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麒麟程骏
韩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汉大司马增之后。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学，美姿容，善骑射。恭宗监国，为东曹主书。高宗即位，赐爵鲁阳男，加伏波将军。父亡，在丧有礼，邦族称之。
后参征南慕容白曜军事，进攻升城，师人多伤。及城溃，白曜将坑之，麒麟谏曰：「今始践伪境，方图进取，宜宽威厚惠，以示贼人，此韩信降范阳之计。勍敌在前，而便坑其众，恐自此以东，将人各为守，攻之难克。日久师老，外民乘之，以生变故，则三齐未易图也。」白曜从之，皆令复业，齐人大悦。后白曜表麒麟为冠军将军，与房法寿对为冀州刺史。白曜攻东阳，麒麟上义租六十万斛，并攻战器械，于是军资无乏。及白曜被诛，麒麟亦徵还，停滞多年。高祖时，拜给事黄门侍郎，乘传招慰徐兖叛民，归顺者四千馀家。
寻除冠军将军、齐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于刑罚。从事刘普庆说麒麟曰：「明公仗节方夏，而无所斩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罚所以止恶，盖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须斩断以立威名，当以卿应之。」普庆惭惧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阶台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齐土自属伪方，历载久远。旧州府僚，动有数百。自皇威开被，并职从省，守宰阙任，不听土人监督。窃惟新人未阶朝宦，州郡局任甚少，沉塞者多，愿言冠冕，轻为去就。愚谓守宰有阙，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员，广延贤哲。则华族蒙荣，良才获叙，怀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议从之。
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饥，麒麟表陈时务曰：
古先哲王经国立治，积储九稔，谓之太平。故躬籍千亩，以励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礼教兴行。逮于中代，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实百王之常轨，为治之所先。
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民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
伏惟陛下，天纵钦明，道高三、五，昧旦忧勤，思恤民弊，虽帝虞一日万几，周文昃不暇食，蔑以为喻。上垂覆载之泽，下有冻馁之人；皆由有司不为明制，长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实多。贵富之家，童妾衣玄服；工商之族，玉食锦衣。农夫食甫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民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按检；勤相劝课，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灾凶，免于流亡矣。
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赈。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
十二年春，卒于官，年五十六。遗敕其子，殡以素棺，事从俭约。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于坐傍。临终之日，唯有俸绢数十匹，其清贫如此。赠散骑常侍、安东将军、燕郡公，谥曰康。
长子兴宗，字茂先。好学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学。后司空高允奏为秘书郎，参著作事。中山王睿贵宠当世。□为文。迁秘书中散。太和十四年冬，卒。赠宁远将军、渔阳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颇有学识。弱冠，未能自通，侍中崔光举子熙为清河王怿常侍，迁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让弟显宗，不受。子熙缘父素怀，卒亦不袭。及显宗卒，子熙别蒙赐爵，乃以其先爵让弟仲穆。兄弟友爱如此。父亡，居丧有礼。子熙为怿所眷遇，遂阙位，待其毕丧后复用。
及元义害怿，久不得葬。子熙为之忧悴，屏处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复封，以礼迁葬，誓以终身不仕。后灵太后返政，以元义为尚书令，解其领军。子熙与怿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宾客张子慎伏阙上书曰：
窃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职综枢衡，位居论道；尽忠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国。自先皇崩殂，陛下冲幼，负扆当朝，义同分陜。宋维反常小子，性若青蝇，污白点黑，谗佞是务。以元义皇姨之婿，权势攸归，遂相附托，规求荣利，共结图谋，坐生眉眼，诬告国王，枉以大逆。赖明明在上，赫赫临下，泥渍自消，玉质还洁。谨案律文：诸告事不实，以其罪罪之。维遂无罪，出为大郡，刑赏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维与义为计，岂得全其身命，方抚千里？
王以权在宠家，尘谤纷杂，恭慎之心，逾深逾厉，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阖门静守，亲宾阻绝。于时，吏部谘禀刘腾，奏其弟官，郡戍兼补。及经内呈，为王驳退。腾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废太后，离隔二宫，拷掠胡定，诬王行毒，含齿戴发，莫不悲惋。及会公卿，议王之罪，莫不俯眉饮气，唯谘是从。仆射游肇，亢言厉气，发愤成疾，为王致死。王之忠诚款笃，节义纯贞，非但蕴藏胸襟，实乃形于文翰。搜括史传，撰《显忠录》，区目十篇，分卷二十。既欲彰忠心于万代，岂可为逆乱于一朝？乞追遗志，足明丹款。
义籍宠姻戚，恃握兵马，无君之心，实怀皂白。擅废太后，枉害国王，生杀之柄，不由陛下；赏罚之诏，一出于义。名籓重地，皆其亲党；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兴义兵，不图神器，戮其大逆，合门灭尽，遂令元略南奔，为国巨患。奚康生，国之猛将，尽忠弃市。其馀枉被屠戮者，不可称数。缘此普天丧气，匝地愤伤。致使朔陇猖狂，历岁为乱，荆徐蠢动，职是之由。昔赵高秉秦，令关东鼎沸；今元义执权，使四方云扰。自古及今，竹帛所载，贼子乱臣，莫此为甚。
开逆之始，起自宋维；成祸之末，良由腾矣。而令凶徒奸党，迭相树置；高官厚禄，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终身，抑为圣朝怀惭负愧。以臣赤心慺慺之见，宜枭诸两观，洿其舍庐。腾合斫棺斩骸，沉其五族。上谢天人幽隔之愤，下报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亚三事，委以枢端，所谓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齿，遐迩扼腕。蔓草难除，去之宜尽。臣历观旷代，缅追振古，当断不断，其祸更生。况义猜忍，更居冲要。臣中宵九叹，窃以寒心，实愿宸鉴，早为之所。
臣等潜伏闾阎，于兹六载，旦号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无响。卫野纳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睿圣，亲览万几；太后仁明，更抚四海，臣等敢诣阙披陈，乞报冤毒。
书奏，灵太后义之，乃引子熙为中书舍人。后遂剖腾棺，赐义死。
寻修国史，加宁朔将军。未几，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别驾。转辅国将军、鸿胪少卿。建义初，兼黄门，寻正。
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为叔显宗所抚养。及显宗卒，显宗子伯华又幼，子熙友爱，等于同生，长犹共居，车马资财，随其费用，未尝见于言色。又上书求析阶与伯华，于是除伯华东太原太守。及伯华在郡，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诉朝廷，肃宗诏遣按检，弼遂大见诘让。
尔朱荣之擒葛荣也，送至京师，庄帝欲面见数之。子熙以为荣既元凶，自知必死，恐或不逊，无宜见之。尔朱荣闻而大怒，请罪子熙，庄帝恕而不责。寻加征虏将军。及邢杲之起逆，诏子熙慰劳。杲诈降，而子熙信之。还至乐陵，杲复反，子熙遂还。坐付廷尉，论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几，兼尚书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光禄大夫，寻正吏部郎。出帝初，还领著作郎。以奉册之故，封历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又加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平初，为侍读，又除国子祭酒。
子熙俭素安贫，常好退静。迁邺之始，百司并给兵力，时以祭酒闲务，止给二人。或有令其陈请者，子熙曰：「朝廷自不给祭酒兵，何关韩子熙事也。」论者高之。寻除骠骑将军。元象中，加卫大将军。
先是，子熙与弟聘王氏为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后遂与寡妪李氏奸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历年不罢。子熙因此惭恨，遂以发疾。兴和中，孝静欲行释奠，敕子熙为侍讲。寻卒，遣戒不求赠谥，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谒。武定初，赠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兴宗弟显宗，字茂亲。性刚直，能面折庭诤，亦有才学。沙门法抚，三齐称其聪悟，常与显宗校试，抄百馀人名，各读一遍，随即覆呼，法抚犹有一二舛谬，显宗了无误错。法抚叹曰：「贫道生平以来，唯服郎耳。」
太和初，举秀才，对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车驾南讨，兼中书侍郎。既定迁都，显宗上书：
其一曰：窃闻舆驾今夏若不巡三齐，当幸中山，窃以为非计也。何者？当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费则徭役可简，并功则洛京易就。往冬舆驾停邺，是闲隙之时，犹编户供奉，劳费为剧。圣鉴矜愍，优旨殷勤，爵浃高年，赉周鳏寡，虽赈普沾今，犹恐来夏菜色。况三农要时，六军云会，其所损业，实为不少。虽调敛轻省，未足称劳，然大驾亲临，谁敢宁息？往来承奉，纷纷道路，田蚕暂废，则将来无资。此国之深忧也。且向炎暑，而六军暴露，恐生疠疫，此可忧之次也。臣愿舆驾早还北京，以省诸州供帐之费，并功专力，以营洛邑。则南州免杂徭之烦，北都息分析之叹；洛京可以时就，迁者佥尔如归。
其二曰：自古圣帝必以俭约为美，乱主必以奢侈贻患。仰惟先朝，皆卑宫室而致力于经略，故能基宇开广，业祚隆泰。今洛阳基址，魏明帝所营，取讥前代。伏愿陛下，损之又损。顷来北都富室，竞以第宅相尚，今因迁徙，宜申禁约，令贵贱有检，无得逾制。端广衢路，通利沟渠，使寺署有别，四民异居，永垂百世不刊之范，则天下幸甚矣。
三曰：窃闻舆驾还洛阳，轻将数千骑。臣甚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犹坐不垂堂，况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跸于闱闼之内者，岂以为仪容而已？盖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后行，尚恐衔蹶之或失，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愿少垂省察。
其四曰：伏惟陛下，耳听法音，目玩坟典，口对百辟，心虞万几，晷昃而食，夜分而寝。加以孝思之至，随时而深，文章之业，日成篇卷。虽睿明所用，未足为烦，然非所以啬神养性，颐无疆之祚。庄周有言：形有待而智无涯。以有待之形，役无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愿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责成，唯冕旒垂纩，而天下治矣。
高祖颇纳之。
显宗又上言曰：「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茍有其才，虽屠钓奴虏之贱，圣皇不耻以为臣；茍非其才，虽三后之胤，自坠于皂隶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议者或云，今世等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有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恶以从善者，法也。是以有国有家，必以刑法为治，生民之命，于是而在。有罪必罚，罚必当辜，则虽棰挞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侥幸，则虽参夷之诛，不足以肃。自太和以来，多坐盗弃市，而远近肃清。由此言之，止奸在于防检，不在严刑也。今州郡牧守，邀当时之名，行一切之法；台阁百官，亦咸以深酷为无私，以仁恕为容盗。迭相敦厉，遂成风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视人如赤子；百司分万务之要，遇下如仇雠。是则尧舜止一人，而桀纣以千百。和气不至，盖由于此。《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实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
