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卷七十三-原文带拼音解释-汉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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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延之颜延之，字延年，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饮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穆之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仕之；先欲相见，延之不往也。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因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庆殊命，参起居；延之与同府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宋国建，奉常郑鲜之举为博士，仍迁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补太子舍人。雁门人周续之隐居庐山，儒学著称，永初中，征诣京师，开馆以居之。高祖亲幸，朝彦毕至，延之官列犹卑，引升上席。上使问续之三义，续之雅仗辞辩，延之每折以简要。既连挫续之，上又使还自敷释，言约理暢，莫不称善。徙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领军将军谢晦谓延之曰： “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黄门郎殷景仁亦谓之曰：“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纪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恭承帝命，建旟旧楚。访怀沙之渊，得捐佩之浦。弭节罗潭，舣舟汨渚，敬祭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兰薰而摧，玉贞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风迨时，飞霜急节。嬴、芊遘纷，昭、怀不端。谋折仪、尚，贞蔑椒、兰。身绝郢阙，迹遍湘干。比物荃荪，连类龙鸾。声溢金石，志华日月。如彼树芬，实颖实发。望汨心欷，瞻罗思越。藉用可尘，昭忠难阙。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延之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务，当与天下共之，岂一人之智所能独了！”辞甚激扬，每犯权要。谓湛曰：“吾名器不升，当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于彭城王义康，出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咏嵇康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阮籍曰：“物故可不论，途穷能无恸。” 咏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咏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 此四句，盖自序也。湛及义康以其辞旨不逊，大怒。时延之已拜，欲黜为远郡，太祖与义康诏曰：“降延之为小邦不政，有谓其在都邑，岂动物情，罪过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选代，令思愆里闾。犹复不悛，当驱往东土。乃志难恕，自可随事录治。殷、刘意咸无异也。”乃以光禄勋车仲远代之。延之与仲远世素不协，屏居里巷，不豫人间者七载。中书令王球名公子，遗务事外，延之慕焉；球亦爱其材，情好甚款。延之居常罄匮，球辄赡之。晋恭思皇后葬，应须百官，湛之取义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侍中。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于地曰：“颜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闲居无事，为《庭诰》之文。今删其繁辞，存其正，著于篇。曰：《庭诰》者，施于闺庭之内，谓不远也。吾年居秋方，虑先草木，故遽以未闻，诰尔在庭。若立履之方，规鉴之明，已列通人之规，不复续论。今所载咸其素畜，本乎性灵，而致之心用。夫选言务一，不尚烦密，而至于备议者，盖以网诸情非。古语曰得鸟者罗之一目，而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此其积意之方。道者识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向；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寻尺之身，而以天地为心；数纪之寿，常以金石为量。观夫古先垂戒，长老余论，虽用细制，每以不朽见铭；缮筑末迹，咸以可久承志。况树德立义，收族长家，而不思经远乎。曰身行不足遗之后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备，或应以不和；犹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傥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参、柴，人皆由、损。夫内居德本，外夷民誉，言高一世，处之逾默；器重一时，体之滋冲。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渊泰入道，与天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遗声，欲人出已，知柄在虚求，不可校得，敬慕谦通，畏避矜踞，思广监择，从其远猷，文理精出，而言称未达，论问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亚也。