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高祖赐名焉。东清河鄃人也。祖旷，从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父灵延，刘骏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国军。
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太和六年，拜中书博士，转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参撰国书。迁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甚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参赞迁都之谋，赐爵朝阳子，拜散骑常侍，黄门、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寻以本官兼侍中、使持节，为陕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经述叙古事，因而赋诗三十八篇。还，仍兼侍中，以谋谟之功，进爵为伯。
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见于色。有毁恶之者，必善言以报之，虽见诬谤，终不自申曲直。皇兴初，有同郡二人并被掠为奴婢，后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赎免。高祖闻而嘉之。虽处机近，曾不留心文案，唯从容论议，参赞大政而已。高祖每对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无意外咎谴，二十年后当作司空。”其见重如是。又从驾破陈显达。世宗即位，正除侍中。
初，光与李彪共撰国书。太和之末，彪解著作，专以史事任光。彪寻以罪废。世宗居谅暗，彪上表求成《魏书》，诏许之，彪遂以白衣于秘书省著述。光虽领史官，以彪意在专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让彪，世宗不许。迁太常卿，领齐州大中正。
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显献四足四翼鸡，诏散骑侍郎赵邕以问光。光表答曰：
臣谨按：《汉书·五行志》：宣帝黄龙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鸡化为雄，毛变而不鸣不将，无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渐化为雄，冠距鸣将。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刘向以为鸡者小畜，主司时起居，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显也。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鸡欲化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邕对曰：“貌之不恭，则有鸡祸。臣窃推之，头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滋大。”是后张角作乱，称“黄巾贼”，遂破坏四方，疲于赋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乱。今之鸡状虽与汉不同，而其应颇相类矣。向、邕并博达之士，考物验事，信而有证，诚可畏也。
臣以邕言推之，翅足众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雏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势尚微，易制御也。臣闻灾异之见，皆所以示吉凶，明君睹之而惧，乃能招福；暗主视之弥慢，所用致祸。《诗》、《书》、《春秋》、秦、汉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观者也。今或有自贱而贵，关预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计，白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为怨伤之魂。义阳屯师，盛夏未返；荆蛮狡猾，征人淹次。东州转输，往多无还；百姓困穷，绞缢以殒。北方霜降，蚕妇辍事；群生憔悴，莫甚于今。此亦贾谊哭叹、谷永切谏之时。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陛下为民父母，所宜矜恤。国重戎战，用兵犹火，内外怨弊，易以乱离。陛下纵欲忽天下，岂不仰念太祖取之艰难，先帝经营劬劳也？
诚愿陛下留聪明之鉴，警天地之意，礼处左右，节其贵越。往者邓通、董贤之盛，爱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飨加罕，宴宗或阙，时应亲肃郊庙，延敬诸父。检访四方，务加休息，爰发慈旨，抚赈贫瘼。简费山池，减撤声饮，昼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刍荛，进贤黜佞。则兆庶幸甚，妖弭庆进，祯祥集矣。
世宗览之，大悦。后数日，而茹皓等并以罪失伏法，于是礼光愈重，加抚军将军。
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极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按其形，即庄子所谓‘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终晦朔’，雍门周所称‘磨萧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气郁长，非有根种，柔脆之质，凋殒速易，不延旬月，无拟斧斤。又多生墟落秽湿之地，罕起殿堂高华之所。今极宇崇丽，墙筑工密，粪朽弗加，沾濡不及，而兹菌焱构，厥状扶疏，诚足异也。夫野木生朝，野鸟入庙，古人以为败亡之象。然惧灾修德者，咸致休庆；所谓家利而怪先，国兴而妖豫。是故桑谷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鸱鹊巢于庙殿，枭鵩鸣于宫寝，菌生宾阶轩坐之正，准诸往记，信可为诫。且东南未静，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跨时，民劳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愿陛下，追殷二宗感变之意，侧躬耸诚，惟新圣道。节夜饮之忻，强朝御之膳，养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则魏祚可以永隆，皇寿等于山岳。”
四年秋，除中书令，进号镇东将军。永平元年秋，将刑元愉妾李氏，群官无敢言者。敕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伏闻当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乱，诚合此罪。但外人窃云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且臣寻诸旧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君举必书，义无隐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后？陛下春秋已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识，知无不言，乞停李狱，以俟育孕。”世宗纳之。
延昌元年春，迁中书监，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东宫，召光与黄门甄琛、广阳王渊等，并赐坐。诏光曰：“卿是朕西台大臣，今当为太子师傅。”光起拜固辞，诏不许。即命肃宗出，从者十余人，敕以光为傅之意，令肃宗拜光。光又拜辞，不当受太子拜，复不蒙许，肃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显启请从太子拜，于是宫臣毕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谢而出。于是赐光绣彩一百匹，琛、渊等各有差。寻授太子少傅。三年，迁右光禄大夫，侍中、监如故。
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与侍中、领军将军于忠迎肃宗于东宫，安抚内外，光有力焉。帝崩后二日，广平王怀扶疾入临，以母弟之亲，径至太极西庑，哀恸禁内，呼侍中、黄门、领军、二卫，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须入见主上。诸人皆愕然相视，无敢抗对者。光独攘衰振杖，引汉光武初崩，太尉赵憙横剑当阶，推下亲王故事，辞色甚厉，闻者莫不称善，壮光理义有据。怀声泪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于是遂还，频遣左右致谢。
初，永平四年，以黄门郎孙惠蔚代光领著作。惠蔚首尾五载，无所厝意。至是三月，尚书令、任城王澄表光宜还史任，于是诏光还领著作。四月，迁特进。五月，以奉迎肃宗之功，封光博平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七月，领国子祭酒。八月，诏光乘步挽于云龙门出入。寻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灵太后临朝之后，光累表逊位。于忠擅权，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疏黜，光并送章绶冠服茅土，表至十余上。灵太后优答不许。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师、高阳王雍等奏举光授肃宗经。初，光有德于灵太后，语在《于忠传》。四月，更封光平恩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以朝阳伯转授第二子勖。其月，敕赐羊车一乘。
时灵太后临朝，每于后园亲执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妇人文章，因以致谏曰：“孔子云：‘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谓礼、乐、书、数、射、御。明前四业，丈夫妇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贤妃烈媛，母仪家国，垂训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怀德，率遵仁礼。是以汉后马邓，术迈祖考，羊嫔蔡氏，具体伯喈。伏惟皇太后，含圣履仁，临朝阐化，肃雍恺悌，靖徽齐穆，孝祀通于神明，和风溢于区宇。因时暇豫，清暑林园，远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发，必中正鹄，威灵遐暢，义震上下。文武慑心，左右悦目，吾王不游，吾何以休，不窥重仞，安见富美。天情冲谦，动容祗愧，以为举非蚕织，事存无功，岂谓应乾顺民，裁成辅相者哉。臣不胜庆幸，谨上妇人文章录一帙，其集具在内，伏愿以时披览，仰裨未闻。息弯挟之劳，纳闲拱之泰，颐精养寿，栖神翰林。”
是秋，灵太后频幸王公第宅。光表谏曰：“《礼记》云：‘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不言王后夫人，明无适臣家之义。夫人父母在，有时归宁，亲没，使卿大夫聘。《春秋》纪陈、宋、齐之女并为周王后，无适本国之事。是制深于士大夫，许嫁唁兄，又义不得；卫女思归，以礼自抑；《载驰》、《竹竿》所为作也。汉上官皇后将废昌邑，霍光，外祖也，亲为宰辅，后犹御武帷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传皆缀集，以垂来咏。昨轩驾频出，幸冯翊君、任城王第，虽渐中秋，余热尚蒸，衡盖往还，圣躬烦倦。丰厨嘉醴，罄竭时羞，上寿弗限一觞，方丈甘逾百品，旦及日斜，接对不憩，非谓顺时而游，奉养有度。纵云辇崇凉，御筵安暢，左右仆侍，众过千百，扶卫跋涉，袍甲在身，蒙曝尘日，涣汗流离，致时饥渴，餐饭不赡，赁马假乘，交费钱帛。昔人称陛下甚乐，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灵炳曜，坤仪挺茂，诞育帝躬，维兴魏道。德逾文母，仁迈和憙。亲以天至，远异莫间；爱由真固，非俟虚隆。纡屈銮驾，降临闉里，荣光帝京，士女藻悦。白首之耋，欣遇牺年；青衿之童，庆属唐日。千载之所难，一朝之为易，非至明超古，忘骄释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来，莫正斯美，兴居出入，自当坦然，岂同往嫌，曲有矫避。但帝族方衍，勋贵增迁，祗请遂多，将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贻厥后矩，天下为公，亿兆己任。专荐郊庙，止决大政，辅养神和，简息游幸。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则率土属赖，含生仰悦矣。臣过荷恩荣，所知必尽，嘿嘿唯唯，愚窃未敢，轻陈狂瞽，分贻宪坐。”
神龟元年夏，光表曰：“《诗》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传》曰：‘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书》始稽古，《易》本山火，观于天文，以察时变；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囗实，匡张训说。安世记箧于汾南，伯山抱卷于河右。元始孤论，充汉帝之坐；孟皇片字，悬魏王之帐。前哲之宝重坟籍，珍爱分篆，犹若此之至也。矧乃圣典鸿经，炳勒金石，理为国楷，义成家范，迹实世模，事则人轨，千载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污毁，积榛棘而弗扫，为鼯鼬之所栖宿，童竖之所登踞者哉！诚可为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纵睿，垂心初学，儒业方熙。皇太后钦明慈淑，临制统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将披云台而问礼，拂麟阁以招贤。诚宜远开阙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面接宫庙，旧校为墟，子衿永替。岂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则也？寻石经之作，起自炎刘，继以曹氏《典论》，初乃三百余载，计末向二十纪矣。昔来虽屡经戎乱，犹未大崩侵。如闻往者刺史临州，多构图寺，道俗诸用，稍有发掘，基蹠泥灰，或出于此。皇都始迁，尚可补复，军国务殷，遂不存检。官私显隐，渐加剥撤。播麦纳菽，秋春相因，囗生蒿杞，时致火燎，由是经石弥减，文字增缺。职忝胄教，参掌经训，不能缮修颓坠，兴复生业，倍深惭耻。今求遣国子博士一人，堪任干事者，专主周视，驱禁田牧，制其践秽，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诏曰：“此乃学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范将来，宪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治之。于后，灵太后废，遂寝。
二年八月，灵太后幸永宁寺，躬登九层佛图。光表谏曰：“伏见亲升上级，伫跸表刹之下，祗心图构，诚为福善。圣躬玉趾，非所践陟，臣庶恇惶，窃谓未可。按《礼记》：‘为人子者，不登高，不临深。’古贤有言：策画失于庙堂，大人蹶于中野。《汉书》：上欲西驰下峻坂，袁盎揽辔停舆曰：‘臣闻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车败马惊，奈高庙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庙出，欲御楼船。薛广德免冠顿首，曰：‘宜从桥，陛下不听臣，臣以血污车轮。’乐正子春，曾参弟子，亦称至孝，固自谨慎，堂基不过一尺，犹有伤足之愧。永宁累级，阁道回隘，以柔懦之宝体，乘至峻之重峭，万一差跌，千悔何追？《礼》：将祭宗庙，必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然后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虽容像未建，已为神明之宅。方加雕缋，饰丽丹青，人心所祗，锐观滋甚，登者既众，异怀若面。纵一人之身恆尽诚洁，岂左右臣妾各竭虔仰？不可独升，必有扈侍，惧或忘慎，非饮酒茹荤而已。昨风霾暴兴，红尘四塞，白日昼昏，特可惊畏。《春秋》：宋、卫、陈、郑同日而灾，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祸。去皇兴中，青州七级亦号崇壮，夜为上火所焚。虽梓慎、裨灶之明，尚不能逆克端兆。变起仓卒，预备不虞。天道幽远，自昔深诫。墟墓必哀，庙社致敬，望茔凄恸，入门耸栗，适墓不登陇，未有升陟之事。《传》云：‘公既视朔，遂登观台。’其下无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内经》，宝塔高华，堪室千万，唯盛言香花礼拜，岂有登上之义？独称三宝阶，从上而下，人天交接，两得相见，超世奇绝，莫可而拟。恭敬拜跽，悉在下级。远存瞩眺，周见山河，因其所眄，增发嬉笑。未能级级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凑集。上行下从，理势以然，迄于无穷，岂长世竞慕一登而可抑断哉？盖心信为本，形敬乃末，重实轻根，靖实躁君，恭己正南面者，岂月乘峻极，旬御层阶。今经始既就，子来自劝，基构已兴，雕绚渐起，紫山华台，即其宫也。伏愿息躬亲之劳，广风靡之化，因立制防，班之条限，以遏嚣污，永归清寂。下竭肃穆之诚，上展瞻仰之敬。勿践勿履，显固亿龄，融教阐悟，不其博欤？”
