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礼四之三</p><p> 魏自太祖至于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崩，悉依汉魏既葬公除。唯 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将营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齐郡王简，咸阳王禧， 河南王干，广陵王羽，颍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详，侍中、太尉、录尚书事、 东阳王丕，侍中、司徒、淮阳王尉元，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 射、平原王陆叡等，率百僚诣阙表曰：“上灵不吊，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 痛慕断绝。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号罔极。臣等闻先王制礼，必有随世之变；前贤 创法。亦务适时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异致故也。三年之丧，虽则自古，然中 代已后，未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准，圣后终制，刊之金册。伏惟陛下至孝发 衷，哀毁过礼，欲依上古，丧终三年。诚协大舜孝慕之德，实非俯遵济世之道。今 虽中夏穆清，庶帮康静，然万机事殷，不可暂旷，春秋烝尝，事难废阙。伏愿天鉴， 抑至孝之深诚，副亿兆之企望，丧期礼数，一从终制，则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 陵将就，请展安兆域，以备奉终之礼。”诏曰：“凶祸甫尔，未忍所请。” </p><p> 休等又表曰：“臣等闻五帝已前，丧期无数，三代相因，礼制始立，名虽虚置， 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谅暗之言，而无可遵之式；康王既废初丧之仪，先行即位之礼。 于是无改之道或亏，三年之丧有缺。夫岂无至孝之君，贤明之子？皆以理贵随时， 义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即位，不暇改年；逾月而即葬，岂待同轨；葬而即吉，不必 终丧。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政术。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极 之艰，永慕崩号，哀过虞舜，诚是万古之高德，旷世之绝轨。然天下至广，万机至 殷，旷之一朝，庶政必滞。又圣后终制，已有成典，宗社废礼，其事尤大。伏愿天 鉴，抑哀毁之至诚，思在予之深责，仰遵先志典册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请。”诏 曰：“自遭祸罚，慌惚如昨，奉侍梓宫，犹悕仿佛。山陵迁厝，所未忍闻。” </p><p> 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频烦上闻，仰申诚欸，圣慕惟远，未垂昭亮。伏读 哀灼，忧心如焚。臣等闻承乾统极者宜以济世为务，经纶天下者特以百姓为心。故 万机在躬，周康弗获申其慕；汉文作戒，孝景不得终其礼。此乃先代之成轨，近世 所不易。伏惟太皇太后睿圣渊识，虑及始终，明诰垂于典策，遗训备于末命。聿修 厥德，圣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虽欲终上达之礼，其如黎元何？臣等 不胜忧惧之诚，敢冒重陈，乞垂听访，以副亿兆之望。”诏曰：“仰寻遗旨，俯闻 所奏，倍增号绝。山陵可依典册，如公卿所议。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别当备叙在 心。” </p><p> 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诏书，述遗诫之旨，昭违从之义，遵俭葬之重式， 称孝思之深诚。伏读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号， 倍增摧绝。臣等具位在官，与国休戚，庇心之至，不敢不陈。咸以为天下之至尊， 莫尊于王业；皇极之至重，莫重于万几。至尊，故不得以常礼任巳；至重，亦弗获 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汉已降，逮于魏晋，葬不过逾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广， 礼随时变，不可以无为之法，行之于有为之辰。文质不同，古今异制，其来久矣。 自皇代革命，多历年祀，四祖三宗，相继纂业。上承数代之故实，俯副兆民之企望， 岂伊不怀，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后钦明稽古，圣思渊深，所造终制，事合世典。送 终之礼既明，遗诰之文载备，奉而行之，足以垂风百王，轨仪万叶。陛下以至孝之 诚，哀毁过礼，三御不充半溢，昼夜不释绖带，永思缠绵，灭性几及。百姓所以忧 惧失守，臣等所以肝脑涂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彻上灵，贯被幽显。 况今山陵告终，百礼咸毕，日已淹月，仍不卜练，比之前世，理为过矣。愿陛下思 大孝终始之义，愍亿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终制，以时即吉，一日万机，则 天下蒙恩，率土仰赖。谨依前式，求定练日，以备祔禫之礼。”诏曰：“比当别叙 在心。” </p><p> 既而，帝引见太尉丕及群臣等于太和殿前，哭拜尽哀，出幸思贤门右，诏尚书 李冲宣旨于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群官，共论政治，平秩民务。何图一旦祸 酷奄钟，独见公卿，言及丧事，追惟荼毒，五内崩摧。”丕对曰：“伏奉明诏，群 情圮绝。臣与元等不识古义，以老朽之年，历奉累圣，国家旧事，颇所知闻。伏惟 远祖重光世袭，至有大讳之日，唯侍送梓宫者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因 而无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见。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长安，不在侍送之列，窃闻所 传，无异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过礼，伏闻所御三食，不满半溢。臣等 叩心绝气，坐不安席。愿暂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册遗令，奉行前式，无 失旧典。”诏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极，哀毁常事，岂足关言。既不能待没，而 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忧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闻。祖宗情专武 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太尉等国老， 政之所寄，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余丧礼之仪，古今异同，汉 魏成事及先儒所论，朕虽在衰服之中，以丧礼事重，情在必行，故暂抑哀慕，躬自 寻览。今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公且可听之。” </p><p> 高祖谓明根曰：“朕丁罹酷罚，日月推移，山陵已过，公卿又依金册，据案魏 晋，请除衰服。重闻所奏，倍增号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顿敝，未得论叙，今故 相引，欲具通所怀。卿前所表，除释衰麻，闻之实用悲恨。于时亲侍梓宫，匍匐筵 几，哀号痛慕，情未暂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 </p><p> 何于人情之不足！夫圣人制卒哭之礼，授练之变，皆夺情以渐。又闻君子不夺 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今则旬日之间，言及即吉，特成伤理。”明根对曰：“臣等 伏寻金册遗旨，逾月而葬，葬而即吉。故于卜葬之初，因奏练除之事，仰伤圣心， 伏增悲悚。”高祖曰：“卿等咸称三年之丧，虽则自古，然中代以后，未之能行。 朕谓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盖由君上违世，继主初立，故身袭兗冕，以行即位之 礼。又从储宫而登极者，君德未沇，臣义不洽，天下颙颙，未知所傒。故颁备朝仪， 示皇极之尊。及后之丧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惰易之情，踵以为法。谅知敦厚之化， 不易遵也。朕少蒙鞠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备诲。虽自蒙昧， 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诚不德，在位过纪，虽未能恩洽四方，化行万 国，仰禀圣训，足令亿兆知有君矣。于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礼俱损，丧 纪圮坏者，深可痛恨。” </p><p> 高闾对曰：“太古既远，事难袭用，汉魏以来，据有成事。汉文继高惠之踪， 断狱四百，几致刑措，犹垂三旬之礼。孝景承平，遵而不变。以此言之，不为即位 之际，有所逼惧也。良是君人之道，理自宜然。又汉称文景，虽非圣君，亦中代明 主。今遗册之旨，同于前式。伏愿陛下述遵遗令，以副群庶之情。杜预晋之硕学， 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以为汉文之制，暗与古合。虽叔世所行，事可承踵， 是以臣等慺慺干谒。”高祖曰：“汉魏之事，与今不同，备如向说。孝景虽承升平 之基，然由嫡子即位，君德未显，无异前古。又父子之亲，诚是天属之重，然圣母 之德，昊天莫报，思自殒灭，岂从衰服而已。窃寻金册之旨，所以告夺臣子之心令 早即吉者，虑遗绝万机，荒废政事。群臣所以慺慺，亦惧机务之不理矣。令仰奉册 令，俯顺群心，不敢暗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废吉礼，朔望尽哀，写泄 悲慕，上无失导诲之志，下不乖众官所请，情在可许，故专欲行之。公卿宜审思朕 怀，不当固执。至如杜预之论，虽暂适时事，于孺慕之君，谅暗之主，盖亦诬矣。 孔圣称‘丧与其易也宁戚’，而预于孝道简略，朕无取焉。” </p><p> 秘书丞李彪对曰：“汉明德马后，保养章帝，母子之道，无可间然。及后之崩， 葬不淹旬，寻以从吉。然汉章不受讥于前代，明德不损名于往史。虽论功比德，事 有殊绝，然母子之亲，抑亦可拟。愿陛下览前世之成规，遵金册之遗令，割哀从议， 以亲万机。斯诚臣下至心，兆庶所愿。”高祖曰：“既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 复称孝章从吉，不受讥前代。朕所以眷恋衰绖，不从所议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 故也。盖闻孝子之居丧，见美丽则感亲，故释锦而服粗衰。内外相称，非虚加也。 今者岂徒顾礼违议，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发于衷，而欲肆之于外。金册之意，已 具前答，故不复重论。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后事遂非，嘿嘿在念，不显所怀。 今奉终之事，一以仰遵遗册，于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心，事系于予。