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琛高聪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极人，汉太保甄邯后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闺门之内，兄弟戏狎，不以礼法自居。颇学经史，称有刀笔，而形貌短陋，鲜风仪。举秀才。入都积岁，颇以弈棋弃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苍头常令秉烛，或时睡顿，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后不胜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辞父母，仕宦京师。若为读书执烛，奴不敢辞罪，乃以围棋，日夜不息，岂是向京之意？而赐加杖罚，不亦非理！”琛惕然惭感，遂从许叡、李彪假书研习，闻见益优。
太和初，拜中书博士，迁谏议大夫，时有所陈，亦为高祖知赏。转通直散骑侍郎，出为本州征北府长史，后为本州阳平王颐卫军府长史。世宗践祚，以琛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转通直散骑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
王者道同天壤，施齐造化，济时拯物，为民父母。故年谷不登，为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顺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损躬无吝，如或所聚，唯为赈恤。是以《月令》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禽兽者，皆野虞教导之；其迭相侵夺者，罪之无赦。此明导民而弗禁，通有无以相济也。《周礼》虽有川泽之禁，正所以防其残尽，必令取之有时。斯所谓障护虽在公，更所以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长，惠及子孙；一运之君，泽周天下；皆所以厚其所养，以为国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吝；富有万品，而一物是规。今者，天为黔首生盐，国与黔首障护，假获其利，是犹富专口断不及四体也。且天下夫妇岁贡粟帛。四海之有，备奉一人；军国之资，取给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贫，而苟禁一池也。
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济其用，或巢宇以诲其居，或教农以去其饥，或训衣以除其敝。故周《诗》称“教之诲之，饮之食之”，皆所以抚覆导养，为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识无远尚，每观上古爱民之迹，时读中叶骤税之书，未尝不叹彼远大，惜此近狭。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是使远方闻者，罔不歌德。昔亶父以弃宝得民，硕鼠以受财失众。君王之义，宜其高矣；魏之简税，惠实远矣。语称出内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难，人君之祸。夫以府藏之物，犹以不施而为灾；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于黔首？且善藏者藏于民，不善藏者藏于府。藏于民者民欣而君富，藏于府者国怨而民贫。国怨则示化有亏，民贫则君无所取。愿弛兹盐禁，使沛然远及，依《周礼》置川衡之法，使之监导而已。
诏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陈。付八座议可否以闻。”
司徒、录尚书、彭城王勰，兼尚书邢峦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备，或无可贬。但恐坐谈则理高，行之则事阙，是用迟回，未谓为可。窃惟古之善为治者，莫不昭其胜途，悟其远理，及于救世，升降称时。欲令丰无过溢，俭不致敝，役养消息，备在厥中，节约取足，成其性命。如不尔者，焉用君为？若任其生产，随其啄食，便是刍狗万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之术广，恆恐财不周国，泽不厚民。故多方以达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货山川，轻在民之贡；立税关市，裨十一之储。收此与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为身也。所谓集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赈造物之贫。彻商贾给戎战，赋四民赡军国，取乎用乎，各有义已。禁此渊池，不专大官之御；敛此匹帛，岂为后宫之资？既润不在己，彼我理一，犹积而散之，将焉所吝？且税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济生民，非为富贿藏货。不尔者，昔之君子何为然哉？是以后来经图，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鉴之流，疑
兴复盐禁。然自行以来，典司多怠，出入之间，事不如法，遂令细民怨嗟，商贩轻议。此乃用之者无方，非兴之者有谬。至使朝廷明识，听营其间，今而罢之，惧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棋，参论理要，宜依前式。”诏曰：“司盐之税，乃自古通典，然兴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所在。甄琛之表，实所谓助政毗治者也，可从其前计，使公私并宜，川利无拥。尚书严为禁豪强之制也。”
诏琛参八座议事。寻正中尉，常侍如故。迁侍中，领中尉。琛俯眉畏避，不能绳纠贵游，凡所劾治，率多下吏。于时赵修盛宠，琛倾身事之。琛父凝为中散大夫，弟僧林为本州别驾，皆托修申达。至修奸诈事露，明当收考，今日乃举其罪。及监决修鞭，犹相隐恻。然告人曰：“赵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识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与黄门郎李凭以朋党被召诣尚书，兼尚书元英、邢峦穷其阿附之状。琛曾拜官，诸宾悉集，峦乃晚至，琛谓峦曰：“卿何处放蛆来，今晚始顾？”虽以戏言，峦变色衔忿。及此，大相推穷。司徒公、录尚书、北海王详等奏曰：“臣闻党人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虽宠必诛，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灵基于永业者也。伏惟陛下，纂圣前晖，渊鉴幽慝，恩断近习，宪轨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鸿猷于焉永泰。谨按：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纠擿是司，风邪响黩，犹宜劾纠，况赵修奢暴，声著内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齿。而琛尝不陈奏，方更往来，绸缪结纳，以为朋党，中外影响，致其谈誉。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阶之禄。亏先皇之选典，尘圣明之官人。又与武卫将军、黄门郎李凭相为表里，凭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衅彰，方加弹奏。生则附其形势，死则就地排之，窃天之功以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为鄙诈，于兹甚矣。不实不忠，实合贬黜。谨依律科徒，请以职除。其父中散，实为叨越，虽皇族帝孙，未有此例，既得不以伦，请下收夺。李凭朋附赵修，是亲是仗，交游之道，不依恆度，或晨昏从就，或吉凶往来；至乃身拜其亲，妻见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请托。缁点皇风，尘鄙正化，此而不纠，将何以肃整阿谀，奖厉忠概！请免所居官，以肃风轨。”奏可。琛遂免归本郡，左右相连死黜者三十余人。
始，琛以父母年老，常求解官扶侍，故高祖授以本州长史。及贵达，不复请归，至是乃还供养。数年，遭母忧。母钜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逾百里，每得鱼肉菜果珍美口实者，必令僮仆走奉其母，乃后食焉。琛母服未阙，复丧父。琛于茔兆之内，手种松柏，隆冬之月，负掘水土。乡老哀之，咸助加力。十余年中，坟成木茂。与弟僧林誓以同居没齿。专事产业，亲躬农圃，时以鹰犬驰逐自娱。朝廷有大事，犹上表陈情。
久之，复除散骑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见亲宠，委以门下庶事，出参尚书，入厕帷幄。琛，高祖时兼主客郎，迎送萧赜使彭城刘缵，琛钦其器貌，常叹咏之。缵子晰为朐山戍主。晰死，家属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余矣，乃纳晰女为妻。婚日，诏给厨费，琛深所好悦，世宗时调戏之。卢昶败于朐山，诏琛驰驿检按。
迁河南尹，加平南将军，黄门、中正如故。琛表曰：“《诗》称‘京邑翼翼，四方是则’者，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国家居代，患多盗窃，世祖太武皇帝亲自发愤，广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之。又多置吏士，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迁都已来，天下转广，四远赴会，事过代都，五方杂沓，难可备简，寇盗公行，劫害不绝。此由诸坊混杂，厘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检察故也。凡使人攻坚木者，必为之择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坚木，盘根错节，乱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坚之利器，非贞刚精锐，无以治之。今择尹既非南金，里尉铅刀而割，欲望清肃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职轻任碎，多是下才，人怀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奸，百赋失理。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京邑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皆王公卿尹，贵势姻戚，豪猾仆隶，廕养奸徒，高门邃宇，不可干问。又有州郡侠客，廕结贵游，附党连群，阴为市劫，比之边县，难易不同。今难彼易此，实为未惬。王者立法，随时从宜，改弦易调，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观之，不便则改。今闲官静任，犹听长兼，况烦剧要务，不得简能下领？请取武官中八品将军已下干用贞济者，以本官俸恤，领里尉之任，各食其禄；高者领六部尉，中者领经途尉，下者领里正。不尔，请少高里尉之品，选下品中应迁之者，进而为之。则督责有所，辇毂可清。”诏曰：“里正可进至勋品，经途从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诸职中简取，何必须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为游军，于诸坊巷司察盗贼。于是京邑清静，至今踵焉。
