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琰之祖莹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陇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时人号曰神童。从父司空冲雅所叹异，每曰：“兴吾宗者，其此兒乎？”恆资给所须，爱同己子。
弱冠举秀才，不行。曾游河内北山，便欲有隐遁意。会彭城王勰辟为行台参军，苦相敦引。寻为侍中李彪启兼著作郎，修撰国史。稍迁国子博士，领尚书仪曹郎中，转中书侍郎、司农少卿、黄门郎，修国史。迁国子祭酒，转秘书监、兼七兵尚书。迁太常卿。孝庄初，太尉元天穆北讨葛荣，以琰之兼御史中尉，为北道军司。还，除征东将军，仍兼太常。
出为卫将军、荆州刺史。顷之，兼尚书左仆射、三荆二郢大行台。寻加散骑常侍。琰之虽以儒素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及至州后，大好射猎，以示威武。尔朱兆入洛，南阳太守赵修延以琰之庄帝外戚，诬琰之规奔萧衍，袭州城，遂被囚执，修延仍自行州事。城内人斩修延，还推琰之厘州任。出帝初，征兼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曰文简。
琰之少机警，善谈，经史百家无所不览，朝廷疑事多所访质。每云：“崔博而不精，刘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学兼二子。”谓崔光、刘芳也。论者许其博，未许其精。当时物议，咸共宗之，又自夸文章，从姨兄常景笑而不许。每休闲之际，恆闭门读书，不交人事。尝谓人曰：“吾所以好读书，不求身后之名，但异见异闻，心之所愿，是以孜孜搜讨，欲罢不能。岂为声名劳七尺也？此乃天性，非为力强。”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缉。安丰王延明，博闻多识，每有疑滞，恆就琰之辨析，自以为不及也。
二子纲、惠，并从出帝入关。
祖莹，字元珍，范阳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为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赐爵安固子，拜尚书左丞。卒，赠并州刺史。祖嶷，字元达。以从征平原功，进爵为侯，位冯翊太守，赠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识前言往行，位中书侍郎，卒于安远将军、钜鹿太守。
莹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好学耽书，以昼继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于灰中藏火，驱逐僮仆，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漏光明，为家人所觉。由是声誉甚盛，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兒”。尤好属文，中书监高允每叹曰：“此子才器，非诸生所及，终当远至。”
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选为都讲。生徒悉集，莹夜读书劳倦，不觉天晓。催讲既切，遂误持同房生赵郡李孝怡《曲礼》卷上座。博士严毅，不敢还取，乃置《礼》于前，诵《尚书》三篇，不遗一字。讲罢，孝怡异之，向博士说，举学尽惊。后高祖闻之，召入，令诵五经章句，并陈大义，帝嗟赏之。莹出后，高祖戏卢昶曰：“昔流共工于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对曰：“当是才为世生。”以才名拜太学博士，征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参军。高祖顾谓勰曰：“萧赜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今为汝用祖莹，岂非伦匹也？”敕令掌勰书记。莹与陈郡袁翻齐名秀出，时人为之语曰：“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再迁尚书三公郎。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肃更咏，乃失语云：“王公吟咏情性，声律殊佳，可更为诵《悲彭城》诗。”肃因戏勰云：“何意《悲平城》为《悲彭城》也？”勰有惭色。莹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见耳。”肃云：“可为诵之。”莹应声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肃甚嗟赏之。勰亦大悦，退谓莹曰：“即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
为冀州镇东府长史，以货贿事发，除名。后侍中崔光举为国子博士，仍领尚书左户部。李崇为都督北讨，引莹为长吏。坐截没军资，除名。未几，为散骑侍郎。孝昌中，于广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莹与黄门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莹云：“此是于阗国王晋太康中所献。”乃以墨涂字观之，果如莹言，时人称为博物。累迁国子祭酒，领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大中正，监起居事，又监议事。元颢入洛，以莹为殿中尚书。庄帝还宫，坐为颢作诏罪状尔朱荣，免官。后除秘书监，中正如故。以参议律历，赐爵容城县子。坐事系于廷尉。前废帝迁车骑将军。初，庄帝末，尔朱兆入洛，军人焚烧乐署，钟石管弦，略无存者。敕莹与录尚书事长孙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乐，三载乃就，事在《乐志》。迁车骑大将军。及出帝登阼，莹以太常行礼，封文安县子。天平初，将迁鄴，齐献武王因召莹议之。以功迁仪同三司，进爵为伯。薨，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莹以文学见重，常语人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讥世人好偷窃他文以为己用。而莹之笔札，亦无乏天才，但不能均调，玉石兼有，制裁之体，减于袁、常焉。性爽侠，有节气，士有穷厄，以命归之，必见存拯，时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于世。子珽，字孝征，袭。
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聪敏，初读《论语》、《毛诗》，一受便览。及长，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孙良举为律博士，高祖亲得其名，既而用之。后为门下录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敕景参议。
世宗季舅护军将军高显卒，其兄右仆射肇私托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并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简之，光以景所造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处诸人之下，文出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阳公主，未几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户制服，付学官议正施行。尚书又以访景，景以妇人无专国之理，家令不得有纯臣之义，乃执议曰：“丧纪之本，实称物以立情；轻重所因，亦缘情以制礼。虽理关盛衰，事经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杀之宜，其实一焉。是故臣之为君，所以资敬而崇重；为君母妻，所以从服而制义。然而诸侯大夫之为君者，谓其有地土，有吏属；无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适，虽加爵命，事非君邑，理异列土。何者？诸王开国，备立臣吏，生有趋奉之勤，死尽致丧之礼；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属官，既无接事之仪，实阙为臣之体。原夫公主之贵所以立家令者，盖以主之内事脱须关外，理无自达，必也因人。然则家令唯通内外之职，及典主家之事耳，无关君臣之理，名义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为纯臣，公主不可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为君，男子之为臣，古礼所不载，先朝所未议。而四门博士裴道广、孙荣乂等以公主为之君，以家令为之臣，制服以斩，乖谬弥甚。又张虚景、吾难羁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寻致服之情，犹同其议，准母制齐，求之名实，理未为允。窃谓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无纯臣之式。若附如母，则情义罔施；若准小君，则从服无据。案如经礼，事无成文；即之愚见，谓不应服。”朝廷从之。