虽无丁兰之 感，庶圣灵不夺至愿，是以谓无违旨嫌。诸公所表，称先朝成式，事在可准。朕仰 惟太祖龙飞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历，皆以四方未一，群雄竞起， 故锐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显祖亦心存武烈，因循无改。朕承累世之资，仰圣 善之训，抚和内外，上下辑谐。稽参古式，宪章旧典，四海移风，要荒革俗。仰遵 明轨，庶无愆违。而方于祸酷之辰，引末朝因循之则，以为前准，非是所喻。” </p><p> 高闾对曰：“臣等以先朝所行，颇同魏晋，又适於时，故敢仍请。”高祖曰： “卿等又称今虽中夏穆清，庶邦康静，然万机事广，不可暂旷。朕以卿苦见逼夺， 情不自胜。寻览丧仪，见前贤论者，称卒哭之后，王者得理庶事。依据此文，又从 遗册之旨，虽存衰服，不废万机，无阙庶政，得展罔极之思，于情差申。” </p><p> 高闾对曰：“君不除服于上，臣则释衰于下，从服之义有违，为臣之道不足。 又亲御衰麻，复听朝政，吉凶事杂，臣窃为疑。”高祖曰：“卿等犹以朕之未除于 上，不忍专释于下，奈何令朕独忍于亲旧！论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己以宽 群下也。先后之抚群下也，念之若子，视之犹伤。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宽；朕欲 尽罔极之慕，何为不可？但逼遗册，不遂乃心。将欲居庐服衰，写朝夕之慕；升堂 袭素，理日昃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获遂，吉不害于凶，凶无妨于吉。以心处之， 谓为可尔。遗旨之文，公卿所议，皆服终三旬，释衰袭吉。从此而行，情实未忍； 遂服三年，重违旨诰。今处二理之际，唯望至期，使四气一周，寒暑代易。虽不尽 三年之心，得一终忌日，情结差申。案《礼》，卒哭之后，将受变服。于朕受日， 庶民及小官皆命即吉。内职羽林中郎已下，虎贲郎已上，及外职五品已上无衰服者， 素服以终三月；内职及外臣衰服者，变从练礼。外臣三月而除；诸王、三都、驸马 及内职，至来年三月晦朕之练也，除凶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随朕所降。此虽非旧 式，推情即理，有贵贱之差，远近之别。” </p><p> 明根对曰：“圣慕深远，孝情弥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许，愿得逾年即吉。既 历冬正，岁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遗诰之意，何待期年。”高祖曰：“册 旨速除之意，虑广及百官，久旷众务。岂于朕一人，独有违夺？今既依次降除，各 不废王政，复何妨于事，而犹夺期年之心。” </p><p> 高闾对曰：“昔王孙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从而不违，不为不孝。此虽贵贱 非伦，事颇相似，臣敢借以为谕。今亲奉遗令，而有所不从，臣等所以频烦于奏。” 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谓大孝。今不遵册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 曰：“王孙、士安皆诲子以俭，送终之事，及其遵也，岂异今日。改父之道者，盖 谓慢孝忘礼，肆情违度。今梓宫之俭，玄房之约，明器帏帐，一无所陈。如斯之事， 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圣心卑己申下之意，宁可苟顺冲约之旨，而顿绝创巨之 痛。纵有所涉，甘受后代之讥，未忍今日之请。又表称春秋蒸尝，事难废阙。朕闻 诸夫子，‘吾不与祭，如不祭’。自先朝以来，有司行事，不必躬亲，比之圣言， 于事殆阙。赖蒙慈训之恩，自行致敬之礼。今昊天降罚，殃祸上延，人神丧恃，幽 显同切，想宗庙之灵，亦辍歆祀。脱行飨荐，恐乖冥旨。仰思成训，倍增痛绝。岂 忍身袭兗冕，亲行吉事。” </p><p> 高闾对曰：“古者郊天，越绋行事，宗庙之重，次于郊祀。今山陵已毕，不可 久废庙飨。”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圣经，未忍之心，具如前告。脱至庙庭， 号慕自缠，终恐废礼。公卿如能独行，事在言外。” </p><p> 李彪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今欲废礼阙乐，臣等 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说，己受责于孔子，不足复言。群官前表，称 ‘高宗徒有谅暗之言，而无可遵之式’。朕惟信暗默之难，周公礼制，自兹以降， 莫能景行。言无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复云，康王既废初丧之仪，先行即位之礼。 于是无改之道式亏，三年之丧有缺。朕谓服美不安，先贤有谕；礼毕居丧，著在前 典。或亏之言，有缺之义，深乖理衷。” </p><p> 高闾对曰：“臣等据案成事，依附杜预，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众议， 实如明旨。臣等窃惟曾参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为非礼。及录其事，唯书七日， 不称三年，盖重其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万乘之尊，不食竟于五日，既御则三食不 充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脑涂地。躬行一日，足以贯被幽显，岂宜衰服三年，以 旷机务。夫圣人制礼，不及者企而及之，过之者俯而就之。伏愿陛下抑至慕之情， 俯就典礼之重，诚是臣等慺慺之愿。”高祖曰：“恩隆德厚，则思恋自深，虽非至 情，由所感发。然曾参之孝，旷代而有，岂朕今日所足论也。又前表，称‘古者葬 而即吉，不必终礼，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庶政’。朕以为既葬即 吉，盖其季俗多乱，权宜救世耳，谅非光治兴邦之化。二汉之盛，魏晋之兴，岂由 简略丧礼，遗忘仁孝哉。公卿偏执一隅，便请经治之要，皆在于斯，殆非义也。昔 平日之时，公卿每奏称当今四海晏安，诸夏清泰，礼乐日新，政和民悦。踪侔轩唐， 事等虞禹，汉魏已下，固不足仰止圣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夺朕志，使不逾于魏晋。 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圣主之资，下有贤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风致 穆而已。当今众事草创，万务惟始，朕以不德，冲年践祚。而圣母匡训以义方，诏 诲以政事，经纶内外，忧勤亿兆，使君臣协和，天下缉穆。上代以来，何后之功， 得以仰比？如有可拟，则从众议。尧虽弃子禅舜，而舜自有圣德，不假尧成。及其 徂也，犹四海遏密，终于三年。今慈育之恩，诏教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既 受非常之恩，宁忍从其常式。况未殊一时，而公卿欲令即吉。冠冕黼黻，行礼庙庭； 临轩设悬，飨会万国。寻事求心，实所未忍。” </p><p> 高闾对曰：“臣等遵承册令，因循前典，惟愿除衰即吉，亲理万机。至德所在， 陛下钦明稽古，周览坟籍，孝性发于圣质，至情出于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 及。”李彪曰：“当今虽治风缉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宾之吴，朔北有不臣之虏， 东西二蕃虽文表称顺，情尚难测。是以臣等犹怀不虞之虑。”高祖曰：“鲁公带绖 从师，晋侯墨衰败寇，往圣无讥，前典所许。如有不虞，虽越绋无嫌，而况衰麻乎？ 岂可于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废丧纪哉！” </p><p> 李彪对曰：“昔太伯父死适越，不失至德之名。夫岂不怀，有由然也。伏愿抑 至慕之心，从遗告之重。臣闻知子莫若父母，圣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难夺，故豫造 金册，明著遗礼。今陛下孝慕深远，果不可夺，臣等常辞，知何所启。”高祖曰： “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诸情备如前论，更不重叙古义。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暗终 丧者，若不许朕衰，朕则当除衰暗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择。”明根 对曰：“陛下孝侔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万机以从遗旨，兴旷世之 废礼，制一代之高则。臣等伏寻渊默不言，则代政将旷，仰顺圣慕之心，请从衰服 之旨。” </p><p> 东阳王丕曰：“臣与尉元，历事五帝，虽衰老无识，敢奏所闻。自圣世以来， 大讳之后三月，必须迎神于西，攘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易。” 高祖曰：“太尉国老，言先朝旧事，诚如所陈。但聪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 不召自至。苟失仁义，虽请弗来。大祸三月，而备行吉礼，深在难忍。纵即吉之后， 犹所不行，况数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万得之一失，未可以为常式。朕在不 言之地，不应如此。但公卿执夺，朕情未忍从，遂成往复，追用悲绝。”上遂号恸， 群官亦哭而辞出。 </p><p> 壬午诏曰：“公卿屡上启事，依据金册遗旨，中代成式，求过葬即吉。朕仰惟 恩重，不胜罔极之痛。思遵远古，终三年之礼。比见群官具论所怀，今依礼既虞卒 哭，克此月二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独释于下。故于朕之授 变从练，已下复为节降。断度今古，以情制衷。但取遗旨速除之一节，粗申臣子哀 慕之深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变礼，感痛弥深。” </p><p>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设荐于太和庙。是日，高祖及从服者仍朝夕临，始进蔬食， 上哀哭追感不饭。侍中、南平王冯诞等谏，经宿乃膳。甲子罢朝，夕哭。九月丙戎， 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诏曰：“便及此期，览以摧绝。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 失其义，筮日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违永慕之心。今将屈礼厉众，不访龟兆。已 企及此晦，宁敢重违册旨，以异群议。寻惟永往，言增崩裂。”丁亥，高祖宿于庙。 至夜一刻，引诸王、三都大官、驸马、三公、令仆已下，奏事中散已上，及刺史、 镇将，立哭于庙庭，三公、令仆升庙。既出，监御令陈服笥于庙陛南，近侍者奉而 升列于垩室前席。侍中、南平王冯诞跽奏请易服，进缟冠、皁朝服、革带、黑屦， 侍臣各易以黑介帻、白绢单衣、革带、乌履，遂哀哭至乙夜，尽戊子。质明荐羞， 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侍臣，刺史已下无变。高祖荐酌，神部尚书王谌赞祝讫，哭 拜遂出。有司阳祥服如前。侍中跽奏，请易祭服，进缟冠素纰、白布深衣、麻绳履。 侍臣去帻易幍，群官易服如侍臣，又引入如前。仪曹尚书游明根升庙跽慰，复位哭， 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诸部渠帅入哭，次引萧赜使并杂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 骑常侍、司卫监以上升庙哭，既而出。