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孔子逝世后，他那精微深切的言辞就无人能够传承，他的七十位高徒去世后，他们对经典大义的理解也出现了分歧。因此，后来解释《春秋》的学派分成了五家，阐释《诗经》的学派分成了四家，研究《易经》的也出现了好几家不同的传注。到了战国时代，各国合纵连横，相互争夺，真假道理纷争不休，诸子百家的学说杂乱混淆。秦始皇对此感到忧患，于是采用焚毁典籍的极端手段，意图让百姓变得无知，以便统治。汉朝建立后，决心革除秦朝的弊政，广泛地收集散失的书籍文献，大力开辟献书的渠道。到了汉武帝时代，书籍又有缺失，编联竹简的绳子断了，竹简散乱，礼乐制度也衰败不堪。皇上感慨地说：“我对这种文化衰落的状况感到十分痛心！”于是制定了藏书的政策，设置了抄写书籍的官职，下至诸子百家的著作和传述解释经书的作品，都收藏到宫廷的秘府之中。到了汉成帝时，因为书籍散失亡佚的情况又比较严重，就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各地去搜求失传的书籍。同时下诏，命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校勘经传、诸子、诗赋类的书籍，步兵校尉任宏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勘占卜历法一类的数术书籍，侍医李柱国校勘医药养生一类的方技书籍。每校完一部书，刘向就分条列出它的篇名目录，概括出它的主旨大意，抄录下来，呈报给皇帝。不幸的是，刘向的这项工作还没完成就去世了。汉哀帝于是又命令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来完成他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于是汇总整理了所有校订好的书籍，编纂成《七略》上奏。因此，有了概括群书大意的《辑略》，有关于六经的《六艺略》，有关于诸子学派的《诸子略》，有关于诗赋文章的《诗赋略》，有关于军事的《兵书略》，有关于占卜历法的《术数略》，还有关于医药保健的《方技略》。（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就节取《七略》中的要点，编纂成文，作为其中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