九月，灵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谏曰：“伏闻明后当亲幸嵩高，往还累宿。銮游近旬，存省民物，诚足为善。虽渐农隙，所获栖亩，饥贫之家指为珠玉，遗秉滞遂，莫不宝惜。步骑万余，来去经践，驾辇杂还，竞骛交驰，纵加禁护，犹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伤心。秋末久旱，尘壤委深，风霾一起，红埃四塞。辕关峭险，山路危狭，圣驾清道，当务万安。乘履涧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数百，飘曝弥日，仰亏和豫。七庙上灵，容或未许；亿兆下心，实用悚栗。且藏蛰节远，昆虫布列，蠉蠕之类，盈于川原，车马辗蹈，必有类杀。慈矜好生，应垂未测，诚恐悠悠之议，将谓为福兴罪。厮役困于负担，爪牙窘于赁乘，供顿候迎，公私扰费。厨兵幕士，衣履败穿，昼暄夜凄，罔所覆藉，监帅驱捶，泣呼相望。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敝。为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抚之，犹惧离散，乃于收敛初辰，致此行举，自近及远，交兴怨嗟。伏愿远览虞舜，恭己无为；近遵《老》、《易》，不出户牖。罢劳形之游，息伤财之驾，动循典防，纳诸轨仪，委司责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悦。”灵太后不从。
正光元年冬，赐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肃宗亲释奠国学，光执经南面，百僚陪列。司徒、京兆王继频上表以位让光。夏四月，以光为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如故。光表固辞历年，终不肯受。
八月，获秃鹙鸟于宫内，诏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鸟，此即《诗》所谓‘有鹙在梁’，解云‘秃鹙也’，贪恶之鸟，野泽所育，不应入殿庭。昔魏氏黄初中，有鹈鹕集于灵芝池，文帝下诏以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博求贤俊，太尉华歆由此逊位而让管宁者也。臣闻野物入舍，古人以为不善，是以张臶恶任，贾谊忌鵩。鹈鹕暂集而去，前王犹为至诫，况今亲入宫禁，为人所获，方被畜养，晏然不以为惧。准诸往义，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资鱼肉，菽麦稻粱，时或餐啄，一食之费，容过斤镒。今春夏阳旱，谷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陛下为民父母，抚之如伤，岂可弃人养鸟，留意于丑形恶声哉？卫侯好鹤，曹伯爱雁，身死国灭，可为寒心。陛下学通《春秋》，亲览前事，何得口咏其言，行违其道！诚愿远师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贤，消灾集庆。放无用之物，委之川泽，取乐琴书，颐养神性。”肃宗览表大悦，即弃之池泽。
诏召光与安丰王延明议定服章。三年六月，诏光乘步挽至东西上阁。九月，进位太保，光又固辞。光年耆多务，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常在著作，疾笃不归。四年十月，肃宗亲临省疾，诏断宾客，中使相望，为止声乐，罢诸游眺。拜长子励为齐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侄等曰：“谛听吾言。闻曾子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启予手，启予足，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于此，史功不成，殁有遗恨。汝等以吾之故，并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报国。修短命也，夫复何言。速可送我还宅。”气力虽微，神明不乱。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肃宗闻而悲泣，中使相寻，诏给东园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六十万、布一千匹、蜡四百斤，大鸿胪监护丧事。车驾亲临，抚尸恸哭。御辇还宫，流涕于路，为减常膳，言则追伤。每至光坐诵读之处，未尝不改容凄悼。五年正月，赠太傅，领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后部鼓吹、班剑，依太保、广阳王故事，谥文宣公。肃宗祖丧建春门外，望需哀感，儒者荣之。
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以赠李彪，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光又为百三郡国诗以答之，国别为卷，为百三卷焉。
光宽和慈善，不逆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广、黄琼之为人，故为气概者所不重。始领军于忠以光旧德，甚信重焉，每事筹决，光亦倾身事之。元叉于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见杀，清河王怿遇祸，光随时俯仰，竟不匡救，于是天下讥之。自从贵达，罕所申荐。曾启其女婿彭城刘敬徽，云敬徽为荆州五陇戍主，女随夫行，常虑寇抄，南北分张，乞为徐州长史、兼别驾，暂集京师。肃宗许之。时人比之张禹。光初为黄门，则让宋弁；为中书监，让汝南王悦；为太常，让刘芳；为少傅，让元暐、穆绍、甄琛；为国子祭酒，让清河王怿、任城王澄；为车骑、仪同，让江阳王继，又让灵太后父胡国珍。皆顾望时情，议者以为矫饰。崇信佛法，礼拜读诵，老而逾甚，终日怡怡，未曾恚忿。曾于门下省昼坐读经，有鸽飞集膝前，遂入于怀，缘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赞咏诗颂者数十人。每为沙门朝贵请讲《维摩》、《十地经》，听者常数百人，即为二经义疏三十余卷。识者知其疏略，以贵重为后坐疑
于讲次。凡所为诗赋铭赞诔颂表启数百篇，五十余卷，别有集。光十一子，励、勖、勔、劝、劼、勊、勍、劬、、、勉。
励，字彦德，器学才行最有父风。举秀才，中军彭城王参军、秘书郎中，以父光为著作，固辞不拜。历员外郎、骑侍郎、太尉记室、散骑侍郎，以继母忧去职。神龟中，除司空从事中郎。正光二年，拜中书侍郎。领军将军元义为明堂大将，以励为长史。与从兄鸿俱知名于世。四年十月，父光疾甚，诏拜征虏将军、齐州刺史。以父寝疾，衣不解带。及光薨，肃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于本乡，又诏遣主书张文伯宣吊焉。孝昌元年十二月，诏除太尉长史，仍为齐州大中正，袭父爵。建义初，遇害河阴，时年四十八。赠侍中、卫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袭。武定末，太尉。属齐受禅，爵例降。
挹弟损，仪同开府主簿。
勖，武定末，征虏将军、安州刺史、朝阳伯。齐受禅，例降。
勔，字彦儒，亦有父风。司空记室、通直散骑侍郎、宁远将军、清河太守，带槃阳镇将。为逆贼崔景安所害。赠征虏将军、齐州刺史。
子权，太尉参军事。
劼，武定中，中书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颇有受纳，御史案之，乃与守者俱逃。后除梁郡太守，会遭所生母忧，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昼夜诵经。免丧之后，遂菜食终世。恭宽接下，修身厉节。自景明已降，频岁不登，饥寒请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于肃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延昌三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子鸿，字彦鸾。少好读书，博综经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王国左常侍。景明三年，迁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敕撰《起居注》。迁给事中，兼祠部郎，转尚书都兵郎中。诏太师、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学才明者三十人，议定律令于尚书上省，鸿与光俱在其中，时论荣之。永平初，豫州城人白早生，杀刺史司马悦，据悬瓠叛。诏镇南将军邢峦讨之，以鸿为行台镇南长史。徙三公郎中，加轻车将军。迁员外散骑常侍，领郎中。
延昌二年，将大考百僚，鸿以考令于体例不通，乃建议曰：“窃惟王者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扬清激浊，故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夕进，年岁数迁，岂拘一阶半级，阂以囗僚等位者哉？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故能时收多士之誉，国号丰贤之美。窃见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余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虽有善政如黄龚，儒学如王郑，史才如班马，文章如张蔡，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选曹亦抑为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旨已行，犹宜消息。”世宗不从。
三年，鸿以父忧解任，甘露降其庐前树。十一月，世宗以本官征鸿。四年，复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树。复加中坚将军，常侍、领郎如故。迁中散大夫、高阳王友，仍领郎中。其年为司徒长史。正光元年，加前将军。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每云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临薨言鸿于肃宗。五年正月，诏鸿以本官修缉国史。孝昌初，拜给事黄门侍郎，寻加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鸿在史甫尔，未有所就，寻卒。赠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
鸿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慕容俊、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鸿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鸿曰：“闻卿撰定诸史，甚有条贯，便可随成者送呈，朕当于机事之暇览之。”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鸿后典起居，乃妄载其表曰：
臣闻帝王之兴也，虽诞应图录，然必有驱除，盖所以翦彼厌政，成此乐推。故战国纷纭，年过十纪，而汉祖夷殄群豪，开四百之业。历文景之怀柔蛮夏，世宗之奋扬威武，始得凉、朔同文，牂、越一轨。于是谈、迁感汉德之盛，痛诸史放绝，乃钤括旧书，著成《太史》，所谓缉兹人事，光彼天时之义也。
昔晋惠不竞，华戎乱起；三帝受制于奸臣，二皇晏驾于非所；五都萧条，鞠为煨烬。赵燕既为长蛇，辽海缅成殊域，穷兵锐进，以力相雄，中原无主，八十余年。遗晋僻远，势略孤微，民残兵革，靡所归控。皇魏龙潜幽代，世笃公刘，内修德政，外抗诸伪，并冀之民，怀宝之士，襁负而至者日月相寻，虽邠岐之赴太王，讴歌之归西伯，实可同年而语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运，应天顺民，龙飞受命。太宗必世重光，业隆玄默。世祖雄才睿略，阐曜威灵，农战兼修，扫清氛秽。岁垂四纪，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长，卉服、断发之酋，莫不请朔率职，重译来庭。隐愍鸿济之泽，三乐击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苏息，欣于尧舜之世。
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竞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但诸史残缺，体例不全，编录纷谬，繁略失所；宜审正不同，定为一书。伏惟高祖，以大圣应期，钦明御运，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创不世之法，开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以青阳继统，睿武承天。应符屈己，则道高三、五；颐神至境，则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远迈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导礼革俗之风，昭文变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鱼，穆兹寒暑。而况愚臣沐浴太和，怀音正始，而可不勉强难革之性，砥砺木石之心哉？诚知敏谢允南，才非承祚，然《国志》、《史考》之美，窃亦辄所庶几。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旧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驱驰数岁。又臣家贫禄薄，唯任孤力，至于纸尽，书写所资，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写乃向备。谨于吏按之暇，草构此书。区分时事，各系本录；破彼异同，凡为一体；约损烦文，补其不足。三豕五门之类，一事异年之流，皆稽以长历，考诸旧志，删正差谬，定为实录。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寻访不获，所以未及缮成，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此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其起兵僭号，事之始末，乃亦颇有，但不得此书，惧简略不成。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轻辄。
散骑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臣赵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闻，奉敕欣惶，庆惧兼至。今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统括大义，俯明愚臣著录微体。徒窃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无一可观，简御之日，伏深惭悸。
鸿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鸿经综既广，多有违谬。至如太祖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以为改在元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擒于广固，鸿又以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而鸿亦以为灭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秘书郎。后永安中，乃奏其父书，曰：“臣亡考故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前将军、齐州大中正鸿，不殒家风，式缵世业，古学克明，在新必镜，多识前载，博极群书，史才富洽，号称籍甚。年止壮立，便斐然怀著述意。正始之末，任属记言，撰缉余暇，乃刊著赵、燕、秦、夏、凉、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先朝之日，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为备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缮写一本，敢以仰呈。傥或浅陋，不回睿赏，乞藏秘阁，以广异家。”子元后谋反，事发逃窜，会赦免。寻为其叔鹍所杀。
光从祖弟长文，字景翰。少亦徙于代都，聪敏有学识。太和中，除奉朝请。迁洛，拜司空参军事，营构华林园。后兼员外散骑常侍，为宕昌使主。还，授给事中、本国中正、尚书库部郎。正始中，大修器械，为诸州造仗都使、齐州太原太守、雍州抚军府长史。以廉慎称。迁辅国将军、中散大夫，转太府少卿，丞相、高阳王雍谘议参军，太中大夫。永安中，以老拜征虏将军、平州刺史。还家专读佛经，不关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赠使持节、征东将军、齐州刺史，谥曰贞。
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虏将军、徐州征东府长史。
长文从弟庠，字文序。有干用。初除侍御史、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频使高丽，转步兵校尉，又转司空掾，领左右直长。出除相州长史，还，拜河阴、洛阳令，以强直称。迁东郡太守。元颢寇逼郡界，庠拒不从命，弃郡走还乡里。孝庄还宫，赐爵平原伯，拜颍川太守。二年五月，为城民王早、兰宝等所害。后赠骠骑将军、吏部尚书、齐州刺史。
子罕，袭爵。齐受禅，例降。
光族弟荣先，字隆祖。涉历经史，州辟主薄。
子铎，有文才。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铎弟觐，宁远将军、羽林监。
史臣曰：崔光风素虚远，学业渊长。高祖归其才博，许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历事三朝，师训少主，不出宫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顾怀大雅，托迹中庸，其于容身之讥，斯乃胡广所不免也。鸿博综古今，立言为事，亦才志之士乎？