帝出庙，停立哀哭，久而乃还。 </p><p> 十月，太尉丕奏曰：“窃闻太庙已就，明堂功毕，然享祀之礼，不可久旷。至 于移庙之日，须得国之大姓，迁主安庙。神部尚书王谌既是庶姓，不宜参豫。臣昔 以皇室宗属，迁世祖之主。先朝旧式，不敢不闻。”诏曰：“具闻所奏，寻惟平日， 倍增痛绝。今遵述先旨，营建寝庙，既而粗就。先王制礼，职司有分。移庙之日， 迁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亲自行事，不得越局，专委大姓。王谌所司，惟赞板 而已。时运流速，奄及缟制，复不得哀哭于明堂，后当亲拜山陵，写泄哀慕。” </p><p> 是年，高丽王死，十二月诏曰：“高丽王琏守蕃东隅，累朝贡职，年逾期赜， 勤德弥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将为之举哀。而古者同姓哭庙，异姓随其方， 皆有服制。今既久废，不可卒为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于城东为尽一哀， 以见其使也。朕虽不尝识此人，甚悼惜之。有司可申敕备办。”事如别仪。 </p><p>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于文明太后陵左，终日不绝声，幕越席为次，侍臣侍 哭。壬申，高祖以忌日哭于陵左，哀至则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 中夕三时，哭拜于陵前。夜宿监玄殿，是夜彻次。甲戌，帝拜哭辞陵，还永乐宫。 </p><p> 十九年，太师冯熙薨，有数子尚幼。议者以为童子之节，事降成人，谓为衰而 不裳，免而不绖，又无腰麻缪垂，唯有绞带。时博士孙惠蔚上书言：“臣虽识谢古 人，然微涉传记。近取诸身，远取诸礼，验情以求理，寻理以推制。窃谓童子在幼 之仪，居丧之节，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略为不异。以《玉藻》二简， 微足明之，曰：童子之节，锦绅并细。锦即大带，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锦纽之绅。 此明童子虽幼，已备二带。以凶类吉，则腰绖存焉。又曰：童子无缌服。郑注曰： ‘虽不服缌，犹免深衣。’是许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长幼俱服。童 子为服之缌，犹免深衣，况居有服之斩，而反无裳乎？臣又闻先师旧说，童子常服 类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无成言，故未敢孤断，又曰：听事则不麻。则 知不听事麻矣。故注曰：‘无麻往给事。’此明族人之丧，童子有事，贯绖带麻， 执事不易，故暂听去之，以便其使。往则不麻，不往则绖。如使童子本自无麻， 《礼》腰、首，听与不听，俱阙两绖，唯举无麻，足明不备，岂得言听事则不麻乎？ 以此论之，有绖明矣。且童子不杖不庐之节，理俭于责疑；不裳不绖之制，未 睹其说。又臣窃解童子不衣裳之记，是有闻之言。将谓童子时甫稚龄，未就外傅， 出则不交族人，内则事殊长者，馂旨父母之前，往来慈乳之手，故许其无裳，以便 易之。若在志学之后，将冠之初，年居二九，质并成人，受道成均之学，释菜上庠 之内，将命孔氏之门，执烛曾参之室，而唯有掩身之衣，无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 矣。又女子未许嫁，二十则笄，观祭祀，纳酒浆，助奠庙堂之中，视礼至敬之处， 其于婉容之服，宁无其备。以此推之，则男女虽幼，理应有裳。但男女未冠，礼谢 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禄。无名之服，礼文罕见。童子虽不当室，苟以成人之心， 则许其人服缌之绖。轻犹有绖，斩重无麻，是为与轻而夺重，非《礼》之意，此臣 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衤任，以掩裳际，如使无裳，衤任便徒设，若复去衤任， 衰又不备。设有齐斩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无衤任之衰，去其裳绖，此必识礼之 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于己，而立制于人，是为违制以为法，从制以误人。恕 礼而行，理将异此。”诏从其议。</p>
译文
礼四之三
北魏从太祖到武泰帝时期，凡是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去世，都依照汉魏时期的制度，安葬后便因公事除去丧服。只有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驾崩，准备修建陵墓时，情况有所不同。九月，安定王拓跋休、齐郡王拓跋简、咸阳王拓跋禧、河南王拓跋干、广陵王拓跋羽、颍川王拓跋雍、始平王拓跋勰、北海王拓跋详，侍中、太尉、录尚书事、东阳王拓跋丕，侍中、司徒、淮阳王尉元，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等人，率领文武百官前往宫中上表说：“上天不佑，大行太皇太后与世长辞，普天之下，无人不悲痛思念，肝肠寸断。臣等恭敬地想到陛下孝思深厚，悲痛哭泣，无穷无尽。臣等听闻古代帝王制定礼仪，必然会根据时代变化而调整；前代贤哲创立法度，也务必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实在是因为世代不同，古今形势有别啊。三年之丧的礼仪，虽然自古以来就存在，但中古以后，已经未能实行。先朝的既定制度，是可以遵循的准则，圣后临终前的遗命，也已刻在金册之上。陛下极度的孝心发自内心，因哀痛而损伤身体，超过了礼仪的规定，想要依照上古制度，守满三年丧期。这确实符合大舜孝顺思慕的品德，但实在不是顺应时势、救助世人的做法。如今虽然中原安定，四方诸侯太平无事，但国家政务繁多，不可片刻荒废；春秋两季的祭祀大典，也难以废止。希望陛下体察天意，抑制自己深厚的孝诚，满足亿万百姓的期望，丧期的礼仪规格，全部遵从圣后的遗制，那么天下百姓都会感到幸运。安葬的日期已经临近，陵墓即将完工，请尽快划定安葬的地域，以完备送终的礼仪。” 皇帝下诏说：“灾祸刚刚发生，我不忍心听从你们的请求。”
拓跋休等人又上表说：“臣等听闻五帝之前，丧期没有固定的天数，夏、商、周三代相继沿袭，礼仪制度才开始确立，但名称虽然存在，真正实行的人却很少。殷高宗虽然有守丧不言的说法，却没有可以遵循的具体仪式；周康王废弃了初丧时的礼仪，先举行了即位典礼。于是，不变更旧制的原则有所缺损，三年之丧的礼仪也不再完整。难道古代没有极其孝顺的君主、贤明的子嗣吗？他们都是因为事理上贵在顺应时势，道义上要为百姓着想。因此，君主去世后，继位者便立即即位，来不及更改年号；去世超过一个月就安葬，不必等待天下诸侯前来会葬；安葬后就恢复吉礼，不必守满整个丧期。这就是两汉能够治理国家、魏晋能够整顿政务的原因。陛下凭借极其孝顺的本性，遭遇了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长久思念，痛哭不止，哀痛超过了虞舜，这实在是万古以来的高尚品德，是旷世罕见的楷模。然而天下极为广阔，国家政务极为繁多，一旦荒废哪怕一天，各种政事就必然会停滞。况且圣后临终前的遗制，已经有了完备的典章，宗庙社稷废弃礼仪，这件事的影响尤为重大。希望陛下体察天意，抑制因哀痛而损伤身体的至诚之心，想到自己作为君主的重大责任，上遵先代皇后典册中的遗志，下怜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的请求。” 皇帝下诏说：“自从遭遇灾祸惩罚，一切都恍如昨日，侍奉太后的灵柩，仍然希望能看到她的身影。至于陵墓迁移安葬之事，我实在不忍心听闻。”
十月，拓跋休等人再次上表说：“臣等多次上书奏请，恳切地表达诚心，而陛下对圣后的思念极为深远，未能明确应允。臣等诵读陛下的诏书，哀痛至极，内心如焚。臣等听闻，继承皇位、统治天下的人，应当以救助世人为要务；治理天下的人，尤其应当以百姓的安危为根本。因此，周康王因为身负万机重任，无法抒发对先王的思念之情；汉文帝立下短丧的训诫，汉景帝也不能守满完整的丧礼。这是先代的既定准则，近代也未曾改变。文明太皇太后聪慧圣明，见识深远，考虑到了自己一生的始终，明确的遗诏载入典册，临终的训诫也十分完备。修养自身的品德，是圣人所重视的；遵从先代的制度，是臣子所推崇的。陛下虽然想要实行上古的丧礼，但天下百姓该怎么办呢？臣等怀着无比担忧恐惧的心情，冒昧再次上书，请求陛下听取我们的意见，以满足亿万百姓的期望。” 皇帝下诏说：“回想太后的遗旨，又听闻你们的奏请，我更加悲痛欲绝。陵墓的修建可以依照典册的规定，按照公卿大臣们的商议进行。至于丧服的相关事宜，我从情感上实在不忍心，具体的想法我会另外详细说明。”
太后安葬之后，拓跋休又上表说：“接到癸酉日的诏书，诏书陈述了太后遗诫的旨意，阐明了应当遵从遗命、不应违背的道理，遵循节俭安葬的重要制度，表达了陛下深厚的孝思。我还未读完诏书，就悲痛交加。安葬的日期已经确定，陵墓即将完工，陛下对太后的思念无尽，悲痛愈发深切。臣等身为朝廷官员，与国家休戚与共，内心的忧虑达到了极点，不敢不向陛下陈述。我们都认为，天下最尊贵的，莫过于帝王的基业；皇权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家政务。正因为地位尊贵，所以不能以寻常的礼仪放纵自己；正因为责任重大，也不能依照世俗的典章抒发个人情感。因此，自从两汉以来，直到魏晋时期，君主安葬不超过一个月，服丧不超过三十天。这实在是因为末世事务繁多，礼仪随着时代变化而调整，不能用无所作为时代的法度，在有所作为的时代推行。文采与质朴的风格不同，古今的制度有别，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自从我朝开国以来，已经经历了许多年，四位先祖、三位先帝，相继继承大业。上承数代的既定事实，下顺亿万百姓的期望，难道是他们不怀念亲人吗？实在是事理上应当如此啊。文明太皇太后钦敬明达，考察古制，圣明的思虑深远，制定的临终遗制，符合世间的典章制度。送终的礼仪已经明确，遗诏的文字也十分完备，遵照执行，足以成为百代帝王的风范，万世子孙的准则。陛下凭借极其孝顺的诚心，因哀痛而损伤身体，超过了礼仪的规定，三次进餐都吃不满半碗，日夜不脱下丧带，长久的思念萦绕心头，几乎到了伤害性命的地步。这正是百姓之所以担忧恐惧、心神不宁的原因，也是臣等之所以愿意肝脑涂地为国效力的原因。帝王的尊贵，只要亲身践行孝道一日，就足以感动上天神灵，遍及阴阳两界。况且如今陵墓的安葬事宜已经结束，各种礼仪都已完成，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占卜练祭的日期，相比前代，实在是过于长久了。希望陛下思考大孝从始到终的含义，怜悯亿万百姓悲痛惶恐的心情，抑制思念之情，割舍哀痛，遵从太后的遗制，按时恢复吉礼，处理国家政务，那么天下百姓都会蒙受恩泽，全天下都会依赖陛下。臣等谨依照先前的制度，请求确定练祭的日期，以完备祔祭和禫祭的礼仪。” 皇帝下诏说：“具体的想法我会另外详细说明。”
不久之后，高祖在太和殿前召见太尉拓跋丕以及各位大臣，痛哭跪拜，极尽哀痛之情，随后前往思贤门右侧，下诏让尚书李冲向诸王等人宣旨：“回想太后在世时，常常召集百官，共同商议国家政事，整顿百姓事务。没想到突然遭遇如此巨大的灾祸，如今独自召见公卿大臣，谈及丧事，追忆太后的养育之恩与离世的痛苦，内心如遭摧毁。” 拓跋丕回答说：“遵奉陛下的明诏，群臣都悲痛欲绝。臣与各位大臣并不完全了解古代的礼仪，凭借年老体弱的身躯，侍奉过数位先帝，对于国家的旧事，大致有所听闻。臣等恭敬地想到，远祖以来，皇室世代光辉显赫，每当有帝王后妃去世之时，只有护送灵柩的人身穿丧服，身边的侍从都身着吉服。四位先祖、三位先帝，都沿袭了这一制度，没有改变。世祖、高宗时期的情况，是臣亲眼所见。只有先帝去世时，臣在长安任职，没有参与护送灵柩之事，私下听闻所实行的制度，与前代没有不同。陛下凭借极其孝顺的本性，因哀痛而损伤身体，超过了礼仪的规定，臣等听闻陛下每日三餐，吃不满半碗。臣等内心悲痛万分，坐立不安。希望陛下暂时抑制对太后的思念之情，遵从先朝的既定做法，回想金册中的遗令，奉行前代的制度，不要违背旧有的典章。” 皇帝下诏说：“追忆太后的慈爱恩情，如同苍天般无穷无尽，因哀痛而损伤身体是寻常之事，不值得一提。我虽然不能等到安葬后再处理事务，但日夜喝稀粥，大致也能支撑身体，两位王公不必因此过度担忧恐惧。你们所奏请的先朝既定做法，我也都有所听闻。祖宗们一心专注于武功，没有修明文教。如今我仰承太后的圣明训诫，希望学习古代的正道，对比时事与古事，又与先代有所不同。太尉等诸位国家元老，是国家政务所托付的对象，对于典章旧制，或许还有不熟悉的地方，暂且可以了解我的大致想法。至于其他丧礼的仪式，古今有所不同，汉魏时期的既定做法以及前代儒者的论述，我虽然身处丧服之中，但因为丧礼之事至关重要，理应亲自处理，所以暂时抑制哀痛思念之情，亲自查阅相关典籍。如今我将自己的想法，另外询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人，你们暂且可以听从他们的意见。”
