妾既不得体君，班秩视子为序。母以子贵，经著明文。内外致敬贵妃，诚如庆绪议。天子姬嫔，不容通音介于外，虽义可致虔，不应有笺表。”参详休仁议为允。诏可。
泰豫元年，后废帝即位，崇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亚尊极，未详国亲举哀格当一同皇太后？为有降异？又于本亲期以下，当犹服与不？”前曹郎王燮之议：“案《丧服传》，‘妾服君之党，得与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与太后无异。但太后既以尊降无服，太妃仪不应殊，故悉不服也。计本情举哀，其礼不异。又《礼》，‘诸侯绝期’。皇太妃虽云不居尊极，不容轻于诸侯。谓本亲期以下，一无所服。有惨自宜举哀。亲疏二仪，准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马燮之议：“《礼》，‘妾服君之庶子及女君之党’。皆谓大夫士耳。妾名虽总，而班有贵贱。三夫人九嫔，位视公卿。大夫犹有贵妾，而况天子！诸侯之妾为他妾之子无服，既不服他妾之子，岂容服君及女君余亲。况皇太后妃贵亚相极，礼绝群后，崇辉盛典，有逾东储，尚不服期，太妃岂应有异。若本亲有惨，举哀之仪，宜仰则太后。”参议以燮之议为允。太妃于国亲无服，故宜缘情为诸王公主于至尊是期服者反，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嫔各举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云杜国解称国子檀和之所生亲王，求除太夫人。检无国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无科。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孙豁之议：“《春秋》，‘母以子贵’。王虽为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郑伯许男同号夫人，国子体例，王合如国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议：“‘母以子贵’，虽《春秋》明义，古今异制，因革不同。自顷代以来，所生蒙荣，唯有诸王。既是王者之嫔御，故宜见尊于蕃国。若功高勋重，列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礼。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国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硃膺之议以为：“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贵’。当谓传国君母，本先公嫔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绩重勋，恩所特锡，时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议参议，以蔚之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丧，无嗣，求进次息为世子。检无其例，下礼官议正。”博士孙武议：“案晋济北侯荀勖长子连卒，以次子辑拜世子。先代成准，宜为今例。”博士傅郁议：“《礼记》，微子立衍，商礼斯行。仲子舍孙，姬典攸贬。历代遵循，靡替于旧。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孙之谓。愚以为次子有子，自宜绍为世孙。若其未也，无容远搜轻属，承纲继体，传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称情典。”曹郎诸葛雅之议：“案《春秋传》云，‘世子死，有母弟则弟，无则立长；年均则贤，义均则卜’。古之制也。今长子早卒，无嗣，进立次息以为世子，取诸《左氏》，理义无违。又孙武所据晋济北侯荀勖长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采比，窃所允安。谓宜开许，以为永制。”参议为允。诏可。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兴平国解称国子袁愍孙母王氏，应除太夫人。检无国母除太夫人例。下礼官议正。”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案礼，下国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则子男之母，不容独异。”博士程彦议以为：“五等虽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崇号得从，子男于亲，尊秩宜显。故《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固知从子尊与国均也。彦参议，以兴之议为允。除王氏为兴平县开国子太夫人。”诏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陈留国王曹虔季长兄虔嗣早卒，季袭封之后，生子铣以继虔嗣。今依例应拜世子，未详应以铣为世子？为应立次子锴？”太学博士王温之、江长议，并为应以铣为正嗣；太常陆澄议立锴。右丞徐爰议谓：“礼后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诸侯世及，《春秋》成义。虔嗣承家传爵，身为国王，虽薨没无子，犹列昭穆。立后之日，便应即纂国统。于时既无承继，虔季以次袭绍。虔嗣既列庙飨，故自与世数而迁，岂容蒸尝无阙，横取他子为嗣！为人胤嗣，又应恭祀先父。案礼文，公子不得祢诸侯。虔嗣无缘降庙就寝。铣本长息，宜还为虔季世子。”诏如爰议。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刘式之议，‘每至出行，未知制与何官分道，应有旧科。法唯称中丞专道，传诏荷信，诏唤众官，应诏者行，得制令无分别他官之文，既无尽然定则，准承有疑。谓皇太子正议东储，不宜与众同例，中丞应与分道。扬州刺史、丹阳尹、建康令，并是京辇土地之主，或检校非违，或赴救水火，事应神速，不宜稽驻，亦合分道。又寻六门则为行马之内，且禁卫非违，并由二卫及领军，未详京尹、建康令门内之徒及公事，亦得与中丞分道与不？其准参旧仪。告报参详所宜分道。’听如台所上，其六门内，既非州郡县部界，则不合依门外。其尚书令、二仆射所应分道，亦悉与中丞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诏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壮之时，凌室长率山虞及舆隶取冰于深山穷谷涸阴冱寒之处，以纳于凌阴。务令周密，无泄其气。先以黑牡翙黍祭司寒于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翙黍祭司寒。启冰室，先荐寝庙。二庙夏祠用鉴盛冰，室一鉴，以御温气蝇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并以鉴供冰。自春分至立秋，有臣妾丧，诏赠秘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称数以周丧事。缮制夷盘，随冰借给。凌室在乐游苑内，置长一人，保举吏二人。
三公黄皞，前史无其义。史臣按，《礼记》“士韠与天子同，公侯大夫则异”。郑玄注：“士贱，与君同，不嫌也。”夫硃门洞启，当阳之正色也。三公之与天子，礼秩相亚，故黄其皞，以示谦不敢斥天子，盖是汉来制也。张超与陈公笺，“拜黄皞将有日月”是也。
