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彪高道悦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高祖赐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贫，有大志，笃学不倦。初受业于长乐监伯阳，伯阳称美之。晚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将隐于名山，不果而罢。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既而还乡里。平原王叡年将弱冠，雅有志业，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路由冀相，闻彪名而诣之，修师友之礼，称之于郡，遂举孝廉。至京师，馆而受业焉。高闾称之于朝贵，李冲礼之甚厚，彪深宗附。
高祖初，为中书教学博士，后假员外散骑常侍、建威将军、卫国子，使于萧赜。迁秘书丞，参著作事。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彪与秘书令高祐始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彪又表曰：
臣闻昔之哲王，莫不衅衅孜孜，思纳谠言，以康黎庶。是以访童问师，不避渊泽；询谋谘善，不弃刍荛。用能光茂实于竹素，播徽声于金石。臣属生有道，遇无讳之朝，敢修往式，窃揆时宜，谨冒死上封事七条。狂瞽之言，伏待刑戮。
其一曰：自太和建号，逾于一纪，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圜丘以昭孝，则百神不乏飨矣；举贤才以酬谘，则多士盈朝矣；开至诚以轨物，则朝无佞人矣；敦六顺以教人，则四门无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则典式复彰矣；作雅乐以协人伦，则人神交庆矣；深慎罚以明刑，则庶狱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约，则俭德光昭矣；单宫女以配鳏，则人无怨旷矣；倾府藏以赈锡，则大赉周渥矣；省赋役以育人，则编户巷歌矣；宣德泽以怀远迩，则华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显，则祯瑞效质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犹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为行俭之道，犹自囗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习华既深，敦朴情浅，夫识俭素之易长，而行奢靡之难久。壮制第宅，美饰车马，仆妾衣绫绮，土木被文绣，僭度违衷者众矣。古先哲王之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关击柝，其宫室车服各有差品，小不得逾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时浮华相竞，情无常守，大为消功之物，巨制费力之事，岂不谬哉！消功者，锦绣雕文是也；费力者，广宅高宇、壮制丽饰是也。其妨男业、害女工者，焉可胜言哉！汉文时，贾谊上疏云“今之王政可为常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轻死，楚灵好瘠而国有饥人。今二圣躬行俭素，诏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犹未革者，岂楚越之人易变如彼，大魏之士难化如此？盖朝制弗宣，人未见德，使之然耳。臣愚以为第宅车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为其等制，使贵不逼贱，卑不僭高，不可以称其侈意，用违经典。今或者以为习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谨言古人革之之渐。昔子产为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畴，子产伍之；我有衣冠，子产贮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畴，子产殖之；我有子弟，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谁继之？”然则郑人之智，岂前昏而后明哉？且从政者须渐，受化者难顿故也。今若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与郑人同矣。既同郑人，是为卒有善歌，岂可惮其初怨而不为终善哉？夫尚俭者开福之源，好奢者起贫之兆。然则俭约易以教行，华靡难以财满，是以圣人留意焉，贤人希准焉。故夏禹卑宫室而恶衣服，殷汤寝黄屋而乘辂舆。此示俭于后王，后王所宜观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为鲁司寇，乘柴车而驾驽马；晏婴为齐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俭于后臣，后臣所宜识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于凉，其弊犹贪。”此言虽略，有达治道。臣之瞽言，倘或可采，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则人务本，人务本则奢费除，奢费除则谷帛丰，谷帛丰则人逸乐，人逸乐则皇基固矣。
其二曰：《易》称：“主器者，莫若长子。”《传》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则祭亡主则宗庙无所飨，冢嫡废则神器无所传。圣贤知其如此，故垂诰以为长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用大协于黎蒸，是以世统生人，载祀八百。逮嬴氏之君于秦也，殆弃德政，坑焚儒典，弗以义方教厥冢子，于是习成凶德，肆虐以临黔首，是以飨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与兴，其道在于师傅；师傅之损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礼义，逐去邪人，不使见恶人，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为卫翼。卫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长久也。损者，赵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斩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见善士，谄佞谗贼者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辅德者也，岂私周而疏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祸福之途异耳。昔光武议为太子置傅，以问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光武称善，曰：“置傅以正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汉明卒为贤主。然则佚之傅汉明，非乃生之渐也，尚或有称，而况乃生训之以正道，其为益也固以大矣。故《礼》曰“太子生，因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见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则远世之镜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既临万机，不遑温习。今而思之，岂唯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欣免冠而谢，此则近日之可鉴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赞高宗，训成显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诲，圣敬之跻，及储宫诞育，复亲抚诰，日省月课，实劳神虑。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其三曰：臣闻国本黎元，人资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劝稼穑，盈畜仓廪。故尧汤水旱，人无菜色者，盖由备之有渐，积之有素。暨于汉家，以人食少，乃设常平以给之；魏氏以兵粮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匮当时，军国取济。又《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若此。顷年山东饥，去岁京师俭，内外人庶出入就丰，既废营产，疲而乃达，又于国体实有虚损。若先多积谷，安而给之，岂有驱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诚可惧也。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又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蠲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臣又闻前代明主，皆务怀远人，礼贤引滞。故汉高过赵，求乐毅之胄；晋武廓定，旌吴蜀之彦。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诰成王勿误于庶狱，斯皆君臣相诫，重刑之至也。今二圣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谳决之日，多从降恕，时不得已，必垂恻隐，虽前王之勤听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时，愚臣窃所未安。汉制，旧断狱报重，常尽季冬；至孝章时改尽十月，以育三微。后岁旱，论者以十月断狱，阴气微，阳气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书陈宠议：冬至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雊鸡乳，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蛰虫皆震，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三统之月，断狱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以起隆怒，不可谓宁；以行大刑，不可谓静。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断。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宽宥之情，每过于昔；遵时之宪，犹或阙然。岂所谓助阳发生、垂奉微之仁也？诚宜远稽周典，近采汉制，天下断狱，起自初秋，尽于孟冬，不于三统之春，行斩绞之刑。如此，则道协幽显，仁垂后昆矣。
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饰。此君之所以礼贵臣，不明言其过也。臣有大谴，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室而请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圣朝宾遇大臣，礼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负罪当陷大辟者，多得归第自尽。遣之日，深垂隐愍，言发凄泪，百官莫不见，四海莫不闻。诚足以感将死之心，慰戚属之情。然恩发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陈末见。昔汉文时，人有告丞相周勃谋反者，逮系长安狱，顿辱之与皁隶同。贾谊乃上书，极陈君臣之义，不宜如是。夫贵臣者，天子为其改容而体貌之，吏人为其俯伏而敬贵之。其有罪过，废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束缚之，输之司寇搒笞之，小吏詈骂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及将刑也，臣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纳其言，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孝武时，稍复入狱，良由孝文行之当时，不为永制故耳。伏惟圣德慈惠，岂与汉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之时，臣安可陈瞽言于朝，但恐万世之后，继体之主有若汉武之事焉。夫道贵长久，所以树之风声也；法尚不亏，所以贻厥孙谋也，焉得行恩当时，而不著长世之制乎？
其六曰：《孝经》称：“父子之道天性。”《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经之旨，盖明一体而同气，可共而不可离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惧，惧应相连者，固自然之恆理也。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车马仍华，衣冠犹饰，宁是同体共气、分忧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围江，素服而示惧；宋仲子以失举桓谭，免冠而谢罪。然则子弟之于父兄，父兄之于子弟，惟其情至，岂与结盟相知者同年语其深浅哉？二圣清简风俗，孝慈是先。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
其七曰：《礼》云：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此圣人缘情制礼，以终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丧礼稍亡，是以要绖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汉初，军旅屡兴，未能遵古。至宣帝时，民当从军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丧制，未有定闻。至后汉元初中，大臣有重忧，始得去官终服。暨魏武、孙、刘之世，日寻干戈，前世礼制复废而不行。晋时，鸿胪郑默丧亲，固请终服，武帝感其孝诚，遂著令以为常。圣魏之初，拨乱返正，未遑建终丧之制。今四方无虞，百姓安逸，诚是孝慈道洽，礼教兴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怀，窃有未尽。伏见朝臣丁父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郊庙之祀；鸣玉垂緌，同节庆之宴；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如有遭大父母、父母丧者，皆听终服。若无其人有旷庶官者，则优旨慰喻，起令视事，但综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戎之警，墨缞从役，虽愆于礼，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采，愿付有司别为条制。
高祖览而善之，寻皆施行。
彪稍见礼遇，加中垒将军。及文明太后崩，群臣请高祖公除，高祖不许，与彪往复，语在《礼志》。高祖诏曰：“历观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廕，著德当时；或见拔幽陋，流名后叶。故毛遂起贱，奋抗楚之辩，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虽宿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以参议律令之勤，赐帛五百匹、马一匹、牛二头。