译文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是高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赐予的名字。他是东清河郡鄃县（今山东夏津县境内）人。祖父崔旷，跟随慕容德（南燕开国皇帝）南渡黄河，定居在青州的时水岸边。慕容氏灭亡后，崔旷在刘义隆（南朝宋文帝）麾下担任乐陵太守。父亲崔灵延，曾任刘骏（南朝宋孝武帝）的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南朝宋明帝）的冀州刺史崔道固一同抵御北魏的军队。
慕容白曜（北魏将领）平定三齐（指今山东半岛地区）时，崔光十七岁，跟随父亲迁徙到代郡（北魏前期都城所在地，今山西大同市境内）。家境贫寒却喜爱学习，白天耕种，夜晚诵读经书，还受雇抄书来奉养父母。太和六年（公元 482 年），被任命为中书博士，后转任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共同参与撰写国史（北魏国史）。升任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深受高祖的赏识和优待。高祖常说：“崔孝伯的才华，就像黄河向东奔流一样浩浩荡荡，确实是当今的文章宗师。” 因为参与谋划迁都洛阳的大计，被赐予朝阳子（爵位名，子为五等爵第四等）的爵位，授予散骑常侍，黄门侍郎、著作郎的职位依旧保留，又兼任太子少傅。不久，以本官兼任侍中、使持节（古代官职名，代表皇帝行使权力），担任陕西大使（“陕西” 指当时北魏都城平城以西地区，大使为临时派遣的巡视官员），巡视地方，考察民情，所到之处追述古代往事，趁机创作了三十八首诗。返回朝廷后，仍然兼任侍中，凭借谋划的功劳，进爵为朝阳伯（伯为五等爵第三等）。
崔光年轻时就有大度的胸怀，喜怒不形于色。有人诋毁他，他必定用和善的言辞回应，即使遭到诬陷诽谤，始终不亲自辩白是非曲直。皇兴初年（皇兴为北魏献文帝年号，公元 467-471 年），同郡有两个人被劫掠沦为奴婢，后来到崔光那里哀求救助，崔光便赎回了这两个人，使他们获得自由。高祖听说后嘉奖了他。虽然身处皇帝身边的机要职位，却从不留心公文事务，只是从容地参与议论，辅佐谋划国家大政而已。高祖常常对群臣说：“凭借崔光的高才大度，只要没有意外的过失和责罚，二十年后应当能担任司空（三公之一，古代最高官职之一，负责工程营造等事务）。” 他受到的重视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又跟随皇帝出征击败陈显达（南朝齐将领）。世宗（北魏宣武帝元恪）即位后，正式任命他为侍中。
起初，崔光与李彪共同撰写国史。太和末年（太和为北魏孝文帝年号，公元 477-499 年），李彪解除了著作郎的职务，撰写国史的事务专门交给了崔光。不久，李彪因罪被罢黜。世宗处于守丧期间（谅暗，指帝王居丧），李彪上奏表请求完成《魏书》的撰写，皇帝下诏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彪于是以平民的身份在秘书省（掌管国家典籍、修撰国史的机构）撰写国史。崔光虽然兼任史官，却因为李彪意图独占功劳，便上奏表请求解除自己侍中、著作郎的职务，让给李彪，世宗没有批准。崔光升任太常卿（掌管礼乐、祭祀等事务的官员），兼任齐州大中正（负责品评州内人才品级的官员）。
正始元年（公元 504 年）夏天，有典事史元显（典事史为官职名，负责具体事务的小官）献上一只四足四翼的鸡，皇帝下诏让散骑侍郎赵邕（散骑侍郎为官职名，皇帝的侍从官员，负责规谏、传达诏令等）询问崔光的看法。崔光上奏表回答说：
臣谨慎地查阅：《汉书・五行志》记载：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 49 年），未央宫的路軨（宫殿中拦挡道路的栏杆之类的设施）里，有一只母鸡变成了公鸡，羽毛发生了变化，但不会鸣叫，不会带领鸡群，也没有鸡距（公鸡脚后跟上的尖锐突起）。汉元帝初元年间（公元前 48 - 前 44 年），丞相府史家的母鸡孵蛋时，逐渐变成了公鸡，长出了鸡冠、鸡距，会鸣叫，能带领鸡群。汉元帝永光年间（公元前 43 - 前 39 年），有人献上一只长角的公鸡。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认为，鸡是一种小家禽，负责掌管时辰和人们的起居，是地位低下的臣子执掌政事的象征。这表示小臣将要凭借君主的威势，来危害国家政事，指的就是石显（西汉宦官，曾专权乱政）。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石显伏法被处死，这就是应验。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 178 年），南宫寺的一只母鸡想要变成公鸡，全身的羽毛都变得像公鸡一样，只是鸡冠还没有变化。皇帝下诏询问议郎蔡邕（东汉文学家、史学家），蔡邕回答说：“对君主不恭敬，就会发生鸡祸。臣私下推测，头部是人体的元首，是君主的象征。如今这只鸡全身已经发生变化，只是头部还没有改变，而陛下已经得知此事，这是将要发生祸事但不会最终成功的征兆。如果对这件事不能谨慎对待，朝政不加以改革，鸡冠或许会完全变成公鸡的样子，祸患就会更加严重。” 此后，张角（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发动叛乱，号称 “黄巾贼”，于是四方大乱，百姓因赋税徭役繁重而疲惫不堪，很多人都背叛了朝廷。皇帝没有改革朝政，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如今这只鸡的形状虽然与汉代的情况不同，但它的应验却非常相似。刘向、蔡邕都是学识渊博通达的人，他们考察事物、验证史实，真实而有依据，实在令人畏惧。
臣依照蔡邕的话推测，这只鸡翅膀和脚众多，也是群臣相互煽动、彼此协助的象征；它还只是幼鸡，尚未长大，脚和羽毛都比较短小，说明它的势力还很微弱，容易控制。臣听说灾异的出现，都是用来昭示吉凶的，英明的君主看到后会感到畏惧，从而招来福气；昏庸的君主看到后却更加怠慢，因此导致灾祸。《诗经》《尚书》《春秋》以及秦、汉时期的这类事情有很多，都是陛下可以看到的。如今或许有从地位低下变得尊贵的人，干预国家政事，大概也和前代的石显之流类似。南方边境死亡的人数以千计，白骨遍野，活着的人承受着惨痛的怨恨，死去的人变成了哀怨悲伤的魂魄。义阳（今河南信阳境内）驻扎的军队，盛夏时节还没有返回；荆州的蛮夷狡猾狡诈，出征的将士长期滞留不前。东州（今山东半岛一带）转运的物资，往往有去无回；百姓生活困窘贫穷，有的因走投无路而自缢身亡。北方降下寒霜，养蚕的妇女被迫停止劳作；万物都衰败憔悴，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这也是贾谊（西汉政论家）痛哭哀叹、谷永（西汉大臣）恳切劝谏的时代啊。司寇（掌管刑罚、司法的官员）执行死刑时，君主因此而不举行宴会，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应当怜悯抚恤百姓。国家重视战争，用兵就像用火一样，内外都充满怨恨和困弊，容易发生战乱离散。陛下即使想要忽视天下的安危，难道不思念太祖（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夺取天下的艰难，先帝（北魏孝文帝、宣武帝）经营国家的辛劳吗？
诚恳地希望陛下保持明智的洞察，警惕天地的旨意，以礼对待身边的人，节制他们的尊贵和超越本分的行为。从前邓通（西汉宠臣）、董贤（西汉宠臣）的权势盛极一时，君主对他们的宠爱，恰恰是害了他们。另外，陛下亲自祭祀的次数很少，宴请宗室有时也会缺失，按时应该亲自去郊外宗庙祭祀，敬重各位宗室长辈。巡视四方，务必让百姓休养生息，发布仁慈的诏令，安抚赈济贫困疾苦的人。减少园林池苑的开支，停止歌舞宴乐，白天专注于治国之道，夜晚好好休养身心。广泛采纳民间的意见，提拔贤能的人，罢黜奸佞之臣。这样一来，百姓就会非常幸运，妖异之事就会消除，吉祥的征兆就会到来。
世宗阅览了崔光的奏表后，非常高兴。几天后，茹皓（北魏宣武帝时期的宠臣，因专权乱政被处死）等人都因罪伏法，于是世宗对崔光更加敬重，加授他为抚军将军。
正始二年（公元 505 年）八月，崔光上奏表说：“二十八日，太极殿西厢房出现了一个东西，陛下下令展示给臣看，臣观察它的形状，就是庄子所说的‘蒸成菌’（由湿气蒸发而生成的菌类）。庄子还说‘朝菌不知道晦朔’（早晨生长的菌类不到一个月就会凋谢），雍门周（战国时期的策士）所说的‘磨利萧斧去砍伐朝菌’，都是指这种菌类是由湿气郁结而生长，没有根和种子，质地柔软脆弱，凋谢得非常迅速，活不过十天一个月，根本不需要用斧头去砍伐。而且这种菌类大多生长在村落污秽潮湿的地方，很少出现在高大华丽的殿堂之中。如今太极殿高大壮丽，墙壁修筑得坚固精密，没有施加粪便等腐朽之物，也没有被雨水浸泡，却长出了这种菌类，形状还很繁茂，实在令人惊异。野外的树木生长在朝廷之中，野生的鸟儿飞入宗庙之内，古人认为这是国家败亡的征兆。然而，那些畏惧灾祸、修养德行的君主，都获得了吉祥喜庆；这就是所谓的‘家族将要获利，怪异之事会先出现；国家将要兴盛，妖异之事会提前降临’。因此，桑树和谷树生长在朝堂之上，太戊（商朝君主）因此使国家昌盛；野鸡栖息在鼎上，武丁（商朝君主）因此使国家兴盛。近来有猫头鹰、喜鹊在宗庙殿堂筑巢，鸮鸟（一种不祥之鸟）在宫殿内鸣叫，菌类生长在宾客台阶和君主座位的正前方，参照以往的记载，确实值得引以为戒。况且东南边境还没有安定，战争不断，京城郊外长时间遭受大旱，百姓劳累，万物憔悴，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作为承受天命、养育百姓的君主，陛下应当怜悯抚恤他们。希望陛下追念殷朝两位君主（太戊、武丁）有感于灾异而修德的心意，躬身自省，诚心诚意，革新圣道。节制夜晚宴饮的欢乐，增加早晨上朝时的膳食营养，保养正值壮年的身体，守护如金玉般纯洁的本性，这样北魏的国运就可以长久兴隆，陛下的寿命就可以像山岳一样长久。”
正始四年（公元 507 年）秋天，崔光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省长官，负责起草诏令、参与军国大事决策），进号为镇东将军。永平元年（公元 508 年）秋天，朝廷将要处死元愉（北魏京兆王，因谋反被处死）的妾李氏，群臣没有敢进言劝阻的。皇帝下令让崔光起草诏令，崔光迟疑不决，没有动笔，上奏说：“臣听说将要处死元愉的妾李氏，还要对她施加屠戮分割之刑。李氏妖言惑众，煽动叛乱，确实应该判处这样的罪名。但外面的人私下说李氏现在怀有身孕，按照惯例应当等待她分娩之后再行刑。而且臣查阅了各个旧有的典籍，又推究了近来的事例，杀死孕妇、剖出胎儿，这被称为虐刑。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道义上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使用残酷的刑罚而违背法律，用什么来昭示后人呢？陛下年纪已经不小了，还没有确立储君，皇子们有的还在襁褓之中就夭折了。以臣愚钝的见识，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请求暂停对李氏的审讯，等待她生下孩子。” 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延昌元年（公元 512 年）春天，崔光升任中书监（中书省长官，位次中书令，掌管机要），侍中的职位依旧保留。延昌二年（公元 513 年），世宗亲临东宫（太子居住的宫殿），召见崔光与黄门甄琛（黄门为黄门侍郎等官职的简称，负责侍从皇帝、传达诏令等）、广阳王渊（即元渊，北魏宗室）等人，都赐予他们座位。皇帝对崔光说：“你是朕的西台大臣（中书省位于皇宫西侧，故称西台），如今将要担任太子的师傅。” 崔光起身叩拜，坚决推辞，皇帝下诏不允许。立即下令让肃宗（北魏孝明帝元诩）出来，跟随的有十多个人，皇帝把任命崔光为太子师傅的意思告知肃宗，让肃宗叩拜崔光。崔光又一次叩拜推辞，认为不应该接受太子的叩拜，再次没有得到允许，肃宗于是面向南方两次叩拜。詹事王显（詹事为东宫官职，负责辅佐太子）上奏请求跟随太子一起叩拜，于是东宫的官员都叩拜了崔光，崔光面向北方站立，不敢回拜，只是面向西方叩拜致谢后退出。于是皇帝赏赐崔光绣彩一百匹，甄琛、元渊等人也各自得到了不同数量的赏赐。不久，崔光被授予太子少傅。延昌三年（公元 514 年），升任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为散官，无实际职权，右光禄大夫位次左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的职位依旧保留。
延昌四年（公元 515 年）正月，世宗在夜间去世。崔光与侍中、领军将军于忠（领军将军为禁军最高统帅）从东宫迎接肃宗即位，安抚朝廷内外，崔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皇帝去世两天后，广平王怀（北魏宗室，世宗的弟弟）抱病入宫吊唁，凭借亲兄弟的身份，径直走到太极殿西厢房，在宫廷内痛哭流涕，呼喊侍中、黄门、领军将军、左右二卫将军，说自己想要上殿哭祭先帝，还想要入宫拜见新即位的君主。众人都惊愕地相互对视，没有敢违抗他的人。只有崔光披着丧服，拄着拐杖，引用汉光武刚去世时，太尉赵憙横剑挡在台阶前，将亲王推下台阶的旧事，言辞神色非常严厉，听到的人没有不称赞他的，都敬佩崔光说理有据。元怀的哭声和泪水都停止了，说：“侍中用古代的旧事来约束我，我不敢不服从。” 于是就返回了，还频繁派遣身边的人向崔光致谢。
起初，永平四年（公元 511 年），朝廷任命黄门郎孙惠蔚代替崔光兼任著作郎。孙惠蔚前后任职五年，对撰写国史没有什么用心。到这时（延昌四年）三月，尚书令、任城王澄（北魏宗室，任城王拓跋云之子）上奏表认为崔光应该回到史官的职位上，于是皇帝下诏让崔光返回兼任著作郎。四月，崔光升任特进（古代官职名，为加官，无实际职权，地位尊贵）。五月，凭借奉迎肃宗即位的功劳，被封为博平县开国公（开国公为爵位名，公为五等爵第一等），食邑二千户（食邑指古代君主赏赐给臣下的封地，受封者可以享受封地内的赋税收入）。七月，兼任国子祭酒（国子学的最高长官，负责教育贵族子弟）。八月，皇帝下诏允许崔光乘坐步挽（一种由人牵拉的代步车）在云龙门出入。不久，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为古代官职名，意为仪仗同于三公，是一种荣誉性的官衔）。灵太后（肃宗的母亲胡氏）临朝听政后，崔光多次上奏表请求退休。于忠专权时，崔光依附于他。等到于忠逐渐被疏远罢黜，崔光一起送还了自己的官印、官服和封地，上奏表多达十多次。灵太后优厚地回复，不允许他退休。有关部门上奏请求追回于忠和崔光的封地。熙平元年（公元 516 年）二月，太师、高阳王雍（北魏宗室，高阳王拓跋雍）等人上奏举荐崔光给肃宗讲授经书。起初，崔光对灵太后有恩，相关事情记载在《于忠传》中。四月，崔光被改封为平恩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将朝阳伯的爵位转授给第二个儿子崔勖。这个月，皇帝下令赏赐崔光一辆羊车（古代一种由羊牵拉的小车，多为帝王或贵族所乘）。
当时灵太后临朝听政，常常在后园亲自拉弓射箭。崔光于是上奏表献上中古时期妇人的文章，趁机进行劝谏说：“孔子说：‘士大夫立志于道，依据德行，依靠仁爱，游习六艺。’六艺指的是礼、乐、书、数、射、御。很明显，前四种技艺，是男子和妇人都应该修习的。至于射、御，只适合男子，女子不涉及这些事情。古代的贤明妃子、刚烈女子，以母亲的典范教化家国，给天下人留下训诫，向宗族宣扬教化，都能够秉持道义、心怀仁德，遵循仁爱和礼仪。因此，汉代的马皇后、邓皇后，她们的才德超过了祖先；羊嫔、蔡氏（蔡邕之女蔡琰，即蔡文姬），具备了蔡邕的才学气质。太后陛下心怀圣德、践行仁爱，临朝听政，阐扬教化，端庄和睦、平易近人，恭敬肃穆、庄重和谐，祭祀祖先通达神明，温和的教化遍布天下。趁着闲暇之时，在林园避暑，远望着姑射山（古代传说中的仙山），思念着矍相圃（古代习射的地方），弓箭所射之处，必定正中靶心，威严的声名远扬，道义震动上下。文武百官心怀敬畏，身边的人赏心悦目，古人说‘君主不巡游，臣子怎么能休息’，‘不看到高大的宫室，怎么能知道国家的富庶美好’。陛下天性谦逊，一举一动都心怀恭敬惭愧，认为射箭不是养蚕织布之类的正事，没有什么实际功效，难道说顺应天意、安抚百姓，辅佐君主成就大业的人，就不应该这样吗？臣非常庆幸，恭敬地献上一部妇人文章集，全集都在这里面，希望陛下能够时常翻阅，弥补自己没有听闻过的知识。停止拉弓射箭的辛劳，享受悠闲拱手的安宁，修养精神、保养寿命，在文墨之中寄托心神。”
这一年秋天，灵太后频繁前往王公贵族的宅邸。崔光上奏表劝谏说：“《礼记》中说：‘诸侯如果不是因为探病、吊丧而进入臣子的家中，这就叫做君臣相互戏谑。’没有提到王后、夫人，说明她们没有前往臣子家中的道理。夫人的父母还在世时，有时可以回家省亲；父母去世后，就派卿大夫代为探望。《春秋》记载陈国、宋国、齐国的女子都成为了周王的王后，没有返回本国的事情。这种制度对士大夫的要求更为严格，女子已经许配他人，就不能去吊唁兄长，这也是道义所不允许的；卫国的女子思念故乡，却按照礼仪自我克制，《诗经》中的《载驰》《竹竿》两篇就是因此而作。汉代的上官皇后将要废黜昌邑王（刘贺）时，霍光（上官皇后的外祖父）身为宰相，皇后仍然坐在武帐中接见群臣，以显示男女有别的礼仪，这是国家的重大礼节。伯姬（春秋时期鲁国公主）等待保姆，宁愿被大火烧死；樊姜（春秋时期楚国夫人）等待君主的命令，宁愿跳入洪流之中。这些事迹都被记载下来，流传后世，供人吟咏。昨天陛下的车驾频繁外出，前往冯翊君（可能指北魏宗室女性）、任城王的宅邸，虽然已经接近中秋，但余热仍然未消，车马往来，陛下的身体会感到疲惫厌倦。丰盛的厨房、美味的酒浆，用尽了当时的新鲜食材，祝寿的酒没有限量，宴席上的美味超过百种，从早晨一直到日落，接待宾客没有休息，这不能说是顺应时节的巡游，也不符合奉养的节度。即使说车驾所在之处清凉，宴席安稳舒适，但身边的侍从仆人多达上千人，他们搀扶护卫、长途跋涉，身上穿着铠甲，在烈日下暴晒，尘土飞扬，汗水淋漓，时常感到饥渴，却得不到足够的饮食，有的租借马匹乘坐，还要花费钱财。古人说‘陛下非常快乐，而我们却非常辛苦’，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太后陛下，您就像月亮一样光明照耀，具备大地般的美德，生育了皇帝，振兴了北魏的国运。您的德行超过了周文王的母亲太姒，仁爱胜过了汉和帝的皇后邓绥。亲情是与生俱来的，无论远近都无法阻隔；爱意是真诚牢固的，不需要依靠虚假的尊崇。陛下屈尊降贵，降临到街巷之中，使京城增添了荣耀，百姓们都欢欣鼓舞。白发苍苍的老人，庆幸遇到了圣明的时代；读书的少年，欢庆赶上了尧舜般的盛世。这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如今一朝实现，如果不是陛下英明超越古人，忘却骄傲、摒弃吝啬，谁能做到这样呢？自从北魏建国以来，没有这样的美事，陛下的起居出入，自然可以坦然进行，不必像以往那样有所忌讳，刻意回避。但是，皇室宗族正在繁衍，功勋贵族不断增加，请求陛下临幸的人将会越来越多，这将会成为一种常规制度。陛下应当遵循前代帝王的做法，为后人留下典范，以天下为公，把亿万百姓的福祉当作自己的责任。专心致力于郊外宗庙的祭祀，只决断国家大政，保养精神平和，减少巡游游乐。以德行作为车辆，以礼乐作为驾驭，考察仁圣的风范，研习治国的道理，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有所依靠，万物都会心怀喜悦。臣深受陛下的恩宠荣耀，知道什么就必须全部说出来，沉默顺从，是臣私下不敢做的事情，轻率地陈述愚妄的见解，甘愿接受法律的制裁。”