又曰：「昔周王为犬戎所逐，东迁河洛，镐京犹称『宗周』，以存本也。光武虽曰中兴，实自创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废旧。今陛下光隆先业，迁宅中土，稽古复礼，于斯为盛。岂若周汉出于不得已哉？按《春秋》之义，有宗庙曰都，无则谓之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庙在焉，山陵托焉，王业所基，圣躬所载，其为神乡福地，实亦远矣。今便同之郡国，臣窃不安。愚谓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旧，以光万叶。」
又曰：「伏见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然官位非常，有朝荣而夕悴，则衣冠沦于厮竖之邑，臧获腾于膏腴之里。物之颠倒，或至于斯。古之圣王，必令四民异居者，欲其业定而志专。业定则不伪，志专则不淫。故耳目所习，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肃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创基拨乱，日不暇给，然犹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但不设科禁，卖买任情，贩贵易贱，错居混杂。假令一处弹筝吹笛，缓舞长歌；一处严师苦训，诵诗讲礼。宣令童龀，任意所从，其走赴舞堂者万数，往就学馆者无一。此则伎作不可杂居，士人不宜异处之明验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训，贤圣明诲，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习士人风礼，则百年难成；令士人儿童效伎作容态，则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处，则礼教易兴；伎作杂居，则风俗难改。朝廷每选举人士，则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何其密也。至于开伎作宦途，得与膏梁华望接閈连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极，光宅中区，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于一言，有何为疑而阙盛美。」
又曰：「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自皇风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数甚众。疑惑书记，错乱区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谓也。愚以为可依地理旧名，一皆厘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县，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复旧。君人者，以天下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仓库储贮，以俟水旱之灾，供军国之用，至于有功德者，然后加赐。爰及末代，乃宠之所隆，赐赉无限。自比以来，亦为太过。在朝诸贵，受禄不轻，土木被锦绮，僮妾厌粱肉，而复厚赉屡加，动以千计。若分赐鳏寡，赡济实多。如不悛革，岂周给不继富之谓也？愚谓事有可赏，则明旨褒扬，称事加赐，以劝为善；不可以亲近之昵，猥损天府之储。」
又曰：「诸宿卫内直者，宜令武官习弓矢，文官讽书传。而今给其蒱博之具，以成亵狎之容，长矜争之心，恣喧嚣之慢，徒损朝仪，无益事实。如此之类，一宜禁止。」
高祖善之。
后乃启乞宋王刘昶府谘议参军事，欲立效南境，高祖不许。高祖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书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况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世，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又谓显宗曰：「见卿所撰《燕志》及在齐诗咏，大胜比来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见，当更访之监、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谓程灵虬曰：「卿比显宗，复有差降，可居下上。」显宗对曰：「臣才第短浅，猥闻上天，至乃比于崔光，实为隆渥。然臣窃谓陛下贵古而贱今。臣学微才短，诚不敢仰希古人，然遭圣明之世，睹惟新之礼，染翰勒素，实录时事，亦未惭于后人。昔扬雄著《太玄经》，当时不免覆盎之谈，二百年外，则越诸子。今臣之所撰，虽未足光述帝载，裨晖日月；然万祀之后，仰观祖宗巍巍之功，上睹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谢钦明于《唐典》，慎徽于《虞书》？」高祖曰：「假使朕无愧于虞舜，卿复何如于尧臣？」显宗曰：「臣闻君不可以独治，故设百官以赞务。陛下齐踪尧舜，公卿宁非二八之俦？」高祖曰：「卿为著作，仅名奉职，未是良史也。」显宗曰：「臣仰遭明时，直笔而无惧，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优于迁固也。」高祖哂之。后与员外郎崔逸等参定朝仪。
高祖曾诏诸官曰：「自近代已来，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为可，复以为不可。宜相与量之。」李冲对曰：「未审上古已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儿地，为欲益治赞时？」高祖曰：「俱欲为治。」冲曰：「若欲为治，陛下今日何为专崇门品，不有拔才之诏？」高祖曰：「茍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门，假使无当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纯笃，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岩、吕望，岂可以门见举？」高祖曰：「如此济世者希，旷代有一两人耳。」冲谓诸卿士曰：「适欲请诸贤救之。」秘书令李彪曰：「师旅寡少，未足为援，意有所怀，不敢尽言于圣日。陛下若专以门地，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犹如向解。」显宗进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礼唯新，国之兴否，指此一选。臣既学识浮浅，不能援引古今，以证此议，且以国事论之。不审中、秘书监令之子，必为秘书郎；顷来为监、令者，子皆可为不？」高祖曰：「卿何不论当世膏腴为监、令者？」显宗曰：「陛下以物不可类，不应以贵承贵，以贱袭贱。」高祖曰：「若有高明卓尔、才具隽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后为本州中正。
二十一年，车驾南伐，显宗为右军府长史、征虏将军、统军。军次赭阳，萧鸾戍主成公期遣其军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蛮贼来击军营，显宗亲率拒战，遂斩法援首。显宗至新野，高祖诏曰：「卿破贼斩帅，殊益军势。朕方攻坚城，何为不作露布也？」显宗曰：「臣顷闻镇南将军王肃获贼二三，驴马数匹，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兵寡力弱，擒斩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臣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高祖笑曰：「如卿此勋，诚合茅社，须赭阳平定，检审相酬。」新野平，以显宗为镇南、广阳王嘉谘议参军。显宗后上表，颇自矜伐，诉前征勋。诏曰：「显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责，进退无检，亏我清风。此而不纠，或长弊俗。可付尚书，推列以闻。」兼尚书张彝奏免显宗官。诏曰：「显宗虽浮矫致愆，才犹可用，岂得永弃之也！可以白衣守谘议，展其后效。但鄙狠之性，不足参华，可夺见囗，并禁问讯诸王。」显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为五言诗赠御史中尉李彪曰：「贾生谪长沙，董儒诣临江。愧无若人迹，忽寻两贤踪。追昔渠阁游，策驽厕群龙。如何情愿夺，飘然独远踪？痛哭去旧国，衔泪届新邦。哀哉无援民，嗷然失侣鸿。彼苍不我闻，千里告志同。」二十三年卒。显宗撰《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所作文章，颇传于世。景明初，追赭阳勋，赐爵章武男。
子武华，袭。除讨寇将军、奉朝请、太原太守。
程骏，字驎驹，本广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晋都水使者，坐事流于凉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书。
骏少孤贫，居丧以孝称。师事刘昞，性机敏好学，昼夜无倦。昞谓门人曰：「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亚之也。」骏谓昞曰：「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庄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谓至顺矣。人若乖一则烦伪生，若爽性则冲真丧。」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成，美哉！」由是声誉益播，沮渠牧犍擢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世祖平凉，迁于京师，为司徒崔浩所知。高宗践阼，拜著作佐郎；未几，迁
著作郎。为任城王云郎中令，进箴于王，王纳而嘉之。皇兴中，除高密太守。尚书李敷奏曰：「夫君之使臣，必须终效。骏实史才，方申直笔，千里之任，十室可有。请留之数载，以成前籍，后授方伯，愚以为允。」书奏，从之。显祖屡引骏与论《易》、《老》之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开畅。」又问骏曰：「卿年几何？」对曰：「臣六十有一。」显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岂非早也？」骏曰：「臣虽才谢吕望，而陛下尊过西伯。觊天假馀年，竭《六韬》之效。」
延兴末，高丽王琏求纳女于掖庭，显祖许之，假骏散骑常侍，赐爵安丰男，加伏波将军，持节如高丽迎女，赐布帛百匹。骏至平壤城，或劝琏曰：「魏昔与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险故也。今若送女，恐不异于冯氏。」琏遂谬言女丧。骏与琏往复经年，责琏以义方，琏不胜其忿，遂断骏从者酒食。琏欲逼辱之，惮而不敢害。会显祖崩，乃还，拜秘书令。
初，迁神主于太庙，有司奏：旧事庙中执事之官，例皆赐爵，今宜依旧。诏百僚评议，群臣咸以为宜依旧事，骏独以为不可。表曰：「臣闻：名器为帝王所贵，山河为区夏之重。是以汉祖有约，非功不侯。必当属有命于大君之辰，展心力于战谋之日，然后可以应茅土之锡。未见预事于宗庙，而获赏于疆土；徒见晋郑之后以夹辅为至勋，吴邓之俦以征伐为重绩。周汉既无文于远代，魏晋亦靡记于往年。自皇道开符，乾业创统，务高三、五之规，思隆百王之轨，罚颇减古，赏实增昔。时因神主改祔、清庙致肃，而授群司以九品之命，显执事以五等之名。虽复帝王制作，弗相沿袭，然当时恩泽，岂足为长世之轨乎？乖众之愆，伏待罪谴。」书奏，从之。文明太后谓群臣曰：「言事固当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暂时旧事乎？」赐骏衣一袭、帛二百匹。
骏又表曰：「《春秋》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若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其君者，若鹰鸇之逐鸟雀。所以劝诫将来，垂范万代。昔陈恒杀君，宣尼请讨，虽欲晏逸，其得已乎？今庙算天回，七州云动，将水荡鲸鲵，陆扫凶逆。然战贵不陈，兵家所美。宜先遣刘昶招喻淮南。若应声响悦，同心齐举，则长江之险，可朝服而济；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悬。茍江南之轻薄，背刘氏之恩义，则曲在彼矣，何负神明哉！宜义檄江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扬义风于四海。且攻难守易，则力悬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虑。今天下虽谧，方外犹虞，拾夤侥幸于西南，狂虏伺衅于漠北。脱攻不称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则忧虑逾深。夫为社稷之计者，莫不先于守本。臣愚以为观兵江浒，振曜皇威，宜特加抚慰。秋毫无犯，则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则襁负而来；襁负而来，则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则吴寇异图；寇图异则祸衅出。然后观衅而动，则不晚矣。请停诸州之兵，且待后举。所谓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算神规，弥纶百胜之外；应机体变，独悟方寸之中。臣影颓虞渊，昏耄将及，虽思忧国，终无云补。」不从。
沙门法秀谋反伏诛。骏表曰：「臣闻《诗》之作也，盖以言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关诸风俗，靡不备焉。上可以颂美圣德，下可以申厚风化；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此古人用诗之本意。臣以垂没之年，得逢盛明之运，虽复昏耄将及，犹慕廉颇强饭之风。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则天与唐风斯穆，顺帝与周道通灵。是以狂妖怀逆，无隐谋之地；冥灵潜翦，伏发觉之诛。用能七庙幽赞，人神扶助者已。臣不胜喜踊。谨竭老钝之思，上庆国颂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颂曰：