景淹滞门下，积岁不至显官，以蜀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等四贤，皆有高才而无重位，乃托意以赞之。其赞司马相如曰：“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性。郁若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其赞王子渊曰：“王子挺秀质，逸气干青云。明珠既绝俗，白鹄信惊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鸡命，徒献金马文。”其赞严君平曰：“严公体沉静，立志明霜雪。味道综微言，端蓍演妙说。才屈罗仲口，位结李强舌。素尚迈金贞，清标陵玉彻。”其赞扬子云曰：“蜀江导清流，扬子挹余休。含光绝后彦，覃思邈前修。世轻久不赏，玄谈物无求。当途谢权宠，置酒独闲游。”
景在枢密十有余年，为侍中崔光、卢昶、游肇、元晖尤所知赏。累迁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初，东宫建，兼太子屯骑校尉，录事皆如故。其年受敕撰门下诏书，凡四十卷。尚书元苌出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请景为司马，以景阶次不及，除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带长安令。甚有惠政，民吏称之。
先是，太常刘芳与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仪注，多所草创。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还修仪注。拜谒者仆射，加宁远将军。又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后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余卷。时灵太后诏依汉世阴邓二后故事，亲奉庙祀，与帝交献。景乃据正，以定仪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时肃宗行讲学之礼于国子寺，司徒崔光执经，敕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俱为录义。事毕，又行释奠之礼，并诏百官作释奠诗，时以景作为美。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瑰归阙，朝廷疑其位次。高阳王雍访景，景曰：“昔咸宁中，南单于来朝，晋世处之王公、特进之下。今日为班，宜在蕃王、仪同三司之间。”雍从之。朝廷典章，疑而不决，则时访景而行。
初，平齐之后，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之娉妻，给其资宅。聪后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报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绰以未尽其美。景尚允才器，先为《遗德颂》，司徒崔光闻而观之，寻味良久，乃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许报允之德，今见常生此《颂》，高氏不得独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丰王延明受诏议定服章，敕景参修其事。寻进号冠军将军。
阿那瑰之还国也，境上迁延，仍陈窘乏。遣尚书左丞元孚奉诏振恤，阿那瑰执孚过柔玄，奔于漠北。遣尚书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讨，不及。乃令景出塞，经瓫山，临瀚海，宣敕勒众而返。景经涉山水，怅然怀古，乃拟刘琨《扶风歌》十二首。
进号征虏将军。孝昌初，兼给事黄门侍郎。寻除左将军、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辞少卿不拜，改授散骑常侍，将军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萧衍，衍遣其豫章王萧综入据彭城。时安丰王延明为大都督、大行台，率临淮王彧等众军讨之。既而萧综降附，徐州清复，遣景兼尚书，持节驰与行台、都督观机部分。景经洛汭，乃作铭焉。是时，尚书令萧宝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颢，都督、车骑将军元恆芝等并各出讨，诏景诣军宣旨劳问。还，以本将军授徐州刺史。
杜洛周反于燕州，仍以景兼尚书为行台，与幽州都督、平北将军元谭以御之。景表求勒幽州诸县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贼之处，权发兵夫，随宜置戍，以为防遏。又以顷来差兵，不尽强壮，今之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今求权发为兵。肃宗皆从之。进号平北将军。别敕谭西至军都关，北从卢龙塞，据此二嶮，以杜贼出入之路。又诏景山中险路之处，悉令捍塞。景遣府录事参军裴智成发范阳三长之兵以守白闰，都督元谭据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离、冗城、斛盐三戍兵反，结洛周，有众二万余落，自松岍赴贼。谭勒别将崔仲哲等截军都关以待之。仲哲战没，洛周又自外应之，腹背受敌，谭遂大败，诸军夜散。诏以景所部别将李琚为都督，代谭征下口，降景为后将军，解州任，仍诏景为幽安玄等四州行台。贼既南出，钞掠蓟城，景命统军梁仲礼率兵士邀击，破之，获贼将御夷镇军主孙念恆。都督李琚为贼所攻，蓟城之北军败而死。率属城人御之，贼不敢逼。洛周还据上谷。授景平北将军、光禄大夫，行台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纥真、马叱斤等率众蓟南，以掠人谷，乃遇连雨，贼众疲劳。景与都督于荣、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国邀其走路。大败之，斩曹纥真。洛周率众南趋范阳，景与延年及荣复破之。又遣别将重破之于州西虎眼泉，擒斩及溺死者甚众。后洛周南围范阳，城人翻降，执刺史延年及景送于洛周。洛周寻为葛荣所吞，景又入荣。荣破，景得还朝。
永安初，诏复本官，兼黄门侍郎，又摄著作，固辞不就。二年，除中军将军、正黄门。先是，参议《正光壬子历》，至是赐爵高阳子。元颢内逼，庄帝北巡，景与侍中、大司马、安丰王延明在禁中召诸亲宾，安慰京师。颢入洛，景仍居本位。庄帝还宫，解黄门。普泰初，除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以预诏命之勤，封濮阳县子。后以例追。永熙二年，监议事。
景自少及老，恆居事任。清俭自守，不营产业，至于衣食，取济而已。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友人刁整每谓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业，虽俭约可尚，将何以自济也？吾恐挚太常方餧于柏谷耳。”遂与卫将军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双、司马彦邕、李谐、毕祖彦、毕义显等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焉。天平初，迁鄴，景匹马从驾。是时诏下三日，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齐献武王以景清贫，特给车牛四乘，妻孥方得达鄴。后除仪同三司，仍本将军。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诏曰：“几杖为礼，安车致养，敬齿尊贤，其来尚矣。景艺业该通，文史渊洽，历事三京，年弥五纪，朝章言归，禄俸无余，家徒壁立，宜从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给右光禄事力，终其身。”八年薨。