其年，加员外散骑常侍，使于萧赜。赜遣其主客郎刘绘接对，并设燕乐。彪辞乐。及坐，彪曰：“齐主既赐燕乐，以劳行人，向辞乐者，卿或未相体。自丧礼废替，于兹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极，故有今者丧除之议。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犹以素服从事。裴、谢在此，固应具此，我今辞乐，想卿无怪。”绘答言：“辞乐之事，向以不异。请问魏朝丧礼，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逾月。今圣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训之厚德，执于殷汉之间，可谓得礼之变。”绘复问：“若欲遵古，何为不终三年？”彪曰：“万机不可久旷，故割至慕，俯从群议。服变不异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谓亡礼之礼。”绘言：“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彪曰：“圣朝自为旷代之制，何关许人。”绘言：“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万机何虑于旷？”彪曰：“我闻载籍：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亲揽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机务；五霸臣过于君，故事决于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亲揽，盖远轨轩唐。”彪将还，赜亲谓曰：“卿前使还日，赋阮诗云‘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果如今日。卿此还也，复有来理否？”彪答言：“使臣请重赋阮诗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赜惘然曰：“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观卿此言，似成长阔，朕当以殊礼相送。”赜遂亲至琅邪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其见重如此。彪前后六度衔命，南人奇其謇谔。
后车驾南征，假彪冠军将军、东道副将，寻假征虏将军。车驾还京，迁御史中尉，领著作郎。彪既为高祖所宠，性又刚直，遂多所劾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高祖常呼彪为李生，于是从容谓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犹汉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诏彪持节绥慰。事宁还京，除散骑常侍，仍领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宴群臣于流化池，谓仆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国家得贤之基。”
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台事。彪素性刚豪，与冲等意议乖异，遂形于声色，殊无降下之心。自谓身为法官，莫能纠劾己者，遂多专恣。冲积其前后罪过，乃于尚书省禁止彪，上表曰：“臣闻范国匡人，光化升治，舆服典章，理无暂失。故晋文功建九合，犹见抑于请隧；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讥于舆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既宪章于古，陛下又经纶于今，用能车服有叙，礼物无坠。案臣彪昔于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华，司文东观，绸缪恩眷，绳直宪台，左加金珰，右珥蝉冕。□东省。宜感恩厉节，忠以报德。而窃名忝职，身为违傲，矜势高亢，公行僭逸。坐与禁省，冒取官材，辄驾乘黄，无所惮慑。肆志傲然，愚聋视听，此而可忍，谁不可怀！臣辄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并治书侍御史臣郦道元等于尚书都座，以彪所犯罪状告彪，讯其虚实，若或不知，须讯部下。彪答臣言：‘事见在目，实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须复召部下。’臣今请以见事，免彪所居职，付廷尉治狱。”
冲又表曰：
臣与彪相识以来垂二十载。彪始南使之时，见其色厉辞辩、才优学博，臣之愚识，谓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升达，参与言燕，闻彪评章古今，商略人物；兴言于侍筵之次，启论于众英之中；赏忠识正，发言恳恻，惟直是语，辞无隐避。虽复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矫诈，毒愆非违，厉色正辞，如鹰鹯之逐鸟雀，懔懔然实似公清之操。臣虽下才，辄亦尚其梗概，钦其正直，微识其褊急之性，而不以为瑕。及其初登宪台，始居司直，首复驺唱之仪，肇正直绳之体，当时识者佥以为难。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势，其所弹劾，应弦而倒。赫赫之威，振于下国；肃肃之称，著自京师。天下改目，贪暴敛手。臣时见其所行，信谓言行相符，忠清内发。然时有私于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绳之官，人所忌疾，风谤之际，易生音谣，心不承信。
往年以河阳事，曾与彪在领军府，共太尉、司空及领军诸卿等，集阅廷尉所问囚徒。时有人诉枉者，二公及臣少欲听采。语理未尽，彪便振怒东坐，攘袂挥赫，口称贼奴，叱吒左右，高声大呼云：“南台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虽有此言，终竟不取。即言：“南台所问，唯恐枉活，终无枉死，但可依此。”时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实者多，又心难彪，遂各嘿尔。因缘此事，臣遂心疑有滥，审加情察，知其威虐，犹未体其采访之由，讯检之状。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肃禁为大。会而言之，犹谓益多损少。故怀寝所疑，不以申彻，实失为臣知无不闻之义。
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己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过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听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贤，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贼。臣与任城卑躬曲己，若顺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虽非理，无不屈从。
依事求实，悉有成验。如臣列得实，宜殛彪于有北，以除奸矫之乱政；如臣无证，宜投臣于四裔，以息青蝇之白黑。
高祖在悬瓠，览表叹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处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寻归本乡。高祖自悬瓠北幸鄴，彪拜迎于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卿应报国，尽身为用，而近见弹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谗，为朕与卿，为宰事与卿，为卿自取？”彪对曰：“臣愆由己至，罪自身招，实非陛下横与臣罪，又非宰事无辜滥臣。臣罪既如此，宜伏东皋之下，不应远点属车之尘，但伏承圣躬不豫，臣肝胆涂地，是以敢至，非谢罪而来。”高祖纳宋弁言，将复采用，会留台表言彪与御史贾尚往穷庶人恂事，理有诬抑，奏请收彪。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无此，遣左右慰勉之。听以牛车散载，送之洛阳。会赦得免。
高祖崩，世宗践祚。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邢峦诗书往来，迭相称重，因论求复旧职，修史官之事，肃等许为左右。彪乃表曰：
臣闻龙图出而皇道明，龟书见而帝德昶，斯实冥中之书契也。自瑞官文而卑高陈，民师建而贱贵序，此乃人间之绳式也。是以《唐典》篆钦明之册，《虞书》铭慎徽之篇，《传》著夏氏之《箴》，《诗》录商家之《颂》，斯皆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于周姬，鉴乎二代，文王开之以两经，公旦申之以六联，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观《雅》、《颂》，识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札听《风》而知始基，听《颂》而识盛德。至若尼父之别鲁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谓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者矣。自余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录，乃文穷于秦汉，事尽于哀平，惩劝两书，华实兼载，文质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汉之风，美类三代，炎囗崇道冠来事。降及华、马、陈、于，咸有放焉。四敷赞弗远，不可力致，岂虚也哉？其余率见而书，睹事而作者多矣，寻其本末，可往来焉。
唯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岁越百龄，年几十纪。太祖以弗违开基，武皇以奉时拓业；虎啸域中，龙飞宇外；小往大来，品物咸亨。自兹以降，世济其光。史官叙录，未充其盛。加以东观中圮，册勋有阙，美随日落，善因月稀。故谚曰：“一日不书，百事荒芜。”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远惟景业，绵绵休烈，若不恢史阐录，惧上业茂功始有缺矣。于是召名儒之士，充麟阁之选。于时忘臣众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纳，授臣丞职，猥属斯事，无所与让。高祖时诏臣曰：“平尔雅志，正尔笔端。书而不法，后世何观？”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与著作等鸠集遗文，并取前记，撰为国书。假有新进时贤制作于此者，恐闺门既异，出入生疑，弦柱既易，善者或谬。自十五年以来，臣使国迁，频有南辕之事，故载笔遂寝，简牍弗张。其于书功录美，不其阙欤？
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宝，崇祖宗之业，景功未就，奄焉崩殒，凡百黎萌，若无天地。赖遇陛下，体明叡之真，应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烛物，履静恭以安邦；天清其气，地乐其静，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可谓重明叠圣，元首康哉。惟先皇之开创造物，经纶浩旷，加以魏典流制，藻缋垂篇，穷理于有象，尽性于众变，可谓日月出矣，无幽不烛也。《记》曰：善流者欲人继其行，善歌者欲人继其声。故《传》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无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亲王，可谓当之矣。然先皇之茂猷圣达，今王之懿美洞鉴，准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时哉时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仪者，先皇之陶钧也；齐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虑周四时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神鬼者，先皇之玄烛也；迁都改邑者，先皇之达也；变是协和者，先皇之鉴也；思同书轨者，先皇之远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礼田岐阳者，先皇之义也；张乐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銮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礼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肃也；亲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实无阙者，先皇之德也；开物成务者，先皇之贞也；观乎人文者，先皇之蕴也；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谦尊而光，为而弗有，可谓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诚宜功书于竹素，声播于金石。
臣窃谓史官之达者，大则与日月齐明，小则与四时并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迁、班固是也。故能声流于无穷，义昭于来裔。是以金石可灭而流风不泯者，其唯载籍乎？谚曰“相门有相，将门有将”，斯不唯其性，盖言习之所得也。窃谓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书》称羲和世掌天地之官，张衡赋曰“学乎旧史氏”，斯盖世传之义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为裘，良弓之子善知为箕，物岂有定，习贯则知耳。所以言及此者，史职不修，事多沦旷，天人之际，不可须臾阙载也。是以谈迁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鉴之轨辙，后镜之蓍龟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终业者有之，皆陵迟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赋，伯喈违阁而就志。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
今大魏之史，职则身贵，禄则亲荣，优哉游哉，式谷尔休矣；而典谟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渔阳傅毗、北平阳尼、河间邢产、广平宋弁、昌黎韩显宗等，并以文才见举，注述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终茂绩。前著作程灵虬同时应举，共掌此务，今从他职，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虽不移任，然侍官两兼，故载述致阙。臣闻载籍之兴，由于大业；《雅》、《颂》垂荐，起于德美；虽时有文质，史有备略，然历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谈诫其子迁曰：“当世有美而不书，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见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讥。取之深衷，史谈之志贤亮远矣。《书》称“无旷庶官”，《诗》有“职思其忧”；臣虽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于此。语曰“患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为”，臣诚不知，强欲为之耳。窃寻先朝赐臣名彪者，远则拟汉史之叔皮，近则准晋史之绍统。推名求义，欲罢不能，荷恩佩泽，死而后已。今求都下乞一静处，综理国籍，以终前志，官给事力，以充所须。虽不能光启大录，庶不为饱食终日耳。近则期月可就，远也三年有成。正本蕴之麟阁，副贰藏之名山。