乾德不言，四时迭序。于皇大魏，则天承祜。叠圣三宗，重明四祖。岂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圣敬日新。汪汪睿后，体治垂仁。德从风穆，教与化津。千载昌运，道隆兹辰。
岁惟巡狩，应运游田。省方问苦，访政高年。咸秩百灵，柴望山川。谁云礼滞，遇圣则宣。王业初定，中山是由。临幸之盛，情特绸缪。仰歌祖业，俯欣春柔。大哉肆眚，荡民百忧。百忧既荡，与之更初。邕邕亿兆，户咏来苏。
忽有狂竖，谋逆圣都。明灵幽告，发觉伏诛。羿浞为乱，祖龙干纪。狂华冬茂，有自来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灵潜翦，奸不遑起。奸不遑起，罪人得情。宪章刑律，五秩犹轻。于穆二圣，仁等春生。除弃周汉，遐轨牺庭。周汉奚弃？忿彼苛刻。牺庭曷轨？希仁尚德。徽音一振，声教四塞。岂惟京甸，化播万国。
诚信幽赞，阴阳以调。谷风扇夕，甘雨降朝。嘉生含颖，深盛熙苗。鳏贫巷咏，寡妇室谣。闻诸《诗》者，《云汉》赋宣。章句迥秀，英昭《雅》篇。矧乃盛明，德隆道玄。岂唯雨施？神徵丰年。丰年盛矣，化无不浓。有礼有乐，政莫不通。咨臣延跃，欣咏时邕。谁云易遇？旷龄一逢。
上天无亲，唯德是在。思乐盛明，虽疲勿怠。差之毫厘，千里之倍。愿言劳谦，求仁不悔。人亦有言，圣主慎微。五国连兵，逾年历时。鹿车而运，庙算失思。有司不惠，蚕食役烦。民不堪命，将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是宣。威德如何？聚众盈川。民之从令，实赖衣食。农桑失本，谁耕谁织？饥寒切身，易子而食。静言念之，实怀叹息。昔闻典论，非位不谋。漆室忧国，遗芳载臭。咨臣昏老，偏蒙恩佑。忽忘狂瞽，敢献愚陋。
文明太后令曰：「省诗表，闻之。歌颂宗祖之功德可尔，当世之言，何其过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骏又奏《得一颂》，始于固业，终于无为，十篇。文多不载。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颂十篇，闻之。鉴戒既备，良用钦玩。养老乞言，其斯之谓。」又诏曰：「程骏历官清慎，言事每惬。又门无侠货之宾，室有怀道之士。可赐帛六百匹，旌其俭德。」骏悉散之亲旧。
性介直，不竞时荣。太和九年正月，病笃，乃遗令曰：「吾存尚俭薄，岂可没为奢厚哉？昔王孙裸葬，有感而然；士安蘧嘧，颇亦矫厉。今世既休明，百度循礼，彼非吾志也。可敛以时服，器皿从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骏病甚，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更问其疾，敕御师徐謇诊视，赐以汤药。临终，诏以小子公称为中散，从子灵虬为著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伤惜之，赐东园秘器、朝服一称、帛三百匹，赠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曲安侯，谥曰宪。所制文笔，自有集录。
骏六子，元继、公达、公亮、公礼，并无官。
公义，侍御史、谒者仆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马、沛郡太守。公称，主文中散、给事中、尚书郎。并早卒。
公礼子畿，字世伯。好学，颇有文才。荆州府主簿。
始骏从祖弟伯达，伯达名犯显祖庙讳。与骏同年，亦以文辩。囗沮渠牧犍时，俱选与牧犍世子参乘出入，时论美之。伯达早亡。
弟子灵虬幼孤，颇有文才，而久沦末役。在吏职十馀年，坐事免。会骏临终启请，得擢为
著作佐郎。后坐称在京无缌亲，而高祖知其与骏子公义为始族，故致谴免。至洛无官。贫病久之，崔光启申为羽林监，选补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为刺史武昌王鉴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犹时为酒困。久去官禄，不免饥寒，屡诣尚书乞效旧任。仆射高肇领选，还申为著作郎，以崔光领任，敕令外叙。
史臣曰：韩麒麟以才器识用，遂见记于齐王。显宗文学立己，屡陈时务，至于实录之功，所未闻也。子熙清尚自守，荣过其器。程骏才业未多，见知于世者，盖当时之长策乎？
译文
韩麒麟程骏
韩麒麟，是昌黎郡棘城县（今辽宁义县西北）人。他自称是汉朝大司马韩增的后代。父亲韩瑚，曾任秀容郡、平原郡两郡太守。韩麒麟自幼喜爱学习，容貌俊美，擅长骑马射箭。恭宗（拓跋晃）担任监国时，他担任东曹主书。高宗（拓跋濬）即位后，赐予他鲁阳男的爵位，加授伏波将军。父亲去世后，他在守丧期间遵守礼仪，同乡同族的人都称赞他。
后来，韩麒麟参与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的军事行动，进攻升城（今山东长清西南），士兵伤亡众多。等到城池攻破，慕容白曜准备将投降的士兵活埋，韩麒麟劝谏道：“如今我们刚刚踏入敌国境内，正计划进一步进军，应该放宽威严、施以厚恩，以此向敌人展示仁德，这是当年韩信降服范阳的计策。强敌就在前方，倘若现在活埋他们的部众，恐怕从这往东，各地军民都会各自坚守城池，再攻打就难以攻克了。时间一长，军队疲惫，境外的百姓趁机作乱，引发变故，那么三齐地区（今山东大部）就不容易平定了。” 慕容白曜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让投降的士兵全部恢复本业，齐地的百姓十分喜悦。后来，慕容白曜上表举荐韩麒麟为冠军将军，与房法寿一同担任冀州刺史。慕容白曜攻打东阳（今山东青州）时，韩麒麟献上义租六十万斛，以及作战器械，使得军中物资没有匮乏。等到慕容白曜被诛杀，韩麒麟也被征召回京，闲置了多年。高祖（拓跋宏）在位时，任命他为给事黄门侍郎，乘坐驿车前往安抚徐兖二州（今江苏、山东一带）的叛乱百姓，有四千多家归顺。
不久，韩麒麟被任命为冠军将军、齐州刺史，暂代魏昌侯。他在任期间，很少使用刑罚。从事刘普庆劝说韩麒麟：“明公您执掌一方重任，却不进行斩杀惩罚，靠什么彰显威严呢？” 韩麒麟说：“刑罚是用来制止恶行的，大概是万不得已才使用。如今百姓没有触犯法律，有什么可诛杀的呢？如果一定要靠杀人来树立威名，那就应当从你开始。” 刘普庆又惭愧又害怕，于是退下了。韩麒麟考虑到刚归附的百姓，没有机会担任朝廷官职，士人中被埋没的人很多，于是上表说：“齐地自从归属伪政权以来，经历的年代久远。原来州府的官吏，常常有几百人。自从皇威普照，官员精简合并，地方长官有空缺时，不允许本地士人担任监督之职。我私下认为，新归附的人没有机会进入朝廷做官，州郡的职位又很少，被埋没的人才众多，他们渴望做官，却轻易就能放弃。我认为地方长官有空缺时，应该推选任用当地的豪门望族，增加官吏名额，广泛招揽贤能之人。这样一来，世家大族蒙受荣耀，有才能的人得到任用，百姓心怀恩德、安居乐业，或许就在于此了。” 朝廷商议后采纳了他的建议。
太和十一年（公元 487 年），京城发生大饥荒，韩麒麟上表陈述当时的政务说：
古代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积蓄足够九年食用的粮食，才称之为太平盛世。因此，君主亲自耕种千亩农田，以此勉励百姓，才能使百姓衣食富足，礼仪教化兴盛推行。到了中古时代，也推崇这种农业，缴纳粮食的人可以获得与斩杀敌人相同的爵位，努力耕田的人可以得到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相同的奖赏，这实在是历代帝王的常规做法，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之事。
如今京城的百姓，不耕种田地的人很多，没有固定职业、靠游荡谋生的人，占了三分之二。一个农夫不耕种，就有人会因此挨饿，更何况现在不耕种的人，动不动就数以万计。所以前些年山东地区遭受水灾，就有百姓饿死；今年秋天京城遭遇旱灾，粮食价格暴涨。这实在是因为农民没有得到鼓励，平时没有积蓄的缘故。
陛下天赋英明，道德超过三皇五帝，黎明时分就忧虑操劳，想着体恤百姓的疾苦，即便是帝舜一天处理上万件事务，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没时间吃饭，也无法与陛下相比。在上有陛下广施恩泽，在下却有百姓受冻挨饿；这都是因为主管官员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地方长官不重视农业根本。自从天下太平已久，多年丰收，官员们竞相夸耀，于是形成了奢侈的风气。车马服饰、住宅府邸，奢侈僭越的行为没有限度；丧葬婚嫁，花费实在太多。富贵人家，奴仆侍妾穿着黑色的礼服；工商之族，吃着珍贵的食物、穿着华丽的衣服。农夫吃的是糟糠，养蚕的妇女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因此，耕种的人日益减少，田地有很多荒芜了。官府仓库里的粮食布帛都已耗尽，集市上却堆满了珍宝货物；百姓家里衣食匮乏，道路上却满是穿着华丽衣服的人。饥寒的根源，实在就在这里。我认为凡是珍贵玩赏的物品，都应该禁止；吉凶礼仪，都要制定固定的格式；让贵贱有所区别，百姓回归朴素。规定天下男女，按人口分配土地。主管官员四季巡视，朝廷使者每年检查一次；勤奋勉励农耕，严格执行赏罚制度；几年之内，必定会有充足的储备，即使遇到灾荒，百姓也不会流亡了。
往年核查户籍，租赋较轻。我所管辖的齐州，缴纳的租粟仅够支付官员的俸禄，几乎没有存入粮仓的。虽然这对百姓有利，但不能长久如此。如果遇到战事，或者遭受天灾，恐怕供给的办法就无处可寻了。可以减少绢布的征收，增加粮食的租税，丰收之年多积蓄，歉收之年拿出赈济。这就是所谓的把百姓的粮食，寄存在官府；官府有了储备，百姓就不会有荒年之患了。
太和十二年（公元 488 年）春天，韩麒麟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六岁。他留下遗嘱给儿子们，用朴素的棺材安葬，丧事从简。韩麒麟生性恭敬谨慎，常常把律令放在座位旁边。临终之时，家中只有几十匹俸禄所得的绢布，他就是如此清贫。朝廷追赠他为散骑常侍、安东将军、燕郡公，谥号为康。
长子韩兴宗，字茂先。喜爱学习，有文学才华。十五岁时，在太学求学。后来司空高允上奏举荐他为秘书郎，参与修撰国史。中山王元睿在当时受到宠信，韩兴宗为他撰写文章。升任秘书中散。太和十四年（公元 490 年）冬天去世。追赠宁远将军、渔阳太守。
韩兴宗的儿子韩子熙，字元雍。年轻时就注重自身修养，很有学识。二十岁时，还未能自我引荐做官，侍中崔光举荐他为清河王元怿的常侍，升任郎中令。起初，韩子熙的父亲韩兴宗把爵位让给弟弟韩显宗，韩显宗没有接受。韩子熙秉承父亲的一贯心意，最终也没有承袭爵位。等到韩显宗去世，韩子熙另外获得朝廷赐予的爵位，于是把自己原本应得的爵位让给了弟弟韩仲穆。兄弟之间如此友爱。父亲去世后，他守丧期间遵守礼仪。韩子熙受到元怿的器重优待，元怿去世后，他辞官守丧，等到守丧结束后才重新被任用。
等到元乂杀害元怿，元怿的灵柩长期不能安葬。韩子熙为此忧愁憔悴，隐居在田野之中，常常说如果元怿不能恢复封号，按照礼仪迁葬，自己发誓终身不做官。后来灵太后（胡氏）重新执政，任命元乂为尚书令，解除了他的领军职务。韩子熙与元怿的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摽、宾客张子慎一同到皇宫门前上书说：
已故的太傅清河王（元怿），执掌朝廷中枢大权，位居论道之职；他竭尽忠贞之心侍奉君主，倾尽心力为国效力。自从先皇去世，陛下年幼，清河王辅佐朝政，责任如同周代周公、召公分治陕地一般重要。宋维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本性如同苍蝇，颠倒黑白，专门从事谗佞之事。他因为元乂是皇姨的女婿，权势集中在元乂手中，于是依附元乂，谋求荣华利益，共同策划阴谋，捏造罪名，诬告清河王，冤枉他犯有大逆之罪。幸亏陛下圣明在上，威严普照天下，污泥自行消散，美玉恢复洁净。依据法律条文：凡是告发事情不实的，按照所诬告的罪名来惩罚告发者。宋维却没有获罪，反而被任命为大郡的太守，刑罚与奖赏违背常理，朝廷内外都感到惊愕。如果不是宋维与元乂合谋，他怎么能保全性命，还能治理一方千里之地呢？
清河王因为权力掌握在受宠的家族手中，诽谤之言纷繁复杂，他的恭敬谨慎之心，越发深厚严厉，离开自己的府邸，搬到宫殿西边居住，闭门静守，与亲友隔绝往来。当时，吏部向刘腾请示，上奏举荐刘腾的弟弟做官，兼任郡戍之职。等到奏章向内呈递，被清河王驳回。刘腾因此产生怨恨，私下里深怀愤怒，于是擅自废黜太后，隔绝两宫的联系，拷打胡定，诬告清河王下毒，凡是有生命的人，没有不悲伤惋惜的。等到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清河王的罪名时，大臣们都低头不语、忍气吞声，只听从刘腾和元乂的安排。仆射游肇，直言抗争、神情激昂，发愤成疾，为清河王而死。清河王的忠诚恳切，节操坚贞，不仅蕴藏在心中，更体现在文章之中。他搜集整理史传，撰写《显忠录》，分为十个篇目，二十卷。他既然想要向万代彰显忠心，怎么会在某一天参与叛乱呢？请求陛下追寻他的遗志，足以表明他的赤诚之心。
元乂凭借外戚的宠信，手握兵权，怀有无视君主之心，善恶不分。擅自废黜太后，冤枉杀害清河王，生杀大权，不经过陛下；奖赏惩罚的诏书，全由元乂一人发出。有名的藩镇、重要的地区，都由他的亲信党羽占据；京城的重要官职，必定是他的心腹之人担任。中山王元熙，本来起兵讨伐叛逆，并非图谋皇位，却被诛杀全家，导致元略向南逃亡，成为国家的巨大隐患。奚康生，是国家的猛将，竭尽忠诚却被斩首示众。其他被冤枉屠杀的人，不计其数。因此天下人垂头丧气，遍地都是悲愤之情。导致朔方、陇右地区的叛乱分子猖獗，多年作乱；荆州、徐州一带动荡不安，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从前赵高执掌秦国大权，使得关东地区局势动荡；如今元乂专权，让天下纷乱不安。从古至今，史书所记载的贼子乱臣，没有比他更严重的了。
叛乱的开端，始于宋维；灾祸的最终形成，确实是因为刘腾。却让这些凶徒奸党，相互提拔任用；高官厚禄，任由他们随意获取；这不仅让我们这些人终身痛恨，也让圣朝感到羞愧。以我等赤诚之心所见，应当将元乂、刘腾斩首示众于两观之下，拆毁他们的房屋。刘腾应当劈棺斩骸，株连他的五族。向上告慰被隔绝的天人之愤，向下报答忠臣被冤枉残害的伤痛。如今却推崇元乂为仅次于三公的高官，把中枢大权委托给他，这就是所谓的给老虎再添翅膀。朝廷内外咬牙切齿，远近之人扼腕叹息。蔓生的杂草难以铲除，去除它们应当彻底。我纵观历代，追思远古，办事应当果断而不果断，灾祸就会再次发生。更何况元乂猜忌残忍，又身居要害职位。我深夜叹息，私下里感到寒心，实在希望陛下明察，早日对他采取措施。
我们这些人潜伏在民间，至今已有六年，白天对着太阳号哭，夜晚向着星辰流泪，叩拜大地却无人回应，呼喊上天却没有声响。从前卫国的弘演为君主献出肝脏，申包胥在秦庭痛哭七日，千古以来的伤痛，也不足以与之相比！如今有幸遇到陛下圣明，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太后仁慈英明，重新安抚天下，我们才敢到皇宫门前陈述实情，请求为清河王平冤昭雪。
