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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莒县人,是汉朝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代,世代居住在京口。他年轻时喜欢阅读《尚书》《左传》等典籍,博览群书且通晓事理,被济阳江敳赏识。江敳任建武将军、琅邪内史时,任命他为府主簿。 起初,刘穆之曾梦见和高祖一起渡海,突然遇到大风,心里惊惧。低头看船下,见有两条白龙夹着船舫。不久来到一座山,山峰险峻秀丽,林木茂密,心里很是欢喜。等到高祖攻克京城,问何无忌:“急需一位府主簿,哪里能找到?” 何无忌说:“没人比刘道民更合适。” 高祖说:“我也认识他。” 立即派人骑马去召他。当时刘穆之听到京城有喧哗声,早上起来走到路口,正好和送信的人相遇。他直视着送信人很久没说话,随后回到屋里,把粗布衣裳改制成裤子,去见高祖。高祖对他说:“我刚举起义旗,正处在艰难之中,急需一位军吏,你觉得谁能胜任?” 刘穆之说:“您的府第刚建立,军吏确实需要有才能的人,仓促之间,恐怕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了。” 高祖笑着说:“你能屈就,我的大事就成了。” 当即在座位上任命他为府主簿。 刘穆之跟随高祖平定京邑,高祖刚到的时候,各种重大决策,都是仓促之间确定的,这些都是刘穆之制定的。高祖于是把他当作心腹,行动举止都向他咨询;刘穆之也尽心竭力,毫无隐瞒。当时晋朝法纪松弛,禁令无法执行,豪门大族仗势横行,百姓贫困窘迫,无立足之地。加上司马元显政令错误,桓玄法令繁琐。刘穆之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矫正,不到十天,风气就有了很大改变。他升任尚书祠部郎,又担任府主簿、记室录事参军,兼任堂邑太守。因平定桓玄有功,被封为西华县五等子。 义熙三年,扬州刺史王谧去世。按顺序高祖应当入朝辅政,刘毅等人不想让高祖入京,商议让中领军谢混担任扬州刺史。有人想让高祖在丹徒统领州事,把朝中事务交给尚书仆射孟昶。他们派尚书右丞皮沈把这两种意见向高祖咨询。皮沈先见了刘穆之,详细说明了朝廷的商议情况。刘穆之假装起身去厕所,立即写了封密信告诉高祖:“皮沈刚到,他说的话不能听从。” 高祖见了皮沈后,让他先出去,召来刘穆之问道:“你说皮沈的话不能听,是什么意思?” 刘穆之说:“过去晋朝朝政混乱,不是一天两天了,加上桓玄篡位,天命已经转移。您复兴皇室,功劳高过万古。有大功,就该有高位。位高功大,难以长久保持。您现在的形势,怎能一味谦让示弱,做个镇守藩地的将领呢?刘毅、孟昶等人,和您一样从平民起兵,共同举义,原本是想辅佐君主成就功业,获取富贵罢了。事情有先后,所以一时之间推举您为首,并非真心臣服,早就确定了君臣之分。势力相当,最终会互相吞并。扬州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不能交给别人。之前把它交给王谧,是权宜之计,难道这是长久之计吗!现在如果再把它交给别人,您就会受制于人。一旦失去权力,就再也拿不回来了。而您功高勋重,不可能被闲置,到时候猜疑畏惧交织,各种异端邪说兴起,将来的危难,能不仔细考虑吗?现在朝廷商议成这样,您应该回应,一定要说这事由自己决定,又难以措辞。只应该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宰辅职位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应该仔细选择。这事重大,不能凭空议论,我就暂时入朝,和大家一起商议决定。’您到了京城,他们一定不敢越过您把职位交给别人,这是很明显的!” 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因此得以入朝辅政。 刘穆之跟随高祖征讨广固,回师后抵御卢循,常常在军帐中出谋划策,决断各种事务。刘毅等人嫉妒刘穆之受亲近,常常私下说他权力太大,高祖却更加信任他。刘穆之在外听到看到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会报告,即使是民间的谈笑、路上的小事,也都一一上报。高祖常常能得到民间的秘密消息来显示自己的聪明,都是靠刘穆之。他还喜欢结交宾客,座上客人常满,他布置耳目来了解各种情况,所以朝廷内外的不同意见,他没有不知道的。即使是亲近之人的优缺点,他都上奏毫无隐瞒。有人讥讽他,刘穆之说:“凭高祖的明智,将来总会自己知道。我蒙受高祖的恩德,按理不该隐瞒,这就像张辽报告关羽要反叛一样。” 高祖的言行举止,都由刘穆之安排调度。高祖书法向来不好,刘穆之说:“这虽然是小事,但要传到各地,希望您稍微留意一下。” 高祖既没心思改进,又本性如此。刘穆之就说:“那就放开笔写大字,一个字一尺见方,没什么不好。字大既能包含内容,而且气势也好看。” 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一张纸写不了六七个字就满了。