转太子少保，黄门如故。大将军高肇伐蜀，以琛为使持节、假抚军将军，领步骑四万为前驱都督。琛次梁州獠亭，会世宗崩，班师。高肇既死，以琛肇之党也，不宜复参朝政，出为营州刺史，加安北将军。岁余，以光禄大夫李思穆代之，时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镇西将军、凉州刺史，犹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处之于内。寻征拜太常卿，仍以本将军出为徐州刺史。及入辞肃宗，琛辞以老，诏除吏部尚书，将军如故。未几，除征北将军、定州刺史，衣锦昼游，大为称满。治体严细，甚无声誉。崔光辞司徒之授也，琛与光书，外相抑扬，内实附会也。光亦揣其意，复书褒美以悦之。征为车骑将军、特进，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诏赐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正光五年冬卒。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十万、物七百段、蜡三百斤。赠司徒公、尚书左仆射，加后部鼓吹。太常议谥“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礼》：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生于己，名生于人，故阖棺然后定谥。皆累其生时美恶，所以为将来劝戒；身虽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属所即言大鸿胪，移本郡大中正，条其行迹功过，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评议，为谥列上。谥不应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以实论。若行状失实，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为褒贬之实也。今之行状，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无复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扬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极辞肆意，无复限量。观其状也，则周孔联镳，伊颜接衽；论其谥也，虽穷文尽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与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状，又先问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为议上，都不复斟酌与夺，商量是非。致号谥之加，与泛阶莫异，专以极美为称，无复贬降之名，礼官之失，一至于此！案甄司徒行状，至德与圣人齐踪，鸿名共大贤比迹，‘文穆’之谥，何足加焉？但比来赠谥，于例普重，如甄琛之流，无不复谥。谓宜依谥法‘慈惠爱民曰孝’，宜谥曰孝穆公。自今已后，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状如此，言辞流宕，无复节限者，悉请裁量，不听为受。必准人立谥，不得甚加优越。复仍踵前来之失者，付法司科罪。”从之。琛祖载，肃宗亲送，降车就舆，吊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诸子。琛性轻简，好嘲谑，故少风望。然明解有干具，在官清白。自高祖、世宗咸相知待，肃宗以师傅之义而加礼焉。所著文章，鄙碎无大体，时有理诣，《磔四声》、《姓族废兴》、《会通缁素三论》及《家诲》二十篇，《笃学文》一卷，颇行于世。
琛长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释褐秘书郎。性险薄，多与盗劫交通。随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殴击主人，为司州所劾，淹在州狱，琛大以惭慨。广平王怀为牧，与琛先不协，欲具案穷推。琛托左右以闻，世宗遣白衣吴仲安敕怀宽放，怀固执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废，卒于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学，颇习吏事。太平中，上《高祖颂》十二篇，文多不载，优诏报之。琛启除秘书郎。世宗崩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任城王澄为司徒，引为功曹参军。稍迁尚书仪曹郎，有当官之称。
肃宗末，定州刺史、广阳王渊被征还朝。时楷丁忧在乡，渊临发，召楷兼长史，委以州任。寻值鲜于修礼、毛普贤等率北镇流民反于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之内，先有燕恆云三州避难之户，皆依傍市鄽，草庐攒住。修礼等声云欲收此辈，共为举动。既外寇将逼，恐有内应，楷见人情不安，虑有变起，乃收州人中粗豪者皆杀之，以威外贼，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冏、大都督杨津等至，楷乃还家。后修礼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载棺巡城，示相报复。
孝庄时，征为中书侍郎。尔朱荣之死，帝以其堪率乡义，除试守常山太守，赐绢二百匹。出帝初，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迁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齐文襄王取为仪同府谘议参军。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赠骠骑将军、秘书监、沧州刺史。
楷弟宽，字仁规。自员外散骑侍郎、本州别驾，稍迁太尉从事中郎、治书侍御史。武定初，谢病还乡，卒于家。
僧林，终于乡里。
琛从父弟密，字叔雍。清谨少嗜欲，颇涉书史。太和中，奉朝请。密疾世俗贪竞，乾没荣宠，曾作《风赋》以见意。后参中山王英军事。英钟离败退，乡人苏良没于贼手，密尽私财以赎之。良既归，倾资报密，密一皆不受，谓良曰：“济君之日，本不求货，岂相赎之意也？”
历太尉铠曹，迁国子博士。肃宗末，通直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时贼帅葛荣侵扰河北，裴衍、源子邕败没，人情不安，诏密为相州行台，援守鄴城。庄帝以密全鄴之勋，赏安市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迁平东将军、光禄大夫，领廷尉少卿，寻转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初，车骑将军、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誉。出为北徐州刺史，将军如故。兴和四年卒。赠骠骑将军、仪同三司、瀛州刺史，谥曰靖。
长子俭，字元恭。官至前将军、太中大夫。卒。
俭弟颐，有才学，亦早卒。
琛同郡张纂，字伯业。祖珍，字文表，慕容宝度支尚书。太祖平中山，入国。世祖时，拜中书侍郎。真君元年，关右慰劳大使。二年，拜使持节、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卒，赠征东将军、燕州刺史，谥曰穆。纂颇涉经史，雅有气尚，交结胜流。太和中，释褐奉朝请，稍迁伏波将军、任城王澄镇北府骑兵参军，带魏昌县令，吏民安之。后为北中府司马，久之，除乐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纳，闻御史至，弃郡逃走，于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赠使持节、都督冀定二州诸军事、骠骑将军、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业，不应州郡之命。
子宣轨，少孤，事母以孝闻。历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释褐奉朝请、冀州征东府长流参军，转相州中军府录事参军、定州别驾。后除镇远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出为相州抚军府司马。宣轨性通率，轻财好施。属葛荣围城，与刺史李神有固守之效。永安中，以功赐爵中山公。中兴初，坐事死于鄴。
子子瑜。
纂从弟元宾，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请，迁员外郎、给事中。正光中，除中坚将军、射声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贵达，启赠持节、抚军将军、瀛州刺史。
子辨，天平中，司徒行参军。
高聪，字僧智，本渤海蓚人。曾祖轨，随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剧县。父法昂，刘骏车骑将军王玄谟甥也。少随玄谟征伐，以军功至员外郎。早卒。
聪生而丧母，祖母王抚育之。大军攻克东阳，聪徙入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窘困无所不至。族祖允视之若孙，大加周给。聪涉猎经史，颇有文才，允嘉之，数称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蒋少游与从孙僧智，虽为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与少游同拜中书博士。积十年，转侍郎，以本官为高阳王雍友，稍为高祖知赏。
太和十七年，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萧昭业。高祖定都洛阳，追诏聪等曰：“比于河阳敕卿，仍届瀍洛，周视旧业，依然有怀，固欲先之营之，后乃薄伐。且以赜丧甫尔，使通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辍兹前图，远期来会，爰息六师，三川是宅，将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玺书，以代往诏，比所敕授，随宜变之，善勖皇华，无替指意。”使还，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太府少卿，转兼太子左率。
聪微习弓马，乃以将用自许。高祖锐意南讨，专访王肃以军事。聪托肃愿以偏裨自效，肃言之于高祖。故假聪辅国将军，统兵二千，与刘藻、傅永、成道益、任莫问俱受肃节度，同援涡阳。而聪躁怯少威重，所经淫掠无礼，及与贼交，望风退败。与藻等同囚于悬瓠，高祖恕死，徙平州为民。行届瀛州，属刺史王质获白兔将献，托聪为表。高祖见表，顾谓王肃曰：“在下那得复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肃曰：“比高聪北徙，此文或其所制。”高祖悟曰：“必应然也，何应更有此辈？”
世宗初，聪复窃还京师。六辅之废，聪之谋也。世宗亲政，除给事黄门侍郎，加辅国将军。迁散骑常侍，黄门如故。世宗幸鄴，还于河内怀界，帝亲射矢一里五十余步。侍中高显等奏：“伏见亲御弧矢，临原弋远，弦动羽驰，矢镞所逮，三百五十余步。臣等伏惟陛下圣武自天，神艺夙茂；巧会《驺虞》之节，妙尽矍圃之仪。威棱攸叠，甝兕慑气，才猛所振，勍憝弭心，足以肃截九区，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请勒铭射宫，永彰圣艺。”诏曰：“此乃弓弧小艺，何足以示后叶，而喉脣近侍苟以为然，亦岂容有异，便可如请。”遂刊铭于射所，聪为之词。
赵修嬖幸，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聪每见修，迎送尽礼。聪又为修作表，陈当时便宜，教其自安之术，由是迭相亲狎。修死，甄琛、李凭皆被黜落，聪亦深用危虑。而聪先以疏宗之情，曲事高肇，竟获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势，聪倾身事之，及修之死，言必毁恶。茹皓之宠，聪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携抚，公私托仗，无所不至。每称皓才识明敏，非赵修之俦。乃因皓启请青州镇下治中公廨，以为私宅；又乞水田数十顷，皆被遂许。及皓见戮，聪以为死之晚也。其薄于情义，类皆如此。
侍中高显出授护军，聪转兼其处，于时显兄弟疑聪间构而求之。聪居兼十余旬，出入机要，言即真，无远虑。藉贵因权，耽于声色，贿纳之音，闻于遐迩。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陈聪罪，世宗乃出聪为平北将军、并州刺史。聪善于去就，知肇嫌之，侧身承奉，肇遂待之如旧。聪在并州数岁，多不率法，又与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为大使、御史举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寝缓。世宗末，拜散骑常侍、平北将军。
肃宗践祚，以其素附高肇，出为幽州刺史，将军如故。寻以高肇之党，与王世义、高绰、李宪、崔楷、兰氛之为中尉元匡所弹，灵太后并特原之。聪遂停废于家，断绝人事，唯修营园果，以声色自娱。久之，拜光禄大夫，加安北将军。聪心望中书令，然后出作青州，愿竟不果。正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灵太后闻其病，遣主书问之，聪对使者嘘唏恸泣。及闻其亡，嗟悼良久，言：“朕既无福，大臣殒丧。且其与朕父南征，契阔戎旅，特可感念。”赗布帛三百匹、冰一车。赠抚军将军、青州刺史，谥曰献。聪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聪所作文笔二十卷，别有集。