奏章呈上后，灵太后认为他们说得合乎道义，于是征召韩子熙为中书舍人。后来便劈开刘腾的棺材，赐元乂死。
不久，韩子熙负责修撰国史，加授宁朔将军。没过多久，被任命为著作郎，又兼任司州别驾。转任辅国将军、鸿胪少卿。建义初年（公元 528 年），兼任黄门侍郎，不久正式担任该职。
韩子熙清白自守，不与他人结党营私。又因为早年丧父，被叔父韩显宗抚养长大。等到韩显宗去世，韩显宗的儿子韩伯华还年幼，韩子熙对他十分友爱，如同亲生兄弟，成年后仍然一起居住，车马财物，任由韩伯华使用，从未有过不满的言语和神色。又上书请求把自己的官阶分给韩伯华，于是朝廷任命韩伯华为东太原太守。等到韩伯华在郡中任职，被刺史元弼侮辱；韩子熙于是哭泣着向朝廷申诉，肃宗（元诩）下诏派人核查，元弼因此受到严厉斥责。
尔朱荣擒获葛荣后，把他送到京城，庄帝（元子攸）想要当面斥责葛荣。韩子熙认为葛荣既然是元凶，自知必死无疑，恐怕会出言不逊，不应该召见他。尔朱荣听说后大怒，向庄帝弹劾韩子熙，庄帝宽恕了他，没有降罪。不久，韩子熙加授征虏将军。等到邢杲起兵叛乱，朝廷下诏让韩子熙前往慰劳。邢杲假装投降，韩子熙相信了他。返回至乐陵（今山东乐陵）时，邢杲再次反叛，韩子熙于是返回京城。因罪被交付廷尉，判处死刑，后来被宽恕死罪，免去官职。没过多久，兼任尚书吏部郎。普泰初年（公元 531 年），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光禄大夫，不久正式担任吏部郎。出帝（元修）初年，又兼任著作郎。因为奉命撰写册封文书的功劳，被封为历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又加授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平初年（公元 534 年），担任侍读，又被任命为国子祭酒。
韩子熙节俭朴素，安于清贫，常常喜欢退隐安静。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之初，各个部门都配给兵力，当时因为国子祭酒是清闲职务，只配给两人。有人让他上书请求增加，韩子熙说：“朝廷自然不给祭酒配兵，与我韩子熙有什么关系呢？” 议论的人都推崇他。不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元象年间（公元 538-539 年），加授卫大将军。
起初，韩子熙与弟弟一同聘娶王氏为妻，王氏是他们姑姑的女儿，生了两个儿子。韩子熙当时还没有结婚，后来与寡妇李氏私通，生了三个儿子。王氏与李氏不和，互相告发，多年没有停止。韩子熙因此感到惭愧悔恨，于是生病。兴和年间（公元 539-542 年），孝静帝（元善见）想要举行释奠仪式（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下令让韩子熙担任侍讲。不久后去世，留下遗嘱不请求追赠谥号，他的儿子们没有遵从，于是前去请求朝廷。武定初年（公元 543 年），朝廷追赠他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韩兴宗的弟弟韩显宗，字茂亲。性格刚直，能够当面指责、在朝廷上争辩，也有才华学识。僧人法抚，在三齐地区被称赞聪慧机敏，常常与韩显宗比试，抄写一百多个人名，各自读一遍，然后随即复述，法抚还会有一两个错误，韩显宗却毫无差错。法抚赞叹道：“我生平以来，只佩服韩郎啊。”
太和初年（公元 477 年左右），韩显宗被举荐为秀才，对策考试获得甲科，被任命为著作佐郎。高祖南巡时，他兼任中书侍郎。确定迁都洛阳后，韩显宗上书说：
其一：我听说陛下今年夏天如果不巡视三齐地区，就要前往中山（今河北定州），我私下认为这不是正确的计策。为什么呢？如今徭役应当尽早停止，洛阳京城应当尽快建成。节省费用，徭役就可以简化；集中力量，洛阳京城就容易建成。去年冬天陛下停留在邺城，这是空闲之时，百姓尚且要供给物资，劳役耗费十分巨大。陛下圣明，怜悯百姓，降下优厚的旨意，对老年人普遍赐予爵位，对鳏寡之人加以周济，虽然现在赈济之恩遍及天下，但仍然担心明年夏天百姓会面带饥色。更何况现在正是农民耕种、养蚕、收获的关键时节，六军云集，所损失的农桑产业，实在不少。虽然赋税征收较轻，不足以称为劳苦，但陛下大驾亲临，谁敢安宁休息？沿途往来侍奉，道路上纷扰不断，农田蚕桑暂时荒废，那么将来就没有物资储备了。这是国家深深的忧虑啊。而且即将进入炎热的夏季，六军在外露天驻扎，恐怕会发生瘟疫，这是第二件值得忧虑的事。我希望陛下早日返回北方的京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以节省各州的供奉物资费用，集中力量专门营建洛阳城。这样一来，南方各州可以免除繁杂徭役的困扰，北方京城可以平息因迁徙带来的叹息；洛阳京城可以按时建成，迁徙的百姓也会安定得如同回到故乡一般。
其二：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必定以节俭为美德，昏乱的君主必定因为奢侈而留下祸患。回想先朝，君主们都轻视宫殿建造而致力于治理国家，因此才能使疆域开阔，国运昌盛。如今洛阳的城址，是魏明帝（曹叡）所营建的，被前代人所讥讽。希望陛下，要进一步减少奢侈。近来北方京城的富贵人家，竞相以住宅府邸相互夸耀，如今趁着迁徙的机会，应当颁布禁令，让贵贱有所规范，不得超越制度。拓宽街道，疏通沟渠，使官署与民居有所区别，士农工商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区域，留下百世不变的规范，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其三：我听说陛下返回洛阳时，只率领几千名骑兵。我非常不赞成陛下这样做。富贵人家的子弟，尚且不会坐在屋檐下（担心瓦片掉落），更何况陛下是万乘之尊，拥有天下呢？在皇宫之内设置警戒，难道只是为了礼仪仪容吗？大概是为了防备意外之事啊。清理道路之后才出行，尚且担心马匹惊蹶发生意外，更何况要跋涉山河，却不加以再三考虑呢！这是我之所以惶恐不安的原因，希望陛下稍加明察。
其四：陛下耳听合乎礼法的言论，眼观古代典籍，口对百官，心怀各种事务，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深夜才休息。加上对先帝的孝思极为深厚，随着时间日益加深，撰写文章的事业，每天都能完成篇章。虽然陛下聪慧英明，处理这些事务并不觉得繁琐，但这并不是保养精神、修养性情，以求得长久国运的办法。庄周说过：人的形体是有限的，而智慧是无穷的。以有限的形体，去役使无穷的智慧，是很危险的。这是我所感到不安的，希望陛下垂衣拱手，执掌纲要，把事务委托给臣下，督促他们完成职责，自己只需要戴着皇冠、垂着玉帘，天下就能治理好。
高祖对他的建议颇为采纳。
韩显宗又上书说：“选拔贤才，是历代帝王的首要之事。前代选取士人，必定先正其名分，因此有贤良、方正等称号。如今州郡举荐的秀才、孝廉，只有其名，而无其实。然而朝廷只核查他们的门第声望，不再弹劾治罪。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另外举荐门第声望之人，来任用士人，何必假冒秀才、孝廉的名义呢？门第声望，是他们父辈祖辈留下的功业，对皇家有什么益处呢？对当时有益的，只有贤才罢了。如果有才能，即使是屠夫、渔夫、奴仆之类身份低微的人，圣明的君主也不会以任用他们为耻辱；如果没有才能，即使是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后代，也会沦落为奴仆。因此，有大才能的人担任大官，有小才能的人担任小官，各自得到合适的位置，从而使得天下太平。议论的人或许会说，当今世上没有奇特的人才，不如从门第高的人家中选取士人。这也是错误的。难道可以因为世上没有周公、邵公那样的人，就废除宰相之职不设置吗？只需要考察那些有一点长处、一点功劳的人，就优先任用他们，那么贤才就不会遗漏了。”
又说：“帝王之所以能居于尊贵之位来统治百姓，依靠的是威严；百姓之所以能放弃恶行而追随善行，依靠的是法律。因此，拥有国家的人，必定以刑法来治理国家，百姓的性命，就在于此。有罪必定惩罚，惩罚必定与罪行相当，那么即使是鞭打之类的轻刑，人们也不敢触犯。有制度却不执行，人们就会心存侥幸，那么即使是株连三族的重刑，也不足以整肃风气。自从太和年间以来，很多人因为盗窃被判处死刑，而远近之地都变得清静。由此说来，制止奸邪在于防范检查，而不在于刑罚严厉。如今州郡的长官，为了追求当时的名声，施行临时变通的法令；朝廷的百官，也都把严厉残酷当作公正无私，把仁爱宽恕当作纵容盗窃。相互督促勉励，于是形成了风气。陛下居于深宫之中，看待百姓如同婴儿；百官分担各种重要事务，对待下属却如同仇敌。这样一来，尧舜那样的君主只有一人，而桀纣那样的官吏却有千百个。和谐的风气不能到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尚书》说：‘与其杀害无辜的人，不如放过不遵守常规的人。’实在应当下令告知百官，以爱惜百姓的性命。”
又说：“从前周平王被犬戎驱逐，向东迁徙到河洛地区，镐京（今陕西西安）仍然被称为‘宗周’，以保存根本。光武帝虽然号称中兴，实际上是开创了新的基业，西京长安仍然设置京尹，也没有废除旧都。如今陛下发扬光大先辈的事业，迁都到中原地区，考察古制、恢复礼仪，在这一点上最为兴盛。哪里像周汉两代是出于不得已呢？按照《春秋》的义理，有宗庙的地方称为都，没有的就称为邑，这是不可更改的典章。更何况北方的代京（平城）有祖先的宗庙，有先帝的陵墓，是帝王基业的根基，是陛下的出生地，作为神圣的故乡、吉祥的地方，实在是由来已久了。如今却把它等同于普通的郡国，我私下感到不安。我认为代京应当建立京畿地区，设置京尹，如同过去的制度，推崇根本、重视旧地，以光照万代。”
又说：“我看到洛阳城的制度，百姓按照官位高低居住在一起，不按照宗族类别。然而官位并非永久不变，有的人早上还荣耀显贵，晚上就落魄潦倒，于是士人的住宅沦落为奴仆的住处，奴仆却住进了富贵人家的宅院。事物的颠倒，有时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古代的圣明君主，必定让士农工商四民分开居住，是希望他们的职业固定而志向专一。职业固定就不会弄虚作假，志向专一就不会放纵享乐。因此，耳濡目染之下，不用督促就能做好；父亲兄长的教导，不用严厉就能成功。回想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开创基业、平定叛乱，日夜忙碌，尚且能够区分士人和庶人，不让他们混杂居住；工匠、商人、屠夫、酒贩，各自有固定的住处。只是没有制定法令禁止，买卖随意，商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导致居民混杂居住。假如一个地方有人弹筝吹笛、歌舞升平；另一个地方有严厉的老师刻苦教导，诵读诗书、讲解礼仪。让孩童们随意选择跟随，那么跑去舞堂的会有上万人，前往学馆的却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工匠商人不能与士人混杂居住，士人应当单独居住的明证。因此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是美好的，孟母三次迁居来教育孩子，贤圣之人的明训，是如此重要。如今让工匠商人的子弟学习士人的风气礼仪，百年也难以成功；让士人的孩童模仿工匠商人的神态举止，一天就可以做到。因此，士人居住在一起，礼仪教化就容易兴盛；工匠商人混杂居住，风俗就难以改变。朝廷每次选拔士人，都会考察他们的婚姻和官职，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多么周密啊。至于开启工匠商人的做官之路，让他们能够与豪门望族相邻而居，又是多么疏忽啊。这是我所感到困惑的。如今考察古制、建立准则，定都中原，凡是迁徙居住的，都是官府的土地，区分工匠商人的居住区域，只在陛下一句话，有什么可犹豫而放弃这一美好的举措呢。”
又说：“自从南方的伪政权相继存在，窃取了淮北地区，想要擅自占据中华的称号，并且以此招诱边境百姓，因此设立了侨置的中州郡县。自从皇威向南普照，这种制度仍然没有改变，凡是有重复的地名，数量很多。这使得文书记载产生疑惑，地区划分变得混乱。这不是用来划分疆域、管理土地的办法，必须加以正名。我认为可以按照地理旧名，全部加以改革。小的郡县合并，大的郡县分置。至于中州的郡县，从前因为户数少而合并撤销；如今人口已经增多，也可以恢复旧制。统治百姓的人，应当以天下为家，不能有所私心。因此仓库储存物资，是为了防备水旱灾害，供给军队和国家使用，至于有功德的人，然后再加以赏赐。到了末代，对宠臣的赏赐却没有限度。近年来，赏赐也过于丰厚。在朝的各位权贵，俸禄已经不低，住宅服饰华丽，奴仆侍妾饱食美味，却还屡次得到丰厚的赏赐，动辄数以千计。如果把这些赏赐分给鳏寡孤独之人，能够救济很多人。如果不加以改正，难道不是违背了‘不帮助富人而帮助穷人’的道理吗？我认为事情有值得奖赏的，就明确下旨褒扬，根据功劳大小加以赏赐，以勉励人们行善；不可以因为是亲近之人，就随意耗费国家的储备。”
又说：“各位在宫中值宿守卫的官员，应当让武官练习射箭，文官诵读经书传记。如今却给他们提供赌博的器具，养成轻慢的神态，助长争斗的心思，放纵喧哗的行为，这只会损害朝廷的礼仪，对实际事务没有任何益处。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应当禁止。”
高祖认为他说得很好。
后来，韩显宗请求担任宋王刘昶府的谘议参军事，想要在南方边境立功，高祖没有允许。高祖曾经对韩显宗和程灵虬说：“著作郎的职责，是掌管国史。你们的文章，我自然熟悉，中书省的官员品级，你们也听说过。如果想要与古人相比，班固、司马迁之类的人，自然相距遥远。如果在当今世上寻求文学才能，你们应当推崇崔孝伯（崔光）。” 又对韩显宗说：“看你撰写的《燕志》以及在齐地所作的诗赋，远胜于近来的文章。然而修撰国史的功劳，我没有看到，应当再询问监、令的意见。考察你的才能，可以处于中等。” 又对程灵虬说：“你与韩显宗相比，还有差距，可以处于下等中的上等。” 韩显宗回答说：“我的才能低下、学识浅薄，却承蒙陛下称赞，甚至把我与崔光相比，实在是恩宠深厚。然而我私下认为陛下看重古代而轻视当今。我学识浅薄、才能有限，确实不敢奢望与古人相比，但我遭遇圣明的时代，目睹了新的礼仪制度，提笔著述，如实记录时事，也不比后人逊色。从前扬雄撰写《太玄经》，当时不免遭到被人用来盖酒坛的讥讽，二百年后，却超越了诸子百家。如今我所撰写的著作，虽然不足以光大帝王的功绩，增添日月的光辉；但万年之后，后人仰观祖宗的伟大功业，上看陛下的圣明德行，又哪里逊色于《唐典》所记载的尧的英明、《虞书》所记述的舜的谨慎呢？” 高祖说：“假如我无愧于虞舜，你又比尧的大臣如何呢？” 韩显宗说：“我听说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因此设置百官来辅佐政务。陛下的功绩与尧舜相当，公卿大臣难道不是像八元八恺那样的贤臣吗？” 高祖说：“你担任著作郎，只能说是尽了职责，还不能算是优秀的史官。” 韩显宗说：“我有幸遇到圣明的时代，能够秉笔直书而无所畏惧，又不接受贿赂，能够安睡美食，这是我比司马迁、班固优秀的地方。” 高祖笑了笑。后来，韩显宗与员外郎崔逸等人参与制定朝廷礼仪。