刘穆之所推荐的人,不被任用就不罢休,他常说:“我虽然比不上荀令君推荐贤才,但也不推荐不贤之人。” 刘穆之和硃龄石都擅长写书信,常常在高祖面前和硃龄石一起回信。从早上到中午,刘穆之处理了一百封信,硃龄石处理了八十封,而刘穆之应对自如没有失误。他转任中军太尉司马。义熙八年,加授丹阳尹。 高祖向西讨伐刘毅,让诸葛长民监管留府,总领后方事务。高祖担心诸葛长民难以独自担当,留下刘穆之辅佐他。刘穆之被加授建威将军,配置了属吏,给予了兵力。诸葛长民果然有叛乱的图谋,却犹豫不决不敢行动,就屏退旁人对刘穆之说:“人们都在说,太尉和我不和,为什么会这样呢?” 刘穆之说:“您逆流远征,却把老母亲和幼子托付给我,如果有一丝不忠,怎么会这样呢?” 诸葛长民的心情才稍微安定。高祖回来后,诸葛长民被处死。义熙十年,刘穆之升任前将军,前军府每年给他一万匹布,三百万钱。义熙十一年,高祖向西讨伐司马休之,中军将军刘道怜主持留守事务,但事情无论大小,都由刘穆之决断。刘穆之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尚书,将军、丹阳尹职位不变。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下世子为中军将军,监管太尉留府,刘穆之转任左仆射,兼任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将军、丹阳尹、吏部尚书职位不变。给他五十名带甲卫士,允许进入宫殿。他居住在东城。 刘穆之在内总管朝政,在外供应军需,决断迅速,事情没有拖延。宾客聚集,各种请求诉说不断,内外咨询禀报的人,挤满了台阶屋子,他眼睛看着诉讼文书,手里写着回信,耳朵听着汇报,嘴里同时应答,互不干扰,都能处理好。他还经常与亲近的宾客谈笑风生,从早到晚,从不感到疲倦辛苦。稍有空闲,就亲自写字,阅读文章,校定典籍。他生性奢侈,吃饭一定要摆满一大桌子,早上就要准备十个人的饭菜。刘穆之喜欢宾客,从不独自吃饭,每到吃饭时,客人只要在十人以内,手下人就按平常标准上菜,习以为常。他曾对高祖说:“我家原本贫贱,生活物资匮乏。自从承蒙您的恩宠以来,虽然常常想着节俭,但早晚的需求,还是稍微丰盛了些。除此之外,我没有一丝一毫辜负您的地方。” 义熙十三年,他病重,皇帝下诏派正直黄门郎去探病。十一月去世,时年五十八岁。 高祖在长安,听到消息后震惊悲痛,哀悼了好几天。原本打算留在关中,经营赵、魏地区。刘穆之去世后,京城无人主持,高祖就急忙回到彭城,让司马徐羡之代管留守事务,而朝廷中过去由刘穆之决断的大事,都要向北边的高祖请示。刘穆之前军府的文武官员二万人,三千人配给徐羡之的建威府,其余的都配给世子的中军府。追赠刘穆之为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高祖又向天子上表说:“我听说推崇贤才表彰善举,是帝王教化的首要任务;思念功劳简选劳绩,意义深远在于追念前人。所以司勋拿着简册,对勤劳的人必定记载,品德美好光明的人,死后名声更加显著。前尚书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从平民开始,就辅佐我举义,在内制定谋略,在外勤于政务,为军国大事操劳,尽心尽力。等到在朝廷任职,担任京畿长官,辅助新的王化,辅佐各种政务。近来军队远征,他在朝中坐镇,安抚寄托的功勋,实在遍及朝野。正想让他辅佐大业,使盛世更加兴盛,他的志向功业还没完成,朝野上下都为之哀悼。皇恩褒奖,让他的地位等同于三公,荣耀哀伤都有了,恩宠已经很深厚了。我回想,从义熙年间创业以来,艰难祸患没有消除,外部的忧虑深重,内部的危难不断,时局艰难世事多变,没有一年安宁。我才能匮乏,承担国家重任,实在依靠刘穆之的辅佐帮助。他不仅有正直的言论和美好的谋略,让百姓受益;还有忠诚的规划和深远的考虑,隐秘的谋划,私下的劝谏,都无人知晓。那些功劳不被看见,事情不被朝廷所知的,不计其数。所以我能努力十二年,有所成就,出征入辅,有幸不辱使命,如果没有他的辅佐,就不会有今天的安定。他谦虚自守,每当讨论到封赏,总是极力推辞。所以功劳高于当时,却没有得到封地,想到这些就永远伤痛,怎可埋没。我认为应该加赠他正司之职,追封土地,使赏赐惠及善人,让他忠诚正直的功绩,在死后也不磨灭。我与他同甘共苦,纵观他的一生,情谊深厚,所以献上我的想法,让朝廷知道。” 于是又追赠刘穆之为侍中、司徒,封南昌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 高祖接受禅让建立宋朝后,思念辅佐自己的开国元勋,下诏说:“已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刘穆之,深谋远虑,奠定了帝王基业,功劳成就大业,实在是忠心耿耿不顾自身。现在新的国运开启,藩镇刚刚建立,感念往事思念故人,实在深感悲痛。可进封他为南康郡公,食邑三千户。已故左将军、青州刺史王镇恶,在荆、郢的胜仗中,平定了叛逆,北伐的功勋,能和方叔相比。思念他的功劳业绩,不能忘记。可进封他为龙阳县侯,增加食邑一千五百户。” 