景善与人交，终始若一，其游处者，皆服其深远之度，未曾见其矜吝之心。好饮酒，澹于荣利，自得怀抱，不事权门。性和厚恭慎。每读书，见韦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图古昔可以鉴戒，指事为象，赞而述之，曰：
《周雅》云：“谓天盖高，不敢不跼；谓地盖厚，不敢不蹐。”有朝隐大夫监戒斯文，乃惕焉而惧曰：“夫道丧则世倾，利重则身轻。是故乘和体逊，式铭方册，防微慎独，载象丹青。信哉辞人之赋，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听卑视谛；俯测厚地，岳峻川渟。谁其戴之，不私不畏；谁其践之，不陷不坠。故善恶是征，物罔同异。论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识其亲？搏之弗得，聆之无闻。故有戒于显而急乎微。好爵是冒，声奢是基。身陷于禄利，言溺于是非。或求欲而未厌，或知足而不辞。是故位高而势愈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极而危不萃，邪荣而正不凋？故悔多于地厚，祸甚于天高。夫悔未结，谁肯曲躬？夫祸未加，谁肯累足？固机发而后思图，车覆而后改躅。改之无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后，故逆鳞易触。
君子则不然。体舒则怀卷，视溺则思济。原夫人之度，邈于无阶之天；势位之危，深于不测之地。饵厚而躬不竞，爵降而心不系。守善于已成，惧愆于未败。虽盈而戒冲，通而虑滞。以知命为遐龄，以乐天为大惠；以戢智而从时，以怀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昼已决矣，犹夜则思其计。诵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赏其契。故能不同不诱，而弭谤于群小；无毁无誉，而贻信于上帝。托身与金石俱坚，立名与天壤相敝。嚣竞无侵，优游独逝。夫如是，故绮阁金门，可安其宅；锦衣玉食，可颐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
而惑者见居高可以持势，欲乘高以据荣；见直道可以修己，欲专道以邀声。夫去声，然后声可立，岂矜道之所宣？虑危然后安可固，岂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鉴恃道不可以流声，故去声而怀道；鉴专道不可以守势，故去势以崇道。何者？履道虽高，不得无亢；求声虽道，不得无悔。然则声奢繁则实俭凋，功业进则身迹退。如此，则精灵遂越，骄侈自亲。情与道绝，事与势邻。方欲役思以持势，乘势以求津。故利欲诱其情，祸难婴其身。利欲交，则幽明以之变；祸难构，则智术无所陈。若然者，虽縻爵帝扃，焉得而宁之？虽结佩皇庭，焉得而荣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径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术已生。福禄交蹇于人事，屯难顿萃于时情。忠介剖心于白日，耿节沉骨于幽灵。因斯愚智之所机，倚伏之所系，全亡之所依，其在逊顺而已哉。呜呼鉴之！呜呼鉴之！
景所著述数百篇，见行于世，删正晋司空张华《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传》各数十篇云。
长子昶，少学识，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参军。
史臣曰：琰之好学博闻，郁为邦彦。祖莹干能艺用，实曰时良。常景以文义见宗，著美当代。览其遗稿，可称尚哉。
译文
李琰之祖莹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一带）人，司空李韶的同族弟弟。他早年就有很大的名声，当时的人称他为神童。叔父司空李冲对他特别赞叹惊异，常常说：“能使我们宗族兴盛的，大概就是这个孩子吧？” 一直供给他人所需，爱护他就像自己的儿子。
二十岁时被举荐为秀才，没有赴任。他曾游历河内北山（今河南北部太行山一带），就产生了隐居的想法。恰逢彭城王元勰征召他为行台参军，极力敦促引荐他。不久，经侍中李彪奏请，兼任著作郎，编撰国史。逐渐升任国子博士，兼任尚书仪曹郎中，后转任中书侍郎、司农少卿、黄门郎，仍负责编撰国史。又升任国子祭酒，转任秘书监、兼任七兵尚书。再升任太常卿。孝庄帝初年，太尉元天穆北上讨伐葛荣，任命李琰之兼任御史中尉，担任北道军司。返回后，被授予征东将军，仍兼任太常卿。
后来出任卫将军、荆州刺史。不久，兼任尚书左仆射、三荆二郢大行台（管辖荆州、南荆州、东荆州及郢州、北郢州的军事行政机构）。很快又加授散骑常侍。李琰之虽然以儒者的身份修身治学，但常常对人说 “我家世代是将门之后”，自称仍有关西地区的豪迈风气。到荆州任职后，他非常喜欢打猎，以此显示威武。尔朱兆攻入洛阳后，南阳太守赵修延因为李琰之是庄帝的外戚，诬陷他图谋投奔萧衍，于是袭击州城，将李琰之囚禁，赵修延自己代理州中事务。城内的人斩杀了赵修延，重新推举李琰之处理州中政务。出帝初年，征召他兼任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永熙二年（公元 533 年）去世。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号为文简。
李琰之从小机敏警觉，善于言谈，经史百家无所不读，朝廷遇到疑难之事常常向他咨询请教。他常说：“崔光学识渊博但不够精深，刘芳学识精深但不够渊博；我既精深又渊博，学识兼具二人之长。” 这里说的崔光、刘芳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议论的人认可他的渊博，却不认可他的精深。当时的舆论都推崇他，他又自夸文章写得好，堂姨兄常景只是笑而不认同。每当闲暇之时，他总是闭门读书，不与外人交往。他曾对人说：“我之所以喜好读书，不是为了身后的名声，只是为了增长见闻，这是心中的愿望，因此孜孜不倦地探求，欲罢不能。难道是为了名声而劳累自己吗？这是天性使然，并非勉强为之。” 他前后两次担任史官之职，却没有编撰出什么著作。安丰王元延明，博闻多识，每当有疑难困惑，总是前来向李琰之请教辨析，自认为比不上他。
李琰之的两个儿子李纲、李惠，都跟随出帝进入关中。
祖莹，字元珍，是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一带）人。曾祖父祖敏，在慕容垂手下担任平原太守。太祖平定中山（今河北定州一带）后，赐予他安固子的爵位，任命为尚书左丞。去世后，追赠并州刺史。祖父祖嶷，字元达，因跟随太祖征讨平原的功劳，爵位晋升为侯，担任冯翊太守，追赠幽州刺史。父亲祖季真，熟悉前代的言行旧事，担任中书侍郎，在安远将军、钜鹿太守任上去世。
祖莹八岁时，就能背诵《诗经》《尚书》；十二岁时，成为中书学生。他喜爱学习，沉迷读书，夜以继日，父母担心他因此生病，加以禁止却不能阻止。他常常偷偷在灰烬中藏起火种，赶走童仆，等到父母睡觉之后，就点火读书，用衣服被褥堵塞窗户，害怕泄露光亮被家人发觉。因此他的名声非常响亮，内外亲属都称他为 “圣小儿”。他尤其擅长写文章，中书监高允常常赞叹说：“这个孩子的才华气度，不是其他学生能比得上的，最终一定会有远大的前程。”
当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授《尚书》，祖莹被选为都讲（协助博士讲学的学生首领）。学生们都已聚集，祖莹因连夜读书疲惫不堪，没有察觉天已破晓。催促讲学的人非常急迫，他匆忙中误拿了同房学生赵郡人李孝怡的《曲礼》卷走上讲台。博士态度严厉，他不敢回去更换，就把《曲礼》放在面前，背诵《尚书》三篇，没有遗漏一个字。讲完之后，李孝怡对此感到惊异，向博士说明情况，整个学校的人都为之震惊。后来高祖听说了这件事，召他入宫，让他背诵五经的章节句读，并阐述其中的要义，高祖赞叹不已。祖莹出宫后，高祖对卢昶开玩笑说：“从前把共工流放到幽州北部的边远之地，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一个人才？” 卢昶回答说：“大概是有才之人应时而生吧。” 祖莹凭借才名被授予太学博士，征召担任司徒、彭城王元勰的法曹行参军。高祖回头对元勰说：“萧赜任用王元长为萧子良的法曹，如今我为你任用祖莹，难道不是不相上下的人才吗？” 下令让他掌管元勰的文书工作。祖莹与陈郡人袁翻齐名，才华出众，当时的人为此编了谚语说：“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 又升任尚书三公郎。尚书令王肃曾在官署中吟咏《悲平城》诗，诗中写道：“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彭城王元勰非常赞叹这首诗的美妙，想让王肃再吟咏一遍，却失口说道：“王公吟咏性情，声律非常优美，可以再为我们吟诵《悲彭城》诗。” 王肃于是打趣元勰说：“怎么把《悲平城》说成《悲彭城》了呢？” 元勰面露惭愧之色。祖莹当时在座，立即说道：“有《悲彭城》这首诗，只是王公您没有见过而已。” 王肃说：“可以为我们吟诵一下。” 祖莹应声吟诵道：“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 王肃非常赞叹，元勰也十分高兴，退下后对祖莹说：“你真是出口成章的神才。今天如果没有你，我几乎要被王肃羞辱了。”