史臣按：今朝士诣三公，尚书丞、郎诣令、仆射、尚书，并门外下车，履，度门阃乃纳屐。汉世朝臣见三公，并拜。丞、郎见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汉仪》及《汉旧仪》，然则并有敬也。陈蕃为光禄勋，范滂为主事，以公仪诣蕃，执板入皞，至坐，蕃不夺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责蕃曰：“以阶级言之，滂宜有敬；以类数推之，至皞宜省。”然后敬止在门，其来久矣。
译文
古代天子巡狩的礼仪，记载在典籍中。到了秦、汉时期，皇帝出巡，有的是为了满足望气的祥瑞，有的是希望得到神仙的回应，烦扰百姓的劳役，大多不符合旧有的典章。只有后汉的各位皇帝，还比较遵循古礼。魏文帝时，国家刚三分天下，边疆事务繁多，皇帝的车驾频繁出动，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这是应对时局的需要，也不是旧有的章程。明帝共三次东巡，所到之处慰问老人，体恤百姓疾苦，有时赏赐谷物布帛，有古代巡幸的风范。齐王正始元年，巡视洛阳，赏赐老人、努力耕田的人各有差别。
晋武帝泰始四年，下诏给刺史、二千石、长吏说：“古代的帝王，按时巡视四方山岳，其次是二伯汇报职责，不然就是使者巡视，采集民间歌谣。所以即使是偏远卑微的人，心意也不会被阻隔。民情能向上传达，帝王的意图能远播四方。至于鳏夫寡妇，没有不安居其位的。因此留下风尚和功业，美好的名声至今留存。我在位多年，如临深渊，早晚警惕，黎明即起不敢安睡，坐等天亮。想到各地的水旱灾害，为此忧虑不安。亲身勤劳约束自己，希望每件事都处理得当。常担心官吏用心不实，真诚未能显现，政务繁多，担心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政令刑罚有错误，却不能全部查看。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想到一年的艰难，没来得及占卜出行巡视的事。百姓未能安定，又怎能体恤他们呢？现在派使持节侍中、副给事黄门侍郎，奉命出使各地，周游天下，亲自会见刺史、二千石、长吏，表明我的恳切心意，访求政事的得失和应增减的事宜，考察政治，询问民间疾苦。《周典》有这样的记载：‘关于万民利害的事编为一书，关于礼俗、政事、教化、刑罚禁令是否得当的编为一书，关于叛逆暴乱、作恶犯法的编为一书，关于瘟疫、丧事、饥荒、贫困的编为一书，关于百姓安乐和睦、国家太平的编为一书。每个诸侯国分辨这些差异，向王汇报，以便全面了解天下的情况。’这是旧有的典章前贤的训示，现在要遵循实行。回来后详细逐条上奏，使我能清楚地了解远方的情况，如同亲自巡视一样。大夫君子们，各自尽心意，认真对待自己的职责，好的谋略、有益的规劝，恳切的告诫，都和使者尽情说出来，不要隐瞒。我将虚心等待。努力吧，要符合我的心意。” 挚虞《新礼仪》说：“魏氏没有巡狩的旧例，新礼规定巡狩四方山岳，举行柴望祭天、告至祖庙的礼仪，设置壝宫，如同诸侯朝觐的礼仪。接待宾客和执礼贽，都如同朝会的礼仪，但不树立他们的旗帜。臣虞考察觐礼，诸侯朝觐天子，各自树立他们的旗章，是用来区分爵命，显示等级威严。《诗》说‘君子到来，看他的旗帜’。应该制定新礼，像旧礼一样树立旗帜。” 然而整个晋代，巡狩之礼还是废止了。
宋武帝永初元年，下诏派遣大使分别巡视四方，举荐贤能，慰问百姓疾苦。元嘉四年二月己卯，太祖东巡。丁卯，到达丹徒。己巳，拜谒园陵。三月甲戌，亲临丹徒离宫，登上京城北望。乙亥，在丹徒行宫宴请父老旧臣，另外赏赐衣裳各有差别，免除丹徒县当年一半的租布，在押囚犯中五年刑以下的，全部赦免释放。登城三战及先大将军在贵泥关头战败阵亡者的家属。年老患病、孤独无依的人，以及各战亡家属中不能养活自己的，都根据情况加以抚恤。二十六年二月己亥，皇上东巡。辛丑，亲临京城。辛亥，拜谒二陵。丁巳，会见旧京故老一万多人，往返慰问犒劳，孤儿、患病和勤劳之家，都受到抚恤赏赐，发布赦令，免除徭役。当时皇太子代理国政，有关部门上奏仪注。
某曹关某事云云。被令，仪宜如是。请为笺如左。谨关。
右署众官如常仪。
尚书仆射、尚书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参议以为宜如是事诺。奉行。某年月日。某曹上。
右笺仪准于启事年月右方，关门下位及尚书官署。其言选事者，依旧不经它官。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辞。言某事云云。求告报如所称。详检相应。今听如所上处事诺。明详旨申勤，依承不得有亏。符到奉行。年月日。起尚书某曹。
右符仪。
某曹关太常甲乙启辞。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请台告报如所称。主者详检相应。请听如所上事诺。别符申摄奉行。谨关。
年月日。
右关事仪准于黄案年月日右方，关门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尚书众官署。其尚书名下应云奏者，今言关。余皆如黄案式。
某曹关司徒长史王甲启辞。押。某州刺史丙丁解腾某郡县令长李乙书言某事云云。请台告报如所称。尚书某甲参议，以为所论正如法令，报听如所上。请为令书如左。谨关。
右关门下位及尚书署，如上仪。
司徒长史王甲启辞。押。某州刺史丙丁解腾某郡县令长李乙书言某事云云。州府缘案允。值。请台告报。
年月日。尚书令某甲上。
建康宫无令，称仆射。
令日下司徒，令报听如某所上。某宣摄奉行如故事。文书如千里驿行。
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无令称仆射。司徒承书从事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内处报，下令书仪。
某曹关某事云云。令如是，请为令书如右。谨关。
右关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属，奉行如故事。文书如千里驿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书自内出下外仪。
令书前某官某甲。令以甲为某官，如故事。
右令书板文准于昭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尚书下云云。奏行如故事。
右以准尚书敕仪。起某曹。
右并白纸书。凡内外应关笺之事，一准此为仪。其经宫臣者，依臣礼。
拜刺史二千石诫敕文曰制诏云云。某动静屡闻。
右若拜诏书除者如旧文。其拜令书除者，“令” 代 “制诏”，余如常仪。辞关板文云：“某官粪土臣某甲临官。稽首再拜辞。” 制曰右除粪土臣及稽首云云。
某官某甲再拜辞。以 “令日” 代 “制曰”。某官宫臣者，称臣。
皇太子夜开诸门，墨令，银字启传令信。
太史每年献上某年历书。在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之前，通常宣读五时令。皇帝所穿的衣服，分别随五时的颜色。皇帝登上御座，尚书令以下官员就座，尚书三公郎把令书放在录案上，捧着进入，就座后伏读完毕，赏赐酒一杯。官府有相关记载。傅咸说：“立秋那天，白色的道路在紫庭闪光，白色的旗帜排列在玉阶。” 可见那天的旗帜、道路都是白色的。
晋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关部门上奏宣读秋令。兼侍中散骑侍郎荀弈、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反驳说：“尚书三公曹上奏宣读秋令的仪注。自从大乱以来，旧的典章不完备。臣等商议，光禄大夫臣华恆认为，武皇帝因为秋夏酷暑，常常不宣读令，在春冬不废止。先王之所以按时宣读令，是遵循天道。端正服饰，是尊严所重，现在服饰礼仪多有缺失。近来酷热厉害，臣等认为可依照华恆的建议，依照旧例不宣读。” 诏准。六年三月，有关部门奏：“这个月十六日立夏。按五年六月三十日门下反驳，依照武皇帝夏天不宣读令的先例。现在礼服逐渐完备，四季宣读令，是遵循自然和谐之道。认为现在应当宣读夏令。” 奏请被批准。