若乃闻实之为贵，以辩画所克，见声之取荣，谓争夺可获，言不出于户牖，自以为道义久立，才未信于仆妾，而曰我有以过人，于是感苟锐之志，驰倾觖之望，岂悟已挂有识之裁，入修家之诫乎！记所云“千人所指，无病自死”者也。行近于此者，吾不愿闻之矣。凡有知能，预有文论，不练之庶士，校之群言，通才所归，前流所与，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于墙室之内，喧嚣于党辈之间，窃议以迷寡闻，妲语以敌要说，是短算所出，而非长见所上。适值尊朋临座，稠览博论，而言不入于高听，人见弃于众视，则慌若迷涂失偶，黡如深夜撤烛，衔声茹气，腆默而归，岂识向之夸慢，祗足以成今之沮丧邪！此固少壮之废，尔其戒之。夫以怨诽为心者，未有达无心救得丧，多见诮耳。此盖臧获之为，岂识量之为事哉！是以德声令气，愈上每高，忿言怼议，每下愈发。有尚于君子者，宁可不务勉邪！虽曰恆人，情不能素尽，故当以远理胜之，么算除之，岂可不务自异，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贫薄，事之悬也。以富厚之身，亲贫薄之人，非可一时同处。然昔有守之无怨，安之不闷者，盖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贫薄，岂其证然，时乃天道。若人皆厚富，是理无贫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谓富厚在我，则宜贫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义在不可，而横意去就，谬生希幸，以为未达至分。蚕温农饱，民生之本，躬稼难就，止以仆役为资，当施其情愿，庀其衣食，定其当治，递其优剧，出之休飨，后之捶责，虽有劝恤之勤，而无沾曝之苦。务前公税，以远吏让，无急傍费，以息流议，量时发敛，视岁穰俭，省赡以奉己，损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见情为上；立长多术，晦明为懿。虽及仆妾，情见则事通；虽在畎亩，明晦则功博。若夺其常然，役其烦务，使威烈雷霆，犹不禁其欲；虽弃其大用，穷其细瑕，或明灼日月，将不胜其邪。故曰：“孱焉则差，的焉则暗。”是以礼道尚优，法意从刻。优则人自为厚，刻则物相为薄。耕收诚鄙，此用不忒，所谓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气，等级相倾，遂成差品，遂使业习移其天识，世服没其性灵。至夫愿欲情嗜，宜无间殊，或役人而养给，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奥有灶，齐侯蔑寒，犬马有秩，管、燕轻饥。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厌滋旨而识寡嗛之急，仁恕之功。岂与夫比肌肤于草石，方手足于飞走者，同其意用哉！罚慎其滥，惠戒其偏。罚滥则无以为罚，惠偏则不如无惠，虽尔眇末，犹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己，动类念物，则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蒱塞，会众之事，谐调哂谑，适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克瞻，弥丧端俨，况遭非鄙，虑将丑折。岂若拒其容而简其事，静其气而远其意，使言必诤厌，宾友清耳；笑不倾妩，左右悦目。非鄙无因而生，侵侮何从而入，此亦持德之管龠，尔其谨哉。嫌惑疑心，诚亦难分，岂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刚之断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贤，则颦笑入戾，期变犬马，则步顾成妖。况动容窃斧，束装滥金，又何足论。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议狱，而僭滥易意；硃公论璧，光泽相如，而倍薄异价。此言虽大，可以戒小。游道虽广，交义为长。得在可久，失在轻绝。久由相敬，绝由相狎。爱之勿劳，当扶其正性；忠而勿诲，必藏其枉情。辅以艺业，会以文辞，使亲不可亵，疏不可间，每存大德，无挟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终。酒酌之设，可乐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几。既眚既病，将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纾其妄发，其唯善戒乎？声乐之会，可简而不可违，违而不背者鲜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将受其毁。必能通其碍而节其流，意可为和中矣。善施者岂唯发自人心，乃出天则。与不待积，取无谋实，并散千金，诚不可能。赡人之急，虽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如杜林，亦可与言交矣。浮华怪饰，灭质之具；奇服丽食，弃素之方。动人劝慕，倾人顾盼，可以远识夺，难用近欲从。若睹其淫怪，知生之无心，为见奇丽，能致诸非务，则不抑自贵，不禁自止。夫数相者，必有之征，既闻之术人，又验之吾身，理可得而论也。人者兆气二德，禀体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胜杀，及其为人，宁无叶沴。亦犹生有好丑，死有夭寿，人皆知其悬天；至于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岂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难，识道愈坚。古人耻以身为溪壑者，屏欲之谓也。欲者，性之烦浊，气之蒿蒸，故其为害，则熏心智，耗真情，伤人和，犯天性。虽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犹火含烟而妨火，桂怀蠹而残桂，然则火胜则烟灭，蠹壮则桂折。故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惛，去明即惛，难以生矣。其以中外群圣，建言所黜，儒道众智，发论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误深，故药之者恆苦术浅，所以毁道多而于义寡。