子长云，字彦鸿。起家秘书郎、太尉主簿，稍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建义初，于河阴遇害。赠安东将军、兗州刺史。
长云弟叔山，字彦甫。司徒行参军，稍迁宁朔将军、越骑校尉。卒，赠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学尚刀笔，早树声名，受遇三朝，终至崇重。高聪才尚见知，名位显著。而异轨同奔，咸经于危覆之辙，惜乎！
译文
甄琛高聪
甄琛，字思伯，是中山郡毋极县（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人，汉朝太保甄邯的后代。父亲甄凝，曾任州主簿（州府属官，掌管文书簿籍）。甄琛年少时聪慧机敏，在家中与兄弟嬉戏游玩，并不以礼法约束自己。他广泛学习经史典籍，擅长文书写作，但身材矮小丑陋，缺乏风雅的仪表风度。后来被举荐为秀才（古代科举考试科目之一，选拔优秀人才）。他进入京城多年，常常因下棋荒废时日，甚至通宵达旦不停歇。手下的奴仆常常被他命令手持蜡烛照明，有时奴仆困倦打瞌睡，就会遭到严厉的杖打，这样的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奴仆后来实在无法忍受痛苦，就对甄琛说：“公子辞别父母，到京城谋求官职。如果是为了读书而让我持烛照明，我不敢推辞罪责，但现在却是因为下棋，日夜不停，这难道是你来京城的本意吗？却因此对我施加杖罚，这不也是不合情理的吗！” 甄琛听后幡然醒悟，心生惭愧与感激，于是就向许睿、李彪借书研习，学识和见闻也因此更加渊博。
太和（北魏孝文帝年号，公元 477 年 - 499 年）初年，甄琛被任命为中书博士（掌管经学传授的官员），后升任谏议大夫（负责规谏君主、议论朝政的官员），时常向朝廷上书陈奏政事，也得到了高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赏识。后来转任通直散骑侍郎（皇帝近臣，掌管侍从规谏、传达诏令），出任本州征北府长史（征北将军府属官，辅佐将军处理府中事务），之后又担任本州阳平王拓跋颐卫军府长史（卫军将军府属官）。世宗（北魏宣武帝元恪）即位后，任命甄琛为中散大夫（闲散官员，无实际执掌）、兼御史中尉（负责监察百官的官员），后转任通直散骑常侍（皇帝近臣，地位高于通直散骑侍郎），仍然兼任御史中尉。甄琛上奏章说：
君王的道义如同天地般广阔，施行的恩惠堪比造化之功，拯救时世、扶助万物，如同百姓的父母。因此，当年成不好、谷物歉收时，君王要为百姓祈祷祭祀。天地所赐予的恩惠，天子应顺应接纳；山川蕴藏的利益，天子应让百姓共享。如果对百姓有利，即使损害自身也毫不吝惜；如果有所积聚，也只是为了救济抚恤百姓。因此《月令》中说：山林湖泽之中，有能获取蔬菜、禽兽作为食物的人，都由野虞（掌管山泽的官员）教导他们获取的方法；那些相互侵占掠夺的人，要予以严惩，绝不赦免。这表明君王是引导百姓而非禁止他们获取利益，是让百姓互通有无、相互接济。《周礼》中虽然有关于山川湖泽的禁令，但其目的正是为了防止资源被过度开采耗尽，务必让百姓按时节获取。这就是所说的，虽然由官府负责守护，但归根结底是为百姓守护这些资源。况且一家之长，会将恩惠施予子孙；一代君王，应将恩泽遍及天下；都是为了厚待所养育的子民，从而使国家变得富足。没有身居父母般尊贵地位，却吝啬醋酱之类小物的；也没有拥有万物之富，却贪图一件小东西的。如今，上天为百姓生出食盐，国家为百姓守护着盐池，即便获得盐利，也如同只让嘴巴富足而不让四肢受益一样（意为盐利应惠及百姓，而非国家独吞）。况且天下的夫妇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粟米和布帛。四海之内的财富，都用来供奉君王一人；军队和国家的物资，都取自百姓。天子又何必担心贫穷，而执意禁止百姓开采一处盐池呢？
古代的君王，世代拥有百姓，有的教百姓利用水火方便生活，有的教百姓建造房屋居住，有的教导百姓耕种以消除饥饿，有的教导百姓纺织以抵御寒冷。因此《诗经・大雅》中说 “教导他们，养育他们，让他们有饮有食”，都是为了安抚、引导、养育百姓，为他们谋求利益。我天性愚钝，不明事理，见识也不够深远，每当看到上古君王爱民的事迹，时常阅读中古时期横征暴敛的记载，没有不赞叹上古君王胸怀远大，惋惜中古时期做法狭隘的。如今伪朝（指南朝）的弊端沿袭不断，仍然推崇关卡和集市的税收；我大魏王朝胸襟恢弘博大，只接受百姓缴纳的谷米和布帛。这使得远方听闻此事的人，无不歌颂君王的恩德。从前古公亶父（周族先祖）因舍弃珍宝而赢得百姓拥护，《诗经・魏风・硕鼠》中记载的统治者因聚敛财物而失去民众。君王的道义，本应高尚；大魏简化赋税的做法，恩惠实在深远。古语说，官府收支吝啬，是官吏的福气；施行恩惠困难，是君王的祸患。府库中储存的财物，尚且会因不施予百姓而造成灾祸；更何况是府库之外的利益，怎么能对百姓吝啬呢？况且善于储藏财富的人，是将财富藏在百姓手中；不善于储藏财富的人，才将财富藏在府库之中。把财富藏在百姓手中，百姓欢喜而君王富足；把财富藏在府库之中，国家招致怨恨而百姓贫穷。国家有怨恨，说明教化存在缺陷；百姓贫穷，君王也就没有了获取财富的来源。希望朝廷废除这盐池的禁令，让恩惠广泛传播到远方，依照《周礼》设置川衡（掌管川泽的官员）的制度，只让他们负责监督和引导百姓开采即可。
皇帝下诏说：“百姓的利益就在于此，你所陈述的意见十分深刻。将此事交付八座（古代朝中八大高级官员的合称，通常指尚书令、尚书仆射及六部尚书）商议是否可行，然后上报。”
司徒（三公之一，掌管国家教化）、录尚书事（总领尚书省事务）、彭城王拓跋勰，兼尚书邢峦等人上奏说：“甄琛所列举的观点，言辞丰富，首尾完备，或许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但恐怕只是空谈时道理高深，实际施行起来却存在欠缺，因此我们犹豫不决，认为不能按照他的建议执行。我们私下认为，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明白治理的正确途径、领悟深远道理的，等到救世治国时，能够根据时势调整政策。想要让富足不过度盈余，节俭不至于匮乏，劳役和养育的调度平衡得当，取之有度，足以保障百姓的生计。如果不这样做，哪里还用得着君王呢？如果任由百姓随意生产，像禽兽一样随意获取食物，那就如同把万物都当作没有归属的刍狗（古代祭祀用的草狗，祭祀后即丢弃），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了。自从大道消亡之后，恩惠便产生了，下属供奉上级，上级施予下属，尊卑之间和睦相处。然而恩惠相互交结之后，谋求拯救百姓的方法就变得广泛，常常担心财物不能满足国家需求，恩泽不能深厚地惠及百姓。因此想方设法了解百姓的情况，制定法令来实现治国的志向。以至于从山川获取物资，减轻百姓的赋税；在关卡和集市设立税收，补充十分之一的储备。收取这里的财物，给予那里的需求，并非为了利己；将那里的资源转移到这里，也不是为了自身。这正是所说的汇集天地间的产物，恩惠天地间的百姓，借助造物的财富，救济造物所养育的贫穷之人。收取商人的赋税来供给军队作战，向士农工商四民征税来供养军队和国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各有其正当的道理。禁止百姓开采这盐池，并非专门供皇宫使用；征收这些布帛，难道是为了后宫的物资需求？既然这些利益本身不在于君王自己，君王和百姓的道理是一致的，就如同积累财富然后分散给百姓，又有什么可吝啬的呢？况且税收的本意，是在有需要的时候获取，原本是希望救济百姓，并非为了积聚财富、收藏货物。如果不是这样，古代的君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此后世的治国谋划，没有谁改变过这一原则。所以先朝经过商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赋税轻重，有见识的人，也曾质疑过恢复盐禁的做法。
然而自从恢复盐禁以来，主管官员大多懈怠，在执行过程中，行事不符合法令规定，于是导致百姓抱怨叹息，商贩私下议论。这是执行的人没有恰当的方法，并非设立这一制度的人有错误。以至于朝廷中有见识的人，听任商贩私下经营盐池，如今如果废除盐禁，恐怕会违背先前的旨意。政策一会儿实行一会儿更改，法令就如同下棋一样随意变动，参考议论其中的道理要害，应当依照先前的制度执行。” 皇帝下诏说：“对盐池征收赋税，是自古以来通行的制度，然而设立制度来便利百姓，各个时代或许有所不同，如果能够使百姓富足、促进教化，只要符合道理就可以施行。甄琛的奏章，确实可以说是有助于辅助治理国家，可依照他之前的建议执行，使官府和百姓都能受益，盐池的利益不被阻塞。尚书省要严格制定禁止豪强地主垄断盐利的制度。”
皇帝下诏让甄琛参与八座议事。不久后甄琛正式担任御史中尉，仍然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后来升任侍中（皇帝近臣，掌管侍从、规谏、出纳诏令），兼任御史中尉。甄琛处事畏惧避忌，不能纠察弹劾王公贵族及世家子弟，凡是他弹劾惩治的，大多是职位低下的官吏。当时赵修受到皇帝的极度宠爱，甄琛极力攀附侍奉他。甄琛的父亲甄凝担任中散大夫，弟弟甄僧林担任本州别驾（州府属官，辅佐刺史处理政务），都是通过赵修的关系得以晋升。等到赵修的奸诈行径暴露，第二天就要被逮捕拷问，甄琛这才上奏揭发他的罪行。等到监督处决赵修的鞭刑时，甄琛还面露怜悯之色。但他却对别人说：“赵修这个小人，脊背就像土牛一样坚硬，特别耐得住鞭杖抽打。” 有见识的人因此指责他。赵修死后的第二天，甄琛与黄门郎（皇帝近臣，掌管宫廷事务）李凭因为结党营私被召到尚书省，兼尚书元英、邢峦彻底追查他们依附赵修的情状。甄琛曾经被授予官职，各位宾客都来聚集祝贺，邢峦却来得很晚，甄琛对邢峦说：“你从哪里闲逛过来，今晚才肯露面？” 虽然是玩笑话，但邢峦却变了脸色，心怀怨恨。到了这个时候，邢峦便极力追查甄琛的罪行。司徒公、录尚书事、北海王拓跋详等人上奏说：“臣等听说，结党营私是祸患，自古以来就令人痛恨；这是朝政所禁忌的，即使是受到宠信的人也必须诛杀，这都是为了维护天下的最大公正，保障国家的基业长久稳固。陛下继承先帝的光辉，洞察幽深隐蔽的奸邪之事，果断断绝与亲近奸佞之臣的关系，使法令制度焕然一新，国家大政更加光明，宏伟的谋划得以长久安定。我们谨慎核查：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执法之位，职责在于纠察揭发奸邪，对于伤风败俗、言行不端之人，尚且应当弹劾纠察，更何况赵修奢侈暴虐，名声传遍朝廷内外，侵害公家利益、谋取私利，朝廷和民间都对他切齿痛恨。而甄琛却从未上奏揭发，反而与他相互往来，紧密勾结，结为朋党，朝廷内外相互呼应，对他大加赞誉。使得一个平民的父亲，越级登上正四品的官职；一个七品官的弟弟，越级晋升三级俸禄。这破坏了先皇的选拔制度，玷污了圣明的官员任用之道。甄琛又与武卫将军、黄门郎李凭相互勾结、表里为奸，李凭的哥哥不合理地获得封爵，甄琛明知此事却不揭发。等到赵修的罪行暴露，他才上奏弹劾。赵修活着的时候，甄琛依附他的权势；赵修死后，他就落井下石，窃取上天的功劳当作自己的功劳，对上欺骗朝廷，对下蒙蔽百官，他的卑鄙狡诈，到了极点！不诚实、不忠诚，实在应当被贬黜。我们谨慎依照法律判处他徒刑，请求罢免他的官职。他的父亲担任中散大夫，实在是越级任用，即使是皇族帝王的子孙，也没有这样的先例，既然是不按常规得到的官职，请求下令剥夺。李凭依附赵修，既是亲戚又相互依仗，交往的方式不符合常规，有时早晚都去依附赵修，有时在吉凶之事上相互往来；甚至亲自拜见赵修的父母，让自己的妻子拜见赵修的子女，每当有家事，必定先向赵修请托。他们玷污了皇家的风气，败坏了纯正的教化，这样的人如果不加以纠察，将用什么来整顿阿谀奉承之风，勉励忠诚正直之人！请求罢免李凭所担任的官职，以整肃风气法度。” 奏章得到批准。甄琛于是被免职返回故乡，他身边相关的官员被处死或贬黜的有三十多人。
起初，甄琛因为父母年老，常常请求解除官职回家奉养，所以高祖任命他为本州长史。等到他显贵之后，就不再请求回乡，直到这时才返回故乡供养父母。几年后，他遭遇母亲去世的丧事。他的母亲是钜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一带）曹氏，生性孝顺，她的娘家距离自己家超过一百里，每当得到鱼、肉、蔬菜、水果等珍贵鲜美的食物，必定让仆人赶紧送到娘家供奉母亲，自己之后才敢食用。甄琛为母亲服丧还未期满，父亲又去世了。甄琛在墓地之内，亲手种植松柏，在隆冬时节，亲自背土挖地。同乡的老人怜悯他，都来帮忙出力。十多年后，坟墓建成，树木也长得茂盛起来。他与弟弟甄僧林发誓要终身同居不分家。甄琛专心经营产业，亲自耕种田园，时常带着鹰犬打猎游乐自娱。朝廷有重大事务时，他仍然会上奏章陈述自己的意见。
