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翻辛雄羊深杨机高崇
宋翻，字飞鸟，广平列人人也，吏部尚书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刚断许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请，本州治中、广平王郎中令。寻拜河阴令。
翻弟道玙，先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参军。愉反，逼道玙为官，翻与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玙后弃愉归罪京师，犹坐身死，翻、世景除名。久之，拜翻治书侍御史、洛阳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犹领治书。又迁左将军、南兗州刺史。时萧衍遣将先据荆山，规将寇窃。属寿春沦陷，贼遂乘势径趋项城。翻遣将成僧达潜军讨袭，频战破之，自是州境帖然。
孝庄时，除司徒左长史、抚军将军、河南尹。初，翻为河阴令，顺阳公主家奴为劫，摄而不送，翻将兵围主宅，执主婿冯穆，步驱向县。时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县旧有大枷，时人号曰“弥尾青”。及翻为县主，吏请焚之。翻曰：“且置南墙下，以待豪家。”未几，有内监杨小驹诣县请事，辞色不逊，命取尾青以镇之。既免，入诉于世宗。世宗大怒，敕河南尹推治其罪。翻具自陈状。诏曰：“卿故违朝法，岂不欲作威以买名？”翻对：“造者非臣，买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于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小驹者耳。”于是威振京师。及为洛阳，迄于为尹，畏惮权势，更相承接，故当世之名大致灭损。永安三年，卒于位。赠侍中、卫将军、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雍州刺史，谥曰贞烈。
子思远，卒于司空从事中郎。
翻弟毓，字道和，敦笃有志行。平西将军、太中大夫。
子世轨，齐文襄王大将军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传》。
世景弟叔集，亦有学行。征东裴衍之讨葛荣也，表为员外散骑侍郎，引同戎役。及衍败，同时遇害。
叔集弟道玙，少而敏俊。世宗初，以才学被召，与秘书丞孙惠蔚典校群书，考正同异。自太学博士转京兆王愉法曹行参军。临死，作诗及挽歌词，寄之亲朋，以见怨痛。道玙又曾赠著作佐郎张始均诗，其末章云：“子深怀璧忧，余有当门病。”道玙既不免难，始均亦遇世祸，时咸怪之。无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继。
辛雄，字世宾，陇西狄道人。父暢，字幼达，大将军谘议参军、汝南乡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颇涉书史，好刑名，廉谨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于色。释褐奉朝请。父于郡遇患，雄自免归，晨夜扶抱。及父丧居忧，殆不可识，为世所称。
正始初，除给事中，十年不迁职，乃以病免。清河王怿为司空，辟户曹参军，摄田曹事。怿迁司徒，仍随授户曹参军。并当烦剧，诤讼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闲明，政事经其断割，莫不悦服。怿重之，每谓人曰：“必也无讼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显。怿迁太尉，又为记室参军。神龟中，除尚书驾部郎中，转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与羊深等八人见留，余悉罢遣，更授李琰等。
先是，御史中尉、东平王元匡复欲舆棺谏诤，尚书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诏恕死为民。雄奏理匡曰：“窃惟白衣元匡，历奉三朝，每蒙宠遇。謇谔之性，简自帝心；鹰鹯之志，形于在昔。故高祖锡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弹纠。至若茹皓升辇，匡斥宜下之言；高肇当政，匡陈擅权之表。刚毅忠款，群臣莫及；骨鲠之迹，朝野共知。当高肇之时，匡造棺致谏，主圣臣直，卒以无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于前，陛下亦宜宽之于后，况其元列由绪与罪按不同也。脱终贬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谏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违盐梅之相济。祁奚云：叔向之贤，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实可嗟惜。”未几，匡除龙骧将军、平州刺史。右仆射元钦谓左仆射萧宝夤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诸人莫出其右。”宝夤曰：“吾闻游仆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赏，何其晚哉！”
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经恩竞诉，枉直难明，遂奏曾染风闻者，不问曲直，推为狱成，悉不断理。诏令门下、尚书、廷尉议之。雄议曰：
《春秋》之义：不幸而失，宁僭不滥。僭则失罪人，滥乃害善人。今议者不忍罪奸吏，使出入纵情，令君子小人薰莸不别，岂所谓赏善罚恶，殷勤隐恤者也！仰寻周公不减流言之愆，俯惟释之不加惊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贵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厘。雄久执案牍，数见疑讼，职掌三千，愿言者六。
一曰：御史所纠，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诉，或为公使，本曹给过所有指，如不推检，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获见赃，不辨行赇主名。检无赂以置直之主，宜应洗复。三曰：经拷不引，傍无三证，比以狱案既成，因即除削。或有据令奏复者，与夺不同，未获为通例。又须定何如得为证人。若必须三人对见受财，然后成证，则于理太宽。若传闻即为证，则于理太急。令请以行赇后三人俱见，物及证状显著，准以为验。四曰：赦前断事，或引律乖错，使除复失衷，虽案成经赦，宜追从律。五曰：经赦除名之后，或邀驾诉枉，被旨重究；或诉省称冤，为奏更检。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谓不得异于常格，依前案为定。若不合拷究，已复之流，请不追夺。六曰：或受辞下检反覆，使鞫狱证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从证占而雪，则违正格；如除其名，罪滥洁士。以为罪须案成，雪以占定，若拷未毕格及要证一人未集者，不得为占定。
古人虽患察狱之不精，未闻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陈，实士师之深疑，朝夕之急务，愿垂察焉。
诏从雄议。自后每有疑议，雄与公卿驳难，事多见从，于是公能之名甚盛。
又为《禄养论》，称仲尼陈五孝，自天子至庶人无致仕之文。《礼记》：“八十，一子不从政；九十，家不从政。”郑玄注云：“复除之。”然则止复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谓。以为“宜听禄养，不约其年。”书奏，肃宗纳之。以母忧去任。卒哭，右仆射元钦奏雄起复为郎。俄兼司州别驾，加前军将军。
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萧衍遣萧综来据彭城。时遣大都督、安丰王延明督临淮王彧讨之，盘桓不进。乃诏雄副太常少卿元晦为使，给齐库刀，持节、乘驿催军，有违即令斩决。肃宗谓雄曰：“诲朕家诸子，摽以亲懿。筹策机计，仗卿取胜耳。”到军，勒令并进徐州，综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刚启为长史，肃宗以雄长于世务，惜不许之，更除司空长史。于时，诸公皆慕其名，欲屈为佐，莫能得也。
时诸方贼盛，而南寇侵境，山蛮作逆。肃宗欲亲讨，以荆州为先，诏雄为行台左丞，与前军临淮王彧东趣叶城，别将裴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进，彧师已次汝滨。北沟求救，彧以处分道别，不欲应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众已集，蛮左唐突，挠乱近畿，梁汝之间，民不安业，若不时扑灭，更为深害。王秉麾阃外，唯利是从，见可而进，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专裁。所谓臣率义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后有得失之责，要雄符下。雄以驾将亲伐，蛮夷必怀震动，乘彼离心，无往不破，遂符彧军，令速赴击。贼闻之，果自走散。
在军上疏曰：“凡人所以临坚陈而忘身，触白刃而不惮者，一则求荣名，二则贪重赏，三则畏刑罚，四则避祸难。非此数事，虽圣王不能劝其臣，慈父不能厉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赏必行，罚必信；使亲疏、贵贱、勇怯、贤愚，闻钟鼓之声，见旌旗之列，莫不奋激，竞赴敌场，岂厌久生而乐早死也？利害悬于前，欲罢不能耳。自秦陇逆节，将历数年；蛮左乱常，稍已多载。凡在戎役，数十万人，三方师众，败多胜少，迹其所由，不明赏罚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诏，赏不移时。然兵将之勋，历稔不决；亡军之卒，晏然在家。致令节士无所劝慕，庸人无所畏慑。进而击贼，死交而赏赊；退而逃散，身全而无罪。此其所以望敌奔沮，不肯进力者矣。若重发明诏，更量赏罚，则军威必张，贼难可弭。臣闻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须废也。赏罚，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敌，士之所难，欲其必死，宁可得也？臣既庸弱，忝当戎使，职司所见，辄敢上闻。惟陛下审其可否。”
会右丞阙，肃宗诏仆射、城阳王徽举人，徽遥举雄。仍除辅国将军、尚书右丞。寻转吏部郎中，迁平东将军、光禄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于安民，安民之本，莫加于礼律。礼律既设，择贤而行之，天下雍熙，无非任贤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标美；文王受命，济济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纵大圣，开复典谟，选三代之异礼，采二汉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继轨，每念聿修，官人有道，万里清谧。陛下劬劳日昃，躬亲庶政，求瘼恤民，无时暂憩，而黔首纷然，兵车不息。以臣愚见，可得而言。自神龟末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按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托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禁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箕敛盈门，囚执满道。二圣明诏，寝而不遵；画一之法，悬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将为乱。岂有余憾哉？盖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当今天下黔黎，久经寇贼，父死兄亡，子弟沦陷，流离艰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茕靡恤，财殚力尽，无以卒岁。宜及此时，早加慰抚。盖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共轻；贵游俊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后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复何忧于不治，何恤于逆徒也。窃见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则政平讼理；有非其才，则纲维荒秽。伏愿陛下暂留天心，校其利害，则臣言可验，不待终朝。昔杜畿宽惠，河东无警；苏则分粮，金城克复。略观今古，风俗迁讹，罔不任贤，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习故，不明选典，欲以静民，便恐无日。”书奏，会肃宗崩。
初，萧宝夤在雍州起逆，城人侯众德等讨逐之，多蒙爵赏。武泰中，诏雄兼尚书，为关西赏勋大使。未行之间，会尔朱荣入洛，及河阴之难，人情未安，雄潜窜不出。庄帝欲以雄为尚书，门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庄帝曰：“宁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书，加安南将军。元颢入洛也，北中郎将杨侃从驾北出，庄帝以侃为度支尚书。及乘舆反洛，复召雄上。雄面辞曰：“臣不能死事，俯眉从贼，乃是朝廷罪人，纵陛下不赐诛罚，而北来尚书勋高义重，臣宜避贤路。”庄帝曰：“卿且还本司，朕当别有处分。”遂解侃尚书。
未几，诏雄以本官兼侍中、关西慰劳大使。将发，请事五条：一言逋悬租调，宜悉不征。二言简罢非时徭役，以纾民命。三言课调之际，使丰俭有殊，令州郡量检，不得均一。四言兵起历年，死亡者众，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见存耆老，请假板职，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丧乱既久，礼仪罕习，如有闺门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门闾。仍启曰：“臣闻王者爱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与之，五曰乐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时，则成之也；省刑罚，则生之也；薄赋敛，则与之也；无多徭役，则乐之也；吏静不苛，则喜之也。伏惟陛下道迈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风而鼓俗，旌至德以调民。生之养之，正当兹日；悦近来远，亦是今时。臣既忝将命，宣扬圣泽，前件六事，谓所宜行。若不除烦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驿，虚号王人，往还有费于邮亭，皇恩无逮于民俗。谨率愚管，敢以陈闻，乞垂览许。”庄帝从之，因诏民年七十者授县，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将军，百岁从三品将军。
三年，迁镇南将军、都官尚书、行河南尹。普泰时，为镇军将军、殿中尚书，又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书、兼吏部尚书。寻除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仍尚书。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书。于时近习专恣，请托不已，雄惧其谗慝，不能确然守正，论者颇讥之。
出帝南狩，雄兼左仆射留守京师。永熙末，兼侍中。帝入关右，齐献武王至洛，于永宁寺集朝士，责让雄及尚书崔孝芬、刘钦、杨机等曰：“为臣奉主，扶危救乱。若处不谏诤，出不陪随，缓则耽宠，急便窜避，臣节安在？”诸人默然不能对。雄对曰：“当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与谋议；及乘舆西迈，若即奔随，便恐迹同佞党；留待大王，便以不从蒙责。雄等进退如此，不能自委沟壑，实为惭负。”王复责曰：“卿等备位纳言，当以身报国，不能尽忠，依附谄佞，未闻卿等谏诤一言，使国家之事忽至于此，罪欲何归也！”乃诛之，时年五十。没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贞，逃入关中。
雄从父兄纂，字伯将。学涉文史，温良雅正。初为兗州安东府主簿。与秘书丞同郡李伯尚有旧，伯尚与咸阳王禧同逆，逃窜投纂。事觉，坐免官。积十余年，除奉朝请。稍转太尉骑兵参军，每为府主清河王怿所赏。及欲定考，怿曰：“辛骑兵有学有才，宜为上第。”转越骑校尉。尚书令李崇北伐蠕蠕，引为录事参军。临淮王彧北征，以纂随崇有称，启为长史。及广阳王渊北伐，又引为长史。寻拜谏议大夫。雅为彧所称叹，屡在朝廷荐举之。
萧衍遣将曹义宗攻新野，诏纂持节、兼尚书左丞、南道行台，率众赴接，至便破之。义宗等以其劲速，不敢复进。于时海内多虞，京师更无继援，惟以二千余兵捍御疆埸。又诏为荆州军司，除骁骑将军，加辅国将军。纂善抚将士，人多用命，贼甚惮之。会肃宗崩，讳至。咸以对敌，欲秘凶问。纂曰：“安危在人，岂关是也！”遂发丧号哭，三军缟素。还入州城，申以盟约。寻为义宗所围，相率固守。庄帝即位，除通直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兼尚书，仍行台。后大都督费穆击义宗，擒之。入城，因举酒属纂曰：“微辛行台之在斯，吾亦无由建此功也。”入朝，言于庄帝，称纂固节危城，宜蒙爵赏，以劝将来。帝乃下诏慰勉之。
寻除持节、平东将军、中郎将，赐绢五十匹、金装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颢乘胜，卒至城下。尔朱世隆狼狈退还，城内空虚，遂为颢擒。及庄帝还宫，纂谢不守之罪。帝曰：“于时朕亦北巡。东军不守，岂卿之过？”还镇虎牢，俄转中军将军、荥阳太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旧是太守郑仲明左右，豪猾偷窃，境内为患。纂伺捕擒获，枭于郡市，百姓忻然。加镇东将军。太昌中，除左光禄大夫。纂侨寓洛阳，乃为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除使持节、河内太守。齐献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谒王曰：“纂受诏于此，本有御防。大王忠贞王室，扶奖颠危，纂敢不匍匐。”王曰：“吾志去奸佞，以康国道，河内此言，深得王臣之节。”因命前侍中司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代吾执河内手也。”便入洛。
九月，行西荆州事、兼尚书、南道行台，寻正刺史。时蛮酋樊五能破析阳郡，应宇文黑獭。纂议欲出军讨之，纂行台郎中李广谏曰：“析阳四面无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险，表里群蛮。今若少遣军，则力不能制贼；多遣，则减彻防卫，根本虚弱。脱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难保。”纂曰：“岂得纵贼不讨，令其为患日深！”广曰：“今日之事，唯须万全。且虑在心腹，何暇疥癣？闻台军已破洪威，计不久应至。公但约勒属城，使各修完垒壁，善抚百姓，以待救兵。虽失析阳，如弃鸡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为不尔。”遂遣兵攻之，不克而败，诸将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贼，黑獭遣都督独孤如愿率军潜至，突入州城，遂至阁。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战，为贼所擒，遂害之。赠都督定殷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从祖昙护，以谨厚见称。卒于并州州都。
子炽，武定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贵。父敬宗，延兴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过友人，见其父母兄弟悉无恙，垂涕久之。释褐奉朝请，荥阳郡丞。太守元丽性颇使酒，琛每谏之。丽后醉，辄令闭阁，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丽从舆驾，诏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为伏波将军、济州辅国府长史。转奉车都尉，出为扬州征南府长史。刺史李崇，多事产业，琛每诤折，崇不从，遂相纠举，诏并不问。后加龙骧将军，带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谓琛曰：“长史后必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对曰：“若万一叨忝，得一方正长史，朝夕闻过，是所愿也。”崇有惭色。卒于官。琛宽雅有度量，涉猎经史，喜愠不形于色，当官奉法，在所有称。
长子悠，字元寿，早有器业。为侍御史，监扬州军。贼平，录勋书，时崇犹为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许。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复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义，有文才。东益州征虏府外兵参军。府主魏子建为山南行台，以为郎中，有军国机断。还京，于荥阳为人劫害。赠征虏将军、东秦州刺史。
俊弟术，武定末，散骑常侍。
术弟休，字季令。休弟修，字季绪。俱有学尚，亦早卒，时人伤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气力。太尉铠曹行参军，稍迁中坚将军、司徒录事参军、广州大中正。丁忧去任。寻起为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谘议参军、通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情骇惧，敕为大使，持节慰谕广洛二州。三年，除征东将军、行阳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为黑奴所执。诸贼劝杀之，黑奴曰：“成败未可知，何为先杀太守也？”乃将珍之自随，待遇以礼。右卫将军郭琼讨平黑奴，乃得免。兴和中，为卫将军、司徒司马。武定三年，除骠骑将军、北海太守。还为仪同开府长史、兼光禄少卿。未几，诏珍之持节为广洛北荆扬雍襄六州慰劳大使、北荆镇城、行广州事，招纳有称。齐文襄王遣书慰勉，赐以衣帛。寻敕行平州，卒于官。赠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谥曰恭。