追谥刘穆之为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让他在高祖庙中配祭;元嘉二十五年四月,皇帝出行到江宁,经过刘穆之的墓,下诏说:“已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刘穆之,品德美好,见识深远。辅佐天命,辅助大业,谋略深远,功勋卓著,功劳铭刻在鼎彝上,道义显现在典策中,已经继承了前贤的美德,向后代宣扬了风范。近来因为出游,看到他的墓地,思念之情,深感悲痛。可派人到墓前祭祀,以表达长久的怀念。” 刘穆之有三个儿子,长子刘虑之继承爵位,官至员外散骑常侍去世。他的儿子刘邕继承爵位。在此之前,作为封国的郡县,内史、相都要向国主称臣,离职后就不用了。到世祖孝建年间,才改变这一制度,要向低级官员致敬。河东王刘歆之曾担任南康相,一向轻视刘邕。后来刘歆之和刘邕一起参加元旦朝会,并排而坐。刘邕生性嗜酒,对刘歆之说:“你过去曾侍奉我,现在不能劝我喝一杯酒吗?” 刘歆之模仿孙晧的歌回答说:“过去做你的臣子,现在和你并肩。既不劝你酒,也不祝你长寿。” 刘邕所到之处喜欢吃疮痂,认为味道像鲍鱼。他曾去拜访孟灵休,孟灵休之前生了灸疮,疮痂掉在床上,刘邕就捡起来吃了。孟灵休很吃惊。刘邕回答说:“这是我的爱好。” 孟灵休身上没掉的疮痂,都被他剥下来给刘邕吃了。刘邕离开后,孟灵休给何勖写信说:“刘邕刚才来看我,吃我的疮痂,弄得我浑身流血。” 南康国的官吏约二百人,不管有罪无罪,互相鞭打,把鞭打的疮痂常常用来给刘邕当饭吃。刘邕去世后,他的儿子刘肜继承爵位。大明四年,刘肜因用刀砍妻子,被剥夺爵位封地,由他的弟弟刘彪继承爵位。齐朝接受禅让后,降为南康县侯,食邑一千户。 刘穆之的次子刘式之,字延叔,通晓《易经》,喜欢结交士人。多次升迁任相国中兵参军、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宁朔将军、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时贪污受贿名声狼藉,扬州刺史王弘派从事去检查。从事要传讯官吏百姓,想要核查。刘式之召来从事说:“你回去告诉刺史,刘式之对国家多少有点功劳,贪污几百万钱算什么,何况我没有贪污呢!官吏百姓和文书都在这里。” 从事回去把情况告诉王弘,王弘说:“刘式之的辩解如此放肆!” 也因此事情就搁置了。刘式之回朝任太子右率、左卫将军、吴郡太守。去世后,追赠征虏将军。他因跟随征讨关、洛有功,被封为德阳县五等侯,谥号恭侯。他的长子刘敳,世祖初年任黄门侍郎。刘敳的弟弟刘衍,大明末年被任为黄门郎,出任豫章内史。晋安王刘子勋称帝,任命他为中护军。事情失败后被处死。 刘衍的弟弟刘瑀,字茂琳,年轻时有才气,被太祖赏识。起初和王浚一起在南徐州,用刘瑀补别驾从事史,受到王浚的礼遇。刘瑀生性喜欢压倒别人,不愿有人比自己强。当时王浚的征北府行参军吴郡人顾迈轻浮但有才能,王浚对待他很优厚,重要的机密事情,都和他商议。刘瑀于是放下架子侍奉顾迈,深情结交,家里妇女的私事,不便说的,都详尽地告诉了他。顾迈因为刘瑀对自己十分坦诚,深受感动信任。王浚所说的机密事情,都告诉了刘瑀。刘瑀和顾迈一起到射堂下,刘瑀突然回头对左右的人要单衣头巾,顾迈问他原因,刘瑀说:“主公把你当家人,和你无话不谈,而你却向外泄露,致使人人都知道。我是主公的官吏,怎能不报告。” 于是把事情告诉了王浚。王浚大怒,报告太祖把顾迈流放到广州。顾迈在广州,遇到萧简叛乱,为他尽力,和萧简一起死去。 刘瑀升任从事中郎,兼任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任宁远将军、益州刺史。元凶弑君篡位,任命他为青州刺史。刘瑀听到消息,立即起义派兵,并送物资到荆州。世祖即位后,召他为御史中丞。回到江陵,正遇上南郡王刘义宣叛乱,刘瑀陈述叛乱不可行,言辞十分恳切。刘义宣任命他为丞相左司马,一起到梁山。刘瑀还乘坐他蜀中的船,又有刘义宣的旧部下偷偷在梁山洲外投降官军。刘瑀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第二年,升任御史中丞。刘瑀意气用事,喜欢凌驾于人,担任御史中丞很是得意。他弹劾王僧达说:“出身豪门,人品低下。” 朝中官员没有不怕他笔锋的。不久转任右卫将军。刘瑀希望担任侍中,没得到,对亲近的人说:“人做官不是进就是出,不能长久在中间徘徊。” 于是请求去益州。世祖知道他的意思,同意了。孝建三年,被任命为辅国将军、益州刺史。出发后,很不如意。到江陵,给颜竣写信说:“硃修之是三代叛兵,一旦占据荆州,在青油帐下,像谢宣明一样当面见我,让斋帅用长刀把我拉下座席。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只怕匈奴会轻视汉朝啊。” 这一年,因抢夺别人的妻子做妾,被免官。大明元年,起用为东阳太守。第二年,升任吴兴太守。侍中何偃曾在文书上写:“参考当时的声望。” 刘瑀大怒说:“我和当时的声望有什么可参考的!” 于是和何偃断绝来往。等到任吏部尚书,心情更加愤愤不平。族叔刘秀之任丹阳尹,刘瑀又给亲戚朋友写信说:“我家黑面的阿秀,竟然占据了刘安众的位置,朝廷真是不重视人才。” 这一年,他背上生毒疮,何偃也生背痈。刘瑀病得很重,听到何偃去世,欢呼大叫,不久也死了。谥号刚子。他的儿子刘卷,任南徐州别驾。