祖莹担任冀州镇东府长史时，因贿赂之事败露，被削去官职。后来侍中崔光举荐他为国子博士，仍兼任尚书左户部。李崇担任都督北上讨伐，引荐祖莹为长史。他因截留吞没军资被治罪，再次被削去官职。不久，担任散骑侍郎。孝昌年间，在广平王府第挖出一枚古玉印，朝廷下令召祖莹与黄门侍郎李琰之，让他们辨别这是哪个朝代的物品。祖莹说：“这是于阗国王在晋太康年间（公元 280-289 年）所献上的玉印。” 于是用墨涂抹玉印上的文字观察，果然如祖莹所说，当时的人都称赞他博学多识。他多次升迁，担任国子祭酒，兼任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大中正，负责监修起居注，又负责参与朝廷议事。元颢攻入洛阳后，任命祖莹为殿中尚书。庄帝返回宫中后，祖莹因替元颢撰写诏书列数尔朱荣的罪状而被免官。后来被授予秘书监，仍担任大中正。因参与商议历法，被赐予容城县子的爵位。后因事被关押在廷尉府。前废帝时，升任车骑将军。当初，庄帝末年，尔朱兆攻入洛阳，士兵焚烧了乐署，钟磬管弦等乐器几乎全部被毁。朝廷下令让祖莹与录尚书事长孙稚、侍中元孚负责制作金石雅乐，经过三年才完成，这件事记载在《乐志》中。祖莹升任车骑大将军。出帝即位后，祖莹以太常卿的身份主持礼仪，被封为文安县子。天平初年，将要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一带），齐献武王趁机召祖莹商议迁都之事。祖莹因功升任仪同三司，爵位晋升为伯。去世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祖莹因文学才华受到重视，常常对人说：“文章必须独出心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气度。怎么能和别人雷同呢？” 这大概是讥讽当时的人喜欢剽窃他人文章为己用。祖莹的诗文，也不乏天才之作，但文风不够均衡协调，佳作与平庸之作并存，文章的体制格调，比袁翻、常景稍逊一筹。他性情豪爽侠义，有气节，士人如果遭遇困厄来投奔他，他一定会尽力救助，当时的人也因此称赞他。他的文集流传于世。儿子祖珽，字孝征，继承了他的爵位。
常景，字永昌，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人。父亲常文通，担任天水太守。常景从小聪明机敏，起初阅读《论语》《毛诗》，一旦学习就能通览全篇。长大后，富有才思，非常喜爱文章。廷尉公孙良举荐他为律博士，高祖亲自得知他的名字后，便任用了他。后来担任门下录事、太常博士。正始初年，朝廷诏令尚书、门下两省在金墉城中书外省考核修订律令，下令常景参与商议。
世宗的舅舅护军将军高显去世，他的哥哥右仆射高肇私下嘱托常景以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自撰写碑铭，都呈给世宗看，世宗把这些碑铭全部交给侍中崔光挑选，崔光认为常景所写的最好，于是上奏说：“常景的名声地位虽然在众人之下，但文章却在众人之上。” 于是就用常景的文章刻石立碑。高肇娶平阳公主为妻，不久公主去世，高肇想让公主的家令按臣礼为公主服丧，交付学官商议并予以施行。尚书又就此咨询常景，常景认为妇人没有主持国家事务的道理，家令也没有成为纯臣的名分，于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丧礼的根本，在于根据实际情况表达情感；丧服轻重的依据，也在于顺应情感制定礼仪。虽然其中的道理关系到世道盛衰，事迹历经古今，但制定礼仪的根本，以及丧服递减的原则，却是一致的。因此臣子为君主服丧，是为了表达敬意并推崇君主的尊贵；为君主的母亲、妻子服丧，是按照随从服丧的规定来确立礼仪。然而诸侯大夫成为君主，是因为他们拥有封地和官吏；没有相应服丧规定的，是说他们并非世袭的爵位。如今公主下嫁，虽然被授予爵位，但并非拥有封地的君主，与分封土地的诸侯道理不同。为什么呢？诸王建立封国，配备完整的臣子官吏，臣子生前为君主效力，死后为君主服丧；而公主的家令，只有一人，其丞以下的官员，都是临时任命的属官，既没有处理国家事务的礼仪，也没有成为臣子的正式名分。推究设立家令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公主的内宅事务有时需要与外部沟通，无法亲自处理，必须借助他人。然而家令只是负责沟通内外事务，以及掌管公主府内事务而已，与君臣的名分无关。由此推断，家令不能成为纯臣，公主也不能成为正式的君主，这是很明确的。况且女子作为君主，男子作为臣子，古代的礼仪中没有记载，前朝也没有商议过这样的事情。而四门博士裴道广、孙荣乂等人认为公主是君主，家令是臣子，主张服斩衰（最重的丧服），这是极其荒谬的。另外张虚景、吾难羁等人，不推究君臣的名分，不探求服丧的情理，仍然赞同他们的意见，按照为母亲服丧的规格服齐衰（次重的丧服），从名实相符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不合情理的。我认为公主的爵位，既不是拥有封地的君主；家令的官职，也没有成为纯臣的模式。如果按照为母亲服丧来对待，那么情义无处安放；如果按照为诸侯国君夫人服丧来对待，那么又没有相应的依据。考察经典礼仪，没有相关的成文规定；就我的愚见来看，认为不应该服丧。” 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常景在门下省任职多年，始终没有得到高官职位，他想到蜀地的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四位贤才，都有很高的才华却没有担任重要职位，于是寄托心意撰写赞文赞颂他们。他赞颂司马相如说：“长卿有艳丽的才华，性情耿直不同凡俗。才华如春日云烟升腾，品格如秋月皎洁映照。游历梁国虽喜爱仁政，在汉朝为官却常称病避世。清高坚贞并非我刻意追求，穷困通达都托付给天命。” 赞颂王子渊（王褒）说：“王子拥有出众的资质，俊逸之气直冲青云。如同明珠超凡脱俗，恰似白鹄惊动众人。才华若与时代不相契合，遭遇顺遂或困厄自然分明。白白辜负了征召贤才的碧鸡之命，徒劳献上金马门的华丽文章。” 赞颂严君平说：“严公性情沉静，志向如霜雪般高洁。潜心体悟微妙的道理，通过占卜推演精妙的学说。才华被罗仲的口才所压制，职位因李强的谗言而受限。清白的操守超过黄金的坚贞，高洁的品格胜过美玉的纯净。” 赞扬子云（扬子云）说：“蜀江流淌着清澈的流水，扬子云汲取了其中的余韵。才华含光超越后世贤才，深思远虑胜过前代先贤。世人轻视长久不被赏识，专注清谈不贪图外物。拒绝当权者的权势宠信，摆酒独自悠闲漫游。”
常景在中枢机构任职十多年，深受侍中崔光、卢昶、游肇、元晖的赏识。多次升迁担任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初年，东宫建立，兼任太子屯骑校尉，仍担任原有的录事之职。这一年，他受诏令编撰门下省的诏书，共四十卷。尚书元苌出任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请求任命常景为司马，因常景的官阶不够，于是任命他为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兼任长安令。他在任上施行仁政，受到百姓和官吏的称赞。
在此之前，太常刘芳与常景等人编撰朝廷政令，还没来得及颁布施行。另外负责礼仪制度的注疏，大多是由他初创的。尚未完成，刘芳去世，常景继续完成了这项工作。世宗去世后，朝廷召常景赶赴京城，继续修订礼仪注疏。被授予谒者仆射，加授宁远将军。又以本官兼任中书舍人。后来授予步兵校尉，仍担任中书舍人。又受诏令编撰太和年间以后已经施行的朝廷礼仪，共五十多卷。当时灵太后诏令依照汉朝阴皇后、邓皇后的旧例，亲自祭祀宗庙，与皇帝交替献祭。常景依据正统礼法，制定了相应的礼仪注疏，朝廷予以认可。正光初年，被授予龙骧将军、中散大夫，仍担任中书舍人。当时肃宗在国子寺举行讲学之礼，司徒崔光执掌经书，诏令常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人一同担任录义（记录讲学内容和要义）。事情结束后，又举行释奠之礼（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并诏令百官创作释奠诗，当时人们认为常景的诗作最为优美。
这一年九月，蠕蠕（即柔然）首领阿那瑰前来朝见，朝廷对他的位次安排犹豫不决。高阳王元雍咨询常景，常景说：“从前晋咸宁年间（公元 275-280 年），南单于前来朝见，晋朝将他的位次安排在王公、特进之下。如今安排位次，应该在蕃王、仪同三司之间。” 元雍采纳了他的意见。朝廷的典章制度，如果遇到疑难无法决断，就会时常咨询常景然后施行。
当初，平定齐国之后，光禄大夫高聪被迁徙到北京（今山西大同），中书监高允为他聘娶妻子，供给他资产和住宅。后来高聪为高允立碑，常常说：“我用这篇碑文报答高允的恩德，足够了。” 豫州刺史常绰认为这篇碑文没有充分展现高允的美德。常景推崇高允的才华气度，先撰写了《遗德颂》，司徒崔光听说后前去阅读，反复品味了很久，说道：“高光禄平时常常夸耀自己的文章，自认为报答了高允的恩德，如今看到常生这篇《遗德颂》，高氏不能独自占有这份美誉了。” 侍中崔光、安丰王元延明受诏令商议制定服饰礼仪制度，下令常景参与修订。不久，常景晋升为冠军将军。