子懿，武定末，开府铠曹参军。
羊深，字文渊，太山平阳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风尚，学涉经史，好文章，兼长几案。少与陇西李神俊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记室参军转轻车将军、尚书骑兵郎。寻转驾部，加右军将军。于时沙汰郎官，务精才实，深以才堪见留。在公明断，尚书仆射崔亮、吏部尚书甄琛咸敬重之。肃宗行释奠之礼，讲《孝经》，侪辈之中独蒙引听，时论美之。
正光末，北地人车金雀等帅羌胡反叛，高平贼宿勤明达寇豳夏诸州。北海王颢为都督、行台讨之，以深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行台左丞、军司，仍领郎中。颢败，还京。顷之，迁尚书左丞，加平东将军、光禄大夫。萧宝夤反，攻围华州。王平、薛凤贤等聚众作逆，敕深兼给事黄门侍郎，与大行台仆射长孙稚共会潼关，规模进止。事平，以功赐爵新泰男。
灵太后曾幸邙山，集僧尼斋会，公卿尽在座。会事将终，太后引见深，欣然劳问之。深谢曰：“臣蒙国厚恩，世荷荣遇，寇难未平，是臣忧责，而隆私忽被，犬马知归。”太后顾谓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举坐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为东道慰劳使，即为二徐行台。庄帝践祚，除安东将军、太府卿，又为二兗行台。深处分军国，损益随机，亦有时誉。
初，尔朱荣杀害朝士。深第七弟侃为太山太守，性粗武，遂率乡人外托萧衍。深在彭城，忽得侃书，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斩侃使人，并书表闻。庄帝乃下诏曰：“羊侃作逆，雾起瑕丘，拥集不逞，扇扰疆场。倾宗之祸，侃乃自贻；累世之节，一朝毁污。羊深血诚奉国，秉操罔贰，闻弟猖勃，自劾请罪。此之丹款，实戢于怀。且叔向复位，《春秋》称美；深之慷慨，气同古人。忠烈远彰，赤心已著。可令还朝，面受委敕。”乃归京师，除名。久之，除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元颢入洛，以深兼黄门郎。颢平，免官。后拜大鸿胪卿。普泰初，迁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监《起居注》。自天下多事，东西二省官员委积，前废帝敕深与常侍卢道虔、元晏、元法寿选人补定，自奉朝请以上，各有沙汰。寻兼侍中，废帝甚亲待之。
是时胶序废替，名教陵迟，深乃上疏曰：
臣闻崇礼建学，列代之所修；尊经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启，昭明之颂载扬；胶序大辟，都穆之咏斯显。伏惟大魏，乘乾统物，钦若奉时，模唐轨虞，率由前训。重以高祖继圣垂衣，儒风载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楢。固以追隆周而并驱，驾炎汉而独迈。宣皇下武，式遵旧章，用能揄扬盛烈，聿修厥美。自兹已降，世极道消，风猷稍远，浇薄方竞，退让寂寥，驰竞靡节。进必吏能，升非学艺。是使刀笔小用，计日而期荣；专经大才，甘心于陋巷。然治之为本，所贵得贤，苟值其人，岂拘常检？三代、两汉，异世间出。或释褐中林，郁登卿尹；或投竿钓渚，径升公相。事炳丹青，义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胜纪。
窃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当世通儒，冠时盛德，见征不过四门，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济治，譬犹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积习之不可者，其所由来渐矣。昔鲁兴泮宫，颂声爰发；郑废学校，《国风》以讥。将以纳民轨物，莫始于经礼；《菁莪》育才，义光于篇什。自兵乱以来，垂将十载，干戈日陈，俎豆斯阙。四海荒凉，民物凋敝，名教顿亏，风流殆尽。世之陵夷，可为叹息。
陛下中兴纂历，理运惟新，方隅稍康，实惟文德。但礼贤崇让之科，沿世未备；还淳反朴之化，起言斯缪。夫先黄老而退《六经》，史迁终其成蠹；贵玄虚而贱儒术，应氏所以亢言。臣虽不敏，敢忘前载。且魏武在戎，尚修学校；宣尼确论，造次必儒。臣愚以为宜重修国学，广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闻，释奠之礼不阙。并诏天下郡国，兴立儒教。考课之程，咸依旧典。苟经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进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鸿生，以光顾问；絷维奇异，共精得失。使区寰之内，竞务仁义之风；荒散之余，渐知礼乐之用。岂不美哉！臣诚暗短，敢慕前训，用稽古义，上尘听览。伏愿陛下，垂就日之监，齐非烟之化，倘以臣言可采，乞特施行。
废帝善之。
出帝初，拜中书令。顷之，转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东道军司。及出帝入关，深与樊子鹄等同逆于兗州。子鹄署深为齐州刺史，于太山博县商王村结垒，招引山齐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军讨破之，于陈斩深。
子肃，武定末，仪同开府东阁祭酒。
杨机，字显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连屈丐时将家奔洛阳，因以家焉。机少有志节，为士流所称。河南尹李平、元晖并召署功曹，晖尤委以郡事。或谓晖曰：“弗躬弗亲，庶人弗信。何得委事于机，高卧而已？”晖曰：“吾闻君子劳于求士，逸于任贤。故前代有坐啸之人，主诺之守。吾既委得其才，何为不可？”由是声名更著。
解褐奉朝请。于时皇子国官，多非其人，诏选清直之士，机见举为京兆王愉国中尉，愉甚敬惮之。迁给事中、伏波将军、廷尉评。延昌中，行河阴县事。机当官正色，不避权势，明达政事，断狱以情，甚有声誉。平东将军、荆州刺史杨大眼启为其府长史。熙平中，为泾州平西府长史。寻授河阴令，转洛阳令，京辇伏其威风，希有干犯。凡诉讼者，一经其前后，皆识其名姓，并记事理，世咸异之。迁镇军将军、司州治中，转别驾。荆州蛮叛，兼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讨之。还，除中散大夫，复为别驾，州牧、高阳王雍事多委机。出除清河内史，转左将军、河北太守，并有能名。建义初，拜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将军、司州别驾。未几，行河南尹。转廷尉卿，徙卫尉卿，出除安西将军、华州刺史。永熙中，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寻除度支尚书。机方直之心久而弥厉，奉公正己，为时所称。家贫无马，多乘小犊车，时论许其清白。与辛雄等并诛，年五十九。
子毗罗，解褐开府参军事，卒于镇远将军。
机兄顺，字元信，梁郡太守。
顺子僧静，武定中，太中大夫。
机兄子虬，少有公干，频为司州记室户曹从事。早卒。
高崇，字积善，渤海蓚人。四世祖抚，晋永嘉中与兄顾避难奔于高丽。父潜，显祖初归国，赐爵开阳男，居辽东，诏以沮渠牧犍女赐潜为妻，封武威公主。拜驸马都尉，加宁远将军，卒。
崇少聪敏，以端谨见称。征为中散，稍迁尚书三公郎。家资富厚，僮仆千余，而崇志尚俭素，车马器服，充事而已。自修洁，与物无竞。初崇舅氏坐事诛，公主痛本生绝胤，遂以崇继牧犍后，改姓沮渠。景明中，启复本姓，袭爵，迁领军长史、伏波将军、洛阳令。为政清断，吏民畏其威风，每有发擿，不避强御，县内肃然。朝廷方有迁授，会病卒，年三十七。赠渔阳太守。永安二年，复赠征虏将军、沧州刺史，谥曰成。
初，崇谓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为首。人能立身约己，不忘典训，斯亦足矣。故吾诸子。囗”
子谦之，字道让。少事后母李以孝闻，李亦抚育过于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异。论者两重之。及长，屏绝人事，专意经史，天文、算历、图纬之书，多所该涉，日诵数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袭爵，释褐奉朝请，加宣威将军，转奉车都尉、廷尉丞。正光中，尚书左丞元孚慰劳蠕蠕，反被拘留。及蠕蠕大掠而还，置孚归国。事下廷尉，卿及监以下谓孚无坐，惟谦之以孚辱命，□以流罪。尚书同卿执，诏可谦之奏。
孝昌初，行河阴县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砾，指作钱物，诈市人马，因逃去。诏令追捕，必得以闻。谦之乃伪枷一囚立于马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议者。有二人相见忻然曰：“无复忧矣。”执送按问，具伏盗马，徒党悉获。并出前后盗窃之处，资货甚多，远年失物之家，各来得其本物。具以状奏。寻诏除宁远将军，正河阴令。在县二年，损益治体，多为故事。弟道穆为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并著当官之称。
旧制，二县令得面陈得失，时佞幸之辈恶其有所发闻，遂共奏罢。谦之乃上疏曰：“臣以无庸，谬宰神邑，实思奉法不挠，称是官方，酬朝廷无赀之恩，尽人臣守器之节。但豪家支属，戚里亲媾，缧绁所及，举目多是，皆有盗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县令轻弱，何能克济？先帝昔发明诏，得使面陈所怀。臣亡父先臣崇之为洛阳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贵敛手，无敢干政。近日以来，此制遂寝，致使神宰威轻，下情不达。今二圣远遵尧舜，宪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驽蹇，少立功名。乞新旧典，更明往制。庶奸豪知禁，颇自屏心。”诏曰：“此启深会朕意，付外量闻。”
谦之又上疏曰：
臣闻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复之主；周道将废，宣王立中兴之功。则知国无常安，世无恆敝，唯在明主所以变之有方，化之有道耳。
自正光已来，边城屡扰，命将出师，相继于路，军费戎资，委输不绝。至如弓格赏募，咸有出身；槊刺斩首，又蒙阶级。故四方壮士，愿征者多，各各为己，公私两利。若使军帅必得其人，赏勋不失其实，则何贼不平，何征不捷也！诸守帅或非其才，多遣亲者妄称入募，别倩他人引弓格，虚受征官。身不赴陈，惟遣奴客充数而已，对寇临敌，曾不弯弓。则是王爵虚加，征夫多阙，贼虏何可殄除，忠贞何以劝诫也？且近习、侍臣、戚属、朝士，请托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贞奉法不为回者，咸共谮毁，横受罪罚。在朝顾望，谁肯申闻？蔽上拥下，亏风坏政。使谗谄甘心，忠谠息义。
况且频年以来，多有征发，民不堪命，动致流离，苟保妻子，竞逃王役，不复顾其桑井，惮比刑书。正由还有必困之理，归无自安之路。若听归其本业，徭役微甄，则还者必众，垦田增辟，数年之后，大获课民。今不务以理还之，但欲严符切勒，恐数年之后，走者更多，安业无几。
故有国有家者，不患民不我归，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敌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载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韵，知音改弦更张；騑骖未调，善御执辔成组。谚云：“迷而知反，得道不远。”此言虽小，可以谕大。陛下一日万机，事难周览；元、凯结舌，莫肯明言。臣虽庸短，世受荣禄，窃慕前贤匪躬之义，不避斧钺之诛，以希一言之益。伏愿少垂览察，略加推采，使朝章重举，军威更振，海内起惟新之歌，天下见复禹之绩。则臣奏之后，笑入下泉。
灵太后得其疏，以责左右近侍。诸宠要者由是疾之，乃启太后云：“谦之有学艺，宜在国学，以训胄子。”诏从之，除国子博士。
谦之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升之徒，咸申款旧。好于赡恤，言诺无亏。居家僮隶，对其兒不挞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无髡黥奴婢，常称“俱禀人体，如何残害？”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曾据凉土，国书漏阙，谦之乃修《凉书》十卷，行于世。凉国盛事佛道，为论贬之，因称佛是九流之一家。当世名士，竞以佛理来难，谦之还以佛义对之，竟不能屈。以时所行历，多未尽善，乃更改元修撰，为一家之法，虽未行于世，议者叹其多能。
于时朝议铸钱，以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乃上表求铸三铢钱曰：
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世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榆荚钱。至文帝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之钱，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
窃以食货之要，八政为首；聚财之贵，诒训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饶，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红粟于太仓，藏朽贯于泉府。储畜既盈，民无困敝，可以宁谧四极，如身使臂者矣。昔汉之孝武，地广财丰，外事四戎，遂虚国用。于是草莱之臣，出财助国；兴利之计，纳税庙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缗之令。盐铁既兴，钱币屡改，少府遂丰，上林饶积。外辟百蛮，内不增赋者，皆计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垒，征税既烦，千金日费，资储渐耗，财用将竭，诚杨氏献税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钱犹屡改，并行小大，子母相权，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败，民物凋零，军国用少，别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于政，何妨于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惟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于古，亦宜效之于今矣。昔禹遭大水，以历山之金铸钱，救民之困；汤遭大旱，以庄山之金铸钱，赎民之卖子者。今百姓穷悴，甚于曩日，钦明之主岂得垂拱而观之哉？
臣今此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穆公之言于斯验矣。臣虽术愧计然，识非心算，暂充钱官，颇睹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脱以为疑，求下公卿博议，如谓为允，即乞施行。
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初，谦之弟道穆，正光中为御史，纠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恆以为憾。至是，世哲弟神轨为灵太后深所宠任，直谦之家僮诉良，神轨左右之，入讽尚书，判禁谦之于廷尉。时将赦，神轨乃启灵太后发诏，于狱赐死，时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余篇，别有集录。永安中，赠征虏将军、营州刺史，谥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谦之妻中山张氏，明识妇人也，教劝诸子，从师受业，常诫之曰：“自我为汝家妇，未见汝父一日不读书。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业。”
谦之长子子儒，字孝礼。元颢入洛，其叔道穆从驾北巡。子儒后逾河至行宫，庄帝见之，具访洛中事意，子儒备陈元颢败在旦夕。帝谓道穆曰：“卿初来日，何故不与子儒俱行？”对曰：“臣家百口在洛，须其经营。且欲其今日之来，知京师后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怀，亦大慰朕意。”仍授秘书郎中，转通直郎。后除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司徒中兵参军、兼祭酒。袭爵。兴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时四方多有流民，子儒为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检户使，所获甚多。后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时年四十一。
子儒弟绪，字叔宗，明悟好学。谦之常谓人曰：“兴吾门者，当是此兒。”及长，涉猎书传，好文咏。司空行参军、转长流参军。除镇远将军、冀州仪同府中兵参军，为府主封隆之所赏。隆之行梁州、济州，引自随，恆令总摄数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
绪弟孝贞，武定中，司徒士曹参军。
孝贞弟孝干，司空东阁祭酒。
谦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于世。学涉经史，非名流俊士，不与交结。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谓人曰：“人生厉心立行，贵于见知，当使夕脱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时不我知，便须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道穆奏记于匡曰：“道穆生自蓬檐，长于陋巷。颇猎群书，无纯硕之德；尚好章咏，乏雕掞之工。虽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独断之主，雄才不世之君，无藉朽株之资，求人屠钓之下；不牵暗投之诮，取士商歌之中。是以闻英风而慷慨，望云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隶绣衣，名充直指，虽谢周生骑上之敏，实有茅氏就镬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适欲召之。”遂引为御史。其所纠擿，不避权豪，台中事物，多为匡所顾问。道穆曾进说于匡曰：“古人有言，罚一人当取千万人惧，豺狼当道，不问狐狸。明公荷国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
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即尚书令崇之子，贵盛一时，多有非法，逼买民宅，广兴屋宇，皆置鸱尾，又于马埒堠上为木人执节。道穆绳纠，悉毁去之，并发其赃货，具以表闻。又尔朱荣讨蠕蠕，道穆监其军事，荣甚惮之。还，除奉朝请，俄除太尉铠曹参军。
萧宝夤西征，以道穆为行台郎中，军机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败后，贼势转强，属请益兵，朝廷不许。宝夤谓道穆曰：“非卿一行，兵无益理。”遂令乘传赴洛。灵太后亲问贼势，道穆具以状对，太后怒曰：“比来使人皆言贼弱，卿何独云其强也！”道穆曰：“前使不实者，当是冀陛下恩颜，望沾爵赏。臣既忝使人，不敢虚妄。愿令近臣亲检，足知虚实。”事讫当反，遇病不行。
后属兄谦之被害，情不自安，遂托身于庄帝。帝时为侍中，特相钦重，引居第中，深相保护。俄而，帝以兄事见出。道穆惧祸，乃携家趣济阴，变易姓名，往来于东平毕氏，以避时难。庄帝即位，征为尚书三公郎中，加宁朔将军。寻兼吏部郎中，与薛昙尚书使晋阳，授尔朱荣职，赐爵龙城侯。九月，除太尉长史，领中书舍人。遭母忧去职，帝令中书舍人温子升就宅吊慰，诏摄本任，表辞不许。三年，加前军将军。
及元颢逼虎牢城，或劝帝赴关西者，帝以问道穆，道穆对曰：“关中今日残荒，何由可往？臣谓元颢兵众不多，乘虚深入者，由国家将帅征捍不得其人耳。陛下若亲率宿卫，高募重赏，背城一战，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颢孤军，必不疑矣。如恐成败难测，非万乘所履，便宜车驾北渡，循河东下。征大将军天穆合于荥阳，向虎牢；别征尔朱王军，令赴河内以掎角之。旬月之间，何往不克！臣窃谓万全之计，不过于此。”帝曰：“高舍人语是。”其夜到河内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烛作诏书数十纸，布告远近，于是四方知乘舆所在。除中军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安喜县开国公，食邑千户。于时尔朱荣欲回师待秋，道穆谓荣曰：“元颢以蕞尔轻兵，奄据京洛，使乘舆飘露，人神恨愤，主忧臣辱，良在于今。大王拥百万之众，辅天子而令诸侯，自可分兵河畔，缚筏造船，处处遣渡，径擒群贼，复主宫阙，此桓文之举也。且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今若还师，令颢重完守具，征兵天下，所谓养虺成蛇，悔无及矣。”荣深然之，曰：“杨黄门侃已陈此计，当更议决耳。”
及庄帝反政，因宴次谓尔朱荣曰：“前若不用高黄门计，则社稷不安。可为朕劝其酒令醉。”荣对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黄门与臣作监军。临事能决，实可任用。”除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御史中尉。寻即真，仍兼黄门。道穆外秉直绳，内参机密，凡是益国利民之事，必以奏闻。谏诤极言，无所顾惮。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
于时用钱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余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惧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之愆，彼复何罪？昔汉文帝以五分钱小，故铸四铢，至武帝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也。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后遂用杨侃计，铸永安五铢钱。
