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版《宋书》志·卷十七
元嘉三年五月庚午日，成功诛杀权臣徐羡之等人，为先帝（少帝）复仇雪耻，用丝帛（币）作为祭品，在太庙举行告祭仪式。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日，御驾亲征讨伐叛将谢晦，出征前同时告祭太庙和太社。皇帝班师回朝时，再次向太庙和太社报告平叛成功。
元嘉六年七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书建议："臣查见现行太庙祭祀仪注规定：皇帝完成主祭后，先退到偏殿休息，待三公以上官员献祭完毕，由太祝（祭祀官）到庙门送神，然后皇帝返回行礼，百官跪拜后仪式结束。臣认为这与清庙（宗庙）祭祀的本义不符——宗庙本应庄重安神。《礼记》说'庙者，貌也'（宗庙是祖先形貌所在），是神灵依托之处，祭祀时应'事死如生'，当作祖先始终在场。因此仪式中不应有'送神'环节，从陈列祭品到皇帝驾临，全程都不该有迎送之礼。""现在这种'不迎而送，送后再拜'的流程，是源于对祭祀本质的误解。民间私祭确实需要迎送神灵，那是因为没有固定庙宇，希望神灵降临。但这种随意制定的礼节，不适用于皇家祭祀！《仪礼》记载太祝到门口迎'尸'（代表神灵的活人），那只是迎接'尸'的仪式，并非敬神本身。臣恐现行礼制存在谬误，特此上奏。"相关部门将建议移交礼官审议裁定。
博士江邃议："祭祀开始时不必迎接神灵，这表示神灵始终在庙中；结束时恭送，是表达孝道的方式。如果直接告辞而不送别，是对亲人的怠慢；告辞后再送，又像在驱赶神灵。所以孝子既不愿违背亲人，也不忍心驱逐神灵，因此由祝官完成送神仪式，这样才能完整表达祭祀的意义。"博士贺道期议："《礼记·祭统》说'迎接祭牲但不迎接尸'，《诗经》也有'敲钟击鼓送尸'的记载。郑玄注解'尸是神灵的化身'。这与现在'不迎接只送别'的仪式完全吻合。"博士荀万秋议："古代侍奉尸（代表神灵的人）与今日侍奉神灵本质相同。《周礼》记载尸离开时，要送到庙门跪拜，尸不会回头。《礼记》解释'不迎接尸是为区分君臣身份——尸在门外时像臣子，入庙后就代表君主；真正的君主在门外时像君主，入庙后反而像臣子。所以君主不出迎，是为了明确君臣之别。'"江邃等三位博士认为旧礼仪合理，只有博士陈珉支持徐道娱的改革建议，礼部最终裁决："江邃等人的意见虽不完美，但都依据经典。徐道娱、陈珉的主张难以采纳。既然意见不一，应当维持旧制。"皇帝下诏批准维持原有礼仪。
元嘉六年九月，太学博士徐道娱上书建议："礼部安排本年十月三日举行殷祭（大祭），十二日举行烝祀（冬祭）。但根据礼制：禘祭和祫祭的间隔是三年一次，或五年两次（即《公羊传》所谓'五年两次殷祭'）。这些大祭安排在四季之间，就是《周礼》说的'四时间祀'。由于年份月份不固定，天子与诸侯的祭祀顺序也不同。《礼记》明确记载'天子先行祫祭再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祭。有封地的既行正式祭祀又荐新物，大祭在季首月，荐新在仲月。'由此可见，大祭和四时祭祀的月份各不相同——天子在孟月（季首月）行殷祭，仲月行烝祭；诸侯在孟月行尝祭，仲月行祫祭。""《春秋》记载：鲁僖公八年七月行禘祭，文公二年八月在太庙举行'大事'（即祫祭），《谷梁传》解释这是'明载祫祭与尝祭'；昭公十五年二月'在武宫有事'，《左传》称'这符合礼制'。再看《周礼》有'仲冬行烝祭'，《月令》载'季秋尝新稻'。晋国在春季到曲沃行烝祭，齐国十月祭太公，这些都是孟月、仲月区分祭祀的明确例证。""按礼制，祭祀必先占卜吉日，首选丁日或巳日，不吉则选远期。若占卜不吉，岂能强行在短期内安排两次祭祀？况且殷祭、烝祭属重大祭祀，祭品荐新属次要礼仪。次要礼仪尚且要分月进行，重大祭祀反而挤在同一月？《礼记》说'祭祀不宜频繁，否则亵渎神灵'。如今间隔十天就频繁祭祀，恐怕不合礼制。遍查经典，从无一个月内两次大祭的记载。历代学者都强调祭祀要分月进行，晋代虽延续旧制，但未深究其本。祭祀乃国家头等大事，臣虽见识浅薄，仍冒昧提出疑虑，请详议。"被搁置，未获答复。
元嘉七年（430年）四月乙丑日，礼部官员上奏："《礼记·丧服传》规定：'若宫中有人去世，则三个月内不举行祭祀。'现在即将举行礿祭（夏祭），但后宫发生丧事。请太常寺根据礼制裁定。"太学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娱、陈珉等博士提出不同见解。殿中曹郎中谢元认为："应遵循《礼记》规定，改由官员代行祭祀，这样最合礼制。经反复考量：宗庙祭祀固然重要，但若遇特殊情况，即便皇帝想亲祭，也应当以礼制为重。此议有据可依，请采纳。"最皇帝下诏批准谢元的方案。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日，太祝令（掌管祭祀的官员）徐闰提交公文指出："按制度，宗庙、社稷的祭祀应当选用雄性牲畜（牛、羊、猪、鸡）。