顿尽诚难，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异，从事于人者，无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谋人，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务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谓然，而彼定不然，弈棋之蔽；悦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学颦之蔽。将求去蔽者，念通怍介而已。流言谤议，有道所不免，况在阙薄，难用算防。接应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积，嫌间所袭，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于此，何处逃毁。苟能反悔在我，而无责于人，必有达鉴，昭其情远，识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宽默以居，洁静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谚曰，富则盛，贫则病矣。贫之病也，不唯形色粗黡，或亦神心沮废；岂但交友疏弃，必有家人诮让。非廉深识远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忧患，莫若怀古。怀古之志，当自同古人，见通则忧浅，意远则怨浮，昔有琴歌于编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义必出隐，交赖相尽，明有相照。一面见旨，则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则意入渊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托友，金石可弊。岂待充其荣实，乃将议报，厚之篚筐，然后图终。如或与立，茂思无忽。禄利者受之易，易则人之所荣；蚕穑者就之艰，艰则物之所鄙。艰易既有勤倦之情，荣鄙又间向背之意，此二涂所为反也。以劳定国，以功施人，则役徒属而擅丰丽；自埋于民，自事其生，则督妻子而趋耕织。必使陵侮不作，悬企不萌，所谓贤鄙处宜，华野同泰。人以有惜为质，非假严刑；有恆为德，不慕厚贵。有惜者，以理葬；有恆者，与物终。世有位去则情尽，斯无惜矣。又有务谢则心移，斯不恆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见人休事，则勤蕲结纳，及闻否论，则处彰离贰，附会以从风，隐窃以成衅，朝吐面誉，暮行背毁，昔同稽款，今犹叛戾，斯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凭人惠训，藉人成立，与人余论，依人扬声，曲存禀仰，甘赴尘轨。衰没畏远，忌闻影迹，又蒙之，毁之无度，心短彼能，私树己拙，自崇恆辈，罔顾高识，有人至此，实蠹大伦。每思防避，无通闾伍。睹惊异之事，或无涉传；遭卒迫之变，反思安顺。若异从己发，将尸谤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异如裴楷，处逼如裴遐，可称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无，常起于褊量，而止于弘识。然喜过则不重，怒过则不威，能以恬漠为体，宽愉为器者，大喜荡心，微抑则定，甚怒烦性，小忍即歇。故动无愆容，举无失度，则物将自悬，人将自止。习之所变亦大矣，岂唯蒸性染身，乃将移智易虑。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芷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芬。”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与之变矣。是以古人慎所与处。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尽而不污尔。故曰： “丹可灭而不能使无赤，石可毁而不可使无坚。”苟无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怀道为人，必存从理之心。道可怀而理可从，则不议贫，议所乐尔。或云： “贫何由乐？”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贵同贫贱，理固得而齐。自我丧之，未为通议，苟议不丧，夫何不乐。或曰，温饱之贵，所以荣生，饥寒在躬，空曰从道，取诸其身，将非笃论，此又通理所用。凡养生之具，岂间定实，或以膏腴夭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与，不由外。是以称体而食，贫岁愈嗛；量腹而炊，丰家余餐。非粒实息耗，意有盈虚尔。况心得复劣，身获仁富，明白入素，气志如神，虽十旬九饭，不能令饥，业席三属，不能为寒。岂不信然！且以己为度者，无以自通彼量。浑四游而干五纬，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载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纪而合流贯，人灵茂也。昔之通乎此数者，不为剖判之行，必广其风度，无挟私殊，博其交道，无怀曲异。故望尘请友，则义士轻身，一遇拜亲，则仁人投分。此伦序通允，礼俗平一，上获其用，下得其和。世务虽移，前休未远，人之适主，吾将反本。三人至生，暂有之识，幼壮骤过，衰耗骛及。其间夭郁，既难胜言，假获存遂，又云无几。柔丽之身，亟委土木，刚清之才，遽为丘壤，回遑顾慕，虽数纪之中尔。以此持荣，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进退我生，游观所达，得贵为人，将在含理。含理之贵，惟神与交，幸有心灵，义无自恶，偶信天德，逝不上惭。欲使人沈来化，志符往哲，勿谓是赊，日凿斯密。著通此意，吾将忘老，如固不然，其谁与归。值怀所撰，略布众修；若备举情见，顾未书一。赡身之经，别在田家节政；奉终之纪，自著燕居毕义。刘湛诛，起延之为始兴王浚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坐启买人田，不肯还直。尚书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问舍，前贤所鄙。延之唯利是视，轻冒陈闻，依傍诏恩，拒捍余直，垂及周年，犹不毕了，昧利苟得，无所顾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复蒙抽进，而曾不悛革，怨诽无已。交游阘茸，沈迷曲蘖，横兴讥谤，诋毁朝士。仰窃过荣，增愤薄之性；私恃顾盼，成强梁之心。