仆射尔朱世隆当朝权盛，因内见衣冠失仪，道穆便即弹纠。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执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车。公主深以为恨，泣以诉帝。帝谓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岂可私恨责之也？”道穆后见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极以为愧。”道穆免冠谢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独于公主亏朝廷典章，以此负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谢朕。”寻敕监仪注。又诏曰：“秘书图籍所在，内典□书，又加缮写，缃素委积，盖有年载。出内繁芜，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道穆总集帐目，并牒儒学之士，编比次第。”
道穆又上疏曰：“臣闻舜命皋陶，奸宄是托；禹泣罪人，尧心为念，所以举直错枉，事切曩贤；明德慎罚，议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论刑辟是非，虽事非古始，交济时要。所谓礼乐互兴，不相沿袭者矣。臣以无庸，忝当今任，所思报效，未忘寝兴。但识谢知今，业惭稽古，未能进一言以利国，说一策以兴邦，索米长安，岂不知耻？至于职司其忧，犹望僶俛。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何者？得尧之罚，不能不怨。守令为政，容有爱憎。奸猾之徒，恆思报恶，多有妄造无名，共相诬谤。御史一经检究，耻于不成，杖木之下，以虚为实，无罪不能自雪者，岂可胜道哉？臣虽愚短，守不假器，绣衣所指，冀以清肃。若仍踵前失，或伤善人，则尸禄之责，无所逃罪。所以夙夜为忧，思有悛革。如臣鄙见，请依太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选历官有称、心平性正者为之。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御史检了，移付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中尉弹闻，廷尉科按，一如旧式。庶使狱成罪定，无复稽宽；为恶取败，不得称枉。若御史、司直纠劾失实，悉依所断狱罪之。听以所检，迭相纠发。如二使阿曲，有不尽理，听罪家诣门下通诉，别加按检。如此，则肺石之傍，怨讼可息；丛棘之下，受罪吞声者矣。”诏从之，复置司直。
及尔朱荣之死也，帝召道穆付赦书，令宣于外。因谓之曰：“自今日后，常得精选御史矣。”先是，荣等常欲以其亲党为御史，故有此诏。及尔朱世隆等率其部类战于大夏门北，道穆受诏督战，又赞成太府卿李苗断桥之计，世隆等于是北遁。加卫将军、假车骑将军、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南道大行台。又除车骑将军，余官如故。时虽外托征蛮，而帝恐北军不利，欲为南巡之计。未发，会尔朱兆入洛，道穆虑祸及己，托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于前朝，遂害之，时年四十二。泰昌中，赠使持节、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镜，袭爵。为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拥入关。
道穆弟谨之，继沮渠氏后。卒于沧州平东府主簿，年三十五，赠通直郎。无子。
谨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学，有诸兄风。年二十三，卒。无子，以兄谦之第二子绪继焉。
史臣曰：宋翻刚鲠自立，猛而断务。辛雄以吏能历职，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干从事，声迹可纪。杨机清断在公。高崇明济为用。谦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饰学有闻，列于朝廷，岂徒然也。深失之晚节，至于颠覆，惜乎！
译文
宋翻辛雄羊深杨机高崇
宋翻，字飞鸟，是广平郡列人县（今河北肥乡东北）人，吏部尚书宋弁的同族弟弟。他年轻时就有操守和志向，世人称赞他刚毅果断。世宗（元恪）初年，他以奉朝请（官职名，无实际执掌，为官员入仕之初的闲职）身份起家，历任本州治中（州府属官，掌文书案卷）、广平王郎中令（王府属官，掌侍从、文书）。不久被任命为河阴县令。
宋翻的弟弟宋道玙，此前担任冀州京兆王（元愉）的法曹行参军（王府属官，掌司法事务）。元愉谋反，逼迫宋道玙担任官职，宋翻与弟弟宋世景一同被囚禁在廷尉（主管司法的中央机构）狱中。后来宋道玙背弃元愉，到京城请罪，但仍然被判死刑，宋翻、宋世景被削除官籍。过了很久，朝廷任命宋翻为治书侍御史（御史台属官，掌监察、弹劾）、洛阳令、中散大夫（闲散官职，无固定执掌）、相州大中正（州级掌评定乡品的官员），仍然兼任治书侍御史。又升任左将军、南兖州刺史。当时萧衍（南朝梁武帝）派遣将领先占据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南），图谋侵犯劫掠。恰逢寿春（今安徽寿县）沦陷，叛军于是乘势径直进逼项城（今河南沈丘）。宋翻派遣将领成僧达暗中出兵偷袭，多次作战击败叛军，从此州境之内安定无事。
孝庄帝（元子攸）时期，宋翻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司徒府属官，掌文书、辅佐司徒）、抚军将军、河南尹（京都洛阳所在郡的行政长官）。当初，宋翻担任河阴县令时，顺阳公主（北魏宗室公主）家的奴仆抢劫，他将奴仆拘捕后却不送往官府，而是亲自率领士兵包围了公主的宅邸，捉住了公主的丈夫冯穆，步行押送到县衙。当时正是炎热的酷暑，他让冯穆站在太阳底下，汗水浸湿了地面。县衙里过去有一副大枷锁，当时的人称之为 “弥尾青”。等到宋翻担任县令，官吏请求将其烧毁。宋翻说：“暂且放在南墙下，用来对付豪门贵族。” 不久，有宦官杨小驹到县衙办事，言辞神色傲慢无礼，宋翻下令取出 “弥尾青” 将他锁住。杨小驹获释后，向世宗告状。世宗大怒，下令河南尹追究宋翻的罪责。宋翻详细陈述了事情的经过。诏书说：“你故意违背朝廷法律，难道不是想凭借权势来博取名声吗？” 宋翻回答说：“制造这副枷锁的不是我，想博取名声的也不应该是我。我之所以留下它，不敢用在百姓身上，是想用来对付像杨小驹这样凶暴蛮横的人罢了。” 从此，宋翻的威名震动京城。等到他担任洛阳令，直至升任河南尹，却畏惧权势，一味迎合权贵，所以当时的名声大不如前。永安三年（公元 530 年），宋翻在任上去世。朝廷追赠他为侍中（门下省长官，掌侍从皇帝、顾问应对）、卫将军、相州刺史。出帝（元修）初年，又追赠他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古代高级官衔，享受与三公同等的礼仪待遇）、尚书左仆射（尚书省副长官，辅佐尚书令处理政务）、雍州刺史，谥号为贞烈。
宋翻的儿子宋思远，在司空从事中郎（司空府属官，掌文书、谋划）任上去世。
宋翻的弟弟宋毓，字道和，为人敦厚诚实，有志向品行。官至平西将军、太中大夫。
宋毓的儿子宋世轨，担任齐文襄王（高澄）大将军府祭酒（将军府属官，掌礼仪、讲学）。
宋毓的弟弟宋世景，事迹记载在《良吏传》中。
宋世景的弟弟宋叔集，也有学问和品行。征东将军裴衍讨伐葛荣（北魏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时，上表推荐他为员外散骑侍郎（散骑侍郎的加官，无固定员额，掌侍从、讽谏），让他参与军事事务。等到裴衍战败，宋叔集一同遇害。
宋叔集的弟弟宋道玙，年轻时机敏聪慧。世宗初年，因才学被征召，与秘书丞（秘书省属官，掌典籍整理）孙惠蔚一同校勘群书，考证校正其中的异同之处。从太学博士（太学属官，掌讲学、著述）转任京兆王（元愉）法曹行参军。临死前，他创作了诗歌和挽歌词，寄给亲友，以表达自己的怨恨和悲痛。宋道玙还曾赠给著作佐郎（著作省属官，掌编纂国史）张始均一首诗，诗的末尾一章写道：“子深怀璧忧，余有当门病。” 宋道玙遭遇祸患未能幸免，张始均后来也遭遇世事变故遇害，当时的人都对这件事感到奇怪。宋道玙没有儿子，兄长宋毓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宋子叔过继给他为子。
辛雄，字世宾，是陇西郡狄道县（今甘肃临洮）人。父亲辛畅，字幼达，官至大将军谘议参军（大将军府属官，掌参谋议事）、汝南郡和乡郡二郡太守，太和年间，担任本郡中正。辛雄有孝顺的品性，广泛涉猎诗书史籍，喜好刑名之学（研究刑法、名实的学问），廉洁谨慎，性情文雅质朴，不随意结交朋友，喜怒不形于色。他以奉朝请身份入仕。父亲在郡中患病，辛雄自行辞官回家，日夜侍奉照料。等到父亲去世，他守丧期间，悲伤得几乎让人认不出来，被世人称赞。
正始初年，辛雄被任命为给事中（门下省属官，掌侍从皇帝、顾问应对），十年没有升迁，于是因病辞官。清河王（元怿）担任司空时，征召他为户曹参军（司空府属官，掌户籍、田赋），代理田曹事务。元怿升任司徒，辛雄仍然跟随他担任户曹参军。这两个职位都事务繁杂，诉讼案件堆积。辛雄处理事务公正持平，再加上他熟悉政务，经过他裁决的事务，没有人不服气。元怿十分器重他，常常对人说：“难道真的能做到没有诉讼吗？辛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因此，辛雄名声显扬。元怿升任太尉，辛雄又担任记室参军（太尉府属官，掌文书、记注）。神龟年间，辛雄被任命为尚书驾部郎中（尚书省驾部曹属官，掌车马、驿传），转任三公郎（尚书省三公曹属官，掌司法、诉讼）。这一年，朝廷淘汰郎官，只有辛雄与羊深等八人被留下，其余的人都被罢免遣返，改任李琰等人。
在此之前，御史中尉（御史台长官，掌监察百官）、东平王（元匡）又想抬着棺材入朝进谏，尚书令（尚书省长官，总领政务）、任城王（元澄）弹劾元匡大不敬，皇帝下诏赦免他的死罪，贬为平民。辛雄上奏为元匡辩解说：“我私下认为平民元匡，历经三朝，常常受到皇帝的宠信和礼遇。他正直敢言的品性，是皇帝亲自了解的；他像鹰鹯一样刚猛的志向，在过去就已经显现。所以高祖（元宏）赐给他‘匡’这个名字，陛下任命他负责弹劾纠察的事务。至于茹皓登上皇帝的车驾，元匡直言他应该下车；高肇执掌朝政，元匡上奏陈述他专权的情况。他的刚毅忠诚，群臣无人能及；他正直不屈的事迹，朝廷内外都知道。在高肇掌权的时候，元匡曾造棺材进谏，君主圣明，臣子正直，最终没有获罪。假如他想再次造棺材进谏，先帝已经宽容了他在前，陛下也应该宽容他在后，更何况他的罪名与犯罪事实并不相同。如果最终将他贬黜，不让他留在朝廷，恐怕会堵塞忠臣的言路，挫伤进谏者的心意，违背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贤臣辅佐的益处。祁奚说：叔向的贤德，可以延续十代。而元匡却不能保全自身，实在令人惋惜。” 不久，元匡被任命为龙骧将军、平州刺史。右仆射（尚书省副长官）元钦对左仆射萧宝夤说：“像辛郎中这样的才能，尚书省中没有人能超过他。” 萧宝夤说：“我听游仆射说：‘能得到四五个像辛雄这样的人共同处理尚书省的事务，就足够了。’如今对他的奖赏，实在太晚了！”
当初，廷尉少卿（廷尉的副长官，掌司法）袁翻认为犯罪的人，经过皇帝恩赦后竞相上诉，是非曲直难以明辨，于是上奏说凡是曾经有过传闻涉案的人，不论曲直，都认定为案件已审结，不再审理。皇帝下诏让门下省、尚书省、廷尉共同商议这件事。辛雄发表意见说：
《春秋》的要义是：如果不幸出现失误，宁可定罪过重，也不能滥用刑罚。定罪过重只是让有罪的人逃脱惩罚，滥用刑罚却会伤害善良的人。如今议事的人不忍心惩罚奸吏，让他们肆意妄为，使得君子和小人好坏不分，这难道是所说的奖赏善良、惩罚邪恶，尽心尽力体恤百姓的做法吗！向上追溯，周公不减轻散布流言者的罪责；向下考察，张释之不加重惊动皇帝车马者的刑罚，这是因为无论事情大小，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贵在恰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长期处理案卷，多次遇到疑难诉讼，掌管着众多案件，有六点想法愿意陈述。
第一：御史弹劾的人中，有注明逃跑的。等到他们出来上诉，有的是因为执行公务，所在部门已经出具了经过之处的证明，如果不加以核查，案卷明确清楚的，应该为他们昭雪。第二：御史在大赦之前注明查获赃物，但没有分辨行贿者的姓名。经过核查，没有找到行贿的主使之人，应该予以洗清平反。第三：经过拷打仍不招供，又没有三个证人，就因为案件已经审结，便将其官籍削除。有的依据法令上奏请求恢复官籍，处理结果各不相同，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还需要确定怎样才能成为证人。如果必须三个人亲眼看见受贿过程，才能作为证人，那么在道理上过于宽松；如果只是传闻就作为证人，那么在道理上又过于严苛。如今请求以行贿后三个人都亲眼看见，赃物及证据确凿为标准，作为验证的依据。第四：大赦之前判决的案件，有的引用法律错误，导致恢复或削除官籍不当，即使案件已经审结并经过大赦，也应该追溯并按照法律纠正。第五：经过大赦被削除官籍之后，有的人拦驾申诉冤屈，得到皇帝旨意重新追究；有的人到尚书省申诉冤情，被上奏请求再次核查。案件交付有关部门后，还没有审理判决，就遇到了恩赦。像这样的人，不能等同于一般情况，应该按照之前的案卷来确定处理结果。如果不应该拷打追究的，已经恢复官籍的人，请求不再剥夺其官籍。第六：有的接受诉状后反复核查，使得审讯验证的情况明确清楚，理应予以昭雪，但还没来得及上报判决，就突然遇到恩赦。如果根据验证的情况予以昭雪，就违背了正常的制度；如果削除其官籍，就会冤枉清白之人。我认为，定罪必须以案件审结为依据，昭雪必须以验证明确为标准，如果拷打没有达到规定的次数，或者关键证人没有到齐，就不能认定为验证明确。
古代的人虽然担心审理案件不够精细，但没有听说知道有冤情而不审理的。我现在所陈述的，实在是司法官员深感疑惑的问题，也是当务之急，希望陛下能够体察。
皇帝下诏采纳了辛雄的意见。从此以后，每当遇到疑难争议，辛雄与公卿大臣们相互辩驳，他的意见大多被采纳，于是他以公正能干的名声著称。
辛雄还撰写了《禄养论》，文中称孔子提出五种孝道，从天子到平民都没有辞官养老的条文。《礼记》中说：“八十岁的人，一个儿子可以不做官；九十岁的人，全家都可以不做官。” 郑玄注释说：“这是免除他们的徭役。” 然而这只适用于平民，不适用于公卿大夫士阶层。辛雄认为 “应该允许官员按俸禄赡养父母，不限制他们的年龄”。文章上奏后，肃宗（元诩）采纳了他的建议。辛雄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守丧。守丧期满后，右仆射元钦上奏请求起用辛雄为郎官。不久，辛雄兼任司州别驾（司州属官，辅佐刺史处理政务），加授前军将军。
孝昌元年（公元 525 年），徐州刺史元法僧献出彭城（今江苏徐州）反叛，萧衍派遣萧综前来占据彭城。当时朝廷派遣大都督、安丰王（元延明）督率临淮王（元彧）讨伐他们，但军队停滞不前。于是皇帝下诏任命辛雄为副使，辅佐太常少卿（太常寺副长官，掌礼仪祭祀）元晦出使，赐给他们齐库刀（皇帝赐予大臣的专用刀，象征权力），让他们持节（古代使臣出行所持的信物）、乘坐驿车催促军队进军，有违抗命令的当即斩首。肃宗对辛雄说：“元氏子弟，都是我的至亲。谋划策略，就依靠你取胜了。” 辛雄到达军中后，下令军队一同进军徐州，萧综送上投降文书。冀州刺史侯刚上奏请求任命辛雄为长史，肃宗认为辛雄擅长处理政务，舍不得让他离开，于是改任辛雄为司空长史。当时，各位王公都仰慕辛雄的名声，想要招揽他为僚属，但都没有成功。
当时各地叛军势力强盛，南方的敌军侵犯边境，山蛮（南方少数民族）发动叛乱。肃宗想要亲自率军讨伐，将荆州作为首要目标，下诏任命辛雄为行台左丞（行台属官，辅佐行台处理政务），与前军临淮王（元彧）向东奔赴叶城（今河南叶县），别将裴衍向西打通鵶路（地名，今河南南阳境内）。裴衍拖延不前，元彧的军队已经驻扎在汝水之滨。北沟（地名）请求救援，元彧因为部署不同，不想出兵救援。辛雄说：“如今裴衍还没有到达，大王您的军队已经集结完毕，山蛮蛮横侵扰，扰乱京城附近地区，梁州、汝州之间，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将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大王您在外掌握兵权，应该以有利大局为原则，见到可行的事就进军，何必拘泥于既定的部署，只要能安定国家，从道理上讲是可以自行决断的。这就是所说的臣子遵循道义行事，不必等待君主的命令。” 元彧担心事后会被追究责任，要求辛雄下达书面命令。辛雄认为皇帝将要亲自出征，蛮夷必定心怀恐惧，趁着他们人心离散，出兵必定所向披靡，于是向元彧的军队下达命令，让他们迅速进军攻击。叛军听说后，果然自行溃散。
辛雄在军中上奏说：“大凡人们之所以面对坚固的阵地而忘记自身安危，接触锋利的刀刃而不畏惧，一是为了追求荣耀的名声，二是为了贪图丰厚的奖赏，三是为了畏惧刑罚，四是为了躲避灾祸。没有这几种情况，即使是圣明的君王也不能勉励他的臣子，慈爱的父亲也不能激励他的儿子。圣明的君主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奖赏一定执行，惩罚一定信守承诺；使得无论亲疏、贵贱、勇敢怯懦、贤能愚笨的人，听到钟鼓的声音，看到旌旗的阵列，没有不奋勇激昂，争相奔赴战场的，难道他们是厌恶长久生存而乐意早早死去吗？是因为利害关系摆在面前，想要停止也不可能啊。自从秦陇地区发生叛乱，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山蛮违背常规，也已经有很多年了。所有参与军事服役的人，有几十万人，三个方向的军队，败多胜少，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因为赏罚不分明。陛下想要天下早日平定，怜悯出征士兵的辛劳困苦，于是颁布明确的诏书，承诺奖赏及时兑现。然而将士们的功勋，经过多年仍然没有评定；战败逃跑的士兵，却安然在家。这导致有气节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仰慕追求的，平庸的人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进军攻击叛军，战死沙场却奖赏迟迟不到；后退逃跑，保全自身却没有罪责。这就是士兵们望见敌军就溃散，不肯尽力作战的原因啊。如果再次颁布明确的诏书，重新斟酌赏罚标准，那么军威必定会振作，叛乱的祸患就可以消除。我听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宁可放弃粮食也要保住信用。由此推论，信用是片刻也不能废弃的。赏罚，是陛下容易做到的事情，尚且不能完全执行；攻打敌军，是士兵难以做到的事情，想要让他们拼死作战，怎么可能呢？我虽然平庸懦弱，却有幸担任军事使者，根据自己的职责所见，冒昧地向陛下禀报。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是否可行。”
恰逢右丞一职空缺，肃宗下诏让仆射、城阳王（元徽）推荐人选，元徽推荐了辛雄。辛雄于是被任命为辅国将军、尚书右丞。不久转任吏部郎中（吏部曹属官，掌官员选拔、任免），升任平东将军、光禄大夫，仍然担任郎中。辛雄上奏说：“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了；安定百姓的根本，没有比礼仪和法律更重要的了。礼仪和法律已经确立，再选拔贤能的人推行，天下就会太平和谐，这无不是任用贤才的功效。所以虞舜时期的兴盛，以肃穆美好著称；周文王接受天命，群臣和睦，国家安康。高祖孝文皇帝，是上天赋予的大圣之人，恢复古代的典章制度，选取夏、商、周三代的不同礼仪，采纳西汉、东汉的典章法规。他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四方安定；刑罚搁置不用，百姓得到治理。世宗继承先帝的事业，常常想着修缮完善，任用官员有正确的方法，天下万里清静安宁。陛下日夜辛劳，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关心百姓疾苦，没有片刻休息，然而百姓仍然纷扰不安，战乱不断。依我愚见，有一些想法可以陈述。自从神龟年间以来，选拔官员专门以任职年限为标准。士人无论善恶，年限长久的先得到提拔；官职无论繁杂简易，有名额空缺就授予官员。负责考核的官吏，把官员任职时间的长短当作功劳；掌管选拔的官员，把任用年老资深的人当作公正。而且平庸低劣的人，没有不贪婪卑鄙的。把治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这些见识短浅的人，把一个县的百姓命运托付给这些贪婪的人，他们都一心谋求财物，肆意妄为。禁令虽然繁多，但不能遏制他们的欲望。导致徭役分配不均，赋税征收错误，横征暴敛的情况随处可见，被囚禁的人塞满道路。两位圣明君主的诏书，被搁置而不遵守；统一的法令，被悬挂而不执行。从此，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百姓相继发动叛乱。这难道有其他的遗憾吗？大概是因为所任命的官员不称职，百姓无法忍受他们的统治。如今天下的百姓，长期遭受叛军侵扰，父亲死去，兄长阵亡，子弟沦陷，流离失所，处境艰难危险，十户人家有九户如此，白骨无人收敛，孤儿无人抚恤，财物耗尽，力量枯竭，无法维持生计。应该趁这个时候，尽早加以慰问安抚。帮助陛下治理天下的，只有郡守和县令，最需要谨慎选拔任命，以安定国家。但是郡县官员的选拔，向来被人们轻视；贵族子弟和有才能的人，没有人愿意担任这些官职。应该改革这个弊端，以确定官员的任用标准。请求将上等郡县定为第一清级，中等郡县定为第二清级，下等郡县定为第三清级。选拔补充官员的方法，要充分考虑才能和声望，如果不能兼顾，就先考虑才能，后考虑资历。不能拘泥于任职年限，完全不进行改革。每三年进行一次升降考核，有政绩的人补充到京城的重要官职，按照前代的旧例，没有担任过郡县官职的人不能担任京城的官职。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想着自我勉励，上下同心协力，冤屈得以申诉，强暴之人自行收敛，刑罚政务日益公平，百姓的风俗得到教化。还担心天下不能治理好，还忧虑叛乱之徒吗？我私下看到如今的郡守县令，那些清廉谨慎、认真治理的人，就能使政务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就会使政务混乱，纲纪败坏。希望陛下暂时留心，考察其中的利害关系，那么我的话就可以得到验证，不用等到一整天。过去杜畿宽厚仁慈，河东地区没有战乱；苏则分发粮食，金城得以收复。大致观察古今，风俗的变迁，没有不是通过任用贤才来加以变革的，早上任用贤才，晚上就能看到治理的成效。如果遵循常规旧习，不明确选拔官员的制度，想要让百姓安定，恐怕遥遥无期。” 奏疏呈上后，恰逢肃宗去世。