但长期以来，市场上采购的鸡却混入雌性。听说周景王时，宾客曾见雄鸡自断尾羽，解释说'鸡害怕被选作祭品，不吉利'。如今为何改用雌鸡？请礼官核查纠正。"朝廷命太学博士审议。博士徐道娱等回复："查《礼记·月令》仅规定孟春正月'祭祀不用雌性牲'，可见只是春季禁用雌性，秋冬无此限制。雄鸡断尾的典故，应该只适用于春季祭祀。"太常丞司马操质疑："《月令》明确说春季祭祀山林川泽不用雌性。若按太学意见，春季祭祀的三牲（牛、羊、猪）都该统一改用雄性，为何只纠结于鸡的性别？"要求太学重新审议。博士徐道娱等补充说明："历代宗庙祭祀用牲的雌雄本不统一。《月令》仅规定春季禁用雌性，是强调春季必用雄性，秋冬可用雌性，并非将山林祭祀与宗庙混为一谈。其他三牲（牛、羊、猪）未改规矩，唯独鸡的雌雄问题沿袭已久，或许另有缘由，非我等能完全考据。建议维持现行制度。"采纳徐闰建议，即日起祭祀一律改用雄鸡。
南朝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年）五月丁巳日，皇帝下诏让第四皇子过继给已故江夏王太子刘睿为嗣。礼部上奏请示："皇子过继之事，查无告祭宗庙的先例。现命太学、国子学礼官商议：是否需要告庙？若需要，应告祭哪些庙室？"太学博士傅休意见：礼制无皇子过继告庙的明确规定，参考西晋太康四年（283年）先例，北海王司马寔过继给广汉殇王时曾告太庙，但汉代各帝分庙祭祀，与现在共庙异室不同，若只告一室而忽略其他，不合情理。太常丞庾亮之意见，据《礼记》"大事告祖庙和父庙，小事只告父庙"，认为皇子过继属小事，只需告祭父庙。祠部朱膺之建议，国家大事都应告庙，贺循说过古时分庙制只需谒一室，现在共庙制应告所有庙室，支持全庙告祭。徐爰兼右丞殿中郎徐爰以为：“皇子过继事关重大，必须告祭祖庙和父庙，先前第五皇子继承庐陵王时，曾告祭七庙。朝廷采纳徐爰的建议，皇帝下诏批准全庙告祭。
大明元年（457年）六月己卯日，皇帝下诏让前太子步兵校尉刘祗之子刘歆继承南丰王刘朗的爵位。礼部上奏请示："当年刘朗继承营阳王时，曾举行告庙和临轩（皇帝亲临宣布）仪式。但查继嗣常规本无此礼。请礼官议定。"太学博士王燮之意见：“当初南丰王刘朗是从营阳王另立门户，等同首次封王，故需告庙临轩之礼，如今刘歆是常规继嗣，爵位本就存在，属于传承而非新封，不应再行告庙临轩之礼。”祠部郎朱膺之反对意见：“南丰王爵位本已断绝，现特诏恢复，等同首次封王，应当举行告庙临轩仪式。”殿中郎徐爰综合认为：“营阳王当年继承的是皇位（宋少帝），后因罪被废，皇帝特恩追封一城。确属"始封"性质，故需告太庙和临轩。今刘歆继承的南丰国与长沙国等都是普通封国，只需各自告祭本国宗庙，与太庙无关，支持王燮之意见。”朝廷采纳徐爰建议，皇帝下诏批准不举行告庙临轩仪式。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日，礼部上奏请示："今年七月十五日原本要举行太庙和章皇太后庙的尝祭（秋祭），按例应由皇帝亲自主持。但如今陛下已离京亲征，皇太子是否应当代为主持祭祀？本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折，根据《礼记》'宫中有丧事，三个月不举行祭祀'的规定，而皇太子居住的上宫也属宫中范围，此事该如何处理？"太学博士司马兴之意见：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太子可代掌军务但无权主祭，依据《祭统》"祭祀时由孙辈代表祖父受祭"，又云"祭祀按昭穆制度区分父子辈分"，太子监国期间虽不摄政，但宗庙昭穆秩序不可紊乱，皇女夭折属于"宫中有故"，按礼应停祭三个月，太子既无主祭资格，又有丧事限制，不应参与祭祀。博士郁议反对：《春秋》有云，"太子负责社稷祭品"，"长子掌管礼器，可守护宗庙作为祭主"，《易经》也有明文记载。监国太子理应亲自主祭，承认皇女夭折需停祭，但主张仅限相关宫室，尚书省采纳郁议方案，皇帝下诏批准：由皇太子代行尝祭，因皇女丧事，相关祭祀从简。
太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关部门奏：“四时庙祠，吉日已定，遇雨及举哀，旧例停亲奉，由有关部门行事。先下使礼官博议，在礼上是否应改日？” 博士江长议：“《礼记・祭统》：‘君主祭祀，有变故就派人，而君不失礼仪。’郑玄说：‘君虽不亲，祭礼不缺，君德不损。’我认为有变故就必派人，表明没有迁移的文字。如果有关部门能完成祭祀，不应改日。” 太常丞陆澄议：“按《周礼》宗伯的职责，‘如果王不参与祭祀就摄位’。可见应使有关部门行其礼事。晋泰始七年四月，世祖将亲祠于太庙。庚戌，车驾夕牲。辛亥，下雨，有关部门行事。这虽不是人故，大概也是天阻碍。求之古礼，不违背周制。按《礼记》，‘孔子答曾子，当祭而日蚀太庙火，如牲至未杀，就废止’。