刘卷的弟弟刘藏,任尚书左丞。 刘穆之的小儿子刘贞之,任中书黄门侍郎、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江夏内史,在任上去世。他的儿子刘裒,任始兴相,因贪污被关押在东冶。刘穆之的女儿嫁给济阳蔡祐,年老贫穷。世祖任命蔡祐的儿子平南参军蔡孙为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曾祖父王导,是晋朝丞相。祖父王洽,任中领军。父亲王珣,任司徒。王弘年轻时好学,以清静恬淡闻名,和尚书仆射谢混交好。二十岁时,任会稽王司马道子的骠骑参军主簿。当时农业停顿,劳役繁重,王弘认为应该建立屯田,陈述说:“近来当面咨询的建立屯田之事,已经简要地向您汇报了。农业生产的事要抓紧,时机不可错过,应该早点督促农官,争取年终有好收成。但府中物资劳役短缺,无法调度,即使再用重赏鼓励,用严威约束,也只会让监狱装满人,对实际事情没有帮助。我看南局的各个冶炼作坊,招募了几百名官吏,虽然供给他们粮食,但收入很少。我认为如果把他们调去从事农业,效益必定百倍。但军器所需,不能全部废除,现在想留下铜官大冶炼作坊和都邑小冶炼作坊各一处,加重他们的生产任务,完全按照扬州的标准;州里的需求,也会不缺,其余的都撤销,用来补充春耕的需要。又想让二局的田曹,各设立典军招募官吏,按照冶炼作坊招募的比例,并且允许从山湖人中招募,这些都不损害私人利益,而对国家有利。其中也应考虑安排轮流休假,以及供给粮食的多少,这些都可以完全委托给本曹处理。直属机构所管辖的事务,他们必定熟悉,况且最近东曹任命水曹参军纳之兼任这一职务,他很有才干,足以胜任此事。近年来,这项事务荒废,田地荒芜仓库空虚,实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承蒙过分的提拔,立志贡献微薄的力量,怎可一起沉默,有想法不说呢!至于是否恰当,您自然会用长远的眼光来裁决。如果我的建议有幸被采纳,希望能及时施行,或许每年都有务农的辛劳,仓库有充足的储备,礼仪的兴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司马道子想任命他为黄门侍郎,王珣以他年轻为由坚决推辞。 王珣很喜欢积聚财物,财物分布在民间。王珣去世后,王弘把债券全部烧掉,一概不追讨;其余的旧产业都交给弟弟们。还没服完丧,后将军司马元显任命他为谘议参军,加宁远将军,掌管记室事务,他坚决推辞不就任。司马道子又任命他为谘议参军,加建威将军,兼任中兵,他又坚决推辞。当时内外多灾多难,服丧的人都不能守满丧期,只有王弘坚持守满丧期。桓玄攻克京城,逮捕司马道子交付廷尉,下属官吏都很害怕,没人敢去送别。王弘当时还在服丧,独自在路边下拜,拉着车哭泣,议论的人都称赞他。 高祖任镇军将军时,召他补任谘议参军。因功被封为华容县五等侯,升任琅邪王大司马从事中郎。出任宁远将军、琅邪内史,尚书吏部郎中,豫章相。卢循侵犯南康各郡,王弘逃到寻阳。高祖又任命他为中军谘议参军,升任大司马右长史,转任吴国内史。义熙十一年,被征召为太尉长史,转任左长史。跟随北伐,前锋已经平定洛阳,但还没授予高祖九锡,王弘奉命回京城,暗示朝廷授予。当时刘穆之掌管留守事务,而旨意却从北边传来,刘穆之惭愧恐惧,生病去世。高祖回到彭城,王弘兼任彭城太守。 宋国刚建立时,王弘升任尚书仆射兼任吏部尚书,太守职务不变。他上奏弹劾谢灵运说:“我听说治理家庭,《大易》留下训诫,擅自施行刑罚杀戮,《周书》发出告诫,违反这些典章,就要加以刑罚不予赦免。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他的侍从桂兴奸淫他的爱妾,他在江边杀死桂兴,把尸体扔进洪流。事情发生在京城附近,远近都知道。应该从重弹劾,整肃朝廷风气。查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深受恩宠,多次获得荣耀的任命,懂得礼仪知晓禁令,时间已经很久了。却不能防范家门内的丑闻,导致这样的污秽之事,无视法令,肆意杀人。这样如果不惩治,典章刑法就要被废弃了。请求根据这件事免去谢灵运所任官职,朝廷削去他的爵位封地,把他交付大理寺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身居要职,是国家的执法官,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却不曾弹劾举报。如果知道却不纠察,就会使情理和法律受到扰乱;如果不知道,就是严重失职。怎可再让他在清贵的职位上,作为国家的执法典范。请求免去他所任官职,以侯爵身份回到平民行列。御史台的旧例,不能根据传闻弹劾,这件事非常明显,朝野皆知,执法者却不闻不问,各部门墨守成规,国家典章已经衰败,造成的损失很大。我王弘愧居高位,辅佐朝廷,如果再谨守常规,就终究无法纠正这种现象。所以不敢沉默,自认为符合常规。违反旧例的罪过,等待裁决。” 高祖下令说:“谢灵运只免官就行了,其余按奏请处理。尚书仆射整肃风气,确实符合期望,不必拘泥于常规,从现在起作为永久制度。” 义熙十四年,王弘升任监江州豫州的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到江州后,减免赋税劳役,百姓安定。