高祖曾经下诏让各位官员商议：“自从近代以来，官员的高低出身，常常有固定的等级。我有时认为可以打破这种等级，有时又认为不可以。应当共同商议这件事。” 李冲回答说：“不知道上古以来，设置官职、排列爵位，是为了给富贵人家的子弟提供职位，还是为了有助于治理国家、辅佐时政？” 高祖说：“都是为了治理国家。” 李冲说：“如果是为了治理国家，陛下如今为什么专门推崇门第品级，不颁布选拔贤才的诏书呢？” 高祖说：“如果有非凡的才能，不愁不被发现。然而君子之家，即使没有当世可用的才能，也必定德行纯厚，因此我才任用他们。” 李冲说：“傅说（从筑墙的奴隶中被提拔）、吕望（姜子牙，垂钓于渭水之滨被重用），难道可以根据门第来举荐吗？” 高祖说：“像这样能拯救天下的人很少，历代也就一两个人罢了。” 李冲对各位大臣说：“刚才想要请各位贤臣来劝说陛下。” 秘书令李彪说：“我们的力量微薄，不足以作为援助，我心中有想法，不敢在圣上面前完全说出来。陛下如果专门根据门第选拔官员，不知道鲁国的三卿（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与孔子的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弟子相比，谁更优秀呢？” 高祖说：“就像我刚才解释的那样。” 韩显宗上前说：“陛下定都洛阳，各种礼仪都焕然一新，国家的兴衰，就取决于这次选拔官员的制度。我学识浅薄，不能引用古今事例来证明这个议论，姑且从国事来谈论。不知道中书监、秘书监、中书令、秘书令的儿子，是否必定能担任秘书郎；近来担任监、令的人，他们的儿子都能担任吗？” 高祖说：“你为什么不谈论当今富贵人家担任监、令的情况呢？” 韩显宗说：“陛下认为事物不能一概而论，就不应该让富贵的人继承富贵，贫贱的人继承贫贱。” 高祖说：“如果有高明出众、才能卓越的人，我也不会拘泥于这个惯例。” 后来，韩显宗担任本州的中正官。
太和二十一年（公元 497 年），高祖南巡，韩显宗担任右军府长史、征虏将军、统军。军队驻扎在赭阳（今河南方城），萧鸾（南齐皇帝）的戍主成公期派遣军主胡松、高法援等人率领蛮贼前来攻打军营，韩显宗亲自率领士兵抵抗，斩杀了高法援。韩显宗到达新野（今河南新野），高祖下诏说：“你击败敌军、斩杀将领，大大增强了军威。我正在攻打坚固的城池，你为什么不写捷报呢？” 韩显宗说：“我近来听说镇南将军王肃俘获了两三个敌人、几匹驴马，都写了捷报，我在东观（皇家藏书之处），私下常常嘲笑他。近来虽然仰仗陛下的威灵，击败了丑恶的敌人，但兵力薄弱，擒获斩杀的敌人并不多。如果再大肆张扬、虚夸战功，效仿王肃的做法，罪责就更加严重了。因此我收起笔墨，只是向上禀明情况而已。” 高祖笑着说：“像你这样的功劳，确实应当封为诸侯，等到赭阳平定后，核查清楚再对你进行奖赏。” 新野平定后，任命韩显宗为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的谘议参军。韩显宗后来上表，很是自夸，诉说之前征战的功劳。高祖下诏说：“韩显宗文辞华丽却不合情理，实在令人奇怪和责备，他进退没有规矩，损害了朝廷的清正风气。如果不加以纠正，或许会助长不良习俗。可交付尚书省，追查核实后上报。” 兼尚书张彝上奏请求免去韩显宗的官职。高祖下诏说：“韩显宗虽然浮夸矫情导致过失，但才能仍然可以使用，怎么能永远抛弃他呢！可以让他以平民身份担任谘议参军，以展现他后来的功绩。但他粗鄙凶狠的本性，不足以参与朝廷的高雅事务，可以剥夺他的朝见资格，并且禁止他探望各位藩王。” 韩显宗失意之后，遇到使者前往洛阳，于是写了一首五言诗赠给御史中尉李彪，诗中说：“贾谊被贬到长沙，董仲舒前往临江。我惭愧没有像他们那样的事迹，却忽然追寻两位贤人的踪迹。追忆过去在东观的游历，我如同劣马置身于群龙之中。为什么我的意愿被剥夺，独自一人漂泊远方？痛哭着离开旧国，含着泪水到达新的都城。可悲啊没有援助的百姓，如同失去同伴的大雁般哀鸣。苍天听不到我的呼声，千里之外告知志同道合之人。”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 499 年），韩显宗去世。他撰写了《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所作的文章，在当时广为流传。景明初年（公元 500 年），朝廷追记他在赭阳的功劳，赐予他章武男的爵位。
韩显宗的儿子韩武华，承袭爵位。被任命为讨寇将军、奉朝请、太原太守。
程骏，字驎驹，本是广平郡曲安县（今河北曲周东北）人。六世祖程良，是晋朝的都水使者，因事获罪被流放到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祖父程肇，是吕光（后凉建立者）的民部尚书。
程骏年幼时失去父亲，家境贫寒，守丧期间以孝顺著称。他拜刘昞为师，生性机敏，喜爱学习，日夜不倦。刘昞对弟子们说：“能够举一反三的人，就是程骏这样的人了。” 程骏对刘昞说：“当今尊崇名教的儒生，都认为老子、庄子的言论虚妄荒诞，不符合实际要务，不能用来治理国家，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老子提出‘抱一’的学说，庄子阐明‘性本’的宗旨；像这样的思想，可以说是最为顺应自然的了。人如果违背‘一’就会产生繁琐虚伪之事，如果违背本性就会丧失纯真之心。” 刘昞说：“你年纪还小，说话却像老成之人，真好啊！” 从此，程骏的声誉更加传播开来，沮渠牧犍（北凉君主）提拔他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公元 439 年），世祖（拓跋焘）平定凉州，程骏被迁徙到京城，受到司徒崔浩的赏识。高宗即位后，任命他为著作佐郎；不久，升任著作郎。担任任城王元云的郎中令，向元云上呈劝谏的箴言，元云采纳了并称赞他。皇兴年间（公元 467-471 年），被任命为高密太守。尚书李敷上奏说：“君主任用臣子，必须看到最终的成效。程骏确实有修史的才能，正准备秉笔直书，治理一个郡的重任，十个郡中才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请求留下他几年，让他完成先前的史书编纂工作，之后再授予他地方长官的职务，我认为这样是合适的。” 奏章呈上后，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显祖多次召见程骏，与他讨论《易经》《老子》的义理，回头对群臣说：“我与这个人交谈，心情非常舒畅。” 又问程骏：“你年纪多大了？” 程骏回答说：“我六十一岁了。” 显祖说：“从前姜太公年老时才遇到周文王。你如今遇到我，难道不是太早了吗？” 程骏说：“我虽然才能比不上吕望，但陛下的尊贵超过了西伯（周文王）。希望上天赐予我余年，让我能像吕望施展《六韬》的谋略那样为陛下效力。”
延兴末年（公元 475 年），高丽王高琏请求将女儿送入后宫，显祖答应了，任命程骏为散骑常侍，赐予安丰男的爵位，加授伏波将军，持节前往高丽迎接公主，赏赐布帛一百匹。程骏到达平壤城（今朝鲜平壤），有人劝说高琏：“魏国从前与燕国通婚，不久后就攻打燕国，就是因为使者了解了燕国的地形险阻。如今如果送公主前往魏国，恐怕与当年冯氏（北燕皇后）的情况没有不同。” 高琏于是谎称公主去世。程骏与高琏反复交涉了一年多，以道义责备高琏，高琏愤怒不已，于是断绝了程骏随从的酒食供应。高琏想要逼迫侮辱程骏，却因为畏惧而不敢加害。恰逢显祖去世，程骏才返回京城，被任命为秘书令。
起初，朝廷将祖先的牌位迁移到太庙，有关部门上奏说：“按照旧例，太庙中负责祭祀事务的官员，照例都要赐予爵位，如今应当遵循旧例。” 显宗下诏让百官商议，群臣都认为应当遵循旧例，只有程骏认为不可以。他上表说：“我听说：爵位和车服礼器是帝王所珍视的，山河疆域是天下的重要根基。因此汉高祖刘邦约定，没有功劳的人不能封侯。必须是在君主承受天命、大臣在战阵谋划中施展心力的时代，然后才能得到土地的赏赐。没有见过因为参与太庙祭祀事务，就获得疆土赏赐的；只见过晋国、郑国的后代因为辅佐周天子而立下最大的功勋，吴汉、邓禹之类的人因为征伐而建立重要的功绩。周朝、汉朝在远古没有这样的记载，魏、晋在往年也没有这样的事例。自从皇道开启、国运初创以来，致力于效仿三皇五帝的规范，想要继承历代帝王的轨迹，刑罚比古代减轻了很多，赏赐却比过去增加了不少。当时因为祖先牌位迁移、太庙祭祀肃穆，就授予百官九品的爵位，给予祭祀官员五等的称号。虽然帝王的制度，不会相互沿袭，但当时的恩泽，怎么能成为长久的准则呢？我违背众人的意见，等待治罪。” 奏章呈上后，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文明太后对群臣说：“议论事情本来就应当正直并依据古代典籍，怎么能依附暂时的旧例呢？” 赏赐程骏一套衣服、二百匹布帛。
程骏又上表说：“《春秋》中说：看到对君主有礼的人，就像孝子奉养父母一样；看到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鹰鸇追逐鸟雀一样。这是为了劝诫后人，给万代留下榜样。从前陈恒杀害君主，孔子请求鲁国出兵讨伐，即使想要安逸，难道能够做到吗？如今朝廷谋划深远，七州的军队调动，将要在水上扫荡凶残的敌人，在陆地上扫除叛逆之徒。然而战争贵在不战而胜，这是军事家所推崇的。应当先派遣刘昶前往淮南招抚晓谕。如果他们响应号召、欣然顺从，同心协力起兵，那么长江的天险，就可以穿着朝服渡过；萧道成的头颅，就可以在一个早上悬挂起来。如果江南的人轻佻浅薄，背弃刘氏（刘昶的家族）的恩德道义，那么理亏在他们那边，我们又辜负了神明呢！应当向江南发布正义的檄文，整顿军队返回，这也足以显示拯救患难的大仁大义，在天下弘扬正义之风。而且攻打困难、防守容易，双方的力量相差百倍，不能不深思熟虑。如今天下虽然安定，但边境之外仍然有忧虑，拾夤在西南地区心怀侥幸，北方的叛乱分子在漠北等待时机。如果攻打不能称心如意，恐怕军队不能迅速解散；军队不能迅速解散，那么忧虑就会更加深重。为国家社稷谋划的人，没有不先巩固根本的。我认为在长江沿岸炫耀兵力，彰显皇威，应当特别加以抚慰百姓。秋毫无犯，百姓就会知道朝廷的恩德和信用；百姓知道恩德和信用，就会背着孩子前来归附；百姓背着孩子前来归附，淮北地区就可以平定；淮北地区平定，吴地的敌人就会有不同的图谋；敌人有不同的图谋，就会引发祸患。然后等待时机行动，也不算晚。请求停止各州的军队调动，暂且等待以后再出兵。这就是所谓的巩固根本。陛下和太皇太后，英明的谋略，能够涵盖百次胜利之外的情况；顺应时机、灵活应变，能够在心中独自领悟。我如同夕阳西下，即将衰老，虽然想要为国分忧，但最终也没有什么补益。” 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僧人法秀谋反被杀。程骏上表说：“我听说《诗经》的创作，是为了表达志向。近处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用来侍奉君主，关系到风俗教化，没有不包含的。对上可以歌颂圣明的德行，对下可以申明深厚的风化；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话的人足以引以为戒。这是古人创作《诗经》的本意。我在垂暮之年，能够遇到圣明的时代，虽然即将衰老，但仍然仰慕廉颇年老仍能勉强进食的风范。陛下和太皇太后，道德合乎天地，英明如同日月，遵循天意则与唐尧时期的风俗一样和睦，顺应帝王之道则与周朝的教化相通。因此，狂妄的叛逆之徒心怀不轨，却没有隐藏阴谋的地方；神明暗中诛灭他们，让他们的阴谋被发觉而受到惩罚。因此，祖先的宗庙得到神灵的辅佐，百姓和神灵都加以扶助。我不禁欢欣鼓舞。恭敬地竭尽我衰老迟钝的思虑，献上庆祝国家的颂诗十六章，并且叙述陛下巡视天下、天降甘雨的恩德。” 他的颂诗说：
上天的德行不言不语，四季交替有序运行。伟大的大魏王朝，顺应天意承受福禄。三位圣君相继传承，四位先祖光明普照。难道只有殷周两代，才能远远契合三皇五帝的教化。圣明的君主在上，恭敬的品德日益更新。深广英明的皇后，以身作则、广施仁爱。德行随着风气传播，教化如同流水浸润。千年的昌盛国运，在此时达到鼎盛。
今年恰逢巡视天下，顺应时运出游田猎。巡视四方、慰问疾苦，探访政务、问候老人。祭祀各路神灵，祭祀山川天地。谁说礼仪停滞不前，遇到圣君就会宣扬。帝王基业刚刚奠定，中山地区是重要根基。陛下亲临的盛况，情意格外深厚。仰头歌颂祖先的功业，俯身欣赏春天的柔美。伟大的赦免之恩，消除百姓的各种忧愁。各种忧愁已经消除，让百姓重新开始。亿万百姓和睦相处，家家户户歌颂得到新生。
忽然出现狂妄之徒，图谋在圣都叛乱。神明暗中告知，让他们被发觉而伏诛。后羿、寒浞作乱，秦始皇违背纲纪。狂妄之徒如同冬天茂盛的花朵，自古以来就有。美好的皇朝制度，道义稳固千年。神灵暗中诛灭叛逆，奸邪之人来不及兴起。奸邪之人来不及兴起，有罪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遵循宪章法律，五等刑罚仍然显得较轻。圣明的两位君主（高祖和文明太后），仁爱如同春天的生机。废除周汉时期的严苛制度，遵循远古伏羲时期的教化。为什么要废除周汉的制度？因为痛恨它们的苛刻。为什么要遵循伏羲时期的教化？因为仰慕仁爱、推崇道德。美好的声誉一旦传播，教化就会遍及四方。难道只有京城地区，教化传播到天下万国。
诚信得到神灵的辅佐，阴阳调和顺畅。谷物的香气在夜晚吹拂，甘美的雨水在早晨降下。茁壮成长的禾苗含有嫩穗，茂盛的庄稼长势喜人。鳏寡贫穷之人在街巷中歌颂，寡妇在屋内吟唱。我从《诗经》中得知，《云汉》一诗宣扬了周宣王时期的旱灾。篇章语句出众，在《雅》诗中光彩夺目。更何况如今是圣明的时代，德行高尚、道义深远。难道只是降下雨水？神灵预示着丰收之年。丰收之年十分兴盛，教化没有不浓厚的。有礼乐教化，政务没有不通畅的。我不禁欢欣跳跃，歌颂此时的和睦。谁说这样的时代容易遇到？千年才能遇到一次。
上天没有偏爱，只保佑有德行的人。向往喜爱圣明的时代，即使疲惫也不松懈。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希望陛下勤劳谦逊，追求仁德而不后悔。人们也说，圣明的君主谨慎对待细微之事。五个国家联合出兵，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用简陋的车子运输物资，朝廷的谋划有所失误。主管官员不施恩惠，如同蚕食般不断增加徭役。百姓无法忍受，带着家人逃入山中。应当督促地方长官，宣扬威严和恩德。威严和恩德如何体现？聚集的百姓如同江河。百姓听从命令，实在是依靠衣食。农业桑蚕失去根本，谁来耕种、谁来纺织？饥寒迫身，百姓甚至交换孩子来食用。静下心来思考，实在令人叹息。从前听说典籍中记载，不在其位不谋划其政。鲁国漆室的女子忧虑国家，留下了千古美名。我年老昏聩，却特别承蒙恩宠。忘记自己如同盲人般愚蠢，冒昧献上浅陋的见解。
文明太后下令说：“阅读了你的诗和上表，知道了你的心意。歌颂祖宗的功德是可以的，但对当世的评价，太过了。你在诗的末尾所提出的劝谏，我会收藏起来不会忘记。” 程骏又上奏《得一颂》，从巩固基业开始，到无为而治结束，共十篇。文章太长，没有全部记载。文明太后下令说：“阅读了你的上表和十篇颂诗，知道了你的心意。借鉴告诫的内容已经很完备，我实在乐于阅读。养老并征求意见，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又下诏说：“程骏历任官职，清廉谨慎，议论事情常常合乎情理。而且家中没有贪图财物的宾客，只有心怀道义的士人。可以赏赐他六百匹布帛，表彰他节俭的品德。” 程骏把布帛全部分给了亲友故旧。