过了很久，甄琛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掌管宫廷事务，侍从皇帝）、定州大中正（负责评定州内士族品级的官员）。他深受皇帝的亲近宠爱，被托付处理门下省的日常事务，出宫参与尚书省事务，入宫侍奉在皇帝身边。甄琛在高祖时期曾兼任主客郎（负责接待外国宾客的官员），迎接送别萧赜（南朝齐武帝）派来的使者彭城人刘缵，甄琛钦佩刘缵的才能和仪表，常常赞叹不已。刘缵的儿子刘晰担任朐山戍主（朐山，今江苏省连云港市锦屏山；戍主，负责戍守一地的军官）。刘晰死后，家属迁居洛阳。他有一个女儿还未满二十岁，而甄琛已经六十多岁了，却娶了刘晰的女儿为妻。结婚那天，皇帝下诏给予厨房费用，甄琛非常高兴，世宗时常拿这件事调侃他。卢昶在朐山战败，皇帝下诏让甄琛乘坐驿车火速前往核查审理。
甄琛后来升任河南尹（负责治理京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的官员），加授平南将军（武官名号），仍然担任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甄琛上奏章说：“《诗经》中说‘京城庄严整齐，是四方的榜样’，京城是四方的根本，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不能不治理得清明有序。因此国家在代都（今山西省大同市）时，盗贼众多，世祖太武皇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发奋图强，广泛设置主管官员和里宰（管理乡里事务的官员），都由下代（地名，今山西省大同市附近）的县令、县长以及五等散男（爵位名，属于低等爵位）中有谋略的人担任。又多设置官吏和士兵作为他们的辅助力量，对他们加以尊崇和重视，才得以禁止盗贼。如今迁都洛阳以来，天下疆域更加广阔，四方之人前来汇聚，事务比在代都时更多，五方之人杂居在一起，难以全面筛选管理，盗贼公然横行，抢劫侵害之事不断发生。这是因为各个坊市（京城中划分的居住区域）混杂无序，管理划分不够精细，主管官员懦弱无能，不能胜任监察职责的缘故。凡是让人砍伐坚硬木材的，必定要为他选择锋利的工具。如今河南郡就如同陛下天山的坚硬木材，盘根错节，混乱地生长其中。六部里尉（负责京城治安的官员）就是砍伐坚硬木材的锋利工具，不是忠贞刚正、精明强干的人，无法胜任治理职责。如今选拔的河南尹既不是像南方的金石那样坚硬优良的人才，里尉也如同用铅制的刀来割东西一样无力，想要让京城清明整肃，是不可能的。里正（管理乡里的低级官员）属于流外四品（古代官制分为流内、流外，流外官为低级官员），职位轻微，事务繁杂琐碎，担任这一职务的大多是才能低下之人，他们心怀敷衍苟且之意，不能认真督察，因此使得盗贼得以藏匿奸邪，各种赋税的征收管理也混乱无序。边境地区的小县，管辖的百姓不过一百户，而县令、县长都由将军担任。京城的各个坊市，大的有的有一千户、五百户，其中居住的都是王公贵族、卿大夫、州郡长官，以及他们的权贵亲戚、强横狡诈的奴仆，还有他们包庇供养的奸邪之徒，这些人家高墙大院，难以擅自查问。另外还有州郡中的侠客，与王公贵族及世家子弟相互勾结，结成党羽群体，暗中进行集市抢劫，与边境小县相比，治理的难易程度完全不同。如今在难治理的京城坊市任用才能低下的人，在容易治理的边境小县却任用将军级别的官员，实在是不合情理。君王制定法令，应当根据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如同调整琴弦、改变曲调一样，这是英明君主的当务之急。先朝设立官品制度，不一定立即确定下来，施行之后观察效果，如果不合适就进行修改。如今清闲的官职尚且允许长期兼任，更何况是繁杂紧要的重要事务，怎能不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呢？请求选拔武官中八品将军以下精明强干、忠贞干练的人，让他们以原有的官职俸禄，兼任里尉的职务，各自领取相应的俸禄；才能高的人兼任六部尉，才能中等的人兼任经途尉（负责道路治安的官员），才能低下的人兼任里正。如果不这样做，请求适当提高里尉的官品，选拔下品官员中应该晋升的人，提拔他们担任这一职务。这样监督责罚就有了合适的人选，京城的治安就可以清明整肃了。” 皇帝下诏说：“里正可以晋升到勋品（流外官的最高品级），经途尉定为从九品（官品等级，分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六部尉定为正九品，从现有官员中选拔合适的人担任，何必一定要用武官呢？” 甄琛又上奏请求让羽林（皇帝的禁卫军）作为流动军队，在各个坊巷巡查监督盗贼。于是京城的治安变得清静有序，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
甄琛后来转任太子少保（负责辅佐太子的官员），仍然担任黄门侍郎。大将军高肇讨伐蜀地，任命甄琛为使持节（代表皇帝行使权力的凭证）、假抚军将军（代理抚军将军），率领步兵和骑兵四万人担任前锋都督（前锋部队的统帅）。甄琛驻军在梁州獠亭（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市一带；獠亭，地名）时，恰逢世宗去世，于是率军撤回。高肇死后，因为甄琛是高肇的同党，不适合再参与朝政，就被调出京城担任营州刺史（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加授安北将军。一年多后，朝廷派光禄大夫李思穆接替他的职务，当时甄琛已经六十五岁了。他于是留在中山郡，过了很久才前往洛阳。后来被任命为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一带），仍然因为甄琛与高氏关系亲近，朝廷不想让他留在京城任职。不久后被征召任命为太常卿（掌管祭祀、礼仪、文化教育的官员），仍然以本将军的身份出任徐州刺史（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等到入宫向肃宗（北魏孝明帝元诩）辞行时，甄琛以年老为由推辞，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吏部尚书（掌管官员选拔任用的官员），将军名号仍然保留。不久后，又任命他为征北将军、定州刺史，他身着锦绣官服，在白天巡游乡里，非常满足得意。他治理政务严厉琐碎，并没有什么好的名声。崔光推辞司徒的任命时，甄琛给崔光写信，表面上相互褒贬，实际上是在依附迎合。崔光也揣摩到他的心意，回信赞美他来取悦他。后来甄琛被征召为车骑将军、特进（朝廷给予德高望重的大臣的特殊荣誉称号），又被任命为侍中。因为他年老体衰，皇帝下诏赐予他宫中的手杖，允许他在朝拜时拄着手杖出入宫廷。
正光（北魏孝明帝年号，公元 520 年 - 525 年）五年冬天，甄琛去世。皇帝下诏赐予他东园秘器（古代皇帝赏赐给重臣的丧葬用具）、朝服一套、衣服一套、钱十万、布帛七百段、蜡三百斤。追赠他为司徒公、尚书左仆射（尚书省副长官，辅佐尚书令处理政务），加授后部鼓吹（古代官员丧葬时的仪仗队）。太常寺商议给他拟定谥号为 “文穆”。吏部郎袁翻上奏说：“根据《礼记》：谥号，是对人一生品行的记录；名号，是对人功绩的表彰；车马服饰，是对人地位的彰显。因此，有伟大德行的人获得崇高的名号，有微小品行的人获得低微的名号。品行是由自己造就的，名号是由他人给予的，因此只有在人死后才能确定谥号。谥号都是根据他生前的善恶事迹来评定的，以此作为后人的劝诫；人虽然死了，但名声却能长久留存。凡是官员去世，其所属部门立即上报大鸿胪（掌管礼仪、外交事务的官员），大鸿胪转告其本郡的大中正，由大中正列举他的生平事迹和功过，再由大中正转告三公府，三公府交付太常寺的博士们评议，拟定谥号后上报朝廷。如果拟定的谥号不符合规定，博士要按照选拔官员不真实的罪名论处。如果生平事迹的记录不真实，大中正要按照博士的罪名论处。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对此事谨慎重视的，因为这是对人进行褒贬的依据。如今的生平事迹记录，都出自死者的家人，任由他们的臣子自述君主或父亲的事迹，不再有相互评判是非的情况。臣子想要宣扬君主或父亲的美名，只苦于他们的事迹不够高尚、品行不够美好，因此极力用华丽的言辞肆意夸赞，没有任何限制。看他们所写的生平事迹，死者简直可以与周公、孔子并肩，与伊尹、颜回同列；谈论拟定的谥号，即使用尽文辞、穷尽武功方面的赞誉，也没有人觉得过分。然而如今的博士与古代的博士不同，只知道依照死者家人提供的生平事迹，又先询问死者家人的意愿，臣子所请求的谥号，就直接拟定上报，完全不再斟酌取舍、商量是非。导致赐予的谥号，与普遍晋升的官阶没有区别，专门以极尽美好的词语作为谥号，不再有贬降的名号，礼官的失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查看甄司徒的生平事迹记录，其崇高的德行与圣人相媲美，宏大的名声与大贤相并列，‘文穆’这一谥号，怎么能够配得上他呢？但近来朝廷追赠谥号，按照惯例都过于厚重，像甄琛这样的人，没有不得到过高谥号的。我认为应当依照谥法‘慈惠爱民曰孝’，将他的谥号拟定为‘孝穆公’。从今以后，明确下令太常寺、司徒府，如果遇到像这样生平事迹记录言辞浮夸、没有节制的情况，都要加以斟酌裁定，不允许按照所请求的那样给予谥号。必须根据人的实际品行拟定谥号，不得过分给予优越的谥号。如果仍然沿袭先前的错误做法，就将相关人员交付司法部门治罪。”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甄琛出殡时，肃宗亲自前往送葬，走下车登上灵车，身着吊服哭泣哀悼，并派舍人安慰他的各个儿子。甄琛生性轻率简约，喜欢嘲笑戏谑他人，因此年轻时就没有高尚的声望。但他聪明通达，有办事的才能，为官清廉。从高祖、世宗时期起，他就受到朝廷的赏识和优待，肃宗因为他有师傅般的情义，对他更加礼遇。他所撰写的文章，琐碎繁杂，没有宏大的体例，但有时也有深刻的道理，著有《磔四声》《姓族废兴》《会通缁素三论》以及《家诲》二十篇、《笃学文》一卷，在当时流传甚广。
甄琛的长子甄侃，字道正。曾任郡功曹（郡府属官，掌管文书、考核官吏），最初担任秘书郎（掌管典籍的官员）。他性情阴险刻薄，常常与盗贼抢劫之人交往勾结。他跟随甄琛在京城时，因为饮酒好色，夜晚在洛水岸边的亭舍住宿，殴打亭舍的主人，被司州（治所在洛阳）弹劾，关押在州府监狱中，甄琛因此深感惭愧愤慨。广平王拓跋怀担任司州牧（州的最高长官），与甄琛先前就不和，想要彻底追查此案。甄琛托付身边的人向朝廷上报情况，世宗派没有官职的吴仲安传旨给拓跋怀，让他宽容释放甄侃，但拓跋怀坚持要依法处置。过了很久，朝廷才下特旨将甄侃释放。甄侃从此失意消沉，在家中去世。
甄侃的弟弟甄楷，字德方。大致有一定的文学素养，颇为熟悉官府事务。太平年间，他献上《高祖颂》十二篇，文章大多没有记载下来，朝廷下优诏回复表彰他。甄琛上奏请求任命他为秘书郎。世宗去世后还未安葬，甄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人饮酒嬉戏，被免去官职。任城王拓跋澄担任司徒时，引荐他为功曹参军（司徒府属官）。后来逐渐升任尚书仪曹郎（尚书省属官，掌管礼仪制度），有称职的名声。
肃宗末年，定州刺史、广阳王元渊被征召返回朝廷。当时甄楷正在家乡为父母守丧，元渊临行前，征召甄楷兼任长史，将州府事务托付给他。不久后，恰逢鲜于修礼、毛普贤等人率领北方六镇（北魏为防御柔然设置的六个军镇）的流民在定州西北的左人城（今河北省邢台市唐山县一带）反叛，他们屠杀村庄、劫掠乡野，率军向州城逼近。州城之内，先前有燕州、恒州、云州（均为北魏北方州名）前来避难的百姓，都依靠在集市周边，搭建草屋聚集居住。鲜于修礼等人声称要收编这些人，共同举事。当时城外的叛军即将逼近，州府官员担心城内有内应，甄楷看到百姓人心惶惶，忧虑会发生变故，于是逮捕州城中强横勇猛的人全部杀掉，以此威慑城外的叛军，稳固城内百姓的人心。等到刺史元冏、大都督杨津等人率军赶到，甄楷才返回家中。后来鲜于修礼等人怨恨甄楷屠杀北方流民，于是挖掘了他父亲的坟墓，抬着棺材在州城周边巡游，以示报复。
孝庄帝（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时期，甄楷被征召为中书侍郎（中书省属官，掌管诏令起草）。尔朱荣死后，孝庄帝认为甄楷能够率领乡中义兵，任命他代理常山太守（代理常山郡的最高长官），赐予绢二百匹。出帝（北魏出帝元修）初年，甄楷被任命为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的一种，为荣誉称号），后升任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齐文襄王（高澄）任命他为仪同府谘议参军（仪同三司府属官，负责参谋议事）。天平（东魏孝静帝年号，公元 534 年 - 537 年）四年，甄楷去世，时年四十六岁。追赠他为骠骑将军、秘书监（掌管典籍的最高官员）、沧州刺史（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一带）。
甄楷的弟弟甄宽，字仁规。从员外散骑侍郎（散骑侍郎的一种，为闲散官员）、本州别驾逐渐升任太尉从事中郎（太尉府属官）、治书侍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的官员）。武定（东魏孝静帝年号，公元 543 年 - 550 年）初年，他以生病为由辞职还乡，在家中去世。
甄僧林，在故乡去世。