外示寡求，内怀奔竞，干禄祈迁，不知极已，预燕班觞，肆骂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养，爱兼雕虫，未忍遐弃，而骄放不节，日月弥著。臣闻声问过情，孟轲所耻，况声非外来，问由己出，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畏，岂可复弼亮五教，增曜台阶。请以延之讼田不实，妄干天听，以强凌弱，免所居官。”诏可。复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时沙门释慧琳，以才学为太祖所赏爱，每召见，常升独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参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坐，岂可使刑余居之。”上变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遏隐，故论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二十九年，上表自陈曰：“臣闻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言其末路之难也。愚心常谓为虚，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宠厚，宿尘国言，而雪效无从，荣牒增广，历尽身雕，日叨官次，虽容载有途，而妨秽滋积。早欲启请余算，屏蔽丑老。但时制行及，归慕无赊，是以腆冒愆非，简息干黩耗歇难支，质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变，头齿眩疼，根痼渐剧，手足冷痹，左胛尤甚。素不能食，顷向减半。本犹赖服，比倦悸晚，年疾所催，顾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肃祗朝校，尚恧匪任，而陵庙众事，有以疾怠，宫府觐慰，转阙躬亲。息{大}庸微，过宰近邑，回泽爰降，实加将监，乞解所职，随就药养。伏愿圣慈，特垂矜许。禀恩明世，负报冥暮，仰企端闱，上恋罔极。”不许。明年致事。元凶弑立，以为光禄大夫。先是，子竣为世祖南中郎谘议参军。及义师入讨，竣参定密谋，兼造书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问曰：“此笔谁所造？”延之曰：“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劭又曰：“言辞何至乃尔。”延之曰：“竣尚不顾老父，何能为陛下。”劭意乃释，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为金紫光禄大夫，领湘东王师。子竣既贵重，权倾一朝，凡所资供，延之一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即屏往道侧。又好骑马，遨游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常语竣曰：“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表解师职，加给亲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时年七十三。追赠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如故。谥曰宪子。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所著并传于世。竣别有传。竣弟测，亦以文章见知，官至江夏王傅义恭大司徒录事参军，蚤卒。太宗即位，诏曰：“延之昔师训朕躬，情契兼款。前记室参军、济阳太守{大}伏勤蕃朝，绸缪恩旧。可擢为中书侍郎。”{大}，延之第三子也。史臣曰：出身事主，虽义在忘私，至于君亲两事，既无同济，为子为臣，各随其时可也。若夫驰文道路，军政恆仪，成败所因，非系乎此。而据笔数罪，陵仇犯逆，余彼慈亲，垂之虎吻，以此为忠，无闻前诰。夫自忍其亲，必将忍人之亲；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断可识矣。《记》云：“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家不从政。”岂不以年薄桑榆，忧患将及，虽有职王朝，许以辞事，况颠沛之道，虑在未测者乎！自非延年之辞允而义惬，夫岂或免。

译文

颜延之颜延之，字延年，琅邪临沂人。曾祖颜含，曾任右光禄大夫。祖父颜约，曾任零陵太守。父亲颜显，曾任护军司马。颜延之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住在城郊，居所简陋。他喜爱读书，博览群书，文章写得极好，在当时无人能及。他饮酒时不拘小节，三十岁了还没结婚。他的妹妹嫁给东莞人刘宪之，刘宪之是刘穆之的儿子。刘穆之既与颜延之是世家之交，又听说他才华出众，想让他出来做官；想先见一面，颜延之却不肯去。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任命他为行参军，接着转任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被授予宋公封号，府中派一名使者去庆贺这特殊的任命，并问候起居；颜延之与同府的王参军一同奉命出使到洛阳，途中写了两首诗，文辞华丽，受到谢晦、傅亮的赞赏。宋国建立后，奉常郑鲜之举荐他为博士，接着迁任世子舍人。高祖接受禅让称帝后，他补任太子舍人。雁门人周续之在庐山隐居，以儒学闻名，永初年间，被征召到京师，朝廷为他开设馆舍居住。高祖亲自前往，朝中贤臣全到了，颜延之当时官位还低，却被引到上座。皇上让他向周续之询问三个儒家义理问题，周续之向来擅长辩论，颜延之却常以简洁的言辞反驳他。接连挫败周续之后，皇上又让他自己阐述见解，他言辞简练、道理通畅，众人无不称赞。后调任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当时尚书令傅亮自认为文才义理之美，一时无人能及，颜延之凭借自己的才学文辞，不愿屈居其下，傅亮十分忌恨他。庐陵王刘义真很喜好文辞义理，对颜延之待遇优厚；徐羡之等人怀疑颜延之会附和刘义真提出不同意见，心里很不高兴。少帝即位后，任命颜延之为正员郎，兼中书，不久调任员外常侍，出朝任始安太守。领军将军谢晦对颜延之说：“从前荀勖忌恨阮咸，把他贬为始平太守，现在你又任始安太守，可称得上‘二始’了。” 黄门郎殷景仁也对他说：“这就是世俗憎恶杰出人才，世间挑剔文雅之士啊。” 