当初，萧宝夤在雍州（今陕西西安）发动叛乱，城中人侯众德等人讨伐驱逐他，大多得到了爵位和奖赏。武泰年间，皇帝下诏让辛雄兼任尚书，担任关西赏勋大使（负责关西地区奖赏功勋的官员）。还没有出发，就遇到尔朱荣进入洛阳，以及河阴之难（尔朱荣在河阴屠杀北魏宗室和官员的事件），人心不安，辛雄躲藏起来没有露面。庄帝想要任命辛雄为尚书，门下省上奏说：“辛雄没有露面，生死不明。” 庄帝说：“宁可任用一个可能已经死去的人，也不能放弃一个可能还活着的人而不用。” 于是任命辛雄为度支尚书（尚书省度支曹长官，掌财政收支），加授安南将军。元颢进入洛阳后，北中郎将杨侃跟随皇帝向北出逃，庄帝任命杨侃为度支尚书。等到皇帝返回洛阳，再次征召辛雄任职。辛雄当面推辞说：“我不能为国家效死，屈从于叛军，是朝廷的罪人，即使陛下不赐我死罪，而从北方来的杨尚书功勋卓著，道义深重，我应该为贤能的人让路。” 庄帝说：“你暂且回到原来的部门任职，我会另有安排。” 于是解除了杨侃的尚书职务。
不久，皇帝下诏让辛雄以本官兼任侍中、关西慰劳大使（负责关西地区慰劳百姓和官员的官员）。将要出发时，辛雄请求处理五件事：一是拖欠的租税，应该全部免除征收。二是精简废除不按时节的徭役，以缓解百姓的困苦。三是征收赋税时，根据百姓的贫富情况有所区别，让州郡核查，不能平均摊派。四是战争持续多年，死亡的人很多，有的是父亲，有的是儿子，亲人的悲痛没有停止，对于在世的老年人，请求授予他们荣誉官职，以取悦活着的人，安慰死去的人的灵魂。五是战乱已经持续很久，礼仪很少有人修习，如果有家庭和睦、孝悌品德突出的人，应该表彰他们的家门。辛雄还启奏说：“我听说帝王爱护百姓的方法有六种：一是让他们获得利益，二是帮助他们成就事业，三是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四是给予他们恩惠，五是让他们快乐，六是让他们喜悦。让百姓不耽误农时，就是帮助他们成就事业；减轻刑罚，就是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减少赋税，就是给予他们恩惠；没有过多的徭役，就是让他们快乐；官吏清静不苛刻，就是让他们喜悦。希望陛下的道德超过前代帝王，功绩超越以往的朝代，播撒春风来教化风俗，表彰高尚的品德来调和百姓。养育百姓，正是现在这个时候；使近处的人喜悦，让远处的人归附，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既然有幸肩负使命，宣扬陛下的圣明恩泽，前面所说的六件事，我认为应该施行。如果不消除百姓的烦恼，解除百姓的疾苦，恩惠孤寡之人，那就只是白白乘坐官府的驿车，空有帝王使者的名号，往返在驿站耗费物资，而陛下的恩德却不能惠及百姓。我冒昧地根据自己的愚见，向陛下禀报，请求陛下审阅批准。” 庄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诏规定百姓年龄七十岁的授予县职，八十岁的授予郡职，九十岁的加授四品将军，一百岁的授予从三品将军。
永安三年（公元 530 年），辛雄升任镇南将军、都官尚书（尚书省都官曹长官，掌司法、监察）、代理河南尹。普泰年间，担任镇军将军、殿中尚书（尚书省殿中曹长官，掌宫廷礼仪、禁卫），又加授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年间，又被任命为殿中尚书、兼任吏部尚书。不久，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仍然担任尚书。永熙二年（公元 533 年）三月，又兼任吏部尚书。当时皇帝身边的亲信大臣专横跋扈，请托之事不断，辛雄害怕被他们谗言陷害，不能坚定地坚守正道，议论他的人对他颇有讥讽。
出帝（元修）向南巡视，辛雄兼任左仆射留守京城。永熙末年，辛雄兼任侍中。皇帝逃入关中，齐献武王（高欢）到达洛阳，在永宁寺召集朝廷官员，责备辛雄以及尚书崔孝芬、刘钦、杨机等人说：“作为臣子侍奉君主，应该扶助危难，挽救祸乱。如果在朝中不进行劝谏，君主外出时不随从护卫，形势缓和时就贪图宠信，形势危急时就逃窜躲避，臣子的气节在哪里？” 众人沉默不语，无法回答。辛雄回答说：“当君主信任亲近身边的大臣时，我们这些人没有参与谋划商议；等到君主向西迁徙，如果我们立即跟随，就担心被视为奸佞之党；留下来等待大王您，就会因为不随从君主而被责备。我们这些人进退两难，又不能自杀殉国，实在是惭愧有负于君主。” 齐献武王又责备说：“你们身居要职，应该以身报国，却不能尽忠职守，反而依附奸佞之人，没有听说你们有一句劝谏的话，使得国家大事落到如此地步，罪责应该由谁来承担！” 于是将他们处死，辛雄当时五十岁。他的家人也被没收为官奴。辛雄的两个儿子辛士璨、辛士贞，逃入关中。
辛雄的堂兄辛纂，字伯将。广泛涉猎文史典籍，为人温和善良，文雅正直。起初担任兖州安东府主簿（安东将军府属官，掌文书）。他与同郡的秘书丞李伯尚有旧交情，李伯尚与咸阳王（元禧）一同谋反，逃窜到辛纂那里投奔他。事情败露后，辛纂受到牵连被免除官职。过了十多年，辛纂被任命为奉朝请。逐渐转任太尉骑兵参军（太尉府属官，掌骑兵事务），常常受到府主清河王（元怿）的赏识。等到将要进行考核时，元怿说：“辛骑兵有学问有才能，应该定为上等。” 转任越骑校尉（禁军属官，掌越骑部队）。尚书令李崇北伐蠕蠕（即柔然，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征召他为录事参军（将军府属官，掌文书、考核）。临淮王（元彧）北征，因为辛纂跟随李崇时表现出色，上奏推荐他为长史。等到广阳王（元渊）北伐，又征召他为长史。不久，辛纂被任命为谏议大夫（门下省属官，掌讽谏朝政）。他深受元彧的称赞，元彧多次在朝廷上举荐他。
萧衍派遣将领曹义宗攻打新野（今河南新野），皇帝下诏让辛纂持节、兼任尚书左丞、南道行台（代表中央在地方行使职权的机构），率领军队前去救援，到达后就击败了曹义宗的军队。曹义宗等人因为辛纂的军队勇猛迅速，不敢再进军。当时天下多灾多难，京城没有后续的援军，辛纂只率领两千多名士兵守卫边境。皇帝又下诏任命他为荆州军司（将军府属官，掌军事谋划），授予骁骑将军，加授辅国将军。辛纂善于安抚将士，将士们大多愿意为他效力，叛军非常畏惧他。恰逢肃宗去世，噩耗传来。众人因为正在与敌军对峙，想要隐瞒丧事。辛纂说：“安危取决于人，与是否隐瞒丧事有什么关系！” 于是公布丧事，放声大哭，全军都穿上白色的丧服。返回州城后，辛纂与将士们订立盟约。不久，州城被曹义宗包围，将士们一同坚守。庄帝即位后，辛纂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散骑常侍的加官，掌侍从、讽谏）、征虏将军、兼任尚书，仍然担任行台。后来大都督费穆攻打曹义宗，将他擒获。进入城中后，费穆举起酒杯对辛纂说：“如果没有辛行台在这里坚守，我也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功劳。” 进入朝廷后，费穆向庄帝进言，称赞辛纂在危急的城中坚守气节，应该得到爵位和奖赏，以勉励后人。庄帝于是下诏慰问勉励辛纂。
不久，辛纂被任命为持节、平东将军、中郎将，赏赐绢五十匹、金装刀一把。永安二年（公元 529 年），元颢乘胜进军，突然到达城下。尔朱世隆狼狈撤退，城中空虚，辛纂于是被元颢擒获。等到庄帝返回宫中，辛纂向庄帝请罪，请求宽恕自己没有守住城池的罪责。庄帝说：“当时我也在向北巡视。东部的军队没有守住城池，难道是你的过错吗？” 辛纂返回镇守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不久转任中军将军、荥阳太守。郡中有叫姜洛生、康乞得的人，过去是太守郑仲明的亲信，他们强横狡诈，偷窃抢劫，在郡中为害百姓。辛纂暗中侦察，将他们擒获，在郡城的集市上斩首示众，百姓们非常高兴。辛纂加授镇东将军。太昌年间，辛纂被任命为左光禄大夫。辛纂侨居在洛阳，于是担任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公元 534 年），辛纂被任命为使持节、河内太守。齐献武王（高欢）赶赴洛阳，军队集结在城下，辛纂出城拜见齐献武王说：“我在这里接受诏令，本来就有防御的职责。大王您忠诚于王室，扶助危难的国家，我怎敢不恭敬侍奉。” 齐献武王说：“我的志向是除去奸佞之人，以安定国家，河内太守的这番话，深得作为王臣的气节。” 于是命令前侍中司马子如说：“我路途疲惫，你应该代替我握住河内太守的手。” 辛纂于是进入洛阳。
九月，辛纂代理西荆州事务、兼任尚书、南道行台，不久正式担任刺史。当时蛮人首领樊五能攻破析阳郡（今河南西峡），响应宇文黑獭（宇文泰，西魏权臣）。辛纂商议想要出兵讨伐他，行台郎中李广劝谏说：“析阳郡四面没有百姓，只有一座城池。山路幽深险峻，内外都是蛮人。如今如果派遣少量军队，就没有力量制服叛军；派遣大量军队，就会削减防卫力量，导致本州根基虚弱。如果事情不如人意，就会大大损害威名。人心一旦失去，州城就难以保住。” 辛纂说：“怎么能放纵叛军不进行讨伐，让他们的危害日益加深！” 李广说：“如今的事情，必须追求万无一失。况且要忧虑心腹之患，哪有闲暇顾及疥癣之疾？听说朝廷的军队已经击败了洪威（叛军将领），估计不久就会到达。您只需约束所属的城池，让它们各自修缮加固营垒，好好安抚百姓，等待救援的军队。虽然失去析阳郡，就像丢弃鸡肋一样无关紧要。” 辛纂说：“你的话固然有道理，但我认为不是这样。” 于是派遣军队攻打樊五能，没有攻克反而战败，将领们趁机逃跑没有返回。城中人又秘密招引西边的叛军，宇文黑獭派遣都督独孤如愿率领军队暗中到达，突然攻入州城，直奔议事大厅。辛纂身边只有五六个人，用短兵器进行抵抗，最终被叛军擒获并杀害。朝廷追赠他为都督定殷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辛纂的儿子辛子炎，武定年间，担任博陵太守。
辛雄的堂祖父辛昙护，以谨慎敦厚著称。在并州州都（州级属官，掌地方事务）任上去世。
辛昙护的儿子辛炽，武定年间，担任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辛雄的族祖父辛琛，字僧贵。父亲辛敬宗，延兴年间，担任代郡太守。辛琛小时候父亲去世，曾经拜访友人，看到友人的父母兄弟都平安无恙，感动得流泪很久。辛琛以奉朝请身份入仕，担任荥阳郡丞（郡府属官，辅佐太守处理政务）。太守元丽性情喜欢酗酒，辛琛常常劝谏他。元丽后来喝醉了，就下令关闭大门，说：“不要让郡丞进来。” 高祖（元宏）南征，元丽跟随皇帝的车驾，下诏对辛琛说：“把郡中的事务托付给你，就像太守在任一样。” 景明年间，辛琛担任伏波将军、济州辅国府长史（辅国将军府属官，掌文书、谋划）。转任奉车都尉（掌管皇帝车马的官员），出任扬州征南府长史。刺史李崇，热衷于置办产业，辛琛常常直言劝谏，李崇不听从，于是两人互相弹劾举报，皇帝下诏都不追究。后来辛琛加授龙骧将军，兼任南梁太守。李崇于是设置酒宴，对辛琛说：“长史以后必定会担任刺史，只是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上佐官员罢了？” 辛琛回答说：“如果我有幸担任刺史，希望能得到一个正直的长史，每天都能听到自己的过错，这是我的愿望。” 李崇露出惭愧的神色。辛琛在任上去世。辛琛为人宽厚文雅，有度量，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喜怒不形于色，为官奉公守法，在任上都有声誉。
辛琛的长子辛悠，字元寿，年轻时就有才能和业绩。担任侍御史，监督扬州的军队。叛军平定后，记录功勋的文书，当时李崇仍然担任刺史，想要在功勋文书中加入自己亲信的名字，辛悠不允许。李崇说：“我过去遇到他的父亲，如今又遇到他的儿子。” 辛悠早年去世。
辛悠的弟弟辛俊，字叔义，有文学才华。担任东益州征虏府外兵参军（征虏将军府属官，掌军事文书）。府主魏子建担任山南行台，任命他为郎中，辛俊在军事和国家大事上有果断的决断能力。返回京城后，在荥阳被人抢劫杀害。朝廷追赠他为征虏将军、东秦州刺史。
辛俊的弟弟辛术，武定末年，担任散骑常侍。
辛术的弟弟辛休，字季令。辛休的弟弟辛修，字季绪。两人都有学问和志向，也早年去世，当时的人都为他们感到惋惜。
辛琛的族子辛珍之，年轻时有气力。担任太尉铠曹行参军（太尉府属官，掌铠甲兵器事务），逐渐升任中坚将军、司徒录事参军（司徒府属官，掌文书、考核）、广州大中正。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不久起用为汝北太守。永安年间，担任司空谘议参军、通直常侍。永熙年间，担任襄城太守。天平初年，洛州以南地区人心惶惶，皇帝下诏让辛珍之担任大使，持节慰问安抚广洛二州。天平三年（公元 536 年），辛珍之被任命为征东将军、代理阳平郡事务。郡中百姓路黑奴发动叛乱，攻打郡城，辛珍之被路黑奴擒获。叛军将领们劝路黑奴杀死辛珍之，路黑奴说：“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要先杀死太守呢？” 于是带着辛珍之跟随自己，以礼相待。右卫将军郭琼讨伐平定了路黑奴，辛珍之才得以幸免。兴和年间，辛珍之担任卫将军、司徒司马（司徒府属官，掌军事事务）。武定三年（公元 545 年），担任骠骑将军、北海太守。返回京城后担任仪同开府长史（仪同开府将军府属官，掌文书、谋划）、兼任光禄少卿（光禄寺副长官，掌宫廷礼仪、膳食）。不久，皇帝下诏让辛珍之持节担任广洛北荆扬雍襄六州慰劳大使、北荆镇城、代理广州事务，他在招纳安抚百姓方面有显著的成绩。齐文襄王（高澄）派人送信慰问勉励他，赏赐他衣物和丝织品。不久，皇帝下诏让他代理平州事务，在任上去世。朝廷追赠他为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谥号为恭。
辛珍之的儿子辛懿，武定末年，担任开府铠曹参军。
羊深，字文渊，是太山郡平阳县（今山东新泰）人，梁州刺史羊祉的第二个儿子。他年轻时就有志向品行，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喜好文章，同时擅长处理公文事务。年轻时与陇西人李神俊志同道合，结为朋友。从司空府记室参军转任轻车将军、尚书骑兵郎。不久转任驾部郎，加授右军将军。当时朝廷淘汰郎官，力求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羊深因为才能出众被留下。他在任上公正果断，尚书仆射崔亮、吏部尚书甄琛都敬重他。肃宗举行释奠礼（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讲解《孝经》，羊深在同僚中唯独被允许旁听，当时的舆论称赞他。
正光末年，北地人车金雀等人率领羌胡部落反叛，高平叛军宿勤明达侵犯豳州、夏州等州。北海王（元颢）担任都督、行台讨伐他们，任命羊深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行台左丞、军司，仍然兼任郎中。元颢战败后，羊深返回京城。不久，升任尚书左丞，加授平东将军、光禄大夫。萧宝夤反叛，围攻华州（今陕西华县）。王平、薛凤贤等人聚众作乱，皇帝下诏让羊深兼任给事黄门侍郎（门下省属官，掌侍从皇帝、传达诏令），与大行台仆射长孙稚一同在潼关会师，谋划进军方略。叛乱平定后，羊深因功被赐予新泰男的爵位。
灵太后曾经前往邙山（今河南洛阳北），召集僧尼举行斋会，公卿大臣都在座。斋会即将结束时，太后召见羊深，高兴地慰问他。羊深辞谢说：“我蒙受国家的厚恩，世代享受荣耀待遇，叛乱没有平定，这是我的忧虑和责任，如今却意外受到陛下的私人恩宠，我就像犬马一样知道要归顺主人。” 太后回头对身边的人说：“羊深真是忠臣啊。” 满座的人都对他十分倾心。孝昌末年，徐州地区多有战乱，朝廷任命羊深为东道慰劳使，随即担任二徐行台。庄帝即位后，羊深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太府卿（太府寺长官，掌财政收支、物资储备），又担任二兖行台。羊深处理军事和国家事务，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也获得了当时的声誉。
当初，尔朱荣杀害朝廷官员。羊深的第七个弟弟羊侃担任太山太守，性情粗鲁莽撞，于是率领同乡人向外投靠萧衍。羊深在彭城，突然收到羊侃的书信，邀请他一同反叛。羊深感慨流泪，斩杀了羊侃的使者，并将书信上奏朝廷。庄帝于是下诏说：“羊侃发动叛乱，在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起兵，聚集不法之徒，扰乱边境。使宗族遭受祸患，是羊侃自己造成的；世代相传的气节，一朝被玷污。羊深忠心耿耿侍奉国家，坚守节操，没有二心，听到弟弟叛乱的消息，主动弹劾自己请求治罪。这种赤诚之心，我深感欣慰。况且叔向被恢复官职，《春秋》予以称赞；羊深的慷慨激昂，气节与古人相同。他的忠烈事迹远扬，赤诚之心已经显现。可以让他返回朝廷，当面接受任命。” 羊深于是返回京城，被削除官籍。过了很久，羊深被任命为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元颢进入洛阳后，任命羊深兼任黄门郎。元颢被平定后，羊深被免去官职。后来担任大鸿胪卿（大鸿胪寺长官，掌外交、礼仪）。普泰初年，羊深升任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负责监修《起居注》（记录皇帝言行的史书）。自从天下多事以来，东西二省的官员大量积压，前废帝（元恭）下诏让羊深与常侍卢道虔、元晏、元法寿选拔官员补充空缺，从奉朝请以上的官员中，分别进行淘汰。不久，羊深兼任侍中，前废帝对他十分亲近优待。
当时学校教育废弃衰败，儒家礼教衰落，羊深于是上奏说：
我听说尊崇礼仪、建立学校，是历代帝王都致力于做的事情；尊重经术、重视道义，是历代帝王都不会改变的原则。因此，古代的学校纷纷设立，《昭明》之颂得以传唱；学校广泛开辟，《都穆》之咏得以彰显。大魏王朝，顺应天意，统治万物，恭敬地遵循天时，模仿唐尧、虞舜的做法，遵循前代的训诫。再加上高祖继承圣明之业，无为而治，儒家学风日益兴盛，得到的人才之多，就像堆积的柴草一样。因此能够追上周朝的兴隆，与汉朝并驾齐驱，甚至超越汉朝。宣皇继承先帝的事业，遵循旧有的典章制度，因此能够宣扬盛大的功业，修缮完善美好的品德。从此以后，世道衰败，道义消亡，优良的风尚逐渐远去，轻薄浮躁之风盛行，谦让的美德变得稀少，追逐名利没有节制。官员的晋升只看重办事能力，而不是学问品行。这使得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小才之人，指望短期内获得荣耀；而精通经术的大才之人，却甘心隐居在简陋的小巷中。然而，治理国家的根本，贵在得到贤才，如果遇到合适的人才，何必拘泥于常规呢？夏、商、周三代以及西汉、东汉，不同时代都有贤才出现。有的从山林中出来，登上卿尹的职位；有的放下鱼竿，直接升任公相。这些事迹都被记载在史书上，意义深远。那些遥远的往事，数不胜数。
我私下认为如今选拔官员的方法，没有遵循前代的规矩。至于当代的通儒学者，冠绝一时的有德之人，被征召也不过担任四门博士，晋升也不超过九品官职。以这样的方式选拔人才，想要实现国家的安定治理，就好比倒着走路却想要前进，前往燕国却朝着楚国的方向。这种积习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是逐渐形成的。过去鲁国兴建泮宫（古代的学校），歌颂之声兴起；郑国废弃学校，《国风》加以讥讽。要想让百姓遵守规范，没有比从学习经礼开始更重要的了；《菁莪》这首诗赞扬培育人才，其意义在诗篇中彰显。自从战乱以来，将近十年，战乱不断，礼仪教化缺失。四海之内一片荒凉，百姓和物产凋敝，儒家礼教顿时衰败，优良的风尚几乎消失殆尽。世道的衰落，真令人叹息。
陛下中兴国家，继承皇位，国运更新，四方逐渐安定，这实在是依靠文德教化。但是尊崇贤才、提倡谦让的科目，历代都没有完善；恢复淳朴的教化，说起容易做起难。从前推崇黄老之学而贬低《六经》，司马迁最终导致弊端；重视玄虚之学而轻视儒家学说，应劭因此直言进谏。我虽然不聪慧，但不敢忘记前代的教训。况且魏武帝（曹操）在军旅之中，仍然修建学校；孔子明确主张，即使在仓促之间也必定遵循儒家礼教。我认为应该重新修缮国学（国家最高学府），广泛招揽贵族子弟，让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师长的教诲，释奠之礼不致缺失。同时下诏天下各州郡，兴起儒家教育。考核的标准，都按照旧有的典章制度。如果有人精通经术、品行端正，应该破格提拔。抑制那些夸夸其谈的小才之人，提拔那些品德高尚的大雅之人。广泛收罗博学的儒生，以充实顾问的职位；招揽奇异的人才，共同探讨国家事务的得失。使得天下之内，都争相追求仁义之风；在战乱之后，逐渐懂得礼乐的用途。这难道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我确实愚昧浅薄，却敢仰慕前代的训诫，依据古代的义理，冒昧地向陛下禀报。希望陛下能够俯察我的建议，实现清明的教化，如果我的话有可取之处，请求特别予以施行。
前废帝认为羊深的建议很好。
出帝初年，羊深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省长官，掌起草诏令、参与决策）。不久，转任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永熙三年（公元 534 年）六月，羊深兼任御史中尉、东道军司。等到出帝逃入关中，羊深与樊子鹄等人在兖州一同反叛。樊子鹄任命羊深为齐州刺史，羊深在太山郡博县商王村修筑营垒，招引山中和齐地的百姓。天平二年（公元 535 年）正月，朝廷大军讨伐并击败了他们，羊深在阵前被斩首。
羊深的儿子羊肃，武定末年，担任仪同开府东阁祭酒。
杨机，字显略，是天水郡冀县（今甘肃甘谷）人。祖父杨伏恩，担任郡功曹（郡府属官，掌文书、考核），赫连屈丐（即赫连勃勃，十六国时期夏国建立者）时期率领家人逃奔洛阳，于是在那里定居。杨机年轻时有志向气节，被士大夫们称赞。河南尹李平、元晖都征召他为功曹，元晖尤其把郡中的事务托付给他。有人对元晖说：“不亲自处理事务，百姓是不会信任的。怎么能把事务都托付给杨机，自己却高枕无忧呢？” 元晖说：“我听说君子在寻求人才上辛劳，在任用贤才上安逸。所以前代有坐着啸咏治理地方的人，有只负责点头应答的官员。我既然已经托付到了有才能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此，杨机的名声更加显著。
杨机以奉朝请身份入仕。当时皇子封国的官员，大多不称职，皇帝下诏选拔清廉正直的人，杨机被举荐为京兆王（元愉）国中尉，元愉非常敬重畏惧他。杨机升任给事中、伏波将军、廷尉评（廷尉属官，掌审理案件）。延昌年间，杨机代理河阴县事务。他为官正直，不避权势，通晓政务，根据实情判决案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平东将军、荆州刺史杨大眼上奏推荐他为自己的府长史。熙平年间，杨机担任泾州平西府长史。不久，杨机被任命为河阴令，转任洛阳令，京城的人都畏惧他的威严，很少有人敢冒犯。凡是前来诉讼的人，一旦经过他的审理，他都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案件的事理，当时的人都对他感到惊奇。杨机升任镇军将军、司州治中，转任别驾。荆州蛮人反叛，杨机兼任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讨伐他们。返回后，杨机被任命为中散大夫，又担任别驾，州牧、高阳王（元雍）把很多事务都托付给杨机。杨机出任清河内史，转任左将军、河北太守，在任上都有能干的名声。建义初年，杨机被任命为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兼任廷尉卿。又被任命为安南将军、司州别驾。不久，杨机代理河南尹。转任廷尉卿，调任卫尉卿（卫尉寺长官，掌宫廷警卫），出任安西将军、华州刺史。永熙年间，杨机担任卫将军、右光禄大夫。不久，杨机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杨机正直的本心历经长久更加坚定，他奉公守法，严于律己，受到当时人的称赞。杨机家境贫穷，没有马，常常乘坐小牛车，当时的舆论赞许他的清白。杨机与辛雄等人一同被处死，时年五十九岁。
杨机的儿子杨毗罗，以开府参军事身份入仕，在镇远将军任上去世。
杨机的哥哥杨顺，字元信，担任梁郡太守。
杨顺的儿子杨僧静，武定年间，担任太中大夫。
杨机哥哥的儿子杨虬，年轻时有办事能力，多次担任司州记室户曹从事。早年去世。