永初元年,加授散骑常侍。因辅佐开国之功,被封为华容县公,食邑二千户。永初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祖趁宴会聚集时,对众大臣说:“我本是平民,当初没指望到今天这个地位。” 傅亮等人都撰写辞赋想极力称颂高祖的功德。王弘随口回答说:“这就是所谓的天命,想求得不到,想推也推不掉。” 当时的人称赞他简洁得当。 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人谋划废立皇帝,召王弘入朝。太祖即位后,因他参与定策安定国家,升任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一千户。王弘上表坚决推辞说:“我听说赵武说随会治理家族事务,对晋国没有隐瞒。我有幸遇到千年一遇的机会,错误地蒙受恩宠,虽然我才智浅薄,没有什么政绩,但说真话,我私下里希望能做到。如果当初上天启发我的心思,预先定下大计,而名字被记入司勋,功劳却不被记载,我一定会请求不被奖赏的罪过,写下自责的文书,怎会拖延违背命令,苟且注重小节。但我没有功劳,却要把它张扬于天下,上缺君子劳心的谋划,下无小人劳力的功效,而圣朝在上错误地奖赏,我在下苟且接受,这就会严重欺骗当时的人,永远留下话柄。偷窃财物的指责,与此相比都算轻的,玷污了宏大的谋划,造成的损害更大。我个人所珍惜的,很快就会消失,不仅上辱国家法纪,实在也下怕朋友议论。忧虑万分,无地自容。况且普通人交往,尚且要表明自己的诚意,何况在圣明的君主面前,可用道理来求取理解。所以敢坚持自己的愚直,以死相求。” 太祖同意了他的请求。加授使持节、侍中,改监为都督,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职务不变。 徐羡之等人因废弑君主的罪名将要被诛杀,王弘既不是主谋,弟弟王昙首又被皇上亲近信任,事情将要发生时,徐羡之等人秘密派人通知王弘。徐羡之等人被诛杀后,征召王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配给三十名班剑卫士。皇上西征谢晦,王弘和骠骑彭城王刘义康留守,住进中书下省,可以带领仪仗出入。司徒府临时设置参军。 元嘉五年春天,大旱,王弘引咎辞职,说:“我听说天、地、人虽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世道美好,五福就会降临;政治有失德之处,灾祸的征兆就一定会显现。我又听说,三公的职责,是议论治国之道辅佐君主,协助君主调和阴阳。职位根据品德授予,就会气氛和谐;奸邪之人占据职位,上天就会显示谴责。所以陈平推辞,不滥用君主的权力;邴吉停车,非常担心牛喘气的原因。这是国家共同的道理,是天人之间深远的意旨。陛下圣明治理天下,使中兴的事业光辉兴盛,应该有吉祥的征兆,醴泉涌出。但近来阴阳失调,大旱成灾,秋天没有严霜,冬天没有积雪,瘟疫之气,整年弥漫。这难道不是用人不当,失职的罪过吗?我平庸浅薄,出自平凡之辈,有幸遇到好时机,过去蒙受恩宠。陛下不嫌弃我的不才,又把现在的重任交给我。我位居三公,治理国家,身佩貂饰身穿官袍,总领朝政,内外重要的职务,都集中在我身上,荣宠富贵到了极点,大臣中没有人能相比。有美德的人担任这些职位,尚且难以胜任,何况我这样浅陋愚昧的人,怎能担当。这很容易明白,不用有高明的见识也能知道。但接受任命之初,正赶上时局艰难,外敌入侵,忧虑涉及国家,实在是我献身的时候,哪有心思打扰陛下。所以努力做事,谨慎行事,立志尽力,没有长远考虑。既然已经平定叛乱,安定了西部,就应该表达我的本心,避让贤才承认自己的不足。但普通人贪图安逸,一天天得过且过,实在也是仰仗陛下的恩宠,不能自已。时光流逝,转眼已过三年。于是使我有了才德不足却占据高位的过错,显现在天地之间,灾祸隐患,困扰百姓。上缺朝廷和谐兴盛的美好,下增官员被指责失败的灾祸。想到这些既惶恐又羞愧,五脏六腑都像要散开,即使脸皮再厚,又怎能安心。知错能改,是《大易》所称赞的,小的惩罚是大的警戒,是普通人的福气。改正错误的美好,我不敢奢望,能得到警戒的幸运,我私下里希望能有。现在新年刚开始,朝贺礼仪结束,我就回到自己家,在乡里反思过错,希望能稍微弥补上天的谴责,减少一些诽谤。希望陛下体察我的想法,同意我的请求。写信时非常惭愧,说不尽自己的心意。” 在此之前,彭城王刘义康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平陆令河南人成粲给王弘写信说:“我听说制定法度施行教化,必须根据时代采取合适的措施;时代的盛衰,也与此相适应。权势所在的位置,不是亲信不能占据。所以周朝的宗室盟约,异姓排在后面。权力的关键,交给王室宗亲,这是前代的明智谋略,现在的明显范例。您位居三公,天下人都敬仰;日夜辛劳,礼贤下士。而总领朝政,兼任京畿长官,功劳实在太大,无人能比。天道保佑谦虚的人,应该有所退让。骠骑彭城王品德高尚,是陛下的贤弟,是宗室的根本源头,应该优先,应该让他出镇藩国,像鲁、卫两国一样光辉。您安坐论道,调和阴阳,那么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福运与大宋一同升降,寿命与松、乔一样长久,名垂万代,难道不是很好吗!” 