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约束百姓，百姓能免于犯罪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仪规范百姓，百姓有廉耻之心，还能自觉归正。”老子说：“最高的德不刻意彰显德，所以才是真德；低下的德执着于表面的德，所以不是真德。法令越繁多严苛，盗贼反而越多。”太史公说：这话真对啊！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却不是决定国家治乱清浊的根本。过去天下的法令曾无比严密，可奸诈虚伪的事仍不断发生，到最严重时，上下互相推诿，导致国家衰败不振。那时，官吏治理政务就像“救火”“扬沸”（救急却治标不治本），如果不用强硬严酷的手段，怎么能胜任职务、让自己安心呢！主张用道德治理的人，都无法尽到职责。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关键是要让案件不再发生”，老子说“下等士人听到‘道’，会大声嘲笑”，这都不是空话啊。汉朝建立后，废除严苛的法令、改为宽厚，去除繁复的装饰、回归质朴，法令宽松到能放过“吞舟之鱼”（大奸大恶），可官吏治理却清明有序，没有奸诈之事，百姓安宁。由此可见，国家治理的关键在道德教化，不在严苛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