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驸马都尉奉朝请徐道娱上表说：“考察晋博士曹弘之的建议，立秋时皇帝宣读令，应当戴缃帻，后来改用白色，一直沿袭到现在。臣学识浅薄见解片面，私下有疑问。考察《礼记・月令》，王者四季的服饰，在立春时驾苍龙，载赤旗，穿白衣，佩黑玉。季夏就穿黄色，记载到这里，没有说白冠该配什么鞋什么装饰。而且帻不是古代的服饰，出自后代。上面附在冠上，下面不连衣服。冠本来不改变，而帻难道能有不同的颜色吗？愚认为应当一直和冠同色，不应随季节变换颜色。土令临近，谨以上奏。如果有可取之处，请求交外廷详细商议。” 太学博士荀万秋议：“考察帻不是古代的冠冕服饰，《礼》中没有记载。按蔡邕《独断》说：‘帻是古代卑贱供事不戴冠的人所穿的。’又董仲舒《止雨书》说：‘那些执事的人都戴赤帻。’可知都是不戴冠时的服饰。汉元始年间开始使用，众臣都跟随。所以司马彪《舆服志》说：‘尚书的帻名叫纳言。迎接五郊之气，各按其颜色，是随从章服。’从此沿袭，直到晋代。大宋接受天命，礼制沿袭旧例。这已是历代的准则，认为应当照旧。” 有关部门奏：“考察徐道娱的奏文，因土令临近，认为帻不应变色。荀万秋虽然说帻应照旧，但没说明没有宣读土令的条文。现在把旧事写在下面。《魏台杂访》说：‘前后只见过宣读春夏秋冬四时令，至于穿黄色的时候，唯独不宣读。现在不明白原因。’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堂隆上言说：‘黄色在五行中，属中央土。在四季的每季最后十八天当令。土生于火，所以在火当令的末尾穿黄色，其他三季则不穿。令则随四季，不按五行划分。所以穿黄色时没有令。’” 后来太祖常说土令，三公郎每次宣读时令，皇帝临轩，百官在位，多因恐惧而失常礼。宋只有世祖时刘勰、太宗时谢纬担任三公郎，擅长此事，皇帝及公卿都瞩目称赞。刘勰见《宗室传》。谢纬是谢综的弟弟。
旧说后汉有个叫郭虞的人，有三个女儿。在三月上辰那天生了两个女儿，上巳那天又生了一个女儿。两天之内，三个女儿都死了，民间认为这是大忌。到了这个月的这一天，人们不敢留在家里，都到东流的水上祈祷消灾，自行沐浴，称为禊祠。分流行觞，于是形成曲水之俗。史臣按《周礼》，女巫掌管每年按时举行祓除衅浴的仪式，就像现在三月上巳在水上进行的这类活动。衅浴是用香薰和草药沐浴。《韩诗》说：“郑国的习俗，三月上巳，到溱、洧两条水上，招魂续魄。手持兰草，拂去不祥。” 这由来已久，不是起源于郭虞的遗风、现在的渡水习俗。《月令》记载，暮春，天子开始乘船。蔡邕注解说：“阳气和暖，鲔鱼按时出现，将要取来进献祖庙，所以趁此时机乘船在名川举行禊礼。《论语》记载，暮春在沂水中沐浴。从上到下，古代就有这种礼仪。现在三月上巳，在水边祓除，大概就出自这里。” 蔡邕的话是对的。张衡《南都赋》中 “在阳滨祓除” 也是这样。有的在秋天举行，《汉书》记载八月在霸上祓除。刘桢《鲁都赋》：“深秋七月十四，银河斜挂，人们都进行祓除，国子在水上嬉戏。” 这是在七月十四日举行。从魏以后只在三月三日举行，不按巳日了。魏明帝在天渊池南，设置流杯石沟，宴请群臣。晋海西公在钟山后修流杯曲水，邀请百官，都是这类活动。宫人沿袭至今。
汉文帝开始改革三年丧制。临终时下诏说：“天下官吏百姓哭临三天，都脱下丧服。不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那些应当参加丧事的，不要赤脚。丧带不要超过三寸。应当哭临的，都早晚各哭十五声。服大红十五天，小红十四天，纤七天后脱下丧服。” 文帝在己亥日驾崩，乙巳日安葬，其间共七天。从此以后，天下遵循命令，不再有三年丧礼。按《尸子》记载，禹治水时，制定丧法，说居丧时毁坏身体必须拄杖，哀悼必须满三年，要是这样水就治不了了。所以让死在丘陵的葬在丘陵，死在沼泽的葬在沼泽。用三寸厚的桐棺，规定丧期三天。可见圣人对于紧急的事情，必定会制定权宜的制度。但汉文帝治理天下达到升平，四海安宁，废除礼制开启轻薄之风，是不对的。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说：“现在百姓有的遭遇丧事灾祸，而官吏还催逼徭役不让安葬，伤害孝子之心。从现在起所有有祖父母、父母丧事的，不要服徭役，让他们能够收殓送终，尽子女之道。” 到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侍奉父母孝顺恭谨，母亲去世，安葬后，三十六天，就脱下丧服处理政事。自认为身为汉相，不敢逾越国家典章。然而原涉为父亲服丧三年，在天下显名。河间惠王为母亲服丧三年，诏书褒奖，作为宗室的表率。薛修为母亲服丧三年，而兄长薛宣说：“很少有人能做到。” 于是兄弟不同，薛宣最终因此被世人讥讽。可见丧礼被看重是一直存在的。到汉平帝驾崩，王莽想迷惑天下，显示忠孝，让六百石以上官员都服丧三年。等到王莽的母亲去世，他只服天子吊诸侯的丧服，只吊唁两次而已。却让儿子新都侯王宇服丧三年。到元后驾崩，王莽才自己服三年丧礼。这些事都很虚伪，天下人痛恨他。汉安帝初年，官吏多逃避事务放弃官职。于是下令如果不是父母的丧事，不得离职。之后官吏又坚守职位，不行三年丧服。后来又允许长吏以下告假奔丧，进言的人有的认为刺史、二千石也应遵循此制，皇帝听从了。建元元年，尚书孟布上奏应恢复像建武、永平年间的旧例，禁止刺史、二千石告假奔丧及服父母丧，皇帝又听从了。到桓帝永兴二年，又下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寿二年，又让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到延熹元年，又都废止了。
后汉时期，各位皇帝生病，都告知泰山、弘农、庐江、常山、颍川、南阳、河东、东郡、广陵太守祈祷祭祀五岳四渎，派遣司徒分别到郊庙社稷祭祀。
魏武临终遗令说：“天下还没安定，不能遵循古制。百官在殿中哭临的，哭十五声。安葬后，就脱下丧服。那些领兵驻守的，不得离开部队。” 魏武在正月庚子日驾崩，辛丑日入殡。当月丁卯日安葬，安葬后就恢复吉服，这是不超过一个月。诸葛亮接受刘备遗诏，刘备驾崩后，群臣发丧，满三天就脱下丧服，到安葬时再按礼行事。各郡国太守、相、尉、县令长三天就脱下丧服。这说明魏、蜀的丧制，又都和汉不同。孙权下令各任职官员遭遇三年之丧，都必须交代完事务才能离开，但多有违反的。嘉禾六年，让群臣商议制定制度，胡综认为应定死刑。又规定替代的人没到，不得告假，告假的治罪。顾雍等同胡综的意见，皇帝听从了。后来吴令孟仁听到丧事就离职，陆逊陈述他平时的品行，得以减死一等，从此就没有这种事了。
晋宣帝驾崩，文帝、景帝都遵循权宜之制。到文帝驾崩，国内服丧三天。武帝也遵循汉、魏的典章，安葬后就除丧，但还是穿深衣戴素冠，撤去宴席减少膳食。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等上奏说：“臣听说礼典法度，增减随时代而定，虞、夏、商、周，都不互相沿袭，是有原因的。大晋继承汉、魏，有变革有因袭，目的在于能振兴教化达到治理而已。所以没能都回归朴素，和上古一样。
陛下已经屈尊遵循汉、魏简化丧礼的典章，以应对时务；却亲身践行大孝，情感过于哀伤，戴素冠穿深衣，撤去宴席减少膳食。即使武丁在殷代这样做，曾闵在平民中这样做，也不足以相比。现在荆蛮尚未平定，各种政务尚未处理好，事务繁多，劳神费心。怎能完全顺从圣旨，放纵至极的哀伤之情。加上时光流逝，岁月匆匆，先皇陵墓越来越远，思念之情永无止境。臣等认为陛下应当回心割情，以安定时局治理国家。特命令御府更换服饰，内省改变座位，太官恢复膳食。各项施行的事务，都按旧制进行。” 诏曰：“每当感念先皇在天，却不能在草庐中服满三年丧，以表达这份悲痛，何况要吃稻米穿锦衣，实在是悲痛难忍，这不是能排解的。我本是儒生家庭出身，传承礼仪已久，怎能一下子就对父亲改变这份情感。你们的劝说已经很多了，可看看孔子回答宰我的话，不必再多说了。说到悲痛，真是无可奈何啊！” 司马孚等再次上奏：“拜读明诏，心中悲痛。想到仲尼之所以驳斥宰我的疑问，是因为圣人的思绪无法停止，非常深切诚挚。但现在战乱未止，军事未息，政务繁重，天下百姓众多。陛下以天子之尊，行平民之礼，穿粗布衣服坐草席，喝白水吃粗食，内心充满忧虑，外表憔悴，却还亲自处理繁多政务，坐等天亮，虚心对待臣下，忙得来不及吃饭，如此劳累。因此臣等惶恐不安，实在担心陛下精力受损，影响国家大事。特命令有关部门改变座位恢复常态，遵循旧典。希望陛下体察接受臣等的诚意，以安慰皇太后之心。” 又诏曰：“再次阅览奏议，更加悲痛，难以承受，无可奈何啊！三年之丧，自古是通行的礼仪，实在是圣人发自内心表达哀伤，根据情理施行的。神灵日益远去，无处诉说；即使对情感有所克制，吃美味穿华服，我更难以忍受。不必再议，以免加重哀伤，就此停说，无可奈何啊！” 武帝最终以这样的礼仪服满三年丧。后来为太后服丧，也是这样。