王弘本来就有退隐的想法,加上成粲的话,因此坚决请求辞职,于是被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元嘉六年,王弘又上表说:“我听说异姓排在后面,是周朝的明确道义;亲信不在外地,是国家的首要原则。所以鲁国比滕国地位高,《春秋》予以赞美,楚国让弃疾外出,前史留下告诫。何况是贤德的宗亲,品德光照一时,在侯甸之地任职,朝政不能涉及,而让平庸浅薄浮华的异姓大臣,超越前代典章,在朝中辅佐,这难道是用来效法古代制度,使治国之道兴盛吗?骠骑将军刘义康,谋略深远,品德更高,在江汉施行仁政,教化遍及荆南,士大夫归心,希望能担任要职,像周公旦那样的托付,众人意见一致,分治地方虽然重要,与此相比也较轻。我实在空虚愚昧,因恩宠而超越本分,在下空占职位,在上玷污美好的教化,公私方面,没有一点可取之处。过去孙叔敖没被重用,优孟得以模仿;展季地位低下,臧文仲留下讥讽。何况刘义康品德高尚又亲近王室,情义符合前代礼仪。我对于古人,不能相比,才德不足却占据高位,众人会怎么说,即使脸皮厚,又怎能安处。这种灭亡的恐惧,实在让我心痛。请求解除州里和录尚书事的职务,以满足百姓的期望。希望陛下远存公正,近察我的诚心,顺从朝野的意愿,改任亲信贤才。不仅我能免罪,所有的下属,谁不庆幸。如果陛下不放弃,迟疑不决,请求把我的表章公布出去,让朝廷内外都知道,朝廷的议论和民间的舆论,或许有可选择的。” 诏书说:“看了你的表章,远以周朝治国为榜样,近述《大易》谦虚自守的意思,多次看你的恳切言辞,实在让人感叹。你体会道义谦虚,见识深远,在艰难时辅佐我,功勋卓著,使我能安居帝位,托付大事。怎能允许你辞去总领朝政的职务,坚决推辞京城长官的职位,使国家事务受到损害,加重我的过错呢!你深明事理热爱国家,希望能继续辅佐我。骠骑将军肩负亲信贤才的托付,地位等同于周公旦、召公奭,回朝辅佐,参与政务,我就恭敬地听从你的请求。” 刘义康因此代替王弘任司徒,和他一起总领朝政。 王弘又上表说:“最近冒昧上表,陈述我的浅见,实在希望陛下能体察我的诚意。但收到回复的诏书,没有被理解,白白打扰陛下,得到优厚的旨意,看着自己的影子感到惭愧惶恐,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担任重要职务,到现在四年了。既违背了前代史书量力而行的告诫,又没有古人推荐贤才的美德,空占职位固守恩宠,一天天增加指责,看看周围的人,已经很惭愧了。何况在亲信贤才,朝野归心的情况下,刚想退身,又怎能有所补益,只会玷污典章,造成很多损失。没想到陛下恩宠深厚,又给予奖励,职位没有改变,像过去一样蒙受恩宠,感激之余自我估量,感到迷茫没有边际。刘义康已经总领朝政,辅佐美好的教化,我惭愧地排在他后面,有了咨询依靠的人。朝廷的小事,或许可以不再费力,京城的重任,需要有威望有才能的人担当,我是什么人,还在贪占职位。这样拖延下去,将会失败,即使没有人事上的过错,也一定会有阴阳失调的灾祸。想到这些只有忧虑,像头痛病一样难受,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安心。但命令已经决定,无法收回,加上我懦弱,没有退隐的决心,进不能直言陈述,以死坚守;退不能像古人那样苦行,吃粗食消瘦。畏惧天威,于是又勉强任职。至于统领下属,处理文书,部门官吏,需要的不多,其余的文武官员,都多余了。相府刚建立,或许还有缺额,请求只留下共事的属官,除此之外,以及各种物资,全部送交给司徒。我深受恩宠,与国家休戚与共,按道义不应虚伪,姑且自我贬损。希望陛下体察,特别允许我的请求,不让我的真诚诉求,受到压制。” 皇上又下诏说:“卫将军的表章这样说,司徒应该需要人手,可以顺从他的心意,调配二千人配属相府,物资储备不必送去。” 王弘熟悉治理之道,关心各种事务,斟酌时机,常常做出宽厚恰当的决定。他给八座丞郎的信说:“同伍的人犯法,没有士人不获罪的条款。但每次到追究的时候,总有申诉的。如果施以恩惠赦免,法律就会废弃无法执行;依照事实追究,人们就会叫苦抱怨。应该重新制定制度,以体谅他们的苦衷。另外主管官员偷窃五匹,普通偷窃四十匹,都要处死刑,议论的人都认为太重,应该改为主管官员偷窃十匹、普通偷窃五十匹处死,四十匹判流放补充兵役。这样既能稍微放宽百姓的性命,也足以起到惩戒作用。希望各自说说看法。” 左丞江奥议论说:“士人犯盗窃罪赃物不到处死程度的,判刑后,自然列入赃污淫盗的名单,终身受到舆论谴责,即使赦免也不原谅。受罚的人足以弥补过错,听到的人足以作为警戒。如果又和普通百姓一样,被贬去服兵役,我认为太过分了。同伍虽然是邻居,但士人和庶民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窝藏的罪过,没有关联。奴仆宾客和同伍交往,有窝藏行为,能够察觉,所以惩罚奴仆宾客。这是奴仆自身犯罪,不是代替主人受罚。如果没有奴仆,就不应连坐。” 右丞孔默之议论说:“君子和小人,既然同属一伍,就不得不以互相监督为义务。士人和庶民虽然不同,但按理是可以察觉的,比如百官在上面,下面的人不必亲自去做也会一同受罚。所以犯法的时候,按理自然有关联。