高崇，字积善，是渤海郡蓚县（今河北景县）人。四世祖高抚，在晋朝永嘉年间与兄长高顾为躲避战乱逃奔到高丽。父亲高潜，显祖初年返回国家，被赐予开阳男的爵位，居住在辽东，皇帝下诏把沮渠牧犍的女儿赐给高潜为妻，封武威公主。高潜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加授宁远将军，去世。
高崇年轻时聪慧机敏，以端庄谨慎著称。被征召为中散，逐渐升任尚书三公郎。高崇家境富裕，有奴仆一千多人，但他志向崇尚节俭朴素，车马器物服饰，只满足基本使用而已。他注重自身修养，廉洁自守，不与他人争斗。起初，高崇的舅舅因为犯罪被处死，武威公主悲痛自己娘家断绝后代，于是让高崇过继给沮渠牧犍为后，改姓沮渠。景明年间，高崇上奏请求恢复本姓，继承爵位，升任领军长史、伏波将军、洛阳令。高崇为政清廉果断，官吏百姓畏惧他的威严，每当有揭发的案件，他不避豪强权贵，县内安定有序。朝廷正要对他进行升迁任命，他却因病去世，时年三十七岁。朝廷追赠他为渔阳太守。永安二年（公元 529 年），又追赠他为征虏将军、沧州刺史，谥号为成。
当初，高崇对友人说：“孔子的四科之中，德行是第一位的。人能够立身行事，约束自己，不忘记古代的训诫，这就足够了。所以我的各个儿子，……”
高崇的儿子高谦之，字道让。年轻时侍奉后母李氏，以孝顺闻名，李氏也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抚养他，外人无法分辨他们兄弟是否同父同母。议论的人都称赞他们母子和兄弟。等到长大成人，高谦之断绝与世俗事务的往来，专心研究经史典籍，天文、算历、图纬等书籍，大多都有涉猎，每天背诵几千字，喜好文章，留心研究《老子》《易经》。他继承爵位，以奉朝请身份入仕，加授宣威将军，转任奉车都尉、廷尉丞。正光年间，尚书左丞元孚慰问蠕蠕，反而被拘留。等到蠕蠕大肆劫掠后返回，才放元孚回国。事情交付廷尉处理，廷尉卿及监以下的官员都认为元孚没有罪责，只有高谦之认为元孚有辱使命，请求判处他流放之罪。尚书同意廷尉卿的意见，皇帝下诏批准了高谦之的上奏。
孝昌初年，高谦之代理河阴县令。在此之前，有人用布袋装着瓦砾，谎称是钱财货物，诈骗购买别人的马匹，然后逃走。皇帝下诏追捕，必须把结果上报。高谦之于是假装给一个囚犯戴上枷锁，让他站在马市上，宣称这就是之前诈骗买马的盗贼，现在将要对他行刑。高谦之暗中派遣亲信观察市中私下议论的人。有两个人见面后高兴地说：“再也不用担心了。” 高谦之下令将这两个人逮捕审讯，他们全部招供了盗窃马匹的罪行，同伙也全部被抓获。还查出了他们前后盗窃的地方，缴获了很多财物，多年来丢失财物的人家，都各自找回了自己的东西。高谦之把情况详细上奏朝廷。不久，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正式担任河阴令。高谦之在县任职两年，改革治理方法，很多都成为后世的范例。他的弟弟高道穆担任御史，在公事上也有能干的名声，当时的人称赞他们父子兄弟都有当官的才干。
按照旧制度，两个京城的县令可以当面陈述政务的得失，当时奸佞受宠的人讨厌他们揭发问题，于是一同上奏请求废除这项制度。高谦之于是上奏说：“我没有才能，却错误地担任京城的县令，实在想要奉公执法，不屈服于权势，称职尽责，报答朝廷无尽的恩德，尽到人臣坚守职责的气节。但是豪门贵族的亲属，皇亲国戚，被牵连到案件中的，到处都是，他们都有怨恨的神色，都有埋怨君主的心思。县令地位轻微，力量薄弱，怎么能够成功治理呢？先帝过去颁布明确的诏书，允许县令当面陈述自己的想法。我的父亲前臣高崇担任洛阳令时，常常能够入宫上奏政务的是非得失，所以朝廷权贵都收敛手脚，不敢干预政务。近来以来，这项制度已经停止，导致京城县令的权威减轻，下面的情况无法上达。如今两位圣明的君主远遵尧、舜的做法，效法高祖的制度。我希望能够竭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建立一点功绩。请求沿用新旧典章，重新明确过去的制度。希望奸猾豪强知道有所禁止，能够各自收敛心思。” 皇帝下诏说：“这份奏疏非常符合我的心意，交付外廷商议后上报。”
高谦之又上奏说：
我听说夏朝的德行中途衰败，少康成为复兴国家的君主；周朝的王道将要废弃，周宣王建立了中兴的功绩。由此可知，国家没有永远的安定，世间没有永恒的衰败，关键在于圣明的君主能够有正确的方法变革，有恰当的途径教化百姓。
自从正光年间以来，边境城镇多次受到侵扰，朝廷任命将领出兵，军队接连不断地出征，军费物资的运输，从未停止。至于通过射箭、格斗等技艺招募士兵，都能获得官职；斩杀敌人，又能得到爵位等级的晋升。所以天下的壮士，愿意出征的人很多，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好处。如果军队的将帅都能称职，奖赏功勋能够实事求是，那么什么叛乱不能平定，什么征战不能胜利呢！各个镇守的将帅有的不称职，大多派遣自己的亲信谎称应募参军，另外请别人代替射箭、格斗，虚假地获得军官的职位。他们自己不奔赴战场，只派遣奴仆门客充数，面对敌人，竟然不拉开弓箭。这就是空授王爵，出征的士兵大量缺额，叛乱怎么能够消灭，忠贞之士怎么能够得到勉励呢？况且皇帝身边的亲信、侍从官员、皇亲国戚、朝廷大臣，向官府请托，擅自作威作福。如果有清廉正直、奉公守法、不曲从的人，他们就一同诬陷诋毁，使这些人遭受刑罚。在朝廷上的官员都顾虑重重，谁愿意向上禀报呢？蒙蔽君主，欺压百姓，败坏风气，扰乱政务。使得奸佞之人称心如意，忠诚正直的人不再坚持道义。
况且连年以来，多次征调徭役，百姓无法忍受，动辄流离失所，为了保全妻子儿女，争相逃避朝廷的徭役，不再顾及自己的家园，害怕受到刑罚。这正是因为返回故乡必定会陷入困境，回去后没有安宁的道路。如果允许他们返回自己的本业，徭役能够适当减免，那么返回的人必定会很多，开垦的田地会增加，几年之后，就能从百姓那里征收大量的赋税。如今不致力于用道理让他们返回，只是想要用严厉的法令强迫他们，恐怕几年之后，逃跑的人会更多，能够安居乐业的人没有几个。
所以拥有国家的人，不担心百姓不归附自己，只担心政务不能确立；不依靠敌人不攻打自己，只依靠自己不可被侵犯。这是千载以来共同遵循的道理，历代帝王都一致认同。况且琴瑟的音调不和谐，懂得音律的人就会改弦更张；拉车的马匹不协调，善于驾车的人就会握住缰绳调整。谚语说：“迷途知返，离正道就不远了。” 这句话虽然微小，却可以说明大道理。陛下日理万机，事务繁多，难以全面顾及；贤臣们闭口不言，没有人愿意直言进谏。我虽然平庸浅薄，却世代享受朝廷的俸禄，私下仰慕前代贤臣为国献身的道义，不畏惧杀身之祸，希望能对朝廷有所裨益。希望陛下能够稍加体察，略微采纳我的建议，让朝廷的典章制度重新确立，军威更加振作，天下兴起革新的歌谣，百姓看到恢复大禹那样的功绩。那么我上奏之后，即使死去也心甘情愿。
灵太后得到他的奏疏后，以此责备身边的亲信侍从。那些受宠信的权贵因此痛恨高谦之，于是向太后启奏说：“高谦之有学问技艺，适合在国学任职，教导贵族子弟。” 皇帝下诏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任命高谦之为国子博士。
高谦之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升等人，都有深厚的旧交情。他喜欢救济抚恤他人，信守承诺。在家中对待奴仆，要求他们即使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能打骂他们的父母，奴仆生下三个儿子就免除其中一个的徭役，家中没有受过髡刑、黥刑的奴仆，他常常说：“都是承受了人的身体，怎么能残害他们呢？” 因为父亲的舅舅沮渠蒙逊曾经占据凉州地区，而国史中关于凉州的记载有所缺失，高谦之于是撰写了《凉书》十卷，流传于世。凉州地区盛行佛教和道教，高谦之撰写论著贬低它们，称佛教只是九流中的一家。当时的名士，争相用佛理来诘难他，高谦之也用佛义来回应，最终没有被说服。因为当时通行的历法，大多不够完善，高谦之于是更改年号，修撰新的历法，形成自己的一家之法，虽然没有在世间推行，但议论的人都赞叹他多才多艺。
当时朝廷商议铸造钱币，任命高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高谦之于是上表请求铸造三铢钱说：
钱币的设立，本来是为了互通有无，方便交易。所以钱币的轻重，各个时代有所不同。姜太公为周朝制定九府圜法（古代的货币制度），到周景王时改铸大钱。秦朝统一全国，钱币重半两。汉朝建立后，因为秦朝的钱币太重，改铸榆荚钱（一种轻薄的钱币）。到汉文帝五年，又铸造四铢钱，汉武帝时，将旧钱全部销毁，改铸三铢钱。到元狩年间，又改为五铢钱。还铸造了赤仄钱（一种边缘为红色的钱币），一枚相当于五枚普通钱币。王莽摄政时，钱币有六个等级，大钱重十二铢，其次是九铢，再次是七铢、五铢、三铢、一铢。魏文帝废除五铢钱，到魏明帝时又重新设立。孙权在江东，铸造大钱，一枚相当于五百枚普通钱币。孙权赤乌年间，又铸造大钱，一枚相当于一千枚普通钱币。钱币的轻重大小，没有不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
我私下认为，粮食和货物是国家的根本，八种政务（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以食货为先；聚集财富的重要性，在古代的典章文献中都有教诲。因此，古代的帝王，凭借天地的富饶，拥有天下的财富；无不使太仓（国家粮仓）里的粮食腐烂变红，使泉府（国家财政机构）里的钱币朽坏。储备充足后，百姓就不会困苦，可以使四方安定，就像身体支配手臂一样自如。从前汉武帝时期，国土广阔，财富丰裕，对外征伐四方蛮夷，于是国家财政空虚。这时，民间的贤才，拿出财物帮助国家；有利于国家的计策，被上奏到朝廷。集市上设置了专卖酒类的官员，乡里颁布了告缗令（告发商人瞒报财产的法令）。盐铁官营制度建立后，钱币多次更改，少府（掌管皇帝私人财政的机构）于是变得富裕，上林苑（皇家园林）的储备也变得充足。对外开辟疆土，征服蛮夷，对内不增加赋税，都是因为理财得当的缘故。如今各地的叛乱没有平息，四方边境多有战事，赋税征收繁琐，每天耗费千金，物资储备逐渐耗尽，财政将要枯竭，这正是像杨可（汉武帝时期负责告缗的官员）那样献上征税之策，像桑弘羊（汉武帝时期的理财大臣）、兒宽（汉武帝时期的官员）那样谈论理财之道的时候。以西汉的兴盛，钱币尚且多次更改，大小钱币并行，子母相权（古代货币制度，以重币为母，轻币为子，子母相互补充），更何况如今叛乱的祸患没有消除，州郡沦陷破败，百姓和物产凋敝，军队和国家的用度不足，另外铸造小钱，可以增加财富，对政务有什么损害，对百姓有什么妨碍呢？况且国家的兴盛不在于钱币的大小，国家的衰败也不在于钱币的轻重，关键在于公私都能得到适宜的安排，政务教化没有缺失，既然古代能够实行，如今也应该效仿。从前大禹遭遇大水，用历山的铜铸造钱币，救济百姓的困苦；商汤遭遇大旱，用庄山的铜铸造钱币，赎回被卖的百姓子女。如今百姓的穷困憔悴，比过去更加严重，圣明的君主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我现在建议铸造三铢钱，以救济物资的匮乏，五铢钱仍然允许一同使用，推行这种制度没有损害，国家却能获得益处，公孙鞅（商鞅）所说的 “农战之民必富” 的道理，在这里就能得到验证。我虽然在理财方面的才能比不上计然（春秋时期的理财家），见识也不如善于心算的人，暂时担任铸钱的官员，稍微了解其中的道理。如果对国家有益，我不得不说。如果陛下有所疑虑，请求交付公卿大臣广泛商议，如果认为可行，就请求立即施行。
皇帝下诏将要采纳他的建议，事情还没有完成，高谦之就去世了。
当初，高谦之的弟弟高道穆，正光年间担任御史，弹劾相州刺史李世哲的事情，使李世哲受到很大的羞辱，李世哲的家人一直对此怀恨在心。到这时，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轨深受灵太后的宠信，恰逢高谦之的家奴控告主人，李神轨从中偏袒家奴，暗中劝说尚书，判处将高谦之囚禁在廷尉狱中。当时即将举行大赦，李神轨于是向灵太后启奏，下诏在狱中赐死高谦之，时年四十二岁。朝廷官员没有不哀悼他的。高谦之所著的文章有一百多篇，另外有集录。永安年间，朝廷追赠他为征虏将军、营州刺史，谥号为康。又任命他的一个儿子为官，以昭雪他的冤屈。高谦之的妻子中山张氏，是一个有见识的妇人，她教导勉励各个儿子，跟随老师学习，常常告诫他们说：“自从我成为你们家的媳妇，没有见过你们的父亲一天不读书。你们各自应该勤奋学习，不要废弃祖先的基业。”
高谦之的长子高子儒，字孝礼。元颢进入洛阳后，他的叔叔高道穆跟随皇帝向北巡视。高子儒后来渡过黄河到达皇帝的行宫，庄帝见到他，详细询问了洛阳城中的情况，高子儒详细陈述元颢很快就会战败。庄帝对高道穆说：“你当初来的时候，为什么不与子儒一同前来？” 高道穆回答说：“我的全家一百多口人都在洛阳，需要他留下来料理。而且我也想让他今天前来，让陛下了解京城后面的情况。” 庄帝说：“子儒不仅符合你的心意，也大大慰藉了我的心意。” 于是任命高子儒为秘书郎中，转任通直郎。后来担任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司徒中兵参军、兼任祭酒。继承爵位。兴和初年，担任兼殿中侍御史。当时四方有很多流民，高子儒担任梁州、北豫、西兖三州检户使，查出了很多隐瞒的户口。后来因为公事被免职。武定六年（公元 548 年）去世，时年四十一岁。
高子儒的弟弟高绪，字叔宗，聪明好学。高谦之常常对人说：“能够振兴我们家族的，一定是这个孩子。” 等到长大成人，高绪广泛涉猎书籍传记，喜好文学诗歌。担任司空行参军、转任长流参军。被任命为镇远将军、冀州仪同府中兵参军，受到府主封隆之的赏识。封隆之前往梁州、济州任职，都把高绪带在身边，常常让他总领几个郡的事务。武定三年（公元 545 年）去世，时年三十二岁。
高绪的弟弟高孝贞，武定年间，担任司徒士曹参军。
高孝贞的弟弟高孝干，担任司空东阁祭酒。
高谦之的弟弟高恭之，字道穆，以字行于世。他广泛涉猎经史典籍，不是有名望的杰出人士，就不与他们交往。高恭之幼年丧父，侍奉兄长就像侍奉父母一样。他常常对人说：“人生立志修身，贵在被人了解，如果能够早上还是平民，晚上就身居高位，佩戴珠玉饰品，那就好了。如果时运不济，不被人了解，就应该退隐江湖，追求自己的志向。”
御史中尉元匡选拔御史，高道穆向元匡上书说：“我出生在简陋的民间，成长在偏僻的小巷。虽然广泛阅读群书，但没有纯厚高尚的品德；喜欢诗文创作，却缺乏华丽的文采。虽然想要跻身于杰出人士的行列，名列贤才之中，但怎么可能呢？然而，英明果断的君主，才能非凡的帝王，不依靠腐朽的树木，而是在屠夫、渔夫之中寻求人才；不担心被人讥讽为暗中投靠，而是在唱歌的平民之中选拔士人。因此，听到英明君主的风范而慷慨激昂，仰望仕途而徘徊不前的人，天下到处都是。如果能够让我成为御史，名列直指使者（御史的别称）之中，虽然比不上周生（古代善于骑马的人）骑马的敏捷，但确实有茅焦（战国时期秦国的忠臣，敢于直言进谏）赴汤蹈火的决心。” 元匡非常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这个人，正要征召他。” 于是任命高道穆为御史。他所弹劾的官员，不避权贵豪强，御史台的事务，大多被元匡咨询。高道穆曾经向元匡进言说：“古人说，惩罚一个人应该让千万人感到畏惧，豺狼挡在道路上，就不要去追究狐狸。明公您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应该让天下人都知道法律的威严。” 元匡深表赞同。
正光年间，高道穆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是尚书令李崇的儿子，当时权势显赫，有很多违法的行为，他逼迫百姓购买自己的住宅，大肆兴建房屋，都安装了鸱尾（古代宫殿屋脊两端的装饰物，象征尊贵），又在马埒（马场的矮墙）和土堡上放置木人，手持符节。高道穆依法纠察，将这些违法的建筑全部拆毁，并且揭发了他的赃物，详细上表奏报朝廷。另外，尔朱荣讨伐蠕蠕，高道穆监督他的军事事务，尔朱荣非常畏惧他。返回后，高道穆被任命为奉朝请，不久担任太尉铠曹参军。
萧宝夤西征，任命高道穆为行台郎中，军事机密事务，大多托付给他。大都督崔延伯战败后，叛军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萧宝夤请求增加兵力，朝廷没有允许。萧宝夤对高道穆说：“除了你亲自去一趟，兵力没有办法得到补充。” 于是让高道穆乘坐驿车赶赴洛阳。灵太后亲自询问叛军的形势，高道穆详细地回答了实际情况，太后愤怒地说：“近来派去的使者都说叛军势力薄弱，你为什么偏偏说他们强大呢！” 高道穆说：“之前的使者说不实之词，大概是希望得到陛下的恩宠，渴望获得爵位和奖赏。我既然有幸担任使者，不敢说虚假的话。希望陛下派遣身边的大臣亲自核查，就会知道实际情况。” 事情办完后，高道穆正要返回，却因病没有成行。
后来，恰逢兄长高谦之被杀害，高道穆心中不安，于是投靠庄帝。庄帝当时担任侍中，特别敬重他，把他接到自己的府第中，加以保护。不久，庄帝因为兄长的事情被外放。高道穆担心遭遇祸患，于是带着家人前往济阴，改变姓名，在东平毕氏家中往来，以躲避当时的灾难。庄帝即位后，征召高道穆为尚书三公郎中，加授宁朔将军。不久，兼任吏部郎中，与薛昙一同作为尚书使者前往晋阳，授予尔朱荣官职，赐予他龙城侯的爵位。九月，高道穆被任命为太尉长史，兼任中书舍人（中书省属官，掌起草诏令、参与机密）。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皇帝命令中书舍人温子升前往他的家中吊唁慰问，下诏让他代理原来的官职，高道穆上表推辞，皇帝没有允许。永安三年（公元 530 年），高道穆加授前军将军。
等到元颢逼近虎牢城，有人劝说皇帝前往关西，皇帝向高道穆询问，高道穆回答说：“关中地区如今残破荒凉，怎么能够前往呢？我认为元颢的军队人数不多，之所以能够乘虚深入，是因为国家的将帅率军抵御不得其人。陛下如果亲自率领禁军，高额招募士兵，给予丰厚的奖赏，背城一战，我们这些人竭尽全力，击败元颢的孤军，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担心成败难以预料，不是帝王应该轻易涉足的，就应该驾车向北渡过黄河，沿着黄河向东而下。征召大将军元天穆在荥阳会师，向虎牢进军；另外征召尔朱荣的军队，让他们赶赴河内，形成掎角之势。一个月之内，什么地方不能攻克！我私下认为，万全之策，不过如此。” 皇帝说：“高舍人的话是对的。” 当天夜晚，皇帝到达河内郡北部，没有城池可以依靠，皇帝命令高道穆手持蜡烛撰写了几十份诏书，布告远近各地，于是四方都知道了皇帝的所在地。高道穆被任命为中军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安喜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当时尔朱荣想要回师等待秋天再出兵，高道穆对尔朱荣说：“元颢率领少量轻兵，突然占据京城洛阳，使皇帝流离失所，人心怨恨愤怒，君主忧虑，臣子受辱，正是在今天。大王您拥有百万大军，辅佐天子，号令诸侯，自然可以分兵驻守黄河岸边，捆绑木筏，建造船只，处处派兵渡过黄河，直接擒获叛军首领，恢复君主的宫殿，这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绩。况且一旦放纵敌人，就会成为几代人的祸患，如今如果回师，让元颢重新完善防御设施，在天下征召士兵，这就是所说的养虎为患，后悔也来不及了。” 尔朱荣深表赞同，说：“杨黄门侃已经提出了这个计策，应当再商议决定。”
等到庄帝恢复政权，在宴会上对尔朱荣说：“之前如果不采用高黄门的计策，国家就不会安定。你可为我劝他饮酒，让他喝醉。” 尔朱荣回答说：“我本来是北征蠕蠕，高黄门担任我的监军。他遇事能够果断决策，实在值得任用。” 高道穆被任命为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任御史中尉。不久，正式担任御史中尉，仍然兼任黄门侍郎。高道穆在外坚守法度，弹劾违法官员，在内参与机密事务，凡是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情，必定上奏朝廷。他直言进谏，无所畏惧。选拔任用的御史，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如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
当时流通的钱币逐渐变得轻薄，高道穆上表说：“士农工商四民的生计，以钱币货物为根本，改革弊端、重新铸造钱币，是国家政务的首要任务。近来因为私人铸造的钱币轻薄泛滥，官府加以纠察制裁，触犯法律的人不在少数。市场上的铜价，八十一文可以买到一斤铜，而私人铸造轻薄的钱币，一斤铜可以铸造二百多枚。既向人们展示了丰厚的利益，又对违法者施加严厉的刑罚；虽然害怕获罪的人很多，但私自铸造钱币的人却更多。如今的钱币徒有五铢的名号，实际重量却不足二铢，比榆荚还要轻薄，穿在绳子上就会断裂，放在水上，几乎不会下沉。这是因为沿袭旧习，逐渐形成的弊端，法规防范不够严格，这是朝廷的过失，那些私自铸钱的人又有什么罪呢？从前汉文帝因为五分钱太轻，所以铸造四铢钱，到汉武帝时又将三铢钱改为半两钱。这些都是用重钱代替轻钱，以大换小。考察现在，依据古代的做法，应该改铸大钱，钱币上镌刻年号，以记录开始铸造的时间，这样一斤铜只能铸造七十六枚钱币。铜价最低时五十多文一斤，其中包含人工、粮食、锡炭、铅沙等费用，即使有人私自铸造，也无法获利。既然没有利益可图，自然就会停止私自铸钱的行为，更何况还有严厉的刑罚广泛设置呢。据我推测，这样一来，钱币必定能够长久流通，公私都能得到便利。” 后来朝廷采纳了杨侃的建议，铸造了永安五铢钱。
仆射尔朱世隆在朝廷中权势显赫，一次在宫中朝见时，因为衣冠不整，高道穆当即弹劾纠察他。皇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出行时冒犯了清道的侍卫，手持赤棒的侍卫呵斥她，她却不停止，高道穆下令侍卫用棒打破了她的车子。寿阳公主对此深怀怨恨，哭着向皇帝告状。皇帝对公主说：“高中尉是清廉正直的人，他所做的是公事，怎么能因为私人怨恨而责备他呢？” 高道穆后来拜见皇帝，皇帝说：“前几天我姐姐出行时冒犯了你，我深感惭愧。” 高道穆摘下帽子谢罪说：“我蒙受陛下的恩德，坚守陛下的法律，不敢唯独对公主破坏朝廷的典章制度，因此辜负了陛下。” 皇帝说：“我因为这件事对你感到惭愧，你反而向我谢罪。” 不久，皇帝下令让高道穆监修《起居注》。又下诏说：“秘书省是收藏图籍的地方，内廷的典籍文书，又加以抄写，堆积如山，已经有很多年了。这些典籍出入频繁，繁杂无序，大多导致散落遗失，可以让御史中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高道穆总领整理账目，并且邀请儒学之士，编排整理顺序。”
高道穆又上疏说：“我听说舜任命皋陶，把惩治奸邪的事务托付给他；禹为罪人而流泪，是因为尧的仁爱之心。所以提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是古代贤君迫切要做的事情；彰显德行，谨慎使用刑罚，是古代典籍中记载的道理。高祖太和初年，设置廷尉司直（廷尉属官，掌审理案件、纠正冤假错案），评判刑罚的是非对错，虽然这件事不是古代就有的，但却符合当时的需要。这就是所说的礼乐制度相互兴盛，不必沿袭古代的做法。我没有才能，却有幸担任现在的官职，想要报效朝廷，日夜都没有忘记。但我见识浅薄，不了解当今的事务，学业上也比不上古代的贤才，不能进献一句对国家有利的话，提出一条使国家兴盛的计策，在京城领取俸禄，怎么能不感到羞耻呢？至于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为国家分忧，仍然希望能够尽力而为。我私下看到御史出使地方，都只是根据传闻行事，虽然有时能够抓获罪犯，但也不乏冤枉无辜之人的情况。为什么呢？受到尧那样的惩罚，没有人会不怨恨。郡守县令处理政务，难免会有个人的爱憎。奸猾狡诈之徒，常常想着报复怨恨，大多编造无名的罪名，相互诬陷诽谤。御史一旦开始核查追究，就会因为不能破案而感到羞耻，在拷打之下，将虚假的供词当作事实，无罪而无法为自己辩白的人，数不胜数。我虽然愚笨浅薄，但坚守职责，不借用他人的权势，希望能够通过御史的弹劾纠察，使天下清明整肃。如果仍然沿袭过去的错误做法，伤害善良的人，那么我作为领取俸禄却不称职的官员，罪责难逃。因此，我日夜忧虑，想要加以改正。依我愚见，请按照太和年间的旧例，重新设置十位司直，隶属于廷尉，官秩为五品，选拔历任官职有声誉、心地公平、性情正直的人担任。御史如果外出弹劾纠察，就通知廷尉，让廷尉知道出行的人数。廷尉派遣司直与御史一同出发，到达州郡后，分别居住在不同的馆舍。御史核查完毕后，将案件移交司直复查，事情结束后与御史一同返回。御史中尉上奏弹劾，廷尉审理判决，都按照过去的制度进行。这样一来，案件就能审结，罪名就能确定，不再拖延宽容；作恶而失败的人，也不能再声称自己冤枉。如果御史、司直弹劾纠察失实，都按照所审理案件的罪名受到惩处。允许他们根据自己核查的情况，相互弹劾举报。如果两位使者徇私舞弊，处理事情不公正，允许被定罪的人到门下省申诉，另外派人进行核查。这样一来，肺石（古代设在朝廷外的石头，百姓可以站在上面申诉冤情）旁边的冤屈诉讼就能平息；监狱里受冤枉而忍气吞声的人也会减少。” 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重新设置了司直。