甄琛的堂弟甄密，字叔雍。他清廉谨慎，没有过多的嗜好欲望，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太和年间，担任奉朝请（闲散官员，有参加朝会的资格）。甄密痛恨世俗之人贪图名利、追逐荣华富贵，曾撰写《风赋》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后来他参与中山王元英的军事事务。元英在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一带）战败撤退时，同乡苏良被叛军俘获，甄密拿出全部私人财产将他赎回。苏良返回后，拿出全部家产报答甄密，甄密一概不接受，对苏良说：“当初救助你的时候，本来就没有贪图财物的想法，难道是为了得到报答才赎回你吗？”
甄密历任太尉铠曹（太尉府属官，掌管兵器铠甲），后升任国子博士（国子学中传授经学的官员）。肃宗末年，担任通直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武官名号）。当时叛军首领葛荣侵扰黄河以北地区，裴衍、源子邕战败阵亡，人心惶惶，朝廷下诏任命甄密为相州行台（代表朝廷在相州行使权力的官员），率军援助守卫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一带）。庄帝因为甄密保全邺城的功劳，赏赐他安市县开国子（爵位名，属于子爵，有固定食邑）的爵位，食邑三百户。后来升任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兼任廷尉少卿（廷尉的副长官，掌管司法审判），不久后转任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帝初年，担任车骑将军、廷尉卿，在任期间有公正平直的赞誉。后来出任北徐州刺史（北徐州，今山东省临沂市一带），将军名号仍然保留。兴和（东魏孝静帝年号，公元 539 年 - 542 年）四年，甄密去世。追赠他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古代高级官职，享受与三公同等的礼仪待遇）、瀛州刺史（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一带），谥号为 “靖”。
甄密的长子甄俭，字元恭。官至前将军、太中大夫（闲散官员，为荣誉称号）。去世。
甄俭的弟弟甄颐，有才华学识，也早早去世。
与甄琛同郡的张纂，字伯业。祖父张珍，字文表，曾任慕容宝（后燕惠愍帝）的度支尚书（掌管国家财政收支的官员）。太祖（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山郡后，张珍归附北魏。世祖时期，被任命为中书侍郎。真君（北魏太武帝年号，公元 440 年 - 451 年）元年，担任关右慰劳大使（负责安抚慰问关右地区的官员）。二年，被任命为使持节、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去世后，追赠征东将军、燕州刺史（燕州，今北京市昌平区一带），谥号为 “穆”。张纂广泛涉猎经史典籍，素有高尚的志向气节，结交的都是当时的杰出人士。太和年间，他最初担任奉朝请，逐渐升任伏波将军、任城王拓跋澄镇北府骑兵参军，兼任魏昌县令（魏昌县，今河北省定州市一带），官吏和百姓都安居乐业。后来担任北中府司马（北中府属官），过了很久，被任命为乐陵太守（乐陵郡，今山东省乐陵市一带）。他在郡中任职时收受贿赂很多，听说御史前来巡查，就丢弃郡府逃走了，于是被削除官籍，不久后去世。天平初年，追赠他为使持节、都督冀定二州诸军事（负责统领冀州、定州军事事务的官员）、骠骑将军、定州刺史。
张纂的叔父张感，字崇仁。有才能和功业，不接受州郡的征召任命。
张感的儿子张宣轨，年少时父亲去世，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历任郡功曹、州主簿。延昌（北魏宣武帝年号，公元 512 年 - 515 年）年间，最初担任奉朝请、冀州征东府长流参军（征东将军府属官），后转任相州中军府录事参军（中军将军府属官，掌管文书）、定州别驾。后来被任命为镇远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出任相州抚军府司马（抚军将军府属官）。张宣轨性情通达直率，轻视财物，喜好施舍。恰逢葛荣率军围攻相州城，他与刺史李神坚守城池，立下功劳。永安（北魏孝庄帝年号，公元 528 年 - 530 年）年间，因为功劳被赐予中山公的爵位。中兴（北魏安定王元朗年号，公元 531 年 - 532 年）初年，因事获罪在邺城被处死。
张宣轨的儿子张子瑜。
张纂的堂弟张元宾，太和十六年，最初担任奉朝请，后升任员外郎、给事中（皇帝近臣，负责侍从、应对）。正光年间，被任命为中坚将军、射声校尉（掌管射箭部队的官员）。永安三年去世。永熙（北魏出帝年号，公元 532 年 - 534 年）年间，他的外甥高敖曹显贵，上奏请求追赠他为持节、抚军将军、瀛州刺史。
张元宾的儿子张辨，天平年间，担任司徒行参军（司徒府属官）。
高聪，字僧智，本是渤海郡蓚县（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一带）人。曾祖父高轨，跟随慕容德（南燕献武帝）迁徙到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一带），于是定居在北海郡剧县（今山东省寿光市一带）。父亲高法昂，是刘骏（南朝宋孝武帝）车骑将军王玄谟的外甥。高法昂年少时跟随王玄谟征战，凭借军功升任员外郎。早年去世。
高聪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由祖母王氏抚养长大。北魏大军攻克东阳（今山东省青州市一带）后，高聪被迁徙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与蒋少游一起成为云中兵户（北魏军户的一种，隶属于云中镇），生活困顿到了极点。族祖父高允把他当作孙子看待，给予他很多周济。高聪广泛涉猎经史典籍，颇有文才，高允很赞赏他，多次在朝廷上称赞他的美德，对朝廷说：“青州的蒋少游和我的堂孙高僧智，虽然孤苦弱小，但都有文学才情。” 因此高聪与蒋少游一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过了十年，转任侍郎，以本官身份担任高阳王元雍的属官，逐渐得到高祖的赏识。
太和十七年，高聪兼任员外散骑常侍，出使萧昭业（南朝齐废帝）的南齐。高祖定都洛阳后，追诏高聪等人说：“之前在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一带）敕令你们，随后你们抵达瀍水、洛水一带（洛阳周边地区），巡视旧日的基业，心中必然有所感慨，本来打算先营建洛阳，然后再进行征伐。况且萧赜（南朝齐武帝）刚刚去世，使者往来是以往的惯例，趁他国国丧之机兴兵讨伐，是君子所不齿的行为。因此停止先前的计划，等待远期再相会合，暂且让六军休整，在三川地区（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定居，将要在成周（洛阳的古称）奠定基业，永久拓展皇家的疆域。如今重新撰写玺书，代替之前的诏令，之前所敕令授予的官职，可根据情况适当调整，希望你们好好完成使命，不要违背我的旨意。” 高聪出使返回后，升任通直散骑常侍、兼太府少卿（太府寺副长官，掌管国家财政收支），后转任兼太子左率（太子属官，掌管太子东宫的警卫事务）。
高聪略微学习过骑马射箭，于是就以将帅之才自许。高祖一心想要向南讨伐南齐，专门向王肃咨询军事事务。高聪托付王肃，希望能以副将的身份为国效力，王肃把他的请求告诉了高祖。因此高祖任命高聪为假辅国将军，统领两千士兵，与刘藻、傅永、成道益、任莫问一起接受王肃的调度，共同援助涡阳（今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一带）。但高聪性情急躁怯懦，缺乏威严庄重的气质，所到之处放纵士兵奸淫掳掠，行为无礼，等到与叛军交战时，望风而逃，战败溃退。他与刘藻等人一同被囚禁在悬瓠（今河南省汝南县一带），高祖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将他们流放到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一带）成为平民。高聪行至瀛州时，恰逢刺史王质捕获一只白兔，准备献给朝廷，托付高聪撰写上表。高祖看到上表后，回头对王肃说：“在下面的地方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才，而让我不知道呢？” 王肃说：“近来高聪被流放到北方，这篇上表或许是他撰写的。” 高祖醒悟过来说：“一定是这样，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才呢？”
世宗初年，高聪偷偷返回京城。六辅（北魏世宗初年辅佐朝政的六位大臣）被废黜，是高聪的计谋。世宗亲政后，任命高聪为给事黄门侍郎，加授辅国将军。后升任散骑常侍，仍然担任黄门侍郎。世宗前往邺城，返回时经过河内郡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一带）境内，亲自射箭，射程达到一里五十多步（古代一步约为六尺）。侍中高显等人上奏说：“我们看到陛下亲自拉弓射箭，在原野上射向远方，弓弦响动，羽箭飞驰，箭头所及之处，达到三百五十多步。我们认为陛下的圣明威武是上天赋予的，高超的射箭技艺是与生俱来的；巧妙地契合《驺虞》（《诗经》中的篇目，描述古代帝王田猎的礼仪）的礼仪节度，精妙地展现了矍圃（古代帝王射猎的场所）的射猎仪规。威严的气势层层叠叠，使猛虎犀牛都感到畏惧；勇猛的气概所到之处，使强大的敌人都心惊胆战，足以整肃天下，震慑八方。这样的盛事和奇迹，应当加以表述记载，请求在射猎的场所刻石立碑，永久彰显陛下的圣明技艺。” 皇帝下诏说：“这只是射箭这样的小技艺，不足以昭示后代，但身边的侍从大臣却认为应当如此，我又怎么能有不同意见呢，就按照你们的请求去做吧。” 于是在射猎的地方刻下铭文，由高聪撰写碑文。
赵修受到皇帝的宠幸，高聪极力与他结为朋党，依附于他。等到朝廷下诏追赠赵修的父亲时，高聪为其撰写碑文，并且与赵修一同乘车出入，观看碑石的镌刻。高聪每次见到赵修，都恭敬地迎送，礼节周全。高聪还为赵修撰写奏章，陈述当时适宜施行的政策，教导他自我保全的方法，因此两人关系更加亲密狎昵。赵修死后，甄琛、李凭都被罢黜，高聪也深感忧虑不安。但高聪先前因为与高肇有远房宗族的情谊，刻意侍奉高肇，最终得以幸免，这都是高肇的力量。赵修掌权时，高聪极力攀附侍奉他，等到赵修死后，高聪说起他来必定加以诋毁。茹皓受到皇帝宠爱时，高聪又去谄媚依附，每当茹皓召唤他，他都欣然前往，与茹皓谈笑风生、相互抚慰，公私方面的托付依赖，无所不至。高聪常常称赞茹皓才华出众、见识明敏，不是赵修所能比拟的。于是通过茹皓上奏请求将青州镇下的治中公廨（治中，州府属官；公廨，官府办公的房屋）赐给他作为私人住宅；又请求赐予几十顷水田，都得到了批准。等到茹皓被处死时，高聪却认为他死得太晚了。他在情义方面的淡薄，大致都是这样。
侍中高显外出担任护军将军（掌管宫廷警卫的官员），高聪转任兼任他的职位，当时高显兄弟怀疑高聪从中挑拨离间而谋求这个职位。高聪兼任这一职位一百多天，出入朝廷机要部门，认为自己很快就能正式担任这一官职，没有长远的谋划。他凭借权贵的势力，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收受贿赂的名声，远近闻名。中尉崔亮知道高肇对高聪略有不满，于是当面陈述高聪的罪行，世宗于是将高聪调出京城，担任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带）。高聪善于把握进退时机，知道高肇嫌弃他，就恭敬地侍奉高肇，高肇于是像以前一样对待他。高聪在并州任职几年，大多不遵守法令，又与太原太守王椿产生矛盾，两次被大使、御史弹劾上奏，但高肇每次都因为宗族和私人的关系出面援助，事情才得以搁置拖延。世宗末年，高聪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平北将军。
肃宗即位后，因为高聪一向依附高肇，将他调出京城担任幽州刺史（幽州，今北京市一带），将军名号仍然保留。不久后，因为他是高肇的同党，与王世义、高绰、李宪、崔楷、兰氛之等人被中尉元匡弹劾，灵太后（北魏肃宗的母亲胡氏）特意将他们全部赦免。高聪于是被罢官在家，断绝与外界的交往，只是经营园圃种植瓜果，以声色自娱。过了很久，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加授安北将军。高聪心中希望能担任中书令，然后再出任青州刺史，但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正光元年夏天，高聪去世，时年六十九岁。灵太后听说他生病，派主书（掌管文书的官员）前去慰问，高聪对着使者抽噎痛哭。等到听说他去世的消息，灵太后叹息哀悼了很久，说：“我既然没有福气，又失去了一位大臣。况且他曾经与我父亲一同南征，在军旅中同甘共苦，实在令人感念。” 于是赐予他布帛三百匹、冰一车。追赠他为抚军将军、青州刺史，谥号为 “献”。高聪有十几个歌妓，无论她们有没有儿子，都登记为妾，以取悦自己。等到他生病时，不想让别人得到这些歌妓，就命令她们都烧断手指、吞下木炭，出家为尼。高聪所撰写的文章有二十卷，另外还有文集流传于世。