泰始二年八月，诏书曰：“这个月上旬，是先帝离开天下的日子，已经一周年了。我孤独无依，何时才能表达人子的情感呢？思念万分，痛苦不堪，想前往陵墓拜谒侍奉，以抒发哀愤之情。主管者准备行装。” 太宰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等奏：“陛下极其孝顺，哀思无尽。丧服虽已除去，但哀伤过度，吃粗食穿素服，损害精神平和。现在虽已入秋，但还有余暑，拜谒陵墓，悲痛感伤，群臣私下都很惶恐。商议认为应当从长远考虑，克制圣情，以安慰天下百姓。” 诏曰：“我孤独一人，时光已过一年，悲痛思念，永无尽头。想拜谒陵墓，以抒发哀愤。身体还好，天气又已凉爽，就要出发，不能按所奏的办。主管者立即准备行装。” 又诏曰：“从前汉文帝只服丧三十日，就被棺木所弃，于是脱下丧服，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想起汉文帝不让天下人尽哀，也是先帝极其谦虚的心意，因此自我克制，不依从各位的建议。有三年的慈爱，而自身礼仪尽废，将要拜谒陵墓，怎能不穿丧服，就穿丧服前往。” 司马孚等再次上奏：“臣听说上古丧期没有定数，后代才有了年月的逐渐规定。汉文帝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短丧之制，流传后世。陛下以社稷宗庙为重，为了天下百姓，已经依从权宜之制，脱下丧服；群臣百官都穿吉服。现在拜谒陵墓，以抒发哀慕之情，如果穿上丧服，身边大臣服期服，又会受到制度约束进退失当，不敢奉诏。” 诏曰：“也知道不在于这麻布丧服。但人子的情思，是想让哀伤的服饰在身，这是人之常情。群臣自然应按旧制。期服的规定，不是先帝的意思。” 司马孚等又奏：“臣听说圣人制定礼仪，必定根据时宜。所以五帝音乐不同，三王礼仪各异。这是古今不同，文质交替使用的原因。陛下根据时宜，已经克制自己，依从权宜之制；已经脱下丧服，而行心丧之礼。现在又要穿丧服，没有依据。如果君主穿丧服而臣下不穿，即使是先帝的厚恩，臣等也不敢安心。经过商议，应当按之前的奏议办。臣等冒昧坚持请求。” 诏曰：“担心情感不能表达罢了，服饰有什么重要的？各位如此恳切，怎敢违背！”
泰始四年，皇太后驾崩。有关部门奏：“前代旧例，守丧的倚庐中设置白缣帐蓐，素床，用布巾裹草。轺辇板舆细犊车都用缣做里子。” 诏不听从，只让用布衣车而已。其余居丧的制度，都按礼文规定。有关部门又奏：“大行皇太后应当在四月二十五日安葬。旧例，虞祭时穿丧服，虞祭后除去。内外官僚，都在早晚哭临就位。陛下除去丧服后，各自回到住处除去丧服。” 诏曰：“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礼仪。受到父母终身的慈爱，却没有几年的回报，怎能安葬后就穿吉服，情感上难以忍受。” 有关部门又奏：“世道有平安有危难，治道有盛衰，所处的时代不同。确实有原因，不是轻视礼仪。现在战事未息，政务繁多，还需处理决断，以振兴各种事业。从前周康王刚登王位，还戴冕冠临朝。到了汉、魏，安葬后就除去丧服，谅暗之礼，从远代就废弃了。希望陛下放弃高宗的制度，依从当时的适宜做法。冒昧坚持请求。” 诏曰：“阅览奏事，更增悲痛。三年之丧，是用来尽情表达礼仪的。安葬后就除去丧服，难以忍受。当抒发我的哀情，就此停说，无可奈何啊！” 有关部门又坚持请求。诏曰：“不能尽孝，不要担心哀伤损害身体。确实知道服饰是小事。但现在想守丧，却常常被吉事打扰，这会加重内心的伤痛，不是体谅。每代礼典文质都不同，我怎能被近制限制，使完整的丧礼缺失呢！” 群臣又坚持请求，皇帝流泪很久，才答应。
文帝崇阳陵提前一天打开，派遣侍臣侍奉梓宫，又派遣将军校尉当直尉中监各一人，率领殿中将军以下及先帝时左右常给使到陵墓宿卫。文明皇后驾崩及武元杨后驾崩，天下将吏发哀三天为止。
泰始元年，诏诸将吏二千石以下遭遇三年之丧，允许回家守丧，平民免除徭役。太康七年，大鸿胪郑默母亲去世，安葬后，应当按旧例任职，他坚持不就职。于是开始规定大臣可以服满三年丧。但元康年间，陈准、傅咸等人，还是因权宜被夺丧，不能服满丧礼。从此到现在，往往以此为例。晋文帝驾崩时，羊祜对傅玄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平民都应遵守；汉文帝废除它，毁坏礼仪伤害道义。现在皇上有曾闵之性，实行丧礼。丧礼既然实行，为何要除去丧服。如果因此遵守先王之法，不是很好吗？” 傅玄曰：“汉文帝因为末世风气浅薄，不能再实行国君之丧，所以废除了。几百年一旦恢复古制，恐怕难以实行。” 羊祜曰：“暂且让主上服满丧，不也很好吗？” 傅玄曰：“如果主上不除丧而臣下除丧，这就只有父子之礼，没有君臣之礼，三纲之道就亏缺了。” 习凿齿曰：“傅玄知道没有君臣之礼会损害教化，却不知道同时没有父子之礼更严重，难道不是不明事理吗！况且汉废除君臣之丧，不降低父子之服，所以天下百姓，没有不尽情对待亲人的。三纲之道，两种丧服常用于家庭，而王者却完全废除，怎能以孝治理天下呢？《诗》云‘谋划不够深远’，说的就是傅玄啊。”
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博士张靖议：“太子应当依照汉文权宜之制，克制情感除去丧服。” 博士陈逵议：“太子应当服重丧。” 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杜预奏：“谅暗之制，自古就有。所以高宗没有服丧的记载，只说不言政事而已。汉文限制三十六日，魏氏以虞祭为限。皇太子与国家为一体，按理应当除去丧服。” 博士段暢秉承杜预旨意，引《礼》传作为依据阐述其说法。卒哭之后，太子及三夫人以下都随皇帝除去丧服。自汉文采用权宜之礼，不再禁止，历代遵循使用。到晋孝武驾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道子议：“陵墓之后可以通婚嫁，不得奏乐，以一年为限。” 宋高祖驾崩，安葬后，官吏百姓到宫廷，都可以奏乐，只有殿内禁止。
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议：“郑玄丧制二十七个月结束，学者多认为符合礼。晋初采用王肃议，祥禫在同一个月，于是成为制度。江左以来，只有晋朝施用；士大夫，多遵循郑玄议。应当使朝野一致。” 诏准。
晋惠帝永康元年，愍怀太子薨，帝依照礼为长子服三年丧，群臣服齐衰期。晋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定三年之制。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崩，萧太后制定三年之服。
晋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孙尚薨。有关部门奏：“御服齐衰期。” 诏交群臣商议。散骑常侍谢衡认为诸侯的太子，是否发誓，尊卑不同，《丧服》说，为嫡子长殇服丧，指的是未发誓的；已发誓的就不算殇。中书令卞粹曰：“太子刚出生，就已尊贵，不必等待发誓。如果谢衡议已发誓不算殇，那么行冠礼的儿子，应当服斩衰三年；未发誓而殇的，即使十九岁，应当服大功九月。发誓与未发誓，差别很小；斩衰与大功，轻重差别很大。而现在注说，诸侯不降低嫡殇的丧服，因嫌没有重服，以大功作为嫡子的重服。大功作为嫡子的重服，那么即使发誓，也没有三年丧的道理是很明显的。男子能保卫社稷，女子能履行妇道，各在能成就事业的年龄，有已成就的事业，所以可以不算殇，不是指孩童。所谓殇后，像父亲一样尊重，尚且不加服，而只服殇服。何况以天子之尊，为无服的殇子，行成人之制呢！凡是应当重服的殇，士大夫都不加服，却让至尊独自服重服，前所未闻。” 博士蔡克同意卞粹。秘书监挚虞议：“太子刚出生，用成人之礼对待，那么殇的道理就不存在了。太孙也和君主一样重要，因地位而成全服制，不是因为年龄。天子没有服殇的礼仪，是因为断绝期服的缘故。” 于是御史以上都服齐衰。