神龟元年（公元 518 年）夏天，崔光上奏表说：“《诗经》中说：‘枝叶繁茂的甘棠树，不要砍伐不要损伤，这是召伯（西周时期的贤臣）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又说：‘虽然没有德高望重的老成人，但还有前代的典章制度可以遵循。’《左传》中说：‘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护他曾经栖息的树木，更何况是采用他的治国之道，却不体恤他本人呢？’因此，《尚书》开篇就考察古代的历史，《易经》原本就源于山火之象，观察天象来察觉时节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教化天下百姓。孟子阐述实学，匡衡、张禹讲解经书义理。张安世（西汉大臣）在汾南收藏书籍，郑玄（东汉经学家）在河右地带怀抱典籍。扬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的孤高言论，被汉成帝置于座前；蔡邕的片言只字，被魏王悬挂在帐中。前代的贤哲们珍视古籍，爱惜文字，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更何况那些圣人的典籍、宏大的经书，被镌刻在金石之上，道理可以作为国家的楷模，道义可以成为家族的典范，事迹可以作为世人的榜样，行为可以成为人们的准则，是千载流传的格言，是历代帝王的盛业，却让它们被焚烧、荒芜、污染、毁坏，堆积着荆棘而不加以清扫，成为鼯鼠、黄鼠狼栖息的地方，被孩童们踩踏攀登呢！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捶胸顿足。皇帝陛下，您的孝敬之心日益完善，天生聪慧，关注初学者的教育，儒家的学业正在兴盛。太后陛下英明仁慈，临朝执政，统御教化，尊崇儒道，重视教育，留意文墨之事。将要登上云台（古代宫中的高台，用于藏书、议事等）询问礼仪，拂去麟阁（古代宫中的楼阁，用于悬挂功臣画像等）的灰尘来招揽贤才。实在应该远远地效仿阙里（孔子的故乡，今山东曲阜境内），清理孔子的庙堂，而如今孔子的旧学宫却变成了废墟，读书人的传统永远断绝了。这难道就是所说的‘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教育是首要之事’，‘京城庄严整齐，成为天下的典范’吗？追溯石经（古代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的制作，始于汉代，后来又有曹氏的《典论》（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所著），起初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算起来接近二十个朝代了。过去虽然多次经历战乱，但还没有遭到严重的毁坏。听说以往的刺史到任后，大多谋划建造寺庙，道士、俗人为了各种用途，对石经有所发掘，寺庙的地基、泥土、石灰等，有的就是从石经所在地取用的。皇都刚刚迁到洛阳时，还可以修补恢复，但当时军政事务繁忙，就没有加以检查保护。官府和私人明里暗里地逐渐对石经进行剥落、拆卸。有人在那里播种麦子、豆类，年复一年，杂草丛生，有时还会发生火灾，因此石经越来越少，文字也不断残缺。臣身为国子祭酒，参与掌管经书的教育，却不能修缮破败的石经，恢复古代的学业，心中感到非常惭愧羞耻。如今请求派遣一名国子博士，必须是能够胜任事务的人，专门负责巡视查看石经，禁止在那里耕种放牧，制止对石经的践踏污染，清点核查石碑的缺失顺序，估算修补的工作量，以便进行补缀。” 皇帝下诏说：“这是学者们的根本，是不朽的典范，为后人留下榜样，是制定典章制度的依据，完全可以按照崔光的奏表执行。” 崔光于是命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人校对石经，对于残缺的部分，计算所需的石料和工匠数量，以及所要补刻的文字多少，想要进行修补整治。后来，灵太后被废黜，这件事就搁置了。
神龟二年（公元 519 年）八月，灵太后前往永宁寺（北魏时期洛阳的著名寺庙），亲自登上九层佛塔（佛图即佛塔）。崔光上奏表劝谏说：“臣看到陛下亲自登上佛塔的高层，停留在佛塔的顶端之下，诚心诚意地观赏佛塔的构造，确实是积累福善的事情。但陛下尊贵的身体，不适合攀登这样的高处，臣子们都感到惶恐不安，私下认为不应该这样做。按照《礼记》中的说法：‘作为子女，不登上高处，不靠近深渊。’古代的贤人说过：在朝堂上谋划失误，君主在野外就会遭受挫折。《汉书》记载：汉文帝想要向西驱车冲下陡峭的山坡，袁盎（西汉大臣）拉住缰绳，停下马车说：‘臣听说家有千金的子弟，不会靠近屋檐下（担心瓦片掉落伤人）；家有百金的子弟，不会倚靠在栏杆上（担心栏杆折断）。如果发生车辆损坏、马匹受惊的情况，怎么向高庙（祭祀汉高祖刘邦的宗庙）和太后交代呢？’又记载：汉武帝祭祀宗庙后出来，想要乘坐楼船（有楼的大船）。薛广德（西汉大臣）摘下帽子，叩头说：‘应该从桥上过去，如果陛下不听从臣的建议，臣就用鲜血玷污车轮。’乐正子春（春秋时期曾子的弟子），也被称为至孝之人，他本身非常谨慎，家中的堂屋地基不超过一尺高，尚且因为不小心伤了脚而感到惭愧。永宁寺的佛塔层级繁多，楼道曲折狭窄，陛下以柔弱尊贵的身体，登上极其陡峭的高处，万一发生意外跌倒，即使有千般悔恨也无法挽回。《礼记》中说：将要祭祀宗庙，必须先散斋七天，再致斋三天，然后才能进入宗庙祭祀，这样才能与神明相通。如今永宁寺的佛塔虽然还没有建成佛像，但已经成为神明的居所。正在进行雕刻彩绘，装饰得华丽精美，人们心中敬畏，争相观赏的心情会更加迫切，登上佛塔的人既然很多，每个人的心思都不同。即使陛下一个人始终保持虔诚洁净，难道身边的侍从臣妾都能各自竭尽虔诚敬仰之心吗？陛下不可能独自登上佛塔，必定会有侍从护卫，担心他们会忘记谨慎，不仅仅是饮酒吃肉之类的事情。昨天狂风大作，沙尘弥漫，白天变得昏暗，实在令人惊恐畏惧。《春秋》记载：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在同一天发生火灾，伯姬等待保姆，最终遭遇火灾而死。过去皇兴年间，青州的七级佛塔也号称高大雄伟，夜晚被大火烧毁。即使是梓慎（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善于占卜）、裨灶（春秋时期郑国的史官，善于占卜）那样精通天道的人，尚且不能预先察觉征兆。灾祸发生得十分突然，无法预先防备。天道幽深遥远，自古以来就深受告诫。面对墟墓必须心怀哀伤，面对宗庙社稷必须心怀恭敬，远望坟墓就会感到凄凉悲痛，进入宗庙就会感到肃穆敬畏，前往坟墓不会登上坟冢，更没有登上高处的事情。《左传》中说：‘鲁文公在每月的初一举行听政仪式后，就登上观台（用于观察天象、眺望远方的高台）。’观台下面没有天地、先祖的神灵，所以才可以登上。《内经》（可能指佛教经典）中记载，宝塔高大华丽，可以容纳千万人，只极力言说用香花礼拜，哪里有登上塔顶的道理？只说从三宝阶（佛教中佛塔的台阶）从上而下，人与上天相互交接，彼此能够相见，这是超凡脱俗、奇特绝妙的事情，没有可以相比的。恭敬地跪拜行礼，都在佛塔的下层进行。远远地眺望，遍览山河，趁着眺望的机会，更容易引发嬉笑之情。不能每上一级台阶都更加虔诚，每走一步都更加谨慎，只是让京城的男女百姓，公私众人聚集在一起。君主的行为会被臣下效仿，这是理所当然的趋势，这样一直下去没有尽头，难道世人争相羡慕登上佛塔的风气是可以抑制断绝的吗？大概内心的信仰是根本，外在的恭敬是次要的，重视次要的而轻视根本的，会使君主变得浮躁不安，那些恭敬自持、面向南方治理天下的君主，难道会每月都登上极高的地方，每十天都登上层层台阶吗？如今佛塔的建造已经开始，百姓们自愿前来帮忙，基础结构已经建成，雕刻彩绘也逐渐展开，紫山华台（可能指佛塔的装饰），就像是佛的宫殿。希望陛下停止亲自攀登的辛劳，弘扬无为而治的教化，趁机建立制度防范，颁布相关的条例限制，来遏制喧嚣污浊的风气，使永宁寺永远回归清净寂静。臣下竭尽肃穆恭敬的诚心，陛下展现瞻仰敬仰的敬意。不踩踏、不攀登佛塔，使它永远坚固，流传亿万年，弘扬教化，启发觉悟，难道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吗？”
同年九月，灵太后前往嵩高（即嵩山，位于今河南登封境内）。崔光上奏表劝谏说：“臣听说陛下将要亲自前往嵩高，往返需要停留多个夜晚。陛下的车驾巡游将近十天，慰问百姓和万物，确实是一件好事。虽然已经接近农闲时节，但田地里尚未收割的庄稼，对于饥贫的人家来说就像是珠宝玉石一样珍贵，遗落的谷穗、未收割的庄稼，没有谁不珍惜。陛下的随从步兵、骑兵多达一万余人，往返途中都会踩踏庄稼，车马繁杂，相互奔驰追逐，即使加以禁止保护，仍然会有损失，男女老幼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感到些许伤心。秋末以来长时间干旱，尘土堆积很深，一旦狂风大作，沙尘就会弥漫四方。辕关（嵩山的重要关口，位于今河南偃师境内）地势陡峭险要，山路危险狭窄，陛下的车驾清道出行，必须确保万无一失。陛下乘车行走在山涧沟壑之间，遭受霜露的侵袭，出入将近五天，路途跨越数百里，整天风吹日晒，会损害身体的平和舒适。七庙的先祖神灵，或许不会允许这样做；亿万百姓的心中，实在感到惶恐不安。而且，昆虫蛰伏的时节还很遥远，各种昆虫遍布山川平原，车辆马匹的碾压踩踏，必定会杀死很多昆虫。陛下仁慈怜悯，爱惜生灵，应该展现出难以揣测的仁德，实在担心世人的议论，会认为陛下这是在招致福气的同时引发了灾祸。仆役们被沉重的负担所困，侍从们为租借马匹而窘迫，供奉停留、迎接等候，官府和私人都耗费巨大。厨师、士兵、幕僚，衣服鞋子都破烂不堪，白天炎热，夜晚寒冷，没有什么可以遮蔽依靠的东西，监管的将领鞭打驱使他们，哭泣呼喊的声音随处可见。霜灾和旱灾造成灾害，各地粮食歉收，饥荒接连不断，已经造成了百姓的贫困。作为百姓的父母，陛下应当怜悯抚恤他们，用安定的方式安抚他们，尚且担心他们会离散逃亡，却在收割庄稼的初始时节，进行这样的巡游，从近处到远处，百姓们纷纷产生怨恨和叹息。希望陛下远观虞舜（上古贤君），恭敬自持，无为而治；近遵《老子》《易经》的教诲，不出门户就能治理天下。停止劳累身体的巡游，停止耗费钱财的车驾出行，一举一动都遵循典章制度，纳入规范礼仪之中，委托相关部门负责，依靠他们的耳目来了解情况。这样一来，神灵和百姓都会感到幸运，朝廷和民间都会欢欣鼓舞。” 灵太后没有听从崔光的劝谏。
正光元年（公元 520 年）冬天，皇帝赏赐崔光几案、手杖和衣服。正光二年（公元 521 年）春天，肃宗亲自前往国子学举行释奠礼（古代学校祭祀先师的典礼），崔光手持经书面向南方站立，百官在旁边陪同排列。司徒、京兆王继（北魏宗室）多次上奏表，请求将自己的职位让给崔光。同年夏天四月，朝廷任命崔光为司徒、侍中、国子祭酒，依旧兼任著作郎。崔光连续多年上奏表坚决推辞，始终不肯接受。
同年八月，在皇宫内捕获了一只秃鹙鸟（一种大型水鸟，头部无羽毛，性贪恶），皇帝下诏展示给崔光看。崔光上奏表说：“承蒙陛下展示十四日捕获的大鸟，这就是《诗经》中所说的‘有鹙在梁’（有秃鹙鸟停留在桥梁上），注释说‘秃鹙就是秃鹫’，这是一种贪婪凶恶的鸟，生长在野外的湖泽之中，不应该进入宫殿庭院。过去魏氏黄初年间（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年号，公元 220-226 年），有鹈鹕（一种水鸟）聚集在灵芝池（曹魏宫中的池苑），魏文帝下诏认为这是曹恭公（春秋时期曹国君主，因疏远君子、亲近小人而亡国）的征兆，于是广泛寻求贤才俊杰，太尉华歆（三国时期曹魏大臣）因此辞职，将职位让给了管宁（三国时期著名隐士）。臣听说野生的动物进入住宅，古人认为是不吉利的事情，因此张臶（三国时期曹魏隐士）厌恶乌鸦，贾谊（西汉政论家）忌讳鵩鸟（一种不祥之鸟）。鹈鹕只是暂时聚集然后就离开了，前代的君主尚且把它当作严重的告诫，更何况如今这只秃鹙鸟亲自进入皇宫禁地，被人捕获后，还被饲养起来，安然无事，不感到畏惧。参照以往的道理，实在是不同寻常。而且，这种贪婪的猛禽，必定以鱼肉为食，有时也会啄食豆类、麦子、稻谷、小米等粮食，一次进食的耗费，可能超过一斤黄金。如今春夏季节发生干旱，粮食的价格逐渐上涨，贫困窘迫的人家，有的已经面带饥色。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伤口一样爱护百姓，怎么可以抛弃百姓而饲养鸟类，留意于这种丑陋形状、难听叫声的东西呢？卫懿公（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喜爱鹤，曹伯（春秋时期曹国君主）喜爱雁，最终导致身死国灭，实在令人心寒。陛下精通《春秋》，亲自阅览前代的史事，怎么能口中吟诵着《春秋》的言辞，行为却违背它的道理呢！诚恳地希望陛下远学殷朝的君主，近仿北魏的先祖，修养德行，招揽贤才，消除灾祸，聚集吉祥。释放这种没有用处的动物，把它放回山川湖泽，以弹琴读书为乐，修养精神气质。” 肃宗阅览了崔光的奏表后非常高兴，立即把秃鹙鸟放回了池泽之中。
皇帝下诏召见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北魏宗室，安丰王拓跋猛之子）商议制定朝服的制度。正光三年（公元 522 年）六月，皇帝下诏允许崔光乘坐步挽出入东西上阁（皇宫中的重要楼阁，用于官员上朝、议事等）。同年九月，崔光升任太保（三公之一，古代最高官职之一，为荣誉性官职），他又一次坚决推辞。崔光年老，事务繁多，疾病逐渐加重，但仍然自强不息，常常在著作省工作，病情严重时也不回家。正光四年（公元 523 年）十月，肃宗亲自前往探望他的病情，下诏禁止宾客探望，宫中的使者往来不断，下令停止宫廷的声乐活动，取消各种巡游眺望。任命崔光的长子崔励为齐州刺史。同年十一月，崔光的病情更加严重，他告诫子侄们说：“仔细听我说。我听说曾子（孔子的弟子）说过：‘人将要死去的时候，他说的话都是善意的。’‘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意为一生没有遭受刑戮，保全了身体发肤），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灾祸了。我承受先帝的深厚恩宠，职位达到了今天的高度，撰写国史的功劳还没有完成，死了也会有遗憾。你们因为我的缘故，都得到了名声和职位，要努力啊！努力啊！以死报效国家。人的寿命长短是命中注定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快点把我送回家里。” 崔光当时气力虽然微弱，但神志仍然清醒。回到家中后就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肃宗听说崔光去世的消息后悲痛哭泣，宫中的使者接连不断地前往吊唁，下诏赐予东园温明秘器（古代帝王、诸侯等去世后使用的棺材）、朝服一套、衣服一件、钱六十万、布一千匹、蜡四百斤，由大鸿胪（掌管外交、礼仪等事务的官员）负责监管丧事。皇帝亲自前往崔光的家中吊唁，抚摸着他的尸体痛哭流涕。皇帝的车驾返回皇宫时，在路上还不停地流泪，为此减少了日常的膳食，一说起崔光就追思感伤。每当到达崔光曾经坐着诵读经书的地方，没有不改变神色、凄凉哀悼的。正光五年（公元 524 年）正月，朝廷追赠崔光为太傅，兼任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侍中的职位依旧保留。又下诏加授后部鼓吹（古代帝王、诸侯等出行时的仪仗乐队）、班剑（古代帝王、诸侯等出行时的仪仗，由武士手持剑跟随），按照太保、广阳王的旧例，赐予谥号 “文宣公”。肃宗在建春门外为崔光举行祖丧仪式（古代为死者送葬前举行的祭祀仪式），望着灵车悲痛不已，儒家学者们都为崔光感到荣耀。
起初，崔光在太和年间，依照宫、商、角、徵、羽的本音创作了五韵诗，赠给李彪，李彪创作了十二次诗来回报崔光。崔光又创作了百三郡国诗来回应李彪，每个郡国为一卷，共一百零三卷。
崔光宽厚温和，慈善待人，不违背事物的本性，仕途上的进退沉浮，都能泰然处之。常常仰慕胡广（东汉大臣，以圆滑世故著称）、黄琼（东汉大臣，以正直著称）的为人，因此被有气概的人所轻视。起初，领军将军于忠因为崔光有旧德，非常信任敬重他，每件事情都与他商量决定，崔光也全心全意地辅佐他。元叉（北魏权臣）对崔光也非常敬重。等到郭祚（北魏大臣）、裴植（北魏大臣）被杀害，清河王怿（北魏宗室，肃宗的叔叔，因反对元叉专权被杀害）遭遇灾祸时，崔光只是顺应时势，随波逐流，最终没有加以匡正救助，因此受到天下人的讥讽。自从崔光显贵发达以后，很少举荐他人。曾经举荐过自己的女婿彭城人刘敬徽，说刘敬徽担任荆州五陇戍主（五陇戍为地名，戍主为驻守该地的军官），女儿跟随丈夫前往任职，常常担心遭到寇贼劫掠，夫妻二人南北分离，请求任命刘敬徽为徐州长史、兼别驾（长史、别驾均为州府的重要官职），暂时让他们在京城团聚。肃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当时的人把崔光比作张禹（西汉大臣，以迎合君主、举荐亲信著称）。崔光起初担任黄门侍郎时，曾经把职位让给宋弁（北魏大臣）；担任中书监时，让给汝南王悦（北魏宗室）；担任太常卿时，让给刘芳（北魏经学家）；担任太子少傅时，让给元暐（北魏宗室）、穆绍（北魏大臣）、甄琛；担任国子祭酒时，让给清河王怿、任城王澄；担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时，让给江阳王继（北魏宗室），又让给灵太后的父亲胡国珍（北魏外戚）。崔光的这些行为都是观察时势人情的结果，议论的人认为他是故作姿态，虚伪矫情。崔光崇信佛教，礼拜诵读佛经，年老时更加虔诚，整天都和颜悦色，从未发怒。曾经在门下省白天坐着读经时，有一只鸽子飞到他的膝盖前，然后进入他的怀中，沿着手臂爬到肩膀上，过了很久才离开。道士和俗人中有几十人为他创作诗歌颂赞这件事。崔光常常被僧人、朝廷权贵邀请讲解《维摩诘经》《十地经》（均为佛教经典），听讲的人常常有数百人，他还为这两部经书撰写了义疏三十余卷。有见识的人知道他的义疏比较简略，因为他地位尊贵，在听讲的人中坐在后面，有人对他的讲解产生疑问。崔光一生创作的诗赋、铭赞、诔颂、表启等共有数百篇，五十余卷，另外有文集。崔光有十一个儿子，分别是崔励、崔勖、崔勔、崔劝、崔劼、崔克、崔勍、崔劬、崔勚、崔勦、崔勉。
崔励，字彦德，才能、学问、品行最有父亲崔光的风范。被举荐为秀才，担任中军彭城王的参军、秘书郎中，因为父亲崔光担任著作郎，坚决推辞不接受秘书郎中的职位。历任员外郎、骑侍郎、太尉记室、散骑侍郎，因为继母去世而离职守丧。神龟年间，被任命为司空从事中郎。正光二年，被任命为中书侍郎。领军将军元叉担任明堂大将（负责明堂祭祀、修建等事务的官员）时，任命崔励为长史。崔励与堂兄崔鸿在当时都很有名气。正光四年十月，父亲崔光病情严重，朝廷下诏任命崔励为征虏将军、齐州刺史。因为父亲卧病在床，崔励日夜侍奉，衣不解带。等到崔光去世后，肃宗常常对他加以慰问。正光五年春天，崔光安葬在故乡，朝廷又下诏派遣主书张文伯（主书为官职名，负责掌管文书）前往吊唁。孝昌元年（公元 525 年）十二月，朝廷下诏任命崔励为太尉长史，仍然担任齐州大中正，继承父亲的爵位。建义初年（公元 528 年），崔励在河阴之变（北魏末年尔朱荣发动的宫廷政变，屠杀大量宗室、官员）中遇害，时年四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侍中、卫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