高聪的长子高长云，字彦鸿。最初担任秘书郎、太尉主簿，逐渐升任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建义（北魏孝庄帝年号，公元 528 年）初年，在河阴之变（尔朱荣发动的宫廷政变）中遇害。追赠他为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兖州，今山东省济宁市一带）。
高长云的弟弟高叔山，字彦甫。曾任司徒行参军，逐渐升任宁朔将军、越骑校尉（掌管骑兵部队的官员）。去世后，追赠太常少卿。
史臣说：甄琛凭借学问和文书才能，早年就树立了名声，受到三朝皇帝的礼遇，最终获得崇高重要的职位。高聪的才华得到赏识，名声和地位都很显赫。然而他们却沿着不同的道路奔向同一个目标，都经历了危险倾覆的境地，实在可惜啊！
甄琛，字思伯，是中山郡毋极县（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人，汉朝太保甄邯的后代。父亲甄凝，曾任州主簿（州府属官，掌管文书簿籍）。甄琛年少时聪慧机敏，在家中与兄弟嬉戏游玩，并不以礼法约束自己。他广泛学习经史典籍，擅长文书写作，但身材矮小丑陋，缺乏风雅的仪表风度。后来被举荐为秀才（古代科举考试科目之一，选拔优秀人才）。他进入京城多年，常常因下棋荒废时日，甚至通宵达旦不停歇。手下的奴仆常常被他命令手持蜡烛照明，有时奴仆困倦打瞌睡，就会遭到严厉的杖打，这样的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奴仆后来实在无法忍受痛苦，就对甄琛说：“公子辞别父母，到京城谋求官职。如果是为了读书而让我持烛照明，我不敢推辞罪责，但现在却是因为下棋，日夜不停，这难道是你来京城的本意吗？却因此对我施加杖罚，这不也是不合情理的吗！” 甄琛听后幡然醒悟，心生惭愧与感激，于是就向许睿、李彪借书研习，学识和见闻也因此更加渊博。
太和（北魏孝文帝年号，公元 477 年 - 499 年）初年，甄琛被任命为中书博士（掌管经学传授的官员），后升任谏议大夫（负责规谏君主、议论朝政的官员），时常向朝廷上书陈奏政事，也得到了高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赏识。后来转任通直散骑侍郎（皇帝近臣，掌管侍从规谏、传达诏令），出任本州征北府长史（征北将军府属官，辅佐将军处理府中事务），之后又担任本州阳平王拓跋颐卫军府长史（卫军将军府属官）。世宗（北魏宣武帝元恪）即位后，任命甄琛为中散大夫（闲散官员，无实际执掌）、兼御史中尉（负责监察百官的官员），后转任通直散骑常侍（皇帝近臣，地位高于通直散骑侍郎），仍然兼任御史中尉。甄琛上奏章说：
君王的道义如同天地般广阔，施行的恩惠堪比造化之功，拯救时世、扶助万物，如同百姓的父母。因此，当年成不好、谷物歉收时，君王要为百姓祈祷祭祀。天地所赐予的恩惠，天子应顺应接纳；山川蕴藏的利益，天子应让百姓共享。如果对百姓有利，即使损害自身也毫不吝惜；如果有所积聚，也只是为了救济抚恤百姓。因此《月令》中说：山林湖泽之中，有能获取蔬菜、禽兽作为食物的人，都由野虞（掌管山泽的官员）教导他们获取的方法；那些相互侵占掠夺的人，要予以严惩，绝不赦免。这表明君王是引导百姓而非禁止他们获取利益，是让百姓互通有无、相互接济。《周礼》中虽然有关于山川湖泽的禁令，但其目的正是为了防止资源被过度开采耗尽，务必让百姓按时节获取。这就是所说的，虽然由官府负责守护，但归根结底是为百姓守护这些资源。况且一家之长，会将恩惠施予子孙；一代君王，应将恩泽遍及天下；都是为了厚待所养育的子民，从而使国家变得富足。没有身居父母般尊贵地位，却吝啬醋酱之类小物的；也没有拥有万物之富，却贪图一件小东西的。如今，上天为百姓生出食盐，国家为百姓守护着盐池，即便获得盐利，也如同只让嘴巴富足而不让四肢受益一样（意为盐利应惠及百姓，而非国家独吞）。况且天下的夫妇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粟米和布帛。四海之内的财富，都用来供奉君王一人；军队和国家的物资，都取自百姓。天子又何必担心贫穷，而执意禁止百姓开采一处盐池呢？
古代的君王，世代拥有百姓，有的教百姓利用水火方便生活，有的教百姓建造房屋居住，有的教导百姓耕种以消除饥饿，有的教导百姓纺织以抵御寒冷。因此《诗经・大雅》中说 “教导他们，养育他们，让他们有饮有食”，都是为了安抚、引导、养育百姓，为他们谋求利益。我天性愚钝，不明事理，见识也不够深远，每当看到上古君王爱民的事迹，时常阅读中古时期横征暴敛的记载，没有不赞叹上古君王胸怀远大，惋惜中古时期做法狭隘的。如今伪朝（指南朝）的弊端沿袭不断，仍然推崇关卡和集市的税收；我大魏王朝胸襟恢弘博大，只接受百姓缴纳的谷米和布帛。这使得远方听闻此事的人，无不歌颂君王的恩德。从前古公亶父（周族先祖）因舍弃珍宝而赢得百姓拥护，《诗经・魏风・硕鼠》中记载的统治者因聚敛财物而失去民众。君王的道义，本应高尚；大魏简化赋税的做法，恩惠实在深远。古语说，官府收支吝啬，是官吏的福气；施行恩惠困难，是君王的祸患。府库中储存的财物，尚且会因不施予百姓而造成灾祸；更何况是府库之外的利益，怎么能对百姓吝啬呢？况且善于储藏财富的人，是将财富藏在百姓手中；不善于储藏财富的人，才将财富藏在府库之中。把财富藏在百姓手中，百姓欢喜而君王富足；把财富藏在府库之中，国家招致怨恨而百姓贫穷。国家有怨恨，说明教化存在缺陷；百姓贫穷，君王也就没有了获取财富的来源。希望朝廷废除这盐池的禁令，让恩惠广泛传播到远方，依照《周礼》设置川衡（掌管川泽的官员）的制度，只让他们负责监督和引导百姓开采即可。
皇帝下诏说：“百姓的利益就在于此，你所陈述的意见十分深刻。将此事交付八座（古代朝中八大高级官员的合称，通常指尚书令、尚书仆射及六部尚书）商议是否可行，然后上报。”
司徒（三公之一，掌管国家教化）、录尚书事（总领尚书省事务）、彭城王拓跋勰，兼尚书邢峦等人上奏说：“甄琛所列举的观点，言辞丰富，首尾完备，或许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但恐怕只是空谈时道理高深，实际施行起来却存在欠缺，因此我们犹豫不决，认为不能按照他的建议执行。我们私下认为，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明白治理的正确途径、领悟深远道理的，等到救世治国时，能够根据时势调整政策。想要让富足不过度盈余，节俭不至于匮乏，劳役和养育的调度平衡得当，取之有度，足以保障百姓的生计。如果不这样做，哪里还用得着君王呢？如果任由百姓随意生产，像禽兽一样随意获取食物，那就如同把万物都当作没有归属的刍狗（古代祭祀用的草狗，祭祀后即丢弃），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了。自从大道消亡之后，恩惠便产生了，下属供奉上级，上级施予下属，尊卑之间和睦相处。然而恩惠相互交结之后，谋求拯救百姓的方法就变得广泛，常常担心财物不能满足国家需求，恩泽不能深厚地惠及百姓。因此想方设法了解百姓的情况，制定法令来实现治国的志向。以至于从山川获取物资，减轻百姓的赋税；在关卡和集市设立税收，补充十分之一的储备。收取这里的财物，给予那里的需求，并非为了利己；将那里的资源转移到这里，也不是为了自身。这正是所说的汇集天地间的产物，恩惠天地间的百姓，借助造物的财富，救济造物所养育的贫穷之人。收取商人的赋税来供给军队作战，向士农工商四民征税来供养军队和国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各有其正当的道理。禁止百姓开采这盐池，并非专门供皇宫使用；征收这些布帛，难道是为了后宫的物资需求？既然这些利益本身不在于君王自己，君王和百姓的道理是一致的，就如同积累财富然后分散给百姓，又有什么可吝啬的呢？况且税收的本意，是在有需要的时候获取，原本是希望救济百姓，并非为了积聚财富、收藏货物。如果不是这样，古代的君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此后世的治国谋划，没有谁改变过这一原则。所以先朝经过商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赋税轻重，有见识的人，也曾质疑过恢复盐禁的做法。
然而自从恢复盐禁以来，主管官员大多懈怠，在执行过程中，行事不符合法令规定，于是导致百姓抱怨叹息，商贩私下议论。这是执行的人没有恰当的方法，并非设立这一制度的人有错误。以至于朝廷中有见识的人，听任商贩私下经营盐池，如今如果废除盐禁，恐怕会违背先前的旨意。政策一会儿实行一会儿更改，法令就如同下棋一样随意变动，参考议论其中的道理要害，应当依照先前的制度执行。” 皇帝下诏说：“对盐池征收赋税，是自古以来通行的制度，然而设立制度来便利百姓，各个时代或许有所不同，如果能够使百姓富足、促进教化，只要符合道理就可以施行。甄琛的奏章，确实可以说是有助于辅助治理国家，可依照他之前的建议执行，使官府和百姓都能受益，盐池的利益不被阻塞。尚书省要严格制定禁止豪强地主垄断盐利的制度。”
皇帝下诏让甄琛参与八座议事。不久后甄琛正式担任御史中尉，仍然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后来升任侍中（皇帝近臣，掌管侍从、规谏、出纳诏令），兼任御史中尉。甄琛处事畏惧避忌，不能纠察弹劾王公贵族及世家子弟，凡是他弹劾惩治的，大多是职位低下的官吏。当时赵修受到皇帝的极度宠爱，甄琛极力攀附侍奉他。甄琛的父亲甄凝担任中散大夫，弟弟甄僧林担任本州别驾（州府属官，辅佐刺史处理政务），都是通过赵修的关系得以晋升。等到赵修的奸诈行径暴露，第二天就要被逮捕拷问，甄琛这才上奏揭发他的罪行。等到监督处决赵修的鞭刑时，甄琛还面露怜悯之色。但他却对别人说：“赵修这个小人，脊背就像土牛一样坚硬，特别耐得住鞭杖抽打。” 有见识的人因此指责他。赵修死后的第二天，甄琛与黄门郎（皇帝近臣，掌管宫廷事务）李凭因为结党营私被召到尚书省，兼尚书元英、邢峦彻底追查他们依附赵修的情状。甄琛曾经被授予官职，各位宾客都来聚集祝贺，邢峦却来得很晚，甄琛对邢峦说：“你从哪里闲逛过来，今晚才肯露面？” 虽然是玩笑话，但邢峦却变了脸色，心怀怨恨。到了这个时候，邢峦便极力追查甄琛的罪行。司徒公、录尚书事、北海王拓跋详等人上奏说：“臣等听说，结党营私是祸患，自古以来就令人痛恨；这是朝政所禁忌的，即使是受到宠信的人也必须诛杀，这都是为了维护天下的最大公正，保障国家的基业长久稳固。陛下继承先帝的光辉，洞察幽深隐蔽的奸邪之事，果断断绝与亲近奸佞之臣的关系，使法令制度焕然一新，国家大政更加光明，宏伟的谋划得以长久安定。我们谨慎核查：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身居执法之位，职责在于纠察揭发奸邪，对于伤风败俗、言行不端之人，尚且应当弹劾纠察，更何况赵修奢侈暴虐，名声传遍朝廷内外，侵害公家利益、谋取私利，朝廷和民间都对他切齿痛恨。而甄琛却从未上奏揭发，反而与他相互往来，紧密勾结，结为朋党，朝廷内外相互呼应，对他大加赞誉。使得一个平民的父亲，越级登上正四品的官职；一个七品官的弟弟，越级晋升三级俸禄。这破坏了先皇的选拔制度，玷污了圣明的官员任用之道。甄琛又与武卫将军、黄门郎李凭相互勾结、表里为奸，李凭的哥哥不合理地获得封爵，甄琛明知此事却不揭发。等到赵修的罪行暴露，他才上奏弹劾。赵修活着的时候，甄琛依附他的权势；赵修死后，他就落井下石，窃取上天的功劳当作自己的功劳，对上欺骗朝廷，对下蒙蔽百官，他的卑鄙狡诈，到了极点！不诚实、不忠诚，实在应当被贬黜。我们谨慎依照法律判处他徒刑，请求罢免他的官职。他的父亲担任中散大夫，实在是越级任用，即使是皇族帝王的子孙，也没有这样的先例，既然是不按常规得到的官职，请求下令剥夺。李凭依附赵修，既是亲戚又相互依仗，交往的方式不符合常规，有时早晚都去依附赵修，有时在吉凶之事上相互往来；甚至亲自拜见赵修的父母，让自己的妻子拜见赵修的子女，每当有家事，必定先向赵修请托。他们玷污了皇家的风气，败坏了纯正的教化，这样的人如果不加以纠察，将用什么来整顿阿谀奉承之风，勉励忠诚正直之人！请求罢免李凭所担任的官职，以整肃风气法度。” 奏章得到批准。甄琛于是被免职返回故乡，他身边相关的官员被处死或贬黜的有三十多人。
起初，甄琛因为父母年老，常常请求解除官职回家奉养，所以高祖任命他为本州长史。等到他显贵之后，就不再请求回乡，直到这时才返回故乡供养父母。几年后，他遭遇母亲去世的丧事。他的母亲是钜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一带）曹氏，生性孝顺，她的娘家距离自己家超过一百里，每当得到鱼、肉、蔬菜、水果等珍贵鲜美的食物，必定让仆人赶紧送到娘家供奉母亲，自己之后才敢食用。甄琛为母亲服丧还未期满，父亲又去世了。甄琛在墓地之内，亲手种植松柏，在隆冬时节，亲自背土挖地。同乡的老人怜悯他，都来帮忙出力。十多年后，坟墓建成，树木也长得茂盛起来。他与弟弟甄僧林发誓要终身同居不分家。甄琛专心经营产业，亲自耕种田园，时常带着鹰犬打猎游乐自娱。朝廷有重大事务时，他仍然会上奏章陈述自己的意见。
过了很久，甄琛又被任命为散骑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掌管宫廷事务，侍从皇帝）、定州大中正（负责评定州内士族品级的官员）。他深受皇帝的亲近宠爱，被托付处理门下省的日常事务，出宫参与尚书省事务，入宫侍奉在皇帝身边。甄琛在高祖时期曾兼任主客郎（负责接待外国宾客的官员），迎接送别萧赜（南朝齐武帝）派来的使者彭城人刘缵，甄琛钦佩刘缵的才能和仪表，常常赞叹不已。刘缵的儿子刘晰担任朐山戍主（朐山，今江苏省连云港市锦屏山；戍主，负责戍守一地的军官）。刘晰死后，家属迁居洛阳。他有一个女儿还未满二十岁，而甄琛已经六十多岁了，却娶了刘晰的女儿为妻。结婚那天，皇帝下诏给予厨房费用，甄琛非常高兴，世宗时常拿这件事调侃他。卢昶在朐山战败，皇帝下诏让甄琛乘坐驿车火速前往核查审理。