时司空北海王详、尚书令王肃以其无禄，颇相赈饷。遂在秘书省同王隐故事，白衣修史。
世宗亲政，崔光表曰：“伏见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怀美意，创刊魏典。臣昔为彪所致，与之同业积年，其志力贞强，考述无倦，督劝群僚，注缀略举。虽顷来契阔，多所废离，近蒙收起，还综厥事。老而弥厉，史才日新，若克复旧职，专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阐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历高班，纤负微愆，应从涤洗。愚谓宜申以常伯，正绾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内思，研积岁月，纪册必就。鸿声巨迹，蔚乎有章，盛轨懋咏，铄焉无泯矣。”世宗不许。
诏彪兼通直散骑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请不行，有司切遣之。会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于洛阳，年五十八。
始彪为中尉，号为严酷。以奸款难得，乃为木手，击其胁腋，气绝而复属者时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杀之。及彪之病也，体上往往疮溃，痛毒备极。诏赐帛一百五十匹，赠镇远将军、汾州刺史，谥曰刚宪。彪在秘书岁余，史业竟未及就，然区分书体，皆彪之功。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其所著诗颂赋诔章奏杂笔百余篇，别有集。
彪虽与宋弁结管鲍之交，弁为大中正，与高祖私议，犹以寒地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彪亦知之，不以为恨。及弁卒，彪痛之无已，为之哀诔，备尽辛酸。郭祚为吏部，彪为子志求官，祚仍以旧第处之。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谓祚应以贵游拔之，深用忿怨，形于言色，时论以此讥祚。祚每曰：“尔与义和至交，岂能饶尔而怨我乎？”任城王澄与彪先亦不穆。及为雍州，彪诣澄为志求其府僚，澄释然为启，得列曹行参军，时称美之。
志，字鸿道，博学有才干。年十余岁，便能属文。彪甚奇之，谓崔鸿曰：“子宜与鸿道为‘二鸿’于洛阳。”鸿遂与志交款往来。彪有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尝窃谓所亲曰：“此当兴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后，世宗闻其名，召为婕妤，以礼迎引。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志后稍迁符玺郎中、徐州平东府司马。以军功累转后军将军、中散大夫、辅国将军、永宁寺典作副将。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爱，公私坐集，必自称咏，由是为高祖所责。及彪亡后，婕妤果入掖庭，后宫咸师宗之。世宗崩，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志所在著绩。桓叔兴外叛，南荆荒毁，领军元义举其才任抚导，擢为南荆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建义初，叛入萧衍。
高道悦，字文欣，辽东新昌人也。曾祖策，冯跋散骑常侍、新昌侯。祖育，冯文通建德令。值世祖东讨，率其所部五百余家归命军门，世祖授以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父立，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蓚县。
道悦少为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转治书侍御史，加谏议大夫，正色当官，不惮强御。车驾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道悦以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违期会，奏举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澄，位总朝右，任属戎机，兵使会否，曾不检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职维枢辖，蒙冒莫举；请以见事免良等所居官。时道悦兄观为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悦有党兄之负，高祖诏责，然以事经恩宥，遂寝而不论。诏曰：“道悦资性忠笃，禀操贞亮；居法树平肃之规，处谏著必犯之节；王公惮其风鲠，朕实嘉其一至，謇谔之诚，何愧黯鲍也。其以为主爵下大夫，谏议如故。”车驾将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
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鄴，已诏都水回营构之材，以造舟楫。道悦表谏曰：“臣闻博纳舆言，君上之崇务；规箴匡正，臣下之诚节。是以置鼓设谤，爰自曩日；虚襟博听，义属今辰。臣既疏鲁，滥蒙荣贯，司兼献弼，职当然否，佩遇恩华，愿陈闻见。窃以都作营构之材，部别科拟，素有定所。工治已讫，回付都水，用造舟舻。阙永固居宇之功，作暂时游嬉之用，损耗殊倍，终为弃物。且子来之诚，本期营起，今乃修缮舟楫，更为非务，公私回惶，佥深怪愕。又欲御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牵取进，授衣之月，裸形水陆，恐乖视人若子之义。且鄴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更乃舍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虑，朝野俱惑，进退伏思，不见其可。又从驾群僚，听将妻累，舟楫之间，更无限隔，士女杂乱，内外不分。当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礼调风，轨物寰宇，窃惟斯举，或损洪猷，深失溥天顺则之望。又氐胡犯顺未恭，西道偏戎旗胄；仍袭南寇，对接迎畿；蛮民疏戾，每造不轨；窥觎间隙，或生虑外。愚谓应妙选懿亲，抚宁后事，令奸回息觊觎之望，边寇绝窥疆之心。臣禀性愚直，知而无隐，区区丹志，冒昧以闻。”诏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称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修缮非务，舟楫无鄣，士女杂乱，此则卿之失辞矣。深薄之危，抚后之重，斯则卿之得言也。”于是，高祖遂从陆路。转道悦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俨然难犯，宫官上下，咸畏惮之。
太和二十年秋，车驾幸中岳，诏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潜谋还代，忿道悦前后规谏，遂于禁中杀之。高祖甚加悲惜，赠散骑常侍，带管州刺史，赐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诏使者监护丧事，葬于旧茔，谥曰贞侯。世宗又追录忠概，拜长子显族给事中。
显族，亦以忠厚见称，卒于右军将军。
显族弟敬猷，有风度。员外散骑侍郎、殿中侍御史，进给事中、轻车将军、奉车都尉。萧宝夤西征，引为骠骑司马。及宝夤谋逆，敬猷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潜图义举，谋泄见杀。赠冠军将军、沧州刺史，听一子出身。
道悦长兄嵩，字昆仑。魏郡太守。
子良贤，长水校尉。
良贤弟侯，险薄为劫盗，冀郡患之。
嵩弟双，清河太守。浊货将刑，在市遇赦免。时北海王详为录尚书，双多纳金宝，除司空长史。未几，迁太尉长史，俄出为征虏将军、凉州刺史。专肆贪暴，以罪免。后货高肇，复起为幽州刺史。又以贪秽被劾，罪未判，遇赦复任。未几而卒。
子景翻，幽州司马。
双弟观，尚书左外兵郎中、城阳王鸾司马。南征赭阳，先驱而殁。赠通直散骑侍郎，谥曰闵。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确然，业艺夙成，见擢太和之世，輶轩骤指，声骇江南，秉笔立言，足为良史。逮于直绳在手，厉气明目，持坚无术，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岂彪之谓也？高道悦匡直之风，见惮于世，丑正贻祸，有可悲乎！
译文
李彪高道悦
李彪，字道固，是顿丘卫国（今河南清丰一带）人，他的名字是高祖（北魏孝文帝）赐予的。他家世贫寒低微。年少时父亲去世，生活贫困，但他胸怀大志，勤奋学习不知疲倦。起初跟随长乐（今河北冀县一带）人监伯阳学习，监伯阳十分称赞他的才华。晚年时，他与渔阳（今北京密云一带）人高悦、北平（今河北遵化一带）人阳尼等人打算到名山隐居，最终没能成行而作罢。高悦的兄长高闾，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家中藏书丰富，李彪于是在高悦家中手抄口诵，日夜苦读，连睡觉吃饭都顾不上。不久之后回到家乡。平原王拓跋叡当时即将年满二十，向来有建功立业的志向，他迎娶东徐州（治所在今江苏邳州）刺史博陵（今河北安平一带）人崔鉴的女儿，途中经过冀州、相州（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听说了李彪的名声，便前往拜访，以师友之礼相待，并在州郡中称赞他，李彪因此被推举为孝廉。到了京城洛阳后，拓跋叡安排他住在馆舍中继续求学。高闾在朝中权贵面前举荐李彪，李冲也对他礼遇优厚，李彪于是深深依附于他们。
高祖初年，李彪担任中书教学博士，后来被任命为代理员外散骑常侍、建威将军、卫国子，奉命出使南齐萧赜（齐武帝）朝廷。之后升任秘书丞，参与修撰国史的工作。自晋成帝以来直到太和年间，崔浩、高允等人撰写《国书》，采用编年体的体例，按时间顺序记录史事，却遗漏了很多当时的重要事件，留存下来的内容不足三分之一。李彪与秘书令高祐上书请求改变编年体，效仿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纪传体体例，创立纪、传、表、志的篇目。
李彪又上奏表说：
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寻求忠直之言，以安定百姓的。因此他们寻访孩童、请教师长，不避偏远之地；征询谋划、采纳善言，不嫌弃地位低微之人。正因如此，他们的丰功伟绩才能记载于史书，美好声名才能流传于金石之上。臣生逢圣明之世，遇到无所忌讳的朝代，斗胆依照古代的做法，斟酌当下的时宜，冒死献上七条密封的奏议。这些狂妄浅陋的言论，甘愿等待惩罚。
第一条：自从太和年间建立年号以来，已经超过十二年，国家的典章制度、德政举措，都可以一一述说。建立圜丘（古代帝王祭天的场所）以彰显孝道，那么各路神灵就不会缺少祭祀；举荐贤才以听取他们的谋划，那么朝中就会人才济济；敞开至诚之心以规范万物，那么朝廷中就不会有奸佞之人；倡导六顺（指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以教化百姓，那么四方就不会有凶暴之人；制定冠服制度以明确等级秩序，那么典章仪式就会重新彰显；创作雅乐以协调人伦关系，那么人与神灵就会共同庆贺；谨慎使用刑罚以严明法纪，那么各类案件就能得到公正裁决；减省服饰饮食以显示节俭，那么节俭的美德就会发扬光大；将宫女许配给鳏夫，那么人们就不会有怨恨不满；拿出国库积蓄以救济赏赐，那么恩惠就能遍及天下；减轻赋税徭役以养育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在街巷中歌颂圣德；宣扬恩泽以安抚远近之人，那么华夏与蛮荒之地的民众都会欢舞庆贺；降下至高德行以贯通天地，那么吉祥的征兆就会显现。万物各得其所，事事焕然一新，多么伟大啊，就像造物主自然而然地成就一切。然而臣愚钝地认为，推行节俭之道，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为什么呢？如今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富豪之家，习惯于奢华已久，崇尚质朴的情怀淡薄，他们明知节俭朴素容易长久，却推行奢靡之风难以持久。大肆建造宅院，装饰车马，仆人侍妾穿着绫罗绸缎，房屋器物上布满花纹刺绣，逾越等级制度、违背本心的人太多了。古代圣明的君主制定制度，从天子到公卿，再到守门打更的小吏，他们的宫室、车马、服饰都有不同的等级规格，地位低的不能逾越地位高的，卑贱的不能逾越尊贵的。正因如此，上下秩序井然，人们的志向才能安定。如今浮华之风相互攀比，人心没有恒定的操守，大肆制作耗费民力的物品，兴造浪费人力的工程，难道不荒谬吗！耗费民力的，是锦绣雕刻之类的奢侈品；浪费人力的，是高大的宅院、壮丽的装饰之类的工程。这些事情妨碍男子耕作、耽误女子纺织的危害，实在难以尽言！汉文帝时，贾谊上书说 “当今的王道政治，有六件事值得深深叹息”，这便是其中之一。君主所喜好的，臣下必然会效仿。所以越王勾践喜好勇武，士人就多轻视死亡；楚灵王喜好瘦弱之人，国内就有挨饿的百姓。如今两位圣人（指孝文帝和文明太后）亲身践行节俭朴素，频繁颁布诏令倡导，但百姓的奢靡之风仍然没有改变，难道是楚、越之地的人容易改变，而大魏的士人难以教化吗？大概是朝廷的制度没有宣扬，人们没有感受到圣德，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臣愚钝地认为，宅院、车马、服饰，从百官到平民百姓，都应该制定等级制度，使尊贵的不逼迫卑贱的，地位低的不逾越地位高的，不能让他们放纵奢侈的意愿，违背经典的规定。如今有人认为习俗由来已久，不能仓促改变，臣恭敬地说说古人逐渐改革的例子。从前子产在郑国执政一年，百姓歌唱道：“我有田地，子产按丘征税；我有衣冠，子产收归官府；谁要杀子产，我就和他一起去。” 到了第三年，百姓的歌谣就改成了：“我有田地，子产使它增产；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子产如果死去，谁能继承他的职位？” 那么郑国人的智慧，难道是先前昏聩后来才明智吗？只是执政者需要循序渐进，接受教化的人难以立刻改变的缘故。如今如果制定制度划分等级，大魏士人的反应，将会和郑国人相同。既然和郑国人相同，最终会有美好的赞誉，难道能因为起初的怨恨而不做最终有益的事情吗？崇尚节俭是开启福运的源头，喜好奢靡是招致贫困的征兆。况且节俭容易教化推行，奢华难以用财物满足，因此圣人对此十分留意，贤人也纷纷效仿。所以夏禹居住简陋的宫室，穿着粗劣的衣服；商汤住着黄色的屋室，乘坐简陋的车子。这是向后代帝王展示节俭，后代帝王应当领会其中的深意，采取折中的做法。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乘坐简陋的柴车，驾着劣马；晏婴担任齐国正卿时，戴着洗过的帽子，穿着旧皮衣。这是向后代臣子展示节俭，后代臣子应当体会其中的情味，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行为。先前的典籍说：“制定的法令过于宽松，尚且会导致贪婪的弊端。” 这句话虽然简略，却符合治国之道。臣的浅陋之言，如果有值得采纳的地方，等到三年之后，一定能取得成效。有了成效，人们就会专心于农业根本，专心根本就会消除奢侈浪费，消除奢侈浪费就会粮食布帛丰足，粮食布帛丰足人们就会安逸快乐，人们安逸快乐那么皇家的基业就会稳固。