崔励的儿子崔挹，继承了爵位。武定末年（武定为东魏孝静帝年号，公元 543-550 年），担任太尉。等到北齐取代东魏后，爵位按照惯例降等。
崔挹的弟弟崔损，担任仪同开府主簿（仪同开府为官职名，主簿为其属官，负责文书事务）。
崔勖，武定末年，担任征虏将军、安州刺史、朝阳伯。北齐取代东魏后，爵位按照惯例降等。
崔勔，字彦儒，也有父亲崔光的风范。担任过司空记室、通直散骑侍郎、宁远将军、清河太守，兼任槃阳镇将（槃阳镇为地名，镇将为驻守该地的军官）。被逆贼崔景安杀害。朝廷追赠他为征虏将军、齐州刺史。
崔勔的儿子崔权，担任太尉参军事。
崔劼，武定年间，担任中书郎。
崔光的弟弟崔敬友，担任过本州的治中（州府的重要官职，负责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崔敬友收受了不少贿赂，御史调查他时，他就和看守的人一起逃跑了。后来被任命为梁郡太守，恰逢亲生母亲去世，没有接受任命。崔敬友专心信奉佛教，日夜诵读佛经。守丧期满后，就一直吃素食直到去世。崔敬友待人恭敬宽厚，修养自身，砥砺名节。自从景明年间以来，连年粮食歉收，前来乞讨饥寒的人，崔敬友都给予足够的帮助，让他们满意而去。又在肃然山南麓、大路北侧设置了旅店，提供食物给过往的行人。延昌三年（公元 514 年）二月，崔敬友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崔敬友的儿子崔鸿，字彦鸾。年轻时就喜爱读书，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 年），被任命为彭城王国左常侍。景明三年（公元 502 年），升任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尚书省虞曹的官员，负责山泽、园囿、草木等事务）。受诏撰写《起居注》（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史书）。升任给事中，兼祠部郎（尚书省祠部的官员，负责祭祀、宗教等事务），转任尚书都兵郎中（尚书省都兵曹的官员，负责军事行政等事务）。朝廷下诏让太师、彭城王勰（北魏宗室，献文帝之子）以下三十位公卿大臣、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儒士，在尚书上省商议制定律令，崔鸿与崔光都在其中，当时的舆论都认为这是一种荣耀。永平初年（公元 508 年），豫州城人白早生杀害了刺史司马悦，占据悬瓠（今河南汝南境内）发动叛乱。朝廷下诏让镇南将军邢峦（北魏将领）前去讨伐，任命崔鸿为行台镇南长史（行台为临时军事指挥机构，长史为其属官，负责协助行台长官处理事务）。崔鸿后来调任三公郎中（尚书省三公曹的官员，负责审理案件等事务），加授轻车将军。升任员外散骑常侍，领郎中。
延昌二年（公元 513 年），朝廷将要对百官进行大规模考核，崔鸿认为考核的法令在体例上不通畅，于是上奏建议说：“臣私下认为，帝王为官职寻求人才，根据人才的才能授予相应的职位，罢黜昏庸的人，提拔贤明的人，褒扬清正廉洁的人，贬斥贪污腐败的人，因此那些政绩突出、才能与职位相称的人，早晨被提拔，晚上就得到晋升，几年之内就能升任公卿，有的长期兼任某一官职、代理某一职位，因为称职而得到晋升，翻开史书，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放眼朝廷，达官显贵都是如此。因此，能够得到众多贤才的赞誉，国家也有贤才辈出的美名。臣私下看到景明以来的考核标准，三年进行一次考核，一次考核晋升一级。朝廷内外贵贱官员多达一万余人，只要没有犯罪，不管是贤能还是愚钝，没有不被评为中上等级的，有才能的人和没有才能的人，并肩同等晋升。即使有像黄霸（西汉大臣，以善于治理地方著称）、龚遂（西汉大臣，以善于治理地方著称）那样良好的政绩，像王肃（三国时期曹魏经学家）、郑玄那样渊博的儒学学识，像班固（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司马迁（西汉史学家，《史记》的作者）那样的史才，像张衡（东汉科学家、文学家）、蔡邕那样的文章才华，想要得到一分一寸的晋升，也必然会被普通官员攀附比较，负责选拔官员的部门也将他们等同于一般人，从不加以甄别。琴瑟的声音不和谐，就应该更换琴弦重新调整，虽然英明的诏令已经施行，但仍然应该加以调整。” 世宗没有听从崔鸿的建议。
延昌三年（公元 514 年），崔鸿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守丧，甘露降落在他房舍前的树上。同年十一月，世宗以崔鸿原来的官职征召他。延昌四年（公元 515 年），又有甘露降落在他京兆府第的庭院树上。朝廷又加授崔鸿为中坚将军，仍然担任员外散骑常侍、领郎中。升任中散大夫、高阳王友（高阳王的属官，负责辅佐高阳王），仍然领郎中。同年，担任司徒长史。正光元年（公元 520 年），加授前将军。负责修撰高祖、世宗的《起居注》。崔光撰写《魏书》，只有卷目，起初没有进行考订修正，缺漏错误非常多。崔光常常说这部史书不会在自己的时代完成，只是需要记录时事，等待后人来完成。临终前，崔光向肃宗推荐了崔鸿。正光五年（公元 524 年）正月，朝廷下诏让崔鸿以原来的官职修撰国史。孝昌初年（公元 525 年），崔鸿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不久加授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崔鸿刚刚开始撰写国史，还没有取得成就，不久就去世了。朝廷追赠他为镇东将军、度支尚书（尚书省度支曹的长官，负责财政收支等事务）、青州刺史。
崔鸿二十岁时就有著书立说的志向，看到晋朝、北魏以前的史书都各自成为一家之言，没有自己可以插手的地方。因为刘渊（十六国时期汉赵开国皇帝）、石勒（十六国时期后赵开国皇帝）、慕容俊（十六国时期前燕皇帝）、苻健（十六国时期前秦开国皇帝）、慕容垂（十六国时期后燕开国皇帝）、姚苌（十六国时期后秦开国皇帝）、慕容德（十六国时期南燕开国皇帝）、赫连屈孑（十六国时期夏国开国皇帝）、张轨（十六国时期前凉开国君主）、李雄（十六国时期成汉开国皇帝）、吕光（十六国时期后凉开国皇帝）、乞伏国仁（十六国时期西秦开国君主）、秃发乌孤（十六国时期南凉开国君主）、李暠（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沮渠蒙逊（十六国时期北凉开国君主）、冯跋（十六国时期北燕开国君主）等人，都趁着世事混乱，割据一方，各自有自己的国史，但没有统一的记载，崔鸿于是撰写《十六国春秋》，完成了一百卷，依据他们原来的记载，时常进行增减和褒贬评论。崔鸿的祖父和父亲两代都在江南任职（崔鸿的祖父崔旷曾在南朝宋任职），因此不收录僭越称帝的晋朝、刘宋、萧齐的史书。又担心有见识的人会责备他，不敢将《十六国春秋》传播到外面。世宗听说崔鸿在撰写这部史书，派遣散骑常侍赵邕下诏给崔鸿说：“听说你撰写修订各个国家的史书，非常有条理，就可以把已经完成的部分送来呈给朕，朕会在处理政务的闲暇时间阅览。” 崔鸿因为他的书中有涉及北魏初期的内容，言辞多有不符合体例的地方，而且还没有完成，最终没有上奏给世宗。崔鸿后来负责撰写《起居注》，就擅自将自己的奏表记载在其中，奏表说：
臣听说帝王的兴起，虽然是顺应天命，符合图谶记载，但必然会有先清除障碍的过程，大概是为了铲除那些已经失去民心的统治者，成就这种被百姓乐于拥戴的局面。因此，战国时期纷争不断，经过了十多个朝代，而汉高祖刘邦消灭了各路豪强，开创了四百年的帝业。经过汉文帝、汉景帝对蛮夷和华夏的怀柔安抚，汉武帝奋发扬威，才使得凉州、朔方地区统一了文字，牂牁、百越地区统一了制度。于是，司马迁、班固有感于汉朝的兴盛，痛心于各种史书的缺失断绝，于是搜集整理旧有的书籍，著成《史记》《汉书》，这就是所谓的记录人间世事，彰显上天时序的意义。
从前晋惠帝昏庸无能，华夏和戎狄地区战乱四起；三位皇帝被奸臣控制，两位皇帝在非正常的地方去世；五座都城变得萧条破败，沦为一片废墟。赵国、燕国就像长蛇一样肆虐，辽海地区遥远偏僻，成为特殊的地域，各个割据势力用尽兵力，锐意进取，凭借武力相互争夺霸权，中原地区没有统一的君主，长达八十多年。残留的晋朝政权地处偏远，势力微弱，百姓遭受战乱之苦，没有可以归附控制的地方。我大魏王朝在幽代地区兴起（幽代指今山西大同、河北北部一带，为北魏前期的根据地），世代传承后稷、公刘的德行，对内修明德政，对外抵抗各个僭伪政权，并州、冀州的百姓，心怀珍宝的贤才，络绎不绝地背负着行囊前来归附，即使是邠岐地区的百姓前往投奔太王（周部落的领袖，周文王的祖父），百姓歌颂归附西伯（周文王），也实在可以相提并论。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凭借神圣威武的姿态，承接金德的运势，顺应天意和民心，如龙飞升，接受天命，建立帝业。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在继位后的第二十年使国运重新兴盛，业绩在清静无为中得以发展。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拥有雄才大略，彰显威武神灵，农业和军事同时发展，扫清了天下的战乱污秽。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天下得以统一。儋耳（古代南方的部族，以耳垂穿孔挂重物为俗）、文身（古代南方的部族，以在身上刺花纹为俗）的首领，穿着卉服（用草木纤维制成的衣服）、断发（剪断头发）的酋长，没有不前来请求按时朝贡、履行职责，通过多重翻译前来朝廷朝拜的。百姓感受到了皇帝普济天下的恩泽，传唱着三乐、击壤之类的歌谣，百姓们才得以安居乐业，欣喜地生活在尧舜般的盛世。
自从晋朝永宁年间（公元 301 年）以后，虽然各地都起兵争夺，竞相自立，但能够建立国家、确定国号，成为战国时期那样割据势力的，有十六家。这些势力善恶兴衰的情形，用兵得失的态势，也足以流传后世，昭示劝诫的道理。但是各个国家的史书残缺不全，体例不完善，编排记录纷繁谬误，详略不当；应该审订纠正其中的差异，编定为一部完整的史书。高祖孝文皇帝（拓跋宏）以伟大的圣人顺应天命，英明地驾驭国运，德行与乾坤相合，光辉与日月同辉，建立了顶天立地的功勋，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开创教化百姓的大业，进行了全新的重大创造。陛下（肃宗）以青春年华继承皇位，凭借圣明威武承接天命。顺应符命，委屈自己，道德超过三皇五帝；修养心神达到最高境界，能够洞察深奥的玄学宗旨。剖析各家学说，斟酌六部经典，成就远远超过石渠阁会议（西汉时期汉宣帝召集儒士在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美好程度深得白虎观会议（东汉时期汉章帝召集儒士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的精髓。至于倡导礼仪、改革习俗的风气，阐明文德、改变本性的教化，本来就能够感化禽鱼，使寒暑变得和谐。更何况愚臣沐浴在太和年间的教化之中，心怀正始年间的善音，怎么能不努力改变难以改变的本性，砥砺像木石一样坚定的心志呢？臣确实知道自己的聪慧比不上谯周（三国时期蜀汉学者，字允南），才华不如陈寿（西晋史学家，《三国志》的作者），但《三国志》《史考》那样的美好成就，私下也希望能够企及。从景明初年开始，臣就搜集各个国家的旧史，恰逢朝廷刚刚迁都洛阳，各种典籍大多分散流失，臣在官府和私人之间寻求搜集，奔走了好几年。又因为臣家境贫寒，俸禄微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以至于纸张用完，书写所需的物资常常供应不上，直到正始元年（公元 504 年），书写的准备工作才大致完成。臣在处理公务的闲暇时间，起草撰写这部史书。区分各个时期的事情，各自按照原来的记载进行编排；消除彼此之间的差异，统一为一个整体；删减繁杂的文字，补充缺失的内容。对于那些像 “三豕涉河”（比喻文字错误）、“五门”（可能指文字讹误）之类的错误，以及同一件事情记载年份不同的情况，都依据精确的历法，参考各个旧有的志书，删改纠正错误，确定为真实的记载。大致校对整理后，著成《春秋》一百篇。到正始三年（公元 506 年）年底，已经起草完成九十五卷。只有常璩（东晋史学家，《华阳国志》的作者）所撰写的记载李雄父子占据蜀地时期的史书，寻访多年都没有得到，因此没有能够完成整部史书的缮写工作，臣停止撰写，私下寻求这部书，至今已经七年了。这部书原本是江南人撰写的，恐怕中原地区没有，不是臣凭借私人的力量能够最终得到的。李雄父子起兵僭越称帝的事情，始末大致也有一些记载，但没有得到这部书，担心记载会简略不全。臣长时间想要上奏朝廷，请求下令沿边地区寻求采集，但臣地位愚贱，没有合适的途径，不敢轻率地提出请求。
散骑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臣赵邕，忽然宣布英明的诏令，命令臣将撰写完成的史书送呈朝廷。臣没有想到自己在民间的微小志向，竟然能够被陛下得知，奉接诏令后，既欣喜又惶恐，庆幸和畏惧交织在一起。如今臣恭敬地将已经完成的部分，托付给臣赵邕呈奏给陛下。臣又另外撰写了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向上表明皇朝统括天下的大义，向下阐明愚臣著书的微小体例。臣只是私下仰慕古人著书立说的美好心意，文章表达粗疏浅陋，没有一处值得观赏，陛下阅览的时候，臣内心深感惭愧惶恐。
崔鸿的心意就是这样，然而在正光年间以前，他不敢公开传播这部书。后来因为他的伯父崔光在朝廷中地位尊贵，知道当时的人不能明了他撰写这部书的用意，于是这部书才逐渐被相互传读。也因为崔光的缘故，负责官员考核的人最终没有对崔鸿进行追究。崔鸿的涉猎范围虽然广泛，但书中有很多错误。例如，太祖天兴二年（公元 399 年），姚兴（十六国时期后秦皇帝）改年号，崔鸿却认为改年号在天兴元年（公元 398 年）；太宗永兴二年（公元 410 年），慕容超（十六国时期南燕皇帝）在广固（今山东青州境内）被擒获，崔鸿又认为这件事发生在永兴元年（公元 409 年）；太常二年（公元 417 年），姚泓（十六国时期后秦末代皇帝）在长安战败，崔鸿也认为后秦灭亡在太常元年（公元 416 年）。像这样的错误，有很多没有进行考订纠正。
崔鸿的儿子崔子元，担任秘书郎。后来在永安年间（公元 528-530 年），才上奏他父亲的这部书，说：“臣去世的父亲原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前将军、齐州大中正崔鸿，没有辜负家族的风范，继承了世代的学业，精通古代的学问，对新的事物也能明察秋毫，广泛了解前代的记载，博览群书，史才渊博丰富，名声很大。父亲在壮年时期，就文采斐然，怀有著书立说的心意。正始末年，父亲担任记言的官职，在撰写《起居注》的闲暇时间，就刊著赵国、燕国、秦国、夏朝、凉州、蜀地等各个割据政权的遗载，为它们撰写赞语和序言，进行褒贬评论。先朝的时候，这部书的草稿已经全部完成，只有记载李雄的《蜀书》没有找到，缺少这一个国家的记载，因此迟迟没有完成整部书。到正光三年（公元 522 年），才寻访购买到这部书，讨论修订刚刚完成，父亲就去世了。这部书记载了十六个国家的历史，名为《春秋》，共一百零二卷，对近代的事情记载最为详细完备。父亲没有来得及上奏朝廷，因此不敢公开流传。如今臣缮写了一部，冒昧地呈献给陛下。如果这部书内容浅陋，不能得到陛下的赏识，请求将它收藏在秘阁（皇宫中收藏珍贵典籍的地方），以丰富不同学派的著作。” 崔子元后来谋反，事情败露后逃跑，恰逢朝廷大赦，才得以幸免。不久，崔子元被他的叔叔崔鹍杀害。
崔光的堂叔伯弟弟崔长文，字景翰。年轻时也迁徙到了代都，聪慧机敏，有学识。太和年间，被任命为奉朝请（古代官职名，为闲散官职，无实际职权，负责陪伴皇帝上朝）。迁都洛阳后，被任命为司空参军事，负责营建华林园（北魏洛阳的皇家园林）。后来兼任员外散骑常侍，担任出使宕昌（古代羌族建立的政权，位于今甘肃南部一带）的正使。返回朝廷后，被授予给事中、本国中正、尚书库部郎（尚书省库部的官员，负责兵器、车马等物资的储存和管理）。正始年间，朝廷大规模修造器械，崔长文担任诸州造仗都使（负责各州武器制造的总负责人）、齐州太原太守、雍州抚军府长史。崔长文以廉洁谨慎著称。升任辅国将军、中散大夫，转任太府少卿（太府寺的副长官，负责掌管国家财政收支、物资储备等事务），丞相、高阳王雍的谘议参军，太中大夫。永安年间，因为年老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平州刺史。回到家乡后专门阅读佛经，不关心世事。七十九岁时，在天平初年（公元 534 年）去世。朝廷追赠他为使持节、征东将军、齐州刺史，谥号 “贞”。
崔长文的儿子崔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年（公元 532 年），担任征虏将军、徐州征东府长史。
崔长文的堂弟崔庠，字文序。有才干，能胜任事务。起初被任命为侍御史、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多次出使高丽（古代朝鲜半岛的国家），转任步兵校尉，又转任司空掾，领左右直长（负责皇帝身边侍卫的官员）。出任相州长史，返回朝廷后，被任命为河阴令、洛阳令，以刚强正直著称。升任东郡太守。元颢（北魏宗室，曾投靠南梁，率军攻入洛阳，自立为帝）率军逼近东郡边界，崔庠拒不服从元颢的命令，放弃郡城逃回故乡。孝庄帝（元子攸）返回皇宫后，赐予崔庠平原伯的爵位，任命他为颍川太守。永安二年（公元 529 年）五月，崔庠被城中百姓王早、兰宝等人杀害。后来朝廷追赠他为骠骑将军、吏部尚书、齐州刺史。
崔庠的儿子崔罕，继承了爵位。北齐取代东魏后，爵位按照惯例降等。
崔光的族弟崔荣先，字隆祖。涉猎经史典籍，被州府征召为主簿（州府的属官，负责文书事务）。
崔荣先的儿子崔铎，有文学才华。担任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崔铎的弟弟崔觐，担任宁远将军、羽林监（羽林军的官员，负责皇帝的警卫工作）。
史臣曰：崔光的风度气质清虚旷远，学问渊博深厚。高祖赞赏他的才学渊博，期许他能担当重任，英明的君主确实善于识别人才。崔光历经三个朝代，教导辅佐年幼的君主，没有离开宫廷中枢，却能位居台辅（三公、太傅、太保等最高官职的统称）之位，这在近代也是罕见的。但他心怀高雅的志向，却寄身于中庸之道，因此受到那些注重气概风骨的人的轻视。起初，领军将军于忠因为崔光有旧有的德行，非常信任敬重他，每件事情都与他商量决定，崔光也全心全意地辅佐他。元叉对崔光也非常敬重。等到郭祚、裴植被杀害，清河王怿遭遇灾祸时，崔光只是顺应时势，随波逐流，最终没有加以匡正救助，因此受到天下人的讥讽。自从崔光显贵发达以后，很少举荐他人。曾经举荐过自己的女婿彭城人刘敬徽，说刘敬徽担任荆州五陇戍主，女儿跟随丈夫前往任职，常常担心遭到寇贼劫掠，夫妻二人南北分离，请求任命刘敬徽为徐州长史、兼别驾，暂时让他们在京城团聚。肃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当时的人把崔光比作张禹。崔光崇信佛教，礼拜诵读佛经，年老时更加虔诚，整天都和颜悦色，从未发怒。崔鸿广泛涉猎古今典籍，以著书立说为事业，也算得上是有才华、有志向的人吧？