现在惩罚他们的养子、典计,大概是有惩罚奴仆的道义。这样的话,没有奴仆的人家,怎能安逸!但既然说是优待士人,应该让他们缴纳赎金。普通偷窃四十匹,主管官员偷窃五匹,减死罪充兵役,虽然很宽容,以缓解百姓的性命。但官员及二千石和失节的士大夫,有时有犯法的,罪行可以处死,恐怕不能让他们充兵役。认为这一制度可用于小人,士人仍用旧律。” 尚书王准之议论说:“过去我任山阴令时,士人在伍中,称为押符。同伍的人有罪,士人不连坐,士人有罪,同伍的人举报。这不是士庶制度不同,实在是让刑罚与罪行相当。读书人的后代,与小人隔绝,无法防范,应该对那些不法的士人,与小人打交道的,既然同属一伍,所以让同伍的人举报。当时实行这一制度,不止一个地方。左丞议论奴仆宾客与邻居有关联,可以检查,同伍中有犯法的,让他们受刑连坐。从实际情况来看,违背情理。有奴仆宾客的,大多被差使,四处分散,住在家里的很少。那些留在家里的,在身边奔走,为日常所需服务,出门很少,典计在家的十中无一。奴仆宾客受同伍牵连,滥施刑罚必然很多,恐怕不是立法惩罚罪犯的本意。右丞议论士人偷窃,不到死罪的,宽恕充兵役。虽然想优待士人,恐怕无法惩戒邪恶。遵守道理就是君子,违背就是小人。上面制度严厉,还有人冒犯,因为有宽恕条款,犯法的人或许更多。让他们畏惧法律改过自新,才是真正的宽恕。况且士庶制度不同,意思不一样。” 殿中郎谢元议论说:“事情必须先端正根本,然后才能处理细节。根本是把士大夫纳入同伍户籍,是为了检查小人呢?还是能让他们受小人检查呢?士人犯罪牵连奴仆,这是因为士庶之间有天壤之别,那么士人没有理由要受庶民牵连;因为不知情而被纳入同伍,就是受小人检查了。既然如此,小人犯罪,士人没责任,奴仆有什么罪,要让他们受牵连?如果因为实际有联系,重视他们的察觉,那理由也不充分。为什么呢?名分和实际不同,公私制度有别,奴仆不在户籍符伍中,没有名分。百姓贫困,地位低贱,让低贱无名分的人,参与国家正式的户籍职责,公私混淆,名分和实际不符。由此说来,不应让奴仆连坐。让罪责回到主人身上,才合适。没有奴仆的士人,不在此例。如果士人本就该检查小人,那么小人有过错,已经该获罪,而他的奴仆按道义也该受罚,既然如此,没有奴仆的士人,不该安逸,让他们缴纳赎金,也没什么错。这两种规定的依据,只是制度的根本而已。这自然是要区分士庶,让他们各守本分。至于我的浅见,应该依照前面的规定,区分士庶,在道义上更妥当。盗窃制度,按左丞的意见,士人既然终究不会服兵役,有幸可以一同享受宽恕的恩惠;不必沿用旧律,这在议论中都认为恰当。” 吏部郎何尚之议论说:“按孔右丞的意见,士人因同伍获罪,有奴仆的惩罚奴仆,没有奴仆的缴纳赎金。既然允许士庶隔绝,那么察觉自然困难,不该把难以知晓的事,用必须知晓的制度来规定。有奴仆的不一定贤德,没有奴仆的不一定不贤德。现在奴仆多的人傲视王法,没有奴仆的人畏惧法网,这样一来,恩惠常落在像程、卓那样的富豪身上;法律却必定加在像颜渊、原宪那样的贫士身上,以我的浅见,私下里不认同。谢殿中说奴仆不跟随主人,在名分上不明确,确实有道理。但奴仆实际上和邻里有关联,现在完全不管,恐怕有疏漏。我同意左丞的意见。” 王弘议论说:“查律令既不区分士庶,又有士人因同伍获罪的情况,到处都有,多因当时的恩赦而宽恕,所以不都亲自受罚。吴郡和义兴刚好有许、陆之类的人,因同伍之事,二千石官员上奏定罪。己未年间,会稽的士人说十几年前,也有四族因此受罚,因当时的恩赦而停止。而王尚书说过去没有同伍连坐的情况,我不理解。恐怕是任职时,碰巧没遇到这种事吧。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士人确实不用担心受重罚,但遇到事情要议论沟通,向上打扰陛下是麻烦事,不如就近制定条款,使处罚轻重有节度。又查甲符制度,只是免除士人传达符伍文书的职责,令史免除徭役,也这样。互相监督,有违反的就举报,完全没有等级差别,不是允许士人置身邻里之外。众议说士庶隔绝,互不了解,那么士人犯法,庶民可以不知情。如果庶民不允许不知情,凭什么允许士人不知情。小民如果不是超然独处,永远不沾染世俗恶习的,邻里相连,稍加留意,终究会知道,不必早晚来往。右丞说百官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像衰落的士人,确实和乡里有来往,了解情况,相当于有身份的小民。现在称他们为士人,就不受小人的连坐;称他们为小民,就受士人的惩罚。在情理和法律上,不是很偏颇吗?况且都令不涉及士人,士人地位较轻,那么小人却要受牵连惩罚,事情到了互相举报的地步,邻里户籍的防范,也不一样。我认为士人可以不受同伍的惩罚,但惩罚他们的奴仆宾客,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奴仆宾客的,可以让他们缴纳赎金,又或者没有奴仆是众人都知道的,二千石官员就该亲自审查上报,根据情况判决。另外主管官员偷窃五匹、普通偷窃四十匹,认为应该放宽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小吏无知,面对财物容易犯糊涂,有的因疏忽,触犯重刑,凭心而论,常让人同情,所以想稍微提高匹数,放宽性命。至于官长以上,蒙受俸禄荣耀,被委以职务,本该端正自身严明法令,约束下属防止过错,却亲自触犯法律,违法谋利,五匹已经算宽容了。