可见祭祀不是没有可废之道，只是权衡事情的轻重。日蚀庙火，是严重的变故，所以牲至还可废。由此推之，可以推理。现在散斋之内，未到致斋，而有轻哀大雨，日期还可推迟，能表达敬意。不违义情，不伤正典，改择吉日，有什么可怀疑。我认为散斋而有举哀或下雨，可改日。只有入致斋及日期接近傍晚的，才使有关部门行事。又前代司空顾和启，南郊车驾已出遇雨，应改日再郊，事见施用。郊与庙，敬意相同，到日还改，何况散斋！” 殿中郎殷淡议：“《曾子问》‘日蚀太庙火，牲未杀就废’。即使有变故就派人。清庙敬重，郊祀礼大，所以庙焚日蚀，允许改日；轻哀小故，不应改期。所以鼷鼠食牛，改卜不合礼。晋世祖有关部门行事，顾司空改郊月，既不见当时的适宜，不足为准。我认为日蚀庙火，是天谴之变，才可改日。至于举哀小故，不应改日。” 众议不同。参议，既有理据，且晋氏迁郊，宋初迁祠，都有成例。认为孟月散斋之中，遇雨及举轻哀，应择吉改期，没有定限。只有入致斋及接近仲月节的，使有关部门行事。诏准。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关部门奏：“这个月八日烝祠二庙，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献妃服。” 前太常丞庾蔚之议：“礼之所以有丧废祭，因为祭必有乐。皇太子以嫡长子之重，所以主上为妃服丧，不因尊降。既正服大功，我认为不应祭祀。有变故，三公行事，是该祭的时候，不是现在这种情况。卿卒还不绎祭，何况太子妃呢？” 博士司马兴之议：“缌服就不祭，是《礼》的大经；卿卒不绎祭，是《春秋》明义。又查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议不应三月废祠，却还说殡葬之间，权宜废事改吉，芬芳享祠。看这语意，不是让有关部门行事。这是无服之丧，还因未葬而废，何况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庙的呢？上查礼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 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按《礼》，‘缌服不祭’。大功废祠，不用多说。现在皇太子故妃既未安葬，未从权制，就应依礼废烝尝。至于奠以大功之服，在礼不得亲奉，不是有故的说法，也不使公卿行事。” 右丞徐爰议以为：“《礼》，‘缌服不祭’，大概是通议。大夫因尊贵降绝，及其有服，不容再不同。《祭统》说‘君有故使人可’，是说在礼应祭，君不能斋戒，祭不可缺，所以使臣下摄奉。不是说君不应祭，有关部门行事。晋咸宁四年，景献皇后崩，晋武帝伯母，宗庙废一时之祀，虽名号尊崇，大略可依准。现在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不是有故的情况。既未安葬，认为烝祠应废。查庾蔚之等议，宗旨相同，缺烝为恰当。过卒哭祔庙，全依常典。” 诏准。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关部门奏：“銮舆巡视江左，讲武校猎，获肉先荐太庙、章太后庙，並设醢酒，公卿行事，及献妃阴室，室长行事。” 太学博士虞龢议：“查《周礼》，四时讲武献牲，各有施用。振旅春搜，就以祭社；茇舍夏苗，就以享礿；治兵秋狝，就以祀祊；大阅冬狩，就以享烝。按《汉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毕，始扬威武，名叫：“貙刘”。乘舆入囿，亲自执弩以射，牲用鹿麑。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送陵庙。’可见春田荐庙，没有先例。” 兼太常丞庾蔚之议：“虞龢所说的是搜狩不失其时，此礼久废。现在时节和暖，讲武教人，又虔诚供献乾豆，先荐二庙，礼情都恰当。社主土神，司空是土官，所以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庙应使上公。参议搜狩之礼，四时异议，礼有损益，时代不同。现在既无复四方之祭，三杀之仪，旷废已久，禽获牲物，面伤剪毛，未成禽不献。太宰令谒者择上杀奉送，先荐庙社二庙，依旧以太尉行事。” 诏准。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关部门奏：“七月尝祠，至尊在谅闇之内，是否亲奉？下礼官通议。考察三年之制，从天子到百姓。汉文怜悯秦代的弊端，于是制定权宜典制。魏、晋以来，卒哭而祔庙就吉服。按《礼记・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郑玄说：‘只因不敢以卑废尊。’范宣非难杜预、段暢，之所以阙宗庙祭，都是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于生者。