程骏性格耿直，不追求当时的荣华富贵。太和九年（公元 485 年）正月，病重，于是留下遗嘱说：“我活着的时候尚且节俭朴素，怎么能在死后变得奢侈厚重呢？从前杨王孙裸体下葬，是有感而发；皇甫谧用薄棺安葬，也是一种矫正世俗的做法。如今时代清明，各种制度都遵循礼仪，他们的做法不是我的志向。可以用当时的衣服入殓，器具遵循古代的制度。” 不久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起初，程骏病重时，高祖和文明太后派遣使者多次询问他的病情，下令御医徐謇前去诊治，赏赐汤药。临终时，下诏任命他的小儿子程公称为中散，侄子程灵虬为著作佐郎。等到他去世后，高祖和文明太后感到悲伤惋惜，赏赐东园制作的秘密棺木、一套朝服、三百匹布帛，追赠他为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曲安侯，谥号为宪。他所撰写的文章，有自己的集录。
程骏有六个儿子，程元继、程公达、程公亮、程公礼，都没有做官。
程公义，担任过侍御史、谒者仆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马、沛郡太守。程公称，担任过主文中散、给事中、尚书郎。两人都早年去世。
程公礼的儿子程畿，字世伯。喜爱学习，很有文学才华。担任荆州府主簿。
起初，程骏的堂弟程伯达，程伯达的名字触犯了显祖的庙讳。他与程骏同年出生，也以文辞辩论著称。在沮渠牧犍时期，两人都被选中与牧犍的世子一同乘车出入，当时的舆论都称赞他们。程伯达早年去世。
程骏弟弟的儿子程灵虬，年幼时失去父亲，很有文学才华，但长期沉沦在低级官职中。在吏职上任职十多年，因事获罪被免职。恰逢程骏临终时上书请求，才被提拔为著作佐郎。后来因为谎称在京城没有穿丧服的亲属，而高祖知道他与程骏的儿子程公义是同一宗族，因此受到谴责被免职。到洛阳后没有官职，贫困患病很久。崔光上书请求任命他为羽林监，后来被选拔补任徐州梁郡太守，因为酗酒被刺史武昌王元鉴弹劾，失去官职。到达梁郡后，意志和精力逐渐衰退，仍然时常被酒所困扰。长期没有官职俸禄，不免遭受饥寒，多次前往尚书省请求恢复原来的官职。仆射高肇负责选拔官员，又上书请求任命他为著作郎，因为崔光负责著作郎的事务，下令让他在京城之外任职。
史臣说：韩麒麟凭借才能和见识被任用，于是被齐王（慕容白曜）所赏识。韩显宗依靠文学成就立身，多次陈述当时的政务，至于修撰国史的实录之功，却没有听说过。韩子熙清白自守，所得到的荣耀超过了他的才能。程骏的才华功业并不多，却被当时的人所赏识，大概是因为他当时提出了长远的计策吧？
韩麒麟，是昌黎郡棘城县（今辽宁义县西北）人。他自称是汉朝大司马韩增的后代。父亲韩瑚，曾任秀容郡、平原郡两郡太守。韩麒麟自幼喜爱学习，容貌俊美，擅长骑马射箭。恭宗（拓跋晃）担任监国时，他担任东曹主书。高宗（拓跋濬）即位后，赐予他鲁阳男的爵位，加授伏波将军。父亲去世后，他在守丧期间遵守礼仪，同乡同族的人都称赞他。
后来，韩麒麟参与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的军事行动，进攻升城（今山东长清西南），士兵伤亡众多。等到城池攻破，慕容白曜准备将投降的士兵活埋，韩麒麟劝谏道：“如今我们刚刚踏入敌国境内，正计划进一步进军，应该放宽威严、施以厚恩，以此向敌人展示仁德，这是当年韩信降服范阳的计策。强敌就在前方，倘若现在活埋他们的部众，恐怕从这往东，各地军民都会各自坚守城池，再攻打就难以攻克了。时间一长，军队疲惫，境外的百姓趁机作乱，引发变故，那么三齐地区（今山东大部）就不容易平定了。” 慕容白曜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让投降的士兵全部恢复本业，齐地的百姓十分喜悦。后来，慕容白曜上表举荐韩麒麟为冠军将军，与房法寿一同担任冀州刺史。慕容白曜攻打东阳（今山东青州）时，韩麒麟献上义租六十万斛，以及作战器械，使得军中物资没有匮乏。等到慕容白曜被诛杀，韩麒麟也被征召回京，闲置了多年。高祖（拓跋宏）在位时，任命他为给事黄门侍郎，乘坐驿车前往安抚徐兖二州（今江苏、山东一带）的叛乱百姓，有四千多家归顺。
不久，韩麒麟被任命为冠军将军、齐州刺史，暂代魏昌侯。他在任期间，很少使用刑罚。从事刘普庆劝说韩麒麟：“明公您执掌一方重任，却不进行斩杀惩罚，靠什么彰显威严呢？” 韩麒麟说：“刑罚是用来制止恶行的，大概是万不得已才使用。如今百姓没有触犯法律，有什么可诛杀的呢？如果一定要靠杀人来树立威名，那就应当从你开始。” 刘普庆又惭愧又害怕，于是退下了。韩麒麟考虑到刚归附的百姓，没有机会担任朝廷官职，士人中被埋没的人很多，于是上表说：“齐地自从归属伪政权以来，经历的年代久远。原来州府的官吏，常常有几百人。自从皇威普照，官员精简合并，地方长官有空缺时，不允许本地士人担任监督之职。我私下认为，新归附的人没有机会进入朝廷做官，州郡的职位又很少，被埋没的人才众多，他们渴望做官，却轻易就能放弃。我认为地方长官有空缺时，应该推选任用当地的豪门望族，增加官吏名额，广泛招揽贤能之人。这样一来，世家大族蒙受荣耀，有才能的人得到任用，百姓心怀恩德、安居乐业，或许就在于此了。” 朝廷商议后采纳了他的建议。
太和十一年（公元 487 年），京城发生大饥荒，韩麒麟上表陈述当时的政务说：
古代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积蓄足够九年食用的粮食，才称之为太平盛世。因此，君主亲自耕种千亩农田，以此勉励百姓，才能使百姓衣食富足，礼仪教化兴盛推行。到了中古时代，也推崇这种农业，缴纳粮食的人可以获得与斩杀敌人相同的爵位，努力耕田的人可以得到与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相同的奖赏，这实在是历代帝王的常规做法，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之事。
如今京城的百姓，不耕种田地的人很多，没有固定职业、靠游荡谋生的人，占了三分之二。一个农夫不耕种，就有人会因此挨饿，更何况现在不耕种的人，动不动就数以万计。所以前些年山东地区遭受水灾，就有百姓饿死；今年秋天京城遭遇旱灾，粮食价格暴涨。这实在是因为农民没有得到鼓励，平时没有积蓄的缘故。
陛下天赋英明，道德超过三皇五帝，黎明时分就忧虑操劳，想着体恤百姓的疾苦，即便是帝舜一天处理上万件事务，周文王忙到太阳偏西还没时间吃饭，也无法与陛下相比。在上有陛下广施恩泽，在下却有百姓受冻挨饿；这都是因为主管官员没有制定明确的制度，地方长官不重视农业根本。自从天下太平已久，多年丰收，官员们竞相夸耀，于是形成了奢侈的风气。车马服饰、住宅府邸，奢侈僭越的行为没有限度；丧葬婚嫁，花费实在太多。富贵人家，奴仆侍妾穿着黑色的礼服；工商之族，吃着珍贵的食物、穿着华丽的衣服。农夫吃的是糟糠，养蚕的妇女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因此，耕种的人日益减少，田地有很多荒芜了。官府仓库里的粮食布帛都已耗尽，集市上却堆满了珍宝货物；百姓家里衣食匮乏，道路上却满是穿着华丽衣服的人。饥寒的根源，实在就在这里。我认为凡是珍贵玩赏的物品，都应该禁止；吉凶礼仪，都要制定固定的格式；让贵贱有所区别，百姓回归朴素。规定天下男女，按人口分配土地。主管官员四季巡视，朝廷使者每年检查一次；勤奋勉励农耕，严格执行赏罚制度；几年之内，必定会有充足的储备，即使遇到灾荒，百姓也不会流亡了。
往年核查户籍，租赋较轻。我所管辖的齐州，缴纳的租粟仅够支付官员的俸禄，几乎没有存入粮仓的。虽然这对百姓有利，但不能长久如此。如果遇到战事，或者遭受天灾，恐怕供给的办法就无处可寻了。可以减少绢布的征收，增加粮食的租税，丰收之年多积蓄，歉收之年拿出赈济。这就是所谓的把百姓的粮食，寄存在官府；官府有了储备，百姓就不会有荒年之患了。
太和十二年（公元 488 年）春天，韩麒麟在任上去世，享年五十六岁。他留下遗嘱给儿子们，用朴素的棺材安葬，丧事从简。韩麒麟生性恭敬谨慎，常常把律令放在座位旁边。临终之时，家中只有几十匹俸禄所得的绢布，他就是如此清贫。朝廷追赠他为散骑常侍、安东将军、燕郡公，谥号为康。
长子韩兴宗，字茂先。喜爱学习，有文学才华。十五岁时，在太学求学。后来司空高允上奏举荐他为秘书郎，参与修撰国史。中山王元睿在当时受到宠信，韩兴宗为他撰写文章。升任秘书中散。太和十四年（公元 490 年）冬天去世。追赠宁远将军、渔阳太守。
韩兴宗的儿子韩子熙，字元雍。年轻时就注重自身修养，很有学识。二十岁时，还未能自我引荐做官，侍中崔光举荐他为清河王元怿的常侍，升任郎中令。起初，韩子熙的父亲韩兴宗把爵位让给弟弟韩显宗，韩显宗没有接受。韩子熙秉承父亲的一贯心意，最终也没有承袭爵位。等到韩显宗去世，韩子熙另外获得朝廷赐予的爵位，于是把自己原本应得的爵位让给了弟弟韩仲穆。兄弟之间如此友爱。父亲去世后，他守丧期间遵守礼仪。韩子熙受到元怿的器重优待，元怿去世后，他辞官守丧，等到守丧结束后才重新被任用。
等到元乂杀害元怿，元怿的灵柩长期不能安葬。韩子熙为此忧愁憔悴，隐居在田野之中，常常说如果元怿不能恢复封号，按照礼仪迁葬，自己发誓终身不做官。后来灵太后（胡氏）重新执政，任命元乂为尚书令，解除了他的领军职务。韩子熙与元怿的中大夫刘定兴、学官令傅灵摽、宾客张子慎一同到皇宫门前上书说：
已故的太傅清河王（元怿），执掌朝廷中枢大权，位居论道之职；他竭尽忠贞之心侍奉君主，倾尽心力为国效力。自从先皇去世，陛下年幼，清河王辅佐朝政，责任如同周代周公、召公分治陕地一般重要。宋维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本性如同苍蝇，颠倒黑白，专门从事谗佞之事。他因为元乂是皇姨的女婿，权势集中在元乂手中，于是依附元乂，谋求荣华利益，共同策划阴谋，捏造罪名，诬告清河王，冤枉他犯有大逆之罪。幸亏陛下圣明在上，威严普照天下，污泥自行消散，美玉恢复洁净。依据法律条文：凡是告发事情不实的，按照所诬告的罪名来惩罚告发者。宋维却没有获罪，反而被任命为大郡的太守，刑罚与奖赏违背常理，朝廷内外都感到惊愕。如果不是宋维与元乂合谋，他怎么能保全性命，还能治理一方千里之地呢？
清河王因为权力掌握在受宠的家族手中，诽谤之言纷繁复杂，他的恭敬谨慎之心，越发深厚严厉，离开自己的府邸，搬到宫殿西边居住，闭门静守，与亲友隔绝往来。当时，吏部向刘腾请示，上奏举荐刘腾的弟弟做官，兼任郡戍之职。等到奏章向内呈递，被清河王驳回。刘腾因此产生怨恨，私下里深怀愤怒，于是擅自废黜太后，隔绝两宫的联系，拷打胡定，诬告清河王下毒，凡是有生命的人，没有不悲伤惋惜的。等到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清河王的罪名时，大臣们都低头不语、忍气吞声，只听从刘腾和元乂的安排。仆射游肇，直言抗争、神情激昂，发愤成疾，为清河王而死。清河王的忠诚恳切，节操坚贞，不仅蕴藏在心中，更体现在文章之中。他搜集整理史传，撰写《显忠录》，分为十个篇目，二十卷。他既然想要向万代彰显忠心，怎么会在某一天参与叛乱呢？请求陛下追寻他的遗志，足以表明他的赤诚之心。
元乂凭借外戚的宠信，手握兵权，怀有无视君主之心，善恶不分。擅自废黜太后，冤枉杀害清河王，生杀大权，不经过陛下；奖赏惩罚的诏书，全由元乂一人发出。有名的藩镇、重要的地区，都由他的亲信党羽占据；京城的重要官职，必定是他的心腹之人担任。中山王元熙，本来起兵讨伐叛逆，并非图谋皇位，却被诛杀全家，导致元略向南逃亡，成为国家的巨大隐患。奚康生，是国家的猛将，竭尽忠诚却被斩首示众。其他被冤枉屠杀的人，不计其数。因此天下人垂头丧气，遍地都是悲愤之情。导致朔方、陇右地区的叛乱分子猖獗，多年作乱；荆州、徐州一带动荡不安，都是因为这个缘故。从前赵高执掌秦国大权，使得关东地区局势动荡；如今元乂专权，让天下纷乱不安。从古至今，史书所记载的贼子乱臣，没有比他更严重的了。
叛乱的开端，始于宋维；灾祸的最终形成，确实是因为刘腾。却让这些凶徒奸党，相互提拔任用；高官厚禄，任由他们随意获取；这不仅让我们这些人终身痛恨，也让圣朝感到羞愧。以我等赤诚之心所见，应当将元乂、刘腾斩首示众于两观之下，拆毁他们的房屋。刘腾应当劈棺斩骸，株连他的五族。向上告慰被隔绝的天人之愤，向下报答忠臣被冤枉残害的伤痛。如今却推崇元乂为仅次于三公的高官，把中枢大权委托给他，这就是所谓的给老虎再添翅膀。朝廷内外咬牙切齿，远近之人扼腕叹息。蔓生的杂草难以铲除，去除它们应当彻底。我纵观历代，追思远古，办事应当果断而不果断，灾祸就会再次发生。更何况元乂猜忌残忍，又身居要害职位。我深夜叹息，私下里感到寒心，实在希望陛下明察，早日对他采取措施。
我们这些人潜伏在民间，至今已有六年，白天对着太阳号哭，夜晚向着星辰流泪，叩拜大地却无人回应，呼喊上天却没有声响。从前卫国的弘演为君主献出肝脏，申包胥在秦庭痛哭七日，千古以来的伤痛，也不足以与之相比！如今有幸遇到陛下圣明，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太后仁慈英明，重新安抚天下，我们才敢到皇宫门前陈述实情，请求为清河王平冤昭雪。
奏章呈上后，灵太后认为他们说得合乎道义，于是征召韩子熙为中书舍人。后来便劈开刘腾的棺材，赐元乂死。
不久，韩子熙负责修撰国史，加授宁朔将军。没过多久，被任命为著作郎，又兼任司州别驾。转任辅国将军、鸿胪少卿。建义初年（公元 528 年），兼任黄门侍郎，不久正式担任该职。
韩子熙清白自守，不与他人结党营私。又因为早年丧父，被叔父韩显宗抚养长大。等到韩显宗去世，韩显宗的儿子韩伯华还年幼，韩子熙对他十分友爱，如同亲生兄弟，成年后仍然一起居住，车马财物，任由韩伯华使用，从未有过不满的言语和神色。又上书请求把自己的官阶分给韩伯华，于是朝廷任命韩伯华为东太原太守。等到韩伯华在郡中任职，被刺史元弼侮辱；韩子熙于是哭泣着向朝廷申诉，肃宗（元诩）下诏派人核查，元弼因此受到严厉斥责。
尔朱荣擒获葛荣后，把他送到京城，庄帝（元子攸）想要当面斥责葛荣。韩子熙认为葛荣既然是元凶，自知必死无疑，恐怕会出言不逊，不应该召见他。尔朱荣听说后大怒，向庄帝弹劾韩子熙，庄帝宽恕了他，没有降罪。不久，韩子熙加授征虏将军。等到邢杲起兵叛乱，朝廷下诏让韩子熙前往慰劳。邢杲假装投降，韩子熙相信了他。返回至乐陵（今山东乐陵）时，邢杲再次反叛，韩子熙于是返回京城。因罪被交付廷尉，判处死刑，后来被宽恕死罪，免去官职。没过多久，兼任尚书吏部郎。普泰初年（公元 531 年），被任命为通直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光禄大夫，不久正式担任吏部郎。出帝（元修）初年，又兼任著作郎。因为奉命撰写册封文书的功劳，被封为历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又加授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平初年（公元 534 年），担任侍读，又被任命为国子祭酒。