等到尔朱荣去世，皇帝召见高道穆，把赦免的诏书交给了他，让他向外宣布。皇帝趁机对他说：“从今天起，终于可以精选御史了。” 在此之前，尔朱荣等人常常想要让自己的亲信党羽担任御史，所以皇帝才有这样的诏书。后来尔朱世隆等人率领他们的部众在大夏门北交战，高道穆接受诏书监督作战，又赞成太府卿李苗拆毁桥梁的计策，尔朱世隆等人于是向北逃走。高道穆加授卫将军、假车骑将军、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南道大行台。又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其余官职不变。当时虽然对外声称讨伐蛮人，但皇帝担心北方的军队失利，想要制定南巡的计划。还没有出发，就遇到尔朱兆进入洛阳，高道穆担心祸患会牵连到自己，托病辞去官职。尔朱世隆因为高道穆忠于前朝，于是杀害了他，时年四十二岁。泰昌年间，朝廷追赠他为使持节、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
高道穆的儿子高士镜，继承了爵位。担任北豫州刺史。后来高仲密率领部众叛逃入关，高士镜也跟随他一同前往。
高道穆的弟弟高谨之，过继给沮渠氏为后。在沧州平东府主簿任上去世，时年三十五岁，朝廷追赠他为通直郎。他没有儿子。
高谨之的弟弟高慎之，字道密。喜好学习，有各位兄长的风范。二十三岁时去世。没有儿子，以兄长高谦之的第二个儿子高绪为继子。
史臣说：宋翻刚毅正直，独立不阿，处事果断勇猛。辛雄凭借治理政务的才能历任官职，运用智慧为朝廷效力。羊深凭借才干行事，声名和事迹值得记载。杨机在公事上清廉果断。高崇明智通达，能够为世所用。高谦之兄弟，都在政务上机敏干练，注重学问，闻名于世，能够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并非偶然。羊深在晚年失去节操，最终导致败亡，实在可惜啊！
宋翻，字飞鸟，是广平郡列人县（今河北肥乡东北）人，吏部尚书宋弁的同族弟弟。他年轻时就有操守和志向，世人称赞他刚毅果断。世宗（元恪）初年，他以奉朝请（官职名，无实际执掌，为官员入仕之初的闲职）身份起家，历任本州治中（州府属官，掌文书案卷）、广平王郎中令（王府属官，掌侍从、文书）。不久被任命为河阴县令。
宋翻的弟弟宋道玙，此前担任冀州京兆王（元愉）的法曹行参军（王府属官，掌司法事务）。元愉谋反，逼迫宋道玙担任官职，宋翻与弟弟宋世景一同被囚禁在廷尉（主管司法的中央机构）狱中。后来宋道玙背弃元愉，到京城请罪，但仍然被判死刑，宋翻、宋世景被削除官籍。过了很久，朝廷任命宋翻为治书侍御史（御史台属官，掌监察、弹劾）、洛阳令、中散大夫（闲散官职，无固定执掌）、相州大中正（州级掌评定乡品的官员），仍然兼任治书侍御史。又升任左将军、南兖州刺史。当时萧衍（南朝梁武帝）派遣将领先占据荆山（今安徽怀远西南），图谋侵犯劫掠。恰逢寿春（今安徽寿县）沦陷，叛军于是乘势径直进逼项城（今河南沈丘）。宋翻派遣将领成僧达暗中出兵偷袭，多次作战击败叛军，从此州境之内安定无事。
孝庄帝（元子攸）时期，宋翻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司徒府属官，掌文书、辅佐司徒）、抚军将军、河南尹（京都洛阳所在郡的行政长官）。当初，宋翻担任河阴县令时，顺阳公主（北魏宗室公主）家的奴仆抢劫，他将奴仆拘捕后却不送往官府，而是亲自率领士兵包围了公主的宅邸，捉住了公主的丈夫冯穆，步行押送到县衙。当时正是炎热的酷暑，他让冯穆站在太阳底下，汗水浸湿了地面。县衙里过去有一副大枷锁，当时的人称之为 “弥尾青”。等到宋翻担任县令，官吏请求将其烧毁。宋翻说：“暂且放在南墙下，用来对付豪门贵族。” 不久，有宦官杨小驹到县衙办事，言辞神色傲慢无礼，宋翻下令取出 “弥尾青” 将他锁住。杨小驹获释后，向世宗告状。世宗大怒，下令河南尹追究宋翻的罪责。宋翻详细陈述了事情的经过。诏书说：“你故意违背朝廷法律，难道不是想凭借权势来博取名声吗？” 宋翻回答说：“制造这副枷锁的不是我，想博取名声的也不应该是我。我之所以留下它，不敢用在百姓身上，是想用来对付像杨小驹这样凶暴蛮横的人罢了。” 从此，宋翻的威名震动京城。等到他担任洛阳令，直至升任河南尹，却畏惧权势，一味迎合权贵，所以当时的名声大不如前。永安三年（公元 530 年），宋翻在任上去世。朝廷追赠他为侍中（门下省长官，掌侍从皇帝、顾问应对）、卫将军、相州刺史。出帝（元修）初年，又追赠他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古代高级官衔，享受与三公同等的礼仪待遇）、尚书左仆射（尚书省副长官，辅佐尚书令处理政务）、雍州刺史，谥号为贞烈。
宋翻的儿子宋思远，在司空从事中郎（司空府属官，掌文书、谋划）任上去世。
宋翻的弟弟宋毓，字道和，为人敦厚诚实，有志向品行。官至平西将军、太中大夫。
宋毓的儿子宋世轨，担任齐文襄王（高澄）大将军府祭酒（将军府属官，掌礼仪、讲学）。
宋毓的弟弟宋世景，事迹记载在《良吏传》中。
宋世景的弟弟宋叔集，也有学问和品行。征东将军裴衍讨伐葛荣（北魏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时，上表推荐他为员外散骑侍郎（散骑侍郎的加官，无固定员额，掌侍从、讽谏），让他参与军事事务。等到裴衍战败，宋叔集一同遇害。
宋叔集的弟弟宋道玙，年轻时机敏聪慧。世宗初年，因才学被征召，与秘书丞（秘书省属官，掌典籍整理）孙惠蔚一同校勘群书，考证校正其中的异同之处。从太学博士（太学属官，掌讲学、著述）转任京兆王（元愉）法曹行参军。临死前，他创作了诗歌和挽歌词，寄给亲友，以表达自己的怨恨和悲痛。宋道玙还曾赠给著作佐郎（著作省属官，掌编纂国史）张始均一首诗，诗的末尾一章写道：“子深怀璧忧，余有当门病。” 宋道玙遭遇祸患未能幸免，张始均后来也遭遇世事变故遇害，当时的人都对这件事感到奇怪。宋道玙没有儿子，兄长宋毓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宋子叔过继给他为子。
辛雄，字世宾，是陇西郡狄道县（今甘肃临洮）人。父亲辛畅，字幼达，官至大将军谘议参军（大将军府属官，掌参谋议事）、汝南郡和乡郡二郡太守，太和年间，担任本郡中正。辛雄有孝顺的品性，广泛涉猎诗书史籍，喜好刑名之学（研究刑法、名实的学问），廉洁谨慎，性情文雅质朴，不随意结交朋友，喜怒不形于色。他以奉朝请身份入仕。父亲在郡中患病，辛雄自行辞官回家，日夜侍奉照料。等到父亲去世，他守丧期间，悲伤得几乎让人认不出来，被世人称赞。
正始初年，辛雄被任命为给事中（门下省属官，掌侍从皇帝、顾问应对），十年没有升迁，于是因病辞官。清河王（元怿）担任司空时，征召他为户曹参军（司空府属官，掌户籍、田赋），代理田曹事务。元怿升任司徒，辛雄仍然跟随他担任户曹参军。这两个职位都事务繁杂，诉讼案件堆积。辛雄处理事务公正持平，再加上他熟悉政务，经过他裁决的事务，没有人不服气。元怿十分器重他，常常对人说：“难道真的能做到没有诉讼吗？辛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因此，辛雄名声显扬。元怿升任太尉，辛雄又担任记室参军（太尉府属官，掌文书、记注）。神龟年间，辛雄被任命为尚书驾部郎中（尚书省驾部曹属官，掌车马、驿传），转任三公郎（尚书省三公曹属官，掌司法、诉讼）。这一年，朝廷淘汰郎官，只有辛雄与羊深等八人被留下，其余的人都被罢免遣返，改任李琰等人。
在此之前，御史中尉（御史台长官，掌监察百官）、东平王（元匡）又想抬着棺材入朝进谏，尚书令（尚书省长官，总领政务）、任城王（元澄）弹劾元匡大不敬，皇帝下诏赦免他的死罪，贬为平民。辛雄上奏为元匡辩解说：“我私下认为平民元匡，历经三朝，常常受到皇帝的宠信和礼遇。他正直敢言的品性，是皇帝亲自了解的；他像鹰鹯一样刚猛的志向，在过去就已经显现。所以高祖（元宏）赐给他‘匡’这个名字，陛下任命他负责弹劾纠察的事务。至于茹皓登上皇帝的车驾，元匡直言他应该下车；高肇执掌朝政，元匡上奏陈述他专权的情况。他的刚毅忠诚，群臣无人能及；他正直不屈的事迹，朝廷内外都知道。在高肇掌权的时候，元匡曾造棺材进谏，君主圣明，臣子正直，最终没有获罪。假如他想再次造棺材进谏，先帝已经宽容了他在前，陛下也应该宽容他在后，更何况他的罪名与犯罪事实并不相同。如果最终将他贬黜，不让他留在朝廷，恐怕会堵塞忠臣的言路，挫伤进谏者的心意，违背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失去贤臣辅佐的益处。祁奚说：叔向的贤德，可以延续十代。而元匡却不能保全自身，实在令人惋惜。” 不久，元匡被任命为龙骧将军、平州刺史。右仆射（尚书省副长官）元钦对左仆射萧宝夤说：“像辛郎中这样的才能，尚书省中没有人能超过他。” 萧宝夤说：“我听游仆射说：‘能得到四五个像辛雄这样的人共同处理尚书省的事务，就足够了。’如今对他的奖赏，实在太晚了！”
当初，廷尉少卿（廷尉的副长官，掌司法）袁翻认为犯罪的人，经过皇帝恩赦后竞相上诉，是非曲直难以明辨，于是上奏说凡是曾经有过传闻涉案的人，不论曲直，都认定为案件已审结，不再审理。皇帝下诏让门下省、尚书省、廷尉共同商议这件事。辛雄发表意见说：
《春秋》的要义是：如果不幸出现失误，宁可定罪过重，也不能滥用刑罚。定罪过重只是让有罪的人逃脱惩罚，滥用刑罚却会伤害善良的人。如今议事的人不忍心惩罚奸吏，让他们肆意妄为，使得君子和小人好坏不分，这难道是所说的奖赏善良、惩罚邪恶，尽心尽力体恤百姓的做法吗！向上追溯，周公不减轻散布流言者的罪责；向下考察，张释之不加重惊动皇帝车马者的刑罚，这是因为无论事情大小，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贵在恰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我长期处理案卷，多次遇到疑难诉讼，掌管着众多案件，有六点想法愿意陈述。
第一：御史弹劾的人中，有注明逃跑的。等到他们出来上诉，有的是因为执行公务，所在部门已经出具了经过之处的证明，如果不加以核查，案卷明确清楚的，应该为他们昭雪。第二：御史在大赦之前注明查获赃物，但没有分辨行贿者的姓名。经过核查，没有找到行贿的主使之人，应该予以洗清平反。第三：经过拷打仍不招供，又没有三个证人，就因为案件已经审结，便将其官籍削除。有的依据法令上奏请求恢复官籍，处理结果各不相同，没有形成固定的制度。还需要确定怎样才能成为证人。如果必须三个人亲眼看见受贿过程，才能作为证人，那么在道理上过于宽松；如果只是传闻就作为证人，那么在道理上又过于严苛。如今请求以行贿后三个人都亲眼看见，赃物及证据确凿为标准，作为验证的依据。第四：大赦之前判决的案件，有的引用法律错误，导致恢复或削除官籍不当，即使案件已经审结并经过大赦，也应该追溯并按照法律纠正。第五：经过大赦被削除官籍之后，有的人拦驾申诉冤屈，得到皇帝旨意重新追究；有的人到尚书省申诉冤情，被上奏请求再次核查。案件交付有关部门后，还没有审理判决，就遇到了恩赦。像这样的人，不能等同于一般情况，应该按照之前的案卷来确定处理结果。如果不应该拷打追究的，已经恢复官籍的人，请求不再剥夺其官籍。第六：有的接受诉状后反复核查，使得审讯验证的情况明确清楚，理应予以昭雪，但还没来得及上报判决，就突然遇到恩赦。如果根据验证的情况予以昭雪，就违背了正常的制度；如果削除其官籍，就会冤枉清白之人。我认为，定罪必须以案件审结为依据，昭雪必须以验证明确为标准，如果拷打没有达到规定的次数，或者关键证人没有到齐，就不能认定为验证明确。
古代的人虽然担心审理案件不够精细，但没有听说知道有冤情而不审理的。我现在所陈述的，实在是司法官员深感疑惑的问题，也是当务之急，希望陛下能够体察。
皇帝下诏采纳了辛雄的意见。从此以后，每当遇到疑难争议，辛雄与公卿大臣们相互辩驳，他的意见大多被采纳，于是他以公正能干的名声著称。
辛雄还撰写了《禄养论》，文中称孔子提出五种孝道，从天子到平民都没有辞官养老的条文。《礼记》中说：“八十岁的人，一个儿子可以不做官；九十岁的人，全家都可以不做官。” 郑玄注释说：“这是免除他们的徭役。” 然而这只适用于平民，不适用于公卿大夫士阶层。辛雄认为 “应该允许官员按俸禄赡养父母，不限制他们的年龄”。文章上奏后，肃宗（元诩）采纳了他的建议。辛雄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守丧。守丧期满后，右仆射元钦上奏请求起用辛雄为郎官。不久，辛雄兼任司州别驾（司州属官，辅佐刺史处理政务），加授前军将军。
孝昌元年（公元 525 年），徐州刺史元法僧献出彭城（今江苏徐州）反叛，萧衍派遣萧综前来占据彭城。当时朝廷派遣大都督、安丰王（元延明）督率临淮王（元彧）讨伐他们，但军队停滞不前。于是皇帝下诏任命辛雄为副使，辅佐太常少卿（太常寺副长官，掌礼仪祭祀）元晦出使，赐给他们齐库刀（皇帝赐予大臣的专用刀，象征权力），让他们持节（古代使臣出行所持的信物）、乘坐驿车催促军队进军，有违抗命令的当即斩首。肃宗对辛雄说：“元氏子弟，都是我的至亲。谋划策略，就依靠你取胜了。” 辛雄到达军中后，下令军队一同进军徐州，萧综送上投降文书。冀州刺史侯刚上奏请求任命辛雄为长史，肃宗认为辛雄擅长处理政务，舍不得让他离开，于是改任辛雄为司空长史。当时，各位王公都仰慕辛雄的名声，想要招揽他为僚属，但都没有成功。
当时各地叛军势力强盛，南方的敌军侵犯边境，山蛮（南方少数民族）发动叛乱。肃宗想要亲自率军讨伐，将荆州作为首要目标，下诏任命辛雄为行台左丞（行台属官，辅佐行台处理政务），与前军临淮王（元彧）向东奔赴叶城（今河南叶县），别将裴衍向西打通鵶路（地名，今河南南阳境内）。裴衍拖延不前，元彧的军队已经驻扎在汝水之滨。北沟（地名）请求救援，元彧因为部署不同，不想出兵救援。辛雄说：“如今裴衍还没有到达，大王您的军队已经集结完毕，山蛮蛮横侵扰，扰乱京城附近地区，梁州、汝州之间，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将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大王您在外掌握兵权，应该以有利大局为原则，见到可行的事就进军，何必拘泥于既定的部署，只要能安定国家，从道理上讲是可以自行决断的。这就是所说的臣子遵循道义行事，不必等待君主的命令。” 元彧担心事后会被追究责任，要求辛雄下达书面命令。辛雄认为皇帝将要亲自出征，蛮夷必定心怀恐惧，趁着他们人心离散，出兵必定所向披靡，于是向元彧的军队下达命令，让他们迅速进军攻击。叛军听说后，果然自行溃散。
辛雄在军中上奏说：“大凡人们之所以面对坚固的阵地而忘记自身安危，接触锋利的刀刃而不畏惧，一是为了追求荣耀的名声，二是为了贪图丰厚的奖赏，三是为了畏惧刑罚，四是为了躲避灾祸。没有这几种情况，即使是圣明的君王也不能勉励他的臣子，慈爱的父亲也不能激励他的儿子。圣明的君主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奖赏一定执行，惩罚一定信守承诺；使得无论亲疏、贵贱、勇敢怯懦、贤能愚笨的人，听到钟鼓的声音，看到旌旗的阵列，没有不奋勇激昂，争相奔赴战场的，难道他们是厌恶长久生存而乐意早早死去吗？是因为利害关系摆在面前，想要停止也不可能啊。自从秦陇地区发生叛乱，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山蛮违背常规，也已经有很多年了。所有参与军事服役的人，有几十万人，三个方向的军队，败多胜少，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因为赏罚不分明。陛下想要天下早日平定，怜悯出征士兵的辛劳困苦，于是颁布明确的诏书，承诺奖赏及时兑现。然而将士们的功勋，经过多年仍然没有评定；战败逃跑的士兵，却安然在家。这导致有气节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仰慕追求的，平庸的人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进军攻击叛军，战死沙场却奖赏迟迟不到；后退逃跑，保全自身却没有罪责。这就是士兵们望见敌军就溃散，不肯尽力作战的原因啊。如果再次颁布明确的诏书，重新斟酌赏罚标准，那么军威必定会振作，叛乱的祸患就可以消除。我听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宁可放弃粮食也要保住信用。由此推论，信用是片刻也不能废弃的。赏罚，是陛下容易做到的事情，尚且不能完全执行；攻打敌军，是士兵难以做到的事情，想要让他们拼死作战，怎么可能呢？我虽然平庸懦弱，却有幸担任军事使者，根据自己的职责所见，冒昧地向陛下禀报。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是否可行。”
恰逢右丞一职空缺，肃宗下诏让仆射、城阳王（元徽）推荐人选，元徽推荐了辛雄。辛雄于是被任命为辅国将军、尚书右丞。不久转任吏部郎中（吏部曹属官，掌官员选拔、任免），升任平东将军、光禄大夫，仍然担任郎中。辛雄上奏说：“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没有比安定百姓更重要的了；安定百姓的根本，没有比礼仪和法律更重要的了。礼仪和法律已经确立，再选拔贤能的人推行，天下就会太平和谐，这无不是任用贤才的功效。所以虞舜时期的兴盛，以肃穆美好著称；周文王接受天命，群臣和睦，国家安康。高祖孝文皇帝，是上天赋予的大圣之人，恢复古代的典章制度，选取夏、商、周三代的不同礼仪，采纳西汉、东汉的典章法规。他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四方安定；刑罚搁置不用，百姓得到治理。世宗继承先帝的事业，常常想着修缮完善，任用官员有正确的方法，天下万里清静安宁。陛下日夜辛劳，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关心百姓疾苦，没有片刻休息，然而百姓仍然纷扰不安，战乱不断。依我愚见，有一些想法可以陈述。自从神龟年间以来，选拔官员专门以任职年限为标准。士人无论善恶，年限长久的先得到提拔；官职无论繁杂简易，有名额空缺就授予官员。负责考核的官吏，把官员任职时间的长短当作功劳；掌管选拔的官员，把任用年老资深的人当作公正。而且平庸低劣的人，没有不贪婪卑鄙的。把治理国家的重任托付给这些见识短浅的人，把一个县的百姓命运托付给这些贪婪的人，他们都一心谋求财物，肆意妄为。禁令虽然繁多，但不能遏制他们的欲望。导致徭役分配不均，赋税征收错误，横征暴敛的情况随处可见，被囚禁的人塞满道路。两位圣明君主的诏书，被搁置而不遵守；统一的法令，被悬挂而不执行。从此，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百姓相继发动叛乱。这难道有其他的遗憾吗？大概是因为所任命的官员不称职，百姓无法忍受他们的统治。如今天下的百姓，长期遭受叛军侵扰，父亲死去，兄长阵亡，子弟沦陷，流离失所，处境艰难危险，十户人家有九户如此，白骨无人收敛，孤儿无人抚恤，财物耗尽，力量枯竭，无法维持生计。应该趁这个时候，尽早加以慰问安抚。帮助陛下治理天下的，只有郡守和县令，最需要谨慎选拔任命，以安定国家。但是郡县官员的选拔，向来被人们轻视；贵族子弟和有才能的人，没有人愿意担任这些官职。应该改革这个弊端，以确定官员的任用标准。请求将上等郡县定为第一清级，中等郡县定为第二清级，下等郡县定为第三清级。选拔补充官员的方法，要充分考虑才能和声望，如果不能兼顾，就先考虑才能，后考虑资历。不能拘泥于任职年限，完全不进行改革。每三年进行一次升降考核，有政绩的人补充到京城的重要官职，按照前代的旧例，没有担任过郡县官职的人不能担任京城的官职。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想着自我勉励，上下同心协力，冤屈得以申诉，强暴之人自行收敛，刑罚政务日益公平，百姓的风俗得到教化。还担心天下不能治理好，还忧虑叛乱之徒吗？我私下看到如今的郡守县令，那些清廉谨慎、认真治理的人，就能使政务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那些没有才能的人，就会使政务混乱，纲纪败坏。希望陛下暂时留心，考察其中的利害关系，那么我的话就可以得到验证，不用等到一整天。过去杜畿宽厚仁慈，河东地区没有战乱；苏则分发粮食，金城得以收复。大致观察古今，风俗的变迁，没有不是通过任用贤才来加以变革的，早上任用贤才，晚上就能看到治理的成效。如果遵循常规旧习，不明确选拔官员的制度，想要让百姓安定，恐怕遥遥无期。” 奏疏呈上后，恰逢肃宗去世。
当初，萧宝夤在雍州（今陕西西安）发动叛乱，城中人侯众德等人讨伐驱逐他，大多得到了爵位和奖赏。武泰年间，皇帝下诏让辛雄兼任尚书，担任关西赏勋大使（负责关西地区奖赏功勋的官员）。还没有出发，就遇到尔朱荣进入洛阳，以及河阴之难（尔朱荣在河阴屠杀北魏宗室和官员的事件），人心不安，辛雄躲藏起来没有露面。庄帝想要任命辛雄为尚书，门下省上奏说：“辛雄没有露面，生死不明。” 庄帝说：“宁可任用一个可能已经死去的人，也不能放弃一个可能还活着的人而不用。” 于是任命辛雄为度支尚书（尚书省度支曹长官，掌财政收支），加授安南将军。元颢进入洛阳后，北中郎将杨侃跟随皇帝向北出逃，庄帝任命杨侃为度支尚书。等到皇帝返回洛阳，再次征召辛雄任职。辛雄当面推辞说：“我不能为国家效死，屈从于叛军，是朝廷的罪人，即使陛下不赐我死罪，而从北方来的杨尚书功勋卓著，道义深重，我应该为贤能的人让路。” 庄帝说：“你暂且回到原来的部门任职，我会另有安排。” 于是解除了杨侃的尚书职务。
不久，皇帝下诏让辛雄以本官兼任侍中、关西慰劳大使（负责关西地区慰劳百姓和官员的官员）。将要出发时，辛雄请求处理五件事：一是拖欠的租税，应该全部免除征收。二是精简废除不按时节的徭役，以缓解百姓的困苦。三是征收赋税时，根据百姓的贫富情况有所区别，让州郡核查，不能平均摊派。四是战争持续多年，死亡的人很多，有的是父亲，有的是儿子，亲人的悲痛没有停止，对于在世的老年人，请求授予他们荣誉官职，以取悦活着的人，安慰死去的人的灵魂。五是战乱已经持续很久，礼仪很少有人修习，如果有家庭和睦、孝悌品德突出的人，应该表彰他们的家门。辛雄还启奏说：“我听说帝王爱护百姓的方法有六种：一是让他们获得利益，二是帮助他们成就事业，三是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四是给予他们恩惠，五是让他们快乐，六是让他们喜悦。让百姓不耽误农时，就是帮助他们成就事业；减轻刑罚，就是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减少赋税，就是给予他们恩惠；没有过多的徭役，就是让他们快乐；官吏清静不苛刻，就是让他们喜悦。希望陛下的道德超过前代帝王，功绩超越以往的朝代，播撒春风来教化风俗，表彰高尚的品德来调和百姓。养育百姓，正是现在这个时候；使近处的人喜悦，让远处的人归附，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既然有幸肩负使命，宣扬陛下的圣明恩泽，前面所说的六件事，我认为应该施行。如果不消除百姓的烦恼，解除百姓的疾苦，恩惠孤寡之人，那就只是白白乘坐官府的驿车，空有帝王使者的名号，往返在驿站耗费物资，而陛下的恩德却不能惠及百姓。我冒昧地根据自己的愚见，向陛下禀报，请求陛下审阅批准。” 庄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诏规定百姓年龄七十岁的授予县职，八十岁的授予郡职，九十岁的加授四品将军，一百岁的授予从三品将军。