阿那瑰返回本国时，在边境停留不前，并且陈述自己的困境。朝廷派遣尚书左丞元孚奉诏令前去赈济安抚，阿那瑰扣押了元孚，经过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西北），逃奔到漠北。朝廷派遣尚书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击，没有追上。于是下令常景出塞，经过瓫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抵达瀚海（今蒙古国境内贝加尔湖一带），宣读诏令后率领部众返回。常景途中历经山水，怅然怀古，于是模仿刘琨的《扶风歌》创作了十二首诗。
常景晋升为征虏将军。孝昌初年，兼任给事黄门侍郎。不久，被授予左将军、太府少卿，仍担任中书舍人。他坚决推辞少卿之职，于是改授散骑常侍，将军之职不变。徐州刺史元法僧反叛，投奔萧衍，萧衍派遣他的豫章王萧综进入并占据彭城（今江苏徐州）。当时安丰王元延明担任大都督、大行台，率领临淮王元彧等各路军队讨伐萧综。不久萧综投降归附，徐州得以平定，朝廷派遣常景兼任尚书，持符节急速前往与行台、都督商议军机，部署军队。常景途经洛汭（洛水汇入黄河之处，今河南巩义一带），于是在此刻石铭文。当时，尚书令萧宝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元颢、都督车骑将军元恒芝等人各自率军出征讨伐，朝廷诏令常景前往军中宣读圣旨，慰劳将士。返回后，以本职将军身份被授予徐州刺史。
杜洛周在燕州（今北京昌平一带）反叛，朝廷又任命常景兼任尚书，担任行台，与幽州都督、平北将军元谭一同抵御杜洛周。常景上表请求下令幽州各县的百姓全部迁入古城，山路中凡是有通往贼寇据点的地方，临时征调民夫，根据情况设置戍卫据点，作为防御屏障。又认为近来征调的士兵，并非全部都是强壮之人，如今的三长（北魏基层行政官员，负责户籍管理、征发赋役等），都是豪门大族中丁口众多的人担任，请求临时征调他们为士兵。肃宗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常景晋升为平北将军。朝廷又另外下令元谭向西到军都关（今北京昌平西北），向北从卢龙塞（今河北迁西西北）出兵，占据这两个险要之地，以阻断贼寇进出的道路。又诏令常景在山中险要的道路之处，全部派兵守卫堵塞。常景派遣府录事参军裴智成征调范阳的三长所统领的士兵防守白闰（今河北丰宁一带），都督元谭占据居庸下口（今北京昌平居庸关南口）。不久，安州的石离、冗城、斛盐三个戍卫据点的士兵反叛，勾结杜洛周，有部众两万多户，从松岍（今河北宽城一带）前往投奔贼寇。元谭命令偏将崔仲哲等人在军都关截击他们。崔仲哲战死，杜洛周又从外部接应，元谭腹背受敌，于是大败，各路军队连夜溃散。朝廷诏令任命常景所部的偏将李琚为都督，接替元谭镇守居庸下口，将常景降为后将军，解除他的徐州刺史职务，仍诏令他担任幽、安、玄等四州行台。贼寇向南出击，劫掠蓟城（今北京西南），常景命令统军梁仲礼率领士兵半路截击，打败了贼寇，擒获贼寇将领御夷镇军主孙念恒。都督李琚被贼寇进攻，蓟城以北的军队战败，李琚战死。常景率领所属城池的百姓进行防御，贼寇不敢逼近。杜洛周返回占据上谷（今河北怀来一带）。朝廷授予常景平北将军、光禄大夫，仍担任行台。杜洛周派遣他的都督王曹纥真、马叱斤等人率领部众前往蓟城南面，劫掠百姓和粮食，恰逢连日降雨，贼寇部众疲惫不堪。常景与都督于荣、刺史王延年在粟国（今北京密云一带）设兵埋伏，截击他们的退路。大败贼寇，斩杀王曹纥真。杜洛周率领部众向南奔赴范阳（今河北涿州一带），常景与王延年、于荣再次击败他们。又派遣偏将在范阳城西的虎眼泉再次大败贼寇，擒获、斩杀以及溺水而死的贼寇非常多。后来杜洛周向南围攻范阳，城内的人反叛投降，擒获刺史王延年和常景，将他们押送给杜洛周。杜洛周不久被葛荣吞并，常景又落入葛荣手中。葛荣战败后，常景得以返回朝廷。
永安初年，朝廷诏令恢复常景的本官，兼任黄门侍郎，又代理著作郎之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永安二年，被授予中军将军、正黄门。在此之前，他参与商议《正光壬子历》，到这时被赐予高阳子的爵位。元颢逼近京城，庄帝向北巡视，常景与侍中、大司马、安丰王元延明在宫中召集各位皇亲国戚和宾客，安抚京城百姓。元颢攻入洛阳后，常景仍然留在原来的职位上。庄帝返回宫中后，解除他的黄门侍郎职务。普泰初年，被授予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因参与撰写诏书有功，被封为濮阳县子。后来按照惯例追赠爵位。永熙二年，负责参与朝廷议事。
常景从年少到年老，始终担任官职。他坚守清廉节俭的操守，不经营产业，至于衣食，仅仅能够自给而已。他沉迷于经史典籍，喜爱文学辞藻，如果遇到新奇罕见的书籍，就殷勤寻访探求，有时甚至典当物品购买，不计较价格的贵贱，一定要得到才罢休。友人刁整常常对他说：“你以清廉的品德自居，不经营家业，虽然节俭值得推崇，但将来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我担心你会像从前的太常挚恂那样在柏谷（今河南灵宝一带）挨饿。” 于是刁整与卫将军羊深怜悯他的贫困，率领刁双、司马彦邕、李谐、毕祖彦、毕义显等人各自出资一千文钱，为他购买了马匹。天平初年，迁都邺城，常景独自一人骑马跟随皇驾前往。当时诏令下达三天后，四十万户人家仓促上路，朝廷征收百官的马匹，尚书丞、郎以下没有陪同跟随皇驾的官员都只能乘坐驴子。齐献武王因常景清贫，特意赐予他四辆牛车，他的妻子儿女才得以抵达邺城。后来被授予仪同三司，仍担任原将军之职。武定六年，因年老多病辞官。朝廷诏令说：“拄着几杖是礼仪的体现，用安车送养年老的大臣，敬重年长者、尊崇贤才，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常景才艺完备通晓，文史知识渊博精深，历经三个都城（平城、洛阳、邺城）的任职，年龄超过六十年，辞官归乡时，没有多余的俸禄，家中一无所有，应当予以体恤，以表彰元老重臣。可特意赐予他右光禄大夫的随从仆役，终身享用。” 武定八年，常景去世。
常景善于与人交往，始终如一，与他交往的人，都敬佩他深远的气度，从未见过他有骄傲吝啬的神情。他喜好饮酒，淡泊名利，心境悠然自得，不攀附权贵之门。他性情温和宽厚，恭敬谨慎。每当读书时，看到古人以韦弦为戒（韦，熟牛皮，性软，用以告诫自己不要过于刚直；弦，弓弦，性紧，用以告诫自己不要过于松弛），以及地位显赫之人的危险境遇，就绘制古代可以作为借鉴警戒的事例，针对具体事件描绘形象，撰写赞文进行阐述，他写道：
《诗经・大雅》中说：“都说上天非常高远，却不敢不弯腰屈身；都说大地非常深厚，却不敢不谨慎前行。” 有一位隐居的大夫看到这段告诫的文字，就警惕地畏惧说：“道义丧失那么世道就会倾覆，利益看重那么自身就会轻贱。因此顺应自然、秉持谦逊的品德，应当铭刻在典籍之上；防范微小的过失、在独处时谨慎行事，应当绘制在丹青之中。的确啊，文人的赋作，文辞含蓄而道理明晰。仰望高远的天空，聆听低处的声音，仔细观察；俯视深厚的大地，山岳高耸，河流平静。是谁承载着上天，不偏私不畏惧；是谁踩踏在大地之上，不陷落不跌倒。因此善恶都会得到验证，万物不会有例外。过于高亢就难以长久，人们都会敬畏戒备。唉！只有大地如此深厚，人们尚且要谨慎行事。浩浩荡荡的名位权势，谁能真正认清它的本质？想要把握却无法得到，想要倾听却没有声音。因此在显达之时要有所戒备，在细微之处更要谨慎。贪图美好的爵位，是奢侈放纵的开端。自身陷入功名利禄之中，言论沉溺于是非之争。有的人贪得无厌，有的人知足却不推辞。因此地位越高，面临的压力就越大；立身正直，遭受的邪佞陷害就越多。怎么会有地位达到极致而危险不聚集，凭借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荣耀而正直的品德不凋零的道理呢？因此悔恨比大地还要深厚，灾祸比天空还要高远。悔恨没有形成的时候，谁愿意弯腰屈身？灾祸没有降临的时候，谁愿意谨慎前行？总是在危机发生后才想到谋划对策，在车子倾覆后才想到改变道路。等到想要改变已经来不及了，就像狡猾的兔子失去洞穴；思考总是落在后面，因此容易触犯君主的威严（逆鳞，比喻君主的威严）。
君子却不是这样。看到他人处境安逸就心怀谦逊，看到他人陷入困境就想着救助。推究君子的气度，比没有阶梯的天空还要高远；权势地位的危险，比深不可测的大地还要深沉。面对丰厚的诱饵却不与人争夺，爵位降低却不心存牵挂。在事情成功之时坚守善道，在还未失败之前警惕过失。即使富足也戒备自满，即使通达也考虑可能出现的阻滞。以顺应天命为长寿之道，以乐天知命为最大的恩惠；以收敛才智顺应时势，以心怀质朴游历世间。弯腰屈身，谨慎前行。即使白天已经决定要做的事，夜晚仍然要思考其中的计策。口中已经能明确背诵的道理，心中一定要认同契合。因此能够不被他人的意见所动摇、不被诱惑所迷惑，从而消除小人的诽谤；没有赞誉也没有诋毁，从而得到上天的信任。立身如同金石般坚固，名声与天地共存。不参与喧嚣的竞争，悠闲自在地独自行进。如果能这样，那么华丽的楼阁、黄金的大门，都可以安心居住；锦绣的衣服、精美的食物，都可以保养身体。柳下惠多次被罢官，却不恼怒；子文多次升迁，却不喜悦。