韩子熙节俭朴素，安于清贫，常常喜欢退隐安静。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之初，各个部门都配给兵力，当时因为国子祭酒是清闲职务，只配给两人。有人让他上书请求增加，韩子熙说：“朝廷自然不给祭酒配兵，与我韩子熙有什么关系呢？” 议论的人都推崇他。不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元象年间（公元 538-539 年），加授卫大将军。
起初，韩子熙与弟弟一同聘娶王氏为妻，王氏是他们姑姑的女儿，生了两个儿子。韩子熙当时还没有结婚，后来与寡妇李氏私通，生了三个儿子。王氏与李氏不和，互相告发，多年没有停止。韩子熙因此感到惭愧悔恨，于是生病。兴和年间（公元 539-542 年），孝静帝（元善见）想要举行释奠仪式（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下令让韩子熙担任侍讲。不久后去世，留下遗嘱不请求追赠谥号，他的儿子们没有遵从，于是前去请求朝廷。武定初年（公元 543 年），朝廷追赠他为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幽州刺史。
韩兴宗的弟弟韩显宗，字茂亲。性格刚直，能够当面指责、在朝廷上争辩，也有才华学识。僧人法抚，在三齐地区被称赞聪慧机敏，常常与韩显宗比试，抄写一百多个人名，各自读一遍，然后随即复述，法抚还会有一两个错误，韩显宗却毫无差错。法抚赞叹道：“我生平以来，只佩服韩郎啊。”
太和初年（公元 477 年左右），韩显宗被举荐为秀才，对策考试获得甲科，被任命为著作佐郎。高祖南巡时，他兼任中书侍郎。确定迁都洛阳后，韩显宗上书说：
其一：我听说陛下今年夏天如果不巡视三齐地区，就要前往中山（今河北定州），我私下认为这不是正确的计策。为什么呢？如今徭役应当尽早停止，洛阳京城应当尽快建成。节省费用，徭役就可以简化；集中力量，洛阳京城就容易建成。去年冬天陛下停留在邺城，这是空闲之时，百姓尚且要供给物资，劳役耗费十分巨大。陛下圣明，怜悯百姓，降下优厚的旨意，对老年人普遍赐予爵位，对鳏寡之人加以周济，虽然现在赈济之恩遍及天下，但仍然担心明年夏天百姓会面带饥色。更何况现在正是农民耕种、养蚕、收获的关键时节，六军云集，所损失的农桑产业，实在不少。虽然赋税征收较轻，不足以称为劳苦，但陛下大驾亲临，谁敢安宁休息？沿途往来侍奉，道路上纷扰不断，农田蚕桑暂时荒废，那么将来就没有物资储备了。这是国家深深的忧虑啊。而且即将进入炎热的夏季，六军在外露天驻扎，恐怕会发生瘟疫，这是第二件值得忧虑的事。我希望陛下早日返回北方的京城（平城，今山西大同），以节省各州的供奉物资费用，集中力量专门营建洛阳城。这样一来，南方各州可以免除繁杂徭役的困扰，北方京城可以平息因迁徙带来的叹息；洛阳京城可以按时建成，迁徙的百姓也会安定得如同回到故乡一般。
其二：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必定以节俭为美德，昏乱的君主必定因为奢侈而留下祸患。回想先朝，君主们都轻视宫殿建造而致力于治理国家，因此才能使疆域开阔，国运昌盛。如今洛阳的城址，是魏明帝（曹叡）所营建的，被前代人所讥讽。希望陛下，要进一步减少奢侈。近来北方京城的富贵人家，竞相以住宅府邸相互夸耀，如今趁着迁徙的机会，应当颁布禁令，让贵贱有所规范，不得超越制度。拓宽街道，疏通沟渠，使官署与民居有所区别，士农工商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区域，留下百世不变的规范，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了。
其三：我听说陛下返回洛阳时，只率领几千名骑兵。我非常不赞成陛下这样做。富贵人家的子弟，尚且不会坐在屋檐下（担心瓦片掉落），更何况陛下是万乘之尊，拥有天下呢？在皇宫之内设置警戒，难道只是为了礼仪仪容吗？大概是为了防备意外之事啊。清理道路之后才出行，尚且担心马匹惊蹶发生意外，更何况要跋涉山河，却不加以再三考虑呢！这是我之所以惶恐不安的原因，希望陛下稍加明察。
其四：陛下耳听合乎礼法的言论，眼观古代典籍，口对百官，心怀各种事务，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深夜才休息。加上对先帝的孝思极为深厚，随着时间日益加深，撰写文章的事业，每天都能完成篇章。虽然陛下聪慧英明，处理这些事务并不觉得繁琐，但这并不是保养精神、修养性情，以求得长久国运的办法。庄周说过：人的形体是有限的，而智慧是无穷的。以有限的形体，去役使无穷的智慧，是很危险的。这是我所感到不安的，希望陛下垂衣拱手，执掌纲要，把事务委托给臣下，督促他们完成职责，自己只需要戴着皇冠、垂着玉帘，天下就能治理好。
高祖对他的建议颇为采纳。
韩显宗又上书说：“选拔贤才，是历代帝王的首要之事。前代选取士人，必定先正其名分，因此有贤良、方正等称号。如今州郡举荐的秀才、孝廉，只有其名，而无其实。然而朝廷只核查他们的门第声望，不再弹劾治罪。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另外举荐门第声望之人，来任用士人，何必假冒秀才、孝廉的名义呢？门第声望，是他们父辈祖辈留下的功业，对皇家有什么益处呢？对当时有益的，只有贤才罢了。如果有才能，即使是屠夫、渔夫、奴仆之类身份低微的人，圣明的君主也不会以任用他们为耻辱；如果没有才能，即使是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后代，也会沦落为奴仆。因此，有大才能的人担任大官，有小才能的人担任小官，各自得到合适的位置，从而使得天下太平。议论的人或许会说，当今世上没有奇特的人才，不如从门第高的人家中选取士人。这也是错误的。难道可以因为世上没有周公、邵公那样的人，就废除宰相之职不设置吗？只需要考察那些有一点长处、一点功劳的人，就优先任用他们，那么贤才就不会遗漏了。”
又说：“帝王之所以能居于尊贵之位来统治百姓，依靠的是威严；百姓之所以能放弃恶行而追随善行，依靠的是法律。因此，拥有国家的人，必定以刑法来治理国家，百姓的性命，就在于此。有罪必定惩罚，惩罚必定与罪行相当，那么即使是鞭打之类的轻刑，人们也不敢触犯。有制度却不执行，人们就会心存侥幸，那么即使是株连三族的重刑，也不足以整肃风气。自从太和年间以来，很多人因为盗窃被判处死刑，而远近之地都变得清静。由此说来，制止奸邪在于防范检查，而不在于刑罚严厉。如今州郡的长官，为了追求当时的名声，施行临时变通的法令；朝廷的百官，也都把严厉残酷当作公正无私，把仁爱宽恕当作纵容盗窃。相互督促勉励，于是形成了风气。陛下居于深宫之中，看待百姓如同婴儿；百官分担各种重要事务，对待下属却如同仇敌。这样一来，尧舜那样的君主只有一人，而桀纣那样的官吏却有千百个。和谐的风气不能到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尚书》说：‘与其杀害无辜的人，不如放过不遵守常规的人。’实在应当下令告知百官，以爱惜百姓的性命。”
又说：“从前周平王被犬戎驱逐，向东迁徙到河洛地区，镐京（今陕西西安）仍然被称为‘宗周’，以保存根本。光武帝虽然号称中兴，实际上是开创了新的基业，西京长安仍然设置京尹，也没有废除旧都。如今陛下发扬光大先辈的事业，迁都到中原地区，考察古制、恢复礼仪，在这一点上最为兴盛。哪里像周汉两代是出于不得已呢？按照《春秋》的义理，有宗庙的地方称为都，没有的就称为邑，这是不可更改的典章。更何况北方的代京（平城）有祖先的宗庙，有先帝的陵墓，是帝王基业的根基，是陛下的出生地，作为神圣的故乡、吉祥的地方，实在是由来已久了。如今却把它等同于普通的郡国，我私下感到不安。我认为代京应当建立京畿地区，设置京尹，如同过去的制度，推崇根本、重视旧地，以光照万代。”
又说：“我看到洛阳城的制度，百姓按照官位高低居住在一起，不按照宗族类别。然而官位并非永久不变，有的人早上还荣耀显贵，晚上就落魄潦倒，于是士人的住宅沦落为奴仆的住处，奴仆却住进了富贵人家的宅院。事物的颠倒，有时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古代的圣明君主，必定让士农工商四民分开居住，是希望他们的职业固定而志向专一。职业固定就不会弄虚作假，志向专一就不会放纵享乐。因此，耳濡目染之下，不用督促就能做好；父亲兄长的教导，不用严厉就能成功。回想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开创基业、平定叛乱，日夜忙碌，尚且能够区分士人和庶人，不让他们混杂居住；工匠、商人、屠夫、酒贩，各自有固定的住处。只是没有制定法令禁止，买卖随意，商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导致居民混杂居住。假如一个地方有人弹筝吹笛、歌舞升平；另一个地方有严厉的老师刻苦教导，诵读诗书、讲解礼仪。让孩童们随意选择跟随，那么跑去舞堂的会有上万人，前往学馆的却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工匠商人不能与士人混杂居住，士人应当单独居住的明证。因此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是美好的，孟母三次迁居来教育孩子，贤圣之人的明训，是如此重要。如今让工匠商人的子弟学习士人的风气礼仪，百年也难以成功；让士人的孩童模仿工匠商人的神态举止，一天就可以做到。因此，士人居住在一起，礼仪教化就容易兴盛；工匠商人混杂居住，风俗就难以改变。朝廷每次选拔士人，都会考察他们的婚姻和官职，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多么周密啊。至于开启工匠商人的做官之路，让他们能够与豪门望族相邻而居，又是多么疏忽啊。这是我所感到困惑的。如今考察古制、建立准则，定都中原，凡是迁徙居住的，都是官府的土地，区分工匠商人的居住区域，只在陛下一句话，有什么可犹豫而放弃这一美好的举措呢。”
又说：“自从南方的伪政权相继存在，窃取了淮北地区，想要擅自占据中华的称号，并且以此招诱边境百姓，因此设立了侨置的中州郡县。自从皇威向南普照，这种制度仍然没有改变，凡是有重复的地名，数量很多。这使得文书记载产生疑惑，地区划分变得混乱。这不是用来划分疆域、管理土地的办法，必须加以正名。我认为可以按照地理旧名，全部加以改革。小的郡县合并，大的郡县分置。至于中州的郡县，从前因为户数少而合并撤销；如今人口已经增多，也可以恢复旧制。统治百姓的人，应当以天下为家，不能有所私心。因此仓库储存物资，是为了防备水旱灾害，供给军队和国家使用，至于有功德的人，然后再加以赏赐。到了末代，对宠臣的赏赐却没有限度。近年来，赏赐也过于丰厚。在朝的各位权贵，俸禄已经不低，住宅服饰华丽，奴仆侍妾饱食美味，却还屡次得到丰厚的赏赐，动辄数以千计。如果把这些赏赐分给鳏寡孤独之人，能够救济很多人。如果不加以改正，难道不是违背了‘不帮助富人而帮助穷人’的道理吗？我认为事情有值得奖赏的，就明确下旨褒扬，根据功劳大小加以赏赐，以勉励人们行善；不可以因为是亲近之人，就随意耗费国家的储备。”
又说：“各位在宫中值宿守卫的官员，应当让武官练习射箭，文官诵读经书传记。如今却给他们提供赌博的器具，养成轻慢的神态，助长争斗的心思，放纵喧哗的行为，这只会损害朝廷的礼仪，对实际事务没有任何益处。诸如此类的事情，都应当禁止。”
高祖认为他说得很好。
后来，韩显宗请求担任宋王刘昶府的谘议参军事，想要在南方边境立功，高祖没有允许。高祖曾经对韩显宗和程灵虬说：“著作郎的职责，是掌管国史。你们的文章，我自然熟悉，中书省的官员品级，你们也听说过。如果想要与古人相比，班固、司马迁之类的人，自然相距遥远。如果在当今世上寻求文学才能，你们应当推崇崔孝伯（崔光）。” 又对韩显宗说：“看你撰写的《燕志》以及在齐地所作的诗赋，远胜于近来的文章。然而修撰国史的功劳，我没有看到，应当再询问监、令的意见。考察你的才能，可以处于中等。” 又对程灵虬说：“你与韩显宗相比，还有差距，可以处于下等中的上等。” 韩显宗回答说：“我的才能低下、学识浅薄，却承蒙陛下称赞，甚至把我与崔光相比，实在是恩宠深厚。然而我私下认为陛下看重古代而轻视当今。我学识浅薄、才能有限，确实不敢奢望与古人相比，但我遭遇圣明的时代，目睹了新的礼仪制度，提笔著述，如实记录时事，也不比后人逊色。从前扬雄撰写《太玄经》，当时不免遭到被人用来盖酒坛的讥讽，二百年后，却超越了诸子百家。如今我所撰写的著作，虽然不足以光大帝王的功绩，增添日月的光辉；但万年之后，后人仰观祖宗的伟大功业，上看陛下的圣明德行，又哪里逊色于《唐典》所记载的尧的英明、《虞书》所记述的舜的谨慎呢？” 高祖说：“假如我无愧于虞舜，你又比尧的大臣如何呢？” 韩显宗说：“我听说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因此设置百官来辅佐政务。陛下的功绩与尧舜相当，公卿大臣难道不是像八元八恺那样的贤臣吗？” 高祖说：“你担任著作郎，只能说是尽了职责，还不能算是优秀的史官。” 韩显宗说：“我有幸遇到圣明的时代，能够秉笔直书而无所畏惧，又不接受贿赂，能够安睡美食，这是我比司马迁、班固优秀的地方。” 高祖笑了笑。后来，韩显宗与员外郎崔逸等人参与制定朝廷礼仪。
高祖曾经下诏让各位官员商议：“自从近代以来，官员的高低出身，常常有固定的等级。我有时认为可以打破这种等级，有时又认为不可以。应当共同商议这件事。” 李冲回答说：“不知道上古以来，设置官职、排列爵位，是为了给富贵人家的子弟提供职位，还是为了有助于治理国家、辅佐时政？” 高祖说：“都是为了治理国家。” 李冲说：“如果是为了治理国家，陛下如今为什么专门推崇门第品级，不颁布选拔贤才的诏书呢？” 高祖说：“如果有非凡的才能，不愁不被发现。然而君子之家，即使没有当世可用的才能，也必定德行纯厚，因此我才任用他们。” 李冲说：“傅说（从筑墙的奴隶中被提拔）、吕望（姜子牙，垂钓于渭水之滨被重用），难道可以根据门第来举荐吗？” 高祖说：“像这样能拯救天下的人很少，历代也就一两个人罢了。” 李冲对各位大臣说：“刚才想要请各位贤臣来劝说陛下。” 秘书令李彪说：“我们的力量微薄，不足以作为援助，我心中有想法，不敢在圣上面前完全说出来。陛下如果专门根据门第选拔官员，不知道鲁国的三卿（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与孔子的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弟子相比，谁更优秀呢？” 高祖说：“就像我刚才解释的那样。” 韩显宗上前说：“陛下定都洛阳，各种礼仪都焕然一新，国家的兴衰，就取决于这次选拔官员的制度。我学识浅薄，不能引用古今事例来证明这个议论，姑且从国事来谈论。不知道中书监、秘书监、中书令、秘书令的儿子，是否必定能担任秘书郎；近来担任监、令的人，他们的儿子都能担任吗？” 高祖说：“你为什么不谈论当今富贵人家担任监、令的情况呢？” 韩显宗说：“陛下认为事物不能一概而论，就不应该让富贵的人继承富贵，贫贱的人继承贫贱。” 高祖说：“如果有高明出众、才能卓越的人，我也不会拘泥于这个惯例。” 后来，韩显宗担任本州的中正官。