晋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年忌日。有关部门奏；“至尊满一年应改服。” 诏曰：“君亲，是名教的重要内容。权宜之制出自近代罢了。” 于是依旧穿素服，不是汉、魏的典章。晋孝武太元九年，崇德太后褚氏崩。太后对皇帝来说是堂嫂，有人对丧服有疑问。太学博士徐藻议：“侍奉父亲与侍奉君主一样恭敬。又《礼》传，丈夫属于父道的，妻子都属于母道。那么丈夫属于君道，妻子也属于后道。服事太后应当以侍奉母亲的礼仪。《春秋》讥讽逆祀，以表明尊尊之义。现在皇上亲自奉祀康、穆、哀皇及靖后，恭敬如同对上天，怎能以君道恭敬，而对亲生长辈废除丧服！认为应当服齐衰期。” 于是武帝制定期服。
晋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书祠部郎徐广议：“太皇太后名位正当，如同皇极，礼仪完备，情礼深厚。《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然称夫人，礼服从正。所以成风显夫人之号，昭公服三年之丧。儿子对父亲所生的，地位尊贵情义深重。且礼祖不厌孙，应当服满丧礼不加克制。而根据情感制定制度，如果嫌没有明文记载，那么有疑问应从重。认为应当同于为祖母后服齐衰期。永安皇后无服，只举哀一次。百官也服期。” 诏准。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给事中刘温持节监丧。神虎门设置凶门柏历到西上皞，皇太子在东宫崇正殿及永福省都设置庐舍。各皇子没有府第的，在西廨设置庐舍。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丧三年。礼规定心丧，有的有禫有的没有，礼没有明文，世人有的两种都实行。皇太子心丧结束，诏让广泛商议。有关部门奏：“丧礼有禫，因为祥变有渐进过程，不应立即除去丧服穿吉服，所以期间服ＦＨ缟。心丧已经十三个月，大祥十五个月，祥禫变除，礼毕后还有一期，不应再有禫。宣布作为永久制度。” 诏准。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关部门奏：“已故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义阳王师王偃丧逝。至尊为他服缌麻三个月，成服后，随即因公除去丧服。到三月结束，不清楚是否应当除去丧服？又皇后依照朝廷制度行心丧，行丧三十天后因公除去丧服。到出葬那天，哭临应当穿什么丧服？又旧例，皇后心丧，服丧结束除去丧服那天，再穿上未因公除去丧服时的服饰，然后除去。不清楚现在皇后除去心丧那天，应当依旧再穿丧服？还是只脱下心丧中穿的布素服饰而已？命令礼官确定。” 太学博士王膺之议：“尊卑制度不同，轻重有等级，五服虽然相同，降厌却不同。礼，天子只降低旁亲；外舅缌麻，本在服例，但衰绖不能在朝会时穿，所以有公除的说法。虽然脱下衰服穿上冕服，还有缌麻的制度。愚认为至尊服满三个月，还应除去丧服。” 又议：“吉凶服饰不同，情礼应当相称。皇后一个月的服期虽然过了，二功的丧服已经除去。最哀伤的，莫过于面对灵柩，亲自拜见的重要场合，不能没有丧服。按周礼，为兄弟除去丧服后，到下葬时，又穿上丧服。轻丧虽然除去，还穿齐衰哭临下葬。举轻明重，道理可知。愚认为王右光禄出葬那天，皇后应当重新穿齐衰。” 又议：“丧礼已久，变除逐渐减轻；情感随时间减弱，服饰随时节改变。权宜之礼已经实行，服制已经改变，怎能在最终除去丧服那天，又穿重服呢？按晋泰始三年，武帝在除去丧服的月份，想重新穿重服拜谒陵墓，多次下诏恳切表达，想抒发悲痛之情。当时朝廷议论坚决反对，最终没有实行。愚认为皇后最终除去丧服那天，不应再穿重服，只应脱下布素服饰而已。” 太常丞硃膺之议：“凡说公除，不是完全除去的意思。现在朝臣私人丧服，也有公除，还自行遵守本制。王膺之说晋武拜陵没有重新穿丧服，当时是权宜之制。已经脱下衰麻，不能再穿重服，和公除不同。愚认为皇后除去心丧那天，应当如旧重新穿上未公除时的服饰，以表达深切的悲痛之情。” 其余同意王膺之的议论。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按三天成服后就除去，及皇后行丧三十天，礼没有这样的条文。如果都称为公除，可大致依照。凡公除的设置，是因为王制剥夺礼。下葬及祥除，都应重新穿丧服。没有在之前穿丧服，之后不除去的。即使有齐斩重制，还是为功缌除丧。公除是暂时剥夺，怎能就此穿吉服呢？愚认为至尊三个月服满，应当依礼除去丧服。皇后哭临出葬，及一周年祥除，都应重新穿齐衰。” 尚书令、中军将军建平王宏议认为：“至尊缌麻服满，只举哀而已，不需要除去丧服。” 其余同意硃膺之的议论。前祠部郎中周景远议：“权宜改变礼仪，五服都改变，缌麻轻制，不应单独不同。” 认为：“至尊既然已经公除，到三月结束，不再有除去丧服的意义。” 其余同意硃膺之的议论。重新研究，以建平王宏的议论为恰当。诏准。
大明二年正月，有关部门奏：“已故右光禄大夫王偃丧，依照规定皇后服期，心丧三年，应在第二个周年的二月晦结束。查元嘉十九年旧例，武康公主出嫁，二十五个月心丧结束，依礼穿吉服。从前国哀第二个周年，孝建二年二月，那个月末，各公主心丧结束，就应穿吉服。当时还是心禫穿素衣，二十七个月才除去，两件事不同。” 领仪曹郎硃膺之议：“详细考察礼文，心丧不应有禫，皇朝考察，已定为制度。元嘉末年，祸难深重，圣心天性，丧纪过于哀伤。因此出嫁的公主，还同未出嫁时一样，根据情感改变礼仪，不是改革旧章。现在皇后二月晦，应依照元嘉十九年制度，脱下素衣穿吉服。” 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禄大夫殷和丧，变除的礼仪，和皇后相同。
晋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卒，是皇太子的生母。有关部门参详母以子贵，追赠淑媛为夫人，设置家令掌管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丧服》传称，与尊者为一体，就不服私亲的丧。又君父所不服的，子女也不敢服。所以王公的妾生的子女服其生母，戴练冠穿麻衣，安葬后就除去。不是五服的常规，就称为无服。” 听从了他的建议。宋孝武大明五年闰月，皇太子妃薨。用樟木做棺，称为樟宫。用龙輴运载。在龙山造陵，让大匠卿除草，司空祭告后土，称下葬为山茔。附祭于文元皇后庙的阴室，在正堂后壁之外，朝北。皇帝服大功九月，在太极东宫堂殿设位。中监、黄门侍郎、仆射都随从服丧。随从服丧的，皇帝穿衰服时才随从服丧，其他日子则不。宫臣服齐衰三月，那些在宫中居住的给予丧假。
大明五年闰月，有关部门奏：“依照礼皇太后为太子妃服小功五月，皇后服大功九月。” 右丞徐爰参议：“宫人随从服丧的，如果皇帝皇后哭临时应穿衰服时，随从服丧的都穿衰服，不是哭临日就按常仪。太子既然有妃的期服，诏见的日子，还穿公服。如果至尊不是哭临日亲临东宫，太子拜见也一样。宫臣拜见至尊，都穿朱衣。” 大明五年闰月，有关部门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都服大功九月，皇太后服小功五月，不清楚皇帝皇后何时可以奏鼓吹及音乐？” 博士司马兴之议：“按《礼》，‘齐衰大功之丧，三个月不处理政务。’现在临轩拜授，是君主的大典，古今不同，时间长短不同。愚认为皇太子妃附祭庙后，就可以临轩奏乐及鼓吹。” 右丞徐爰议：“皇太子妃虽然还未下葬，临轩拜官，旧例不碍事。棺木还在殡，应悬挂乐器但不演奏。附祭后皇帝皇后奏乐，应让学官拟礼上奏。” 司马兴之又议：“按礼，大功期间应放下琴瑟，确实没有自己演奏的道理。但王者身份尊贵，不同于平民。所以汉文安葬后，都恢复吉服，只悬挂乐器不演奏，以此表示哀伤。现在根据轻重，按照降杀之礼，那么下级大功，不应停止奏乐直到服满。金石宾飨的礼仪，箫管警跸的护卫，实在是君主的盛典，威严的装饰，本来也不能在朝廷长期废止。又礼没有天王为嫡妇服丧的条文，只是后世学者推重嫡的意义而已。既然已经服丧完成丧事，空悬到最终下葬，也足以推崇正妻，标明礼仪归属了。” 徐爰参议，皇太子在期服内，不应奏乐及鼓吹。