第二条：《易经》说：“主持宗庙祭祀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左传》说：“太子供奉嫡长子的祭祀祭品。” 那么如果祭祀没有主人，宗庙就无法得到祭祀；嫡长子被废弃，皇位就无法传承。圣贤之人知道这个道理，因此留下训诫作为长治久安的法则。从前周朝的帝王掌握了这个道理，因此推崇儒术来教导嫡长子，嫡长子于是养成美好的品德，很好地协调百姓，因此世代统治天下，延续了八百年的国运。到了秦朝的君主，几乎抛弃了德政，坑杀儒生、焚烧儒家典籍，不用仁义之道教导嫡长子，嫡长子于是养成凶暴的品性，残酷压迫百姓，因此国运不长，二代就灭亡了。国家的灭亡与兴盛，关键在于太子的师傅；师傅的好坏，是可以言说的。好的例子是，周公辅佐周成王，用孝、仁、礼、义教导他，驱逐奸邪之人，不让他见到恶人，挑选天下品行端正、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学识渊博、有道术的人作为他的辅佐。辅佐的人贤良，周成王就品行端正，这就是周朝国运长久的原因。坏的例子是，赵高辅佐胡亥，教导他刑罚杀戮、割鼻、灭族等残暴手段，驱逐正直之人，不让他见到贤善之人，让谄媚奸佞、谗言害人的人留在他身边。身边的人邪恶，胡亥就品行偏邪，这就是秦朝国运短促的原因。皇天是辅助有德行的人的，难道会偏爱周朝而疏远秦朝吗？是因为他们推行的道路不同，所以祸福的结局也不同。从前光武帝商议为太子设置师傅，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揣摩光武帝的心意，都说太子的舅舅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以担任。博士张佚严肃地说：“如今设立太子，是为了阴氏家族，还是为了天下百姓？如果是为了阴氏家族，那么阴侯可以担任；如果是为了天下百姓，那么本来就应该选用天下的贤才。” 光武帝称赞他说得好，说：“设置师傅是为了匡正太子。如今博士尚且敢于纠正朕的错误，更何况是太子呢？” 当即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汉明帝最终成为贤明的君主。那么张佚辅佐汉明帝，尚且能使他逐渐成长，还有这样的赞誉，更何况是从太子出生时就用正道教导他，所带来的益处必然更大。因此《礼记》说 “太子出生后，就按照礼仪举行仪式，让士人抱着他，有关官员斋戒肃穆，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到南郊拜见上天”，这是表明嫡长子的重要性，得到上天的认可。“经过宫门时就下车，经过宗庙时就快步走过”，这是阐明孝敬的道理。古代的太子，“从婴儿时期开始，教育就已经施行”，这是遥远时代的借鉴。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濬）感慨年少时师傅没有尽心尽力教导，曾经对大臣们说：“朕开始学习的时候，年纪还小，心思不能专一，等到登上皇位，处理纷繁的政务，就没有时间温习了。如今回想起来，难道只是朕的过错，也是师傅没有尽心尽力的缘故。” 尚书李欣摘下帽子请罪，这是近期可以借鉴的例子。臣恭敬地希望太皇太后（文明太后），辅佐高宗，教导显祖（献文帝），使伟大的功绩超越前代帝王。陛下年幼时受到悉心教诲，养成了圣明恭敬的品性，等到太子诞生，又亲自抚养教导，日复一日地检查督促，实在耗费心神。如今确实应该效仿古代，设立师傅来教导太子，教导得正确，太子的品行就端正；太子品行端正，皇家就会吉祥；皇家吉祥，百姓就会十分幸运。
第三条：臣听说国家的根本是百姓，百姓依靠粮食生存，因此古代圣明的君主没有不鼓励农耕，充实粮仓的。所以唐尧、商汤时期遭遇水旱灾害，百姓却没有面带饥色，大概是因为平时逐渐储备，长期积累的缘故。到了汉朝，因为粮食短缺，于是设立常平仓（古代调节粮价、储备粮食的机构）来供给百姓；曹魏时期因为军粮匮乏，制定屯田制度来供应军队。这些措施都能使当时粮食不匮乏，军国大事得以顺利进行。另外《礼记》说：国家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就不能称之为国家。光武帝因为一亩地没有收成，就归罪于州牧、太守。圣人担忧天下，重视粮食，是如此的恳切；贤明的君主体恤百姓，鼓励农耕，是如此的迫切。近年来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发生饥荒，去年京城也出现粮荒，朝廷内外的百姓纷纷外出寻找粮食充足的地方，既荒废了家业，疲惫不堪才到达目的地，又对国家的体制造成了损害。如果事先多积累粮食，安稳地供给百姓，怎么会出现驱赶、督促老弱之人，到千里之外谋生的情况呢？用现在的情况对比古代，实在令人担忧。臣认为应该分出州郡常规赋税的九分之二，以及京城财政年度支出的结余，分别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丰收年份就收购粮食储存在粮仓中，荒年就按照私人粮食价格的两倍卖给百姓。这样一来，百姓必然会努力耕种来购买官府的绢帛，又会致力于积蓄财物来购买官府的粮食；丰收年份就会经常储备，荒年就会直接供给。另外设立农官，选取州郡百姓的十分之一作为屯田户，根据土地的水旱情况，估算田地的数量，用贪污受贿的赃物、赎罪的财物以及其他剩余的钱财购买耕牛，分配给屯田户，让他们全力耕作。每个屯田户耕种的田地，每年要求缴纳六十斛粮食，免除他们的正常赋税以及出征、戍边等杂役。推行这两项措施，几年之内，就会粮食积累、百姓富足，即使遭遇灾害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臣又听说前代贤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安抚远方的百姓，礼遇贤才，提拔被埋没的人才。因此汉高祖经过赵国时，寻找乐毅的后代；晋武帝平定天下后，表彰吴、蜀两国的贤才。臣认为应该在黄河以南七州（指北魏疆域南部沿黄河的七个州）的百姓中，选拔有门第、有才能的人，召他们到京城，按照中原地区官员的标准，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这样一来，一是可以弘扬圣朝公平对待新旧臣民的道义，二是可以安抚江汉地区（指南齐统治区域）归顺有道明君的人心。
第四条：从前帝舜命令咎繇（皋陶）审理案件要体恤百姓，周公告诫周成王不要在各类案件中出现失误，这都是君臣之间相互告诫，重视刑罚的体现。如今两位圣人怜悯有罪之人，无论罪行轻重，在裁决的时候，大多予以宽恕，有时迫不得已必须判刑，也一定会表现出怜悯之心，即使是前代帝王认真听取案情、宽赦罪犯，也不过如此。至于违背时节执行刑罚，愚臣私下认为不妥。汉朝的制度，过去判决重罪、上报朝廷核准，通常在冬季的最后一个月；到了汉章帝时，改为在十月结束，以养育万物初生的微弱阳气。后来发生旱灾，议论的人认为十月判决案件，阴气微弱，阳气泄露，因此导致旱灾。汉章帝将这件事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尚书陈宠上奏说：冬至时阳气开始萌发，因此十一月有射干（一种植物）、芸草、荔枝（此处指一种香草）生长的应兆，周朝将十一月作为春季的开始；十二月阳气上升通达，野鸡鸣叫、母鸡孵蛋，商朝将十二月作为春季的开始；十三月（即农历正月）阳气已经到来，冬眠的昆虫都苏醒过来，夏朝将十三月作为春季的开始。这三个月初生的阳气逐渐显著，对应三统（指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在这三个月判决案件、流血杀人，是不顺应天意的。《礼记・月令》说：仲冬之月（农历十一月），身体要安宁，事务要清静。发动盛怒，不能称之为安宁；执行重刑，不能称之为清静。汉章帝认为他说得好，最终确定在十月判决案件。如今京城及各地判决重罪、上报核准，通常在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不遵循三正（指夏、商、周三代的正朔）来养育初生的阳气。宽恕的心意，常常超过前代；遵守时节的法令，却仍然有所缺失。这难道就是所说的帮助阳气生发、给予微弱生命仁爱吗？实在应该远考周朝的典籍，近取汉朝的制度，天下判决案件，从初秋开始，到孟冬（农历十月）结束，不在三统对应的春季月份执行斩首、绞刑等重刑。这样一来，就能顺应天地人神的道义，将仁爱传承给后代。
第五条：古代，大臣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官，不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 “簠簋不饰”（指祭祀用的礼器没有装饰，比喻为官不廉洁）。这是君主礼遇尊贵的大臣，不明确说出他的过错。大臣有重大过错，就戴着白帽子、系着牦牛尾做的帽带，捧着一盘水、上面放着一把剑，到君主的宫殿前请求赐死，这是大臣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而不敢逃避刑罚。圣朝对待大臣，礼仪与古代相同。自太和年间以来，有犯罪应当被判处死刑的大臣，大多能够回到家中自尽。君主派遣使者前往时，深切地表达怜悯之情，言语间流下悲伤的泪水，文武百官没有不看见的，天下百姓没有不听说的。这确实能够感动即将死去的人的心，安慰他们亲属的情感。然而这种恩惠是发自内心的，没有形成永久的制度，这就是愚臣敢于陈述浅见的原因。从前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周勃被逮捕关押在长安的监狱中，受到的屈辱与奴仆相同。贾谊于是上书，极力陈述君臣之间的道义，不应该这样对待大臣。尊贵的大臣，天子为他改变仪容、以礼相待，官吏百姓为他俯身叩拜、敬重有加。如果他有过错，可以罢黜他的官职，可以赐他死罪。但如果将他捆绑起来，押送到司法官员那里拷打，被小吏辱骂，恐怕不是让百姓看到的做法。等到将要执行刑罚时，大臣面向北方拜两次，跪下自杀。天子说：先生自己有过错，朕对待先生是有礼数的。君主不派人强迫他受刑。汉文帝深深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从此以后，大臣有罪，都自杀而不受刑罚。到了汉武帝时，又逐渐有大臣被关进监狱，这实在是因为汉文帝当时推行的制度没有成为永久的规定。臣恭敬地认为圣朝的德行仁慈宽厚，难道比不上汉文帝吗？如今天下太平，百姓没有非议的时候，臣怎么敢在朝廷上陈述狂妄的言论，只是担心万世之后，继承皇位的君主会出现像汉武帝那样的事情。治国之道贵在长久，因此要树立良好的风气；法令贵在不被破坏，因此要为子孙后代留下谋划，怎么能只在当时施行恩惠，而不制定长久的制度呢？
第六条：《孝经》说：“父子之间的道义是天性。”《尚书》说：“孝顺啊，只有孝顺父母，才能友爱兄弟。” 这两部经典的主旨，都是阐明父子兄弟之间血脉相连、气息相通，能够同甘共苦而不能分离。当他们有人犯罪时，罪行不牵连他人，这是君主的深厚恩惠。至于说到忧虑，亲属之间相互担忧，本来就是自然的常理。没有情义的人，父亲兄长被关押在监狱中，子弟却没有悲伤的神色；子弟逃避刑罚，父亲兄长却没有愧疚的表情。他们仍然安享荣华富贵，照常交游往来，车马依旧华丽，衣冠仍然整齐，这难道是血脉相连、分忧共患的道理吗？从前秦穆公因为楚国人围攻江国，穿上素服表示担忧；宋仲子因为举荐桓谭不当，摘下帽子请罪。那么子弟对于父亲兄长，父亲兄长对于子弟，只要情感深厚，难道能和结盟的知己相提并论深浅吗？两位圣人清理风俗，将孝慈放在首位。臣愚钝地认为，如果父亲兄长犯罪，应当让子弟穿上素服、袒露上身，到皇宫前请罪；如果子弟犯罪，应当让父亲兄长呈上没有封缄的奏表，主动承担责任，请求解除自己的官职。如果职位至关重要，不适合允许辞职，就安慰劝勉，挽留他们继续任职。这样一来，足以敦促那些平庸浅薄的人，让他们知道羞耻。
第七条：《礼记》说：大臣遭遇父母去世的重大丧事，君主三年内不派人到他家中征召他任职。这是圣人根据情感制定礼仪，以成全孝子尽孝之心的做法。周朝末年，社会衰败，丧礼逐渐荒废，因此有人戴着孝带就参军打仗，《诗经》中就有《素冠》篇讽刺这种行为；到了残暴的秦朝，丧礼几乎完全消失了。汉朝初年，战争频繁，没能遵循古代的丧礼制度。到了汉宣帝时，百姓应当参军屯田的，如果遭遇祖父母、父母去世，不满三个月，都不征召他们服役；而朝中大臣的丧礼制度，没有明确的规定。到了东汉元初年间，大臣遭遇父母去世的重大丧事，才能够辞官回家服满三年丧期。到了魏武帝（曹操）、孙权、刘备统治时期，战乱不断，前代的丧礼制度又被废弃不再施行。晋朝时，鸿胪卿郑默遭遇亲人去世，坚决请求服满丧期，晋武帝被他的孝诚感动，于是颁布诏令，将大臣服满丧期作为常规制度。圣魏建立之初，平定战乱、恢复正道，没有闲暇建立大臣服满丧期的制度。如今四方没有战乱，百姓安居乐业，实在是孝慈之道普及、礼仪教化盛行的时代。然而愚臣心中，仍然有未说完的话。臣看到朝中大臣遭遇父亲去世的丧事，假期结束后就回到职位上，穿着华丽的衣服、乘坐高大的车马，参与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佩戴着玉佩、垂着帽带，参加节日庆典的宴会；这伤害了为人子女的孝道，违背了天地间的常理。臣认为如果有遭遇祖父母、父母去世的大臣，都应该允许他们服满三年丧期。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接替他们的官职，导致职位空缺，就颁布优厚的诏令安慰劝勉，征召他们回来任职，但只让他们负责处理公文收发、上奏等事务，国家的吉祥庆典，一概不让他们参与。如果遇到军事紧急情况，允许他们穿着黑色的丧服（古代守丧期间穿的丧服）参军服役，虽然违背了礼仪，但也是事情的需要。如果臣的话有一点值得采纳，希望交给有关部门另外制定具体的制度。
高祖阅读了李彪的奏表后，认为很好，不久之后都予以施行。
李彪逐渐受到礼遇，被加封为中垒将军。等到文明太后去世，大臣们请求高祖除去丧服，恢复正常的朝会和政务，高祖没有允许，他与李彪就丧礼问题反复商议，相关言论记载在《礼志》中。高祖颁布诏令说：“纵观古代的事情，寻求贤才的方式不止一种。有的人凭借祖先的微薄荫庇，在当时彰显德行；有的人从地位低微的人中被提拔，在后世留下名声。因此毛遂出身低贱，却能在楚国朝堂上奋力争辩；如果有才能，何必拘泥于家族背景呢？李彪虽然向来不是出身名门望族，本来没有显赫的资历，但他见识敏锐、聪慧过人，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刚健善辩的才能，很适合当时的任用；加上他担忧国事如同担忧自己的家事，宣扬朝廷的美好德行，如果不奖赏他的功劳、提拔他的职位，将如何勉励那些勤奋有才能的人呢？可以特别升任他为秘书令，以报答他的忠诚。” 又因为他参与修订律令的功劳，赏赐他五百匹帛、一匹马、两头牛。
这一年，李彪被加封为员外散骑常侍，再次奉命出使南齐萧赜朝廷。萧赜派遣主客郎刘绘接待他，并设置了宴会和歌舞。李彪推辞了歌舞。入座后，李彪说：“齐主既然赏赐宴会和歌舞，来慰劳使臣，刚才我推辞歌舞，你或许没有理解其中的原因。自从丧礼制度废弃以来，已经很久了，我朝皇帝的孝性发自天性，对太后的追思没有穷尽，因此才有如今是否除去丧服的商议。三月底，朝中大臣才除去丧服，但仍然穿着素服处理事务。裴昭明、谢竣等人在这里，本来也应该知道这些情况，我今天推辞歌舞，想必你不会见怪。” 刘绘回答说：“推辞歌舞这件事，我刚才已经明白了。请问魏朝的丧礼，究竟依据什么？” 李彪说：“高宗文成皇帝去世后，孝文帝服丧超过一个月。如今圣上追念太后养育的深厚恩情，感念她教诲的厚德，丧礼的规定介于殷朝和汉朝之间，可以说是符合礼仪的变通。” 刘绘又问：“如果想要遵循古代的制度，为什么不服满三年丧期？” 李彪说：“国家政务不能长期荒废，因此割舍深深的思念，顺从大臣们的建议。虽然服丧的期限改变了，但孝心与服满三年丧期没有区别，期限同为一年，可以说是没有遵循礼仪形式但符合礼仪精神的做法。” 刘绘说：“叔孙通真是太过分了！竟然专门用礼仪来要求别人？” 李彪说：“圣朝制定的是前所未有的制度，与要求别人有什么关系。” 刘绘说：“百官都各自负责自己的事务，听从宰相的安排，国家政务有什么可担心荒废的？” 李彪说：“我听说典籍记载：五帝的大臣，才能不如君主，因此君主亲自处理事务；三王的君臣才能相当，因此共同治理政务；五霸的大臣才能超过君主，因此事务由臣下决定。我朝的官员都是像五帝时期的大臣那样，君主亲自处理政务，大概是效仿遥远的黄帝、唐尧时期的制度。” 李彪即将返回北魏时，萧赜亲自对他说：“你上次出使回去的时候，吟诵阮籍的诗说‘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如今果然如你所说。你这次回去，还有再来的可能吗？” 李彪回答说：“使臣请求再次吟诵阮籍的诗：‘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 萧赜怅然若失，说：“清都（指南齐京城建康）可以这样，但一去不回是为什么呢？听你这话，似乎是长久分别，朕会用特殊的礼仪为你送行。” 萧赜于是亲自送到琅邪城（今江苏南京附近），登山临水，命令大臣们赋诗送别，李彪受到的重视到了这样的程度。李彪前后六次奉命出使南齐，南方的人都对他的正直敢言感到惊奇。