士人没有私下偷窃四十匹的道理,即使到这种地步,给以明确惩罚,本来就合适,又怎可再同情。况且这类士人,可以处死不可贬谪,就像众议所说,本意也不在此。近来在民间听说,姑且想一起议论,没想到这么难弄清楚。既然众议混乱,不如作罢。如果不该停止,我认为应该召集议论上奏,由陛下裁决。” 太祖下诏:“卫将军的意见恰当。” 王弘又进言:“旧制度,百姓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大概是十三岁以上,能自己料理私事和公事,所以服劳役。但考察实际情况,还不周全。身体有强有弱,不都和年龄相称。而且在家时,力所能及,不会过于辛苦。转到公家劳役,有固定规定,贤明的官吏体恤百姓,能没有弊端,平庸的官吏墨守成规,已经很辛苦,何况遇到苛刻的政令,怎能忍受。竟然有致力于增加劳役,提高服役年龄的,孤苦偏远的贫困人家,受害更深。致使他们无依无靠,生死不知,为了自身,逃跑避役,家人长远考虑,不愿生育,用巧计躲避法令,实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皇恩新政,四方安定,劳役的征发,应根据情况调整。十五到十六岁,应服半役,十七岁服全役。” 太祖听从了他的建议。 之后,王弘生病,多次上表请求退休,皇上总是下诏优待不允许。元嘉九年,升任太保,兼任中书监,其余职务不变。这一年,去世,时年五十四岁。立即追赠太保、中书监,赐给符节,加羽葆、鼓吹,增加班剑到六十人,侍中、录尚书事、刺史职务不变。谥号文昭公,在高祖庙中配祭。这一年,诏书说:“从前三个叛逆煽动祸乱,党羽很多,从最初的姑息到后来的惩罚,内外忧虑,实在艰难。已故太保华容县公王弘、已故卫将军华、已故左光禄大夫昙首,心怀忠义,情意深厚,在朝廷谋划,竭尽全力,处理艰难事务,都是我亲自挑选的。国耻已雪,本该受封土地,却都谦虚退让,不愿超过本分,所以等待朝廷制度,准备以后封赏。大业未竟,相继去世,永远怀念悲痛,无比痛心。王弘可增加封邑一千户,华、昙首封开国县侯,各食邑一千户。护军将军建昌公彦之,忠诚谋划,和他们相当,恢复他先前的食邑,以酬谢忠诚功勋。” 又下诏:“听说王太保家已经贫困,清廉节约的美德,和古人一样。想到他一生,更感悲痛。可赐钱一百万,米一千斛。” 世祖大明五年,皇帝出游,经过王弘的墓。下诏说:“已故侍中、中书监、太保、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文昭公王弘,品德美好,见识深远。已故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昙首,一向崇尚恬淡,心地正直。都与先帝有深厚情谊,共同经历艰难,对内辅助王道,对外传扬美名。因国家大计建立功勋,百姓思念他们的恩惠。我到城外巡视,看到他们的坟墓,长久思念感叹,深有感触。可派人到墓前祭祀。” 王弘聪明有见识,既然被百姓敬仰,言行必定遵守礼法,所有举止行为,以及书信礼仪,后人都效仿,称为王太保家法。虽然历任藩镇长官,不谋求财物,去世后,家中没有多余的产业。但他举止轻率缺少威仪,性情又狭隘,有人不顺他的意,就当面指责羞辱。年轻时曾在公城子野的住处玩摴蒱游戏,后来掌权,有人向王弘求官,言辞急切。这人曾因玩摴蒱游戏得罪过他,王弘责问说:“你拿钱去赌博,要俸禄干什么!” 那人回答说:“不知道公城子野在哪里?” 王弘无言以对。 儿子王锡继承爵位。年轻时因是宰相的儿子,起家任员外散骑,历任清贵职务,中书郎,太子左卫率,江夏内史。自视甚高。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当朝,王锡伸开两腿大模大样地坐着,几乎没有一点恭敬的样子。在任上去世。儿子王僧亮继承爵位。齐朝接受禅让后,降爵为侯,食邑五百户。王弘的小儿子王僧达,另外有传记。王弘的弟弟王虞,任廷尉卿。王虞的儿子王深,有好名声,官至新安太守。王虞的弟弟王抑,任光禄大夫。王抑的弟弟王孺,任侍中。王孺的弟弟王昙首,另外有传记。 王弘的堂弟王练,是晋朝中书令王珉的儿子。元嘉年间,历任显官,侍中,度支尚书。王练的儿子王钊,世祖大明年间,也担任过清贵职务,黄门郎,临海王刘子顼、晋安王刘子勋的征虏、前军长史,左民尚书。太宗初年,任司徒左长史。跟随司徒建安王刘休仁出兵赭圻,当时在为母亲服丧,加授冠军将军。得罪了刘休仁,被调出任始兴相。刘休仁一直怨恨他,太宗于是把他交付廷尉,赐死。 史臣说:晋朝的法纪松弛混乱,有其由来。孝武帝在上墨守成规,教化不能下达,司马道子以昏庸的品德位居宗位,典章制度败坏。加上国宝引发祸乱,元显继续暴虐,祖宗的遗典,众臣的旧章,无不分散瓦解,扫地而尽。君主没有威严,大臣专权,国家制度因人而异,朝廷纲纪各家不同,百姓的性命,被豪门耗尽,王府的积蓄,变成私人财产。因此祸根在东方兴起,灾难遍布天下,王道几乎断绝。高祖一旦起义,正值乱世,修改混乱的规章,颁布公平的法令,尊主卑臣的道义,在马上就确定了。威令一实施,内外服从禁令,用建武、永平年间的风尚,改变太元、隆安年间的习俗,这都是文宣公的功劳。作为一代宗臣,在宗庙中配祭,难道是徒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