谯周《祭志》称：‘礼，身有丧，就不为吉祭。缌麻之丧，于祖考有服的，也不祭，因为神不享用。’查宫中有故，虽在无服，也废祭三个月，有丧不祭。如果不是三年之内必应亲奉，就应禘序昭穆。而现在必须免丧，然后禘袷，可见未祭之意，应当思考。《起居注》，晋武有二丧，两期之中，都不亲祠，也是近代前事。至尊孝超过周文王，情深于明发，公服虽释，纯哀内缠。推访典例，不应亲奉。有关部门恭敬行事，祭祀不旷。仰思从敬，我认为恰当。臣等参议，很有明证，应如所上。” 诏准。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关部门奏：“至尊亲祠太庙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虽亲非正统，而曾经北面称臣，不清楚应否亲执爵？” 下礼官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按礼，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孝武皇帝对至尊虽亲非正统，而祖宗之号，列于七庙。我认为亲奉之日，应执觞爵。昭皇太后既亲非礼正，宜使三公行事。” 博士颜燮等四人同周山文。兼太常丞韩贲议：“晋景帝对于世祖，肃祖对于孝武，都是旁尊，亲执觞杓。现在孝武皇帝对至尊，亲为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应亲执。按昭皇太后对主上，亲无名秩，情分疏远，庶母对我，犹子祭孙止，何况伯父的庶母。我认为昭后觞爵，可交有关部门。” 前左丞孙缅议：“晋世祖宗祠显宗、烈宗、肃祖，都是晋帝的伯父，今朝明准，而初无有关部门行事之礼。我认为主上亲执孝武皇帝觞爵，合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贵，一时被尊，而与章、宣二庙同飨宫，不仅不亲奉，还应议其毁替。请且依旧，三公行事。” 诏孙缅议恰当。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关部门奏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议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刘义恭以为：“经籍残缺伪误，训传不同，论者不一，所以求之者很少深究。因此六宗之辩，被兼儒弄错，迭毁之论，被群学搞乱。章皇太后诞生神灵开创圣业，礼备中兴，福流后代，德光义远。应长久尊崇芬芳，世代留则。怎能降同常人，反遵常典。论者有疑，实依纪传，知一失二，不明书旨。按《礼记》不代祭，及慈母，措辞有施用。《谷梁》于孙止，别主立祭。则亲执虔诚祭祀，事异前志。因大君适宜，其职更重，人极之贵，其数特中。且汉代鸿风，登配祔，晋氏明规，留荐祀。远考史策，近因暗见，不应毁，在义为长。所据《公羊》，足以坚持。怎能贵等帝王，祭从士庶，缘情访制，颠倒更甚。认为应同七庙，六代才毁。” 六百三十六人同意刘义恭不毁，散骑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议应毁。领曹郎中周景远重参议，刘义恭等不毁议恰当。诏准。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关部门奏：“皇代殷祭，不在章后庙行事。高堂隆议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庙禘袷，及徐邈答晋宣太后殷荐旧事，使礼官议正。” 博士孙武议：“按《礼记・祭法》，‘置都立邑，设庙祧坛鸑而祭之，才有亲疏多少之数。所以王立七庙，远庙为祧’。郑玄说：‘天子迁庙之主，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袷就祭之。’《王制》曰：‘袷禘。’郑玄说：‘袷，合也。合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袷。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袷，谓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庙’。《传》曰：‘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都升合食太祖。’《传》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统》曰：‘有事于太庙，则群昭群穆都在，不失其伦。’现在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于上，不列正庙。