后来高祖率军南征，任命李彪为代理冠军将军、东道副将，不久又任命他为代理征虏将军。高祖返回京城后，李彪升任御史中尉，兼任著作郎。李彪受到高祖的宠爱，性情又刚直不阿，于是弹劾了很多官员，远近的人都畏惧他，豪门大族都不敢妄动。高祖常常称呼李彪为 “李生”，并曾从容地对大臣们说：“我有李生，就像汉朝有汲黯（汉武帝时期以正直敢言著称的大臣）一样。” 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的胡人反叛，高祖诏令李彪持节前往安抚慰问。叛乱平定后，李彪返回京城，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仍然兼任御史中尉，解除了著作郎的职务。高祖在流化池宴请大臣们，对仆射李冲说：“崔光的博学，李彪的正直，是我大魏得到贤才的基础。”
高祖再次南伐，李彪兼任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拓跋澄等人共同处理留守京城的事务。李彪向来性情刚愎豪放，与李冲等人的意见不合，于是在言行上表现出来，完全没有谦让的意思。他自认为身为执法官员，没有人能够弹劾自己，于是常常独断专行。李冲收集了他前后的过错，于是在尚书省将李彪拘禁起来，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匡正百姓，要弘扬教化、提升治理水平，车马服饰、典章制度，不能有片刻的缺失。因此晋文公建立了九合诸侯的功绩，仍然因为请求使用天子的葬礼规格而受到指责；季氏在鲁国执政三代，仍然因为使用宝玉装饰的车子而受到讥讽。可见名位和器物的重要性，不能随意授予。前代帝王已经效仿古代制定了制度，陛下如今又治理天下，因此能够使车马服饰有等级秩序，礼仪器物不致荒废。查核臣李彪，从前出身平凡，只是因为有才能被提拔，渴望得到清高显贵的职位，在东观（古代皇家藏书和修史的机构）负责修史，受到陛下的恩宠，在御史台（负责监察的机构）担任执法官员，身兼重要官职。他本应感恩戴德，砥砺名节，以忠诚报答陛下的恩德。然而他却窃取名声，占据职位，行为傲慢无礼，依仗权势，态度高傲，公然逾越法度、放纵不羁。在宫中擅自取用官府的木材，随意乘坐皇帝的车马，毫无畏惧。肆意妄为，傲慢自大，无视他人的意见，这样的行为如果能够容忍，还有谁不能容忍呢！臣于是召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的官员，以及治书侍御史臣郦道元等人在尚书省的议事大厅，将李彪的犯罪事实告知他，询问事情的虚实，如果他有不知道的地方，就需要询问他的部下。李彪回答臣说：‘这些事情都亲眼所见，确实像弹劾的那样，都是我所做的，何必再召集部下询问。’臣如今请求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免去李彪所担任的官职，交给廷尉审理。”
李冲又上奏说：
臣与李彪相识以来已经将近二十年。李彪最初出使南齐的时候，我看到他神色严厉、言辞善辩、才能出众、学识渊博，以我愚钝的见识，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人才。等到李彪职位升迁，参与朝廷的宴会讨论，听到他评论古今得失，商议人物优劣；在侍奉陛下的宴席上发表言论，在众多贤才之中阐述观点；赞赏忠诚正直的人，发言恳切，只说正直的话，毫无隐瞒回避。即使是各位藩王的尊贵身份，近侍大臣的重要职位，只要有错误，他大多当面反驳。他极其痛恨虚伪狡诈的行为，严厉斥责违背正道的人，神色严厉、言辞正直，就像老鹰追逐鸟雀一样，严肃认真，确实有公正清廉的操守。臣虽然才能低下，也尚且推崇他的大致品格，钦佩他的正直，略微察觉到他性情急躁的缺点，但并不认为这是严重的问题。等到他最初登上御史台，担任司直（御史台的属官，负责弹劾官员），首先恢复了官员出行时的礼仪，开创了正直执法的风气，当时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而李彪坚守志向，践行信义，不回避豪门权势，他所弹劾的官员，都应声倒下。他的赫赫威名，在地方上震动；他的严肃正直的名声，在京城传扬。天下人都改变了看法，贪婪残暴的人都收敛了手脚。臣当时看到他的所作所为，确实认为他言行一致，内心忠诚清廉。然而时常有人私下对臣说他威严残暴，臣认为他作为执法官员，容易被人忌恨，在流言蜚语传播的时候，容易产生谣言，因此没有相信这些话。
往年因为河阳（今河南孟州）的事情，臣曾与李彪在领军府，会同太尉、司空以及领军府的各位卿官等，查阅廷尉审理的囚犯案卷。当时有人申诉冤枉，太尉、司空和臣都想听取他们的陈述。还没有把道理说完，李彪就在东边的座位上发怒，捋起袖子，气势汹汹，口中称申诉的人为 “贼奴”，呵斥身边的人，高声大喊说：“到南台（即御史台）把我的木手（一种刑具）拿来，打断这个奴才的肋骨！” 虽然说了这样的话，最终还是没有去拿。接着又说：“南台审理案件，只担心冤枉了不该活的人，终究不会冤枉该死的人，只要按照这个原则处理就行。” 当时众人因为申诉冤枉的人情节非常严重，有很多人坦白了实情，又心中畏惧李彪，于是都沉默不语。因为这件事，臣开始怀疑李彪办案有滥用刑罚的情况，仔细观察了解，才知道他威严残暴，但仍然没有了解到他调查取证的过程和审讯核实的情况。大致来说，他对小罪处以严厉的刑罚，是为了严肃法纪，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益处多于损害。因此臣把心中的疑虑放在一边，没有向上汇报，实在违背了作为臣子应当知无不言的道义。
自从去年陛下南征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日夜共事，我才知道他言行不一，自以为是、贬低他人，独断专行、毫无顾忌，抬高自己、轻视他人，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却严厉弹劾别人，自己侍奉君主，却喜欢别人谄媚自己。听他的话，就像古代忠诚宽厚的贤才；考察他的行为，却是天下虚伪残暴的奸贼。臣与任城王拓跋澄卑躬屈膝、委屈自己，就像温顺的弟弟侍奉残暴的兄长一样。李彪想要做的事情，即使不合情理，我们也无不屈从。
根据事实核查，都有确凿的证据。如果臣所列举的情况属实，就应该将李彪流放到北方荒凉之地，以消除奸邪虚伪之人对朝政的扰乱；如果臣没有证据，就应该将臣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制止像苍蝇一样颠倒黑白的谗言。
高祖当时在悬瓠（今河南汝南），阅读了李冲的奏表后，惊叹地说：“没想到留在京城的人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有关部门判处李彪死刑，高祖宽恕了他，只是将他除名为民。李彪不久后返回故乡。高祖从悬瓠北上前往邺城（今河北临漳），李彪在邺城城南拜见迎接。高祖说：“朕对你的期望，常常把你比作坚贞的松树，在严寒中依然保持本色，你应该报效国家，竭尽全力为朝廷效力，但最近看到弹劾你的奏文，非常违背朕对你的期望。你遭受这样的谗言，是因为朕的原因，还是因为宰相的原因，或是你自己造成的？” 李彪回答说：“臣的过错是自己造成的，罪行是自己招致的，实在不是陛下无端加罪于臣，也不是宰相无辜陷害臣。臣的罪行已经这样，应该隐居在乡野之间，不应该再远远地玷污陛下的车驾，但听说陛下身体不适，臣肝胆俱裂，因此才敢前来，不是来谢罪的。” 高祖采纳了宋弁的建议，打算重新起用李彪，恰逢留守京城的官员上奏说李彪与御史贾尚前往调查废太子元恂的事情时，存在诬陷冤枉的情况，请求逮捕李彪。李彪自己声称事情是冤枉的，高祖查明李彪没有这样的行为，派遣身边的人安慰勉励他。允许他用牛车装载物品，送他前往洛阳。恰逢大赦，李彪得以赦免罪责。
高祖去世后，世宗宣武帝（元恪）即位。李彪依附于王肃，又与邢峦有诗书往来，相互称赞，趁机商议请求恢复自己的旧职，继续修撰国史的工作，王肃等人答应为他提供帮助。李彪于是上奏说：
臣听说龙图（传说中伏羲得到的河图）出现，皇道就会光明；龟书（传说中大禹得到的洛书）显现，帝王的德行就会昌盛，这实在是上天降下的文字契约。自从祥瑞的官职设立、文字产生，就有了高低等级的区分；民众的导师确立，就有了贵贱秩序的排列，这是人间的行为准则。因此《唐典》记载了唐尧钦明的功绩，《虞书》铭刻了虞舜谨慎修身的篇章，《左传》记载了夏朝的箴言，《诗经》收录了商朝的颂歌，这些都是国史明晓兴衰得失的踪迹。到了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的经验，周文王开创了两部经书（指《易经》和《诗经》），周公旦又补充了六联（指《周礼》中的六官制度），文采丰富，奠定了典章制度的大致框架。因此观赏《雅》《颂》，就能知道周文王、周武王的伟大功绩；聆听诗歌的音律，就能分辨周公的极致孝道。因此季札（春秋时期吴国公子）聆听《国风》就能知道各国的开创基业，聆听《颂》就能知晓帝王的盛德。至于孔子整理鲁国的史书（指《春秋》），左丘明阐释孔子的思想（指《左传》），可以说是委婉而有章法，详尽而不歪曲。其他如《竹书纪年》《战国策》之类的史书，也有一定的价值。到了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文采穷尽了秦汉时期的史实，内容涵盖了汉哀帝、汉平帝时期的事件，惩戒和劝勉的内容都有记载，文辞和史实兼备，文质彬彬，内容丰富啊！使大汉的风气，类似于夏、商、周三代，炎帝、黄帝以来的道德规范成为后世的典范。后来的华峤、司马彪、陈寿、于宝等人，都效仿他们的写法。他们能够广泛地赞颂前代的功德，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难道是虚假的吗？其他那些看到事情就记载下来的史官还有很多，探寻他们的记载，能够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
只有我大魏占据中华大地，已经超过一百年，将近十个纪（一纪为十二年）。太祖道武帝（拓跋珪）顺应天意开创基业，武皇帝（太武帝拓跋焘）顺应时势开拓疆土；像猛虎在境内咆哮，像巨龙在天下腾飞；弱小的势力退去，强大的势力到来，万物都繁荣昌盛。从此以后，历代帝王都继承了先代的光辉。然而史官的记载，没有充分展现大魏的盛德。加上东观遭到毁坏，记载功勋的典籍有所缺失，美好的事迹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善良的行为随着岁月变迁而逐渐稀少。因此谚语说：“一天不记载，百事都荒废。” 到了太和十一年，先帝（孝文帝）和先后（文明太后）深谋远虑，想到伟大的功业和绵延不断的美德，如果不扩大史书的记载，恐怕先代的伟大功绩会有缺失。于是征召有名的儒士，充任修史的官员。当时陛下不嫌弃臣的众多缺点，采纳臣的一点志向，让臣负责修史的相关事务，授予臣秘书丞的职位，臣承担了这项工作，没有推辞。高祖当时诏令臣说：“端正你的志向，规范你的笔法。撰写史书如果不遵循法度，后代人看什么呢？” 臣遵照诏令行事，不敢有所失误，与其他修史官员一起收集散失的文献，并且选取先前的记载，撰写国史。如果有新进的贤才在此时撰写相关内容，恐怕因为观点不同，会产生疑问，就像琴弦和琴柱改变了，即使是好的乐曲也可能演奏错误。自从太和十五年以来，臣因为国家迁都，频繁奉命出使南齐，因此撰写史书的工作就搁置了，没有继续进行。这样一来，记载功勋、记录美德的工作，难道不是有缺失吗？
臣恭敬地认为孝文皇帝，承受天地的珍宝，继承祖宗的基业，伟大的功业还没有完成，就突然去世了，天下百姓，就像失去了天地一样。幸亏遇到陛下，具备英明睿智的本性，拥有包容万物的气量；弘扬光明以照耀万物，践行宁静恭敬以安定国家；上天清明，大地安宁，不违背过去的制度，遵循先代的典章。可以说是圣明的君主相继出现，国家长治久安。先皇开创基业、创造万物，谋划深远广阔，加上魏朝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都有篇章记载，探究事物的本质，穷尽万物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月升起，没有幽暗的地方不被照亮。《礼记》说：善于流传善行的人希望别人继承他的行为，善于歌唱的人希望别人继承他的歌声。因此《左传》说：周文王奠定基础，周公完成大业。又说：没有周公的才能，就不能做周公所做的事情。如今的亲王，可以说是具备这样的才能。然而先皇的伟大谋略和圣明通达，当今陛下的美好品德和明察秋毫，与前代相比，德行没有丝毫逊色。时机啊时机，难道不应该发扬光大吗！与天地合德的，是先皇的教化；与日月同明的，是先皇的洞察；思虑遍及四季的，是先皇的伟大功绩；与神鬼相合的，是先皇的深远智慧；迁都改邑的，是先皇的通达；变革而使天下和谐的，是先皇的明鉴；想要统一文字和车轨的，是先皇的远见；守卫四方边疆的，是先皇的谋略；海外诸侯归顺的，是先皇的威严；在岐阳（今陕西岐山东北）举行狩猎礼仪的，是先皇的道义；在泰山（岱宗）郊外举行祭祀的，是先皇的仁爱；巡视北方大漠的，是先皇的智慧；讨伐南方荆州的，是先皇的礼仪；举行封禅大典报告功绩的，是先皇的肃穆；亲自恭敬地祭祀宗庙社稷的，是先皇的恭敬；德行完美无缺的，是先皇的品德；开创事业、成就事务的，是先皇的贞正；观察人文教化的，是先皇的蕴藏；革除弊端、创立新制的，是先皇的志向；孝慈之道普及的，是先皇的衷心。先皇有二十项伟大的功绩，加上他谦虚尊贵而光芒四射，有所作为却不居功自傲，可以说是超越三皇五帝了。实在应该将他的功绩记载在史书上，名声传播在金石上。
臣私下认为，通达的史官，伟大的能与日月同辉，渺小的也能与四季共存。伟大的史官，如孔子、左丘明；渺小的史官，如司马迁、班固。因此他们的名声能够流传无穷，道义能够昭示后代。因此金石可以磨灭，但流传的风气不会消失，难道不是因为史书的记载吗？谚语说 “宰相的家门出宰相，将军的家门出将军”，这不仅是因为天性，也是说后天的学习和习惯形成的。臣私下认为，负责天文的官员，太史的职位，如果有合适的人，应该让他们世代相传。因此《尚书》说羲和（古代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员）世代掌管天地的官职，张衡的赋中说 “向旧时的史官学习”，这就是世代相传的道理。就像优秀的铁匠的儿子善于制作皮衣，优秀的弓匠的儿子善于制作簸箕，事物没有固定的规律，习惯了就能掌握。之所以说到这些，是因为史官的职责没有得到履行，很多事情都被荒废遗忘，上天与人间的关系，片刻也不能缺少记载。因此司马迁、班固因为记载当代的事情而建立功绩、成就名声，这是前代的借鉴，后代的榜样。然而前代有很多史官没有完成修史的事业，都是因为世道衰败，不能容纳贤才。因此张衡离开史官的职位而创作赋，蔡邕（字伯喈）离开东观而实现自己的志向。近代僭越称帝的晋朝有佐郎王隐，被著作郎虞预诋毁，罢官回家；白天砍柴做饭，晚上阅读文献、撰写史书；最终完成《晋书》，保存了一代的史实，晋明帝司马绍诏令尚书只供给纸笔而已。国家重要的典籍，竟然由私人完成。末世的弊端，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史官不被重用，是时代的原因。
如今大魏的史官，职位尊贵，俸禄优厚，生活安逸，享受着福禄；然而典章制度的记载没有得到扩充，是有原因的。已故的著作郎渔阳人傅毗、北平人阳尼、河间人邢产、广平人宋弁、昌黎人韩显宗等人，都因为文才被举荐，共同负责修史工作，但都寿命不长，没有完成伟大的功绩。前著作郎程灵虬当时一同被举荐，共同掌管修史事务，如今调任其他官职，不再负责修史。只有崔光一人，虽然没有调动职位，但同时兼任侍官，因此记载撰写的工作有所缺失。臣听说史书的兴起，源于伟大的功业；《雅》《颂》的流传，源于高尚的品德；虽然时代有文辞质朴与华丽的不同，史书有详尽与简略的区别，但历代相传，没有改变这个原则。从前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代有美好的事迹而不记载，是你的罪过。” 因此长久之后，司马迁因为记载当代事迹而被称赞。诸葛亮在蜀汉，不重视史官的工作，因此长久之后受到讥讽。从内心深处来说，司马谈的志向比诸葛亮深远得多。《尚书》说 “不要让官员闲置”，《诗经》说 “在其位就要忧虑其职责”；臣如今虽然不负责修史工作，但从前曾经担任过这个职位，因此不因为自己身处民间就疏远朝廷，敢于陈述这些想法。谚语说 “担忧做事的人不一定了解，了解的人不一定能做事”，臣确实不了解，但勉强想要去做。私下探寻先朝赐予臣 “彪” 这个名字的含义，远的是效仿汉朝史书的班彪（字叔皮），近的是效仿晋朝史书的司马彪（字绍统）。根据名字探求含义，想要停止也不可能，承受陛下的恩德，至死方休。如今请求在京城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整理国家的典籍，以完成先前的志向，官府提供人力，满足修史的需要。虽然不能完成宏大的史书著作，也不至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近期来看，一个月就能有初步的成果，长远来看，三年就能完成。正本收藏在麟阁（古代皇家藏书的机构），副本收藏在名山之中。