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是高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赐予的名字。他是东清河郡鄃县（今山东夏津县境内）人。祖父崔旷，跟随慕容德（南燕开国皇帝）南渡黄河，定居在青州的时水岸边。慕容氏灭亡后，崔旷在刘义隆（南朝宋文帝）麾下担任乐陵太守。父亲崔灵延，曾任刘骏（南朝宋孝武帝）的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南朝宋明帝）的冀州刺史崔道固一同抵御北魏的军队。
慕容白曜（北魏将领）平定三齐（指今山东半岛地区）时，崔光十七岁，跟随父亲迁徙到代郡（北魏前期都城所在地，今山西大同市境内）。家境贫寒却喜爱学习，白天耕种，夜晚诵读经书，还受雇抄书来奉养父母。太和六年（公元 482 年），被任命为中书博士，后转任著作郎，与秘书丞李彪共同参与撰写国史（北魏国史）。升任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深受高祖的赏识和优待。高祖常说：“崔孝伯的才华，就像黄河向东奔流一样浩浩荡荡，确实是当今的文章宗师。” 因为参与谋划迁都洛阳的大计，被赐予朝阳子（爵位名，子为五等爵第四等）的爵位，授予散骑常侍，黄门侍郎、著作郎的职位依旧保留，又兼任太子少傅。不久，以本官兼任侍中、使持节（古代官职名，代表皇帝行使权力），担任陕西大使（“陕西” 指当时北魏都城平城以西地区，大使为临时派遣的巡视官员），巡视地方，考察民情，所到之处追述古代往事，趁机创作了三十八首诗。返回朝廷后，仍然兼任侍中，凭借谋划的功劳，进爵为朝阳伯（伯为五等爵第三等）。
崔光年轻时就有大度的胸怀，喜怒不形于色。有人诋毁他，他必定用和善的言辞回应，即使遭到诬陷诽谤，始终不亲自辩白是非曲直。皇兴初年（皇兴为北魏献文帝年号，公元 467-471 年），同郡有两个人被劫掠沦为奴婢，后来到崔光那里哀求救助，崔光便赎回了这两个人，使他们获得自由。高祖听说后嘉奖了他。虽然身处皇帝身边的机要职位，却从不留心公文事务，只是从容地参与议论，辅佐谋划国家大政而已。高祖常常对群臣说：“凭借崔光的高才大度，只要没有意外的过失和责罚，二十年后应当能担任司空（三公之一，古代最高官职之一，负责工程营造等事务）。” 他受到的重视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又跟随皇帝出征击败陈显达（南朝齐将领）。世宗（北魏宣武帝元恪）即位后，正式任命他为侍中。
起初，崔光与李彪共同撰写国史。太和末年（太和为北魏孝文帝年号，公元 477-499 年），李彪解除了著作郎的职务，撰写国史的事务专门交给了崔光。不久，李彪因罪被罢黜。世宗处于守丧期间（谅暗，指帝王居丧），李彪上奏表请求完成《魏书》的撰写，皇帝下诏批准了他的请求，李彪于是以平民的身份在秘书省（掌管国家典籍、修撰国史的机构）撰写国史。崔光虽然兼任史官，却因为李彪意图独占功劳，便上奏表请求解除自己侍中、著作郎的职务，让给李彪，世宗没有批准。崔光升任太常卿（掌管礼乐、祭祀等事务的官员），兼任齐州大中正（负责品评州内人才品级的官员）。
正始元年（公元 504 年）夏天，有典事史元显（典事史为官职名，负责具体事务的小官）献上一只四足四翼的鸡，皇帝下诏让散骑侍郎赵邕（散骑侍郎为官职名，皇帝的侍从官员，负责规谏、传达诏令等）询问崔光的看法。崔光上奏表回答说：
臣谨慎地查阅：《汉书・五行志》记载：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 49 年），未央宫的路軨（宫殿中拦挡道路的栏杆之类的设施）里，有一只母鸡变成了公鸡，羽毛发生了变化，但不会鸣叫，不会带领鸡群，也没有鸡距（公鸡脚后跟上的尖锐突起）。汉元帝初元年间（公元前 48 - 前 44 年），丞相府史家的母鸡孵蛋时，逐渐变成了公鸡，长出了鸡冠、鸡距，会鸣叫，能带领鸡群。汉元帝永光年间（公元前 43 - 前 39 年），有人献上一只长角的公鸡。刘向（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认为，鸡是一种小家禽，负责掌管时辰和人们的起居，是地位低下的臣子执掌政事的象征。这表示小臣将要凭借君主的威势，来危害国家政事，指的就是石显（西汉宦官，曾专权乱政）。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石显伏法被处死，这就是应验。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 178 年），南宫寺的一只母鸡想要变成公鸡，全身的羽毛都变得像公鸡一样，只是鸡冠还没有变化。皇帝下诏询问议郎蔡邕（东汉文学家、史学家），蔡邕回答说：“对君主不恭敬，就会发生鸡祸。臣私下推测，头部是人体的元首，是君主的象征。如今这只鸡全身已经发生变化，只是头部还没有改变，而陛下已经得知此事，这是将要发生祸事但不会最终成功的征兆。如果对这件事不能谨慎对待，朝政不加以改革，鸡冠或许会完全变成公鸡的样子，祸患就会更加严重。” 此后，张角（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发动叛乱，号称 “黄巾贼”，于是四方大乱，百姓因赋税徭役繁重而疲惫不堪，很多人都背叛了朝廷。皇帝没有改革朝政，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如今这只鸡的形状虽然与汉代的情况不同，但它的应验却非常相似。刘向、蔡邕都是学识渊博通达的人，他们考察事物、验证史实，真实而有依据，实在令人畏惧。
臣依照蔡邕的话推测，这只鸡翅膀和脚众多，也是群臣相互煽动、彼此协助的象征；它还只是幼鸡，尚未长大，脚和羽毛都比较短小，说明它的势力还很微弱，容易控制。臣听说灾异的出现，都是用来昭示吉凶的，英明的君主看到后会感到畏惧，从而招来福气；昏庸的君主看到后却更加怠慢，因此导致灾祸。《诗经》《尚书》《春秋》以及秦、汉时期的这类事情有很多，都是陛下可以看到的。如今或许有从地位低下变得尊贵的人，干预国家政事，大概也和前代的石显之流类似。南方边境死亡的人数以千计，白骨遍野，活着的人承受着惨痛的怨恨，死去的人变成了哀怨悲伤的魂魄。义阳（今河南信阳境内）驻扎的军队，盛夏时节还没有返回；荆州的蛮夷狡猾狡诈，出征的将士长期滞留不前。东州（今山东半岛一带）转运的物资，往往有去无回；百姓生活困窘贫穷，有的因走投无路而自缢身亡。北方降下寒霜，养蚕的妇女被迫停止劳作；万物都衰败憔悴，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这也是贾谊（西汉政论家）痛哭哀叹、谷永（西汉大臣）恳切劝谏的时代啊。司寇（掌管刑罚、司法的官员）执行死刑时，君主因此而不举行宴会，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应当怜悯抚恤百姓。国家重视战争，用兵就像用火一样，内外都充满怨恨和困弊，容易发生战乱离散。陛下即使想要忽视天下的安危，难道不思念太祖（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夺取天下的艰难，先帝（北魏孝文帝、宣武帝）经营国家的辛劳吗？
诚恳地希望陛下保持明智的洞察，警惕天地的旨意，以礼对待身边的人，节制他们的尊贵和超越本分的行为。从前邓通（西汉宠臣）、董贤（西汉宠臣）的权势盛极一时，君主对他们的宠爱，恰恰是害了他们。另外，陛下亲自祭祀的次数很少，宴请宗室有时也会缺失，按时应该亲自去郊外宗庙祭祀，敬重各位宗室长辈。巡视四方，务必让百姓休养生息，发布仁慈的诏令，安抚赈济贫困疾苦的人。减少园林池苑的开支，停止歌舞宴乐，白天专注于治国之道，夜晚好好休养身心。广泛采纳民间的意见，提拔贤能的人，罢黜奸佞之臣。这样一来，百姓就会非常幸运，妖异之事就会消除，吉祥的征兆就会到来。
世宗阅览了崔光的奏表后，非常高兴。几天后，茹皓（北魏宣武帝时期的宠臣，因专权乱政被处死）等人都因罪伏法，于是世宗对崔光更加敬重，加授他为抚军将军。
正始二年（公元 505 年）八月，崔光上奏表说：“二十八日，太极殿西厢房出现了一个东西，陛下下令展示给臣看，臣观察它的形状，就是庄子所说的‘蒸成菌’（由湿气蒸发而生成的菌类）。庄子还说‘朝菌不知道晦朔’（早晨生长的菌类不到一个月就会凋谢），雍门周（战国时期的策士）所说的‘磨利萧斧去砍伐朝菌’，都是指这种菌类是由湿气郁结而生长，没有根和种子，质地柔软脆弱，凋谢得非常迅速，活不过十天一个月，根本不需要用斧头去砍伐。而且这种菌类大多生长在村落污秽潮湿的地方，很少出现在高大华丽的殿堂之中。如今太极殿高大壮丽，墙壁修筑得坚固精密，没有施加粪便等腐朽之物，也没有被雨水浸泡，却长出了这种菌类，形状还很繁茂，实在令人惊异。野外的树木生长在朝廷之中，野生的鸟儿飞入宗庙之内，古人认为这是国家败亡的征兆。然而，那些畏惧灾祸、修养德行的君主，都获得了吉祥喜庆；这就是所谓的‘家族将要获利，怪异之事会先出现；国家将要兴盛，妖异之事会提前降临’。因此，桑树和谷树生长在朝堂之上，太戊（商朝君主）因此使国家昌盛；野鸡栖息在鼎上，武丁（商朝君主）因此使国家兴盛。近来有猫头鹰、喜鹊在宗庙殿堂筑巢，鸮鸟（一种不祥之鸟）在宫殿内鸣叫，菌类生长在宾客台阶和君主座位的正前方，参照以往的记载，确实值得引以为戒。况且东南边境还没有安定，战争不断，京城郊外长时间遭受大旱，百姓劳累，万物憔悴，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作为承受天命、养育百姓的君主，陛下应当怜悯抚恤他们。希望陛下追念殷朝两位君主（太戊、武丁）有感于灾异而修德的心意，躬身自省，诚心诚意，革新圣道。节制夜晚宴饮的欢乐，增加早晨上朝时的膳食营养，保养正值壮年的身体，守护如金玉般纯洁的本性，这样北魏的国运就可以长久兴隆，陛下的寿命就可以像山岳一样长久。”
正始四年（公元 507 年）秋天，崔光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省长官，负责起草诏令、参与军国大事决策），进号为镇东将军。永平元年（公元 508 年）秋天，朝廷将要处死元愉（北魏京兆王，因谋反被处死）的妾李氏，群臣没有敢进言劝阻的。皇帝下令让崔光起草诏令，崔光迟疑不决，没有动笔，上奏说：“臣听说将要处死元愉的妾李氏，还要对她施加屠戮分割之刑。李氏妖言惑众，煽动叛乱，确实应该判处这样的罪名。但外面的人私下说李氏现在怀有身孕，按照惯例应当等待她分娩之后再行刑。而且臣查阅了各个旧有的典籍，又推究了近来的事例，杀死孕妇、剖出胎儿，这被称为虐刑。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道义上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使用残酷的刑罚而违背法律，用什么来昭示后人呢？陛下年纪已经不小了，还没有确立储君，皇子们有的还在襁褓之中就夭折了。以臣愚钝的见识，知道什么就说什么，请求暂停对李氏的审讯，等待她生下孩子。” 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延昌元年（公元 512 年）春天，崔光升任中书监（中书省长官，位次中书令，掌管机要），侍中的职位依旧保留。延昌二年（公元 513 年），世宗亲临东宫（太子居住的宫殿），召见崔光与黄门甄琛（黄门为黄门侍郎等官职的简称，负责侍从皇帝、传达诏令等）、广阳王渊（即元渊，北魏宗室）等人，都赐予他们座位。皇帝对崔光说：“你是朕的西台大臣（中书省位于皇宫西侧，故称西台），如今将要担任太子的师傅。” 崔光起身叩拜，坚决推辞，皇帝下诏不允许。立即下令让肃宗（北魏孝明帝元诩）出来，跟随的有十多个人，皇帝把任命崔光为太子师傅的意思告知肃宗，让肃宗叩拜崔光。崔光又一次叩拜推辞，认为不应该接受太子的叩拜，再次没有得到允许，肃宗于是面向南方两次叩拜。詹事王显（詹事为东宫官职，负责辅佐太子）上奏请求跟随太子一起叩拜，于是东宫的官员都叩拜了崔光，崔光面向北方站立，不敢回拜，只是面向西方叩拜致谢后退出。于是皇帝赏赐崔光绣彩一百匹，甄琛、元渊等人也各自得到了不同数量的赏赐。不久，崔光被授予太子少傅。延昌三年（公元 514 年），升任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为散官，无实际职权，右光禄大夫位次左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的职位依旧保留。
延昌四年（公元 515 年）正月，世宗在夜间去世。崔光与侍中、领军将军于忠（领军将军为禁军最高统帅）从东宫迎接肃宗即位，安抚朝廷内外，崔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皇帝去世两天后，广平王怀（北魏宗室，世宗的弟弟）抱病入宫吊唁，凭借亲兄弟的身份，径直走到太极殿西厢房，在宫廷内痛哭流涕，呼喊侍中、黄门、领军将军、左右二卫将军，说自己想要上殿哭祭先帝，还想要入宫拜见新即位的君主。众人都惊愕地相互对视，没有敢违抗他的人。只有崔光披着丧服，拄着拐杖，引用汉光武刚去世时，太尉赵憙横剑挡在台阶前，将亲王推下台阶的旧事，言辞神色非常严厉，听到的人没有不称赞他的，都敬佩崔光说理有据。元怀的哭声和泪水都停止了，说：“侍中用古代的旧事来约束我，我不敢不服从。” 于是就返回了，还频繁派遣身边的人向崔光致谢。
起初，永平四年（公元 511 年），朝廷任命黄门郎孙惠蔚代替崔光兼任著作郎。孙惠蔚前后任职五年，对撰写国史没有什么用心。到这时（延昌四年）三月，尚书令、任城王澄（北魏宗室，任城王拓跋云之子）上奏表认为崔光应该回到史官的职位上，于是皇帝下诏让崔光返回兼任著作郎。四月，崔光升任特进（古代官职名，为加官，无实际职权，地位尊贵）。五月，凭借奉迎肃宗即位的功劳，被封为博平县开国公（开国公为爵位名，公为五等爵第一等），食邑二千户（食邑指古代君主赏赐给臣下的封地，受封者可以享受封地内的赋税收入）。七月，兼任国子祭酒（国子学的最高长官，负责教育贵族子弟）。八月，皇帝下诏允许崔光乘坐步挽（一种由人牵拉的代步车）在云龙门出入。不久，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为古代官职名，意为仪仗同于三公，是一种荣誉性的官衔）。灵太后（肃宗的母亲胡氏）临朝听政后，崔光多次上奏表请求退休。于忠专权时，崔光依附于他。等到于忠逐渐被疏远罢黜，崔光一起送还了自己的官印、官服和封地，上奏表多达十多次。灵太后优厚地回复，不允许他退休。有关部门上奏请求追回于忠和崔光的封地。熙平元年（公元 516 年）二月，太师、高阳王雍（北魏宗室，高阳王拓跋雍）等人上奏举荐崔光给肃宗讲授经书。起初，崔光对灵太后有恩，相关事情记载在《于忠传》中。四月，崔光被改封为平恩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将朝阳伯的爵位转授给第二个儿子崔勖。这个月，皇帝下令赏赐崔光一辆羊车（古代一种由羊牵拉的小车，多为帝王或贵族所乘）。
当时灵太后临朝听政，常常在后园亲自拉弓射箭。崔光于是上奏表献上中古时期妇人的文章，趁机进行劝谏说：“孔子说：‘士大夫立志于道，依据德行，依靠仁爱，游习六艺。’六艺指的是礼、乐、书、数、射、御。很明显，前四种技艺，是男子和妇人都应该修习的。至于射、御，只适合男子，女子不涉及这些事情。古代的贤明妃子、刚烈女子，以母亲的典范教化家国，给天下人留下训诫，向宗族宣扬教化，都能够秉持道义、心怀仁德，遵循仁爱和礼仪。因此，汉代的马皇后、邓皇后，她们的才德超过了祖先；羊嫔、蔡氏（蔡邕之女蔡琰，即蔡文姬），具备了蔡邕的才学气质。太后陛下心怀圣德、践行仁爱，临朝听政，阐扬教化，端庄和睦、平易近人，恭敬肃穆、庄重和谐，祭祀祖先通达神明，温和的教化遍布天下。趁着闲暇之时，在林园避暑，远望着姑射山（古代传说中的仙山），思念着矍相圃（古代习射的地方），弓箭所射之处，必定正中靶心，威严的声名远扬，道义震动上下。文武百官心怀敬畏，身边的人赏心悦目，古人说‘君主不巡游，臣子怎么能休息’，‘不看到高大的宫室，怎么能知道国家的富庶美好’。陛下天性谦逊，一举一动都心怀恭敬惭愧，认为射箭不是养蚕织布之类的正事，没有什么实际功效，难道说顺应天意、安抚百姓，辅佐君主成就大业的人，就不应该这样吗？臣非常庆幸，恭敬地献上一部妇人文章集，全集都在这里面，希望陛下能够时常翻阅，弥补自己没有听闻过的知识。停止拉弓射箭的辛劳，享受悠闲拱手的安宁，修养精神、保养寿命，在文墨之中寄托心神。”
这一年秋天，灵太后频繁前往王公贵族的宅邸。崔光上奏表劝谏说：“《礼记》中说：‘诸侯如果不是因为探病、吊丧而进入臣子的家中，这就叫做君臣相互戏谑。’没有提到王后、夫人，说明她们没有前往臣子家中的道理。夫人的父母还在世时，有时可以回家省亲；父母去世后，就派卿大夫代为探望。《春秋》记载陈国、宋国、齐国的女子都成为了周王的王后，没有返回本国的事情。这种制度对士大夫的要求更为严格，女子已经许配他人，就不能去吊唁兄长，这也是道义所不允许的；卫国的女子思念故乡，却按照礼仪自我克制，《诗经》中的《载驰》《竹竿》两篇就是因此而作。汉代的上官皇后将要废黜昌邑王（刘贺）时，霍光（上官皇后的外祖父）身为宰相，皇后仍然坐在武帐中接见群臣，以显示男女有别的礼仪，这是国家的重大礼节。伯姬（春秋时期鲁国公主）等待保姆，宁愿被大火烧死；樊姜（春秋时期楚国夫人）等待君主的命令，宁愿跳入洪流之中。这些事迹都被记载下来，流传后世，供人吟咏。昨天陛下的车驾频繁外出，前往冯翊君（可能指北魏宗室女性）、任城王的宅邸，虽然已经接近中秋，但余热仍然未消，车马往来，陛下的身体会感到疲惫厌倦。丰盛的厨房、美味的酒浆，用尽了当时的新鲜食材，祝寿的酒没有限量，宴席上的美味超过百种，从早晨一直到日落，接待宾客没有休息，这不能说是顺应时节的巡游，也不符合奉养的节度。即使说车驾所在之处清凉，宴席安稳舒适，但身边的侍从仆人多达上千人，他们搀扶护卫、长途跋涉，身上穿着铠甲，在烈日下暴晒，尘土飞扬，汗水淋漓，时常感到饥渴，却得不到足够的饮食，有的租借马匹乘坐，还要花费钱财。古人说‘陛下非常快乐，而我们却非常辛苦’，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太后陛下，您就像月亮一样光明照耀，具备大地般的美德，生育了皇帝，振兴了北魏的国运。您的德行超过了周文王的母亲太姒，仁爱胜过了汉和帝的皇后邓绥。亲情是与生俱来的，无论远近都无法阻隔；爱意是真诚牢固的，不需要依靠虚假的尊崇。陛下屈尊降贵，降临到街巷之中，使京城增添了荣耀，百姓们都欢欣鼓舞。白发苍苍的老人，庆幸遇到了圣明的时代；读书的少年，欢庆赶上了尧舜般的盛世。这是千载难逢的事情，如今一朝实现，如果不是陛下英明超越古人，忘却骄傲、摒弃吝啬，谁能做到这样呢？自从北魏建国以来，没有这样的美事，陛下的起居出入，自然可以坦然进行，不必像以往那样有所忌讳，刻意回避。但是，皇室宗族正在繁衍，功勋贵族不断增加，请求陛下临幸的人将会越来越多，这将会成为一种常规制度。陛下应当遵循前代帝王的做法，为后人留下典范，以天下为公，把亿万百姓的福祉当作自己的责任。专心致力于郊外宗庙的祭祀，只决断国家大政，保养精神平和，减少巡游游乐。以德行作为车辆，以礼乐作为驾驭，考察仁圣的风范，研习治国的道理，那么天下的百姓都会有所依靠，万物都会心怀喜悦。臣深受陛下的恩宠荣耀，知道什么就必须全部说出来，沉默顺从，是臣私下不敢做的事情，轻率地陈述愚妄的见解，甘愿接受法律的制裁。”