如果迎主入太庙，既不敢配列于正序，又未闻在昭穆之外别立位。如果徐邈议，现在殷祠就别庙奉荐，则违背禘袷大祭合食序昭穆之义。徐邈说：‘阴室四殇，不同袷就祭。’这也是其义。《丧服小记》，‘殇与无后，从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殇’。郑玄说：‘祭嫡殇于庙之奥，谓之阴厌。’既从祖食于庙奥，是殇在奥有位，不是就祭别宫。现在章太后庙，四时飨荐，虽不限于孙，若太庙禘袷，独祭别宫，与四时烝尝无异，则非禘大祭之义，又无袷合食之文。认为不应与太庙同殷祭之礼。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庙禘袷，又不辨袷之义，而改祫大飨，大概有原因。守文浅学，怕违礼中。” 博士王燮之议：“按禘小袷大，礼无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寻袷之名，虽在合食，而祭典之重，以此为大。以孝飨亲，尊爱无限，既殷荐太祖，也致盛祀于小庙。比如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所以高堂隆所谓独以袷而祭。因此魏之文思，晋之宣后，虽都不序于太庙，而犹均禘于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殇不袷，就而祭之，作为别飨之例，这是证据。我认为章皇太后庙，也应殷荐。” 太常丞孙缅议以为：“袷祭之名，义在合食，守经据古，孙武详细。我寻小庙之礼，始于近魏，晋之所行，足为前准。高堂隆以袷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殇，以证别飨。孙武据殇祔于祖，说庙有殇位。寻事虽同庙，而祭非合食。且七庙同宫，始于后汉，礼之祭殇，各附其祖。既参与袷，就必异庙而祭。我认为章庙殷荐，由此可知。” 祠部硃膺之议：“宫之祀，高堂隆、赵怡都说周人袷，岁俱袷祭。魏、晋二代，取则奉荐，名儒达礼，无相讥非，不失误不忘却，遵循旧章。我意同王燮之、孙缅议。” 诏曰：“章皇太后追尊极号，礼同七庙，怎能独缺殷荐，隔此盛祠。遥袷，周已实行，魏、晋从飨，典范不废。应依前典，以宣情敬。”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关部门奏：“晋太元中，始正太后尊号，徐邈议庙制，从此以来，著为通典。现在昭皇太后对至尊无亲，上特制义服，祔庙之礼，应下礼官详议。” 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议：“正名存义，是国家的徽典；臣子一例，是史传的明文。现在昭皇太后正位母仪，尊号明确，祔庙之礼，应备常则。母以子贵，事显圣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毁，则昭后之祔，无由有亏。我认为神主应入章后庙。又应依晋元皇帝之于愍帝，安帝之于永安后，祭祀之日，不亲执觞爵，使有关部门行事。” 时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庙，长兼仪曹郎虞龢议以为：“《春秋》之义，庶母虽名同崇号，而实异正嫡。因此犹考别宫，而公子主其祀。现在昭皇太后既非所生，更无亲奉之理。《周礼》宗伯职云：‘若王不与祭，则摄位。’可见应使有关部门行其礼事。又妇人无常秩，各以夫氏为定，夫亡以子为次。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后，以顺序而言，应升新祢于上。” 参详，虞龢议恰当。诏准。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关部门奏：“来年七月尝祀二庙，依旧车驾亲奉。孝武皇帝室至尊亲进觞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应拜，及祝文称皇帝讳。又皇后这个月二十五日虔见于祢，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并无明文，下礼官议正。” 太学博士刘绲议；“寻晋元北面称臣于愍帝，烝尝奉荐，也使有关部门行事。且兄弟不相为后，著于鲁史。由此推之，孝武之室，至尊不宜亲进觞爵拜伏。当天亲进章皇太后庙，经昭皇太后室过，前议既使有关部门行事，不应进拜。昭皇太后正号久定，登列庙祀，详寻祝文，应称皇帝讳。按礼，妇无见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仪，理不容备。孝武、昭后二室，牲荐应缺。” 太常丞虞愿议：“烝尝之礼，事存继嗣，故傍尊虽近，弟侄不祀。君道虽高，臣无祭典。按晋景帝之于武帝，属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还进觞爵。今上既继承祠文皇，于孝武室应进拜而已，觞爵使有关部门行事。按《礼》，‘过墓则轼，过祀则下’。凡在神祇，尚或致恭；何况昭太后母临四海，至尊曾亲北面，兄母有敬，应进拜，祝文应称皇帝讳。寻皇后庙见之礼，本为修虔，今于孝武，论嫂叔，则无通问之典；论尊卑，也无相见之义。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还正位在宫，敬谒之道，久已前备。我认为孝武、昭太后二室，不再荐告。” 参议以虞愿议恰当。诏准。