当时司空北海王元详、尚书令王肃因为李彪没有俸禄，常常资助他。于是李彪在秘书省按照王隐的旧例，以平民的身份修撰史书。
世宗亲自处理朝政后，崔光上奏说：“臣看到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向来心怀美好志向，开创修撰魏朝典籍的工作。臣从前被李彪举荐，与他一同修史多年，他志向坚定、精力充沛，考证叙述不知疲倦，督促勉励各位同僚，史书的注释和撰写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虽然近年来有所分离，很多工作被荒废，但最近承蒙陛下起用，让他重新负责修史事务。他年老而更加勤勉，史才日益精进，如果能够恢复他的旧职，让他专心致力于修史工作，必然能够像《春秋》一样明辨是非，阐明魏朝的国史。既然先帝对他寄予厚望，他曾经担任过高级官职，只是犯了轻微的过错，应该予以宽恕。臣认为应该任命他为侍中（常伯为古代侍中的别称），正式负责修史工作，停止他的外部差役，让他能够专心思考，长期钻研积累，史书一定能够完成。伟大的名声和事迹，将会鲜明地记载在篇章中，美好的典范和赞颂，将会永远不会磨灭。” 世宗没有批准。
诏令李彪兼任通直散骑常侍，代理汾州刺史，这不是李彪所喜欢的职位，他坚决请求不赴任，有关部门强行派遣他。恰逢李彪患病数十天，景明二年（公元 501 年）秋季，在洛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起初李彪担任御史中尉时，以严厉残酷著称。因为难以获得奸佞之人的供词，于是制作了木手，击打犯人的腋下，常常有犯人被打得气绝后又苏醒过来。另外，他安抚慰问汾州反叛的胡人时，捕获了他们的首领，都鞭打面部后杀死。等到李彪患病时，身体上常常溃烂，疼痛难忍。世宗诏令赏赐一百五十匹帛，追赠他为镇远将军、汾州刺史，谥号为刚宪。李彪在秘书省任职一年多，修史的事业最终没有完成，然而划分史书的体例，都是李彪的功劳。他注释《春秋》以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成十卷。他所著的诗、颂、赋、诔、章奏、杂笔等共有一百多篇，另有文集流传。
李彪虽然与宋弁结下了管仲、鲍叔牙那样的深厚友谊，宋弁担任大中正（负责品评人才、确定门第等级的官员）时，与高祖私下商议，仍然因为李彪出身贫寒而轻视他，根本不想稍微优待他。李彪也知道这件事，但并不怨恨。等到宋弁去世，李彪悲痛不已，为他撰写了哀悼的诔文，充满了辛酸之情。郭祚担任吏部尚书时，李彪为儿子李志请求官职，郭祚仍然按照李彪原来的门第等级授予官职。李彪认为自己曾经担任过侍中，又兼任过尚书，认为郭祚应该按照权贵子弟的标准提拔李志，因此非常怨恨，并且在言行上表现出来，当时的舆论因此讥讽郭祚。郭祚常常说：“你与宋弁是至交好友，他尚且不优待你，你怎么能怨恨我呢？” 任城王元澄与李彪起初关系也不和睦。等到元澄担任雍州刺史时，李彪前往拜见元澄，为儿子李志请求担任他府中的幕僚，元澄放下过往的恩怨，为他上奏，李志最终得到了列曹行参军的职位，当时的人都称赞元澄的做法。
李志，字鸿道，学识渊博，有才干。十多岁时，就能撰写文章。李彪非常看重他，对崔鸿说：“你应该与鸿道在洛阳并称‘二鸿’。” 崔鸿于是与李志结交，相互往来。李彪有一个女儿，年幼时就聪明伶俐，李彪常常认为她很奇特，教她读书学习，诵读经传。李彪曾经私下对亲近的人说：“这个女儿将会使我家兴盛，你们都能得到她的帮助。” 李彪去世后，世宗听说了她的名声，召她入宫担任婕妤（古代宫廷中的女官名），按照礼仪迎接她。婕妤在宫中，常常教导皇帝的妹妹读书，传授经史知识。李志后来逐渐升任符玺郎中、徐州平东府司马。凭借军功多次升迁，历任后军将军、中散大夫、辅国将军、永宁寺典作副将。起初李彪看重李志和婕妤，特别器重爱护他们，在公私场合的聚会中，必定称赞他们，因此受到高祖的责备。等到李彪去世后，婕妤果然进入后宫，后宫的妃嫔都以她为榜样。世宗去世后，她出家成为比丘尼，精通经义，在法座上讲解佛经，各位僧人都赞叹敬重她。李志在任职的地方都有显著的功绩。桓叔兴背叛北魏，南荆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州）一片荒芜，领军元乂举荐李志有才能，能够担任安抚引导的职务，于是提拔他为南荆州刺史，加封为征虏将军。建义初年（公元 528 年），李志背叛北魏，投降了萧衍（梁武帝）。
高道悦，字文欣，是辽东新昌（今辽宁海城一带）人。他的曾祖父高策，在北燕冯跋时期担任散骑常侍、新昌侯。祖父高育，在北燕冯文通时期担任建德县令。恰逢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向东讨伐北燕，高育率领部下五百多家前往军门投降，世祖任命他为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父亲高立，起家担任武邑太守，于是定居在渤海蓚县（今河北景县一带）。
高道悦年少时担任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过了很久，调任治书侍御史，加封为谏议大夫，他在官职上正直不阿，不畏惧强权。高祖率军南征，在秦州、雍州（今陕西一带）征召士兵，约定秋季在洛阳集合。高道悦认为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人，拖延违背了集合的期限，上奏弹劾他们的罪行。又上奏弹劾兼任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认为他位居朝廷百官之首，负责军事要务，士兵和使者是否按时集合，他竟然不检查上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负责中枢事务，却蒙蔽隐瞒，不加以举报；请求根据查明的事实免去公孙良等人的官职。当时高道悦的兄长高观担任外兵郎中，元澄上奏说高道悦有偏袒兄长的嫌疑，高祖下诏责备高道悦，但因为事情已经经过赦免，于是搁置不再追究。高祖下诏说：“高道悦性情忠诚笃实，操守贞洁明亮；担任执法官员时树立了公平严肃的规范，担任谏官时表现出敢于直言进谏的气节；王公贵族都畏惧他的刚正，朕实在赞赏他的忠诚，他正直敢言的诚意，不亚于汲黯、鲍宣（西汉时期以直言敢谏著称的大臣）。任命他为主爵下大夫，仍然兼任谏议大夫。” 高祖将要前往邺城，高道悦又兼任御史中尉，留守洛阳。
当时皇宫刚刚开始修建，宗庙和仓库还没有建造完成，高祖将要从水路前往邺城，已经诏令都水使者（负责水利、造船等事务的官员）调回修建宫室的木材，用来建造船只。高道悦上奏劝谏说：“臣听说广泛采纳百姓的意见，是君主的重要事务；规劝匡正君主的错误，是臣子的忠诚气节。因此自古以来就设置谏鼓、立诽谤木（古代允许百姓击鼓进谏、书写意见的设施），君主虚心广泛听取意见，这是当今时代应该遵循的道义。臣虽然粗疏愚钝，却承蒙陛下的恩宠，担任谏官和辅弼大臣，职责就是辨别是非，既然受到陛下的恩遇，愿意陈述自己的见解。臣私下认为，修建宫室的木材，都有各自的分类和用途，向来有固定的安排。工匠已经完工，却调回交给都水使者，用来建造船只。这样做既耽误了永久坚固的宫室建造工程，又用来做暂时游玩的用途，损耗的物资成倍增加，最终这些船只也会成为废弃之物。而且百姓前来服役，本来是希望建造宫室，如今却修缮船只，做无关紧要的事情，朝廷和百姓都感到惶恐不安，众人都深感惊讶。另外，陛下想要乘坐龙舟，经过石济（今河南滑县一带）。沿黄河的拉船道路，长久以来已经荒芜，划船的人，向来不熟悉水性。如果想要放弃船桨，在正流中航行，水深水浅的危险，古今都要谨慎对待；如果想要拉着船前进，当时正是天气转冷、需要制作冬衣的月份，士兵百姓在水陆两地光着身子劳作，恐怕违背了君主爱民如子的道义。而且邺城和洛阳相互遥望，陆路平坦，乘坐肥壮的马匹，往来并不困难。却反而舍弃安全的陆路，选择危险的水路，这是无论愚笨还是聪明的人都能想到的问题，朝廷内外都感到困惑，臣反复思考，没有看到这样做的可行性。另外，跟随陛下的大臣们，被允许携带妻子儿女，船只之间没有隔离，男女混杂，内外不分。如今陛下统治的时代清明，正在建立新的制度，规范礼仪、整顿风气，为天下树立榜样，臣私下认为这样的举动，可能会损害陛下的伟大谋略，严重违背天下百姓对遵循法则的期望。另外，氐族、胡人反叛不顺从，西方边境还有战事；南方的敌人仍然不断侵扰，靠近京城附近；蛮夷百姓性情粗疏叛逆，常常图谋不轨；他们窥伺时机，可能会发生意外。臣认为应该精心挑选皇室宗亲，安抚稳定后方事务，让奸邪之人断绝觊觎的念头，边境的敌人消除侵犯疆土的心思。臣性情愚直，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没有隐瞒，怀着忠诚之心，冒昧地向陛下陈述。” 高祖下诏说：“阅读了你上奏的事情，深深体会到你的心意。但你的言论有一半是错误的，应当指出错误之处以表明荒谬，称赞正确之处以彰显得当，然后说明不采纳的原因和必须这样做的理由。否则，就是没有理解朕的心意。调回木材交给都水使者，暂时用来建造船只游玩，最终会成为废弃之物；修缮船只不是必要的事务，船只没有防护设施，男女混杂，这些都是你的错误言论。水深水浅的危险，安抚后方的重要性，这些是你的正确言论。” 于是，高祖最终选择从陆路前往邺城。调任高道悦为太子中庶子，他在朝廷上正直不阿，态度严肃，令人难以冒犯，东宫的官员上下，都畏惧他。
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 年）秋季，高祖前往中岳嵩山（今河南登封一带），诏令太子元恂进入金墉城（今河南洛阳东北）居住，而元恂暗中谋划返回代京（今山西大同），怨恨高道悦前后多次规劝他，于是在宫中杀死了高道悦。高祖非常悲痛惋惜，追赠他为散骑常侍，兼任管州刺史，赏赐五百匹帛，并派遣使者慰问他的妻子儿女。又诏令使者负责监护他的丧事，将他安葬在故乡的墓地，谥号为贞侯。世宗又追录他的忠诚气节，任命他的长子高显族为给事中。
高显族，也以忠厚著称，在右军将军任上去世。
高显族的弟弟高敬猷，有风度。担任员外散骑侍郎、殿中侍御史，后来升任给事中、轻车将军、奉车都尉。萧宝夤西征时，引荐他为骠骑司马。等到萧宝夤图谋反叛，高敬猷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人暗中谋划起义，事情泄露后被杀死。追赠他为冠军将军、沧州刺史，允许他的一个儿子入仕为官。
高道悦的长兄高嵩，字昆仑。担任魏郡太守。
高嵩的儿子高良贤，担任长水校尉。
高良贤的弟弟高侯，品行轻薄，沦为盗贼，成为冀郡（今河北冀州一带）的祸患。
高嵩的弟弟高双，担任清河太守。因为贪污受贿将要被判刑，在集市上遇到大赦而免于处罚。当时北海王元详担任录尚书事，高双向他赠送了很多金银财宝，被任命为司空长史。不久，升任太尉长史，很快又出任征虏将军、凉州刺史。他在任上肆意贪污残暴，因为犯罪被免职。后来贿赂高肇，又被起用为幽州刺史。再次因为贪污腐败被弹劾，罪行还没有判决，遇到大赦又恢复了官职。不久后去世。
高双的儿子高景翻，担任幽州司马。
高双的弟弟高观，担任尚书左外兵郎中、城阳王元鸾的司马。南征赭阳（今河南方城一带）时，作为先锋战死。追赠他为通直散骑侍郎，谥号为闵。
史臣说：李彪出身于低微的家族，却有坚定的志向和才能，学业和技艺很早就有所成就，在太和年间被提拔，多次奉命出使，名声震动江南，执笔著述，足以成为优秀的史官。等到他掌握监察大权，意气风发、明察秋毫，却没有坚守节操的方法，最终晚年失意。行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这难道不是说李彪吗？高道悦有匡正君主的风气，被世人所畏惧，因为正直而招致祸患，实在令人悲哀啊！
李彪，字道固，是顿丘卫国（今河南清丰一带）人，他的名字是高祖（北魏孝文帝）赐予的。他家世贫寒低微。年少时父亲去世，生活贫困，但他胸怀大志，勤奋学习不知疲倦。起初跟随长乐（今河北冀县一带）人监伯阳学习，监伯阳十分称赞他的才华。晚年时，他与渔阳（今北京密云一带）人高悦、北平（今河北遵化一带）人阳尼等人打算到名山隐居，最终没能成行而作罢。高悦的兄长高闾，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家中藏书丰富，李彪于是在高悦家中手抄口诵，日夜苦读，连睡觉吃饭都顾不上。不久之后回到家乡。平原王拓跋叡当时即将年满二十，向来有建功立业的志向，他迎娶东徐州（治所在今江苏邳州）刺史博陵（今河北安平一带）人崔鉴的女儿，途中经过冀州、相州（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听说了李彪的名声，便前往拜访，以师友之礼相待，并在州郡中称赞他，李彪因此被推举为孝廉。到了京城洛阳后，拓跋叡安排他住在馆舍中继续求学。高闾在朝中权贵面前举荐李彪，李冲也对他礼遇优厚，李彪于是深深依附于他们。
高祖初年，李彪担任中书教学博士，后来被任命为代理员外散骑常侍、建威将军、卫国子，奉命出使南齐萧赜（齐武帝）朝廷。之后升任秘书丞，参与修撰国史的工作。自晋成帝以来直到太和年间，崔浩、高允等人撰写《国书》，采用编年体的体例，按时间顺序记录史事，却遗漏了很多当时的重要事件，留存下来的内容不足三分之一。李彪与秘书令高祐上书请求改变编年体，效仿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纪传体体例，创立纪、传、表、志的篇目。
李彪又上奏表说：
臣听说古代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寻求忠直之言，以安定百姓的。因此他们寻访孩童、请教师长，不避偏远之地；征询谋划、采纳善言，不嫌弃地位低微之人。正因如此，他们的丰功伟绩才能记载于史书，美好声名才能流传于金石之上。臣生逢圣明之世，遇到无所忌讳的朝代，斗胆依照古代的做法，斟酌当下的时宜，冒死献上七条密封的奏议。这些狂妄浅陋的言论，甘愿等待惩罚。
第一条：自从太和年间建立年号以来，已经超过十二年，国家的典章制度、德政举措，都可以一一述说。建立圜丘（古代帝王祭天的场所）以彰显孝道，那么各路神灵就不会缺少祭祀；举荐贤才以听取他们的谋划，那么朝中就会人才济济；敞开至诚之心以规范万物，那么朝廷中就不会有奸佞之人；倡导六顺（指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以教化百姓，那么四方就不会有凶暴之人；制定冠服制度以明确等级秩序，那么典章仪式就会重新彰显；创作雅乐以协调人伦关系，那么人与神灵就会共同庆贺；谨慎使用刑罚以严明法纪，那么各类案件就能得到公正裁决；减省服饰饮食以显示节俭，那么节俭的美德就会发扬光大；将宫女许配给鳏夫，那么人们就不会有怨恨不满；拿出国库积蓄以救济赏赐，那么恩惠就能遍及天下；减轻赋税徭役以养育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在街巷中歌颂圣德；宣扬恩泽以安抚远近之人，那么华夏与蛮荒之地的民众都会欢舞庆贺；降下至高德行以贯通天地，那么吉祥的征兆就会显现。万物各得其所，事事焕然一新，多么伟大啊，就像造物主自然而然地成就一切。然而臣愚钝地认为，推行节俭之道，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为什么呢？如今士农工商四民中的富豪之家，习惯于奢华已久，崇尚质朴的情怀淡薄，他们明知节俭朴素容易长久，却推行奢靡之风难以持久。大肆建造宅院，装饰车马，仆人侍妾穿着绫罗绸缎，房屋器物上布满花纹刺绣，逾越等级制度、违背本心的人太多了。古代圣明的君主制定制度，从天子到公卿，再到守门打更的小吏，他们的宫室、车马、服饰都有不同的等级规格，地位低的不能逾越地位高的，卑贱的不能逾越尊贵的。正因如此，上下秩序井然，人们的志向才能安定。如今浮华之风相互攀比，人心没有恒定的操守，大肆制作耗费民力的物品，兴造浪费人力的工程，难道不荒谬吗！耗费民力的，是锦绣雕刻之类的奢侈品；浪费人力的，是高大的宅院、壮丽的装饰之类的工程。这些事情妨碍男子耕作、耽误女子纺织的危害，实在难以尽言！汉文帝时，贾谊上书说 “当今的王道政治，有六件事值得深深叹息”，这便是其中之一。君主所喜好的，臣下必然会效仿。所以越王勾践喜好勇武，士人就多轻视死亡；楚灵王喜好瘦弱之人，国内就有挨饿的百姓。如今两位圣人（指孝文帝和文明太后）亲身践行节俭朴素，频繁颁布诏令倡导，但百姓的奢靡之风仍然没有改变，难道是楚、越之地的人容易改变，而大魏的士人难以教化吗？大概是朝廷的制度没有宣扬，人们没有感受到圣德，才导致这样的结果。臣愚钝地认为，宅院、车马、服饰，从百官到平民百姓，都应该制定等级制度，使尊贵的不逼迫卑贱的，地位低的不逾越地位高的，不能让他们放纵奢侈的意愿，违背经典的规定。如今有人认为习俗由来已久，不能仓促改变，臣恭敬地说说古人逐渐改革的例子。从前子产在郑国执政一年，百姓歌唱道：“我有田地，子产按丘征税；我有衣冠，子产收归官府；谁要杀子产，我就和他一起去。” 到了第三年，百姓的歌谣就改成了：“我有田地，子产使它增产；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子产如果死去，谁能继承他的职位？” 那么郑国人的智慧，难道是先前昏聩后来才明智吗？只是执政者需要循序渐进，接受教化的人难以立刻改变的缘故。如今如果制定制度划分等级，大魏士人的反应，将会和郑国人相同。既然和郑国人相同，最终会有美好的赞誉，难道能因为起初的怨恨而不做最终有益的事情吗？崇尚节俭是开启福运的源头，喜好奢靡是招致贫困的征兆。况且节俭容易教化推行，奢华难以用财物满足，因此圣人对此十分留意，贤人也纷纷效仿。所以夏禹居住简陋的宫室，穿着粗劣的衣服；商汤住着黄色的屋室，乘坐简陋的车子。这是向后代帝王展示节俭，后代帝王应当领会其中的深意，采取折中的做法。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乘坐简陋的柴车，驾着劣马；晏婴担任齐国正卿时，戴着洗过的帽子，穿着旧皮衣。这是向后代臣子展示节俭，后代臣子应当体会其中的情味，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自己的行为。先前的典籍说：“制定的法令过于宽松，尚且会导致贪婪的弊端。” 这句话虽然简略，却符合治国之道。臣的浅陋之言，如果有值得采纳的地方，等到三年之后，一定能取得成效。有了成效，人们就会专心于农业根本，专心根本就会消除奢侈浪费，消除奢侈浪费就会粮食布帛丰足，粮食布帛丰足人们就会安逸快乐，人们安逸快乐那么皇家的基业就会稳固。