颜延之赴任途中经过汨潭，为湘州刺史张纪写了祭屈原的文章来表达心意，文中写道：恭敬地接受皇帝的命令，在旧时楚地执掌政务。探访屈原怀石沉江的深渊，找到他捐弃玉佩的江边。在罗潭停驻车马，在汨水之畔泊船，恭敬地祭奠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英灵：兰花因香气浓郁而被摧残，美玉因质地坚贞而遭折断。事物忌讳过于坚贞芬芳，人也忌讳过于光明高洁。先生（指下文所咏之人，或泛指贤士）啊，恰逢时代的缺憾。温暖的和风刚赶上时节，急骤的寒霜就摧残了气节。秦（嬴姓）、楚（芊姓，即芈姓）之际战乱纷起，昭帝、怀帝（此处或指历史上失德的君主）行为不正。（先生）谋划挫败仪、尚（可能指奸佞之臣），坚守贞洁蔑视椒、兰（此处或指谄媚小人）。身躯在郢都的宫门前逝去，足迹遍布湘江沿岸。将他比作荃草、荪草（皆香草，喻贤德），把他与凤凰、鸾鸟（皆神鸟，喻贤才）归为一类。他的声名超越钟鼎金石（喻不朽），志向比日月还要光辉。如同那散发芬芳的树木，果实饱满、枝芽勃发。望着汨罗江令人心中叹息，看着汨罗江边的罗水让人思绪飘远。他的遗物或许会蒙尘，但彰显他的忠诚却难以缺失。元嘉三年，徐羡之等人被诛杀，朝廷征召颜延之担任中书侍郎，不久转任太子中庶子。没过多久，他兼任步兵校尉，得到的赏赐和待遇十分优厚。颜延之喜好饮酒、性情疏放狂诞，不懂得迎合当世权贵，看到刘湛、殷景仁独揽重要职位，心中不满，常说：“天下的事务，应当与天下人共同治理，怎能靠一个人的智慧独自解决！” 言辞十分激昂，常常冒犯权贵。他对刘湛说：“我的名声和职位得不到提升，大概是因为做了您家的下属吧。” 刘湛对此深怀怨恨，向彭城王刘义康进谗言，把颜延之贬出京城担任永嘉太守。颜延之非常怨恨愤慨，就创作《五君咏》来记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因为显贵被排除在外。他咏嵇康的诗说：“凤凰的翅膀有时会被摧残，龙的本性谁能驯服？” 咏阮籍的诗说：“事物的消亡可以不再谈论，走投无路时怎能不悲痛？” 咏阮咸的诗说：“多次被举荐却不能做官，一次被外放就去担任郡守。” 咏刘伶的诗说：“隐藏才智整日沉迷饮酒，谁知道这不是借酒避世而非荒淫宴饮？” 这四句诗，大概是他的自我写照。刘湛和刘义康认为他的诗旨不恭顺，勃然大怒。当时颜延之已经接受任命，他们想把他贬到更偏远的州郡，太祖（宋文帝）给刘义康下诏说：“把颜延之贬到小郡去，不让他掌管政事，有人说他在京城，怎能不影响人心？他的罪过明显，士人和百姓也都知道，只是想选个人代替他，让他回故乡反思过错。如果他仍不悔改，就把他赶到东部偏远地区。要是他的态度难以宽恕，自然可以根据情况依法处置。殷景仁、刘湛的意见也都一致。” 于是朝廷派光禄勋车仲远接替颜延之的职位。颜延之与车仲远一向不和，此后就隐居在乡里，七年不参与世间事务。中书令王球是名门公子，抛开政务、超脱世事，颜延之很仰慕他；王球也爱惜颜延之的才华，两人交情深厚。颜延之家境常常贫困匮乏，王球总是接济他。晋恭思皇后下葬时，需要百官参加，徐湛之取用义熙元年的任职文书，让颜延之兼任侍中。地方官吏送来任命文书，颜延之喝醉了，把文书扔在地上说：“颜延之尚且不能侍奉活人，怎能去侍奉死人！” 他闲居无事时，撰写了《庭诰》。现在删去其中繁杂的言辞，保留核心内容，收录在篇章中。《庭诰》中说： “庭诰”，是施加于家庭之内的训诫，意思是不涉及远方之人。我已到晚年，担心生命比草木先凋零，所以急忙把未曾说过的话，告诫给家中子孙。至于立身行事的准则、借鉴反思的明智之道，已有贤达之人的规范论述，我不再续写。现在所写的都是我平时积累的想法，源于本性灵气，并且运用于内心实践。选择言辞力求专一，不崇尚繁杂琐碎，而之所以要详细论述，是为了防范各种错误想法。古话说：“捕到鸟的是罗网中的一个网眼，但只靠一个网眼的罗网，永远也捕不到鸟。” 这就是积累想法的方法。道义是众人认同的公理，情感是个人私有的品德。秉持公理，能让神明眷顾；心怀私心，就连妻子儿女也不能感动。所以从前优秀的士人，必定抛弃私情回归道义，合乎公理摒弃私心。身躯不过咫尺大小，却要以天地为心怀；寿命不过几十年，却要以金石为度量。看古代先贤的告诫、长者的遗训，即使是细小的行为，也常以不朽之名记载；即使是修筑之类的小事，也都以长久传承为目的。何况树立品德建立道义，团结族人治理家庭，怎能不考虑长远呢？所以说自身的行为不值得留给后人。想要子女孝顺，自己必先慈爱；想要弟弟友爱，自己必先友善。虽然孝顺不一定需要慈爱，但慈爱本就能培育孝顺；友爱不一定需要友善，但友善也能树立友爱。自身和谐做得不够，或许会招致不和谐；就像诚信不足，必定会有不被信任的情况。倘若知道恩情与心意相互产生，情理相互依存，就能让家中有曾参、子夏那样的孝子，人人都像仲由、闵损那样的贤士。内心以品德为根本，在外不追求百姓赞誉，言论超越当世，处世却越发谦逊；才能被当世看重，行事却越发平和。不凭自己的才能干涉众人，不凭自己的长处议论事物，心境平和深入道义，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是士人中的上等境界。如果不能摒弃名声，想让别人超越自己，知道权柄在于虚心追求，不能强行获取，敬重仰慕谦逊通达之人，躲避傲慢自大之辈，思考广泛借鉴选择，听从深远的谋划，文章条理精密，却说自己未能表达透彻，议论见解丰富，却不以此自居，这是士人中的次等境界。如果认为务实可贵，就靠辩论谋划取胜，认为求名能获荣耀，就觉得争夺可得，足不出户，却自认为道义早已确立，才能不被仆妾认可，却声称自己有过人之处，于是心生轻率激进的念头，怀抱过分奢求的愿望，怎能醒悟自己已被有识之士评判，陷入修身齐家的告诫之中呢！这就是古书记载的 “被千人指责，没有病也会死去” 的情况。行为接近这种情况的，我不愿听到。凡是有知识、有才能的人，要是预先有了文章论述，却不与普通读书人探讨，不跟众人的言论比较，不被有学识的人认可，不被前辈贤达赞许，又怎么能成就名声呢？如果只是在自家屋里低声琢磨，在同伙之间夸夸其谈，私下议论些浅薄见识来迷惑见闻不广的人，用谄媚的话来对抗合理的主张，这都是短浅算计的产物，绝非长远见识的体现。要是恰逢贵宾在座，大家广泛阅览、深入讨论，自己的言论却不能被高明的人听取，还被众人轻视抛弃，就会像迷失道路、失去同伴一样慌乱，像深夜突然吹灭蜡烛一样茫然，只能忍气吞声、羞愧地沉默返回 —— 这时候哪里还会意识到，先前的傲慢自大，恰恰成了如今沮丧的根源呢！这种因年少轻狂导致的过失，你们一定要警惕。那些内心充满怨恨诽谤的人，从来没有能达到 “不计得失、顺其自然” 境界的，反而常常遭到指责。这大概是奴仆才会有的行为，哪里是有见识、有度量的人该做的事呢！所以，品德高尚的声望、美好的气度，越是身处高位就越彰显；愤怒的言辞、怨恨的议论，越是地位低下就越泛滥。想要成为君子的人，难道能不努力追求高尚品德吗？就算是普通人，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情绪波动，所以应当用深远的道理来克制它，用正确的盘算来消除它，怎么能不努力让自己与众不同，反而陷入平庸之辈的行列呢？