甄琛后来升任河南尹（负责治理京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的官员），加授平南将军（武官名号），仍然担任黄门侍郎、定州大中正。甄琛上奏章说：“《诗经》中说‘京城庄严整齐，是四方的榜样’，京城是四方的根本，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不能不治理得清明有序。因此国家在代都（今山西省大同市）时，盗贼众多，世祖太武皇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发奋图强，广泛设置主管官员和里宰（管理乡里事务的官员），都由下代（地名，今山西省大同市附近）的县令、县长以及五等散男（爵位名，属于低等爵位）中有谋略的人担任。又多设置官吏和士兵作为他们的辅助力量，对他们加以尊崇和重视，才得以禁止盗贼。如今迁都洛阳以来，天下疆域更加广阔，四方之人前来汇聚，事务比在代都时更多，五方之人杂居在一起，难以全面筛选管理，盗贼公然横行，抢劫侵害之事不断发生。这是因为各个坊市（京城中划分的居住区域）混杂无序，管理划分不够精细，主管官员懦弱无能，不能胜任监察职责的缘故。凡是让人砍伐坚硬木材的，必定要为他选择锋利的工具。如今河南郡就如同陛下天山的坚硬木材，盘根错节，混乱地生长其中。六部里尉（负责京城治安的官员）就是砍伐坚硬木材的锋利工具，不是忠贞刚正、精明强干的人，无法胜任治理职责。如今选拔的河南尹既不是像南方的金石那样坚硬优良的人才，里尉也如同用铅制的刀来割东西一样无力，想要让京城清明整肃，是不可能的。里正（管理乡里的低级官员）属于流外四品（古代官制分为流内、流外，流外官为低级官员），职位轻微，事务繁杂琐碎，担任这一职务的大多是才能低下之人，他们心怀敷衍苟且之意，不能认真督察，因此使得盗贼得以藏匿奸邪，各种赋税的征收管理也混乱无序。边境地区的小县，管辖的百姓不过一百户，而县令、县长都由将军担任。京城的各个坊市，大的有的有一千户、五百户，其中居住的都是王公贵族、卿大夫、州郡长官，以及他们的权贵亲戚、强横狡诈的奴仆，还有他们包庇供养的奸邪之徒，这些人家高墙大院，难以擅自查问。另外还有州郡中的侠客，与王公贵族及世家子弟相互勾结，结成党羽群体，暗中进行集市抢劫，与边境小县相比，治理的难易程度完全不同。如今在难治理的京城坊市任用才能低下的人，在容易治理的边境小县却任用将军级别的官员，实在是不合情理。君王制定法令，应当根据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如同调整琴弦、改变曲调一样，这是英明君主的当务之急。先朝设立官品制度，不一定立即确定下来，施行之后观察效果，如果不合适就进行修改。如今清闲的官职尚且允许长期兼任，更何况是繁杂紧要的重要事务，怎能不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呢？请求选拔武官中八品将军以下精明强干、忠贞干练的人，让他们以原有的官职俸禄，兼任里尉的职务，各自领取相应的俸禄；才能高的人兼任六部尉，才能中等的人兼任经途尉（负责道路治安的官员），才能低下的人兼任里正。如果不这样做，请求适当提高里尉的官品，选拔下品官员中应该晋升的人，提拔他们担任这一职务。这样监督责罚就有了合适的人选，京城的治安就可以清明整肃了。” 皇帝下诏说：“里正可以晋升到勋品（流外官的最高品级），经途尉定为从九品（官品等级，分为九品，每品又分正、从），六部尉定为正九品，从现有官员中选拔合适的人担任，何必一定要用武官呢？” 甄琛又上奏请求让羽林（皇帝的禁卫军）作为流动军队，在各个坊巷巡查监督盗贼。于是京城的治安变得清静有序，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
甄琛后来转任太子少保（负责辅佐太子的官员），仍然担任黄门侍郎。大将军高肇讨伐蜀地，任命甄琛为使持节（代表皇帝行使权力的凭证）、假抚军将军（代理抚军将军），率领步兵和骑兵四万人担任前锋都督（前锋部队的统帅）。甄琛驻军在梁州獠亭（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市一带；獠亭，地名）时，恰逢世宗去世，于是率军撤回。高肇死后，因为甄琛是高肇的同党，不适合再参与朝政，就被调出京城担任营州刺史（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加授安北将军。一年多后，朝廷派光禄大夫李思穆接替他的职务，当时甄琛已经六十五岁了。他于是留在中山郡，过了很久才前往洛阳。后来被任命为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一带），仍然因为甄琛与高氏关系亲近，朝廷不想让他留在京城任职。不久后被征召任命为太常卿（掌管祭祀、礼仪、文化教育的官员），仍然以本将军的身份出任徐州刺史（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等到入宫向肃宗（北魏孝明帝元诩）辞行时，甄琛以年老为由推辞，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吏部尚书（掌管官员选拔任用的官员），将军名号仍然保留。不久后，又任命他为征北将军、定州刺史，他身着锦绣官服，在白天巡游乡里，非常满足得意。他治理政务严厉琐碎，并没有什么好的名声。崔光推辞司徒的任命时，甄琛给崔光写信，表面上相互褒贬，实际上是在依附迎合。崔光也揣摩到他的心意，回信赞美他来取悦他。后来甄琛被征召为车骑将军、特进（朝廷给予德高望重的大臣的特殊荣誉称号），又被任命为侍中。因为他年老体衰，皇帝下诏赐予他宫中的手杖，允许他在朝拜时拄着手杖出入宫廷。
正光（北魏孝明帝年号，公元 520 年 - 525 年）五年冬天，甄琛去世。皇帝下诏赐予他东园秘器（古代皇帝赏赐给重臣的丧葬用具）、朝服一套、衣服一套、钱十万、布帛七百段、蜡三百斤。追赠他为司徒公、尚书左仆射（尚书省副长官，辅佐尚书令处理政务），加授后部鼓吹（古代官员丧葬时的仪仗队）。太常寺商议给他拟定谥号为 “文穆”。吏部郎袁翻上奏说：“根据《礼记》：谥号，是对人一生品行的记录；名号，是对人功绩的表彰；车马服饰，是对人地位的彰显。因此，有伟大德行的人获得崇高的名号，有微小品行的人获得低微的名号。品行是由自己造就的，名号是由他人给予的，因此只有在人死后才能确定谥号。谥号都是根据他生前的善恶事迹来评定的，以此作为后人的劝诫；人虽然死了，但名声却能长久留存。凡是官员去世，其所属部门立即上报大鸿胪（掌管礼仪、外交事务的官员），大鸿胪转告其本郡的大中正，由大中正列举他的生平事迹和功过，再由大中正转告三公府，三公府交付太常寺的博士们评议，拟定谥号后上报朝廷。如果拟定的谥号不符合规定，博士要按照选拔官员不真实的罪名论处。如果生平事迹的记录不真实，大中正要按照博士的罪名论处。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对此事谨慎重视的，因为这是对人进行褒贬的依据。如今的生平事迹记录，都出自死者的家人，任由他们的臣子自述君主或父亲的事迹，不再有相互评判是非的情况。臣子想要宣扬君主或父亲的美名，只苦于他们的事迹不够高尚、品行不够美好，因此极力用华丽的言辞肆意夸赞，没有任何限制。看他们所写的生平事迹，死者简直可以与周公、孔子并肩，与伊尹、颜回同列；谈论拟定的谥号，即使用尽文辞、穷尽武功方面的赞誉，也没有人觉得过分。然而如今的博士与古代的博士不同，只知道依照死者家人提供的生平事迹，又先询问死者家人的意愿，臣子所请求的谥号，就直接拟定上报，完全不再斟酌取舍、商量是非。导致赐予的谥号，与普遍晋升的官阶没有区别，专门以极尽美好的词语作为谥号，不再有贬降的名号，礼官的失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查看甄司徒的生平事迹记录，其崇高的德行与圣人相媲美，宏大的名声与大贤相并列，‘文穆’这一谥号，怎么能够配得上他呢？但近来朝廷追赠谥号，按照惯例都过于厚重，像甄琛这样的人，没有不得到过高谥号的。我认为应当依照谥法‘慈惠爱民曰孝’，将他的谥号拟定为‘孝穆公’。从今以后，明确下令太常寺、司徒府，如果遇到像这样生平事迹记录言辞浮夸、没有节制的情况，都要加以斟酌裁定，不允许按照所请求的那样给予谥号。必须根据人的实际品行拟定谥号，不得过分给予优越的谥号。如果仍然沿袭先前的错误做法，就将相关人员交付司法部门治罪。” 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甄琛出殡时，肃宗亲自前往送葬，走下车登上灵车，身着吊服哭泣哀悼，并派舍人安慰他的各个儿子。甄琛生性轻率简约，喜欢嘲笑戏谑他人，因此年轻时就没有高尚的声望。但他聪明通达，有办事的才能，为官清廉。从高祖、世宗时期起，他就受到朝廷的赏识和优待，肃宗因为他有师傅般的情义，对他更加礼遇。他所撰写的文章，琐碎繁杂，没有宏大的体例，但有时也有深刻的道理，著有《磔四声》《姓族废兴》《会通缁素三论》以及《家诲》二十篇、《笃学文》一卷，在当时流传甚广。
甄琛的长子甄侃，字道正。曾任郡功曹（郡府属官，掌管文书、考核官吏），最初担任秘书郎（掌管典籍的官员）。他性情阴险刻薄，常常与盗贼抢劫之人交往勾结。他跟随甄琛在京城时，因为饮酒好色，夜晚在洛水岸边的亭舍住宿，殴打亭舍的主人，被司州（治所在洛阳）弹劾，关押在州府监狱中，甄琛因此深感惭愧愤慨。广平王拓跋怀担任司州牧（州的最高长官），与甄琛先前就不和，想要彻底追查此案。甄琛托付身边的人向朝廷上报情况，世宗派没有官职的吴仲安传旨给拓跋怀，让他宽容释放甄侃，但拓跋怀坚持要依法处置。过了很久，朝廷才下特旨将甄侃释放。甄侃从此失意消沉，在家中去世。
甄侃的弟弟甄楷，字德方。大致有一定的文学素养，颇为熟悉官府事务。太平年间，他献上《高祖颂》十二篇，文章大多没有记载下来，朝廷下优诏回复表彰他。甄琛上奏请求任命他为秘书郎。世宗去世后还未安葬，甄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人饮酒嬉戏，被免去官职。任城王拓跋澄担任司徒时，引荐他为功曹参军（司徒府属官）。后来逐渐升任尚书仪曹郎（尚书省属官，掌管礼仪制度），有称职的名声。
肃宗末年，定州刺史、广阳王元渊被征召返回朝廷。当时甄楷正在家乡为父母守丧，元渊临行前，征召甄楷兼任长史，将州府事务托付给他。不久后，恰逢鲜于修礼、毛普贤等人率领北方六镇（北魏为防御柔然设置的六个军镇）的流民在定州西北的左人城（今河北省邢台市唐山县一带）反叛，他们屠杀村庄、劫掠乡野，率军向州城逼近。州城之内，先前有燕州、恒州、云州（均为北魏北方州名）前来避难的百姓，都依靠在集市周边，搭建草屋聚集居住。鲜于修礼等人声称要收编这些人，共同举事。当时城外的叛军即将逼近，州府官员担心城内有内应，甄楷看到百姓人心惶惶，忧虑会发生变故，于是逮捕州城中强横勇猛的人全部杀掉，以此威慑城外的叛军，稳固城内百姓的人心。等到刺史元冏、大都督杨津等人率军赶到，甄楷才返回家中。后来鲜于修礼等人怨恨甄楷屠杀北方流民，于是挖掘了他父亲的坟墓，抬着棺材在州城周边巡游，以示报复。
孝庄帝（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时期，甄楷被征召为中书侍郎（中书省属官，掌管诏令起草）。尔朱荣死后，孝庄帝认为甄楷能够率领乡中义兵，任命他代理常山太守（代理常山郡的最高长官），赐予绢二百匹。出帝（北魏出帝元修）初年，甄楷被任命为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的一种，为荣誉称号），后升任卫将军、右光禄大夫。齐文襄王（高澄）任命他为仪同府谘议参军（仪同三司府属官，负责参谋议事）。天平（东魏孝静帝年号，公元 534 年 - 537 年）四年，甄楷去世，时年四十六岁。追赠他为骠骑将军、秘书监（掌管典籍的最高官员）、沧州刺史（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一带）。
甄楷的弟弟甄宽，字仁规。从员外散骑侍郎（散骑侍郎的一种，为闲散官员）、本州别驾逐渐升任太尉从事中郎（太尉府属官）、治书侍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的官员）。武定（东魏孝静帝年号，公元 543 年 - 550 年）初年，他以生病为由辞职还乡，在家中去世。
甄僧林，在故乡去世。
甄琛的堂弟甄密，字叔雍。他清廉谨慎，没有过多的嗜好欲望，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太和年间，担任奉朝请（闲散官员，有参加朝会的资格）。甄密痛恨世俗之人贪图名利、追逐荣华富贵，曾撰写《风赋》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后来他参与中山王元英的军事事务。元英在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一带）战败撤退时，同乡苏良被叛军俘获，甄密拿出全部私人财产将他赎回。苏良返回后，拿出全部家产报答甄密，甄密一概不接受，对苏良说：“当初救助你的时候，本来就没有贪图财物的想法，难道是为了得到报答才赎回你吗？”