永安三年（公元 530 年），辛雄升任镇南将军、都官尚书（尚书省都官曹长官，掌司法、监察）、代理河南尹。普泰年间，担任镇军将军、殿中尚书（尚书省殿中曹长官，掌宫廷礼仪、禁卫），又加授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年间，又被任命为殿中尚书、兼任吏部尚书。不久，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仍然担任尚书。永熙二年（公元 533 年）三月，又兼任吏部尚书。当时皇帝身边的亲信大臣专横跋扈，请托之事不断，辛雄害怕被他们谗言陷害，不能坚定地坚守正道，议论他的人对他颇有讥讽。
出帝（元修）向南巡视，辛雄兼任左仆射留守京城。永熙末年，辛雄兼任侍中。皇帝逃入关中，齐献武王（高欢）到达洛阳，在永宁寺召集朝廷官员，责备辛雄以及尚书崔孝芬、刘钦、杨机等人说：“作为臣子侍奉君主，应该扶助危难，挽救祸乱。如果在朝中不进行劝谏，君主外出时不随从护卫，形势缓和时就贪图宠信，形势危急时就逃窜躲避，臣子的气节在哪里？” 众人沉默不语，无法回答。辛雄回答说：“当君主信任亲近身边的大臣时，我们这些人没有参与谋划商议；等到君主向西迁徙，如果我们立即跟随，就担心被视为奸佞之党；留下来等待大王您，就会因为不随从君主而被责备。我们这些人进退两难，又不能自杀殉国，实在是惭愧有负于君主。” 齐献武王又责备说：“你们身居要职，应该以身报国，却不能尽忠职守，反而依附奸佞之人，没有听说你们有一句劝谏的话，使得国家大事落到如此地步，罪责应该由谁来承担！” 于是将他们处死，辛雄当时五十岁。他的家人也被没收为官奴。辛雄的两个儿子辛士璨、辛士贞，逃入关中。
辛雄的堂兄辛纂，字伯将。广泛涉猎文史典籍，为人温和善良，文雅正直。起初担任兖州安东府主簿（安东将军府属官，掌文书）。他与同郡的秘书丞李伯尚有旧交情，李伯尚与咸阳王（元禧）一同谋反，逃窜到辛纂那里投奔他。事情败露后，辛纂受到牵连被免除官职。过了十多年，辛纂被任命为奉朝请。逐渐转任太尉骑兵参军（太尉府属官，掌骑兵事务），常常受到府主清河王（元怿）的赏识。等到将要进行考核时，元怿说：“辛骑兵有学问有才能，应该定为上等。” 转任越骑校尉（禁军属官，掌越骑部队）。尚书令李崇北伐蠕蠕（即柔然，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征召他为录事参军（将军府属官，掌文书、考核）。临淮王（元彧）北征，因为辛纂跟随李崇时表现出色，上奏推荐他为长史。等到广阳王（元渊）北伐，又征召他为长史。不久，辛纂被任命为谏议大夫（门下省属官，掌讽谏朝政）。他深受元彧的称赞，元彧多次在朝廷上举荐他。
萧衍派遣将领曹义宗攻打新野（今河南新野），皇帝下诏让辛纂持节、兼任尚书左丞、南道行台（代表中央在地方行使职权的机构），率领军队前去救援，到达后就击败了曹义宗的军队。曹义宗等人因为辛纂的军队勇猛迅速，不敢再进军。当时天下多灾多难，京城没有后续的援军，辛纂只率领两千多名士兵守卫边境。皇帝又下诏任命他为荆州军司（将军府属官，掌军事谋划），授予骁骑将军，加授辅国将军。辛纂善于安抚将士，将士们大多愿意为他效力，叛军非常畏惧他。恰逢肃宗去世，噩耗传来。众人因为正在与敌军对峙，想要隐瞒丧事。辛纂说：“安危取决于人，与是否隐瞒丧事有什么关系！” 于是公布丧事，放声大哭，全军都穿上白色的丧服。返回州城后，辛纂与将士们订立盟约。不久，州城被曹义宗包围，将士们一同坚守。庄帝即位后，辛纂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散骑常侍的加官，掌侍从、讽谏）、征虏将军、兼任尚书，仍然担任行台。后来大都督费穆攻打曹义宗，将他擒获。进入城中后，费穆举起酒杯对辛纂说：“如果没有辛行台在这里坚守，我也没有办法建立这个功劳。” 进入朝廷后，费穆向庄帝进言，称赞辛纂在危急的城中坚守气节，应该得到爵位和奖赏，以勉励后人。庄帝于是下诏慰问勉励辛纂。
不久，辛纂被任命为持节、平东将军、中郎将，赏赐绢五十匹、金装刀一把。永安二年（公元 529 年），元颢乘胜进军，突然到达城下。尔朱世隆狼狈撤退，城中空虚，辛纂于是被元颢擒获。等到庄帝返回宫中，辛纂向庄帝请罪，请求宽恕自己没有守住城池的罪责。庄帝说：“当时我也在向北巡视。东部的军队没有守住城池，难道是你的过错吗？” 辛纂返回镇守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不久转任中军将军、荥阳太守。郡中有叫姜洛生、康乞得的人，过去是太守郑仲明的亲信，他们强横狡诈，偷窃抢劫，在郡中为害百姓。辛纂暗中侦察，将他们擒获，在郡城的集市上斩首示众，百姓们非常高兴。辛纂加授镇东将军。太昌年间，辛纂被任命为左光禄大夫。辛纂侨居在洛阳，于是担任河南邑中正。
永熙三年（公元 534 年），辛纂被任命为使持节、河内太守。齐献武王（高欢）赶赴洛阳，军队集结在城下，辛纂出城拜见齐献武王说：“我在这里接受诏令，本来就有防御的职责。大王您忠诚于王室，扶助危难的国家，我怎敢不恭敬侍奉。” 齐献武王说：“我的志向是除去奸佞之人，以安定国家，河内太守的这番话，深得作为王臣的气节。” 于是命令前侍中司马子如说：“我路途疲惫，你应该代替我握住河内太守的手。” 辛纂于是进入洛阳。
九月，辛纂代理西荆州事务、兼任尚书、南道行台，不久正式担任刺史。当时蛮人首领樊五能攻破析阳郡（今河南西峡），响应宇文黑獭（宇文泰，西魏权臣）。辛纂商议想要出兵讨伐他，行台郎中李广劝谏说：“析阳郡四面没有百姓，只有一座城池。山路幽深险峻，内外都是蛮人。如今如果派遣少量军队，就没有力量制服叛军；派遣大量军队，就会削减防卫力量，导致本州根基虚弱。如果事情不如人意，就会大大损害威名。人心一旦失去，州城就难以保住。” 辛纂说：“怎么能放纵叛军不进行讨伐，让他们的危害日益加深！” 李广说：“如今的事情，必须追求万无一失。况且要忧虑心腹之患，哪有闲暇顾及疥癣之疾？听说朝廷的军队已经击败了洪威（叛军将领），估计不久就会到达。您只需约束所属的城池，让它们各自修缮加固营垒，好好安抚百姓，等待救援的军队。虽然失去析阳郡，就像丢弃鸡肋一样无关紧要。” 辛纂说：“你的话固然有道理，但我认为不是这样。” 于是派遣军队攻打樊五能，没有攻克反而战败，将领们趁机逃跑没有返回。城中人又秘密招引西边的叛军，宇文黑獭派遣都督独孤如愿率领军队暗中到达，突然攻入州城，直奔议事大厅。辛纂身边只有五六个人，用短兵器进行抵抗，最终被叛军擒获并杀害。朝廷追赠他为都督定殷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辛纂的儿子辛子炎，武定年间，担任博陵太守。
辛雄的堂祖父辛昙护，以谨慎敦厚著称。在并州州都（州级属官，掌地方事务）任上去世。
辛昙护的儿子辛炽，武定年间，担任卫将军、右光禄大夫。
辛雄的族祖父辛琛，字僧贵。父亲辛敬宗，延兴年间，担任代郡太守。辛琛小时候父亲去世，曾经拜访友人，看到友人的父母兄弟都平安无恙，感动得流泪很久。辛琛以奉朝请身份入仕，担任荥阳郡丞（郡府属官，辅佐太守处理政务）。太守元丽性情喜欢酗酒，辛琛常常劝谏他。元丽后来喝醉了，就下令关闭大门，说：“不要让郡丞进来。” 高祖（元宏）南征，元丽跟随皇帝的车驾，下诏对辛琛说：“把郡中的事务托付给你，就像太守在任一样。” 景明年间，辛琛担任伏波将军、济州辅国府长史（辅国将军府属官，掌文书、谋划）。转任奉车都尉（掌管皇帝车马的官员），出任扬州征南府长史。刺史李崇，热衷于置办产业，辛琛常常直言劝谏，李崇不听从，于是两人互相弹劾举报，皇帝下诏都不追究。后来辛琛加授龙骧将军，兼任南梁太守。李崇于是设置酒宴，对辛琛说：“长史以后必定会担任刺史，只是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上佐官员罢了？” 辛琛回答说：“如果我有幸担任刺史，希望能得到一个正直的长史，每天都能听到自己的过错，这是我的愿望。” 李崇露出惭愧的神色。辛琛在任上去世。辛琛为人宽厚文雅，有度量，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喜怒不形于色，为官奉公守法，在任上都有声誉。
辛琛的长子辛悠，字元寿，年轻时就有才能和业绩。担任侍御史，监督扬州的军队。叛军平定后，记录功勋的文书，当时李崇仍然担任刺史，想要在功勋文书中加入自己亲信的名字，辛悠不允许。李崇说：“我过去遇到他的父亲，如今又遇到他的儿子。” 辛悠早年去世。
辛悠的弟弟辛俊，字叔义，有文学才华。担任东益州征虏府外兵参军（征虏将军府属官，掌军事文书）。府主魏子建担任山南行台，任命他为郎中，辛俊在军事和国家大事上有果断的决断能力。返回京城后，在荥阳被人抢劫杀害。朝廷追赠他为征虏将军、东秦州刺史。
辛俊的弟弟辛术，武定末年，担任散骑常侍。
辛术的弟弟辛休，字季令。辛休的弟弟辛修，字季绪。两人都有学问和志向，也早年去世，当时的人都为他们感到惋惜。
辛琛的族子辛珍之，年轻时有气力。担任太尉铠曹行参军（太尉府属官，掌铠甲兵器事务），逐渐升任中坚将军、司徒录事参军（司徒府属官，掌文书、考核）、广州大中正。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不久起用为汝北太守。永安年间，担任司空谘议参军、通直常侍。永熙年间，担任襄城太守。天平初年，洛州以南地区人心惶惶，皇帝下诏让辛珍之担任大使，持节慰问安抚广洛二州。天平三年（公元 536 年），辛珍之被任命为征东将军、代理阳平郡事务。郡中百姓路黑奴发动叛乱，攻打郡城，辛珍之被路黑奴擒获。叛军将领们劝路黑奴杀死辛珍之，路黑奴说：“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要先杀死太守呢？” 于是带着辛珍之跟随自己，以礼相待。右卫将军郭琼讨伐平定了路黑奴，辛珍之才得以幸免。兴和年间，辛珍之担任卫将军、司徒司马（司徒府属官，掌军事事务）。武定三年（公元 545 年），担任骠骑将军、北海太守。返回京城后担任仪同开府长史（仪同开府将军府属官，掌文书、谋划）、兼任光禄少卿（光禄寺副长官，掌宫廷礼仪、膳食）。不久，皇帝下诏让辛珍之持节担任广洛北荆扬雍襄六州慰劳大使、北荆镇城、代理广州事务，他在招纳安抚百姓方面有显著的成绩。齐文襄王（高澄）派人送信慰问勉励他，赏赐他衣物和丝织品。不久，皇帝下诏让他代理平州事务，在任上去世。朝廷追赠他为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谥号为恭。
辛珍之的儿子辛懿，武定末年，担任开府铠曹参军。
羊深，字文渊，是太山郡平阳县（今山东新泰）人，梁州刺史羊祉的第二个儿子。他年轻时就有志向品行，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喜好文章，同时擅长处理公文事务。年轻时与陇西人李神俊志同道合，结为朋友。从司空府记室参军转任轻车将军、尚书骑兵郎。不久转任驾部郎，加授右军将军。当时朝廷淘汰郎官，力求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羊深因为才能出众被留下。他在任上公正果断，尚书仆射崔亮、吏部尚书甄琛都敬重他。肃宗举行释奠礼（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讲解《孝经》，羊深在同僚中唯独被允许旁听，当时的舆论称赞他。
正光末年，北地人车金雀等人率领羌胡部落反叛，高平叛军宿勤明达侵犯豳州、夏州等州。北海王（元颢）担任都督、行台讨伐他们，任命羊深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行台左丞、军司，仍然兼任郎中。元颢战败后，羊深返回京城。不久，升任尚书左丞，加授平东将军、光禄大夫。萧宝夤反叛，围攻华州（今陕西华县）。王平、薛凤贤等人聚众作乱，皇帝下诏让羊深兼任给事黄门侍郎（门下省属官，掌侍从皇帝、传达诏令），与大行台仆射长孙稚一同在潼关会师，谋划进军方略。叛乱平定后，羊深因功被赐予新泰男的爵位。
灵太后曾经前往邙山（今河南洛阳北），召集僧尼举行斋会，公卿大臣都在座。斋会即将结束时，太后召见羊深，高兴地慰问他。羊深辞谢说：“我蒙受国家的厚恩，世代享受荣耀待遇，叛乱没有平定，这是我的忧虑和责任，如今却意外受到陛下的私人恩宠，我就像犬马一样知道要归顺主人。” 太后回头对身边的人说：“羊深真是忠臣啊。” 满座的人都对他十分倾心。孝昌末年，徐州地区多有战乱，朝廷任命羊深为东道慰劳使，随即担任二徐行台。庄帝即位后，羊深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太府卿（太府寺长官，掌财政收支、物资储备），又担任二兖行台。羊深处理军事和国家事务，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也获得了当时的声誉。
当初，尔朱荣杀害朝廷官员。羊深的第七个弟弟羊侃担任太山太守，性情粗鲁莽撞，于是率领同乡人向外投靠萧衍。羊深在彭城，突然收到羊侃的书信，邀请他一同反叛。羊深感慨流泪，斩杀了羊侃的使者，并将书信上奏朝廷。庄帝于是下诏说：“羊侃发动叛乱，在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起兵，聚集不法之徒，扰乱边境。使宗族遭受祸患，是羊侃自己造成的；世代相传的气节，一朝被玷污。羊深忠心耿耿侍奉国家，坚守节操，没有二心，听到弟弟叛乱的消息，主动弹劾自己请求治罪。这种赤诚之心，我深感欣慰。况且叔向被恢复官职，《春秋》予以称赞；羊深的慷慨激昂，气节与古人相同。他的忠烈事迹远扬，赤诚之心已经显现。可以让他返回朝廷，当面接受任命。” 羊深于是返回京城，被削除官籍。过了很久，羊深被任命为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元颢进入洛阳后，任命羊深兼任黄门郎。元颢被平定后，羊深被免去官职。后来担任大鸿胪卿（大鸿胪寺长官，掌外交、礼仪）。普泰初年，羊深升任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负责监修《起居注》（记录皇帝言行的史书）。自从天下多事以来，东西二省的官员大量积压，前废帝（元恭）下诏让羊深与常侍卢道虔、元晏、元法寿选拔官员补充空缺，从奉朝请以上的官员中，分别进行淘汰。不久，羊深兼任侍中，前废帝对他十分亲近优待。
当时学校教育废弃衰败，儒家礼教衰落，羊深于是上奏说：
我听说尊崇礼仪、建立学校，是历代帝王都致力于做的事情；尊重经术、重视道义，是历代帝王都不会改变的原则。因此，古代的学校纷纷设立，《昭明》之颂得以传唱；学校广泛开辟，《都穆》之咏得以彰显。大魏王朝，顺应天意，统治万物，恭敬地遵循天时，模仿唐尧、虞舜的做法，遵循前代的训诫。再加上高祖继承圣明之业，无为而治，儒家学风日益兴盛，得到的人才之多，就像堆积的柴草一样。因此能够追上周朝的兴隆，与汉朝并驾齐驱，甚至超越汉朝。宣皇继承先帝的事业，遵循旧有的典章制度，因此能够宣扬盛大的功业，修缮完善美好的品德。从此以后，世道衰败，道义消亡，优良的风尚逐渐远去，轻薄浮躁之风盛行，谦让的美德变得稀少，追逐名利没有节制。官员的晋升只看重办事能力，而不是学问品行。这使得那些只会舞文弄墨的小才之人，指望短期内获得荣耀；而精通经术的大才之人，却甘心隐居在简陋的小巷中。然而，治理国家的根本，贵在得到贤才，如果遇到合适的人才，何必拘泥于常规呢？夏、商、周三代以及西汉、东汉，不同时代都有贤才出现。有的从山林中出来，登上卿尹的职位；有的放下鱼竿，直接升任公相。这些事迹都被记载在史书上，意义深远。那些遥远的往事，数不胜数。
我私下认为如今选拔官员的方法，没有遵循前代的规矩。至于当代的通儒学者，冠绝一时的有德之人，被征召也不过担任四门博士，晋升也不超过九品官职。以这样的方式选拔人才，想要实现国家的安定治理，就好比倒着走路却想要前进，前往燕国却朝着楚国的方向。这种积习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它是逐渐形成的。过去鲁国兴建泮宫（古代的学校），歌颂之声兴起；郑国废弃学校，《国风》加以讥讽。要想让百姓遵守规范，没有比从学习经礼开始更重要的了；《菁莪》这首诗赞扬培育人才，其意义在诗篇中彰显。自从战乱以来，将近十年，战乱不断，礼仪教化缺失。四海之内一片荒凉，百姓和物产凋敝，儒家礼教顿时衰败，优良的风尚几乎消失殆尽。世道的衰落，真令人叹息。
陛下中兴国家，继承皇位，国运更新，四方逐渐安定，这实在是依靠文德教化。但是尊崇贤才、提倡谦让的科目，历代都没有完善；恢复淳朴的教化，说起容易做起难。从前推崇黄老之学而贬低《六经》，司马迁最终导致弊端；重视玄虚之学而轻视儒家学说，应劭因此直言进谏。我虽然不聪慧，但不敢忘记前代的教训。况且魏武帝（曹操）在军旅之中，仍然修建学校；孔子明确主张，即使在仓促之间也必定遵循儒家礼教。我认为应该重新修缮国学（国家最高学府），广泛招揽贵族子弟，让他们每天都能听到师长的教诲，释奠之礼不致缺失。同时下诏天下各州郡，兴起儒家教育。考核的标准，都按照旧有的典章制度。如果有人精通经术、品行端正，应该破格提拔。抑制那些夸夸其谈的小才之人，提拔那些品德高尚的大雅之人。广泛收罗博学的儒生，以充实顾问的职位；招揽奇异的人才，共同探讨国家事务的得失。使得天下之内，都争相追求仁义之风；在战乱之后，逐渐懂得礼乐的用途。这难道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我确实愚昧浅薄，却敢仰慕前代的训诫，依据古代的义理，冒昧地向陛下禀报。希望陛下能够俯察我的建议，实现清明的教化，如果我的话有可取之处，请求特别予以施行。
前废帝认为羊深的建议很好。
出帝初年，羊深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省长官，掌起草诏令、参与决策）。不久，转任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永熙三年（公元 534 年）六月，羊深兼任御史中尉、东道军司。等到出帝逃入关中，羊深与樊子鹄等人在兖州一同反叛。樊子鹄任命羊深为齐州刺史，羊深在太山郡博县商王村修筑营垒，招引山中和齐地的百姓。天平二年（公元 535 年）正月，朝廷大军讨伐并击败了他们，羊深在阵前被斩首。
羊深的儿子羊肃，武定末年，担任仪同开府东阁祭酒。
杨机，字显略，是天水郡冀县（今甘肃甘谷）人。祖父杨伏恩，担任郡功曹（郡府属官，掌文书、考核），赫连屈丐（即赫连勃勃，十六国时期夏国建立者）时期率领家人逃奔洛阳，于是在那里定居。杨机年轻时有志向气节，被士大夫们称赞。河南尹李平、元晖都征召他为功曹，元晖尤其把郡中的事务托付给他。有人对元晖说：“不亲自处理事务，百姓是不会信任的。怎么能把事务都托付给杨机，自己却高枕无忧呢？” 元晖说：“我听说君子在寻求人才上辛劳，在任用贤才上安逸。所以前代有坐着啸咏治理地方的人，有只负责点头应答的官员。我既然已经托付到了有才能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此，杨机的名声更加显著。
杨机以奉朝请身份入仕。当时皇子封国的官员，大多不称职，皇帝下诏选拔清廉正直的人，杨机被举荐为京兆王（元愉）国中尉，元愉非常敬重畏惧他。杨机升任给事中、伏波将军、廷尉评（廷尉属官，掌审理案件）。延昌年间，杨机代理河阴县事务。他为官正直，不避权势，通晓政务，根据实情判决案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平东将军、荆州刺史杨大眼上奏推荐他为自己的府长史。熙平年间，杨机担任泾州平西府长史。不久，杨机被任命为河阴令，转任洛阳令，京城的人都畏惧他的威严，很少有人敢冒犯。凡是前来诉讼的人，一旦经过他的审理，他都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案件的事理，当时的人都对他感到惊奇。杨机升任镇军将军、司州治中，转任别驾。荆州蛮人反叛，杨机兼任尚书左丞、南道行台讨伐他们。返回后，杨机被任命为中散大夫，又担任别驾，州牧、高阳王（元雍）把很多事务都托付给杨机。杨机出任清河内史，转任左将军、河北太守，在任上都有能干的名声。建义初年，杨机被任命为平南将军、光禄大夫、兼任廷尉卿。又被任命为安南将军、司州别驾。不久，杨机代理河南尹。转任廷尉卿，调任卫尉卿（卫尉寺长官，掌宫廷警卫），出任安西将军、华州刺史。永熙年间，杨机担任卫将军、右光禄大夫。不久，杨机被任命为度支尚书。杨机正直的本心历经长久更加坚定，他奉公守法，严于律己，受到当时人的称赞。杨机家境贫穷，没有马，常常乘坐小牛车，当时的舆论赞许他的清白。杨机与辛雄等人一同被处死，时年五十九岁。
杨机的儿子杨毗罗，以开府参军事身份入仕，在镇远将军任上去世。
杨机的哥哥杨顺，字元信，担任梁郡太守。
杨顺的儿子杨僧静，武定年间，担任太中大夫。
杨机哥哥的儿子杨虬，年轻时有办事能力，多次担任司州记室户曹从事。早年去世。
高崇，字积善，是渤海郡蓚县（今河北景县）人。四世祖高抚，在晋朝永嘉年间与兄长高顾为躲避战乱逃奔到高丽。父亲高潜，显祖初年返回国家，被赐予开阳男的爵位，居住在辽东，皇帝下诏把沮渠牧犍的女儿赐给高潜为妻，封武威公主。高潜被任命为驸马都尉，加授宁远将军，去世。
高崇年轻时聪慧机敏，以端庄谨慎著称。被征召为中散，逐渐升任尚书三公郎。高崇家境富裕，有奴仆一千多人，但他志向崇尚节俭朴素，车马器物服饰，只满足基本使用而已。他注重自身修养，廉洁自守，不与他人争斗。起初，高崇的舅舅因为犯罪被处死，武威公主悲痛自己娘家断绝后代，于是让高崇过继给沮渠牧犍为后，改姓沮渠。景明年间，高崇上奏请求恢复本姓，继承爵位，升任领军长史、伏波将军、洛阳令。高崇为政清廉果断，官吏百姓畏惧他的威严，每当有揭发的案件，他不避豪强权贵，县内安定有序。朝廷正要对他进行升迁任命，他却因病去世，时年三十七岁。朝廷追赠他为渔阳太守。永安二年（公元 529 年），又追赠他为征虏将军、沧州刺史，谥号为成。
当初，高崇对友人说：“孔子的四科之中，德行是第一位的。人能够立身行事，约束自己，不忘记古代的训诫，这就足够了。所以我的各个儿子，……”
高崇的儿子高谦之，字道让。年轻时侍奉后母李氏，以孝顺闻名，李氏也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抚养他，外人无法分辨他们兄弟是否同父同母。议论的人都称赞他们母子和兄弟。等到长大成人，高谦之断绝与世俗事务的往来，专心研究经史典籍，天文、算历、图纬等书籍，大多都有涉猎，每天背诵几千字，喜好文章，留心研究《老子》《易经》。他继承爵位，以奉朝请身份入仕，加授宣威将军，转任奉车都尉、廷尉丞。正光年间，尚书左丞元孚慰问蠕蠕，反而被拘留。等到蠕蠕大肆劫掠后返回，才放元孚回国。事情交付廷尉处理，廷尉卿及监以下的官员都认为元孚没有罪责，只有高谦之认为元孚有辱使命，请求判处他流放之罪。尚书同意廷尉卿的意见，皇帝下诏批准了高谦之的上奏。
孝昌初年，高谦之代理河阴县令。在此之前，有人用布袋装着瓦砾，谎称是钱财货物，诈骗购买别人的马匹，然后逃走。皇帝下诏追捕，必须把结果上报。高谦之于是假装给一个囚犯戴上枷锁，让他站在马市上，宣称这就是之前诈骗买马的盗贼，现在将要对他行刑。高谦之暗中派遣亲信观察市中私下议论的人。有两个人见面后高兴地说：“再也不用担心了。” 高谦之下令将这两个人逮捕审讯，他们全部招供了盗窃马匹的罪行，同伙也全部被抓获。还查出了他们前后盗窃的地方，缴获了很多财物，多年来丢失财物的人家，都各自找回了自己的东西。高谦之把情况详细上奏朝廷。不久，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正式担任河阴令。高谦之在县任职两年，改革治理方法，很多都成为后世的范例。他的弟弟高道穆担任御史，在公事上也有能干的名声，当时的人称赞他们父子兄弟都有当官的才干。