神龟元年（公元 518 年）夏天，崔光上奏表说：“《诗经》中说：‘枝叶繁茂的甘棠树，不要砍伐不要损伤，这是召伯（西周时期的贤臣）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又说：‘虽然没有德高望重的老成人，但还有前代的典章制度可以遵循。’《左传》中说：‘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护他曾经栖息的树木，更何况是采用他的治国之道，却不体恤他本人呢？’因此，《尚书》开篇就考察古代的历史，《易经》原本就源于山火之象，观察天象来察觉时节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教化天下百姓。孟子阐述实学，匡衡、张禹讲解经书义理。张安世（西汉大臣）在汾南收藏书籍，郑玄（东汉经学家）在河右地带怀抱典籍。扬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的孤高言论，被汉成帝置于座前；蔡邕的片言只字，被魏王悬挂在帐中。前代的贤哲们珍视古籍，爱惜文字，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更何况那些圣人的典籍、宏大的经书，被镌刻在金石之上，道理可以作为国家的楷模，道义可以成为家族的典范，事迹可以作为世人的榜样，行为可以成为人们的准则，是千载流传的格言，是历代帝王的盛业，却让它们被焚烧、荒芜、污染、毁坏，堆积着荆棘而不加以清扫，成为鼯鼠、黄鼠狼栖息的地方，被孩童们踩踏攀登呢！实在令人痛心疾首，捶胸顿足。皇帝陛下，您的孝敬之心日益完善，天生聪慧，关注初学者的教育，儒家的学业正在兴盛。太后陛下英明仁慈，临朝执政，统御教化，尊崇儒道，重视教育，留意文墨之事。将要登上云台（古代宫中的高台，用于藏书、议事等）询问礼仪，拂去麟阁（古代宫中的楼阁，用于悬挂功臣画像等）的灰尘来招揽贤才。实在应该远远地效仿阙里（孔子的故乡，今山东曲阜境内），清理孔子的庙堂，而如今孔子的旧学宫却变成了废墟，读书人的传统永远断绝了。这难道就是所说的‘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教育是首要之事’，‘京城庄严整齐，成为天下的典范’吗？追溯石经（古代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的制作，始于汉代，后来又有曹氏的《典论》（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所著），起初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算起来接近二十个朝代了。过去虽然多次经历战乱，但还没有遭到严重的毁坏。听说以往的刺史到任后，大多谋划建造寺庙，道士、俗人为了各种用途，对石经有所发掘，寺庙的地基、泥土、石灰等，有的就是从石经所在地取用的。皇都刚刚迁到洛阳时，还可以修补恢复，但当时军政事务繁忙，就没有加以检查保护。官府和私人明里暗里地逐渐对石经进行剥落、拆卸。有人在那里播种麦子、豆类，年复一年，杂草丛生，有时还会发生火灾，因此石经越来越少，文字也不断残缺。臣身为国子祭酒，参与掌管经书的教育，却不能修缮破败的石经，恢复古代的学业，心中感到非常惭愧羞耻。如今请求派遣一名国子博士，必须是能够胜任事务的人，专门负责巡视查看石经，禁止在那里耕种放牧，制止对石经的践踏污染，清点核查石碑的缺失顺序，估算修补的工作量，以便进行补缀。” 皇帝下诏说：“这是学者们的根本，是不朽的典范，为后人留下榜样，是制定典章制度的依据，完全可以按照崔光的奏表执行。” 崔光于是命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人校对石经，对于残缺的部分，计算所需的石料和工匠数量，以及所要补刻的文字多少，想要进行修补整治。后来，灵太后被废黜，这件事就搁置了。
神龟二年（公元 519 年）八月，灵太后前往永宁寺（北魏时期洛阳的著名寺庙），亲自登上九层佛塔（佛图即佛塔）。崔光上奏表劝谏说：“臣看到陛下亲自登上佛塔的高层，停留在佛塔的顶端之下，诚心诚意地观赏佛塔的构造，确实是积累福善的事情。但陛下尊贵的身体，不适合攀登这样的高处，臣子们都感到惶恐不安，私下认为不应该这样做。按照《礼记》中的说法：‘作为子女，不登上高处，不靠近深渊。’古代的贤人说过：在朝堂上谋划失误，君主在野外就会遭受挫折。《汉书》记载：汉文帝想要向西驱车冲下陡峭的山坡，袁盎（西汉大臣）拉住缰绳，停下马车说：‘臣听说家有千金的子弟，不会靠近屋檐下（担心瓦片掉落伤人）；家有百金的子弟，不会倚靠在栏杆上（担心栏杆折断）。如果发生车辆损坏、马匹受惊的情况，怎么向高庙（祭祀汉高祖刘邦的宗庙）和太后交代呢？’又记载：汉武帝祭祀宗庙后出来，想要乘坐楼船（有楼的大船）。薛广德（西汉大臣）摘下帽子，叩头说：‘应该从桥上过去，如果陛下不听从臣的建议，臣就用鲜血玷污车轮。’乐正子春（春秋时期曾子的弟子），也被称为至孝之人，他本身非常谨慎，家中的堂屋地基不超过一尺高，尚且因为不小心伤了脚而感到惭愧。永宁寺的佛塔层级繁多，楼道曲折狭窄，陛下以柔弱尊贵的身体，登上极其陡峭的高处，万一发生意外跌倒，即使有千般悔恨也无法挽回。《礼记》中说：将要祭祀宗庙，必须先散斋七天，再致斋三天，然后才能进入宗庙祭祀，这样才能与神明相通。如今永宁寺的佛塔虽然还没有建成佛像，但已经成为神明的居所。正在进行雕刻彩绘，装饰得华丽精美，人们心中敬畏，争相观赏的心情会更加迫切，登上佛塔的人既然很多，每个人的心思都不同。即使陛下一个人始终保持虔诚洁净，难道身边的侍从臣妾都能各自竭尽虔诚敬仰之心吗？陛下不可能独自登上佛塔，必定会有侍从护卫，担心他们会忘记谨慎，不仅仅是饮酒吃肉之类的事情。昨天狂风大作，沙尘弥漫，白天变得昏暗，实在令人惊恐畏惧。《春秋》记载：宋国、卫国、陈国、郑国在同一天发生火灾，伯姬等待保姆，最终遭遇火灾而死。过去皇兴年间，青州的七级佛塔也号称高大雄伟，夜晚被大火烧毁。即使是梓慎（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善于占卜）、裨灶（春秋时期郑国的史官，善于占卜）那样精通天道的人，尚且不能预先察觉征兆。灾祸发生得十分突然，无法预先防备。天道幽深遥远，自古以来就深受告诫。面对墟墓必须心怀哀伤，面对宗庙社稷必须心怀恭敬，远望坟墓就会感到凄凉悲痛，进入宗庙就会感到肃穆敬畏，前往坟墓不会登上坟冢，更没有登上高处的事情。《左传》中说：‘鲁文公在每月的初一举行听政仪式后，就登上观台（用于观察天象、眺望远方的高台）。’观台下面没有天地、先祖的神灵，所以才可以登上。《内经》（可能指佛教经典）中记载，宝塔高大华丽，可以容纳千万人，只极力言说用香花礼拜，哪里有登上塔顶的道理？只说从三宝阶（佛教中佛塔的台阶）从上而下，人与上天相互交接，彼此能够相见，这是超凡脱俗、奇特绝妙的事情，没有可以相比的。恭敬地跪拜行礼，都在佛塔的下层进行。远远地眺望，遍览山河，趁着眺望的机会，更容易引发嬉笑之情。不能每上一级台阶都更加虔诚，每走一步都更加谨慎，只是让京城的男女百姓，公私众人聚集在一起。君主的行为会被臣下效仿，这是理所当然的趋势，这样一直下去没有尽头，难道世人争相羡慕登上佛塔的风气是可以抑制断绝的吗？大概内心的信仰是根本，外在的恭敬是次要的，重视次要的而轻视根本的，会使君主变得浮躁不安，那些恭敬自持、面向南方治理天下的君主，难道会每月都登上极高的地方，每十天都登上层层台阶吗？如今佛塔的建造已经开始，百姓们自愿前来帮忙，基础结构已经建成，雕刻彩绘也逐渐展开，紫山华台（可能指佛塔的装饰），就像是佛的宫殿。希望陛下停止亲自攀登的辛劳，弘扬无为而治的教化，趁机建立制度防范，颁布相关的条例限制，来遏制喧嚣污浊的风气，使永宁寺永远回归清净寂静。臣下竭尽肃穆恭敬的诚心，陛下展现瞻仰敬仰的敬意。不踩踏、不攀登佛塔，使它永远坚固，流传亿万年，弘扬教化，启发觉悟，难道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吗？”
同年九月，灵太后前往嵩高（即嵩山，位于今河南登封境内）。崔光上奏表劝谏说：“臣听说陛下将要亲自前往嵩高，往返需要停留多个夜晚。陛下的车驾巡游将近十天，慰问百姓和万物，确实是一件好事。虽然已经接近农闲时节，但田地里尚未收割的庄稼，对于饥贫的人家来说就像是珠宝玉石一样珍贵，遗落的谷穗、未收割的庄稼，没有谁不珍惜。陛下的随从步兵、骑兵多达一万余人，往返途中都会踩踏庄稼，车马繁杂，相互奔驰追逐，即使加以禁止保护，仍然会有损失，男女老幼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感到些许伤心。秋末以来长时间干旱，尘土堆积很深，一旦狂风大作，沙尘就会弥漫四方。辕关（嵩山的重要关口，位于今河南偃师境内）地势陡峭险要，山路危险狭窄，陛下的车驾清道出行，必须确保万无一失。陛下乘车行走在山涧沟壑之间，遭受霜露的侵袭，出入将近五天，路途跨越数百里，整天风吹日晒，会损害身体的平和舒适。七庙的先祖神灵，或许不会允许这样做；亿万百姓的心中，实在感到惶恐不安。而且，昆虫蛰伏的时节还很遥远，各种昆虫遍布山川平原，车辆马匹的碾压踩踏，必定会杀死很多昆虫。陛下仁慈怜悯，爱惜生灵，应该展现出难以揣测的仁德，实在担心世人的议论，会认为陛下这是在招致福气的同时引发了灾祸。仆役们被沉重的负担所困，侍从们为租借马匹而窘迫，供奉停留、迎接等候，官府和私人都耗费巨大。厨师、士兵、幕僚，衣服鞋子都破烂不堪，白天炎热，夜晚寒冷，没有什么可以遮蔽依靠的东西，监管的将领鞭打驱使他们，哭泣呼喊的声音随处可见。霜灾和旱灾造成灾害，各地粮食歉收，饥荒接连不断，已经造成了百姓的贫困。作为百姓的父母，陛下应当怜悯抚恤他们，用安定的方式安抚他们，尚且担心他们会离散逃亡，却在收割庄稼的初始时节，进行这样的巡游，从近处到远处，百姓们纷纷产生怨恨和叹息。希望陛下远观虞舜（上古贤君），恭敬自持，无为而治；近遵《老子》《易经》的教诲，不出门户就能治理天下。停止劳累身体的巡游，停止耗费钱财的车驾出行，一举一动都遵循典章制度，纳入规范礼仪之中，委托相关部门负责，依靠他们的耳目来了解情况。这样一来，神灵和百姓都会感到幸运，朝廷和民间都会欢欣鼓舞。” 灵太后没有听从崔光的劝谏。
正光元年（公元 520 年）冬天，皇帝赏赐崔光几案、手杖和衣服。正光二年（公元 521 年）春天，肃宗亲自前往国子学举行释奠礼（古代学校祭祀先师的典礼），崔光手持经书面向南方站立，百官在旁边陪同排列。司徒、京兆王继（北魏宗室）多次上奏表，请求将自己的职位让给崔光。同年夏天四月，朝廷任命崔光为司徒、侍中、国子祭酒，依旧兼任著作郎。崔光连续多年上奏表坚决推辞，始终不肯接受。
同年八月，在皇宫内捕获了一只秃鹙鸟（一种大型水鸟，头部无羽毛，性贪恶），皇帝下诏展示给崔光看。崔光上奏表说：“承蒙陛下展示十四日捕获的大鸟，这就是《诗经》中所说的‘有鹙在梁’（有秃鹙鸟停留在桥梁上），注释说‘秃鹙就是秃鹫’，这是一种贪婪凶恶的鸟，生长在野外的湖泽之中，不应该进入宫殿庭院。过去魏氏黄初年间（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年号，公元 220-226 年），有鹈鹕（一种水鸟）聚集在灵芝池（曹魏宫中的池苑），魏文帝下诏认为这是曹恭公（春秋时期曹国君主，因疏远君子、亲近小人而亡国）的征兆，于是广泛寻求贤才俊杰，太尉华歆（三国时期曹魏大臣）因此辞职，将职位让给了管宁（三国时期著名隐士）。臣听说野生的动物进入住宅，古人认为是不吉利的事情，因此张臶（三国时期曹魏隐士）厌恶乌鸦，贾谊（西汉政论家）忌讳鵩鸟（一种不祥之鸟）。鹈鹕只是暂时聚集然后就离开了，前代的君主尚且把它当作严重的告诫，更何况如今这只秃鹙鸟亲自进入皇宫禁地，被人捕获后，还被饲养起来，安然无事，不感到畏惧。参照以往的道理，实在是不同寻常。而且，这种贪婪的猛禽，必定以鱼肉为食，有时也会啄食豆类、麦子、稻谷、小米等粮食，一次进食的耗费，可能超过一斤黄金。如今春夏季节发生干旱，粮食的价格逐渐上涨，贫困窘迫的人家，有的已经面带饥色。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伤口一样爱护百姓，怎么可以抛弃百姓而饲养鸟类，留意于这种丑陋形状、难听叫声的东西呢？卫懿公（春秋时期卫国君主）喜爱鹤，曹伯（春秋时期曹国君主）喜爱雁，最终导致身死国灭，实在令人心寒。陛下精通《春秋》，亲自阅览前代的史事，怎么能口中吟诵着《春秋》的言辞，行为却违背它的道理呢！诚恳地希望陛下远学殷朝的君主，近仿北魏的先祖，修养德行，招揽贤才，消除灾祸，聚集吉祥。释放这种没有用处的动物，把它放回山川湖泽，以弹琴读书为乐，修养精神气质。” 肃宗阅览了崔光的奏表后非常高兴，立即把秃鹙鸟放回了池泽之中。
皇帝下诏召见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北魏宗室，安丰王拓跋猛之子）商议制定朝服的制度。正光三年（公元 522 年）六月，皇帝下诏允许崔光乘坐步挽出入东西上阁（皇宫中的重要楼阁，用于官员上朝、议事等）。同年九月，崔光升任太保（三公之一，古代最高官职之一，为荣誉性官职），他又一次坚决推辞。崔光年老，事务繁多，疾病逐渐加重，但仍然自强不息，常常在著作省工作，病情严重时也不回家。正光四年（公元 523 年）十月，肃宗亲自前往探望他的病情，下诏禁止宾客探望，宫中的使者往来不断，下令停止宫廷的声乐活动，取消各种巡游眺望。任命崔光的长子崔励为齐州刺史。同年十一月，崔光的病情更加严重，他告诫子侄们说：“仔细听我说。我听说曾子（孔子的弟子）说过：‘人将要死去的时候，他说的话都是善意的。’‘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意为一生没有遭受刑戮，保全了身体发肤），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可以免于灾祸了。我承受先帝的深厚恩宠，职位达到了今天的高度，撰写国史的功劳还没有完成，死了也会有遗憾。你们因为我的缘故，都得到了名声和职位，要努力啊！努力啊！以死报效国家。人的寿命长短是命中注定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快点把我送回家里。” 崔光当时气力虽然微弱，但神志仍然清醒。回到家中后就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肃宗听说崔光去世的消息后悲痛哭泣，宫中的使者接连不断地前往吊唁，下诏赐予东园温明秘器（古代帝王、诸侯等去世后使用的棺材）、朝服一套、衣服一件、钱六十万、布一千匹、蜡四百斤，由大鸿胪（掌管外交、礼仪等事务的官员）负责监管丧事。皇帝亲自前往崔光的家中吊唁，抚摸着他的尸体痛哭流涕。皇帝的车驾返回皇宫时，在路上还不停地流泪，为此减少了日常的膳食，一说起崔光就追思感伤。每当到达崔光曾经坐着诵读经书的地方，没有不改变神色、凄凉哀悼的。正光五年（公元 524 年）正月，朝廷追赠崔光为太傅，兼任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刺史，侍中的职位依旧保留。又下诏加授后部鼓吹（古代帝王、诸侯等出行时的仪仗乐队）、班剑（古代帝王、诸侯等出行时的仪仗，由武士手持剑跟随），按照太保、广阳王的旧例，赐予谥号 “文宣公”。肃宗在建春门外为崔光举行祖丧仪式（古代为死者送葬前举行的祭祀仪式），望着灵车悲痛不已，儒家学者们都为崔光感到荣耀。
起初，崔光在太和年间，依照宫、商、角、徵、羽的本音创作了五韵诗，赠给李彪，李彪创作了十二次诗来回报崔光。崔光又创作了百三郡国诗来回应李彪，每个郡国为一卷，共一百零三卷。
崔光宽厚温和，慈善待人，不违背事物的本性，仕途上的进退沉浮，都能泰然处之。常常仰慕胡广（东汉大臣，以圆滑世故著称）、黄琼（东汉大臣，以正直著称）的为人，因此被有气概的人所轻视。起初，领军将军于忠因为崔光有旧德，非常信任敬重他，每件事情都与他商量决定，崔光也全心全意地辅佐他。元叉（北魏权臣）对崔光也非常敬重。等到郭祚（北魏大臣）、裴植（北魏大臣）被杀害，清河王怿（北魏宗室，肃宗的叔叔，因反对元叉专权被杀害）遭遇灾祸时，崔光只是顺应时势，随波逐流，最终没有加以匡正救助，因此受到天下人的讥讽。自从崔光显贵发达以后，很少举荐他人。曾经举荐过自己的女婿彭城人刘敬徽，说刘敬徽担任荆州五陇戍主（五陇戍为地名，戍主为驻守该地的军官），女儿跟随丈夫前往任职，常常担心遭到寇贼劫掠，夫妻二人南北分离，请求任命刘敬徽为徐州长史、兼别驾（长史、别驾均为州府的重要官职），暂时让他们在京城团聚。肃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当时的人把崔光比作张禹（西汉大臣，以迎合君主、举荐亲信著称）。崔光起初担任黄门侍郎时，曾经把职位让给宋弁（北魏大臣）；担任中书监时，让给汝南王悦（北魏宗室）；担任太常卿时，让给刘芳（北魏经学家）；担任太子少傅时，让给元暐（北魏宗室）、穆绍（北魏大臣）、甄琛；担任国子祭酒时，让给清河王怿、任城王澄；担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时，让给江阳王继（北魏宗室），又让给灵太后的父亲胡国珍（北魏外戚）。崔光的这些行为都是观察时势人情的结果，议论的人认为他是故作姿态，虚伪矫情。崔光崇信佛教，礼拜诵读佛经，年老时更加虔诚，整天都和颜悦色，从未发怒。曾经在门下省白天坐着读经时，有一只鸽子飞到他的膝盖前，然后进入他的怀中，沿着手臂爬到肩膀上，过了很久才离开。道士和俗人中有几十人为他创作诗歌颂赞这件事。崔光常常被僧人、朝廷权贵邀请讲解《维摩诘经》《十地经》（均为佛教经典），听讲的人常常有数百人，他还为这两部经书撰写了义疏三十余卷。有见识的人知道他的义疏比较简略，因为他地位尊贵，在听讲的人中坐在后面，有人对他的讲解产生疑问。崔光一生创作的诗赋、铭赞、诔颂、表启等共有数百篇，五十余卷，另外有文集。崔光有十一个儿子，分别是崔励、崔勖、崔勔、崔劝、崔劼、崔克、崔勍、崔劬、崔勚、崔勦、崔勉。
崔励，字彦德，才能、学问、品行最有父亲崔光的风范。被举荐为秀才，担任中军彭城王的参军、秘书郎中，因为父亲崔光担任著作郎，坚决推辞不接受秘书郎中的职位。历任员外郎、骑侍郎、太尉记室、散骑侍郎，因为继母去世而离职守丧。神龟年间，被任命为司空从事中郎。正光二年，被任命为中书侍郎。领军将军元叉担任明堂大将（负责明堂祭祀、修建等事务的官员）时，任命崔励为长史。崔励与堂兄崔鸿在当时都很有名气。正光四年十月，父亲崔光病情严重，朝廷下诏任命崔励为征虏将军、齐州刺史。因为父亲卧病在床，崔励日夜侍奉，衣不解带。等到崔光去世后，肃宗常常对他加以慰问。正光五年春天，崔光安葬在故乡，朝廷又下诏派遣主书张文伯（主书为官职名，负责掌管文书）前往吊唁。孝昌元年（公元 525 年）十二月，朝廷下诏任命崔励为太尉长史，仍然担任齐州大中正，继承父亲的爵位。建义初年（公元 528 年），崔励在河阴之变（北魏末年尔朱荣发动的宫廷政变，屠杀大量宗室、官员）中遇害，时年四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侍中、卫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