高祖对游明根说：“我遭遇了巨大的灾祸，时光流逝，陵墓的安葬已经结束，公卿大臣们又依照金册的遗令，依据魏晋时期的制度，请求我除去丧服。再次听闻你们的奏请，我更加悲痛哽咽。之前因为陵墓的事务紧迫，我哀痛疲惫至极，未能详细论述自己的想法，如今特意召见你们，想要全面说明我的心意。你之前所上的表章，请求除去丧服，我听闻之后实在感到悲痛遗憾。当时我亲自侍奉太后的灵柩，在灵前匍匐不起，悲痛号哭，思念之情从未有片刻停歇，而公卿大臣们怎能忍心说出这样的话呢？这实在是不符合人之常情啊！圣人制定卒哭的礼仪，以及练祭时更换丧服的规定，都是逐渐克制情感的做法。我又听闻君子不会剥夺他人的丧礼，也不应该被他人剥夺丧礼的权利。如今在十天之内，就谈及恢复吉礼之事，实在是伤害事理。” 游明根回答说：“臣等恭敬地查阅金册中的遗旨，规定安葬后超过一个月就恢复吉礼。因此在占卜安葬日期之初，就趁机奏请练祭和除去丧服之事，没想到损伤了陛下的圣心，臣等内心深感悲痛惶恐。” 高祖说：“你们都声称三年之丧的礼仪，虽然自古以来就存在，但中古以后，未能实行。我认为中古时期之所以不能实行三年之丧，大概是因为君主去世后，继位的君主刚刚即位，所以身着礼服，举行即位典礼。另外，从太子之位登上皇位的人，君主的品德尚未深入人心，臣子的道义还未融洽，天下百姓翘首以盼，不知道该期待什么。因此颁布完备的朝廷礼仪，以显示皇权的尊贵。到了太后去世时，因为父亲尚且在世，不能实行完整的丧礼，就产生了懈怠轻忽的情绪，并沿袭下来成为制度。想必是知道敦厚的教化，不容易遵循啊。我从小受到太后的抚育，她对我既慈爱又严格，臣子的情义、君主与父亲的道理，她无不详尽教诲。我虽然年幼无知，但也大致理解她的旨意，希望能够尽力实行，以免犯下过错。我确实没有高尚的品德，在位已经超过十二年，虽然未能使恩德遍及四方，教化推行到天下各国，但仰承太后的圣明训诫，足以让亿万百姓知道有君主的存在。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不能顺遂自己哀痛思念的心情，导致情感与礼仪都受到损害，丧礼的制度遭到破坏，实在是令人深感痛恨。”
高闾回答说：“远古时期过于遥远，当时的制度难以沿袭使用，自从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既定的做法。汉文帝继承汉高祖、汉惠帝的基业，全国一年只判决四百起案件，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尚且留下了三十天丧期的礼仪。汉景帝继承太平之世，遵循这一制度而没有改变。由此而言，这并不是因为即位之时，有所逼迫恐惧。实在是作为君主的道理，理应如此。另外，汉朝所称颂的文帝、景帝，虽然不是圣明的君主，也算是中古时期的贤明君主。如今太后遗册中的旨意，与前代的制度相同。希望陛下遵循遗令，以满足天下百姓的心愿。杜预是晋朝的博学之士，论述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实行三年之丧的人，认为汉文帝的制度，暗中与古代的制度相契合。虽然是末世所实行的制度，但事情是可以沿袭的，因此臣等才恳切地前来奏请。” 高祖说：“汉魏时期的情况，与如今不同，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汉景帝虽然继承了升平的基业，但他是凭借嫡子的身份即位，君主的品德尚未显现，与古代没有不同。另外，父子之间的亲情，确实是上天赋予的重要情感，然而圣母的恩德，如同苍天般难以报答，我想要以身殉情，岂止是身穿丧服而已。我私下思考金册中的遗旨，之所以告诫要剥夺臣子的私情，让我早日恢复吉礼，是担心荒废国家政务。群臣之所以恳切奏请，也是害怕国家政务得不到治理。如今我上遵金册的命令，下顺群臣的心意，不敢沉默不语，导致国家政务荒废。我只希望保留丧服，废除吉礼，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尽情表达哀痛，抒发思念之情，上不违背太后的教诲之志，下不违背百官的请求，从情感上来说是可以允许的，因此我一心想要这样做。公卿大臣们应当仔细思考我的心意，不应该固执己见。至于杜预的论述，虽然暂时适应当时的情况，但对于思念父母的君主、守丧不言的君主来说，大概是一种诬陷。孔子说‘举办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内心悲痛’，而杜预对于孝道的论述过于简略，我不认同他的观点。”
秘书丞李彪回答说：“汉朝的明德马皇后，抚养章帝，母子之间的情义，没有任何隔阂。等到马皇后去世，安葬不超过十天，章帝不久就恢复了吉礼。然而汉章帝没有受到前代的讥讽，明德马皇后也没有在史书上损害名声。虽然论功劳比品德，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母子之间的亲情，或许可以类比。希望陛下借鉴前代的既定准则，遵循金册中的遗令，割舍哀痛，听从群臣的建议，亲自处理国家政务。这实在是臣下的由衷之言，也是亿万百姓的愿望。” 高祖说：“既然你说情况有所不同，固然不应该将太后的德行与明德马皇后相比，又说汉章帝恢复吉礼没有受到前代的讥讽。我之所以眷恋丧服，不听从你们的建议，是因为感念太后的慈爱恩情，从情感上实在不忍心啊。我听闻孝子在守丧期间，看到美丽的事物就会思念亲人，因此脱下锦缎衣服，穿上粗布丧服。内心的情感与外在的服饰相匹配，并不是凭空施加的。如今我难道只是顾及礼仪而违背你们的建议，想要避免他人的讥讽吗？不，这也是情感发自内心，想要在外表上表达出来。金册中的心意，我之前已经答复过了，因此不再重新论述。另外，太后去世当天我接受遗旨，不忍心说一句话反对。后来事情的发展违背了我的心意，我默默放在心里，没有表明自己的想法。如今送终的事宜，全部上遵遗册的规定，我不敢有所违背。但思念悲痛的心情，是由我自己掌控的。虽然我没有丁兰那样感天动地的孝心，但希望圣灵不会剥夺我的至诚愿望，因此我认为这样做没有违背遗旨的嫌疑。你们所上的表章，声称先朝的既定制度，是可以遵循的准则。我恭敬地想到太祖登基称帝，初步平定中原，到太宗继承基业，世祖接续皇位，都因为四方尚未统一，各路诸侯争相崛起，因此一心专注于武功，没有修明文教。高宗、显祖也一心想着武功业绩，沿袭旧制没有改变。我继承了历代先祖的基业，仰承太后的圣明训诫，安抚调和朝廷内外，上下和睦融洽。考察参考古代的制度，效法旧有的典章，使天下的风气得以改变，偏远地区的习俗得以革新。我仰遵明确的准则，希望没有过失违背。然而在遭遇巨大灾祸的时刻，你们却引用末世沿袭的准则，作为先前的标准，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高闾回答说：“臣等因为先朝所实行的制度，与魏晋时期颇为相同，又适应当时的情况，因此才敢再次请求陛下遵循。” 高祖说：“你们又声称如今虽然中原安定，四方诸侯太平无事，但国家政务繁多，不可片刻荒废。我因为你们苦苦逼迫，情感上难以承受。查阅丧礼的仪式，看到前代贤哲的论述，说卒哭之后，帝王就可以处理百姓事务了。依据这些文字，又遵从遗册的旨意，虽然保留丧服，但不荒废国家政务，不耽误各种政事，既能够抒发无穷的思念之情，在情感上也大致得以满足。”
高闾回答说：“君主在上不除去丧服，臣子在下却解除丧服，这违背了随从服丧的道义，也不符合作为臣子的准则。另外，君主亲自身穿丧服，又处理朝廷政务，吉凶事务混杂在一起，臣私下对此感到疑虑。” 高祖说：“你们尚且因为我在上没有除去丧服，不忍心独自在下解除丧服，为什么要让我独自忍受对亲人故旧的思念之痛呢！古论说，帝王不能实行三年之丧，是为了委屈自己以宽待群臣。太后安抚群臣，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他们如同自己的伤痛。你们哀痛思念的心情，既然不寻求宽解；我想要抒发无穷的思念之情，为什么不可以呢？只是迫于遗册的遗令，不能顺遂自己的心意。我想要居住在守丧的庐舍中，身穿丧服，抒发日夜的思念之情；同时登上朝堂，身穿素色衣服，处理傍晚时分的政务。使国家大政不被荒废，哀痛的情感得以顺遂，吉礼不损害凶礼，凶礼也不妨碍吉礼。从情感和事理上考虑，我认为这样是可行的。遗旨中的文字，以及公卿大臣们的商议，都是服丧满三十天，就解除丧服，恢复吉礼。按照这样做，我从情感上实在不忍心；如果实行三年之丧，又严重违背了遗旨的告诫。如今处于这两种道理之间，我只希望等到一年期满，经历四季轮回，寒暑交替。虽然不能完全实现三年守丧的心愿，但能够度过一个周年的忌日，情感也大致得以抒发。依据《礼记》的规定，卒哭之后，就要更换丧服。在我更换丧服的那一天，百姓以及低级官员都下令恢复吉礼。宫中职位在羽林中郎以下、虎贲郎以上的官员，以及宫外职位在五品以上没有穿丧服的官员，身穿素色衣服直到三个月期满；宫中职位以及宫外穿丧服的官员，更换为练祭时的丧服。宫外官员三个月后解除丧服；诸王、三都、驸马以及宫中职位的官员，到第二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我举行练祭的时候，解除丧服，恢复吉礼；侍从官员的丧服，跟随我的丧服等级而降低。这虽然不是旧有的制度，但推究情感和事理，有贵贱的差别，远近的区分。”
游明根回答说：“陛下对太后的思念深远，孝顺的情感极为深厚，臣等的奏请没有得到允许，希望陛下能够超过一年就恢复吉礼。已经经历了冬至，岁时更替，这样既足以抒发对太后的思念之情，又接近遗诏的旨意，何必等到周年呢？” 高祖说：“金册中要求尽快解除丧服的心意，是担心影响到百官，长久荒废国家事务。难道只是对我一人有所违背剥夺吗？如今既然已经按照等级逐渐解除丧服，各自都不荒废国家政务，又有什么妨碍呢？却仍然要剥夺我守满周年的心愿。”
高闾回答说：“从前杨王孙主张裸葬，皇甫谧要求不用棺木，他们的儿子都听从了，没有违背，不能算是不孝。这虽然贵贱不同，情况却颇为相似，臣斗胆借此来比喻。如今陛下亲自奉守遗令，却有所不从，这就是臣等多次前来奏请的原因。” 李彪也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做法，可以称得上是大孝。如今陛下不遵从金册的遗令，恐怕会有改变先代之道的嫌疑。” 高祖说：“杨王孙、皇甫谧都是教导儿子要节俭，送终的事宜，他们的儿子遵从，与如今的情况怎么会相同呢？改变父亲之道，是指轻慢孝道、忘记礼仪，放纵情感、违背法度。如今太后灵柩的节俭，墓室的简朴，陪葬的明器和帷帐，一件也没有陈设。这样的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关于丧服的告诫，是太后圣明之心谦逊自抑、体恤臣下的意思，怎么可以随便顺从节俭的旨意，而突然断绝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呢？纵然有改变先代之道的嫌疑，我也甘愿承受后代的讥讽，不忍心听从你们如今的请求。你们又上表声称春秋两季的祭祀大典，难以废止。我听闻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一样’。自从先朝以来，有关官员办理祭祀事务，君主不必亲自参加，相比孔子的言论，这样的做法恐怕是有欠缺的。幸好承蒙太后的慈爱训诫，我亲自举行恭敬的祭祀礼仪。如今上天降下惩罚，灾祸延及太后，人神都失去了依靠，阴阳两界都深感悲痛，想来宗庙的神灵，也会停止享受祭祀。如果强行举行祭祀，恐怕违背了神灵的旨意。回想太后的训诫，我更加悲痛欲绝。怎么忍心身穿礼服，亲自举行吉礼呢？”
高闾回答说：“古代帝王在郊外祭祀上天时，可以越过丧事的限制举行仪式，宗庙祭祀的重要性，仅次于郊外祭祀。如今陵墓的安葬已经结束，不能长久荒废宗庙的祭祀。” 高祖说：“祭祀的典章，源于圣人的经典，我不忍心举行祭祀的心情，正如之前所告知的那样。如果我来到宗庙之中，思念之情萦绕心头，最终恐怕会荒废祭祀礼仪。公卿大臣们如果能够独自举行祭祀，那就另当别论了。”