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关部门奏昭太后庙毁置，下礼官详议。太常丞韩贲议：“按君母之尊，义出《春秋》，庶后飨荐不断。周典七庙承统，犹亲尽则毁。何况伯之所生，而无服代祭，稽之前代，未见其准。” 都令史殷匪子议：“昭皇太后不系于祖宗，进退应毁。议者说，‘妾祔于妾祖姑’，祔既必告，毁不容异。应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记》云：‘妾祔于妾祖姑，无妾祖姑，则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章太后于昭太后，论昭穆，不是妾祖姑，又不是女君，于义不当。我寻昭太后名位极高，当初祔庙时，自上祔于赵后，安于西庙，都用币告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说每事必告。礼，牲币杂用。查魏、晋以来，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礼官辨正。太学博士殷灵祚议称：‘吉事用牲，凶事用币。’从此之后，吉凶分明，已是一代成典。今事虽不全凶，也不近吉，故应依旧，以币遍告二庙。又寻昭太后毁主，无义陈列于太祖，博士欲依虞主埋于庙两阶之间。按阶间本是埋告币埋虞主的地方。昔虞喜说，依五经典议，将毁主附于虞主，埋于庙的北墙，最为可据。昭皇太后神主毁后埋入北墙，上室不可空着，太后神主便应上下升位。升位时，又应设脯醢以安神。现在礼官所议，简略不周全。迁毁是大事，请广泛详访。” 左仆射刘秉等七人同意殷匪子的意见。左丞王谌重新参议，认为：“以币遍告二庙，将毁主埋于北墙。宣太后上室，仍设脯醢以安神，殷匪子的议论恰当。” 诏准。
魏明帝太和三年，诏曰：“礼规定，王后无嗣，选择支子来继承大宗，就应继承正统而奉行公义，怎能顾及私亲呢！汉宣帝继承昭帝，后来加悼考以皇号；哀帝从外藩被立，而董宏等人称引亡秦为例，迷惑朝议。于是尊恭皇，在京师立庙，又宠爱蕃妾，使她与长信宫相比，僭越无礼，人神不佑，若不是罪师范丹的忠正劝谏，就会招致丁、傅那样的灾祸。从此以后，相继施行。命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代为诫。后代万一有从诸侯入奉大统的，就应明白为人后的义理。敢做奸佞之事，谄媚君上，妄建非正之号，称考为皇，称妣为后，那么股肱大臣，诛之无赦。将此书写于金策，藏于宗庙，著于令典。” 此后高贵乡公、常道乡公被立，都不尊崇外亲。
晋愍帝建兴四年，司徒梁芬议追尊之礼。帝不听从，而左仆射索綝等人也引魏制，认为不可，所以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二年，有关部门说琅邪恭王应称皇考。贺循议云：“礼典之义，子不敢以自己的爵位加于父号。” 帝又听从了。二汉的这一典制被废弃了。
魏明帝有个爱女叫淑涉，三个月就夭折了，帝非常悲痛，追封谥号为平原懿公主，葬于南陵，在京师立庙。没有前典，不合礼。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关部门奏：“东平冲王年幼无后，只服殇服五个月。虽不是殇君，应有主祭，而国家是追赠，又没有他的臣子。不清楚是否毁灵立庙，是否应祔于其他庙？特下礼官详议。” 太学博士徐宏议：“王既无后，追赠无臣，殇服结束，灵位就应毁去。《记》说：‘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又说：‘士大夫不得祔于诸侯，祔于祖之为士大夫者。’按诸侯不得祔于天子，冲王应祔于诸祖之庙中为王者，应祔于长沙景王庙。” 诏准。