明帝泰始中，陈贵妃父金宝卒，贵妃服丧三十日满，因公除去丧服。晋穆帝时，东海国说哀王薨超过一年，继位的王才来继承，不再追服，群臣都已恢复吉服，国妃也应一同除去丧服。诏曰：“朝廷之所以采用权宜之制，是因王事剥夺，不是改变礼仪。妇人传承宗祀意义重大，如果依从权宜之制，道义将依附何处？” 于是国妃服满三年丧。孙盛曰：“废除三年之礼，开启轻薄的源头，是汉、魏的大失误。现在如果认为丈夫应因王事剥夺丧服，妇人可服满本丧，这是吉凶的礼仪，在宫寝中混杂；彩色和素色的制度，在内外违背，岂不是情礼都违背，哀乐失所吗！蕃国事务少，应依照圣典，毫无疑问。”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长沙景王神主随儿子南兗州刺史刘义欣镇守广陵，备好所加的特殊礼仪下船。到了镇所，进入行庙。大司马临川烈武王神主随儿子荆州刺史刘义庆到江陵，也是这样。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领御史中丞何承天奏：
尚书文书：“海盐公主的生母蒋美人丧。海盐公主先前已离婚，现在应成服，撰写仪注参详，应交两学礼官博士议论公主所服的轻重。太学博士顾雅议：‘现在既然都用士礼，应当同齐衰削杖，布带疏履，服期，礼毕，心丧三年。’博士周野王议又说：‘现在诸王公主都用士礼。谯王、衡阳王为所生太妃都服重丧，那么公主的情礼，也应在家服期服为恰当。’博士庾邃之、颜测、殷明、王渊之四人同意顾雅的议论；何惔、王罗云二人同意周野王的议论。” 如所上奏的台案。现在的诸王，虽然行士礼，是施行于旁亲及自己以下。至于被帝王所厌，还全依照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仪亡，广德三公主因被父余尊所厌，还服大功。海盐公主体现帝王至尊，应当被至尊所厌，怎能服期？台根据《经》、传正文，并引用事例，依照根源追究过失。而博士顾雅、周野王等坚持不肯认错，还说 “自从有宋以来，皇子蕃王，都没有厌降，同于士礼，记载在旧例中。缌功的丧服，不废弃于远亲，却唯独贬低所生的，这是重视轻的，剥夺重的；剥夺重的，难道是说顺应情感吗？” 台考察圣朝从晋接受天命，所有施行的，无不向上考察礼文，兼用晋的事例。又太元中，晋恭帝当时为皇子，为其生母陈氏服丧，戴练冠縓缘，这是前代施行的旧例，是谨慎依照礼文的。又广德三公主为其生母符修仪服大功，这是先君余尊所厌的。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为曹婕妤服丧，只穿麻衣，这是被至尊所厌的。博士既不依据古制，又不依照今例，违背施行的事例，还用很多浮辞自卫。竟说五帝之时，三王之季。又说长子去掉斩衰，除去禫杖，都是古礼，不少是今世的。博士虽然又引用这些条目，无法补救过失。又质问台说 “蕃国能顺遂其私情，这个意义出自什么经记？” 臣案南谯、衡阳太妃都受朝命，为国小君，因此二王能顺遂其服丧，怎能用美人来比较？考察蕃王能顺遂的，是圣朝所允许的。皇子公主不能申述的，是因为有厌的缘故。台登记重犯过失制度不得超过十天，却又不答复。被催促两三天后，才提交认错文书。虽然理屈词穷，还听说因道义而耻于服罪。臣听说丧纪有制度，是礼的大纲；降杀适宜，是家国的旧典。古代的诸侯众子，还因尊厌；何况在王室，却想同于士庶。这种错误，不用说就很明显。太常统领太常寺，竟然不研究驳回，所谓同于过失的，也没得到。应加以裁断纠正，弘扬国家典章。
谨案太学博士顾雅、国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罗云、颜测、殷明、何惔、王渊之、前博士迁员外散骑侍郎庾邃之等，都承蒙选拔，担任顾问之职，既不谨守旧文，又不审察依据前例，于是上违背经典，下违反旧例，随意妄作，自造礼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是掌管礼的部门，往返陈述，完全不研究驳回，混同这种过失，也应获罪。请求根据现有事实一并免去现在所任官职，解除周野王领国子助教。顾雅、周野王起初立论错误，中途坚持过错，未超过十日之限。虽然是一件事，却构成三项过失，王罗云掌管押文坚持过失，三人加禁固五年。
诏敬叔白衣领职。其余按奏议处理。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刘铄的生母吴淑仪薨。依照礼无服，穿麻衣戴练冠，安葬后除去。有关部门奏：“古代与尊者为一体，不得为私亲服丧。而近代诸侯都用士礼，五服之内都成服，对于所生的，反而不能顺遂。” 于是皇子都申述为母服丧。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关部门奏：“已故第十六皇弟刘休倩早夭，年龄刚到殇，追赠谥号东平冲王。服制没有现成标准，下令礼官详细议论。” 太学博士陆澄议：“按礼有成人之道，就不算殇。现在既然追封土地，推崇封秩，圭黻完备典章，成人的礼仪很完备了。典文明确，殇名就去掉了。典文作为准则，冠服表明身份，还以免除孺子之制，保全丈夫之义。怎能名声列在爵首，却可服殇礼！” 有关部门考察陆澄的议论没有明确证据，让他秉持公正重新上奏。陆澄重议：“私认为赠的意义，是用来追加名器。所以赠公的就成为公，赠卿的就成为卿。赠他为王，能不成为王吗？既然有在世时封爵，有的死后封爵，都受帝命，不因吉凶而有不同典制；都备有文物，怎能因存亡而有不同礼数？现在玺策都有等级，是成人之礼；诸侯哭临，不是下殇之制。如果丧用成人礼，亲人用殇服，浅学之人有疑问，不能分辨。请求详细审议如所称述。” 左丞臣羊希参议：“考察陆澄的议论，既没有明确的前例，不符合依据。按《礼》，子不为父殇，臣不为君殇。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能因年幼而降低丧服。又说，‘尊同则服其亲服’，推究这文的旨意，旁亲自然应服殇服，所不殇的只施行于臣子而已。” 诏准。
孝建元年六月，湘东国文书称 “国太妃在三十年前闰六月二十八日薨。不清楚周年忌日应在六月？还是取七月？命令礼官议论纠正”。博士丘迈之议：“按吴商的议论，闰月去世的，应以本正之月为忌日。认为正闰的议论虽各有主张，吴商的议论恰当。应以今年六月为忌日。” 左仆射建平王刘宏认为：“丘迈之的议论不可作为依据。按晋世及皇代以来，闰月去世的，以闰后的月份举行祥祭。应以来年七月为祥忌。” 到大明元年二月，有关部门又奏：“太常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十八日薨。现在为何月末祥除？” 交礼官议论纠正。博士傅休议：“考察《三礼》，丧遇闰月，计算月数的包含闰月，计算年数的不算闰月，因为闰月在期内。鄱阳哀王去年闰三月薨，月次节物，确定是四月的部分，应以今年四月末为祥祭。晋元、明二帝，都在闰二月崩，以闰后的月份祥祭，前代的标准，就是现在的类比。”
太常丞庾蔚之议：“礼，正月思念亲人，所以有忌日的感伤。四季已经变化，人情也已衰减，所以有二祥的降低。这就是祥忌都以同月为议，而闰月去世的，明年必定没有这个月，不能因为没有这个月而不举行祥忌，所以必定应采用闰月所附的月份。闰月附属于正月，《公羊传》有明确议论，所以班固把闰九月作为后九月，月名既不不同，天时也没有差异。如果用闰后的月份，那么春夏就永远改变，节候也错乱。假设有在闰腊月去世的，如果用闰后的月份为祥忌，那么祥忌应在后年正月。祥祭涉及三年，既失去周期的意义，冬天去世而春天忌日；又违背产生感伤的根本。比如今年末三十日去世，明年末月小， 如果去年二十九日亲人还在，就应在后年正月初一为忌日，这肯定不对。那么闰月去世的情况就可知了。” 通关都同意庾蔚之的议论，在三月末祥除。