李彪说：“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必然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必然会失传。如今想要荒废礼仪、缺失音乐，臣等不敢赞同。” 高祖说：“这是宰予不仁的说法，他已经受到了孔子的责备，不值得再提。群臣之前的表章中说‘殷高宗徒有守丧不言的说法，却没有可以遵循的具体仪式’。我认为守丧不言确实很难做到，自从周公制定礼仪以来，后世没有谁能够很好地践行。你们说没有可以遵循的仪式，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又说‘周康王废弃了初丧时的礼仪，先举行了即位典礼，于是不变更旧制的原则有所缺损，三年之丧的礼仪也不再完整’。我认为身穿华美的衣服会心中不安，前代贤哲已经有过论述；礼仪结束后仍然守丧，也记载在先前的典章之中。你们所说的‘缺损’‘不完整’，实在是严重违背了事理的本质。”
高闾回答说：“臣等依据既定的事实，依附杜预的论述，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至于推究考察古今的制度，衡量参考众人的意见，确实如同陛下所指出的那样。臣等私下认为，曾参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七天不吃饭，孔子认为这不符合礼仪。等到记载这件事时，只写了七天，没有说他守丧三年，大概是重视他最初的思念之情。陛下以帝王的尊贵身份，竟然五天不吃饭，即使吃饭也吃不满半碗。臣等内心悲痛惶恐，愿意肝脑涂地为国效命。陛下亲自践行孝道一日，就足以感动阴阳两界，何必一定要身穿丧服三年，而荒废国家政务呢？圣人制定礼仪，对于达不到标准的人，鼓励他们努力达到；对于超过标准的人，引导他们适当降低。希望陛下抑制对太后的思念之情，顺应礼仪的重要性，这实在是臣等恳切的愿望。” 高祖说：“太后对我的恩德深厚，因此我对她的思念自然深切，虽然不是极致的情感，但也是由恩德所引发的。然而曾参的孝道，是旷世罕见的，岂是我如今所能相比的？另外，你们之前的表章中说‘古代君主安葬后就恢复吉礼，不必守满整个丧礼，这就是两汉能够治理国家、魏晋能够整顿政务的原因’。我认为安葬后就恢复吉礼，大概是因为末世战乱频繁，采取的权宜之计，以救助世人罢了，实在不是使国家清明兴盛的教化。两汉的强盛，魏晋的兴起，难道是因为简化丧礼、遗忘仁孝吗？公卿大臣们固执于一个方面，就声称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此，这大概是不符合道义的。从前在太平之时，公卿大臣们常常上奏说如今四海安定，中原太平，礼乐日益兴盛，政治和谐，百姓安乐。政绩可以与黄帝、唐尧相媲美，事情如同虞舜、夏禹之时，汉魏以后的朝代，实在不足以仰望我朝的圣明治理。到了如今，却想要苦苦剥夺我的心愿，让我不超过魏晋时期的制度。这样的想法，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从前文母上承圣主的基业，下有贤子的教化，只是辅助君主修养品德、宣扬政令，顺应风气使国家安定罢了。如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处于初创阶段，万事万物都刚刚开始，我凭借不高的品德，年幼时就登上皇位。而圣母用道义规范匡正训导我，用国家政务教诲我，治理朝廷内外，为亿万百姓操劳，使君臣和睦相处，天下安定和谐。自从上古以来，哪个皇后的功劳，能够与之相比？如果有可以类比的，我就听从群臣的建议。尧虽然舍弃儿子而将天下禅让给舜，但舜自身具有圣明的品德，不依靠尧的成就。等到尧去世时，天下仍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为他守丧三年。如今圣母的养育之恩，教诲之德，追溯旷世以来，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我既然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恩德，怎么忍心按照寻常的制度行事呢？况且太后去世还不到一年，公卿大臣们就想要让我恢复吉礼，身穿礼服，在宗庙中举行礼仪；在朝堂上设置礼乐，宴请各国使者。推究事情的本质，探求内心的情感，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做。”
高闾回答说：“臣等遵从金册的遗令，沿袭先代的典章，只希望陛下除去丧服，恢复吉礼，亲自处理国家政务。陛下的至高品德，在于能够钦敬明达、考察古制，广泛阅读典籍，孝顺的本性源于圣明的资质，极致的情感出于自然，斟酌古今的制度，这些都不是臣等所能企及的。” 李彪说：“如今虽然国家风气和谐，百姓安居乐业，但江南还有尚未归服的吴国，北方还有不肯臣服的敌寇，东西两个藩属虽然表面上表示顺从，但内心的真实想法难以揣测。因此臣等仍然怀有意外之事的忧虑。” 高祖说：“鲁公身穿丧服跟随老师学习，晋侯身穿黑色丧服击败敌人，古代的圣人没有讥讽他们，先前的典章也允许这样做。如果发生意外之事，即使越过丧事的限制举行仪式也没有嫌疑，更何况身穿丧服呢？怎么可以在安定的时期，预先考虑战争之事，而荒废丧礼呢！”
李彪回答说：“从前太伯在父亲去世后前往越国，却没有失去至高品德的名声。他难道不怀念故土吗？是有原因的。希望陛下抑制对太后的思念之情，遵从遗诏的重要指示。臣听闻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母，圣后知道陛下极其孝顺的本性难以改变，因此预先制定金册，明确规定了遗丧的礼仪。如今陛下对太后的思念深远，果然难以改变，臣等的寻常言辞，不知道该如何启奏。” 高祖说：“太伯的事情，与如今的情况不符，各种情感我之前已经论述过了，不再重新叙述古代的道义。也有说帝王除去丧服后，仍然在守丧期间沉默不语直到丧期结束的，如果不允许我身穿丧服，我就会除去丧服，沉默不语，将国家政务委托给宰相。这两种情况，任由公卿大臣们选择。” 游明根回答说：“陛下的孝顺可以与殷高宗相媲美，思念之情如同虞舜，身穿丧服以抒发极致的悲痛，处理国家政务以遵从遗旨，恢复旷世以来被废弃的礼仪，制定一代的崇高准则。臣等思考，如果陛下沉默不语，那么国家政务将会荒废，因此我们仰顺陛下的思念之情，请求遵从陛下身穿丧服的旨意。”
东阳王拓跋丕说：“臣与尉元，侍奉过五位帝王，虽然年老体弱、见识浅薄，但斗胆奏报所听闻的事情。自从圣世以来，帝王后妃去世三个月后，必须到西方迎接神灵，到北方驱除邪恶，举行完整的吉礼。自从皇始年间以来，这一制度从未改变。” 高祖说：“太尉是国家的元老，所说的先朝旧事，确实如你所陈述的那样。但神灵聪明正直，只依附有德行的人。如果能够遵循道义，神灵不用召唤就会自行到来；如果失去了仁义，即使请求也不会前来。太后去世才三个月，就举行完整的吉礼，我实在不忍心。纵然恢复吉礼之后，我仍然不会这样做，更何况在几十天之内，怎么能有这样的道理呢？恐怕这是先朝万中无一的失误，不能将其作为常规制度。我处于不应该过多议论的地位，不应该这样说。但公卿大臣们执意强求，我从情感上不忍心听从，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反复争论，回想起来更加悲痛欲绝。” 说完，高祖放声痛哭，群臣也哭泣着退出。
壬午日，皇帝下诏说：“公卿大臣们多次上书奏请，依据金册的遗旨以及中古时期的既定制度，请求我在安葬后就恢复吉礼。我仰念太后的深厚恩德，内心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悲痛。想要遵循远古的制度，守满三年丧期。近来看到群臣都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如今依照礼仪，在虞祭和卒哭之后，确定这个月的二十日更换丧服，用葛布丧服代替麻布丧服。既然我身穿丧服居于上位，公卿大臣们就不能独自在下面解除丧服。因此在我更换练祭丧服之时，下面的官员也相应地逐级降低丧服等级。权衡古今的制度，根据情感制定适宜的礼仪。只采纳遗旨中尽快解除丧服的部分内容，大致抒发臣子的哀痛思念之情。想要让百官都了解我的心意，因此特此宣告。即将举行更换丧服的礼仪，我的悲痛思念之情更加深切。”
太和十五年四月初一，在太和庙举行祭祀。当天，高祖以及跟随服丧的人仍然早晚前往致哀，开始进食蔬菜素食，高祖因为悲痛思念，没有吃饭。侍中、南平王冯诞等人劝谏，过了一夜高祖才开始进食。初二，停止上朝，晚上举行哭祭。九月丙戌日，有关官员上书请求占卜祥祭的日期。皇帝下诏说：“很快就到了祥祭的时期，我看到奏请后悲痛欲绝。恭敬祭祀、占卜祥日，是古代的既定典章。但后世失去了其中的意义，占卜长久吉祥的日子，既违背了恭敬祭祀的心意，又违背了长久思念的情感。如今我将委屈礼仪以激励众人，不询问占卜的结果。已经临近这个月的月底，我怎敢再次违背金册的遗旨，与群臣的意见不同呢？回想太后永远离去，我的悲痛愈发深切。” 丁亥日，高祖在太庙住宿。到了夜间一刻，召集诸王、三都大官、驸马、三公、尚书令、尚书仆射以下，奏事中散以上的官员，以及刺史、镇将，在太庙庭院中站立哭祭，三公、尚书令、尚书仆射登上太庙。哭祭结束后，监御令在太庙台阶南侧陈列服饰箱子，身边的侍从捧着服饰登上台阶，排列在垩室前的席位上。侍中、南平王冯诞跪下奏请更换服饰，献上缟冠、黑色朝服、皮革腰带、黑色鞋子，侍从官员各自更换为黑色介帻、白色绢制单衣、皮革腰带、黑色鞋子，于是哀哭到二更天，直到戊子日天亮。天亮后举行祭祀，奏事中散以上的官员，服饰如同侍从官员，刺史以下的官员没有更换服饰。高祖献上酒爵，神部尚书王谌宣读祝文完毕后，高祖哭拜着退出。有关官员假装换上祥祭的服饰，如同之前一样。侍中跪下奏请，请求更换祭祀服饰，献上缟冠、白色帽带、白色布制深衣、麻绳鞋子。侍从官员除去介帻，换上幍，群臣也如同侍从官员一样更换服饰，又按照之前的仪式进入太庙。仪曹尚书游明根登上太庙，跪下安慰高祖，然后回到原位哭祭，随后退出。接着引导太守等地方官员以及各部酋长进入太庙哭祭，再引导萧赜的使者以及各国宾客进入。到了三更四刻，侍御、散骑常侍、司卫监以上的官员登上太庙哭祭，随后退出。高祖走出太庙，站立在那里哀哭，过了很久才返回。
十月，太尉拓跋丕上奏说：“臣私下听闻太庙已经建成，明堂也已完工，但祭祀的礼仪，不能长久荒废。至于迁移宗庙的日期，必须由国家的大姓，迁移神主安放到新的太庙中。神部尚书王谌既然是庶姓，不适合参与此事。臣从前因为是皇室宗属，迁移过世祖的神主。先朝的既定制度，我不敢不奏报。” 皇帝下诏说：“我已经听闻你的奏请，回想太后在世时的日子，更加悲痛欲绝。如今遵循先代的遗旨，营建宗庙，不久前大致完工。古代帝王制定礼仪，官职各有分工。迁移宗庙的日期，奉送神主，都是太尉的职责，我也会亲自参与，不能超越职权范围，专门委托给大姓。王谌所负责的，只是协助宣读文告而已。时光流逝迅速，很快就到了身穿缟服的时期，又不能在明堂中哀哭，以后我会亲自前往陵墓祭拜，抒发哀痛思念之情。”
这一年，高丽王去世，十二月皇帝下诏说：“高丽王高琏在东方边境镇守藩属，历代都尽职朝贡，年龄超过百岁，勤勉的品德更加显著。如今他不幸去世，前来告丧的使者即将到来，我将要为他举行哀悼仪式。古代同姓的人在宗庙中哭祭，异姓的人在各自的方位哭祭，都有相应的服丧制度。如今这些制度已经长久废弃，不能突然为他身穿丧服，暂且想要头戴素色委貌冠、身穿白色布制深衣，在城东为他举行一次哀哭仪式，以接见他的使者。我虽然不曾认识这个人，但对他深感哀悼惋惜。有关官员可以下令准备相关事宜。” 事情按照另外的礼仪进行。
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日，高祖在文明太后的陵墓左侧哭泣，一整天哭声不断，在帐篷中铺设草席作为临时住处，侍从官员陪同哭祭。壬申日，高祖在忌日当天前往陵墓左侧哭泣，哀痛至极时就哭，侍从官员如同前一天一样陪同哭祭。高祖两天没有进食。癸酉日，在早晨、中午、傍晚三个时刻，前往陵墓前哭拜。晚上在监玄殿住宿，当天晚上撤去了临时住处。甲戌日，高祖拜哭着辞别陵墓，返回永乐宫。