富贵与贫穷，是差距悬殊的两种境遇。让富贵的人与贫穷的人相处，很难长时间和睦共处。但从前也有身处富贵却不抱怨贫穷者、安于自身境遇而不烦闷的人，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世间既然有富贵之人，就必然有贫穷之人，这难道只是偶然吗？其实是自然规律。要是人人都富贵，那就违背了 “有富必有贫” 的道理。这种情况可能吗？肯定不可能。要是说富贵该归自己，贫穷该归别人，这合理吗？也不合理。道理上不该这样，道义上也不允许这样，可要是随心所欲地决定取舍，错误地抱有侥幸心理，那就是没有明白人生的根本本分。养蚕得暖、耕种得饱，这是百姓生存的根本。亲自耕种很难做到，只能依靠仆役来帮忙，这时候应当顺应仆役的意愿，为他们准备衣食，明确他们该做的事，合理分配轻重活计：他们出力后要让他们休息、享用酒食，之后再对懈怠者加以责罚。这样一来，既尽到了劝勉体恤的责任，又不必承受风吹日晒的辛苦。要优先缴纳国家赋税，避免被官吏指责；不要随意额外开支，防止招来闲言碎语；根据时节安排播种收获，依据年成好坏调整用度；节省开支来供养自己，拿出多余的接济他人 —— 这才是顺应自然规律、把握生活真谛的做法。统领下属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是洞察实情；确立规矩的策略也不少，其中最高明的是该显则显、该隐则隐。就算是对待仆人和妾室，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事情就能办得顺利；就算是在田间劳作，懂得何时该行动、何时该休整，就能取得更大成效。要是违背常理，强迫他们做繁杂的事务，就算威严如雷霆，也无法禁止他们的欲望；要是放弃对大局的把握，一味追究细微的过错，就算明察如日月，也难以遏制邪恶的滋生。所以说：“过于琐碎反而会出差错，过于苛察反而会看不清真相。” 因此，礼仪之道崇尚宽厚，法律条文则趋向严厉。宽厚能让人自然变得忠厚，严厉却会让人彼此变得刻薄。耕种收获确实是鄙俗的事，但这种做事的道理却不会出错，这就是所谓的 “事情虽粗陋，却不能用粗陋的心态去对待”。世间所有活着的人，都源自同一种元气，只因等级地位相互倾轧，才形成了差别。这使得后天的职业习惯改变了天生的认知，世俗的服饰淹没了原本的性情。至于人们的愿望、欲望、情感、喜好，本质上不该有差别；有些人虽然能役使别人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但是非对错的基本原则，却不能轻慢。就像齐景公的宫殿角落有取暖的炉灶，就无视百姓的寒冷；管仲、燕昭王给犬马都规定了俸禄，却轻视百姓的饥饿。要是能穿上温暖厚实的衣服时，仍能体会衣衫褴褛者的痛苦，这就是彰显仁厚的品德；能吃腻美味佳肴时，仍能明白缺衣少食者的急迫，这就是仁恕之心的功效。这难道能和那些把自己的肌肤比作草木石头、把自己的手足等同于飞禽走兽的人，有相同的思想境界吗？施行惩罚要谨慎，避免滥用；给予恩惠要警惕，防止偏颇。惩罚滥用，就失去了惩罚的意义；恩惠偏颇，还不如不施恩惠。就算你们身份低微，也仍在奴仆之上，做事要反思自己，行动时要体谅他人，这样才能符合情理，赢得人心。赌博之类的聚会，是聚众的活动，诙谐玩笑，是宴饮的方式，但失去恭敬招致侮辱，都源于此。当能保持庄重时，尚且会失去端庄，何况遇到粗鄙之人，恐怕会受到羞辱。不如拒绝这种场合简化这类事务，平息情绪远离这种念头，让言论必定恰当，让宾客朋友听着清爽；笑容不谄媚，让左右的人看着愉悦。粗鄙之事无从发生，侮辱之言怎能到来，这也是保持品德的关键，你们要谨慎。猜疑迷惑之心，确实难以分辨，难道只是因外表忠厚蒙蔽智慧，内心深沉阻碍果断吗？如果对贤愚都猜疑怨恨，那么皱眉微笑都会被视为乖戾，期望犬马改变，那么一举一动都会被视为怪异。何况像 “疑人偷斧” 那样主观臆断，像 “滥竽充数” 那样弄虚作假，又不值一提了。所以前代君主制定法典，明确谨慎地审理案件，却仍有滥用刑罚的情况；朱公评论玉璧，玉璧的光泽相同，却因厚薄有不同的价格。这话虽针对大事，也可用来告诫小事。处世的途径虽多，交友道义最为重要。有益的交往在于长久，有害的交往在于轻率断绝。长久源于相互敬重，断绝源于相互轻慢。关爱他人不要过度辛劳，应扶持他的正直本性；忠诚待人不要教诲过度，应隐藏他的过错。用才艺学业辅助，用文辞聚会，让亲近的人不可轻慢，疏远的人不能离间，常记大的恩德，不怀小的怨恨。遵循这些去做，足以长久相处。设置酒饮，可用来取乐却不可沉溺，沉溺却不致病的人很少，致病却不悔改的人就更少了。既不悔改又致病，就会丧失本性。如果要保持本性，抑制放纵，只有善于戒备才行。音乐聚会，可简化却不可违背，违背却不背离道义的人很少，背离却不造成危害的人反而没有。既造成危害又背离道义，就会受到诋毁。若能打通阻碍节制欲望，就能达到和谐适中的境界。善于施舍的人，其善念不仅源于内心，还符合自然法则。给予不必积累，获取不必图谋，散尽千金，确实不可能。救济他人的急难，即使自己匮乏也优先去做，让施舍像王丹那样真诚，接受像杜林那样正直，这样的人也值得交往。浮夸怪异的装饰，是毁灭本质的工具；奇异的服饰美味的食物，是抛弃朴素的途径。能打动人心引人羡慕，让人注目，可用深远的见识克制，难以用眼前的欲望顺从。如果看到淫乱怪异的事物，知道产生这种想法不对，看到奇特华丽的事物，能意识到这些无关紧要，就会自然珍视自己，自觉停止欲望。谈论相术的人，必定有相关的征兆，既从术士那里听说，又在自己身上验证，道理就能论述清楚。人禀受阴阳二气，具备五常之性。阴阳二气有奇偶之分，五常之性有相生相克，成为人后，怎能没有偏差。就像生来有美丑，寿命有长短，人们都知道这由上天决定；至于壮年遭遇不顺，中年时运变化，怎能改变呢！所以君子践行道义越艰难，坚守道义越坚定。古人以自身成为欲望的沟壑为耻，说的就是摒弃欲望。欲望，是本性的杂乱之气，是身体的污浊气息，所以它的危害，会熏扰心智，消耗真情，伤害人际和谐，违背天性。虽然人生来就有欲望，但生命的品德，就像火中含烟会妨碍火焰，桂树生虫会损害桂树，然而火焰旺盛烟就会消散，虫子壮大桂树就会折断。所以本性明智的人欲望少，嗜好繁多的人精神昏沉，远离明智陷入昏沉，就难以生存了。中外圣人的言论都摒弃欲望，儒道众贤的论述都消除欲望。但有欲望的人不担心危害深重，所以纠正的人常苦于方法浅薄，导致诋毁道义的多，符合道义的少。彻底消除欲望确实困难，每次针对具体欲望改正还是容易的，能改正每次的具体欲望，也算是明智的最低要求了。廉洁与贪婪的本性不同，所以敬畏与羡慕的情感也有差异，与人相处，没有自私自利之心，不拿自己认为好的去谋划他人，就算明智了。不因为他人追求的事务迷失自己，就算有操守了。自己认为正确，而他人肯定认为错误，这是下棋的弊端；喜欢他人认为可行的，却忘记自己认为不可行的，这是 “东施效颦” 的弊端。想要消除这些弊端，只要想到通达与愧疚的界限就行了。流言诽谤，有道之人也难以避免，何况自身浅薄，难以防备。应对的方法，是言论必定出自自己的本心。