然而糊涂的人看到身居高位可以掌握权势，就想要凭借高位获取荣耀；看到正直之道可以修养自身，就想要独占正直之道来谋取名声。只有舍弃名声，然后才能树立真正的名声，难道是依靠炫耀正直之道所能宣扬的吗？考虑到危险然后才能巩固安宁，难道是凭借正直之道所能保全的吗？因此君子借鉴到依靠正直之道不能张扬名声，所以舍弃名声而心怀正道；借鉴到独占正直之道不能坚守权势，所以舍弃权势而推崇正道。为什么呢？践行正道虽然高尚，但不能没有过于高亢之处；追求名声虽然符合道义，但不能没有悔恨之时。然而名声过于奢华繁多，那么内在的朴实就会凋零；功业有所进展，那么自身的行事就会有所退避。这样一来，精神就会偏离正道，骄奢放纵就会亲近自身。情感与道义隔绝，行事与权势靠近。正想要绞尽脑汁维持权势，凭借权势寻求出路。因此利益欲望诱惑他的情感，灾祸危难缠绕他的身体。利益欲望交织，那么天地间的常理就会因此改变；灾祸危难构成，那么智谋权术就无处施展。如果这样，即使在皇宫中拥有爵位，又怎么能安宁呢？即使在朝廷上佩戴官印，又怎么能荣耀呢？因此自身的道义还没有修养完备，而崇尚邪恶的途径已经形成；成功还没有建立，而修正错误的方法已经产生。福禄在人事中遭遇阻滞，困顿危难在时势中聚集。忠诚正直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剖心，坚贞不屈的人在幽冥之中埋骨。由此可见，愚笨与聪明的关键，祸福相依的纽带，保全与灭亡的依靠，都在于谦逊顺从罢了。唉，以此为鉴！唉，以此为鉴！
常景所著述的文章有数百篇，流传于世，他删改订正了晋朝司空张华的《博物志》，并撰写了《儒林传》《列女传》各数十篇。
常景的长子常昶，年少时就有学识，富有文才，早年去世。
常昶的弟弟常彪之，永安年间，担任司空行参军。
史臣曰：李琰之喜爱学习，见闻广博，成为当时的贤才。祖莹有才干，有技艺，确实是当时的良臣。常景因文章道义受到推崇，在当代享有美名。阅读他们遗留的文稿，值得称赞啊。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是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一带）人，司空李韶的同族弟弟。他早年就有很大的名声，当时的人称他为神童。叔父司空李冲对他特别赞叹惊异，常常说：“能使我们宗族兴盛的，大概就是这个孩子吧？” 一直供给他人所需，爱护他就像自己的儿子。
二十岁时被举荐为秀才，没有赴任。他曾游历河内北山（今河南北部太行山一带），就产生了隐居的想法。恰逢彭城王元勰征召他为行台参军，极力敦促引荐他。不久，经侍中李彪奏请，兼任著作郎，编撰国史。逐渐升任国子博士，兼任尚书仪曹郎中，后转任中书侍郎、司农少卿、黄门郎，仍负责编撰国史。又升任国子祭酒，转任秘书监、兼任七兵尚书。再升任太常卿。孝庄帝初年，太尉元天穆北上讨伐葛荣，任命李琰之兼任御史中尉，担任北道军司。返回后，被授予征东将军，仍兼任太常卿。
后来出任卫将军、荆州刺史。不久，兼任尚书左仆射、三荆二郢大行台（管辖荆州、南荆州、东荆州及郢州、北郢州的军事行政机构）。很快又加授散骑常侍。李琰之虽然以儒者的身份修身治学，但常常对人说 “我家世代是将门之后”，自称仍有关西地区的豪迈风气。到荆州任职后，他非常喜欢打猎，以此显示威武。尔朱兆攻入洛阳后，南阳太守赵修延因为李琰之是庄帝的外戚，诬陷他图谋投奔萧衍，于是袭击州城，将李琰之囚禁，赵修延自己代理州中事务。城内的人斩杀了赵修延，重新推举李琰之处理州中政务。出帝初年，征召他兼任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永熙二年（公元 533 年）去世。追赠侍中、骠骑大将军、司徒公、雍州刺史，谥号为文简。
李琰之从小机敏警觉，善于言谈，经史百家无所不读，朝廷遇到疑难之事常常向他咨询请教。他常说：“崔光学识渊博但不够精深，刘芳学识精深但不够渊博；我既精深又渊博，学识兼具二人之长。” 这里说的崔光、刘芳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议论的人认可他的渊博，却不认可他的精深。当时的舆论都推崇他，他又自夸文章写得好，堂姨兄常景只是笑而不认同。每当闲暇之时，他总是闭门读书，不与外人交往。他曾对人说：“我之所以喜好读书，不是为了身后的名声，只是为了增长见闻，这是心中的愿望，因此孜孜不倦地探求，欲罢不能。难道是为了名声而劳累自己吗？这是天性使然，并非勉强为之。” 他前后两次担任史官之职，却没有编撰出什么著作。安丰王元延明，博闻多识，每当有疑难困惑，总是前来向李琰之请教辨析，自认为比不上他。
李琰之的两个儿子李纲、李惠，都跟随出帝进入关中。
祖莹，字元珍，是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一带）人。曾祖父祖敏，在慕容垂手下担任平原太守。太祖平定中山（今河北定州一带）后，赐予他安固子的爵位，任命为尚书左丞。去世后，追赠并州刺史。祖父祖嶷，字元达，因跟随太祖征讨平原的功劳，爵位晋升为侯，担任冯翊太守，追赠幽州刺史。父亲祖季真，熟悉前代的言行旧事，担任中书侍郎，在安远将军、钜鹿太守任上去世。
祖莹八岁时，就能背诵《诗经》《尚书》；十二岁时，成为中书学生。他喜爱学习，沉迷读书，夜以继日，父母担心他因此生病，加以禁止却不能阻止。他常常偷偷在灰烬中藏起火种，赶走童仆，等到父母睡觉之后，就点火读书，用衣服被褥堵塞窗户，害怕泄露光亮被家人发觉。因此他的名声非常响亮，内外亲属都称他为 “圣小儿”。他尤其擅长写文章，中书监高允常常赞叹说：“这个孩子的才华气度，不是其他学生能比得上的，最终一定会有远大的前程。”
当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授《尚书》，祖莹被选为都讲（协助博士讲学的学生首领）。学生们都已聚集，祖莹因连夜读书疲惫不堪，没有察觉天已破晓。催促讲学的人非常急迫，他匆忙中误拿了同房学生赵郡人李孝怡的《曲礼》卷走上讲台。博士态度严厉，他不敢回去更换，就把《曲礼》放在面前，背诵《尚书》三篇，没有遗漏一个字。讲完之后，李孝怡对此感到惊异，向博士说明情况，整个学校的人都为之震惊。后来高祖听说了这件事，召他入宫，让他背诵五经的章节句读，并阐述其中的要义，高祖赞叹不已。祖莹出宫后，高祖对卢昶开玩笑说：“从前把共工流放到幽州北部的边远之地，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一个人才？” 卢昶回答说：“大概是有才之人应时而生吧。” 祖莹凭借才名被授予太学博士，征召担任司徒、彭城王元勰的法曹行参军。高祖回头对元勰说：“萧赜任用王元长为萧子良的法曹，如今我为你任用祖莹，难道不是不相上下的人才吗？” 下令让他掌管元勰的文书工作。祖莹与陈郡人袁翻齐名，才华出众，当时的人为此编了谚语说：“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 又升任尚书三公郎。尚书令王肃曾在官署中吟咏《悲平城》诗，诗中写道：“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彭城王元勰非常赞叹这首诗的美妙，想让王肃再吟咏一遍，却失口说道：“王公吟咏性情，声律非常优美，可以再为我们吟诵《悲彭城》诗。” 王肃于是打趣元勰说：“怎么把《悲平城》说成《悲彭城》了呢？” 元勰面露惭愧之色。祖莹当时在座，立即说道：“有《悲彭城》这首诗，只是王公您没有见过而已。” 王肃说：“可以为我们吟诵一下。” 祖莹应声吟诵道：“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 王肃非常赞叹，元勰也十分高兴，退下后对祖莹说：“你真是出口成章的神才。今天如果没有你，我几乎要被王肃羞辱了。”
祖莹担任冀州镇东府长史时，因贿赂之事败露，被削去官职。后来侍中崔光举荐他为国子博士，仍兼任尚书左户部。李崇担任都督北上讨伐，引荐祖莹为长史。他因截留吞没军资被治罪，再次被削去官职。不久，担任散骑侍郎。孝昌年间，在广平王府第挖出一枚古玉印，朝廷下令召祖莹与黄门侍郎李琰之，让他们辨别这是哪个朝代的物品。祖莹说：“这是于阗国王在晋太康年间（公元 280-289 年）所献上的玉印。” 于是用墨涂抹玉印上的文字观察，果然如祖莹所说，当时的人都称赞他博学多识。他多次升迁，担任国子祭酒，兼任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大中正，负责监修起居注，又负责参与朝廷议事。元颢攻入洛阳后，任命祖莹为殿中尚书。庄帝返回宫中后，祖莹因替元颢撰写诏书列数尔朱荣的罪状而被免官。后来被授予秘书监，仍担任大中正。因参与商议历法，被赐予容城县子的爵位。后因事被关押在廷尉府。前废帝时，升任车骑将军。当初，庄帝末年，尔朱兆攻入洛阳，士兵焚烧了乐署，钟磬管弦等乐器几乎全部被毁。朝廷下令让祖莹与录尚书事长孙稚、侍中元孚负责制作金石雅乐，经过三年才完成，这件事记载在《乐志》中。祖莹升任车骑大将军。出帝即位后，祖莹以太常卿的身份主持礼仪，被封为文安县子。天平初年，将要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一带），齐献武王趁机召祖莹商议迁都之事。祖莹因功升任仪同三司，爵位晋升为伯。去世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冀州刺史。