太和十九年，太师冯熙去世，他有几个儿子尚且年幼。商议此事的人认为，童子的礼仪，应当比成人降低等级，说只穿丧服上衣而不穿丧服下裳，戴免冠而不系丧带，也没有腰间的麻带和垂饰，只有一根绞合的带子。当时博士孙惠蔚上书说：“臣虽然见识不如古人，但也略微涉猎过传记典籍。近从自身情况出发，远从礼仪制度考证，依据情感探求事理，追寻事理推究制度。臣私下认为，童子在年幼时期的礼仪，守丧的等级，帽子和手杖的制度，确实比成人降低标准。但丧服的麻布材质，大致与成人没有不同。依据《玉藻》中的两段文字，大致可以证明这一点，文中说：‘童子的礼仪，锦绅并细。’锦就是大带，既有佩戴觿的皮革带子，又有锦制纽扣的绅带。这表明童子虽然年幼，已经配备了两条带子。用凶礼类比吉礼，那么腰间的丧带是存在的。文中又说：‘童子没有缌麻之服。’郑玄注释说：‘虽然不穿缌麻丧服，但仍然戴免冠、穿深衣。’这表明允许童子穿下裳，只是上下裳没有区别。另外，深衣的制度，无论年长年幼都可以穿。童子为缌麻之服的亲属守丧，尚且戴免冠、穿深衣，更何况为有斩衰之服的亲属守丧，反而没有下裳呢？臣又听闻先师的旧说，童子的常服类似于深衣，丧服上下裳的设置，从道理上来说或许是取法于深衣。但典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臣不敢独自决断。文中又说：‘参与事务时就不系麻带。’由此可知，不参与事务时就系麻带。因此注释说：‘参与事务时就不系麻带。’这表明在族人的丧事期间，童子如果有事务要处理，就系上丧带、带上麻带，处理事务时不改变，因此暂时允许除去麻带，以方便他们办事。参与事务时就不系麻带，不参与事务时就系麻带。如果童子本来就没有麻带，《礼记》中关于腰间和头上丧带的规定，无论参与事务与否，都会缺少两种丧带，只说不系麻带，足以表明不配备麻带，怎么能说参与事务时就不系麻带呢？由此论述，童子系丧带是明确无疑的。况且童子不拄丧杖、不住守丧庐舍的礼仪，从道理上来说是简化了责任要求；不穿丧服下裳、不系丧带的制度，臣没有见到相关的说法。另外，臣私下理解《礼记》中‘童子不穿上下裳’的记载，是有听闻依据的说法。大概是说童子年龄尚幼，还没有跟随老师学习，外出时不与族人交往，在家中行事与长辈不同，在父母面前进食剩余的食物，在乳母手中来回怀抱，因此允许他们不穿下裳，以便于活动。如果在开始求学之后，即将行冠礼之前，年龄到了十八岁，资质已经与成人相同，在成均学府中接受道理，在上庠学堂中举行释菜礼仪，前往孔子之门传达命令，在曾参的家中手持烛火侍奉，却只穿着遮蔽上身的衣服，没有遮蔽下身的下裳，臣愚钝，对此感到不安。另外，女子没有许配人家的，到了二十岁就举行笄礼，观看祭祀仪式，献上酒浆，在宗庙中协助祭祀，在极其恭敬的礼仪场合，她们对于端庄的服饰，难道不应该完备吗？由此推究，男子和女子虽然年幼，从道理上来说应当有下裳。但男子没有行冠礼，女子没有出嫁，礼仪上区别于三次加冠、区别于狄禄之服。没有名分的服饰，在礼仪文献中很少见到。童子虽然没有主持家事，但如果已经有了成人的心智，就允许他们为缌麻之服的亲属系丧带。轻丧尚且有丧带，重丧反而没有麻带，这是给予轻丧而剥夺重丧的礼仪，不符合《礼记》的本意，这是臣深感疑虑的地方。另外，丧服上衣的侧边有衣袵，用来遮盖下裳的边缘，如果没有下裳，衣袵就白白设置了，如果再除去衣袵，丧服上衣又不完备了。如果遇到齐衰、斩衰的丧事，就让未成年的男女只穿没有衣袵的丧服上衣，除去下裳和丧带，这必然是懂得礼仪的人所不会实行的，这也是很明确的。如果自己不实行，却制定这样的制度让别人遵守，这是违背制度而作为法则，遵循制度而误导他人。依据礼仪酌情行事，道理不应该是这样的。” 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
北魏从太祖到武泰帝时期，凡是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去世，都依照汉魏时期的制度，安葬后便因公事除去丧服。只有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驾崩，准备修建陵墓时，情况有所不同。九月，安定王拓跋休、齐郡王拓跋简、咸阳王拓跋禧、河南王拓跋干、广陵王拓跋羽、颍川王拓跋雍、始平王拓跋勰、北海王拓跋详，侍中、太尉、录尚书事、东阳王拓跋丕，侍中、司徒、淮阳王尉元，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等人，率领文武百官前往宫中上表说：“上天不佑，大行太皇太后与世长辞，普天之下，无人不悲痛思念，肝肠寸断。臣等恭敬地想到陛下孝思深厚，悲痛哭泣，无穷无尽。臣等听闻古代帝王制定礼仪，必然会根据时代变化而调整；前代贤哲创立法度，也务必适应当时的实际情况。这实在是因为世代不同，古今形势有别啊。三年之丧的礼仪，虽然自古以来就存在，但中古以后，已经未能实行。先朝的既定制度，是可以遵循的准则，圣后临终前的遗命，也已刻在金册之上。陛下极度的孝心发自内心，因哀痛而损伤身体，超过了礼仪的规定，想要依照上古制度，守满三年丧期。这确实符合大舜孝顺思慕的品德，但实在不是顺应时势、救助世人的做法。如今虽然中原安定，四方诸侯太平无事，但国家政务繁多，不可片刻荒废；春秋两季的祭祀大典，也难以废止。希望陛下体察天意，抑制自己深厚的孝诚，满足亿万百姓的期望，丧期的礼仪规格，全部遵从圣后的遗制，那么天下百姓都会感到幸运。安葬的日期已经临近，陵墓即将完工，请尽快划定安葬的地域，以完备送终的礼仪。” 皇帝下诏说：“灾祸刚刚发生，我不忍心听从你们的请求。”
拓跋休等人又上表说：“臣等听闻五帝之前，丧期没有固定的天数，夏、商、周三代相继沿袭，礼仪制度才开始确立，但名称虽然存在，真正实行的人却很少。殷高宗虽然有守丧不言的说法，却没有可以遵循的具体仪式；周康王废弃了初丧时的礼仪，先举行了即位典礼。于是，不变更旧制的原则有所缺损，三年之丧的礼仪也不再完整。难道古代没有极其孝顺的君主、贤明的子嗣吗？他们都是因为事理上贵在顺应时势，道义上要为百姓着想。因此，君主去世后，继位者便立即即位，来不及更改年号；去世超过一个月就安葬，不必等待天下诸侯前来会葬；安葬后就恢复吉礼，不必守满整个丧期。这就是两汉能够治理国家、魏晋能够整顿政务的原因。陛下凭借极其孝顺的本性，遭遇了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长久思念，痛哭不止，哀痛超过了虞舜，这实在是万古以来的高尚品德，是旷世罕见的楷模。然而天下极为广阔，国家政务极为繁多，一旦荒废哪怕一天，各种政事就必然会停滞。况且圣后临终前的遗制，已经有了完备的典章，宗庙社稷废弃礼仪，这件事的影响尤为重大。希望陛下体察天意，抑制因哀痛而损伤身体的至诚之心，想到自己作为君主的重大责任，上遵先代皇后典册中的遗志，下怜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的请求。” 皇帝下诏说：“自从遭遇灾祸惩罚，一切都恍如昨日，侍奉太后的灵柩，仍然希望能看到她的身影。至于陵墓迁移安葬之事，我实在不忍心听闻。”
十月，拓跋休等人再次上表说：“臣等多次上书奏请，恳切地表达诚心，而陛下对圣后的思念极为深远，未能明确应允。臣等诵读陛下的诏书，哀痛至极，内心如焚。臣等听闻，继承皇位、统治天下的人，应当以救助世人为要务；治理天下的人，尤其应当以百姓的安危为根本。因此，周康王因为身负万机重任，无法抒发对先王的思念之情；汉文帝立下短丧的训诫，汉景帝也不能守满完整的丧礼。这是先代的既定准则，近代也未曾改变。文明太皇太后聪慧圣明，见识深远，考虑到了自己一生的始终，明确的遗诏载入典册，临终的训诫也十分完备。修养自身的品德，是圣人所重视的；遵从先代的制度，是臣子所推崇的。陛下虽然想要实行上古的丧礼，但天下百姓该怎么办呢？臣等怀着无比担忧恐惧的心情，冒昧再次上书，请求陛下听取我们的意见，以满足亿万百姓的期望。” 皇帝下诏说：“回想太后的遗旨，又听闻你们的奏请，我更加悲痛欲绝。陵墓的修建可以依照典册的规定，按照公卿大臣们的商议进行。至于丧服的相关事宜，我从情感上实在不忍心，具体的想法我会另外详细说明。”
太后安葬之后，拓跋休又上表说：“接到癸酉日的诏书，诏书陈述了太后遗诫的旨意，阐明了应当遵从遗命、不应违背的道理，遵循节俭安葬的重要制度，表达了陛下深厚的孝思。我还未读完诏书，就悲痛交加。安葬的日期已经确定，陵墓即将完工，陛下对太后的思念无尽，悲痛愈发深切。臣等身为朝廷官员，与国家休戚与共，内心的忧虑达到了极点，不敢不向陛下陈述。我们都认为，天下最尊贵的，莫过于帝王的基业；皇权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家政务。正因为地位尊贵，所以不能以寻常的礼仪放纵自己；正因为责任重大，也不能依照世俗的典章抒发个人情感。因此，自从两汉以来，直到魏晋时期，君主安葬不超过一个月，服丧不超过三十天。这实在是因为末世事务繁多，礼仪随着时代变化而调整，不能用无所作为时代的法度，在有所作为的时代推行。文采与质朴的风格不同，古今的制度有别，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自从我朝开国以来，已经经历了许多年，四位先祖、三位先帝，相继继承大业。上承数代的既定事实，下顺亿万百姓的期望，难道是他们不怀念亲人吗？实在是事理上应当如此啊。文明太皇太后钦敬明达，考察古制，圣明的思虑深远，制定的临终遗制，符合世间的典章制度。送终的礼仪已经明确，遗诏的文字也十分完备，遵照执行，足以成为百代帝王的风范，万世子孙的准则。陛下凭借极其孝顺的诚心，因哀痛而损伤身体，超过了礼仪的规定，三次进餐都吃不满半碗，日夜不脱下丧带，长久的思念萦绕心头，几乎到了伤害性命的地步。这正是百姓之所以担忧恐惧、心神不宁的原因，也是臣等之所以愿意肝脑涂地为国效力的原因。帝王的尊贵，只要亲身践行孝道一日，就足以感动上天神灵，遍及阴阳两界。况且如今陵墓的安葬事宜已经结束，各种礼仪都已完成，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仍然没有占卜练祭的日期，相比前代，实在是过于长久了。希望陛下思考大孝从始到终的含义，怜悯亿万百姓悲痛惶恐的心情，抑制思念之情，割舍哀痛，遵从太后的遗制，按时恢复吉礼，处理国家政务，那么天下百姓都会蒙受恩泽，全天下都会依赖陛下。臣等谨依照先前的制度，请求确定练祭的日期，以完备祔祭和禫祭的礼仪。” 皇帝下诏说：“具体的想法我会另外详细说明。”
不久之后，高祖在太和殿前召见太尉拓跋丕以及各位大臣，痛哭跪拜，极尽哀痛之情，随后前往思贤门右侧，下诏让尚书李冲向诸王等人宣旨：“回想太后在世时，常常召集百官，共同商议国家政事，整顿百姓事务。没想到突然遭遇如此巨大的灾祸，如今独自召见公卿大臣，谈及丧事，追忆太后的养育之恩与离世的痛苦，内心如遭摧毁。” 拓跋丕回答说：“遵奉陛下的明诏，群臣都悲痛欲绝。臣与各位大臣并不完全了解古代的礼仪，凭借年老体弱的身躯，侍奉过数位先帝，对于国家的旧事，大致有所听闻。臣等恭敬地想到，远祖以来，皇室世代光辉显赫，每当有帝王后妃去世之时，只有护送灵柩的人身穿丧服，身边的侍从都身着吉服。四位先祖、三位先帝，都沿袭了这一制度，没有改变。世祖、高宗时期的情况，是臣亲眼所见。只有先帝去世时，臣在长安任职，没有参与护送灵柩之事，私下听闻所实行的制度，与前代没有不同。陛下凭借极其孝顺的本性，因哀痛而损伤身体，超过了礼仪的规定，臣等听闻陛下每日三餐，吃不满半碗。臣等内心悲痛万分，坐立不安。希望陛下暂时抑制对太后的思念之情，遵从先朝的既定做法，回想金册中的遗令，奉行前代的制度，不要违背旧有的典章。” 皇帝下诏说：“追忆太后的慈爱恩情，如同苍天般无穷无尽，因哀痛而损伤身体是寻常之事，不值得一提。我虽然不能等到安葬后再处理事务，但日夜喝稀粥，大致也能支撑身体，两位王公不必因此过度担忧恐惧。你们所奏请的先朝既定做法，我也都有所听闻。祖宗们一心专注于武功，没有修明文教。如今我仰承太后的圣明训诫，希望学习古代的正道，对比时事与古事，又与先代有所不同。太尉等诸位国家元老，是国家政务所托付的对象，对于典章旧制，或许还有不熟悉的地方，暂且可以了解我的大致想法。至于其他丧礼的仪式，古今有所不同，汉魏时期的既定做法以及前代儒者的论述，我虽然身处丧服之中，但因为丧礼之事至关重要，理应亲自处理，所以暂时抑制哀痛思念之情，亲自查阅相关典籍。如今我将自己的想法，另外询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人，你们暂且可以听从他们的意见。”
高祖对游明根说：“我遭遇了巨大的灾祸，时光流逝，陵墓的安葬已经结束，公卿大臣们又依照金册的遗令，依据魏晋时期的制度，请求我除去丧服。再次听闻你们的奏请，我更加悲痛哽咽。之前因为陵墓的事务紧迫，我哀痛疲惫至极，未能详细论述自己的想法，如今特意召见你们，想要全面说明我的心意。你之前所上的表章，请求除去丧服，我听闻之后实在感到悲痛遗憾。当时我亲自侍奉太后的灵柩，在灵前匍匐不起，悲痛号哭，思念之情从未有片刻停歇，而公卿大臣们怎能忍心说出这样的话呢？这实在是不符合人之常情啊！圣人制定卒哭的礼仪，以及练祭时更换丧服的规定，都是逐渐克制情感的做法。我又听闻君子不会剥夺他人的丧礼，也不应该被他人剥夺丧礼的权利。如今在十天之内，就谈及恢复吉礼之事，实在是伤害事理。” 游明根回答说：“臣等恭敬地查阅金册中的遗旨，规定安葬后超过一个月就恢复吉礼。因此在占卜安葬日期之初，就趁机奏请练祭和除去丧服之事，没想到损伤了陛下的圣心，臣等内心深感悲痛惶恐。” 高祖说：“你们都声称三年之丧的礼仪，虽然自古以来就存在，但中古以后，未能实行。我认为中古时期之所以不能实行三年之丧，大概是因为君主去世后，继位的君主刚刚即位，所以身着礼服，举行即位典礼。另外，从太子之位登上皇位的人，君主的品德尚未深入人心，臣子的道义还未融洽，天下百姓翘首以盼，不知道该期待什么。因此颁布完备的朝廷礼仪，以显示皇权的尊贵。到了太后去世时，因为父亲尚且在世，不能实行完整的丧礼，就产生了懈怠轻忽的情绪，并沿袭下来成为制度。想必是知道敦厚的教化，不容易遵循啊。我从小受到太后的抚育，她对我既慈爱又严格，臣子的情义、君主与父亲的道理，她无不详尽教诲。我虽然年幼无知，但也大致理解她的旨意，希望能够尽力实行，以免犯下过错。我确实没有高尚的品德，在位已经超过十二年，虽然未能使恩德遍及四方，教化推行到天下各国，但仰承太后的圣明训诫，足以让亿万百姓知道有君主的存在。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不能顺遂自己哀痛思念的心情，导致情感与礼仪都受到损害，丧礼的制度遭到破坏，实在是令人深感痛恨。”