大明四年丁巳，有关部门奏：“安陆国土虽已建立，但祭祀之所，尚未营建，四时荐飨，所以祔于江夏之庙，宣王所生夫人是否应祠？” 太学博士傅郁议：“应废祭。” 右丞徐爰议：“按《礼》，‘慈母妾母不世祭’。郑玄注：‘因她们不是正室，所以传曰子祭孙止。’又说：‘为慈母后者，为祖庶母可也。’注称：‘依为慈母后的义理，父妾无子，也可命自己的庶子为她的后。’考察这一义理，父母妾的祭祀，不一定只有儿子。江夏宣王太子，是元宰之后，遭时不幸，圣上怜悯。降下皇恩，让他继承徽绪，光大蕃国，属国为祖。始王夫人孕育明懿，是一国之正，上无所厌，哀敬得申。既未获准祔享江夏，又不从祭安陆，就事求情，我认为应依祖母有为后的义理，应列祀于庙。” 二议不同，参议以徐爰议为恰当。诏准。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关部门奏：“故晋陵孝王子云没有后嗣，安庙后三天，国臣从权制除释，朔望周忌，应否还临？祭之日，谁为主祭？” 太常丞庾蔚之议：“安葬后三天，国臣从权制除释。而灵筵还在，朔望及期忌，诸臣应还临哭，变服穿夹，使上卿主祭。王既没有后嗣，又没有服三年丧的人，期亲服除后，而国还存在，应立庙，作为国的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暂祔于祖庙食祭。诸王不得以天子为祖，应祔于从祖国庙，还居新庙之室。没有后嗣之前，四时飨荐，常使上卿主祭。” 左丞徐爰参议，以庾蔚之议为恰当。诏准。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关部门奏：“故宣贵妃加殊礼，不清楚应否立庙？” 太学博士虞龢议：“《曲礼》说：‘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说：‘舜葬苍梧，三妃未随从。’《昏义》说：‘后立六宫，有三夫人。’可见三妃就是三夫人。后有三妃，如同天子有三公。按《周礼》，三公八命，诸侯七命。三公既尊于列国诸侯，三妃也贵于庶邦夫人。据《春秋传》，仲子不是鲁惠公的元嫡，还能在别宫祭祀。现在贵妃是秩位极高的，理应立这新庙。” 左丞徐爰议：“宣贵妃既加殊命，礼绝五宫，考察古典，有明确依据。庙堂建造，应选将作大匠。” 参详以虞龢、徐爰议为恰当。诏准。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关部门奏：“新安王服宣贵妃齐衰期，十一月练，十三月缟，十五月禫，心丧三年。不清楚宣贵妃祔庙，应在何时？入庙之日，是否应先有祔祭，还是只入新庙而已？如果在大祥及禫中入庙，遇四时是否能祭？新安王在心制中，能否亲奉祭？” 太学博士虞龢议：“《春秋传》说：‘祔而作主，烝尝禘于庙。’尝是吉祭之名，大祥及禫，不能入庙，应在禫除之后。新安王心丧之内，若遇时节，便应在庙行吉祭，亲奉也无妨碍。祔的意思，是以后亡者祔于先庙。《小记》说：‘诸侯不得祔于天子。’现在贵妃爵同诸侯，自然不得祔于先后。又另建的新宫，没有适宜祔祭之处。且卒哭之后，更无祔祭之理。” 左丞徐爰议：“礼有损益，古今仪制不同，虽说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当时的诸侯，都是禫终入庙。且麻衣縓缘，在元嘉时改变服制，苫绖变除，在皇宋时表达情感。何况宣贵妃诞育睿蕃，葬加殊礼，灵筵庐位，都由哲王主持，考宫创祀，与朝廷无关。认为禫除之后，应亲执奠爵之礼。若有变故，三卿行事。贵妃上厌皇姑，下绝列国，没有应祔之处。” 参议，虞龢议大体与徐爰不异，应以徐爰议为恰当。诏准。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关部门奏：“晋陵国文书：孝王庙依庐陵等国例，一年五祭。二国以三卿主祭。应同有服之例吗？” 博士颜僧道议：“《礼记》说：‘所祭者无服则不祭。’现在晋陵王与衡阳王是小功，应依二国同废。” 太常丞庾蔚之议：“缌服不祭，是就主祭者而言。晋陵虽没有后嗣，应依有嗣致服，依阙祭之限。衡阳王为族伯缌麻，应祭三个月。” 兼左丞徐爰议：“嗣王未立，将来继承人不知亲疏，怎能空按服属，而亏缺祭敬。” 参议以徐爰议为恰当，诏准。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关部门奏：“故齐敬王子羽将来立后，不清楚是否应立即作主立庙？还是须有后之日？未立庙的，在何处祭祀？” 游击将军徐爰议以为：“国无后嗣，按制除罢。始封之君，应存继嗣。皇子追赠，就为始祖。臣不殇君，前有准则，怎能空缺烝尝，等待有后。认为应立庙作主，三卿主祭依旧。” 通关博议，以徐爰议为恰当。下令立即立庙，庙成作主，依晋陵王近例，先暂祔于庐陵孝献王庙。祭毕，神主即还新庙。未立后之前，常使国上卿主祭。
《礼》说：“共工氏称霸九州，他的儿子句龙叫后土，能平整九州土地，所以祭祀他为社神。” 周在甲日祭祀，用日之始。“社是神化地的途径。地载万物，天垂象。从地取财，从天取法。所以尊天而亲地，教人像这样好好回报。家以中溜为主，国以社为主，显示根本。” 所以说报本反始。烈山氏拥有天下，他的儿子叫农，能种植百谷。他的后裔叫柱，辅佐颛顼为稷官，主管农事，周弃继承他，对人有功德，所以祭祀他为稷神。