有时因平时积累的信任不足，被猜疑离间；有时因本性不合群，聚集了怨恨，只要有其中一点，就无处逃避诋毁。如果能反思自己的过错，不责怪他人，必定会有明智的人，明白自己的心意深远，看清事情的真相。每天反省自身，每月考量志向，以谦逊沉默的态度处世，以高洁宁静的心态期待，神明必定会保佑，何必在意他人言论。俗话说，富贵时就兴盛，贫穷时就困苦。贫穷的困苦，不只是外表憔悴，有时还会让精神沮丧；岂止是朋友疏远，还定会被家人指责。不是廉洁深沉、见识深远的人，怎能不改变自己的本心。所以想要消除忧患，不如怀念古人。怀念古人的志向，应当让自己与古人看齐，见识通达就会忧虑减少，意境深远就会怨恨淡化，从前有在茅屋中弹琴歌唱的人，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诚信不必刻意彰显，道义必定源于隐秘，交往依赖相互坦诚，光明需要相互映照。见一面就能领会心意，情谊就会坚固如山丘；一句话就能契合志向，情意就会深厚如深渊。用这种态度侍奉君主，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用这种态度托付朋友，即使金石也能被磨坏。何必等到对方给予丰厚的回报，才考虑报答，等到对方赠送厚重的礼物，才打算长久相处。如果有人与你建立情谊，要深思熟虑不要忽视。俸禄利益获取容易，容易得到的东西人们就会看重；耕种收获难以获得，难以得到的东西人们就会轻视。难易之间既有辛劳与安逸的区别，看重与轻视之间又有向往与背离的不同，这两条道路因此相反。靠辛劳安定国家，靠功绩施恩他人，就能役使下属并拥有丰厚的财富；自己隐居民间，自己维持生计，就要督促妻子儿女从事耕种纺织。一定要让欺凌侮辱不发生，非分的期望不产生，这就是所谓的贤人与鄙人各得其所，显贵与民间都能安宁。人以有珍惜之心为本质，不必依靠严厉刑罚；以有恒心为品德，不必羡慕富贵。有珍惜之心的人，会按道义行事；有恒心的人，会与事物始终相伴。世上有一旦失去官位就情意断绝的人，这是没有珍惜之心。还有一旦卸去职务就心思改变的人，这是没有恒心。而且不只是这样，有的人看到别人处境好，就急切地结交；听到别人不好的评价，就公开表现出背离，迎合他人随风倒，暗中窃取利益制造矛盾，早上还当面称赞，晚上就背后诋毁，从前还一同效忠，现在却背叛，这就太过分了。还有的人，依靠他人的教诲，借助他人的帮助成就自己，传播他人的言论，凭借他人的名声扬威，表面上恭敬服从，甘愿追随他人。一旦他人衰败就畏惧疏远，忌讳听到有关他人的消息，还蒙骗他人，肆意诋毁，内心嫉妒他人的才能，私下掩饰自己的拙劣，自认为与常人相当，不顾有高明见识的人，有这样的人，实在是危害伦理纲常。要常常想着防备躲避，不要与他们往来。遇到奇异的事情，有的与传闻无关；遭遇突然的变故，要反思如何安稳顺遂。如果奇异之事由自己引发，将会招致他人指责；遭遇变故又违逆常理，会更加失态。能像裴楷那样平静对待奇异之事，像裴遐那样从容应对紧迫局面，可称得上有深远见识的人了。喜悦与愤怒是本性中不可避免的，常常源于气量狭小，而止于见识宏大。但喜悦过度就会显得不庄重，愤怒过度就会失去威严，能以恬淡冷漠为根本，以宽厚愉悦为态度的人，极度喜悦动摇心神时，稍加抑制就能安定；极度愤怒扰乱性情时，稍作忍耐就能平息。所以行动没有失态的表情，举止没有失度的行为，事物自然会归附，人们自然会安分。习惯的改变影响很大，不仅能改变本性沾染身心，还能改变智慧改变思虑。所以说：“与善人相处，就像进入种满芷兰的房间，时间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芬芳。” 这是被善人同化了。“与不善人相处，就像进入卖鲍鱼的店铺，时间久了就闻不到它的腥臭。” 这是被不善人改变了。所以古人谨慎选择相处的人。只有像真金美玉那样纯粹的人，才能始终保持本性不被玷污。所以说：“丹砂可以磨灭却不能让它失去红色，石头可以毁坏却不能让它失去坚硬。” 如果没有丹砂、石头那样的本性，就一定要谨慎被沾染的途径。能以心怀道义做人，必定会有遵循道理的本心。道义可心怀、道理可遵循，就不会议论贫穷，而是议论自己所喜爱的事物。有人说：“贫穷怎么能快乐？” 这是没有领悟道义的真谛。心怀道义的人，看待富贵与贫贱是相同的，从道理上本就该平等对待。自己不能领悟道义，不能算是通达的议论，如果能领悟道义，怎会不快乐。有人说，温饱的可贵，是因为能让生命荣耀，自身处于饥寒之中，空谈遵循道义，从自身实际出发，这不是切实的言论，这又是通达道理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凡维持生命的物资，哪里有固定的标准，有的因贪图美味而夭折，有的因粗茶淡饭而长寿。嵇康说，生命所需的物资，不由外界决定。所以根据自身情况吃饭，贫穷之年就更加节俭；根据食量做饭，富裕之家也会有剩余的饭菜。不是粮食多少的问题，而是心境有满足与不满足的区别。何况内心领悟道义，自身拥有仁德财富，心思纯净，精神饱满，即使十天吃九顿饭，也不会觉得饥饿，即使衣服破旧单薄，也不会觉得寒冷。难道不是这样吗！而且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人，无法理解他人的度量。包容四星环绕、五星运行，是因为天道宏大。承载江河大海、山川大地，是因为地道深厚。统一情感纲纪并融会贯通，是因为人的灵性丰富。从前通晓这些道理的人，不会有偏激的行为，必定会拓宽自己的气度，不怀私心偏见，扩大自己的交往范围，不抱歪曲的异心。所以看到他人的踪迹就主动结交，义士会不惜生命；一旦相遇就以亲相待，仁人会投入真情。这样伦理秩序通畅公允，礼俗统一平和，在上者能得到人才任用，在下者能获得和谐相处。世间事务虽有变迁，但前代的善政贤德并不遥远；人在选择侍奉君主的过程中，我终将回归根本的道义。人这一生，不过是暂时拥有认知与生命，青春壮年转瞬即逝，衰老疲惫很快就会到来。这期间的困顿抑郁，已难以用言语尽述；即便能平安顺遂地度过一生，也没有多少时光。柔弱美丽的身躯，很快就会托付给泥土；刚正聪慧的才士，也迅速化为尘土。徘徊留恋、顾念不舍，也不过是几十年的时光罢了。靠这些来维持荣华，根本无法长久；靠这些来践行道义，又怎能内心平静？回顾我的一生，进退行止、观察感悟，才明白能可贵地生而为人，关键在于领悟道理。领悟道理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与精神道义相通。幸好我还有心灵智慧，从道义上不会自我厌恶；偶然能顺应自然德性，死后也不会对上苍感到愧疚。我希望世人能沉浸于这种教化，志向与古代贤哲相合，不要说这很遥远，只要每天努力钻研，差距就会逐渐缩小。若能透彻理解这番道理，我便会忘记衰老；如果始终不能明白，又能与谁同道呢？趁此刻心怀所感写下这些，粗略地向众人陈述修身之道；若要详尽展现所有情思见解，恐怕一本书也写不完。关于修身养性的方法，另在《田家节政》中阐述；关于送终丧葬的规范，我在《燕居毕义》中已有详述。刘湛被诛杀后，朝廷起用颜延之担任始兴王刘浚的后军谘议参军、御史中丞。