高闾回答说：“远古时期过于遥远，当时的制度难以沿袭使用，自从汉魏以来，已经有了既定的做法。汉文帝继承汉高祖、汉惠帝的基业，全国一年只判决四百起案件，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尚且留下了三十天丧期的礼仪。汉景帝继承太平之世，遵循这一制度而没有改变。由此而言，这并不是因为即位之时，有所逼迫恐惧。实在是作为君主的道理，理应如此。另外，汉朝所称颂的文帝、景帝，虽然不是圣明的君主，也算是中古时期的贤明君主。如今太后遗册中的旨意，与前代的制度相同。希望陛下遵循遗令，以满足天下百姓的心愿。杜预是晋朝的博学之士，论述自古以来天子没有实行三年之丧的人，认为汉文帝的制度，暗中与古代的制度相契合。虽然是末世所实行的制度，但事情是可以沿袭的，因此臣等才恳切地前来奏请。” 高祖说：“汉魏时期的情况，与如今不同，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汉景帝虽然继承了升平的基业，但他是凭借嫡子的身份即位，君主的品德尚未显现，与古代没有不同。另外，父子之间的亲情，确实是上天赋予的重要情感，然而圣母的恩德，如同苍天般难以报答，我想要以身殉情，岂止是身穿丧服而已。我私下思考金册中的遗旨，之所以告诫要剥夺臣子的私情，让我早日恢复吉礼，是担心荒废国家政务。群臣之所以恳切奏请，也是害怕国家政务得不到治理。如今我上遵金册的命令，下顺群臣的心意，不敢沉默不语，导致国家政务荒废。我只希望保留丧服，废除吉礼，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尽情表达哀痛，抒发思念之情，上不违背太后的教诲之志，下不违背百官的请求，从情感上来说是可以允许的，因此我一心想要这样做。公卿大臣们应当仔细思考我的心意，不应该固执己见。至于杜预的论述，虽然暂时适应当时的情况，但对于思念父母的君主、守丧不言的君主来说，大概是一种诬陷。孔子说‘举办丧礼，与其仪式周全，不如内心悲痛’，而杜预对于孝道的论述过于简略，我不认同他的观点。”
秘书丞李彪回答说：“汉朝的明德马皇后，抚养章帝，母子之间的情义，没有任何隔阂。等到马皇后去世，安葬不超过十天，章帝不久就恢复了吉礼。然而汉章帝没有受到前代的讥讽，明德马皇后也没有在史书上损害名声。虽然论功劳比品德，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母子之间的亲情，或许可以类比。希望陛下借鉴前代的既定准则，遵循金册中的遗令，割舍哀痛，听从群臣的建议，亲自处理国家政务。这实在是臣下的由衷之言，也是亿万百姓的愿望。” 高祖说：“既然你说情况有所不同，固然不应该将太后的德行与明德马皇后相比，又说汉章帝恢复吉礼没有受到前代的讥讽。我之所以眷恋丧服，不听从你们的建议，是因为感念太后的慈爱恩情，从情感上实在不忍心啊。我听闻孝子在守丧期间，看到美丽的事物就会思念亲人，因此脱下锦缎衣服，穿上粗布丧服。内心的情感与外在的服饰相匹配，并不是凭空施加的。如今我难道只是顾及礼仪而违背你们的建议，想要避免他人的讥讽吗？不，这也是情感发自内心，想要在外表上表达出来。金册中的心意，我之前已经答复过了，因此不再重新论述。另外，太后去世当天我接受遗旨，不忍心说一句话反对。后来事情的发展违背了我的心意，我默默放在心里，没有表明自己的想法。如今送终的事宜，全部上遵遗册的规定，我不敢有所违背。但思念悲痛的心情，是由我自己掌控的。虽然我没有丁兰那样感天动地的孝心，但希望圣灵不会剥夺我的至诚愿望，因此我认为这样做没有违背遗旨的嫌疑。你们所上的表章，声称先朝的既定制度，是可以遵循的准则。我恭敬地想到太祖登基称帝，初步平定中原，到太宗继承基业，世祖接续皇位，都因为四方尚未统一，各路诸侯争相崛起，因此一心专注于武功，没有修明文教。高宗、显祖也一心想着武功业绩，沿袭旧制没有改变。我继承了历代先祖的基业，仰承太后的圣明训诫，安抚调和朝廷内外，上下和睦融洽。考察参考古代的制度，效法旧有的典章，使天下的风气得以改变，偏远地区的习俗得以革新。我仰遵明确的准则，希望没有过失违背。然而在遭遇巨大灾祸的时刻，你们却引用末世沿袭的准则，作为先前的标准，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高闾回答说：“臣等因为先朝所实行的制度，与魏晋时期颇为相同，又适应当时的情况，因此才敢再次请求陛下遵循。” 高祖说：“你们又声称如今虽然中原安定，四方诸侯太平无事，但国家政务繁多，不可片刻荒废。我因为你们苦苦逼迫，情感上难以承受。查阅丧礼的仪式，看到前代贤哲的论述，说卒哭之后，帝王就可以处理百姓事务了。依据这些文字，又遵从遗册的旨意，虽然保留丧服，但不荒废国家政务，不耽误各种政事，既能够抒发无穷的思念之情，在情感上也大致得以满足。”
高闾回答说：“君主在上不除去丧服，臣子在下却解除丧服，这违背了随从服丧的道义，也不符合作为臣子的准则。另外，君主亲自身穿丧服，又处理朝廷政务，吉凶事务混杂在一起，臣私下对此感到疑虑。” 高祖说：“你们尚且因为我在上没有除去丧服，不忍心独自在下解除丧服，为什么要让我独自忍受对亲人故旧的思念之痛呢！古论说，帝王不能实行三年之丧，是为了委屈自己以宽待群臣。太后安抚群臣，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他们如同自己的伤痛。你们哀痛思念的心情，既然不寻求宽解；我想要抒发无穷的思念之情，为什么不可以呢？只是迫于遗册的遗令，不能顺遂自己的心意。我想要居住在守丧的庐舍中，身穿丧服，抒发日夜的思念之情；同时登上朝堂，身穿素色衣服，处理傍晚时分的政务。使国家大政不被荒废，哀痛的情感得以顺遂，吉礼不损害凶礼，凶礼也不妨碍吉礼。从情感和事理上考虑，我认为这样是可行的。遗旨中的文字，以及公卿大臣们的商议，都是服丧满三十天，就解除丧服，恢复吉礼。按照这样做，我从情感上实在不忍心；如果实行三年之丧，又严重违背了遗旨的告诫。如今处于这两种道理之间，我只希望等到一年期满，经历四季轮回，寒暑交替。虽然不能完全实现三年守丧的心愿，但能够度过一个周年的忌日，情感也大致得以抒发。依据《礼记》的规定，卒哭之后，就要更换丧服。在我更换丧服的那一天，百姓以及低级官员都下令恢复吉礼。宫中职位在羽林中郎以下、虎贲郎以上的官员，以及宫外职位在五品以上没有穿丧服的官员，身穿素色衣服直到三个月期满；宫中职位以及宫外穿丧服的官员，更换为练祭时的丧服。宫外官员三个月后解除丧服；诸王、三都、驸马以及宫中职位的官员，到第二年三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我举行练祭的时候，解除丧服，恢复吉礼；侍从官员的丧服，跟随我的丧服等级而降低。这虽然不是旧有的制度，但推究情感和事理，有贵贱的差别，远近的区分。”
游明根回答说：“陛下对太后的思念深远，孝顺的情感极为深厚，臣等的奏请没有得到允许，希望陛下能够超过一年就恢复吉礼。已经经历了冬至，岁时更替，这样既足以抒发对太后的思念之情，又接近遗诏的旨意，何必等到周年呢？” 高祖说：“金册中要求尽快解除丧服的心意，是担心影响到百官，长久荒废国家事务。难道只是对我一人有所违背剥夺吗？如今既然已经按照等级逐渐解除丧服，各自都不荒废国家政务，又有什么妨碍呢？却仍然要剥夺我守满周年的心愿。”
高闾回答说：“从前杨王孙主张裸葬，皇甫谧要求不用棺木，他们的儿子都听从了，没有违背，不能算是不孝。这虽然贵贱不同，情况却颇为相似，臣斗胆借此来比喻。如今陛下亲自奉守遗令，却有所不从，这就是臣等多次前来奏请的原因。” 李彪也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做法，可以称得上是大孝。如今陛下不遵从金册的遗令，恐怕会有改变先代之道的嫌疑。” 高祖说：“杨王孙、皇甫谧都是教导儿子要节俭，送终的事宜，他们的儿子遵从，与如今的情况怎么会相同呢？改变父亲之道，是指轻慢孝道、忘记礼仪，放纵情感、违背法度。如今太后灵柩的节俭，墓室的简朴，陪葬的明器和帷帐，一件也没有陈设。这样的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关于丧服的告诫，是太后圣明之心谦逊自抑、体恤臣下的意思，怎么可以随便顺从节俭的旨意，而突然断绝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呢？纵然有改变先代之道的嫌疑，我也甘愿承受后代的讥讽，不忍心听从你们如今的请求。你们又上表声称春秋两季的祭祀大典，难以废止。我听闻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一样’。自从先朝以来，有关官员办理祭祀事务，君主不必亲自参加，相比孔子的言论，这样的做法恐怕是有欠缺的。幸好承蒙太后的慈爱训诫，我亲自举行恭敬的祭祀礼仪。如今上天降下惩罚，灾祸延及太后，人神都失去了依靠，阴阳两界都深感悲痛，想来宗庙的神灵，也会停止享受祭祀。如果强行举行祭祀，恐怕违背了神灵的旨意。回想太后的训诫，我更加悲痛欲绝。怎么忍心身穿礼服，亲自举行吉礼呢？”
高闾回答说：“古代帝王在郊外祭祀上天时，可以越过丧事的限制举行仪式，宗庙祭祀的重要性，仅次于郊外祭祀。如今陵墓的安葬已经结束，不能长久荒废宗庙的祭祀。” 高祖说：“祭祀的典章，源于圣人的经典，我不忍心举行祭祀的心情，正如之前所告知的那样。如果我来到宗庙之中，思念之情萦绕心头，最终恐怕会荒废祭祀礼仪。公卿大臣们如果能够独自举行祭祀，那就另当别论了。”
李彪说：“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必然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必然会失传。如今想要荒废礼仪、缺失音乐，臣等不敢赞同。” 高祖说：“这是宰予不仁的说法，他已经受到了孔子的责备，不值得再提。群臣之前的表章中说‘殷高宗徒有守丧不言的说法，却没有可以遵循的具体仪式’。我认为守丧不言确实很难做到，自从周公制定礼仪以来，后世没有谁能够很好地践行。你们说没有可以遵循的仪式，实在是令人感到奇怪。又说‘周康王废弃了初丧时的礼仪，先举行了即位典礼，于是不变更旧制的原则有所缺损，三年之丧的礼仪也不再完整’。我认为身穿华美的衣服会心中不安，前代贤哲已经有过论述；礼仪结束后仍然守丧，也记载在先前的典章之中。你们所说的‘缺损’‘不完整’，实在是严重违背了事理的本质。”
高闾回答说：“臣等依据既定的事实，依附杜预的论述，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至于推究考察古今的制度，衡量参考众人的意见，确实如同陛下所指出的那样。臣等私下认为，曾参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七天不吃饭，孔子认为这不符合礼仪。等到记载这件事时，只写了七天，没有说他守丧三年，大概是重视他最初的思念之情。陛下以帝王的尊贵身份，竟然五天不吃饭，即使吃饭也吃不满半碗。臣等内心悲痛惶恐，愿意肝脑涂地为国效命。陛下亲自践行孝道一日，就足以感动阴阳两界，何必一定要身穿丧服三年，而荒废国家政务呢？圣人制定礼仪，对于达不到标准的人，鼓励他们努力达到；对于超过标准的人，引导他们适当降低。希望陛下抑制对太后的思念之情，顺应礼仪的重要性，这实在是臣等恳切的愿望。” 高祖说：“太后对我的恩德深厚，因此我对她的思念自然深切，虽然不是极致的情感，但也是由恩德所引发的。然而曾参的孝道，是旷世罕见的，岂是我如今所能相比的？另外，你们之前的表章中说‘古代君主安葬后就恢复吉礼，不必守满整个丧礼，这就是两汉能够治理国家、魏晋能够整顿政务的原因’。我认为安葬后就恢复吉礼，大概是因为末世战乱频繁，采取的权宜之计，以救助世人罢了，实在不是使国家清明兴盛的教化。两汉的强盛，魏晋的兴起，难道是因为简化丧礼、遗忘仁孝吗？公卿大臣们固执于一个方面，就声称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此，这大概是不符合道义的。从前在太平之时，公卿大臣们常常上奏说如今四海安定，中原太平，礼乐日益兴盛，政治和谐，百姓安乐。政绩可以与黄帝、唐尧相媲美，事情如同虞舜、夏禹之时，汉魏以后的朝代，实在不足以仰望我朝的圣明治理。到了如今，却想要苦苦剥夺我的心愿，让我不超过魏晋时期的制度。这样的想法，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从前文母上承圣主的基业，下有贤子的教化，只是辅助君主修养品德、宣扬政令，顺应风气使国家安定罢了。如今国家的各种事务都处于初创阶段，万事万物都刚刚开始，我凭借不高的品德，年幼时就登上皇位。而圣母用道义规范匡正训导我，用国家政务教诲我，治理朝廷内外，为亿万百姓操劳，使君臣和睦相处，天下安定和谐。自从上古以来，哪个皇后的功劳，能够与之相比？如果有可以类比的，我就听从群臣的建议。尧虽然舍弃儿子而将天下禅让给舜，但舜自身具有圣明的品德，不依靠尧的成就。等到尧去世时，天下仍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为他守丧三年。如今圣母的养育之恩，教诲之德，追溯旷世以来，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我既然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恩德，怎么忍心按照寻常的制度行事呢？况且太后去世还不到一年，公卿大臣们就想要让我恢复吉礼，身穿礼服，在宗庙中举行礼仪；在朝堂上设置礼乐，宴请各国使者。推究事情的本质，探求内心的情感，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做。”