《礼》：“王为百姓立社叫太社，王为自己立社叫王社。” 所以国有二社，而稷也有二。汉、魏则有官社，无稷，所以常二社一稷。晋初仍魏制，没有增减。到太康九年，改建宗庙，而社稷坛与庙一起迁移。于是诏曰：“社实际是一神，合并二社之礼。” 于是车骑司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所以冕而躬耕，是为重孝享的祭品，向天帝献上丰盛的祭品。《谷梁传》说：‘天子亲耕以供祭品。’亲耕，是自己回报，为自己立社，是为籍田而回报。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所以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事不同报不同，这是社有二的原因。王景侯论王社，也说春祈籍田，秋而回报。他论太社，则说‘王者在畿内，为百姓立之，叫太社，不在京师自立’。景侯这一论述，据《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叫置社’。景侯解释说：‘现在的里社就是。’景侯解释《祭法》，就以置社为人间之社。而另论又以太社为人间之社，不明白这一旨意。太社，天子为百姓而祀，故称天子社。《郊特牲》说：‘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众多百姓，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至于置社，数量不一，大概以里所命名。《左氏传》盟于清丘之社就是。人间之社，已不称太。若再不立在京都，当在哪里立呢？《祭法》又说：‘王为百姓立七祀。为自己立七祀。’说为自己，是为自己而祀；为百姓，是为百姓而祀。太社与七祀，文字正等。说者对此困惑，于是说典籍只有五祀，无七祀。按祭五祀，是国之大祀，七是小祀。《周礼》所说祭凡小祀，则用墨冕之类。景侯解释大厉说：‘如周杜伯，鬼有所归，才不为厉。’现在说无二社，称景侯《祭法》不说无二，就说口传无其文。以景侯的明智，商议后才解释，却想用口论废除明文。这样，不仅二社，恐怕景侯之后的解释，也不易废除。前被敕，《尚书・召诰》：‘在新邑社祭，只用一太牢，’是不立二社的明义。按《郊特牲》说：‘社稷用太牢。’若必引一牢之文，以明社无二，那么稷就无牲了。说者则说，举社以明稷。为何独不可举一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过而废除，不如过而留存。何况留存有义，而废除无据。《周礼》封人‘掌设社纮’。无稷字。现在帝社无稷，大概由此而来。然国主社稷，故经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稷则穿絺冕。这是王社有稷的文字。封人设纮无稷字，说者以为是略文，由此可知。认为应仍旧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
当时成粲提出异议说："景侯（指王肃）主张太社不应设在京城，这是要推翻郑玄（东汉经学家）的学说。"傅咸（西晋大臣）上表反驳："按照成粲的说法，景侯对经典的解读就被曲解了。《诗经·大雅》说'乃立冢土'，毛公（汉代学者毛亨）注解明确说'冢土就是太社'。景侯注解《诗经》时正是采用这个说法。""再看《尚书·禹贡》记载'惟土五色'，景侯解释说：'天子取五色土建造太社，分封诸侯时，按方位割取相应颜色的土覆盖四方。'由此可见，太社本来就是建在京都的。不知成粲的论点从何而来，既违背经典明文记载，又歪曲了景侯的原意。"傅咸最后说："臣虽然愚钝，但自幼学习经典，对此不能沉默，故再次上奏。"大臣刘寔支持傅咸的观点。皇帝下诏裁定："社神本是一位，但沿袭分为太社、帝社两处祭祀。既然众议不一，不必改制，仍按曹魏旧制执行。"东晋建武元年，仿照洛阳旧制，设立太社、帝社和稷坛（合称"二社一稷"）。太社祝词："大地恩德广施，惠泽无穷。建立太社，护佑万国。四方百姓，共沐祥瑞。"帝社祝词："厚德载物，庇佑王畿。建立帝社，敬奉地祇。吉时祷告，洪福降临。"按《周礼》"左宗庙，右社稷"的布局，西晋洛阳的社稷坛在宗庙右侧，东晋南迁后（江左）仍保持此制。宫城东门的"雩门"可能是社稷所在，推测东吴的社稷坛也在宗庙同侧（东），南朝宋完全沿袭前制，未作改动。
魏武帝、文帝、明帝都曾亲自举行耕籍礼（皇帝亲耕仪式），这说明对先农（神农氏）的祭祀从未中断。不过相关礼仪记载不详，应当遵循汉代旧制。祭祀时由执事官员用"太牢"（牛、羊、猪）献祭。晋武帝和晋哀帝虽然都有意举行耕籍礼，但最终未能实现，相关礼仪规范也不够完善。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春成功举行亲耕礼，在籍田的西阡南陌处建立先农坛，坛高四尺（约1米），边长二丈（约4.8米），四边台阶，每阶宽五尺（约1.2米），外围设矮墙（埒）。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