第二条：《易经》说：“主持宗庙祭祀的人，没有比长子更合适的。”《左传》说：“太子供奉嫡长子的祭祀祭品。” 那么如果祭祀没有主人，宗庙就无法得到祭祀；嫡长子被废弃，皇位就无法传承。圣贤之人知道这个道理，因此留下训诫作为长治久安的法则。从前周朝的帝王掌握了这个道理，因此推崇儒术来教导嫡长子，嫡长子于是养成美好的品德，很好地协调百姓，因此世代统治天下，延续了八百年的国运。到了秦朝的君主，几乎抛弃了德政，坑杀儒生、焚烧儒家典籍，不用仁义之道教导嫡长子，嫡长子于是养成凶暴的品性，残酷压迫百姓，因此国运不长，二代就灭亡了。国家的灭亡与兴盛，关键在于太子的师傅；师傅的好坏，是可以言说的。好的例子是，周公辅佐周成王，用孝、仁、礼、义教导他，驱逐奸邪之人，不让他见到恶人，挑选天下品行端正、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学识渊博、有道术的人作为他的辅佐。辅佐的人贤良，周成王就品行端正，这就是周朝国运长久的原因。坏的例子是，赵高辅佐胡亥，教导他刑罚杀戮、割鼻、灭族等残暴手段，驱逐正直之人，不让他见到贤善之人，让谄媚奸佞、谗言害人的人留在他身边。身边的人邪恶，胡亥就品行偏邪，这就是秦朝国运短促的原因。皇天是辅助有德行的人的，难道会偏爱周朝而疏远秦朝吗？是因为他们推行的道路不同，所以祸福的结局也不同。从前光武帝商议为太子设置师傅，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揣摩光武帝的心意，都说太子的舅舅执金吾、新阳侯阴就可以担任。博士张佚严肃地说：“如今设立太子，是为了阴氏家族，还是为了天下百姓？如果是为了阴氏家族，那么阴侯可以担任；如果是为了天下百姓，那么本来就应该选用天下的贤才。” 光武帝称赞他说得好，说：“设置师傅是为了匡正太子。如今博士尚且敢于纠正朕的错误，更何况是太子呢？” 当即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汉明帝最终成为贤明的君主。那么张佚辅佐汉明帝，尚且能使他逐渐成长，还有这样的赞誉，更何况是从太子出生时就用正道教导他，所带来的益处必然更大。因此《礼记》说 “太子出生后，就按照礼仪举行仪式，让士人抱着他，有关官员斋戒肃穆，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到南郊拜见上天”，这是表明嫡长子的重要性，得到上天的认可。“经过宫门时就下车，经过宗庙时就快步走过”，这是阐明孝敬的道理。古代的太子，“从婴儿时期开始，教育就已经施行”，这是遥远时代的借鉴。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濬）感慨年少时师傅没有尽心尽力教导，曾经对大臣们说：“朕开始学习的时候，年纪还小，心思不能专一，等到登上皇位，处理纷繁的政务，就没有时间温习了。如今回想起来，难道只是朕的过错，也是师傅没有尽心尽力的缘故。” 尚书李欣摘下帽子请罪，这是近期可以借鉴的例子。臣恭敬地希望太皇太后（文明太后），辅佐高宗，教导显祖（献文帝），使伟大的功绩超越前代帝王。陛下年幼时受到悉心教诲，养成了圣明恭敬的品性，等到太子诞生，又亲自抚养教导，日复一日地检查督促，实在耗费心神。如今确实应该效仿古代，设立师傅来教导太子，教导得正确，太子的品行就端正；太子品行端正，皇家就会吉祥；皇家吉祥，百姓就会十分幸运。
第三条：臣听说国家的根本是百姓，百姓依靠粮食生存，因此古代圣明的君主没有不鼓励农耕，充实粮仓的。所以唐尧、商汤时期遭遇水旱灾害，百姓却没有面带饥色，大概是因为平时逐渐储备，长期积累的缘故。到了汉朝，因为粮食短缺，于是设立常平仓（古代调节粮价、储备粮食的机构）来供给百姓；曹魏时期因为军粮匮乏，制定屯田制度来供应军队。这些措施都能使当时粮食不匮乏，军国大事得以顺利进行。另外《礼记》说：国家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就不能称之为国家。光武帝因为一亩地没有收成，就归罪于州牧、太守。圣人担忧天下，重视粮食，是如此的恳切；贤明的君主体恤百姓，鼓励农耕，是如此的迫切。近年来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发生饥荒，去年京城也出现粮荒，朝廷内外的百姓纷纷外出寻找粮食充足的地方，既荒废了家业，疲惫不堪才到达目的地，又对国家的体制造成了损害。如果事先多积累粮食，安稳地供给百姓，怎么会出现驱赶、督促老弱之人，到千里之外谋生的情况呢？用现在的情况对比古代，实在令人担忧。臣认为应该分出州郡常规赋税的九分之二，以及京城财政年度支出的结余，分别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丰收年份就收购粮食储存在粮仓中，荒年就按照私人粮食价格的两倍卖给百姓。这样一来，百姓必然会努力耕种来购买官府的绢帛，又会致力于积蓄财物来购买官府的粮食；丰收年份就会经常储备，荒年就会直接供给。另外设立农官，选取州郡百姓的十分之一作为屯田户，根据土地的水旱情况，估算田地的数量，用贪污受贿的赃物、赎罪的财物以及其他剩余的钱财购买耕牛，分配给屯田户，让他们全力耕作。每个屯田户耕种的田地，每年要求缴纳六十斛粮食，免除他们的正常赋税以及出征、戍边等杂役。推行这两项措施，几年之内，就会粮食积累、百姓富足，即使遭遇灾害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臣又听说前代贤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安抚远方的百姓，礼遇贤才，提拔被埋没的人才。因此汉高祖经过赵国时，寻找乐毅的后代；晋武帝平定天下后，表彰吴、蜀两国的贤才。臣认为应该在黄河以南七州（指北魏疆域南部沿黄河的七个州）的百姓中，选拔有门第、有才能的人，召他们到京城，按照中原地区官员的标准，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这样一来，一是可以弘扬圣朝公平对待新旧臣民的道义，二是可以安抚江汉地区（指南齐统治区域）归顺有道明君的人心。
第四条：从前帝舜命令咎繇（皋陶）审理案件要体恤百姓，周公告诫周成王不要在各类案件中出现失误，这都是君臣之间相互告诫，重视刑罚的体现。如今两位圣人怜悯有罪之人，无论罪行轻重，在裁决的时候，大多予以宽恕，有时迫不得已必须判刑，也一定会表现出怜悯之心，即使是前代帝王认真听取案情、宽赦罪犯，也不过如此。至于违背时节执行刑罚，愚臣私下认为不妥。汉朝的制度，过去判决重罪、上报朝廷核准，通常在冬季的最后一个月；到了汉章帝时，改为在十月结束，以养育万物初生的微弱阳气。后来发生旱灾，议论的人认为十月判决案件，阴气微弱，阳气泄露，因此导致旱灾。汉章帝将这件事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尚书陈宠上奏说：冬至时阳气开始萌发，因此十一月有射干（一种植物）、芸草、荔枝（此处指一种香草）生长的应兆，周朝将十一月作为春季的开始；十二月阳气上升通达，野鸡鸣叫、母鸡孵蛋，商朝将十二月作为春季的开始；十三月（即农历正月）阳气已经到来，冬眠的昆虫都苏醒过来，夏朝将十三月作为春季的开始。这三个月初生的阳气逐渐显著，对应三统（指夏、商、周三代的正朔），在这三个月判决案件、流血杀人，是不顺应天意的。《礼记・月令》说：仲冬之月（农历十一月），身体要安宁，事务要清静。发动盛怒，不能称之为安宁；执行重刑，不能称之为清静。汉章帝认为他说得好，最终确定在十月判决案件。如今京城及各地判决重罪、上报核准，通常在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不遵循三正（指夏、商、周三代的正朔）来养育初生的阳气。宽恕的心意，常常超过前代；遵守时节的法令，却仍然有所缺失。这难道就是所说的帮助阳气生发、给予微弱生命仁爱吗？实在应该远考周朝的典籍，近取汉朝的制度，天下判决案件，从初秋开始，到孟冬（农历十月）结束，不在三统对应的春季月份执行斩首、绞刑等重刑。这样一来，就能顺应天地人神的道义，将仁爱传承给后代。
第五条：古代，大臣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官，不直接说他不廉洁，而是说 “簠簋不饰”（指祭祀用的礼器没有装饰，比喻为官不廉洁）。这是君主礼遇尊贵的大臣，不明确说出他的过错。大臣有重大过错，就戴着白帽子、系着牦牛尾做的帽带，捧着一盘水、上面放着一把剑，到君主的宫殿前请求赐死，这是大臣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而不敢逃避刑罚。圣朝对待大臣，礼仪与古代相同。自太和年间以来，有犯罪应当被判处死刑的大臣，大多能够回到家中自尽。君主派遣使者前往时，深切地表达怜悯之情，言语间流下悲伤的泪水，文武百官没有不看见的，天下百姓没有不听说的。这确实能够感动即将死去的人的心，安慰他们亲属的情感。然而这种恩惠是发自内心的，没有形成永久的制度，这就是愚臣敢于陈述浅见的原因。从前汉文帝时，有人告发丞相周勃谋反，周勃被逮捕关押在长安的监狱中，受到的屈辱与奴仆相同。贾谊于是上书，极力陈述君臣之间的道义，不应该这样对待大臣。尊贵的大臣，天子为他改变仪容、以礼相待，官吏百姓为他俯身叩拜、敬重有加。如果他有过错，可以罢黜他的官职，可以赐他死罪。但如果将他捆绑起来，押送到司法官员那里拷打，被小吏辱骂，恐怕不是让百姓看到的做法。等到将要执行刑罚时，大臣面向北方拜两次，跪下自杀。天子说：先生自己有过错，朕对待先生是有礼数的。君主不派人强迫他受刑。汉文帝深深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从此以后，大臣有罪，都自杀而不受刑罚。到了汉武帝时，又逐渐有大臣被关进监狱，这实在是因为汉文帝当时推行的制度没有成为永久的规定。臣恭敬地认为圣朝的德行仁慈宽厚，难道比不上汉文帝吗？如今天下太平，百姓没有非议的时候，臣怎么敢在朝廷上陈述狂妄的言论，只是担心万世之后，继承皇位的君主会出现像汉武帝那样的事情。治国之道贵在长久，因此要树立良好的风气；法令贵在不被破坏，因此要为子孙后代留下谋划，怎么能只在当时施行恩惠，而不制定长久的制度呢？
第六条：《孝经》说：“父子之间的道义是天性。”《尚书》说：“孝顺啊，只有孝顺父母，才能友爱兄弟。” 这两部经典的主旨，都是阐明父子兄弟之间血脉相连、气息相通，能够同甘共苦而不能分离。当他们有人犯罪时，罪行不牵连他人，这是君主的深厚恩惠。至于说到忧虑，亲属之间相互担忧，本来就是自然的常理。没有情义的人，父亲兄长被关押在监狱中，子弟却没有悲伤的神色；子弟逃避刑罚，父亲兄长却没有愧疚的表情。他们仍然安享荣华富贵，照常交游往来，车马依旧华丽，衣冠仍然整齐，这难道是血脉相连、分忧共患的道理吗？从前秦穆公因为楚国人围攻江国，穿上素服表示担忧；宋仲子因为举荐桓谭不当，摘下帽子请罪。那么子弟对于父亲兄长，父亲兄长对于子弟，只要情感深厚，难道能和结盟的知己相提并论深浅吗？两位圣人清理风俗，将孝慈放在首位。臣愚钝地认为，如果父亲兄长犯罪，应当让子弟穿上素服、袒露上身，到皇宫前请罪；如果子弟犯罪，应当让父亲兄长呈上没有封缄的奏表，主动承担责任，请求解除自己的官职。如果职位至关重要，不适合允许辞职，就安慰劝勉，挽留他们继续任职。这样一来，足以敦促那些平庸浅薄的人，让他们知道羞耻。
第七条：《礼记》说：大臣遭遇父母去世的重大丧事，君主三年内不派人到他家中征召他任职。这是圣人根据情感制定礼仪，以成全孝子尽孝之心的做法。周朝末年，社会衰败，丧礼逐渐荒废，因此有人戴着孝带就参军打仗，《诗经》中就有《素冠》篇讽刺这种行为；到了残暴的秦朝，丧礼几乎完全消失了。汉朝初年，战争频繁，没能遵循古代的丧礼制度。到了汉宣帝时，百姓应当参军屯田的，如果遭遇祖父母、父母去世，不满三个月，都不征召他们服役；而朝中大臣的丧礼制度，没有明确的规定。到了东汉元初年间，大臣遭遇父母去世的重大丧事，才能够辞官回家服满三年丧期。到了魏武帝（曹操）、孙权、刘备统治时期，战乱不断，前代的丧礼制度又被废弃不再施行。晋朝时，鸿胪卿郑默遭遇亲人去世，坚决请求服满丧期，晋武帝被他的孝诚感动，于是颁布诏令，将大臣服满丧期作为常规制度。圣魏建立之初，平定战乱、恢复正道，没有闲暇建立大臣服满丧期的制度。如今四方没有战乱，百姓安居乐业，实在是孝慈之道普及、礼仪教化盛行的时代。然而愚臣心中，仍然有未说完的话。臣看到朝中大臣遭遇父亲去世的丧事，假期结束后就回到职位上，穿着华丽的衣服、乘坐高大的车马，参与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佩戴着玉佩、垂着帽带，参加节日庆典的宴会；这伤害了为人子女的孝道，违背了天地间的常理。臣认为如果有遭遇祖父母、父母去世的大臣，都应该允许他们服满三年丧期。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接替他们的官职，导致职位空缺，就颁布优厚的诏令安慰劝勉，征召他们回来任职，但只让他们负责处理公文收发、上奏等事务，国家的吉祥庆典，一概不让他们参与。如果遇到军事紧急情况，允许他们穿着黑色的丧服（古代守丧期间穿的丧服）参军服役，虽然违背了礼仪，但也是事情的需要。如果臣的话有一点值得采纳，希望交给有关部门另外制定具体的制度。
高祖阅读了李彪的奏表后，认为很好，不久之后都予以施行。
李彪逐渐受到礼遇，被加封为中垒将军。等到文明太后去世，大臣们请求高祖除去丧服，恢复正常的朝会和政务，高祖没有允许，他与李彪就丧礼问题反复商议，相关言论记载在《礼志》中。高祖颁布诏令说：“纵观古代的事情，寻求贤才的方式不止一种。有的人凭借祖先的微薄荫庇，在当时彰显德行；有的人从地位低微的人中被提拔，在后世留下名声。因此毛遂出身低贱，却能在楚国朝堂上奋力争辩；如果有才能，何必拘泥于家族背景呢？李彪虽然向来不是出身名门望族，本来没有显赫的资历，但他见识敏锐、聪慧过人，学识渊博，博览群书，刚健善辩的才能，很适合当时的任用；加上他担忧国事如同担忧自己的家事，宣扬朝廷的美好德行，如果不奖赏他的功劳、提拔他的职位，将如何勉励那些勤奋有才能的人呢？可以特别升任他为秘书令，以报答他的忠诚。” 又因为他参与修订律令的功劳，赏赐他五百匹帛、一匹马、两头牛。
这一年，李彪被加封为员外散骑常侍，再次奉命出使南齐萧赜朝廷。萧赜派遣主客郎刘绘接待他，并设置了宴会和歌舞。李彪推辞了歌舞。入座后，李彪说：“齐主既然赏赐宴会和歌舞，来慰劳使臣，刚才我推辞歌舞，你或许没有理解其中的原因。自从丧礼制度废弃以来，已经很久了，我朝皇帝的孝性发自天性，对太后的追思没有穷尽，因此才有如今是否除去丧服的商议。三月底，朝中大臣才除去丧服，但仍然穿着素服处理事务。裴昭明、谢竣等人在这里，本来也应该知道这些情况，我今天推辞歌舞，想必你不会见怪。” 刘绘回答说：“推辞歌舞这件事，我刚才已经明白了。请问魏朝的丧礼，究竟依据什么？” 李彪说：“高宗文成皇帝去世后，孝文帝服丧超过一个月。如今圣上追念太后养育的深厚恩情，感念她教诲的厚德，丧礼的规定介于殷朝和汉朝之间，可以说是符合礼仪的变通。” 刘绘又问：“如果想要遵循古代的制度，为什么不服满三年丧期？” 李彪说：“国家政务不能长期荒废，因此割舍深深的思念，顺从大臣们的建议。虽然服丧的期限改变了，但孝心与服满三年丧期没有区别，期限同为一年，可以说是没有遵循礼仪形式但符合礼仪精神的做法。” 刘绘说：“叔孙通真是太过分了！竟然专门用礼仪来要求别人？” 李彪说：“圣朝制定的是前所未有的制度，与要求别人有什么关系。” 刘绘说：“百官都各自负责自己的事务，听从宰相的安排，国家政务有什么可担心荒废的？” 李彪说：“我听说典籍记载：五帝的大臣，才能不如君主，因此君主亲自处理事务；三王的君臣才能相当，因此共同治理政务；五霸的大臣才能超过君主，因此事务由臣下决定。我朝的官员都是像五帝时期的大臣那样，君主亲自处理政务，大概是效仿遥远的黄帝、唐尧时期的制度。” 李彪即将返回北魏时，萧赜亲自对他说：“你上次出使回去的时候，吟诵阮籍的诗说‘但愿长闲暇，后岁复来游’，如今果然如你所说。你这次回去，还有再来的可能吗？” 李彪回答说：“使臣请求再次吟诵阮籍的诗：‘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 萧赜怅然若失，说：“清都（指南齐京城建康）可以这样，但一去不回是为什么呢？听你这话，似乎是长久分别，朕会用特殊的礼仪为你送行。” 萧赜于是亲自送到琅邪城（今江苏南京附近），登山临水，命令大臣们赋诗送别，李彪受到的重视到了这样的程度。李彪前后六次奉命出使南齐，南方的人都对他的正直敢言感到惊奇。