他在任期间行事放纵，没有弹劾举报任何官员。后来升任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却因上奏请求购买别人的田地后，不肯支付全款而获罪。尚书左丞荀赤松上奏弹劾他说：“谋求田地房舍，是前代贤士所鄙视的行为。颜延之只看重利益，轻率地向朝廷陈奏，借助诏令的恩宠，拒绝支付剩余的田款，将近一年过去了，仍未结清。他贪图利益、不择手段，毫无顾忌。颜延之从前因事被罢官，后来又承蒙提拔任用，却丝毫不知悔改，始终抱怨诽谤不停。他交往的都是品行卑劣之人，沉迷于饮酒，肆意讥讽诽谤，诋毁朝廷官员。他私下里窃取过分的荣宠，却更加助长了他愤懑轻薄的性情；仗着君主对他的些许关照，便滋生出强横霸道的心思。表面上装作没有过多追求，内心却急于钻营，谋求俸禄、祈求升迁，不知满足；参与宴会时，竟在宴席上肆意辱骂上座的贵宾。朝廷胸怀宽广，一直对他宽容包容，又爱惜他的文才，不忍心将他疏远抛弃，可他骄横放纵毫无节制，过错日益明显。臣听说‘名声超过实际才能，是孟子所耻的’，更何况颜延之的名声并非来自外界评价，而是他自己刻意标榜的。他虽然才智浅薄，却自视甚高，故作声势、虚张声势，毫无愧疚畏惧之心，这样的人怎能再辅佐推行五常教化，为朝廷增添光彩呢？请求以颜延之诉讼田产不实、妄自烦扰圣听、以强凌弱为由，免去他现任的官职。” 诏令批准了这一弹劾。颜延之后来又担任秘书监、光禄勋、太常。当时僧人释慧琳，因才学被太祖赏识喜爱，每次召见时，太祖常常让他单独坐在一张榻上，颜延之对此非常痛恨。一次借着醉酒对太祖说：“从前宦官赵谈陪汉文帝乘车，袁盎严肃地劝谏阻止。这三公的座位，怎能让受过刑的人（指僧人出家需剃度，如同受刑，此处为颜延之偏激之语）占据呢？” 太祖脸色大变。颜延之本性狭隘偏激，加上有酒后失言的毛病，说话随心所欲、直言不讳，从不隐瞒，所以议论他的人大多不理解他的行为。他日常生活清廉节俭，不谋求财物利益，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简单饭菜，常常独自在郊外饮酒，当他自得其乐时，旁若无人。元嘉二十九年，颜延之上表自我陈述说：“臣听说‘行百里者半于九十’，这是说走到最后一段路最为艰难。我过去常以为这话有些夸张，如今才知道确实如此。臣颜延之资质浅薄却蒙受厚重恩宠，过去在朝堂上留下不少过失，却没能有丝毫功绩来弥补，而受封的文书却不断增加。随着岁月流逝，身体日益衰老，却还在官职上虚耗时日。虽然表面上还有仕途可走，但自身的弊病和污点却越来越多。我早就想请求辞官，避开自己年老丑陋的模样。只是当时制度规定任职年限未到，归乡的愿望无法实现，所以才冒昧地犯下过错，逐渐停止了对朝廷事务的烦扰。如今身体耗损疲惫，难以支撑，精力也有限度。自从去年夏天遭受暑热，到今年秋天天气变化，我头晕牙痛，顽疾逐渐加重，手脚麻木发冷，左肩胛骨的疼痛尤其厉害。我向来食量不大，近来更是减少了一半。原本还能依靠药物维持，近来却常常疲倦心悸，衰老与疾病相互催逼，只能看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臣身为九卿之首，占据着受封的职位，恭敬地在朝廷任职，尚且内心愧疚觉得难以胜任，而祭祀祖庙等众多事务，已因疾病而懈怠；宫中与府中的朝见慰问，也逐渐无法亲自参加。我的儿子颜 {大} 平庸低微，在京城附近的县邑担任县令，朝廷降下恩泽，正要对他加以提拔监管。恳请陛下解除我的官职，让我能随遇而安、靠药物调养身体。希望陛下能施以仁慈，特别怜悯并批准我的请求。我在圣明的时代承受恩宠，却在晚年无法报答，仰望宫廷，心中充满无尽的眷恋。” 太祖没有批准。第二年，颜延之退休。元凶刘劭弑君篡位后，任命他为光禄大夫。在此之前，颜延之的儿子颜竣担任世祖（刘骏）的南中郎谘议参军。等到世祖率领义军讨伐刘劭时，颜竣参与制定秘密计划，还负责撰写檄文。刘劭召见颜延之，把檄文给他看，问道：“这篇檄文是谁写的？” 颜延之说：“是颜竣写的。” 刘劭又问：“你怎么知道？” 颜延之说：“颜竣的文笔风格，臣不可能不认识。” 刘劭再问：“言辞怎么会激烈到这种地步？” 颜延之说：“颜竣连老父亲都不顾惜，又怎么会为陛下您效力呢。” 刘劭的疑虑这才打消，颜延之也因此得以幸免。世祖登基后，任命颜延之为金紫光禄大夫，兼任湘东王（后来的太宗刘彧）的老师。当时颜竣地位尊贵、权力显赫，在朝廷中权倾一时，凡是他给颜延之提供的财物供给，颜延之全都不接受，所用的器物服饰没有更换，居住的宅第也保持原样。他常常乘坐瘦弱的牛拉的笨拙车子，要是路上遇到颜竣的仪仗队，就马上退到路边避让。他还喜欢骑马，在街巷中漫游，遇到老朋友就靠着马鞍索要酒喝，拿到酒后必定一副醉醺醺、悠然自得的样子。他常对颜竣说：“我这辈子不喜欢见权贵，现在却不幸见到了你。” 颜竣建造府第时，颜延之对他说：“好好建造，别让后人笑话你笨拙。” 颜延之上表请求辞去湘东王师的职务，朝廷额外给他配备了三十名亲信侍从。孝建三年，颜延之去世，时年七十三岁。朝廷追赠他为散骑常侍、特进，金紫光禄大夫的头衔依旧保留，谥号为宪子。颜延之与陈郡人谢灵运都以文采出众齐名，自西晋潘岳、陆机之后，文人墨客都比不上他们，江南地区的人并称他们为 “颜、谢”。他的著作都流传于世。颜竣有专门的传记记载。颜竣的弟弟颜测，也因文章闻名，官至江夏王刘义恭的大司徒录事参军，早年去世。太宗即位后，下诏说：“颜延之从前曾担任朕的老师，教导朕，我们之间情谊深厚、关系融洽。前记室参军、济阳太守颜 {大}，在藩王府时勤勉任职，与朕有旧日的深厚恩情。可提拔他为中书侍郎。” 颜 {大} 是颜延之的第三个儿子。史臣说：出来做官侍奉君主，虽然道义上要求忘却个人私利，但至于君主与父亲这两件事，既然无法同时兼顾，那么作为儿子、作为臣子，就该根据当时的情况灵活处理。像那种在道路上传播檄文、制定军政常规，事情的成败原因，并非都与这些有关。而拿着笔列举君主的罪状，冒犯仇敌、违背伦理，将自己的慈父置于虎口之下，却把这种行为当作忠诚，这在从前的典籍中从未有过记载。自己能狠心对待父亲，将来也一定会狠心对待别人的父亲；自己不顾念孝道，却期望能伸张别人的孝道，这就像 “易牙烹子媚君”“鲍叔牙放鹿归山” 的典故一样，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前者显残忍，后者显仁厚，此处指颜竣的行为与 “食子” 的残忍本质相通）。《礼记》中说：“八十岁的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做官；九十岁的人，可以让全家都不做官。” 难道不是因为人到晚年，随时可能遭遇忧患，即便在朝廷任职，也允许辞官，更何况身处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未来的风险难以预料呢！如果不是颜延之当时的回答恰当合理，恐怕他也难以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