高闾回答说：“臣等遵从金册的遗令，沿袭先代的典章，只希望陛下除去丧服，恢复吉礼，亲自处理国家政务。陛下的至高品德，在于能够钦敬明达、考察古制，广泛阅读典籍，孝顺的本性源于圣明的资质，极致的情感出于自然，斟酌古今的制度，这些都不是臣等所能企及的。” 李彪说：“如今虽然国家风气和谐，百姓安居乐业，但江南还有尚未归服的吴国，北方还有不肯臣服的敌寇，东西两个藩属虽然表面上表示顺从，但内心的真实想法难以揣测。因此臣等仍然怀有意外之事的忧虑。” 高祖说：“鲁公身穿丧服跟随老师学习，晋侯身穿黑色丧服击败敌人，古代的圣人没有讥讽他们，先前的典章也允许这样做。如果发生意外之事，即使越过丧事的限制举行仪式也没有嫌疑，更何况身穿丧服呢？怎么可以在安定的时期，预先考虑战争之事，而荒废丧礼呢！”
李彪回答说：“从前太伯在父亲去世后前往越国，却没有失去至高品德的名声。他难道不怀念故土吗？是有原因的。希望陛下抑制对太后的思念之情，遵从遗诏的重要指示。臣听闻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母，圣后知道陛下极其孝顺的本性难以改变，因此预先制定金册，明确规定了遗丧的礼仪。如今陛下对太后的思念深远，果然难以改变，臣等的寻常言辞，不知道该如何启奏。” 高祖说：“太伯的事情，与如今的情况不符，各种情感我之前已经论述过了，不再重新叙述古代的道义。也有说帝王除去丧服后，仍然在守丧期间沉默不语直到丧期结束的，如果不允许我身穿丧服，我就会除去丧服，沉默不语，将国家政务委托给宰相。这两种情况，任由公卿大臣们选择。” 游明根回答说：“陛下的孝顺可以与殷高宗相媲美，思念之情如同虞舜，身穿丧服以抒发极致的悲痛，处理国家政务以遵从遗旨，恢复旷世以来被废弃的礼仪，制定一代的崇高准则。臣等思考，如果陛下沉默不语，那么国家政务将会荒废，因此我们仰顺陛下的思念之情，请求遵从陛下身穿丧服的旨意。”
东阳王拓跋丕说：“臣与尉元，侍奉过五位帝王，虽然年老体弱、见识浅薄，但斗胆奏报所听闻的事情。自从圣世以来，帝王后妃去世三个月后，必须到西方迎接神灵，到北方驱除邪恶，举行完整的吉礼。自从皇始年间以来，这一制度从未改变。” 高祖说：“太尉是国家的元老，所说的先朝旧事，确实如你所陈述的那样。但神灵聪明正直，只依附有德行的人。如果能够遵循道义，神灵不用召唤就会自行到来；如果失去了仁义，即使请求也不会前来。太后去世才三个月，就举行完整的吉礼，我实在不忍心。纵然恢复吉礼之后，我仍然不会这样做，更何况在几十天之内，怎么能有这样的道理呢？恐怕这是先朝万中无一的失误，不能将其作为常规制度。我处于不应该过多议论的地位，不应该这样说。但公卿大臣们执意强求，我从情感上不忍心听从，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反复争论，回想起来更加悲痛欲绝。” 说完，高祖放声痛哭，群臣也哭泣着退出。
壬午日，皇帝下诏说：“公卿大臣们多次上书奏请，依据金册的遗旨以及中古时期的既定制度，请求我在安葬后就恢复吉礼。我仰念太后的深厚恩德，内心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悲痛。想要遵循远古的制度，守满三年丧期。近来看到群臣都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如今依照礼仪，在虞祭和卒哭之后，确定这个月的二十日更换丧服，用葛布丧服代替麻布丧服。既然我身穿丧服居于上位，公卿大臣们就不能独自在下面解除丧服。因此在我更换练祭丧服之时，下面的官员也相应地逐级降低丧服等级。权衡古今的制度，根据情感制定适宜的礼仪。只采纳遗旨中尽快解除丧服的部分内容，大致抒发臣子的哀痛思念之情。想要让百官都了解我的心意，因此特此宣告。即将举行更换丧服的礼仪，我的悲痛思念之情更加深切。”
太和十五年四月初一，在太和庙举行祭祀。当天，高祖以及跟随服丧的人仍然早晚前往致哀，开始进食蔬菜素食，高祖因为悲痛思念，没有吃饭。侍中、南平王冯诞等人劝谏，过了一夜高祖才开始进食。初二，停止上朝，晚上举行哭祭。九月丙戌日，有关官员上书请求占卜祥祭的日期。皇帝下诏说：“很快就到了祥祭的时期，我看到奏请后悲痛欲绝。恭敬祭祀、占卜祥日，是古代的既定典章。但后世失去了其中的意义，占卜长久吉祥的日子，既违背了恭敬祭祀的心意，又违背了长久思念的情感。如今我将委屈礼仪以激励众人，不询问占卜的结果。已经临近这个月的月底，我怎敢再次违背金册的遗旨，与群臣的意见不同呢？回想太后永远离去，我的悲痛愈发深切。” 丁亥日，高祖在太庙住宿。到了夜间一刻，召集诸王、三都大官、驸马、三公、尚书令、尚书仆射以下，奏事中散以上的官员，以及刺史、镇将，在太庙庭院中站立哭祭，三公、尚书令、尚书仆射登上太庙。哭祭结束后，监御令在太庙台阶南侧陈列服饰箱子，身边的侍从捧着服饰登上台阶，排列在垩室前的席位上。侍中、南平王冯诞跪下奏请更换服饰，献上缟冠、黑色朝服、皮革腰带、黑色鞋子，侍从官员各自更换为黑色介帻、白色绢制单衣、皮革腰带、黑色鞋子，于是哀哭到二更天，直到戊子日天亮。天亮后举行祭祀，奏事中散以上的官员，服饰如同侍从官员，刺史以下的官员没有更换服饰。高祖献上酒爵，神部尚书王谌宣读祝文完毕后，高祖哭拜着退出。有关官员假装换上祥祭的服饰，如同之前一样。侍中跪下奏请，请求更换祭祀服饰，献上缟冠、白色帽带、白色布制深衣、麻绳鞋子。侍从官员除去介帻，换上幍，群臣也如同侍从官员一样更换服饰，又按照之前的仪式进入太庙。仪曹尚书游明根登上太庙，跪下安慰高祖，然后回到原位哭祭，随后退出。接着引导太守等地方官员以及各部酋长进入太庙哭祭，再引导萧赜的使者以及各国宾客进入。到了三更四刻，侍御、散骑常侍、司卫监以上的官员登上太庙哭祭，随后退出。高祖走出太庙，站立在那里哀哭，过了很久才返回。
十月，太尉拓跋丕上奏说：“臣私下听闻太庙已经建成，明堂也已完工，但祭祀的礼仪，不能长久荒废。至于迁移宗庙的日期，必须由国家的大姓，迁移神主安放到新的太庙中。神部尚书王谌既然是庶姓，不适合参与此事。臣从前因为是皇室宗属，迁移过世祖的神主。先朝的既定制度，我不敢不奏报。” 皇帝下诏说：“我已经听闻你的奏请，回想太后在世时的日子，更加悲痛欲绝。如今遵循先代的遗旨，营建宗庙，不久前大致完工。古代帝王制定礼仪，官职各有分工。迁移宗庙的日期，奉送神主，都是太尉的职责，我也会亲自参与，不能超越职权范围，专门委托给大姓。王谌所负责的，只是协助宣读文告而已。时光流逝迅速，很快就到了身穿缟服的时期，又不能在明堂中哀哭，以后我会亲自前往陵墓祭拜，抒发哀痛思念之情。”
这一年，高丽王去世，十二月皇帝下诏说：“高丽王高琏在东方边境镇守藩属，历代都尽职朝贡，年龄超过百岁，勤勉的品德更加显著。如今他不幸去世，前来告丧的使者即将到来，我将要为他举行哀悼仪式。古代同姓的人在宗庙中哭祭，异姓的人在各自的方位哭祭，都有相应的服丧制度。如今这些制度已经长久废弃，不能突然为他身穿丧服，暂且想要头戴素色委貌冠、身穿白色布制深衣，在城东为他举行一次哀哭仪式，以接见他的使者。我虽然不曾认识这个人，但对他深感哀悼惋惜。有关官员可以下令准备相关事宜。” 事情按照另外的礼仪进行。
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日，高祖在文明太后的陵墓左侧哭泣，一整天哭声不断，在帐篷中铺设草席作为临时住处，侍从官员陪同哭祭。壬申日，高祖在忌日当天前往陵墓左侧哭泣，哀痛至极时就哭，侍从官员如同前一天一样陪同哭祭。高祖两天没有进食。癸酉日，在早晨、中午、傍晚三个时刻，前往陵墓前哭拜。晚上在监玄殿住宿，当天晚上撤去了临时住处。甲戌日，高祖拜哭着辞别陵墓，返回永乐宫。
太和十九年，太师冯熙去世，他有几个儿子尚且年幼。商议此事的人认为，童子的礼仪，应当比成人降低等级，说只穿丧服上衣而不穿丧服下裳，戴免冠而不系丧带，也没有腰间的麻带和垂饰，只有一根绞合的带子。当时博士孙惠蔚上书说：“臣虽然见识不如古人，但也略微涉猎过传记典籍。近从自身情况出发，远从礼仪制度考证，依据情感探求事理，追寻事理推究制度。臣私下认为，童子在年幼时期的礼仪，守丧的等级，帽子和手杖的制度，确实比成人降低标准。但丧服的麻布材质，大致与成人没有不同。依据《玉藻》中的两段文字，大致可以证明这一点，文中说：‘童子的礼仪，锦绅并细。’锦就是大带，既有佩戴觿的皮革带子，又有锦制纽扣的绅带。这表明童子虽然年幼，已经配备了两条带子。用凶礼类比吉礼，那么腰间的丧带是存在的。文中又说：‘童子没有缌麻之服。’郑玄注释说：‘虽然不穿缌麻丧服，但仍然戴免冠、穿深衣。’这表明允许童子穿下裳，只是上下裳没有区别。另外，深衣的制度，无论年长年幼都可以穿。童子为缌麻之服的亲属守丧，尚且戴免冠、穿深衣，更何况为有斩衰之服的亲属守丧，反而没有下裳呢？臣又听闻先师的旧说，童子的常服类似于深衣，丧服上下裳的设置，从道理上来说或许是取法于深衣。但典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臣不敢独自决断。文中又说：‘参与事务时就不系麻带。’由此可知，不参与事务时就系麻带。因此注释说：‘参与事务时就不系麻带。’这表明在族人的丧事期间，童子如果有事务要处理，就系上丧带、带上麻带，处理事务时不改变，因此暂时允许除去麻带，以方便他们办事。参与事务时就不系麻带，不参与事务时就系麻带。如果童子本来就没有麻带，《礼记》中关于腰间和头上丧带的规定，无论参与事务与否，都会缺少两种丧带，只说不系麻带，足以表明不配备麻带，怎么能说参与事务时就不系麻带呢？由此论述，童子系丧带是明确无疑的。况且童子不拄丧杖、不住守丧庐舍的礼仪，从道理上来说是简化了责任要求；不穿丧服下裳、不系丧带的制度，臣没有见到相关的说法。另外，臣私下理解《礼记》中‘童子不穿上下裳’的记载，是有听闻依据的说法。大概是说童子年龄尚幼，还没有跟随老师学习，外出时不与族人交往，在家中行事与长辈不同，在父母面前进食剩余的食物，在乳母手中来回怀抱，因此允许他们不穿下裳，以便于活动。如果在开始求学之后，即将行冠礼之前，年龄到了十八岁，资质已经与成人相同，在成均学府中接受道理，在上庠学堂中举行释菜礼仪，前往孔子之门传达命令，在曾参的家中手持烛火侍奉，却只穿着遮蔽上身的衣服，没有遮蔽下身的下裳，臣愚钝，对此感到不安。另外，女子没有许配人家的，到了二十岁就举行笄礼，观看祭祀仪式，献上酒浆，在宗庙中协助祭祀，在极其恭敬的礼仪场合，她们对于端庄的服饰，难道不应该完备吗？由此推究，男子和女子虽然年幼，从道理上来说应当有下裳。但男子没有行冠礼，女子没有出嫁，礼仪上区别于三次加冠、区别于狄禄之服。没有名分的服饰，在礼仪文献中很少见到。童子虽然没有主持家事，但如果已经有了成人的心智，就允许他们为缌麻之服的亲属系丧带。轻丧尚且有丧带，重丧反而没有麻带，这是给予轻丧而剥夺重丧的礼仪，不符合《礼记》的本意，这是臣深感疑虑的地方。另外，丧服上衣的侧边有衣袵，用来遮盖下裳的边缘，如果没有下裳，衣袵就白白设置了，如果再除去衣袵，丧服上衣又不完备了。如果遇到齐衰、斩衰的丧事，就让未成年的男女只穿没有衣袵的丧服上衣，除去下裳和丧带，这必然是懂得礼仪的人所不会实行的，这也是很明确的。如果自己不实行，却制定这样的制度让别人遵守，这是违背制度而作为法则，遵循制度而误导他人。依据礼仪酌情行事，道理不应该是这样的。” 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