祖莹因文学才华受到重视，常常对人说：“文章必须独出心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气度。怎么能和别人雷同呢？” 这大概是讥讽当时的人喜欢剽窃他人文章为己用。祖莹的诗文，也不乏天才之作，但文风不够均衡协调，佳作与平庸之作并存，文章的体制格调，比袁翻、常景稍逊一筹。他性情豪爽侠义，有气节，士人如果遭遇困厄来投奔他，他一定会尽力救助，当时的人也因此称赞他。他的文集流传于世。儿子祖珽，字孝征，继承了他的爵位。
常景，字永昌，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人。父亲常文通，担任天水太守。常景从小聪明机敏，起初阅读《论语》《毛诗》，一旦学习就能通览全篇。长大后，富有才思，非常喜爱文章。廷尉公孙良举荐他为律博士，高祖亲自得知他的名字后，便任用了他。后来担任门下录事、太常博士。正始初年，朝廷诏令尚书、门下两省在金墉城中书外省考核修订律令，下令常景参与商议。
世宗的舅舅护军将军高显去世，他的哥哥右仆射高肇私下嘱托常景以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高聪、通直郎徐纥各自撰写碑铭，都呈给世宗看，世宗把这些碑铭全部交给侍中崔光挑选，崔光认为常景所写的最好，于是上奏说：“常景的名声地位虽然在众人之下，但文章却在众人之上。” 于是就用常景的文章刻石立碑。高肇娶平阳公主为妻，不久公主去世，高肇想让公主的家令按臣礼为公主服丧，交付学官商议并予以施行。尚书又就此咨询常景，常景认为妇人没有主持国家事务的道理，家令也没有成为纯臣的名分，于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丧礼的根本，在于根据实际情况表达情感；丧服轻重的依据，也在于顺应情感制定礼仪。虽然其中的道理关系到世道盛衰，事迹历经古今，但制定礼仪的根本，以及丧服递减的原则，却是一致的。因此臣子为君主服丧，是为了表达敬意并推崇君主的尊贵；为君主的母亲、妻子服丧，是按照随从服丧的规定来确立礼仪。然而诸侯大夫成为君主，是因为他们拥有封地和官吏；没有相应服丧规定的，是说他们并非世袭的爵位。如今公主下嫁，虽然被授予爵位，但并非拥有封地的君主，与分封土地的诸侯道理不同。为什么呢？诸王建立封国，配备完整的臣子官吏，臣子生前为君主效力，死后为君主服丧；而公主的家令，只有一人，其丞以下的官员，都是临时任命的属官，既没有处理国家事务的礼仪，也没有成为臣子的正式名分。推究设立家令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公主的内宅事务有时需要与外部沟通，无法亲自处理，必须借助他人。然而家令只是负责沟通内外事务，以及掌管公主府内事务而已，与君臣的名分无关。由此推断，家令不能成为纯臣，公主也不能成为正式的君主，这是很明确的。况且女子作为君主，男子作为臣子，古代的礼仪中没有记载，前朝也没有商议过这样的事情。而四门博士裴道广、孙荣乂等人认为公主是君主，家令是臣子，主张服斩衰（最重的丧服），这是极其荒谬的。另外张虚景、吾难羁等人，不推究君臣的名分，不探求服丧的情理，仍然赞同他们的意见，按照为母亲服丧的规格服齐衰（次重的丧服），从名实相符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不合情理的。我认为公主的爵位，既不是拥有封地的君主；家令的官职，也没有成为纯臣的模式。如果按照为母亲服丧来对待，那么情义无处安放；如果按照为诸侯国君夫人服丧来对待，那么又没有相应的依据。考察经典礼仪，没有相关的成文规定；就我的愚见来看，认为不应该服丧。” 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常景在门下省任职多年，始终没有得到高官职位，他想到蜀地的司马相如、王褒、严君平、扬子云四位贤才，都有很高的才华却没有担任重要职位，于是寄托心意撰写赞文赞颂他们。他赞颂司马相如说：“长卿有艳丽的才华，性情耿直不同凡俗。才华如春日云烟升腾，品格如秋月皎洁映照。游历梁国虽喜爱仁政，在汉朝为官却常称病避世。清高坚贞并非我刻意追求，穷困通达都托付给天命。” 赞颂王子渊（王褒）说：“王子拥有出众的资质，俊逸之气直冲青云。如同明珠超凡脱俗，恰似白鹄惊动众人。才华若与时代不相契合，遭遇顺遂或困厄自然分明。白白辜负了征召贤才的碧鸡之命，徒劳献上金马门的华丽文章。” 赞颂严君平说：“严公性情沉静，志向如霜雪般高洁。潜心体悟微妙的道理，通过占卜推演精妙的学说。才华被罗仲的口才所压制，职位因李强的谗言而受限。清白的操守超过黄金的坚贞，高洁的品格胜过美玉的纯净。” 赞扬子云（扬子云）说：“蜀江流淌着清澈的流水，扬子云汲取了其中的余韵。才华含光超越后世贤才，深思远虑胜过前代先贤。世人轻视长久不被赏识，专注清谈不贪图外物。拒绝当权者的权势宠信，摆酒独自悠闲漫游。”
常景在中枢机构任职十多年，深受侍中崔光、卢昶、游肇、元晖的赏识。多次升迁担任积射将军、给事中。延昌初年，东宫建立，兼任太子屯骑校尉，仍担任原有的录事之职。这一年，他受诏令编撰门下省的诏书，共四十卷。尚书元苌出任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请求任命常景为司马，因常景的官阶不够，于是任命他为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兼任长安令。他在任上施行仁政，受到百姓和官吏的称赞。
在此之前，太常刘芳与常景等人编撰朝廷政令，还没来得及颁布施行。另外负责礼仪制度的注疏，大多是由他初创的。尚未完成，刘芳去世，常景继续完成了这项工作。世宗去世后，朝廷召常景赶赴京城，继续修订礼仪注疏。被授予谒者仆射，加授宁远将军。又以本官兼任中书舍人。后来授予步兵校尉，仍担任中书舍人。又受诏令编撰太和年间以后已经施行的朝廷礼仪，共五十多卷。当时灵太后诏令依照汉朝阴皇后、邓皇后的旧例，亲自祭祀宗庙，与皇帝交替献祭。常景依据正统礼法，制定了相应的礼仪注疏，朝廷予以认可。正光初年，被授予龙骧将军、中散大夫，仍担任中书舍人。当时肃宗在国子寺举行讲学之礼，司徒崔光执掌经书，诏令常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人一同担任录义（记录讲学内容和要义）。事情结束后，又举行释奠之礼（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并诏令百官创作释奠诗，当时人们认为常景的诗作最为优美。
这一年九月，蠕蠕（即柔然）首领阿那瑰前来朝见，朝廷对他的位次安排犹豫不决。高阳王元雍咨询常景，常景说：“从前晋咸宁年间（公元 275-280 年），南单于前来朝见，晋朝将他的位次安排在王公、特进之下。如今安排位次，应该在蕃王、仪同三司之间。” 元雍采纳了他的意见。朝廷的典章制度，如果遇到疑难无法决断，就会时常咨询常景然后施行。
当初，平定齐国之后，光禄大夫高聪被迁徙到北京（今山西大同），中书监高允为他聘娶妻子，供给他资产和住宅。后来高聪为高允立碑，常常说：“我用这篇碑文报答高允的恩德，足够了。” 豫州刺史常绰认为这篇碑文没有充分展现高允的美德。常景推崇高允的才华气度，先撰写了《遗德颂》，司徒崔光听说后前去阅读，反复品味了很久，说道：“高光禄平时常常夸耀自己的文章，自认为报答了高允的恩德，如今看到常生这篇《遗德颂》，高氏不能独自占有这份美誉了。” 侍中崔光、安丰王元延明受诏令商议制定服饰礼仪制度，下令常景参与修订。不久，常景晋升为冠军将军。
阿那瑰返回本国时，在边境停留不前，并且陈述自己的困境。朝廷派遣尚书左丞元孚奉诏令前去赈济安抚，阿那瑰扣押了元孚，经过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西北），逃奔到漠北。朝廷派遣尚书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仆射元纂追击，没有追上。于是下令常景出塞，经过瓫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抵达瀚海（今蒙古国境内贝加尔湖一带），宣读诏令后率领部众返回。常景途中历经山水，怅然怀古，于是模仿刘琨的《扶风歌》创作了十二首诗。
常景晋升为征虏将军。孝昌初年，兼任给事黄门侍郎。不久，被授予左将军、太府少卿，仍担任中书舍人。他坚决推辞少卿之职，于是改授散骑常侍，将军之职不变。徐州刺史元法僧反叛，投奔萧衍，萧衍派遣他的豫章王萧综进入并占据彭城（今江苏徐州）。当时安丰王元延明担任大都督、大行台，率领临淮王元彧等各路军队讨伐萧综。不久萧综投降归附，徐州得以平定，朝廷派遣常景兼任尚书，持符节急速前往与行台、都督商议军机，部署军队。常景途经洛汭（洛水汇入黄河之处，今河南巩义一带），于是在此刻石铭文。当时，尚书令萧宝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元颢、都督车骑将军元恒芝等人各自率军出征讨伐，朝廷诏令常景前往军中宣读圣旨，慰劳将士。返回后，以本职将军身份被授予徐州刺史。