崔励的儿子崔挹，继承了爵位。武定末年（武定为东魏孝静帝年号，公元 543-550 年），担任太尉。等到北齐取代东魏后，爵位按照惯例降等。
崔挹的弟弟崔损，担任仪同开府主簿（仪同开府为官职名，主簿为其属官，负责文书事务）。
崔勖，武定末年，担任征虏将军、安州刺史、朝阳伯。北齐取代东魏后，爵位按照惯例降等。
崔勔，字彦儒，也有父亲崔光的风范。担任过司空记室、通直散骑侍郎、宁远将军、清河太守，兼任槃阳镇将（槃阳镇为地名，镇将为驻守该地的军官）。被逆贼崔景安杀害。朝廷追赠他为征虏将军、齐州刺史。
崔勔的儿子崔权，担任太尉参军事。
崔劼，武定年间，担任中书郎。
崔光的弟弟崔敬友，担任过本州的治中（州府的重要官职，负责协助刺史处理政务）。崔敬友收受了不少贿赂，御史调查他时，他就和看守的人一起逃跑了。后来被任命为梁郡太守，恰逢亲生母亲去世，没有接受任命。崔敬友专心信奉佛教，日夜诵读佛经。守丧期满后，就一直吃素食直到去世。崔敬友待人恭敬宽厚，修养自身，砥砺名节。自从景明年间以来，连年粮食歉收，前来乞讨饥寒的人，崔敬友都给予足够的帮助，让他们满意而去。又在肃然山南麓、大路北侧设置了旅店，提供食物给过往的行人。延昌三年（公元 514 年）二月，崔敬友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崔敬友的儿子崔鸿，字彦鸾。年轻时就喜爱读书，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 年），被任命为彭城王国左常侍。景明三年（公元 502 年），升任员外郎、兼尚书虞曹郎中（尚书省虞曹的官员，负责山泽、园囿、草木等事务）。受诏撰写《起居注》（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史书）。升任给事中，兼祠部郎（尚书省祠部的官员，负责祭祀、宗教等事务），转任尚书都兵郎中（尚书省都兵曹的官员，负责军事行政等事务）。朝廷下诏让太师、彭城王勰（北魏宗室，献文帝之子）以下三十位公卿大臣、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儒士，在尚书上省商议制定律令，崔鸿与崔光都在其中，当时的舆论都认为这是一种荣耀。永平初年（公元 508 年），豫州城人白早生杀害了刺史司马悦，占据悬瓠（今河南汝南境内）发动叛乱。朝廷下诏让镇南将军邢峦（北魏将领）前去讨伐，任命崔鸿为行台镇南长史（行台为临时军事指挥机构，长史为其属官，负责协助行台长官处理事务）。崔鸿后来调任三公郎中（尚书省三公曹的官员，负责审理案件等事务），加授轻车将军。升任员外散骑常侍，领郎中。
延昌二年（公元 513 年），朝廷将要对百官进行大规模考核，崔鸿认为考核的法令在体例上不通畅，于是上奏建议说：“臣私下认为，帝王为官职寻求人才，根据人才的才能授予相应的职位，罢黜昏庸的人，提拔贤明的人，褒扬清正廉洁的人，贬斥贪污腐败的人，因此那些政绩突出、才能与职位相称的人，早晨被提拔，晚上就得到晋升，几年之内就能升任公卿，有的长期兼任某一官职、代理某一职位，因为称职而得到晋升，翻开史书，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放眼朝廷，达官显贵都是如此。因此，能够得到众多贤才的赞誉，国家也有贤才辈出的美名。臣私下看到景明以来的考核标准，三年进行一次考核，一次考核晋升一级。朝廷内外贵贱官员多达一万余人，只要没有犯罪，不管是贤能还是愚钝，没有不被评为中上等级的，有才能的人和没有才能的人，并肩同等晋升。即使有像黄霸（西汉大臣，以善于治理地方著称）、龚遂（西汉大臣，以善于治理地方著称）那样良好的政绩，像王肃（三国时期曹魏经学家）、郑玄那样渊博的儒学学识，像班固（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司马迁（西汉史学家，《史记》的作者）那样的史才，像张衡（东汉科学家、文学家）、蔡邕那样的文章才华，想要得到一分一寸的晋升，也必然会被普通官员攀附比较，负责选拔官员的部门也将他们等同于一般人，从不加以甄别。琴瑟的声音不和谐，就应该更换琴弦重新调整，虽然英明的诏令已经施行，但仍然应该加以调整。” 世宗没有听从崔鸿的建议。
延昌三年（公元 514 年），崔鸿因为父亲去世而离职守丧，甘露降落在他房舍前的树上。同年十一月，世宗以崔鸿原来的官职征召他。延昌四年（公元 515 年），又有甘露降落在他京兆府第的庭院树上。朝廷又加授崔鸿为中坚将军，仍然担任员外散骑常侍、领郎中。升任中散大夫、高阳王友（高阳王的属官，负责辅佐高阳王），仍然领郎中。同年，担任司徒长史。正光元年（公元 520 年），加授前将军。负责修撰高祖、世宗的《起居注》。崔光撰写《魏书》，只有卷目，起初没有进行考订修正，缺漏错误非常多。崔光常常说这部史书不会在自己的时代完成，只是需要记录时事，等待后人来完成。临终前，崔光向肃宗推荐了崔鸿。正光五年（公元 524 年）正月，朝廷下诏让崔鸿以原来的官职修撰国史。孝昌初年（公元 525 年），崔鸿被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不久加授散骑常侍、齐州大中正。崔鸿刚刚开始撰写国史，还没有取得成就，不久就去世了。朝廷追赠他为镇东将军、度支尚书（尚书省度支曹的长官，负责财政收支等事务）、青州刺史。
崔鸿二十岁时就有著书立说的志向，看到晋朝、北魏以前的史书都各自成为一家之言，没有自己可以插手的地方。因为刘渊（十六国时期汉赵开国皇帝）、石勒（十六国时期后赵开国皇帝）、慕容俊（十六国时期前燕皇帝）、苻健（十六国时期前秦开国皇帝）、慕容垂（十六国时期后燕开国皇帝）、姚苌（十六国时期后秦开国皇帝）、慕容德（十六国时期南燕开国皇帝）、赫连屈孑（十六国时期夏国开国皇帝）、张轨（十六国时期前凉开国君主）、李雄（十六国时期成汉开国皇帝）、吕光（十六国时期后凉开国皇帝）、乞伏国仁（十六国时期西秦开国君主）、秃发乌孤（十六国时期南凉开国君主）、李暠（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沮渠蒙逊（十六国时期北凉开国君主）、冯跋（十六国时期北燕开国君主）等人，都趁着世事混乱，割据一方，各自有自己的国史，但没有统一的记载，崔鸿于是撰写《十六国春秋》，完成了一百卷，依据他们原来的记载，时常进行增减和褒贬评论。崔鸿的祖父和父亲两代都在江南任职（崔鸿的祖父崔旷曾在南朝宋任职），因此不收录僭越称帝的晋朝、刘宋、萧齐的史书。又担心有见识的人会责备他，不敢将《十六国春秋》传播到外面。世宗听说崔鸿在撰写这部史书，派遣散骑常侍赵邕下诏给崔鸿说：“听说你撰写修订各个国家的史书，非常有条理，就可以把已经完成的部分送来呈给朕，朕会在处理政务的闲暇时间阅览。” 崔鸿因为他的书中有涉及北魏初期的内容，言辞多有不符合体例的地方，而且还没有完成，最终没有上奏给世宗。崔鸿后来负责撰写《起居注》，就擅自将自己的奏表记载在其中，奏表说：
臣听说帝王的兴起，虽然是顺应天命，符合图谶记载，但必然会有先清除障碍的过程，大概是为了铲除那些已经失去民心的统治者，成就这种被百姓乐于拥戴的局面。因此，战国时期纷争不断，经过了十多个朝代，而汉高祖刘邦消灭了各路豪强，开创了四百年的帝业。经过汉文帝、汉景帝对蛮夷和华夏的怀柔安抚，汉武帝奋发扬威，才使得凉州、朔方地区统一了文字，牂牁、百越地区统一了制度。于是，司马迁、班固有感于汉朝的兴盛，痛心于各种史书的缺失断绝，于是搜集整理旧有的书籍，著成《史记》《汉书》，这就是所谓的记录人间世事，彰显上天时序的意义。
从前晋惠帝昏庸无能，华夏和戎狄地区战乱四起；三位皇帝被奸臣控制，两位皇帝在非正常的地方去世；五座都城变得萧条破败，沦为一片废墟。赵国、燕国就像长蛇一样肆虐，辽海地区遥远偏僻，成为特殊的地域，各个割据势力用尽兵力，锐意进取，凭借武力相互争夺霸权，中原地区没有统一的君主，长达八十多年。残留的晋朝政权地处偏远，势力微弱，百姓遭受战乱之苦，没有可以归附控制的地方。我大魏王朝在幽代地区兴起（幽代指今山西大同、河北北部一带，为北魏前期的根据地），世代传承后稷、公刘的德行，对内修明德政，对外抵抗各个僭伪政权，并州、冀州的百姓，心怀珍宝的贤才，络绎不绝地背负着行囊前来归附，即使是邠岐地区的百姓前往投奔太王（周部落的领袖，周文王的祖父），百姓歌颂归附西伯（周文王），也实在可以相提并论。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凭借神圣威武的姿态，承接金德的运势，顺应天意和民心，如龙飞升，接受天命，建立帝业。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在继位后的第二十年使国运重新兴盛，业绩在清静无为中得以发展。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拥有雄才大略，彰显威武神灵，农业和军事同时发展，扫清了天下的战乱污秽。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天下得以统一。儋耳（古代南方的部族，以耳垂穿孔挂重物为俗）、文身（古代南方的部族，以在身上刺花纹为俗）的首领，穿着卉服（用草木纤维制成的衣服）、断发（剪断头发）的酋长，没有不前来请求按时朝贡、履行职责，通过多重翻译前来朝廷朝拜的。百姓感受到了皇帝普济天下的恩泽，传唱着三乐、击壤之类的歌谣，百姓们才得以安居乐业，欣喜地生活在尧舜般的盛世。
自从晋朝永宁年间（公元 301 年）以后，虽然各地都起兵争夺，竞相自立，但能够建立国家、确定国号，成为战国时期那样割据势力的，有十六家。这些势力善恶兴衰的情形，用兵得失的态势，也足以流传后世，昭示劝诫的道理。但是各个国家的史书残缺不全，体例不完善，编排记录纷繁谬误，详略不当；应该审订纠正其中的差异，编定为一部完整的史书。高祖孝文皇帝（拓跋宏）以伟大的圣人顺应天命，英明地驾驭国运，德行与乾坤相合，光辉与日月同辉，建立了顶天立地的功勋，创立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开创教化百姓的大业，进行了全新的重大创造。陛下（肃宗）以青春年华继承皇位，凭借圣明威武承接天命。顺应符命，委屈自己，道德超过三皇五帝；修养心神达到最高境界，能够洞察深奥的玄学宗旨。剖析各家学说，斟酌六部经典，成就远远超过石渠阁会议（西汉时期汉宣帝召集儒士在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美好程度深得白虎观会议（东汉时期汉章帝召集儒士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的会议）的精髓。至于倡导礼仪、改革习俗的风气，阐明文德、改变本性的教化，本来就能够感化禽鱼，使寒暑变得和谐。更何况愚臣沐浴在太和年间的教化之中，心怀正始年间的善音，怎么能不努力改变难以改变的本性，砥砺像木石一样坚定的心志呢？臣确实知道自己的聪慧比不上谯周（三国时期蜀汉学者，字允南），才华不如陈寿（西晋史学家，《三国志》的作者），但《三国志》《史考》那样的美好成就，私下也希望能够企及。从景明初年开始，臣就搜集各个国家的旧史，恰逢朝廷刚刚迁都洛阳，各种典籍大多分散流失，臣在官府和私人之间寻求搜集，奔走了好几年。又因为臣家境贫寒，俸禄微薄，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以至于纸张用完，书写所需的物资常常供应不上，直到正始元年（公元 504 年），书写的准备工作才大致完成。臣在处理公务的闲暇时间，起草撰写这部史书。区分各个时期的事情，各自按照原来的记载进行编排；消除彼此之间的差异，统一为一个整体；删减繁杂的文字，补充缺失的内容。对于那些像 “三豕涉河”（比喻文字错误）、“五门”（可能指文字讹误）之类的错误，以及同一件事情记载年份不同的情况，都依据精确的历法，参考各个旧有的志书，删改纠正错误，确定为真实的记载。大致校对整理后，著成《春秋》一百篇。到正始三年（公元 506 年）年底，已经起草完成九十五卷。只有常璩（东晋史学家，《华阳国志》的作者）所撰写的记载李雄父子占据蜀地时期的史书，寻访多年都没有得到，因此没有能够完成整部史书的缮写工作，臣停止撰写，私下寻求这部书，至今已经七年了。这部书原本是江南人撰写的，恐怕中原地区没有，不是臣凭借私人的力量能够最终得到的。李雄父子起兵僭越称帝的事情，始末大致也有一些记载，但没有得到这部书，担心记载会简略不全。臣长时间想要上奏朝廷，请求下令沿边地区寻求采集，但臣地位愚贱，没有合适的途径，不敢轻率地提出请求。
散骑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臣赵邕，忽然宣布英明的诏令，命令臣将撰写完成的史书送呈朝廷。臣没有想到自己在民间的微小志向，竟然能够被陛下得知，奉接诏令后，既欣喜又惶恐，庆幸和畏惧交织在一起。如今臣恭敬地将已经完成的部分，托付给臣赵邕呈奏给陛下。臣又另外撰写了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向上表明皇朝统括天下的大义，向下阐明愚臣著书的微小体例。臣只是私下仰慕古人著书立说的美好心意，文章表达粗疏浅陋，没有一处值得观赏，陛下阅览的时候，臣内心深感惭愧惶恐。
崔鸿的心意就是这样，然而在正光年间以前，他不敢公开传播这部书。后来因为他的伯父崔光在朝廷中地位尊贵，知道当时的人不能明了他撰写这部书的用意，于是这部书才逐渐被相互传读。也因为崔光的缘故，负责官员考核的人最终没有对崔鸿进行追究。崔鸿的涉猎范围虽然广泛，但书中有很多错误。例如，太祖天兴二年（公元 399 年），姚兴（十六国时期后秦皇帝）改年号，崔鸿却认为改年号在天兴元年（公元 398 年）；太宗永兴二年（公元 410 年），慕容超（十六国时期南燕皇帝）在广固（今山东青州境内）被擒获，崔鸿又认为这件事发生在永兴元年（公元 409 年）；太常二年（公元 417 年），姚泓（十六国时期后秦末代皇帝）在长安战败，崔鸿也认为后秦灭亡在太常元年（公元 416 年）。像这样的错误，有很多没有进行考订纠正。
崔鸿的儿子崔子元，担任秘书郎。后来在永安年间（公元 528-530 年），才上奏他父亲的这部书，说：“臣去世的父亲原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前将军、齐州大中正崔鸿，没有辜负家族的风范，继承了世代的学业，精通古代的学问，对新的事物也能明察秋毫，广泛了解前代的记载，博览群书，史才渊博丰富，名声很大。父亲在壮年时期，就文采斐然，怀有著书立说的心意。正始末年，父亲担任记言的官职，在撰写《起居注》的闲暇时间，就刊著赵国、燕国、秦国、夏朝、凉州、蜀地等各个割据政权的遗载，为它们撰写赞语和序言，进行褒贬评论。先朝的时候，这部书的草稿已经全部完成，只有记载李雄的《蜀书》没有找到，缺少这一个国家的记载，因此迟迟没有完成整部书。到正光三年（公元 522 年），才寻访购买到这部书，讨论修订刚刚完成，父亲就去世了。这部书记载了十六个国家的历史，名为《春秋》，共一百零二卷，对近代的事情记载最为详细完备。父亲没有来得及上奏朝廷，因此不敢公开流传。如今臣缮写了一部，冒昧地呈献给陛下。如果这部书内容浅陋，不能得到陛下的赏识，请求将它收藏在秘阁（皇宫中收藏珍贵典籍的地方），以丰富不同学派的著作。” 崔子元后来谋反，事情败露后逃跑，恰逢朝廷大赦，才得以幸免。不久，崔子元被他的叔叔崔鹍杀害。
崔光的堂叔伯弟弟崔长文，字景翰。年轻时也迁徙到了代都，聪慧机敏，有学识。太和年间，被任命为奉朝请（古代官职名，为闲散官职，无实际职权，负责陪伴皇帝上朝）。迁都洛阳后，被任命为司空参军事，负责营建华林园（北魏洛阳的皇家园林）。后来兼任员外散骑常侍，担任出使宕昌（古代羌族建立的政权，位于今甘肃南部一带）的正使。返回朝廷后，被授予给事中、本国中正、尚书库部郎（尚书省库部的官员，负责兵器、车马等物资的储存和管理）。正始年间，朝廷大规模修造器械，崔长文担任诸州造仗都使（负责各州武器制造的总负责人）、齐州太原太守、雍州抚军府长史。崔长文以廉洁谨慎著称。升任辅国将军、中散大夫，转任太府少卿（太府寺的副长官，负责掌管国家财政收支、物资储备等事务），丞相、高阳王雍的谘议参军，太中大夫。永安年间，因为年老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平州刺史。回到家乡后专门阅读佛经，不关心世事。七十九岁时，在天平初年（公元 534 年）去世。朝廷追赠他为使持节、征东将军、齐州刺史，谥号 “贞”。
崔长文的儿子崔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年（公元 532 年），担任征虏将军、徐州征东府长史。
崔长文的堂弟崔庠，字文序。有才干，能胜任事务。起初被任命为侍御史、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多次出使高丽（古代朝鲜半岛的国家），转任步兵校尉，又转任司空掾，领左右直长（负责皇帝身边侍卫的官员）。出任相州长史，返回朝廷后，被任命为河阴令、洛阳令，以刚强正直著称。升任东郡太守。元颢（北魏宗室，曾投靠南梁，率军攻入洛阳，自立为帝）率军逼近东郡边界，崔庠拒不服从元颢的命令，放弃郡城逃回故乡。孝庄帝（元子攸）返回皇宫后，赐予崔庠平原伯的爵位，任命他为颍川太守。永安二年（公元 529 年）五月，崔庠被城中百姓王早、兰宝等人杀害。后来朝廷追赠他为骠骑将军、吏部尚书、齐州刺史。
崔庠的儿子崔罕，继承了爵位。北齐取代东魏后，爵位按照惯例降等。
崔光的族弟崔荣先，字隆祖。涉猎经史典籍，被州府征召为主簿（州府的属官，负责文书事务）。
崔荣先的儿子崔铎，有文学才华。担任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崔铎的弟弟崔觐，担任宁远将军、羽林监（羽林军的官员，负责皇帝的警卫工作）。
史臣曰：崔光的风度气质清虚旷远，学问渊博深厚。高祖赞赏他的才学渊博，期许他能担当重任，英明的君主确实善于识别人才。崔光历经三个朝代，教导辅佐年幼的君主，没有离开宫廷中枢，却能位居台辅（三公、太傅、太保等最高官职的统称）之位，这在近代也是罕见的。但他心怀高雅的志向，却寄身于中庸之道，因此受到那些注重气概风骨的人的轻视。起初，领军将军于忠因为崔光有旧有的德行，非常信任敬重他，每件事情都与他商量决定，崔光也全心全意地辅佐他。元叉对崔光也非常敬重。等到郭祚、裴植被杀害，清河王怿遭遇灾祸时，崔光只是顺应时势，随波逐流，最终没有加以匡正救助，因此受到天下人的讥讽。自从崔光显贵发达以后，很少举荐他人。曾经举荐过自己的女婿彭城人刘敬徽，说刘敬徽担任荆州五陇戍主，女儿跟随丈夫前往任职，常常担心遭到寇贼劫掠，夫妻二人南北分离，请求任命刘敬徽为徐州长史、兼别驾，暂时让他们在京城团聚。肃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当时的人把崔光比作张禹。崔光崇信佛教，礼拜诵读佛经，年老时更加虔诚，整天都和颜悦色，从未发怒。崔鸿广泛涉猎古今典籍，以著书立说为事业，也算得上是有才华、有志向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