甄密历任太尉铠曹（太尉府属官，掌管兵器铠甲），后升任国子博士（国子学中传授经学的官员）。肃宗末年，担任通直散骑常侍、冠军将军（武官名号）。当时叛军首领葛荣侵扰黄河以北地区，裴衍、源子邕战败阵亡，人心惶惶，朝廷下诏任命甄密为相州行台（代表朝廷在相州行使权力的官员），率军援助守卫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一带）。庄帝因为甄密保全邺城的功劳，赏赐他安市县开国子（爵位名，属于子爵，有固定食邑）的爵位，食邑三百户。后来升任平东将军、光禄大夫，兼任廷尉少卿（廷尉的副长官，掌管司法审判），不久后转任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孝静帝初年，担任车骑将军、廷尉卿，在任期间有公正平直的赞誉。后来出任北徐州刺史（北徐州，今山东省临沂市一带），将军名号仍然保留。兴和（东魏孝静帝年号，公元 539 年 - 542 年）四年，甄密去世。追赠他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古代高级官职，享受与三公同等的礼仪待遇）、瀛州刺史（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一带），谥号为 “靖”。
甄密的长子甄俭，字元恭。官至前将军、太中大夫（闲散官员，为荣誉称号）。去世。
甄俭的弟弟甄颐，有才华学识，也早早去世。
与甄琛同郡的张纂，字伯业。祖父张珍，字文表，曾任慕容宝（后燕惠愍帝）的度支尚书（掌管国家财政收支的官员）。太祖（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山郡后，张珍归附北魏。世祖时期，被任命为中书侍郎。真君（北魏太武帝年号，公元 440 年 - 451 年）元年，担任关右慰劳大使（负责安抚慰问关右地区的官员）。二年，被任命为使持节、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去世后，追赠征东将军、燕州刺史（燕州，今北京市昌平区一带），谥号为 “穆”。张纂广泛涉猎经史典籍，素有高尚的志向气节，结交的都是当时的杰出人士。太和年间，他最初担任奉朝请，逐渐升任伏波将军、任城王拓跋澄镇北府骑兵参军，兼任魏昌县令（魏昌县，今河北省定州市一带），官吏和百姓都安居乐业。后来担任北中府司马（北中府属官），过了很久，被任命为乐陵太守（乐陵郡，今山东省乐陵市一带）。他在郡中任职时收受贿赂很多，听说御史前来巡查，就丢弃郡府逃走了，于是被削除官籍，不久后去世。天平初年，追赠他为使持节、都督冀定二州诸军事（负责统领冀州、定州军事事务的官员）、骠骑将军、定州刺史。
张纂的叔父张感，字崇仁。有才能和功业，不接受州郡的征召任命。
张感的儿子张宣轨，年少时父亲去世，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历任郡功曹、州主簿。延昌（北魏宣武帝年号，公元 512 年 - 515 年）年间，最初担任奉朝请、冀州征东府长流参军（征东将军府属官），后转任相州中军府录事参军（中军将军府属官，掌管文书）、定州别驾。后来被任命为镇远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出任相州抚军府司马（抚军将军府属官）。张宣轨性情通达直率，轻视财物，喜好施舍。恰逢葛荣率军围攻相州城，他与刺史李神坚守城池，立下功劳。永安（北魏孝庄帝年号，公元 528 年 - 530 年）年间，因为功劳被赐予中山公的爵位。中兴（北魏安定王元朗年号，公元 531 年 - 532 年）初年，因事获罪在邺城被处死。
张宣轨的儿子张子瑜。
张纂的堂弟张元宾，太和十六年，最初担任奉朝请，后升任员外郎、给事中（皇帝近臣，负责侍从、应对）。正光年间，被任命为中坚将军、射声校尉（掌管射箭部队的官员）。永安三年去世。永熙（北魏出帝年号，公元 532 年 - 534 年）年间，他的外甥高敖曹显贵，上奏请求追赠他为持节、抚军将军、瀛州刺史。
张元宾的儿子张辨，天平年间，担任司徒行参军（司徒府属官）。
高聪，字僧智，本是渤海郡蓚县（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一带）人。曾祖父高轨，跟随慕容德（南燕献武帝）迁徙到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一带），于是定居在北海郡剧县（今山东省寿光市一带）。父亲高法昂，是刘骏（南朝宋孝武帝）车骑将军王玄谟的外甥。高法昂年少时跟随王玄谟征战，凭借军功升任员外郎。早年去世。
高聪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由祖母王氏抚养长大。北魏大军攻克东阳（今山东省青州市一带）后，高聪被迁徙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与蒋少游一起成为云中兵户（北魏军户的一种，隶属于云中镇），生活困顿到了极点。族祖父高允把他当作孙子看待，给予他很多周济。高聪广泛涉猎经史典籍，颇有文才，高允很赞赏他，多次在朝廷上称赞他的美德，对朝廷说：“青州的蒋少游和我的堂孙高僧智，虽然孤苦弱小，但都有文学才情。” 因此高聪与蒋少游一同被任命为中书博士。过了十年，转任侍郎，以本官身份担任高阳王元雍的属官，逐渐得到高祖的赏识。
太和十七年，高聪兼任员外散骑常侍，出使萧昭业（南朝齐废帝）的南齐。高祖定都洛阳后，追诏高聪等人说：“之前在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一带）敕令你们，随后你们抵达瀍水、洛水一带（洛阳周边地区），巡视旧日的基业，心中必然有所感慨，本来打算先营建洛阳，然后再进行征伐。况且萧赜（南朝齐武帝）刚刚去世，使者往来是以往的惯例，趁他国国丧之机兴兵讨伐，是君子所不齿的行为。因此停止先前的计划，等待远期再相会合，暂且让六军休整，在三川地区（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定居，将要在成周（洛阳的古称）奠定基业，永久拓展皇家的疆域。如今重新撰写玺书，代替之前的诏令，之前所敕令授予的官职，可根据情况适当调整，希望你们好好完成使命，不要违背我的旨意。” 高聪出使返回后，升任通直散骑常侍、兼太府少卿（太府寺副长官，掌管国家财政收支），后转任兼太子左率（太子属官，掌管太子东宫的警卫事务）。
高聪略微学习过骑马射箭，于是就以将帅之才自许。高祖一心想要向南讨伐南齐，专门向王肃咨询军事事务。高聪托付王肃，希望能以副将的身份为国效力，王肃把他的请求告诉了高祖。因此高祖任命高聪为假辅国将军，统领两千士兵，与刘藻、傅永、成道益、任莫问一起接受王肃的调度，共同援助涡阳（今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一带）。但高聪性情急躁怯懦，缺乏威严庄重的气质，所到之处放纵士兵奸淫掳掠，行为无礼，等到与叛军交战时，望风而逃，战败溃退。他与刘藻等人一同被囚禁在悬瓠（今河南省汝南县一带），高祖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将他们流放到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一带）成为平民。高聪行至瀛州时，恰逢刺史王质捕获一只白兔，准备献给朝廷，托付高聪撰写上表。高祖看到上表后，回头对王肃说：“在下面的地方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才，而让我不知道呢？” 王肃说：“近来高聪被流放到北方，这篇上表或许是他撰写的。” 高祖醒悟过来说：“一定是这样，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才呢？”
世宗初年，高聪偷偷返回京城。六辅（北魏世宗初年辅佐朝政的六位大臣）被废黜，是高聪的计谋。世宗亲政后，任命高聪为给事黄门侍郎，加授辅国将军。后升任散骑常侍，仍然担任黄门侍郎。世宗前往邺城，返回时经过河内郡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一带）境内，亲自射箭，射程达到一里五十多步（古代一步约为六尺）。侍中高显等人上奏说：“我们看到陛下亲自拉弓射箭，在原野上射向远方，弓弦响动，羽箭飞驰，箭头所及之处，达到三百五十多步。我们认为陛下的圣明威武是上天赋予的，高超的射箭技艺是与生俱来的；巧妙地契合《驺虞》（《诗经》中的篇目，描述古代帝王田猎的礼仪）的礼仪节度，精妙地展现了矍圃（古代帝王射猎的场所）的射猎仪规。威严的气势层层叠叠，使猛虎犀牛都感到畏惧；勇猛的气概所到之处，使强大的敌人都心惊胆战，足以整肃天下，震慑八方。这样的盛事和奇迹，应当加以表述记载，请求在射猎的场所刻石立碑，永久彰显陛下的圣明技艺。” 皇帝下诏说：“这只是射箭这样的小技艺，不足以昭示后代，但身边的侍从大臣却认为应当如此，我又怎么能有不同意见呢，就按照你们的请求去做吧。” 于是在射猎的地方刻下铭文，由高聪撰写碑文。
赵修受到皇帝的宠幸，高聪极力与他结为朋党，依附于他。等到朝廷下诏追赠赵修的父亲时，高聪为其撰写碑文，并且与赵修一同乘车出入，观看碑石的镌刻。高聪每次见到赵修，都恭敬地迎送，礼节周全。高聪还为赵修撰写奏章，陈述当时适宜施行的政策，教导他自我保全的方法，因此两人关系更加亲密狎昵。赵修死后，甄琛、李凭都被罢黜，高聪也深感忧虑不安。但高聪先前因为与高肇有远房宗族的情谊，刻意侍奉高肇，最终得以幸免，这都是高肇的力量。赵修掌权时，高聪极力攀附侍奉他，等到赵修死后，高聪说起他来必定加以诋毁。茹皓受到皇帝宠爱时，高聪又去谄媚依附，每当茹皓召唤他，他都欣然前往，与茹皓谈笑风生、相互抚慰，公私方面的托付依赖，无所不至。高聪常常称赞茹皓才华出众、见识明敏，不是赵修所能比拟的。于是通过茹皓上奏请求将青州镇下的治中公廨（治中，州府属官；公廨，官府办公的房屋）赐给他作为私人住宅；又请求赐予几十顷水田，都得到了批准。等到茹皓被处死时，高聪却认为他死得太晚了。他在情义方面的淡薄，大致都是这样。
侍中高显外出担任护军将军（掌管宫廷警卫的官员），高聪转任兼任他的职位，当时高显兄弟怀疑高聪从中挑拨离间而谋求这个职位。高聪兼任这一职位一百多天，出入朝廷机要部门，认为自己很快就能正式担任这一官职，没有长远的谋划。他凭借权贵的势力，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收受贿赂的名声，远近闻名。中尉崔亮知道高肇对高聪略有不满，于是当面陈述高聪的罪行，世宗于是将高聪调出京城，担任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带）。高聪善于把握进退时机，知道高肇嫌弃他，就恭敬地侍奉高肇，高肇于是像以前一样对待他。高聪在并州任职几年，大多不遵守法令，又与太原太守王椿产生矛盾，两次被大使、御史弹劾上奏，但高肇每次都因为宗族和私人的关系出面援助，事情才得以搁置拖延。世宗末年，高聪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平北将军。
肃宗即位后，因为高聪一向依附高肇，将他调出京城担任幽州刺史（幽州，今北京市一带），将军名号仍然保留。不久后，因为他是高肇的同党，与王世义、高绰、李宪、崔楷、兰氛之等人被中尉元匡弹劾，灵太后（北魏肃宗的母亲胡氏）特意将他们全部赦免。高聪于是被罢官在家，断绝与外界的交往，只是经营园圃种植瓜果，以声色自娱。过了很久，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加授安北将军。高聪心中希望能担任中书令，然后再出任青州刺史，但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正光元年夏天，高聪去世，时年六十九岁。灵太后听说他生病，派主书（掌管文书的官员）前去慰问，高聪对着使者抽噎痛哭。等到听说他去世的消息，灵太后叹息哀悼了很久，说：“我既然没有福气，又失去了一位大臣。况且他曾经与我父亲一同南征，在军旅中同甘共苦，实在令人感念。” 于是赐予他布帛三百匹、冰一车。追赠他为抚军将军、青州刺史，谥号为 “献”。高聪有十几个歌妓，无论她们有没有儿子，都登记为妾，以取悦自己。等到他生病时，不想让别人得到这些歌妓，就命令她们都烧断手指、吞下木炭，出家为尼。高聪所撰写的文章有二十卷，另外还有文集流传于世。
高聪的长子高长云，字彦鸿。最初担任秘书郎、太尉主簿，逐渐升任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建义（北魏孝庄帝年号，公元 528 年）初年，在河阴之变（尔朱荣发动的宫廷政变）中遇害。追赠他为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兖州，今山东省济宁市一带）。
高长云的弟弟高叔山，字彦甫。曾任司徒行参军，逐渐升任宁朔将军、越骑校尉（掌管骑兵部队的官员）。去世后，追赠太常少卿。
史臣说：甄琛凭借学问和文书才能，早年就树立了名声，受到三朝皇帝的礼遇，最终获得崇高重要的职位。高聪的才华得到赏识，名声和地位都很显赫。然而他们却沿着不同的道路奔向同一个目标，都经历了危险倾覆的境地，实在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