太和二十一年（公元 497 年），高祖南巡，韩显宗担任右军府长史、征虏将军、统军。军队驻扎在赭阳（今河南方城），萧鸾（南齐皇帝）的戍主成公期派遣军主胡松、高法援等人率领蛮贼前来攻打军营，韩显宗亲自率领士兵抵抗，斩杀了高法援。韩显宗到达新野（今河南新野），高祖下诏说：“你击败敌军、斩杀将领，大大增强了军威。我正在攻打坚固的城池，你为什么不写捷报呢？” 韩显宗说：“我近来听说镇南将军王肃俘获了两三个敌人、几匹驴马，都写了捷报，我在东观（皇家藏书之处），私下常常嘲笑他。近来虽然仰仗陛下的威灵，击败了丑恶的敌人，但兵力薄弱，擒获斩杀的敌人并不多。如果再大肆张扬、虚夸战功，效仿王肃的做法，罪责就更加严重了。因此我收起笔墨，只是向上禀明情况而已。” 高祖笑着说：“像你这样的功劳，确实应当封为诸侯，等到赭阳平定后，核查清楚再对你进行奖赏。” 新野平定后，任命韩显宗为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的谘议参军。韩显宗后来上表，很是自夸，诉说之前征战的功劳。高祖下诏说：“韩显宗文辞华丽却不合情理，实在令人奇怪和责备，他进退没有规矩，损害了朝廷的清正风气。如果不加以纠正，或许会助长不良习俗。可交付尚书省，追查核实后上报。” 兼尚书张彝上奏请求免去韩显宗的官职。高祖下诏说：“韩显宗虽然浮夸矫情导致过失，但才能仍然可以使用，怎么能永远抛弃他呢！可以让他以平民身份担任谘议参军，以展现他后来的功绩。但他粗鄙凶狠的本性，不足以参与朝廷的高雅事务，可以剥夺他的朝见资格，并且禁止他探望各位藩王。” 韩显宗失意之后，遇到使者前往洛阳，于是写了一首五言诗赠给御史中尉李彪，诗中说：“贾谊被贬到长沙，董仲舒前往临江。我惭愧没有像他们那样的事迹，却忽然追寻两位贤人的踪迹。追忆过去在东观的游历，我如同劣马置身于群龙之中。为什么我的意愿被剥夺，独自一人漂泊远方？痛哭着离开旧国，含着泪水到达新的都城。可悲啊没有援助的百姓，如同失去同伴的大雁般哀鸣。苍天听不到我的呼声，千里之外告知志同道合之人。”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 499 年），韩显宗去世。他撰写了《冯氏燕志》《孝友传》各十卷，所作的文章，在当时广为流传。景明初年（公元 500 年），朝廷追记他在赭阳的功劳，赐予他章武男的爵位。
韩显宗的儿子韩武华，承袭爵位。被任命为讨寇将军、奉朝请、太原太守。
程骏，字驎驹，本是广平郡曲安县（今河北曲周东北）人。六世祖程良，是晋朝的都水使者，因事获罪被流放到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祖父程肇，是吕光（后凉建立者）的民部尚书。
程骏年幼时失去父亲，家境贫寒，守丧期间以孝顺著称。他拜刘昞为师，生性机敏，喜爱学习，日夜不倦。刘昞对弟子们说：“能够举一反三的人，就是程骏这样的人了。” 程骏对刘昞说：“当今尊崇名教的儒生，都认为老子、庄子的言论虚妄荒诞，不符合实际要务，不能用来治理国家，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老子提出‘抱一’的学说，庄子阐明‘性本’的宗旨；像这样的思想，可以说是最为顺应自然的了。人如果违背‘一’就会产生繁琐虚伪之事，如果违背本性就会丧失纯真之心。” 刘昞说：“你年纪还小，说话却像老成之人，真好啊！” 从此，程骏的声誉更加传播开来，沮渠牧犍（北凉君主）提拔他为东宫侍讲。
太延五年（公元 439 年），世祖（拓跋焘）平定凉州，程骏被迁徙到京城，受到司徒崔浩的赏识。高宗即位后，任命他为著作佐郎；不久，升任著作郎。担任任城王元云的郎中令，向元云上呈劝谏的箴言，元云采纳了并称赞他。皇兴年间（公元 467-471 年），被任命为高密太守。尚书李敷上奏说：“君主任用臣子，必须看到最终的成效。程骏确实有修史的才能，正准备秉笔直书，治理一个郡的重任，十个郡中才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请求留下他几年，让他完成先前的史书编纂工作，之后再授予他地方长官的职务，我认为这样是合适的。” 奏章呈上后，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显祖多次召见程骏，与他讨论《易经》《老子》的义理，回头对群臣说：“我与这个人交谈，心情非常舒畅。” 又问程骏：“你年纪多大了？” 程骏回答说：“我六十一岁了。” 显祖说：“从前姜太公年老时才遇到周文王。你如今遇到我，难道不是太早了吗？” 程骏说：“我虽然才能比不上吕望，但陛下的尊贵超过了西伯（周文王）。希望上天赐予我余年，让我能像吕望施展《六韬》的谋略那样为陛下效力。”
延兴末年（公元 475 年），高丽王高琏请求将女儿送入后宫，显祖答应了，任命程骏为散骑常侍，赐予安丰男的爵位，加授伏波将军，持节前往高丽迎接公主，赏赐布帛一百匹。程骏到达平壤城（今朝鲜平壤），有人劝说高琏：“魏国从前与燕国通婚，不久后就攻打燕国，就是因为使者了解了燕国的地形险阻。如今如果送公主前往魏国，恐怕与当年冯氏（北燕皇后）的情况没有不同。” 高琏于是谎称公主去世。程骏与高琏反复交涉了一年多，以道义责备高琏，高琏愤怒不已，于是断绝了程骏随从的酒食供应。高琏想要逼迫侮辱程骏，却因为畏惧而不敢加害。恰逢显祖去世，程骏才返回京城，被任命为秘书令。
起初，朝廷将祖先的牌位迁移到太庙，有关部门上奏说：“按照旧例，太庙中负责祭祀事务的官员，照例都要赐予爵位，如今应当遵循旧例。” 显宗下诏让百官商议，群臣都认为应当遵循旧例，只有程骏认为不可以。他上表说：“我听说：爵位和车服礼器是帝王所珍视的，山河疆域是天下的重要根基。因此汉高祖刘邦约定，没有功劳的人不能封侯。必须是在君主承受天命、大臣在战阵谋划中施展心力的时代，然后才能得到土地的赏赐。没有见过因为参与太庙祭祀事务，就获得疆土赏赐的；只见过晋国、郑国的后代因为辅佐周天子而立下最大的功勋，吴汉、邓禹之类的人因为征伐而建立重要的功绩。周朝、汉朝在远古没有这样的记载，魏、晋在往年也没有这样的事例。自从皇道开启、国运初创以来，致力于效仿三皇五帝的规范，想要继承历代帝王的轨迹，刑罚比古代减轻了很多，赏赐却比过去增加了不少。当时因为祖先牌位迁移、太庙祭祀肃穆，就授予百官九品的爵位，给予祭祀官员五等的称号。虽然帝王的制度，不会相互沿袭，但当时的恩泽，怎么能成为长久的准则呢？我违背众人的意见，等待治罪。” 奏章呈上后，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文明太后对群臣说：“议论事情本来就应当正直并依据古代典籍，怎么能依附暂时的旧例呢？” 赏赐程骏一套衣服、二百匹布帛。
程骏又上表说：“《春秋》中说：看到对君主有礼的人，就像孝子奉养父母一样；看到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鹰鸇追逐鸟雀一样。这是为了劝诫后人，给万代留下榜样。从前陈恒杀害君主，孔子请求鲁国出兵讨伐，即使想要安逸，难道能够做到吗？如今朝廷谋划深远，七州的军队调动，将要在水上扫荡凶残的敌人，在陆地上扫除叛逆之徒。然而战争贵在不战而胜，这是军事家所推崇的。应当先派遣刘昶前往淮南招抚晓谕。如果他们响应号召、欣然顺从，同心协力起兵，那么长江的天险，就可以穿着朝服渡过；萧道成的头颅，就可以在一个早上悬挂起来。如果江南的人轻佻浅薄，背弃刘氏（刘昶的家族）的恩德道义，那么理亏在他们那边，我们又辜负了神明呢！应当向江南发布正义的檄文，整顿军队返回，这也足以显示拯救患难的大仁大义，在天下弘扬正义之风。而且攻打困难、防守容易，双方的力量相差百倍，不能不深思熟虑。如今天下虽然安定，但边境之外仍然有忧虑，拾夤在西南地区心怀侥幸，北方的叛乱分子在漠北等待时机。如果攻打不能称心如意，恐怕军队不能迅速解散；军队不能迅速解散，那么忧虑就会更加深重。为国家社稷谋划的人，没有不先巩固根本的。我认为在长江沿岸炫耀兵力，彰显皇威，应当特别加以抚慰百姓。秋毫无犯，百姓就会知道朝廷的恩德和信用；百姓知道恩德和信用，就会背着孩子前来归附；百姓背着孩子前来归附，淮北地区就可以平定；淮北地区平定，吴地的敌人就会有不同的图谋；敌人有不同的图谋，就会引发祸患。然后等待时机行动，也不算晚。请求停止各州的军队调动，暂且等待以后再出兵。这就是所谓的巩固根本。陛下和太皇太后，英明的谋略，能够涵盖百次胜利之外的情况；顺应时机、灵活应变，能够在心中独自领悟。我如同夕阳西下，即将衰老，虽然想要为国分忧，但最终也没有什么补益。” 朝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僧人法秀谋反被杀。程骏上表说：“我听说《诗经》的创作，是为了表达志向。近处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用来侍奉君主，关系到风俗教化，没有不包含的。对上可以歌颂圣明的德行，对下可以申明深厚的风化；说话的人没有罪过，听话的人足以引以为戒。这是古人创作《诗经》的本意。我在垂暮之年，能够遇到圣明的时代，虽然即将衰老，但仍然仰慕廉颇年老仍能勉强进食的风范。陛下和太皇太后，道德合乎天地，英明如同日月，遵循天意则与唐尧时期的风俗一样和睦，顺应帝王之道则与周朝的教化相通。因此，狂妄的叛逆之徒心怀不轨，却没有隐藏阴谋的地方；神明暗中诛灭他们，让他们的阴谋被发觉而受到惩罚。因此，祖先的宗庙得到神灵的辅佐，百姓和神灵都加以扶助。我不禁欢欣鼓舞。恭敬地竭尽我衰老迟钝的思虑，献上庆祝国家的颂诗十六章，并且叙述陛下巡视天下、天降甘雨的恩德。” 他的颂诗说：
上天的德行不言不语，四季交替有序运行。伟大的大魏王朝，顺应天意承受福禄。三位圣君相继传承，四位先祖光明普照。难道只有殷周两代，才能远远契合三皇五帝的教化。圣明的君主在上，恭敬的品德日益更新。深广英明的皇后，以身作则、广施仁爱。德行随着风气传播，教化如同流水浸润。千年的昌盛国运，在此时达到鼎盛。
今年恰逢巡视天下，顺应时运出游田猎。巡视四方、慰问疾苦，探访政务、问候老人。祭祀各路神灵，祭祀山川天地。谁说礼仪停滞不前，遇到圣君就会宣扬。帝王基业刚刚奠定，中山地区是重要根基。陛下亲临的盛况，情意格外深厚。仰头歌颂祖先的功业，俯身欣赏春天的柔美。伟大的赦免之恩，消除百姓的各种忧愁。各种忧愁已经消除，让百姓重新开始。亿万百姓和睦相处，家家户户歌颂得到新生。
忽然出现狂妄之徒，图谋在圣都叛乱。神明暗中告知，让他们被发觉而伏诛。后羿、寒浞作乱，秦始皇违背纲纪。狂妄之徒如同冬天茂盛的花朵，自古以来就有。美好的皇朝制度，道义稳固千年。神灵暗中诛灭叛逆，奸邪之人来不及兴起。奸邪之人来不及兴起，有罪之人得到应有的惩罚。遵循宪章法律，五等刑罚仍然显得较轻。圣明的两位君主（高祖和文明太后），仁爱如同春天的生机。废除周汉时期的严苛制度，遵循远古伏羲时期的教化。为什么要废除周汉的制度？因为痛恨它们的苛刻。为什么要遵循伏羲时期的教化？因为仰慕仁爱、推崇道德。美好的声誉一旦传播，教化就会遍及四方。难道只有京城地区，教化传播到天下万国。
诚信得到神灵的辅佐，阴阳调和顺畅。谷物的香气在夜晚吹拂，甘美的雨水在早晨降下。茁壮成长的禾苗含有嫩穗，茂盛的庄稼长势喜人。鳏寡贫穷之人在街巷中歌颂，寡妇在屋内吟唱。我从《诗经》中得知，《云汉》一诗宣扬了周宣王时期的旱灾。篇章语句出众，在《雅》诗中光彩夺目。更何况如今是圣明的时代，德行高尚、道义深远。难道只是降下雨水？神灵预示着丰收之年。丰收之年十分兴盛，教化没有不浓厚的。有礼乐教化，政务没有不通畅的。我不禁欢欣跳跃，歌颂此时的和睦。谁说这样的时代容易遇到？千年才能遇到一次。
上天没有偏爱，只保佑有德行的人。向往喜爱圣明的时代，即使疲惫也不松懈。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希望陛下勤劳谦逊，追求仁德而不后悔。人们也说，圣明的君主谨慎对待细微之事。五个国家联合出兵，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用简陋的车子运输物资，朝廷的谋划有所失误。主管官员不施恩惠，如同蚕食般不断增加徭役。百姓无法忍受，带着家人逃入山中。应当督促地方长官，宣扬威严和恩德。威严和恩德如何体现？聚集的百姓如同江河。百姓听从命令，实在是依靠衣食。农业桑蚕失去根本，谁来耕种、谁来纺织？饥寒迫身，百姓甚至交换孩子来食用。静下心来思考，实在令人叹息。从前听说典籍中记载，不在其位不谋划其政。鲁国漆室的女子忧虑国家，留下了千古美名。我年老昏聩，却特别承蒙恩宠。忘记自己如同盲人般愚蠢，冒昧献上浅陋的见解。
文明太后下令说：“阅读了你的诗和上表，知道了你的心意。歌颂祖宗的功德是可以的，但对当世的评价，太过了。你在诗的末尾所提出的劝谏，我会收藏起来不会忘记。” 程骏又上奏《得一颂》，从巩固基业开始，到无为而治结束，共十篇。文章太长，没有全部记载。文明太后下令说：“阅读了你的上表和十篇颂诗，知道了你的心意。借鉴告诫的内容已经很完备，我实在乐于阅读。养老并征求意见，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又下诏说：“程骏历任官职，清廉谨慎，议论事情常常合乎情理。而且家中没有贪图财物的宾客，只有心怀道义的士人。可以赏赐他六百匹布帛，表彰他节俭的品德。” 程骏把布帛全部分给了亲友故旧。
程骏性格耿直，不追求当时的荣华富贵。太和九年（公元 485 年）正月，病重，于是留下遗嘱说：“我活着的时候尚且节俭朴素，怎么能在死后变得奢侈厚重呢？从前杨王孙裸体下葬，是有感而发；皇甫谧用薄棺安葬，也是一种矫正世俗的做法。如今时代清明，各种制度都遵循礼仪，他们的做法不是我的志向。可以用当时的衣服入殓，器具遵循古代的制度。” 不久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起初，程骏病重时，高祖和文明太后派遣使者多次询问他的病情，下令御医徐謇前去诊治，赏赐汤药。临终时，下诏任命他的小儿子程公称为中散，侄子程灵虬为著作佐郎。等到他去世后，高祖和文明太后感到悲伤惋惜，赏赐东园制作的秘密棺木、一套朝服、三百匹布帛，追赠他为冠军将军、兖州刺史、曲安侯，谥号为宪。他所撰写的文章，有自己的集录。
程骏有六个儿子，程元继、程公达、程公亮、程公礼，都没有做官。
程公义，担任过侍御史、谒者仆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马、沛郡太守。程公称，担任过主文中散、给事中、尚书郎。两人都早年去世。
程公礼的儿子程畿，字世伯。喜爱学习，很有文学才华。担任荆州府主簿。
起初，程骏的堂弟程伯达，程伯达的名字触犯了显祖的庙讳。他与程骏同年出生，也以文辞辩论著称。在沮渠牧犍时期，两人都被选中与牧犍的世子一同乘车出入，当时的舆论都称赞他们。程伯达早年去世。
程骏弟弟的儿子程灵虬，年幼时失去父亲，很有文学才华，但长期沉沦在低级官职中。在吏职上任职十多年，因事获罪被免职。恰逢程骏临终时上书请求，才被提拔为著作佐郎。后来因为谎称在京城没有穿丧服的亲属，而高祖知道他与程骏的儿子程公义是同一宗族，因此受到谴责被免职。到洛阳后没有官职，贫困患病很久。崔光上书请求任命他为羽林监，后来被选拔补任徐州梁郡太守，因为酗酒被刺史武昌王元鉴弹劾，失去官职。到达梁郡后，意志和精力逐渐衰退，仍然时常被酒所困扰。长期没有官职俸禄，不免遭受饥寒，多次前往尚书省请求恢复原来的官职。仆射高肇负责选拔官员，又上书请求任命他为著作郎，因为崔光负责著作郎的事务，下令让他在京城之外任职。
史臣说：韩麒麟凭借才能和见识被任用，于是被齐王（慕容白曜）所赏识。韩显宗依靠文学成就立身，多次陈述当时的政务，至于修撰国史的实录之功，却没有听说过。韩子熙清白自守，所得到的荣耀超过了他的才能。程骏的才华功业并不多，却被当时的人所赏识，大概是因为他当时提出了长远的计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