大明五年七月，有关部门奏：“已故永阳县开国侯刘叔子早夭，年龄刚四岁，旁亲的服制有疑问。” 太学博士虞龢、领军长史周景远、司马硃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议，都认为 “应同成人之服。东平冲王服殇，实在是因为追赠，不同于已受封土”。博士司马兴之议：“应同东平殇服。” 左丞荀万秋等参议：“南面统治国家，继承家业，虽然年幼，未缺成人之礼，有君父之名，不容服殇，所以说‘臣不殇君，子不殇父’。由此推知，旁亲应依照殇制。东平冲王已有前议。如果升仕朝列，就成为大成，所以鄱阳哀王追赠太常，亲戚不降服。愚认为下殇以上，身居封爵，应同成人。年龄在无服之殇，以当官为界限。现在永阳国臣，自然应全服。至于旁亲，应从殇礼。” 诏：“周景远的议论恰当”。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关部门奏：“第七皇弟的养母郑修容丧。不清楚服制，交礼官纠正议论。” 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按庶母抚养自己的，服小功五月。郑玄说：‘那些让人抚养而未命为母子的，也服庶母抚养自己的丧服。’愚认为第七皇弟应从小功之制。” 参议都同意。
汉、魏废除帝丧三年之制，而魏世有的为旧君服三年丧。到晋太始四年，尚书何桢奏：“已故被荐举的纲纪吏，不论是否合适，都反服旧君齐衰三月。” 于是诏书下达他的奏议，所适之人无论贵贱，都同依古典。
魏武在正月驾崩，魏文在当年七月设置伎乐百戏，可见魏不因丧废乐。晋武帝以来，国家有大丧未除，正会也废乐。太安元年，太子丧未除，正会也废乐。穆帝永和中，因中原山陵未修复，连年正会，都废乐。当时太后临朝，后父褚裒薨，元会又废乐。晋世孝武太元六年，为皇后王氏丧，也废乐。宋有大丧就废乐。
汉献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终令曰：“古代的葬者，必定在贫瘠的土地，规划西原上作为寿陵。依山为基，不封土不种树。《周礼》，冢人掌管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也称为陪陵。那些公卿大臣列将有功的，应陪葬寿陵。广泛规划墓地，使足以容纳。” 魏武以送终制度准备衣服四箱，在上面题字标识，春夏秋冬如果去世，随时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概不得送入。文帝遵奉，没有增加。到接受禅让，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打开墓道，就造石室，藏玺在墓道首，表明陵中没有金银等物。汉礼明器很多，从此都省减了。
文帝黄初三年，又自己作终制：“礼，国君即位，制作内棺，是为了存不忘亡。寿陵依山为体，不封土不种树，不立寝殿，不造城邑，不通神道。葬，就是藏。想让人不能看见。礼不墓祭，是想让生死不亵渎。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到封国的，有去世的，都葬在涧西，之前又已标明地点了。” 此诏藏在宗庙，副本在尚书、秘书三府，明帝也遵奉。明帝本性虽然崇尚奢侈，但未急于营造陵墓。晋宣帝预先在首阳山作土藏，不建坟不种树，作顾命终制，用平时的衣服入敛，不设明器。文帝、景帝都谨奉遗命，没有增加。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照宣帝旧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将要合葬，打开崇阳陵。派太尉司马望奉祭，进皇帝密玺绶到便房神座。魏氏金玺，这又更俭省了。
泰始二年，诏曰：“从前舜葬苍梧，农夫不改变田亩；禹葬会稽，集市不改变店铺。上思祖考清简的旨意，外想迁移陵墓十里内的居民，一律停止。” 江左元、明崇尚节俭，且各种制度初创，山陵送终，省约完备。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诏外官每五天哭临一次，内官每天早上哭临一次而已。过了安葬和虞祭礼结束就停止。有关部门奏；“大行皇后陵所设置凶门柏历，门号显阳端门。” 诏曰：“门按所处位置设置，凶门柏历，太为烦费，停止设置。” 按蔡谟的说法，用两个瓦器盛放死者的祭品，系在木表上，用苇席放在庭中靠南的位置，名为重。现在的凶门，就是它的象征。《礼》，虞祭后制作神主。现在未安葬，没有神主，所以用重代替。《礼》称为主道，就是这个意思。范坚又说：“凶门不是古制，古有悬重，形状像凶门。后人把它放在门外表示丧事，习俗就推行开来。薄帐，就是古代吊幕之类。” 这时又诏曰：“地下深处，怎能用无用的东西装饰。陵中只需要清洁打扫而已。” 有关部门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为挽郎，诏又停止。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诏曰：“丧事只追求俭省迅速。” 又诏：“远近不得派遣山陵使。” 有关部门奏选挽郎二十四人，诏停止。宋元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诏也停止选挽郎。汉仪五供结束后就上陵，每年都这样，魏则没有固定礼仪。齐王在位九年，才一次拜谒高平陵，而曹爽被诛杀，之后就废止了，整个魏世都没再举行。
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都不得谒陵。” 于是景帝、文帝遵旨。到武帝时还两次拜谒崇阳陵，一次拜谒峻平陵，但最终不敢拜谒高原陵。到惠帝时又停止了。到江左初年，元帝崩后，诸公才有谒陵辞陵的事，大概是因为情谊如同朋友，顺情而行，不是洛京的旧制。成帝时，中宫也年年拜陵，议论的人认为不符合礼，于是就停止了，作为永久制度。到穆帝时，褚太后临朝，又拜陵，是因为皇帝年幼。到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下令说：“现在虽然权宜制度除去丧服，但到朔望等节日，自然应到陵所表达情感，以一年为限。” 于是到陵所改穿单衣夹，烦扰没有标准，不符合礼的本意。到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曰：“百官拜陵，兴起于中兴，不是晋的旧典。积习成常，就成了近世的制度。考察武皇帝的诏书，是不让人主诸王拜陵，何况百官。认为应遵奉。” 于是施行。到义熙初，又恢复江左的旧例。
宋明帝又禁止群臣初次拜谒陵墓，但辞陵照旧。自元嘉以来，每年正月，皇帝车驾必定拜谒初宁陵，恢复汉仪。世祖、太宗也每年拜初宁、长宁陵。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制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因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止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王伦兄王俊作《表德论》，以叙述王伦的美德，说 “敬畏王典，不得作铭，于是撰录行事，刊在墓的阴面”。这说明碑禁还很严格，此后又松弛了。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这些石兽碑表，既私下褒美，助长虚伪，伤财害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一律禁断。违犯的即使遇到赦令，都要毁坏。” 到元帝太兴元年，有关部门奏：“已故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请求立碑。” 诏特允许立。从此后，禁令又逐渐松弛。大臣长吏，人人都私自立碑。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又建议禁断，于是到现在都这样。