按照旧制度，两个京城的县令可以当面陈述政务的得失，当时奸佞受宠的人讨厌他们揭发问题，于是一同上奏请求废除这项制度。高谦之于是上奏说：“我没有才能，却错误地担任京城的县令，实在想要奉公执法，不屈服于权势，称职尽责，报答朝廷无尽的恩德，尽到人臣坚守职责的气节。但是豪门贵族的亲属，皇亲国戚，被牵连到案件中的，到处都是，他们都有怨恨的神色，都有埋怨君主的心思。县令地位轻微，力量薄弱，怎么能够成功治理呢？先帝过去颁布明确的诏书，允许县令当面陈述自己的想法。我的父亲前臣高崇担任洛阳令时，常常能够入宫上奏政务的是非得失，所以朝廷权贵都收敛手脚，不敢干预政务。近来以来，这项制度已经停止，导致京城县令的权威减轻，下面的情况无法上达。如今两位圣明的君主远遵尧、舜的做法，效法高祖的制度。我希望能够竭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建立一点功绩。请求沿用新旧典章，重新明确过去的制度。希望奸猾豪强知道有所禁止，能够各自收敛心思。” 皇帝下诏说：“这份奏疏非常符合我的心意，交付外廷商议后上报。”
高谦之又上奏说：
我听说夏朝的德行中途衰败，少康成为复兴国家的君主；周朝的王道将要废弃，周宣王建立了中兴的功绩。由此可知，国家没有永远的安定，世间没有永恒的衰败，关键在于圣明的君主能够有正确的方法变革，有恰当的途径教化百姓。
自从正光年间以来，边境城镇多次受到侵扰，朝廷任命将领出兵，军队接连不断地出征，军费物资的运输，从未停止。至于通过射箭、格斗等技艺招募士兵，都能获得官职；斩杀敌人，又能得到爵位等级的晋升。所以天下的壮士，愿意出征的人很多，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好处。如果军队的将帅都能称职，奖赏功勋能够实事求是，那么什么叛乱不能平定，什么征战不能胜利呢！各个镇守的将帅有的不称职，大多派遣自己的亲信谎称应募参军，另外请别人代替射箭、格斗，虚假地获得军官的职位。他们自己不奔赴战场，只派遣奴仆门客充数，面对敌人，竟然不拉开弓箭。这就是空授王爵，出征的士兵大量缺额，叛乱怎么能够消灭，忠贞之士怎么能够得到勉励呢？况且皇帝身边的亲信、侍从官员、皇亲国戚、朝廷大臣，向官府请托，擅自作威作福。如果有清廉正直、奉公守法、不曲从的人，他们就一同诬陷诋毁，使这些人遭受刑罚。在朝廷上的官员都顾虑重重，谁愿意向上禀报呢？蒙蔽君主，欺压百姓，败坏风气，扰乱政务。使得奸佞之人称心如意，忠诚正直的人不再坚持道义。
况且连年以来，多次征调徭役，百姓无法忍受，动辄流离失所，为了保全妻子儿女，争相逃避朝廷的徭役，不再顾及自己的家园，害怕受到刑罚。这正是因为返回故乡必定会陷入困境，回去后没有安宁的道路。如果允许他们返回自己的本业，徭役能够适当减免，那么返回的人必定会很多，开垦的田地会增加，几年之后，就能从百姓那里征收大量的赋税。如今不致力于用道理让他们返回，只是想要用严厉的法令强迫他们，恐怕几年之后，逃跑的人会更多，能够安居乐业的人没有几个。
所以拥有国家的人，不担心百姓不归附自己，只担心政务不能确立；不依靠敌人不攻打自己，只依靠自己不可被侵犯。这是千载以来共同遵循的道理，历代帝王都一致认同。况且琴瑟的音调不和谐，懂得音律的人就会改弦更张；拉车的马匹不协调，善于驾车的人就会握住缰绳调整。谚语说：“迷途知返，离正道就不远了。” 这句话虽然微小，却可以说明大道理。陛下日理万机，事务繁多，难以全面顾及；贤臣们闭口不言，没有人愿意直言进谏。我虽然平庸浅薄，却世代享受朝廷的俸禄，私下仰慕前代贤臣为国献身的道义，不畏惧杀身之祸，希望能对朝廷有所裨益。希望陛下能够稍加体察，略微采纳我的建议，让朝廷的典章制度重新确立，军威更加振作，天下兴起革新的歌谣，百姓看到恢复大禹那样的功绩。那么我上奏之后，即使死去也心甘情愿。
灵太后得到他的奏疏后，以此责备身边的亲信侍从。那些受宠信的权贵因此痛恨高谦之，于是向太后启奏说：“高谦之有学问技艺，适合在国学任职，教导贵族子弟。” 皇帝下诏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任命高谦之为国子博士。
高谦之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升等人，都有深厚的旧交情。他喜欢救济抚恤他人，信守承诺。在家中对待奴仆，要求他们即使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能打骂他们的父母，奴仆生下三个儿子就免除其中一个的徭役，家中没有受过髡刑、黥刑的奴仆，他常常说：“都是承受了人的身体，怎么能残害他们呢？” 因为父亲的舅舅沮渠蒙逊曾经占据凉州地区，而国史中关于凉州的记载有所缺失，高谦之于是撰写了《凉书》十卷，流传于世。凉州地区盛行佛教和道教，高谦之撰写论著贬低它们，称佛教只是九流中的一家。当时的名士，争相用佛理来诘难他，高谦之也用佛义来回应，最终没有被说服。因为当时通行的历法，大多不够完善，高谦之于是更改年号，修撰新的历法，形成自己的一家之法，虽然没有在世间推行，但议论的人都赞叹他多才多艺。
当时朝廷商议铸造钱币，任命高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高谦之于是上表请求铸造三铢钱说：
钱币的设立，本来是为了互通有无，方便交易。所以钱币的轻重，各个时代有所不同。姜太公为周朝制定九府圜法（古代的货币制度），到周景王时改铸大钱。秦朝统一全国，钱币重半两。汉朝建立后，因为秦朝的钱币太重，改铸榆荚钱（一种轻薄的钱币）。到汉文帝五年，又铸造四铢钱，汉武帝时，将旧钱全部销毁，改铸三铢钱。到元狩年间，又改为五铢钱。还铸造了赤仄钱（一种边缘为红色的钱币），一枚相当于五枚普通钱币。王莽摄政时，钱币有六个等级，大钱重十二铢，其次是九铢，再次是七铢、五铢、三铢、一铢。魏文帝废除五铢钱，到魏明帝时又重新设立。孙权在江东，铸造大钱，一枚相当于五百枚普通钱币。孙权赤乌年间，又铸造大钱，一枚相当于一千枚普通钱币。钱币的轻重大小，没有不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
我私下认为，粮食和货物是国家的根本，八种政务（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以食货为先；聚集财富的重要性，在古代的典章文献中都有教诲。因此，古代的帝王，凭借天地的富饶，拥有天下的财富；无不使太仓（国家粮仓）里的粮食腐烂变红，使泉府（国家财政机构）里的钱币朽坏。储备充足后，百姓就不会困苦，可以使四方安定，就像身体支配手臂一样自如。从前汉武帝时期，国土广阔，财富丰裕，对外征伐四方蛮夷，于是国家财政空虚。这时，民间的贤才，拿出财物帮助国家；有利于国家的计策，被上奏到朝廷。集市上设置了专卖酒类的官员，乡里颁布了告缗令（告发商人瞒报财产的法令）。盐铁官营制度建立后，钱币多次更改，少府（掌管皇帝私人财政的机构）于是变得富裕，上林苑（皇家园林）的储备也变得充足。对外开辟疆土，征服蛮夷，对内不增加赋税，都是因为理财得当的缘故。如今各地的叛乱没有平息，四方边境多有战事，赋税征收繁琐，每天耗费千金，物资储备逐渐耗尽，财政将要枯竭，这正是像杨可（汉武帝时期负责告缗的官员）那样献上征税之策，像桑弘羊（汉武帝时期的理财大臣）、兒宽（汉武帝时期的官员）那样谈论理财之道的时候。以西汉的兴盛，钱币尚且多次更改，大小钱币并行，子母相权（古代货币制度，以重币为母，轻币为子，子母相互补充），更何况如今叛乱的祸患没有消除，州郡沦陷破败，百姓和物产凋敝，军队和国家的用度不足，另外铸造小钱，可以增加财富，对政务有什么损害，对百姓有什么妨碍呢？况且国家的兴盛不在于钱币的大小，国家的衰败也不在于钱币的轻重，关键在于公私都能得到适宜的安排，政务教化没有缺失，既然古代能够实行，如今也应该效仿。从前大禹遭遇大水，用历山的铜铸造钱币，救济百姓的困苦；商汤遭遇大旱，用庄山的铜铸造钱币，赎回被卖的百姓子女。如今百姓的穷困憔悴，比过去更加严重，圣明的君主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我现在建议铸造三铢钱，以救济物资的匮乏，五铢钱仍然允许一同使用，推行这种制度没有损害，国家却能获得益处，公孙鞅（商鞅）所说的 “农战之民必富” 的道理，在这里就能得到验证。我虽然在理财方面的才能比不上计然（春秋时期的理财家），见识也不如善于心算的人，暂时担任铸钱的官员，稍微了解其中的道理。如果对国家有益，我不得不说。如果陛下有所疑虑，请求交付公卿大臣广泛商议，如果认为可行，就请求立即施行。
皇帝下诏将要采纳他的建议，事情还没有完成，高谦之就去世了。
当初，高谦之的弟弟高道穆，正光年间担任御史，弹劾相州刺史李世哲的事情，使李世哲受到很大的羞辱，李世哲的家人一直对此怀恨在心。到这时，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轨深受灵太后的宠信，恰逢高谦之的家奴控告主人，李神轨从中偏袒家奴，暗中劝说尚书，判处将高谦之囚禁在廷尉狱中。当时即将举行大赦，李神轨于是向灵太后启奏，下诏在狱中赐死高谦之，时年四十二岁。朝廷官员没有不哀悼他的。高谦之所著的文章有一百多篇，另外有集录。永安年间，朝廷追赠他为征虏将军、营州刺史，谥号为康。又任命他的一个儿子为官，以昭雪他的冤屈。高谦之的妻子中山张氏，是一个有见识的妇人，她教导勉励各个儿子，跟随老师学习，常常告诫他们说：“自从我成为你们家的媳妇，没有见过你们的父亲一天不读书。你们各自应该勤奋学习，不要废弃祖先的基业。”
高谦之的长子高子儒，字孝礼。元颢进入洛阳后，他的叔叔高道穆跟随皇帝向北巡视。高子儒后来渡过黄河到达皇帝的行宫，庄帝见到他，详细询问了洛阳城中的情况，高子儒详细陈述元颢很快就会战败。庄帝对高道穆说：“你当初来的时候，为什么不与子儒一同前来？” 高道穆回答说：“我的全家一百多口人都在洛阳，需要他留下来料理。而且我也想让他今天前来，让陛下了解京城后面的情况。” 庄帝说：“子儒不仅符合你的心意，也大大慰藉了我的心意。” 于是任命高子儒为秘书郎中，转任通直郎。后来担任安东将军、光禄大夫、司徒中兵参军、兼任祭酒。继承爵位。兴和初年，担任兼殿中侍御史。当时四方有很多流民，高子儒担任梁州、北豫、西兖三州检户使，查出了很多隐瞒的户口。后来因为公事被免职。武定六年（公元 548 年）去世，时年四十一岁。
高子儒的弟弟高绪，字叔宗，聪明好学。高谦之常常对人说：“能够振兴我们家族的，一定是这个孩子。” 等到长大成人，高绪广泛涉猎书籍传记，喜好文学诗歌。担任司空行参军、转任长流参军。被任命为镇远将军、冀州仪同府中兵参军，受到府主封隆之的赏识。封隆之前往梁州、济州任职，都把高绪带在身边，常常让他总领几个郡的事务。武定三年（公元 545 年）去世，时年三十二岁。
高绪的弟弟高孝贞，武定年间，担任司徒士曹参军。
高孝贞的弟弟高孝干，担任司空东阁祭酒。
高谦之的弟弟高恭之，字道穆，以字行于世。他广泛涉猎经史典籍，不是有名望的杰出人士，就不与他们交往。高恭之幼年丧父，侍奉兄长就像侍奉父母一样。他常常对人说：“人生立志修身，贵在被人了解，如果能够早上还是平民，晚上就身居高位，佩戴珠玉饰品，那就好了。如果时运不济，不被人了解，就应该退隐江湖，追求自己的志向。”
御史中尉元匡选拔御史，高道穆向元匡上书说：“我出生在简陋的民间，成长在偏僻的小巷。虽然广泛阅读群书，但没有纯厚高尚的品德；喜欢诗文创作，却缺乏华丽的文采。虽然想要跻身于杰出人士的行列，名列贤才之中，但怎么可能呢？然而，英明果断的君主，才能非凡的帝王，不依靠腐朽的树木，而是在屠夫、渔夫之中寻求人才；不担心被人讥讽为暗中投靠，而是在唱歌的平民之中选拔士人。因此，听到英明君主的风范而慷慨激昂，仰望仕途而徘徊不前的人，天下到处都是。如果能够让我成为御史，名列直指使者（御史的别称）之中，虽然比不上周生（古代善于骑马的人）骑马的敏捷，但确实有茅焦（战国时期秦国的忠臣，敢于直言进谏）赴汤蹈火的决心。” 元匡非常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这个人，正要征召他。” 于是任命高道穆为御史。他所弹劾的官员，不避权贵豪强，御史台的事务，大多被元匡咨询。高道穆曾经向元匡进言说：“古人说，惩罚一个人应该让千万人感到畏惧，豺狼挡在道路上，就不要去追究狐狸。明公您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应该让天下人都知道法律的威严。” 元匡深表赞同。
正光年间，高道穆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是尚书令李崇的儿子，当时权势显赫，有很多违法的行为，他逼迫百姓购买自己的住宅，大肆兴建房屋，都安装了鸱尾（古代宫殿屋脊两端的装饰物，象征尊贵），又在马埒（马场的矮墙）和土堡上放置木人，手持符节。高道穆依法纠察，将这些违法的建筑全部拆毁，并且揭发了他的赃物，详细上表奏报朝廷。另外，尔朱荣讨伐蠕蠕，高道穆监督他的军事事务，尔朱荣非常畏惧他。返回后，高道穆被任命为奉朝请，不久担任太尉铠曹参军。
萧宝夤西征，任命高道穆为行台郎中，军事机密事务，大多托付给他。大都督崔延伯战败后，叛军的势力变得更加强大，萧宝夤请求增加兵力，朝廷没有允许。萧宝夤对高道穆说：“除了你亲自去一趟，兵力没有办法得到补充。” 于是让高道穆乘坐驿车赶赴洛阳。灵太后亲自询问叛军的形势，高道穆详细地回答了实际情况，太后愤怒地说：“近来派去的使者都说叛军势力薄弱，你为什么偏偏说他们强大呢！” 高道穆说：“之前的使者说不实之词，大概是希望得到陛下的恩宠，渴望获得爵位和奖赏。我既然有幸担任使者，不敢说虚假的话。希望陛下派遣身边的大臣亲自核查，就会知道实际情况。” 事情办完后，高道穆正要返回，却因病没有成行。
后来，恰逢兄长高谦之被杀害，高道穆心中不安，于是投靠庄帝。庄帝当时担任侍中，特别敬重他，把他接到自己的府第中，加以保护。不久，庄帝因为兄长的事情被外放。高道穆担心遭遇祸患，于是带着家人前往济阴，改变姓名，在东平毕氏家中往来，以躲避当时的灾难。庄帝即位后，征召高道穆为尚书三公郎中，加授宁朔将军。不久，兼任吏部郎中，与薛昙一同作为尚书使者前往晋阳，授予尔朱荣官职，赐予他龙城侯的爵位。九月，高道穆被任命为太尉长史，兼任中书舍人（中书省属官，掌起草诏令、参与机密）。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皇帝命令中书舍人温子升前往他的家中吊唁慰问，下诏让他代理原来的官职，高道穆上表推辞，皇帝没有允许。永安三年（公元 530 年），高道穆加授前军将军。
等到元颢逼近虎牢城，有人劝说皇帝前往关西，皇帝向高道穆询问，高道穆回答说：“关中地区如今残破荒凉，怎么能够前往呢？我认为元颢的军队人数不多，之所以能够乘虚深入，是因为国家的将帅率军抵御不得其人。陛下如果亲自率领禁军，高额招募士兵，给予丰厚的奖赏，背城一战，我们这些人竭尽全力，击败元颢的孤军，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担心成败难以预料，不是帝王应该轻易涉足的，就应该驾车向北渡过黄河，沿着黄河向东而下。征召大将军元天穆在荥阳会师，向虎牢进军；另外征召尔朱荣的军队，让他们赶赴河内，形成掎角之势。一个月之内，什么地方不能攻克！我私下认为，万全之策，不过如此。” 皇帝说：“高舍人的话是对的。” 当天夜晚，皇帝到达河内郡北部，没有城池可以依靠，皇帝命令高道穆手持蜡烛撰写了几十份诏书，布告远近各地，于是四方都知道了皇帝的所在地。高道穆被任命为中军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安喜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当时尔朱荣想要回师等待秋天再出兵，高道穆对尔朱荣说：“元颢率领少量轻兵，突然占据京城洛阳，使皇帝流离失所，人心怨恨愤怒，君主忧虑，臣子受辱，正是在今天。大王您拥有百万大军，辅佐天子，号令诸侯，自然可以分兵驻守黄河岸边，捆绑木筏，建造船只，处处派兵渡过黄河，直接擒获叛军首领，恢复君主的宫殿，这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绩。况且一旦放纵敌人，就会成为几代人的祸患，如今如果回师，让元颢重新完善防御设施，在天下征召士兵，这就是所说的养虎为患，后悔也来不及了。” 尔朱荣深表赞同，说：“杨黄门侃已经提出了这个计策，应当再商议决定。”
等到庄帝恢复政权，在宴会上对尔朱荣说：“之前如果不采用高黄门的计策，国家就不会安定。你可为我劝他饮酒，让他喝醉。” 尔朱荣回答说：“我本来是北征蠕蠕，高黄门担任我的监军。他遇事能够果断决策，实在值得任用。” 高道穆被任命为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任御史中尉。不久，正式担任御史中尉，仍然兼任黄门侍郎。高道穆在外坚守法度，弹劾违法官员，在内参与机密事务，凡是对国家和百姓有利的事情，必定上奏朝廷。他直言进谏，无所畏惧。选拔任用的御史，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如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
当时流通的钱币逐渐变得轻薄，高道穆上表说：“士农工商四民的生计，以钱币货物为根本，改革弊端、重新铸造钱币，是国家政务的首要任务。近来因为私人铸造的钱币轻薄泛滥，官府加以纠察制裁，触犯法律的人不在少数。市场上的铜价，八十一文可以买到一斤铜，而私人铸造轻薄的钱币，一斤铜可以铸造二百多枚。既向人们展示了丰厚的利益，又对违法者施加严厉的刑罚；虽然害怕获罪的人很多，但私自铸造钱币的人却更多。如今的钱币徒有五铢的名号，实际重量却不足二铢，比榆荚还要轻薄，穿在绳子上就会断裂，放在水上，几乎不会下沉。这是因为沿袭旧习，逐渐形成的弊端，法规防范不够严格，这是朝廷的过失，那些私自铸钱的人又有什么罪呢？从前汉文帝因为五分钱太轻，所以铸造四铢钱，到汉武帝时又将三铢钱改为半两钱。这些都是用重钱代替轻钱，以大换小。考察现在，依据古代的做法，应该改铸大钱，钱币上镌刻年号，以记录开始铸造的时间，这样一斤铜只能铸造七十六枚钱币。铜价最低时五十多文一斤，其中包含人工、粮食、锡炭、铅沙等费用，即使有人私自铸造，也无法获利。既然没有利益可图，自然就会停止私自铸钱的行为，更何况还有严厉的刑罚广泛设置呢。据我推测，这样一来，钱币必定能够长久流通，公私都能得到便利。” 后来朝廷采纳了杨侃的建议，铸造了永安五铢钱。
仆射尔朱世隆在朝廷中权势显赫，一次在宫中朝见时，因为衣冠不整，高道穆当即弹劾纠察他。皇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出行时冒犯了清道的侍卫，手持赤棒的侍卫呵斥她，她却不停止，高道穆下令侍卫用棒打破了她的车子。寿阳公主对此深怀怨恨，哭着向皇帝告状。皇帝对公主说：“高中尉是清廉正直的人，他所做的是公事，怎么能因为私人怨恨而责备他呢？” 高道穆后来拜见皇帝，皇帝说：“前几天我姐姐出行时冒犯了你，我深感惭愧。” 高道穆摘下帽子谢罪说：“我蒙受陛下的恩德，坚守陛下的法律，不敢唯独对公主破坏朝廷的典章制度，因此辜负了陛下。” 皇帝说：“我因为这件事对你感到惭愧，你反而向我谢罪。” 不久，皇帝下令让高道穆监修《起居注》。又下诏说：“秘书省是收藏图籍的地方，内廷的典籍文书，又加以抄写，堆积如山，已经有很多年了。这些典籍出入频繁，繁杂无序，大多导致散落遗失，可以让御史中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高道穆总领整理账目，并且邀请儒学之士，编排整理顺序。”
高道穆又上疏说：“我听说舜任命皋陶，把惩治奸邪的事务托付给他；禹为罪人而流泪，是因为尧的仁爱之心。所以提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是古代贤君迫切要做的事情；彰显德行，谨慎使用刑罚，是古代典籍中记载的道理。高祖太和初年，设置廷尉司直（廷尉属官，掌审理案件、纠正冤假错案），评判刑罚的是非对错，虽然这件事不是古代就有的，但却符合当时的需要。这就是所说的礼乐制度相互兴盛，不必沿袭古代的做法。我没有才能，却有幸担任现在的官职，想要报效朝廷，日夜都没有忘记。但我见识浅薄，不了解当今的事务，学业上也比不上古代的贤才，不能进献一句对国家有利的话，提出一条使国家兴盛的计策，在京城领取俸禄，怎么能不感到羞耻呢？至于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为国家分忧，仍然希望能够尽力而为。我私下看到御史出使地方，都只是根据传闻行事，虽然有时能够抓获罪犯，但也不乏冤枉无辜之人的情况。为什么呢？受到尧那样的惩罚，没有人会不怨恨。郡守县令处理政务，难免会有个人的爱憎。奸猾狡诈之徒，常常想着报复怨恨，大多编造无名的罪名，相互诬陷诽谤。御史一旦开始核查追究，就会因为不能破案而感到羞耻，在拷打之下，将虚假的供词当作事实，无罪而无法为自己辩白的人，数不胜数。我虽然愚笨浅薄，但坚守职责，不借用他人的权势，希望能够通过御史的弹劾纠察，使天下清明整肃。如果仍然沿袭过去的错误做法，伤害善良的人，那么我作为领取俸禄却不称职的官员，罪责难逃。因此，我日夜忧虑，想要加以改正。依我愚见，请按照太和年间的旧例，重新设置十位司直，隶属于廷尉，官秩为五品，选拔历任官职有声誉、心地公平、性情正直的人担任。御史如果外出弹劾纠察，就通知廷尉，让廷尉知道出行的人数。廷尉派遣司直与御史一同出发，到达州郡后，分别居住在不同的馆舍。御史核查完毕后，将案件移交司直复查，事情结束后与御史一同返回。御史中尉上奏弹劾，廷尉审理判决，都按照过去的制度进行。这样一来，案件就能审结，罪名就能确定，不再拖延宽容；作恶而失败的人，也不能再声称自己冤枉。如果御史、司直弹劾纠察失实，都按照所审理案件的罪名受到惩处。允许他们根据自己核查的情况，相互弹劾举报。如果两位使者徇私舞弊，处理事情不公正，允许被定罪的人到门下省申诉，另外派人进行核查。这样一来，肺石（古代设在朝廷外的石头，百姓可以站在上面申诉冤情）旁边的冤屈诉讼就能平息；监狱里受冤枉而忍气吞声的人也会减少。” 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重新设置了司直。
等到尔朱荣去世，皇帝召见高道穆，把赦免的诏书交给了他，让他向外宣布。皇帝趁机对他说：“从今天起，终于可以精选御史了。” 在此之前，尔朱荣等人常常想要让自己的亲信党羽担任御史，所以皇帝才有这样的诏书。后来尔朱世隆等人率领他们的部众在大夏门北交战，高道穆接受诏书监督作战，又赞成太府卿李苗拆毁桥梁的计策，尔朱世隆等人于是向北逃走。高道穆加授卫将军、假车骑将军、大都督、兼尚书右仆射、南道大行台。又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其余官职不变。当时虽然对外声称讨伐蛮人，但皇帝担心北方的军队失利，想要制定南巡的计划。还没有出发，就遇到尔朱兆进入洛阳，高道穆担心祸患会牵连到自己，托病辞去官职。尔朱世隆因为高道穆忠于前朝，于是杀害了他，时年四十二岁。泰昌年间，朝廷追赠他为使持节、都督雍秦二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
高道穆的儿子高士镜，继承了爵位。担任北豫州刺史。后来高仲密率领部众叛逃入关，高士镜也跟随他一同前往。
高道穆的弟弟高谨之，过继给沮渠氏为后。在沧州平东府主簿任上去世，时年三十五岁，朝廷追赠他为通直郎。他没有儿子。
高谨之的弟弟高慎之，字道密。喜好学习，有各位兄长的风范。二十三岁时去世。没有儿子，以兄长高谦之的第二个儿子高绪为继子。
史臣说：宋翻刚毅正直，独立不阿，处事果断勇猛。辛雄凭借治理政务的才能历任官职，运用智慧为朝廷效力。羊深凭借才干行事，声名和事迹值得记载。杨机在公事上清廉果断。高崇明智通达，能够为世所用。高谦之兄弟，都在政务上机敏干练，注重学问，闻名于世，能够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并非偶然。羊深在晚年失去节操，最终导致败亡，实在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