杜洛周在燕州（今北京昌平一带）反叛，朝廷又任命常景兼任尚书，担任行台，与幽州都督、平北将军元谭一同抵御杜洛周。常景上表请求下令幽州各县的百姓全部迁入古城，山路中凡是有通往贼寇据点的地方，临时征调民夫，根据情况设置戍卫据点，作为防御屏障。又认为近来征调的士兵，并非全部都是强壮之人，如今的三长（北魏基层行政官员，负责户籍管理、征发赋役等），都是豪门大族中丁口众多的人担任，请求临时征调他们为士兵。肃宗全部采纳了他的建议。常景晋升为平北将军。朝廷又另外下令元谭向西到军都关（今北京昌平西北），向北从卢龙塞（今河北迁西西北）出兵，占据这两个险要之地，以阻断贼寇进出的道路。又诏令常景在山中险要的道路之处，全部派兵守卫堵塞。常景派遣府录事参军裴智成征调范阳的三长所统领的士兵防守白闰（今河北丰宁一带），都督元谭占据居庸下口（今北京昌平居庸关南口）。不久，安州的石离、冗城、斛盐三个戍卫据点的士兵反叛，勾结杜洛周，有部众两万多户，从松岍（今河北宽城一带）前往投奔贼寇。元谭命令偏将崔仲哲等人在军都关截击他们。崔仲哲战死，杜洛周又从外部接应，元谭腹背受敌，于是大败，各路军队连夜溃散。朝廷诏令任命常景所部的偏将李琚为都督，接替元谭镇守居庸下口，将常景降为后将军，解除他的徐州刺史职务，仍诏令他担任幽、安、玄等四州行台。贼寇向南出击，劫掠蓟城（今北京西南），常景命令统军梁仲礼率领士兵半路截击，打败了贼寇，擒获贼寇将领御夷镇军主孙念恒。都督李琚被贼寇进攻，蓟城以北的军队战败，李琚战死。常景率领所属城池的百姓进行防御，贼寇不敢逼近。杜洛周返回占据上谷（今河北怀来一带）。朝廷授予常景平北将军、光禄大夫，仍担任行台。杜洛周派遣他的都督王曹纥真、马叱斤等人率领部众前往蓟城南面，劫掠百姓和粮食，恰逢连日降雨，贼寇部众疲惫不堪。常景与都督于荣、刺史王延年在粟国（今北京密云一带）设兵埋伏，截击他们的退路。大败贼寇，斩杀王曹纥真。杜洛周率领部众向南奔赴范阳（今河北涿州一带），常景与王延年、于荣再次击败他们。又派遣偏将在范阳城西的虎眼泉再次大败贼寇，擒获、斩杀以及溺水而死的贼寇非常多。后来杜洛周向南围攻范阳，城内的人反叛投降，擒获刺史王延年和常景，将他们押送给杜洛周。杜洛周不久被葛荣吞并，常景又落入葛荣手中。葛荣战败后，常景得以返回朝廷。
永安初年，朝廷诏令恢复常景的本官，兼任黄门侍郎，又代理著作郎之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永安二年，被授予中军将军、正黄门。在此之前，他参与商议《正光壬子历》，到这时被赐予高阳子的爵位。元颢逼近京城，庄帝向北巡视，常景与侍中、大司马、安丰王元延明在宫中召集各位皇亲国戚和宾客，安抚京城百姓。元颢攻入洛阳后，常景仍然留在原来的职位上。庄帝返回宫中后，解除他的黄门侍郎职务。普泰初年，被授予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秘书监。因参与撰写诏书有功，被封为濮阳县子。后来按照惯例追赠爵位。永熙二年，负责参与朝廷议事。
常景从年少到年老，始终担任官职。他坚守清廉节俭的操守，不经营产业，至于衣食，仅仅能够自给而已。他沉迷于经史典籍，喜爱文学辞藻，如果遇到新奇罕见的书籍，就殷勤寻访探求，有时甚至典当物品购买，不计较价格的贵贱，一定要得到才罢休。友人刁整常常对他说：“你以清廉的品德自居，不经营家业，虽然节俭值得推崇，但将来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我担心你会像从前的太常挚恂那样在柏谷（今河南灵宝一带）挨饿。” 于是刁整与卫将军羊深怜悯他的贫困，率领刁双、司马彦邕、李谐、毕祖彦、毕义显等人各自出资一千文钱，为他购买了马匹。天平初年，迁都邺城，常景独自一人骑马跟随皇驾前往。当时诏令下达三天后，四十万户人家仓促上路，朝廷征收百官的马匹，尚书丞、郎以下没有陪同跟随皇驾的官员都只能乘坐驴子。齐献武王因常景清贫，特意赐予他四辆牛车，他的妻子儿女才得以抵达邺城。后来被授予仪同三司，仍担任原将军之职。武定六年，因年老多病辞官。朝廷诏令说：“拄着几杖是礼仪的体现，用安车送养年老的大臣，敬重年长者、尊崇贤才，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常景才艺完备通晓，文史知识渊博精深，历经三个都城（平城、洛阳、邺城）的任职，年龄超过六十年，辞官归乡时，没有多余的俸禄，家中一无所有，应当予以体恤，以表彰元老重臣。可特意赐予他右光禄大夫的随从仆役，终身享用。” 武定八年，常景去世。
常景善于与人交往，始终如一，与他交往的人，都敬佩他深远的气度，从未见过他有骄傲吝啬的神情。他喜好饮酒，淡泊名利，心境悠然自得，不攀附权贵之门。他性情温和宽厚，恭敬谨慎。每当读书时，看到古人以韦弦为戒（韦，熟牛皮，性软，用以告诫自己不要过于刚直；弦，弓弦，性紧，用以告诫自己不要过于松弛），以及地位显赫之人的危险境遇，就绘制古代可以作为借鉴警戒的事例，针对具体事件描绘形象，撰写赞文进行阐述，他写道：
《诗经・大雅》中说：“都说上天非常高远，却不敢不弯腰屈身；都说大地非常深厚，却不敢不谨慎前行。” 有一位隐居的大夫看到这段告诫的文字，就警惕地畏惧说：“道义丧失那么世道就会倾覆，利益看重那么自身就会轻贱。因此顺应自然、秉持谦逊的品德，应当铭刻在典籍之上；防范微小的过失、在独处时谨慎行事，应当绘制在丹青之中。的确啊，文人的赋作，文辞含蓄而道理明晰。仰望高远的天空，聆听低处的声音，仔细观察；俯视深厚的大地，山岳高耸，河流平静。是谁承载着上天，不偏私不畏惧；是谁踩踏在大地之上，不陷落不跌倒。因此善恶都会得到验证，万物不会有例外。过于高亢就难以长久，人们都会敬畏戒备。唉！只有大地如此深厚，人们尚且要谨慎行事。浩浩荡荡的名位权势，谁能真正认清它的本质？想要把握却无法得到，想要倾听却没有声音。因此在显达之时要有所戒备，在细微之处更要谨慎。贪图美好的爵位，是奢侈放纵的开端。自身陷入功名利禄之中，言论沉溺于是非之争。有的人贪得无厌，有的人知足却不推辞。因此地位越高，面临的压力就越大；立身正直，遭受的邪佞陷害就越多。怎么会有地位达到极致而危险不聚集，凭借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荣耀而正直的品德不凋零的道理呢？因此悔恨比大地还要深厚，灾祸比天空还要高远。悔恨没有形成的时候，谁愿意弯腰屈身？灾祸没有降临的时候，谁愿意谨慎前行？总是在危机发生后才想到谋划对策，在车子倾覆后才想到改变道路。等到想要改变已经来不及了，就像狡猾的兔子失去洞穴；思考总是落在后面，因此容易触犯君主的威严（逆鳞，比喻君主的威严）。
君子却不是这样。看到他人处境安逸就心怀谦逊，看到他人陷入困境就想着救助。推究君子的气度，比没有阶梯的天空还要高远；权势地位的危险，比深不可测的大地还要深沉。面对丰厚的诱饵却不与人争夺，爵位降低却不心存牵挂。在事情成功之时坚守善道，在还未失败之前警惕过失。即使富足也戒备自满，即使通达也考虑可能出现的阻滞。以顺应天命为长寿之道，以乐天知命为最大的恩惠；以收敛才智顺应时势，以心怀质朴游历世间。弯腰屈身，谨慎前行。即使白天已经决定要做的事，夜晚仍然要思考其中的计策。口中已经能明确背诵的道理，心中一定要认同契合。因此能够不被他人的意见所动摇、不被诱惑所迷惑，从而消除小人的诽谤；没有赞誉也没有诋毁，从而得到上天的信任。立身如同金石般坚固，名声与天地共存。不参与喧嚣的竞争，悠闲自在地独自行进。如果能这样，那么华丽的楼阁、黄金的大门，都可以安心居住；锦绣的衣服、精美的食物，都可以保养身体。柳下惠多次被罢官，却不恼怒；子文多次升迁，却不喜悦。
然而糊涂的人看到身居高位可以掌握权势，就想要凭借高位获取荣耀；看到正直之道可以修养自身，就想要独占正直之道来谋取名声。只有舍弃名声，然后才能树立真正的名声，难道是依靠炫耀正直之道所能宣扬的吗？考虑到危险然后才能巩固安宁，难道是凭借正直之道所能保全的吗？因此君子借鉴到依靠正直之道不能张扬名声，所以舍弃名声而心怀正道；借鉴到独占正直之道不能坚守权势，所以舍弃权势而推崇正道。为什么呢？践行正道虽然高尚，但不能没有过于高亢之处；追求名声虽然符合道义，但不能没有悔恨之时。然而名声过于奢华繁多，那么内在的朴实就会凋零；功业有所进展，那么自身的行事就会有所退避。这样一来，精神就会偏离正道，骄奢放纵就会亲近自身。情感与道义隔绝，行事与权势靠近。正想要绞尽脑汁维持权势，凭借权势寻求出路。因此利益欲望诱惑他的情感，灾祸危难缠绕他的身体。利益欲望交织，那么天地间的常理就会因此改变；灾祸危难构成，那么智谋权术就无处施展。如果这样，即使在皇宫中拥有爵位，又怎么能安宁呢？即使在朝廷上佩戴官印，又怎么能荣耀呢？因此自身的道义还没有修养完备，而崇尚邪恶的途径已经形成；成功还没有建立，而修正错误的方法已经产生。福禄在人事中遭遇阻滞，困顿危难在时势中聚集。忠诚正直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剖心，坚贞不屈的人在幽冥之中埋骨。由此可见，愚笨与聪明的关键，祸福相依的纽带，保全与灭亡的依靠，都在于谦逊顺从罢了。唉，以此为鉴！唉，以此为鉴！
常景所著述的文章有数百篇，流传于世，他删改订正了晋朝司空张华的《博物志》，并撰写了《儒林传》《列女传》各数十篇。
常景的长子常昶，年少时就有学识，富有文才，早年去世。
常昶的弟弟常彪之，永安年间，担任司空行参军。
史臣曰：李琰之喜爱学习，见闻广博，成为当时的贤才。祖莹有才干，有技艺，确实是当时的良臣。常景因文章道义受到推崇，在当代享有美名。阅读他们遗留的文稿，值得称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