顺帝升明三年四月壬辰，皇帝临轩，派遣使者奉玺绶禅位于齐王，悬挂乐器不演奏。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关部门奏：“皇太子的生母陈贵妃礼秩已同储宫，不清楚宫臣及朝臣是否都要致敬？妃主在宫内相见，又应行什么礼仪？” 博士王庆绪议：“百僚内外礼敬贵妃，应与皇太子相同。那些东朝的臣属，按理应尽臣节。” 太常丞虞愿等同王庆绪的意见。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议称：“礼说，妾既然不能与君为体，班秩按儿子的次序。母以子贵，经有明文。内外致敬贵妃，确实如王庆绪的议论。天子姬嫔，不容许与外廷通音信，虽然从义理上可以表达虔诚，不应有笺表。” 参详以刘休仁的议论为恰当。诏准。
泰豫元年，后废帝即位，尊崇生母陈贵妃为皇太妃。有关部门奏：“皇太妃位仅次于至尊，不清楚国亲举哀的规格应一同皇太后？还是有降异？又对本亲期以下的，还应服丧吗？” 前曹郎王燮之议：“按《丧服传》，‘妾服君的亲族，能与女君相同’。这样，皇太妃服宗与太后无异。但太后既然因尊贵而降服无服，太妃的礼仪不应特殊，所以都不服丧。按本情举哀，礼仪没有不同。又《礼》，‘诸侯断绝期服’。皇太妃虽然说不居尊极，不容比诸侯轻。认为本亲期以下，一概无服。有丧事自然应举哀。亲疏两种礼仪，以太后为标准。” 兼太常丞司马燮之议：“《礼》，‘妾服君的庶子及女君的亲族’。都指大夫士而已。妾的名称虽然总括，而等级有贵贱。三夫人九嫔，位同公卿。大夫还有贵妾，何况天子！诸侯的妾为其他妾的儿子无服，既然不服其他妾的儿子，怎能服君及女君的其余亲族。何况皇太后妃贵近相极，礼绝群后，崇高的盛典，超过东宫，还不服期服，太妃怎能有不同。如果本亲有丧事，举哀的礼仪，应效仿太后。” 参议以司马燮之的议论为恰当。太妃对国亲无服，所以应依情为诸王公主中对至尊服期服的返回，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嫔各举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关部门奏：“云杜国文书称国子檀和之的生母亲王，请求除太夫人。检查没有国子除太夫人的先例，法令也没有条文。交礼官议论纠正。” 太学博士孙豁之议：“《春秋》，‘母以子贵’。亲王虽是妾，是檀和之的生母。按五等的例子，郑伯许男同号夫人，国子的体例，亲王应如国所生。” 太常丞庾蔚之议：“‘母以子贵’，虽然是《春秋》的明义，古今制度不同，沿革有别。近代以来，所生的蒙受荣耀的，只有诸王。既然是王者的嫔御，所以应在蕃国被尊崇。如果功高勋重，列为公侯，也有拜太夫人的礼仪。凡是这些都是朝廷恩宠特降，不是国家所要求的。子男的妾母，没有先例。” 祠部郎中硃膺之议认为：“儿子不能给父母封爵，而《春秋》有‘母以子贵’。当指传国君的母亲，本来是先公的嫔媵，有缘由可依。始封的人，不能相同。如果有特殊功绩，恩宠特赐，有时会有，不由有关部门办理。” 所议参议，以庾蔚之的议论为恰当。诏准。
大明二年六月，有关部门奏：“凡侯伯子男世子丧，没有子嗣，请求进次息为世子。检查没有这样的例子，交礼官议论纠正。” 博士孙武议：“按晋济北侯荀勖长子荀连卒，以次子荀辑拜世子。前代的标准，应作为现在的例子。” 博士傅郁议：“《礼记》，微子立衍，商礼施行。仲子舍孙，姬典贬斥。历代遵循，不废弃旧制。现在受封之君在世而世子卒，继承人未养育，不是指孙。愚认为次子有子，自然应绍为世孙。如果没有，不容远找旁支，继承纲纪，传承有缘由。父在立子，符合情典。” 曹郎诸葛雅之议：“按《春秋传》说，‘世子死，有同母弟就立弟，没有就立长；年龄相同就选贤，义理相同就占卜’。是古制。现在长子早卒，无嗣，进立次息为世子，取自《左氏》，理义无违。又孙武所依据的晋济北侯荀勖长子卒，立次子，也是近代的成例。依文类比，私下认为恰当。认为应允许，作为永久制度。” 参议为恰当。诏准。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关部门奏：“兴平国文书称国子袁愍孙的母亲王氏，应除太夫人。检查没有国母除太夫人的例子。交礼官议论纠正。” 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按礼，下国卿大夫的妻子，都由天子册命。由此推论，子男的母亲，不容单独不同。” 博士程彦议以为：“五等虽然有差别，但承家事务相同。公侯的母亲，能得崇号，子男对母亲，尊秩应显扬。所以《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本来就知道随子尊贵与国相同。程彦参议，以司马兴之的议论为恰当。除王氏为兴平县开国子太夫人。” 诏准。
大明四年九月，有关部门奏：“陈留国王曹虔季长兄曹虔嗣早卒，曹虔季袭封之后，生子曹铣以继曹虔嗣。现在依例应拜世子，不清楚应以曹铣为世子？还是应立次子曹锴？” 太学博士王温之、江长议，都认为应以曹铣为正嗣；太常陆澄议立曹锴。右丞徐爰议谓：“礼注重大宗，因为不能缺少祭祀。诸侯世代相传，是《春秋》的成义。曹虔嗣承家传爵，身为国王，虽然薨没无子，仍列昭穆。立后的日子，就应继承国统。当时既无承继，曹虔季按次序袭绍。曹虔嗣既列庙飨，所以自然随世数迁移，怎能祭祀不缺，随便取他人之子为嗣！作为继承人，又应恭敬祭祀先父。按礼文，公子不得称诸侯为父。曹虔嗣没有理由降庙就寝。曹铣本是长子，应还为曹虔季世子。” 诏如徐爰议。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关部门奏：“御史中丞刘式之议，‘每次出行，不知制度上与什么官分道，应有旧条。法令只说中丞专道，传诏持信，诏唤众官，应诏的通行，制度命令没有分别其他官的条文，既然没有明确规定，承准有疑问。认为皇太子正议东宫，不应与众同例，中丞应与之分道。扬州刺史、丹阳尹、建康令，都是京辇土地之主，有的检察违规，有的赴救水火，事情应神速，不应停留，也应分道。又考察六门内是行马之内，且禁卫违规，都由二卫及领军负责，不清楚京尹、建康令门内的下属及公事，也能与中丞分道吗？请依照旧仪。告报参详应分道的官员。’听如台所上奏的，六门内，既然不是州郡县部界，就不应依照门外。尚书令、二仆射应分道的，也都与中丞相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诏立凌室藏冰。有关部门奏，季冬之月，冰坚固之时，凌室长率领山虞及役隶在深山穷谷阴寒冻结之处取冰，纳入凌阴。务必周密，不泄露寒气。先用黑牡翙黍在凌室之北祭祀司寒。仲春之月，春分之日，用黑羔翙黍祭祀司寒。打开冰室，先进献祖庙。二庙夏祠用鉴盛冰，每室一鉴，以抵御热气蝇蚋。三御殿及太官膳食，都用鉴供冰。自春分至立秋，有臣妾丧，诏赠秘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数量以助丧事。制作夷盘，随冰借给。凌室在乐游苑内，设长一人，保举吏二人。
三公黄皞，前史没有说明其意义。史臣按，《礼记》“士韠与天子同，公侯大夫则异”。郑玄注：“士卑贱，与君同，不嫌疑。” 朱门洞开，是当阳的正色。三公与天子，礼秩相近，所以用黄色皞，以示谦不敢与天子同色，大概是汉以来的制度。张超《与陈公笺》，“拜黄皞将有日月” 就是这样。
史臣按：现在朝士到三公处，尚书丞、郎到令、仆射、尚书处，都在门外下车，穿鞋，过门槛后才穿屐。汉世朝臣见三公，都下拜。丞、郎见八座，都持板揖，事在《汉仪》及《汉旧仪》，可见都有恭敬之礼。陈蕃为光禄勋，范滂为主事，以公仪到陈蕃处，执板入皞，到座位，陈蕃不夺范滂的板，范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责备陈蕃说：“按等级来说，范滂应有恭敬；按类数推究，到皞应简化。” 可见恭敬只在门口，由来已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