后来高祖率军南征，任命李彪为代理冠军将军、东道副将，不久又任命他为代理征虏将军。高祖返回京城后，李彪升任御史中尉，兼任著作郎。李彪受到高祖的宠爱，性情又刚直不阿，于是弹劾了很多官员，远近的人都畏惧他，豪门大族都不敢妄动。高祖常常称呼李彪为 “李生”，并曾从容地对大臣们说：“我有李生，就像汉朝有汲黯（汉武帝时期以正直敢言著称的大臣）一样。” 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的胡人反叛，高祖诏令李彪持节前往安抚慰问。叛乱平定后，李彪返回京城，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仍然兼任御史中尉，解除了著作郎的职务。高祖在流化池宴请大臣们，对仆射李冲说：“崔光的博学，李彪的正直，是我大魏得到贤才的基础。”
高祖再次南伐，李彪兼任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拓跋澄等人共同处理留守京城的事务。李彪向来性情刚愎豪放，与李冲等人的意见不合，于是在言行上表现出来，完全没有谦让的意思。他自认为身为执法官员，没有人能够弹劾自己，于是常常独断专行。李冲收集了他前后的过错，于是在尚书省将李彪拘禁起来，上奏说：“臣听说治理国家、匡正百姓，要弘扬教化、提升治理水平，车马服饰、典章制度，不能有片刻的缺失。因此晋文公建立了九合诸侯的功绩，仍然因为请求使用天子的葬礼规格而受到指责；季氏在鲁国执政三代，仍然因为使用宝玉装饰的车子而受到讥讽。可见名位和器物的重要性，不能随意授予。前代帝王已经效仿古代制定了制度，陛下如今又治理天下，因此能够使车马服饰有等级秩序，礼仪器物不致荒废。查核臣李彪，从前出身平凡，只是因为有才能被提拔，渴望得到清高显贵的职位，在东观（古代皇家藏书和修史的机构）负责修史，受到陛下的恩宠，在御史台（负责监察的机构）担任执法官员，身兼重要官职。他本应感恩戴德，砥砺名节，以忠诚报答陛下的恩德。然而他却窃取名声，占据职位，行为傲慢无礼，依仗权势，态度高傲，公然逾越法度、放纵不羁。在宫中擅自取用官府的木材，随意乘坐皇帝的车马，毫无畏惧。肆意妄为，傲慢自大，无视他人的意见，这样的行为如果能够容忍，还有谁不能容忍呢！臣于是召集尚书以下、令史以上的官员，以及治书侍御史臣郦道元等人在尚书省的议事大厅，将李彪的犯罪事实告知他，询问事情的虚实，如果他有不知道的地方，就需要询问他的部下。李彪回答臣说：‘这些事情都亲眼所见，确实像弹劾的那样，都是我所做的，何必再召集部下询问。’臣如今请求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免去李彪所担任的官职，交给廷尉审理。”
李冲又上奏说：
臣与李彪相识以来已经将近二十年。李彪最初出使南齐的时候，我看到他神色严厉、言辞善辩、才能出众、学识渊博，以我愚钝的见识，认为他是出类拔萃的人才。等到李彪职位升迁，参与朝廷的宴会讨论，听到他评论古今得失，商议人物优劣；在侍奉陛下的宴席上发表言论，在众多贤才之中阐述观点；赞赏忠诚正直的人，发言恳切，只说正直的话，毫无隐瞒回避。即使是各位藩王的尊贵身份，近侍大臣的重要职位，只要有错误，他大多当面反驳。他极其痛恨虚伪狡诈的行为，严厉斥责违背正道的人，神色严厉、言辞正直，就像老鹰追逐鸟雀一样，严肃认真，确实有公正清廉的操守。臣虽然才能低下，也尚且推崇他的大致品格，钦佩他的正直，略微察觉到他性情急躁的缺点，但并不认为这是严重的问题。等到他最初登上御史台，担任司直（御史台的属官，负责弹劾官员），首先恢复了官员出行时的礼仪，开创了正直执法的风气，当时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而李彪坚守志向，践行信义，不回避豪门权势，他所弹劾的官员，都应声倒下。他的赫赫威名，在地方上震动；他的严肃正直的名声，在京城传扬。天下人都改变了看法，贪婪残暴的人都收敛了手脚。臣当时看到他的所作所为，确实认为他言行一致，内心忠诚清廉。然而时常有人私下对臣说他威严残暴，臣认为他作为执法官员，容易被人忌恨，在流言蜚语传播的时候，容易产生谣言，因此没有相信这些话。
往年因为河阳（今河南孟州）的事情，臣曾与李彪在领军府，会同太尉、司空以及领军府的各位卿官等，查阅廷尉审理的囚犯案卷。当时有人申诉冤枉，太尉、司空和臣都想听取他们的陈述。还没有把道理说完，李彪就在东边的座位上发怒，捋起袖子，气势汹汹，口中称申诉的人为 “贼奴”，呵斥身边的人，高声大喊说：“到南台（即御史台）把我的木手（一种刑具）拿来，打断这个奴才的肋骨！” 虽然说了这样的话，最终还是没有去拿。接着又说：“南台审理案件，只担心冤枉了不该活的人，终究不会冤枉该死的人，只要按照这个原则处理就行。” 当时众人因为申诉冤枉的人情节非常严重，有很多人坦白了实情，又心中畏惧李彪，于是都沉默不语。因为这件事，臣开始怀疑李彪办案有滥用刑罚的情况，仔细观察了解，才知道他威严残暴，但仍然没有了解到他调查取证的过程和审讯核实的情况。大致来说，他对小罪处以严厉的刑罚，是为了严肃法纪，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益处多于损害。因此臣把心中的疑虑放在一边，没有向上汇报，实在违背了作为臣子应当知无不言的道义。
自从去年陛下南征以来，李彪兼任尚书，日夜共事，我才知道他言行不一，自以为是、贬低他人，独断专行、毫无顾忌，抬高自己、轻视他人，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却严厉弹劾别人，自己侍奉君主，却喜欢别人谄媚自己。听他的话，就像古代忠诚宽厚的贤才；考察他的行为，却是天下虚伪残暴的奸贼。臣与任城王拓跋澄卑躬屈膝、委屈自己，就像温顺的弟弟侍奉残暴的兄长一样。李彪想要做的事情，即使不合情理，我们也无不屈从。
根据事实核查，都有确凿的证据。如果臣所列举的情况属实，就应该将李彪流放到北方荒凉之地，以消除奸邪虚伪之人对朝政的扰乱；如果臣没有证据，就应该将臣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以制止像苍蝇一样颠倒黑白的谗言。
高祖当时在悬瓠（今河南汝南），阅读了李冲的奏表后，惊叹地说：“没想到留在京城的人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有关部门判处李彪死刑，高祖宽恕了他，只是将他除名为民。李彪不久后返回故乡。高祖从悬瓠北上前往邺城（今河北临漳），李彪在邺城城南拜见迎接。高祖说：“朕对你的期望，常常把你比作坚贞的松树，在严寒中依然保持本色，你应该报效国家，竭尽全力为朝廷效力，但最近看到弹劾你的奏文，非常违背朕对你的期望。你遭受这样的谗言，是因为朕的原因，还是因为宰相的原因，或是你自己造成的？” 李彪回答说：“臣的过错是自己造成的，罪行是自己招致的，实在不是陛下无端加罪于臣，也不是宰相无辜陷害臣。臣的罪行已经这样，应该隐居在乡野之间，不应该再远远地玷污陛下的车驾，但听说陛下身体不适，臣肝胆俱裂，因此才敢前来，不是来谢罪的。” 高祖采纳了宋弁的建议，打算重新起用李彪，恰逢留守京城的官员上奏说李彪与御史贾尚前往调查废太子元恂的事情时，存在诬陷冤枉的情况，请求逮捕李彪。李彪自己声称事情是冤枉的，高祖查明李彪没有这样的行为，派遣身边的人安慰勉励他。允许他用牛车装载物品，送他前往洛阳。恰逢大赦，李彪得以赦免罪责。
高祖去世后，世宗宣武帝（元恪）即位。李彪依附于王肃，又与邢峦有诗书往来，相互称赞，趁机商议请求恢复自己的旧职，继续修撰国史的工作，王肃等人答应为他提供帮助。李彪于是上奏说：
臣听说龙图（传说中伏羲得到的河图）出现，皇道就会光明；龟书（传说中大禹得到的洛书）显现，帝王的德行就会昌盛，这实在是上天降下的文字契约。自从祥瑞的官职设立、文字产生，就有了高低等级的区分；民众的导师确立，就有了贵贱秩序的排列，这是人间的行为准则。因此《唐典》记载了唐尧钦明的功绩，《虞书》铭刻了虞舜谨慎修身的篇章，《左传》记载了夏朝的箴言，《诗经》收录了商朝的颂歌，这些都是国史明晓兴衰得失的踪迹。到了周朝，借鉴夏、商两代的经验，周文王开创了两部经书（指《易经》和《诗经》），周公旦又补充了六联（指《周礼》中的六官制度），文采丰富，奠定了典章制度的大致框架。因此观赏《雅》《颂》，就能知道周文王、周武王的伟大功绩；聆听诗歌的音律，就能分辨周公的极致孝道。因此季札（春秋时期吴国公子）聆听《国风》就能知道各国的开创基业，聆听《颂》就能知晓帝王的盛德。至于孔子整理鲁国的史书（指《春秋》），左丘明阐释孔子的思想（指《左传》），可以说是委婉而有章法，详尽而不歪曲。其他如《竹书纪年》《战国策》之类的史书，也有一定的价值。到了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文采穷尽了秦汉时期的史实，内容涵盖了汉哀帝、汉平帝时期的事件，惩戒和劝勉的内容都有记载，文辞和史实兼备，文质彬彬，内容丰富啊！使大汉的风气，类似于夏、商、周三代，炎帝、黄帝以来的道德规范成为后世的典范。后来的华峤、司马彪、陈寿、于宝等人，都效仿他们的写法。他们能够广泛地赞颂前代的功德，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难道是虚假的吗？其他那些看到事情就记载下来的史官还有很多，探寻他们的记载，能够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
只有我大魏占据中华大地，已经超过一百年，将近十个纪（一纪为十二年）。太祖道武帝（拓跋珪）顺应天意开创基业，武皇帝（太武帝拓跋焘）顺应时势开拓疆土；像猛虎在境内咆哮，像巨龙在天下腾飞；弱小的势力退去，强大的势力到来，万物都繁荣昌盛。从此以后，历代帝王都继承了先代的光辉。然而史官的记载，没有充分展现大魏的盛德。加上东观遭到毁坏，记载功勋的典籍有所缺失，美好的事迹随着时间流逝而被遗忘，善良的行为随着岁月变迁而逐渐稀少。因此谚语说：“一天不记载，百事都荒废。” 到了太和十一年，先帝（孝文帝）和先后（文明太后）深谋远虑，想到伟大的功业和绵延不断的美德，如果不扩大史书的记载，恐怕先代的伟大功绩会有缺失。于是征召有名的儒士，充任修史的官员。当时陛下不嫌弃臣的众多缺点，采纳臣的一点志向，让臣负责修史的相关事务，授予臣秘书丞的职位，臣承担了这项工作，没有推辞。高祖当时诏令臣说：“端正你的志向，规范你的笔法。撰写史书如果不遵循法度，后代人看什么呢？” 臣遵照诏令行事，不敢有所失误，与其他修史官员一起收集散失的文献，并且选取先前的记载，撰写国史。如果有新进的贤才在此时撰写相关内容，恐怕因为观点不同，会产生疑问，就像琴弦和琴柱改变了，即使是好的乐曲也可能演奏错误。自从太和十五年以来，臣因为国家迁都，频繁奉命出使南齐，因此撰写史书的工作就搁置了，没有继续进行。这样一来，记载功勋、记录美德的工作，难道不是有缺失吗？
臣恭敬地认为孝文皇帝，承受天地的珍宝，继承祖宗的基业，伟大的功业还没有完成，就突然去世了，天下百姓，就像失去了天地一样。幸亏遇到陛下，具备英明睿智的本性，拥有包容万物的气量；弘扬光明以照耀万物，践行宁静恭敬以安定国家；上天清明，大地安宁，不违背过去的制度，遵循先代的典章。可以说是圣明的君主相继出现，国家长治久安。先皇开创基业、创造万物，谋划深远广阔，加上魏朝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都有篇章记载，探究事物的本质，穷尽万物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月升起，没有幽暗的地方不被照亮。《礼记》说：善于流传善行的人希望别人继承他的行为，善于歌唱的人希望别人继承他的歌声。因此《左传》说：周文王奠定基础，周公完成大业。又说：没有周公的才能，就不能做周公所做的事情。如今的亲王，可以说是具备这样的才能。然而先皇的伟大谋略和圣明通达，当今陛下的美好品德和明察秋毫，与前代相比，德行没有丝毫逊色。时机啊时机，难道不应该发扬光大吗！与天地合德的，是先皇的教化；与日月同明的，是先皇的洞察；思虑遍及四季的，是先皇的伟大功绩；与神鬼相合的，是先皇的深远智慧；迁都改邑的，是先皇的通达；变革而使天下和谐的，是先皇的明鉴；想要统一文字和车轨的，是先皇的远见；守卫四方边疆的，是先皇的谋略；海外诸侯归顺的，是先皇的威严；在岐阳（今陕西岐山东北）举行狩猎礼仪的，是先皇的道义；在泰山（岱宗）郊外举行祭祀的，是先皇的仁爱；巡视北方大漠的，是先皇的智慧；讨伐南方荆州的，是先皇的礼仪；举行封禅大典报告功绩的，是先皇的肃穆；亲自恭敬地祭祀宗庙社稷的，是先皇的恭敬；德行完美无缺的，是先皇的品德；开创事业、成就事务的，是先皇的贞正；观察人文教化的，是先皇的蕴藏；革除弊端、创立新制的，是先皇的志向；孝慈之道普及的，是先皇的衷心。先皇有二十项伟大的功绩，加上他谦虚尊贵而光芒四射，有所作为却不居功自傲，可以说是超越三皇五帝了。实在应该将他的功绩记载在史书上，名声传播在金石上。
臣私下认为，通达的史官，伟大的能与日月同辉，渺小的也能与四季共存。伟大的史官，如孔子、左丘明；渺小的史官，如司马迁、班固。因此他们的名声能够流传无穷，道义能够昭示后代。因此金石可以磨灭，但流传的风气不会消失，难道不是因为史书的记载吗？谚语说 “宰相的家门出宰相，将军的家门出将军”，这不仅是因为天性，也是说后天的学习和习惯形成的。臣私下认为，负责天文的官员，太史的职位，如果有合适的人，应该让他们世代相传。因此《尚书》说羲和（古代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员）世代掌管天地的官职，张衡的赋中说 “向旧时的史官学习”，这就是世代相传的道理。就像优秀的铁匠的儿子善于制作皮衣，优秀的弓匠的儿子善于制作簸箕，事物没有固定的规律，习惯了就能掌握。之所以说到这些，是因为史官的职责没有得到履行，很多事情都被荒废遗忘，上天与人间的关系，片刻也不能缺少记载。因此司马迁、班固因为记载当代的事情而建立功绩、成就名声，这是前代的借鉴，后代的榜样。然而前代有很多史官没有完成修史的事业，都是因为世道衰败，不能容纳贤才。因此张衡离开史官的职位而创作赋，蔡邕（字伯喈）离开东观而实现自己的志向。近代僭越称帝的晋朝有佐郎王隐，被著作郎虞预诋毁，罢官回家；白天砍柴做饭，晚上阅读文献、撰写史书；最终完成《晋书》，保存了一代的史实，晋明帝司马绍诏令尚书只供给纸笔而已。国家重要的典籍，竟然由私人完成。末世的弊端，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史官不被重用，是时代的原因。
如今大魏的史官，职位尊贵，俸禄优厚，生活安逸，享受着福禄；然而典章制度的记载没有得到扩充，是有原因的。已故的著作郎渔阳人傅毗、北平人阳尼、河间人邢产、广平人宋弁、昌黎人韩显宗等人，都因为文才被举荐，共同负责修史工作，但都寿命不长，没有完成伟大的功绩。前著作郎程灵虬当时一同被举荐，共同掌管修史事务，如今调任其他官职，不再负责修史。只有崔光一人，虽然没有调动职位，但同时兼任侍官，因此记载撰写的工作有所缺失。臣听说史书的兴起，源于伟大的功业；《雅》《颂》的流传，源于高尚的品德；虽然时代有文辞质朴与华丽的不同，史书有详尽与简略的区别，但历代相传，没有改变这个原则。从前司马谈告诫他的儿子司马迁说：“当代有美好的事迹而不记载，是你的罪过。” 因此长久之后，司马迁因为记载当代事迹而被称赞。诸葛亮在蜀汉，不重视史官的工作，因此长久之后受到讥讽。从内心深处来说，司马谈的志向比诸葛亮深远得多。《尚书》说 “不要让官员闲置”，《诗经》说 “在其位就要忧虑其职责”；臣如今虽然不负责修史工作，但从前曾经担任过这个职位，因此不因为自己身处民间就疏远朝廷，敢于陈述这些想法。谚语说 “担忧做事的人不一定了解，了解的人不一定能做事”，臣确实不了解，但勉强想要去做。私下探寻先朝赐予臣 “彪” 这个名字的含义，远的是效仿汉朝史书的班彪（字叔皮），近的是效仿晋朝史书的司马彪（字绍统）。根据名字探求含义，想要停止也不可能，承受陛下的恩德，至死方休。如今请求在京城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整理国家的典籍，以完成先前的志向，官府提供人力，满足修史的需要。虽然不能完成宏大的史书著作，也不至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近期来看，一个月就能有初步的成果，长远来看，三年就能完成。正本收藏在麟阁（古代皇家藏书的机构），副本收藏在名山之中。
当时司空北海王元详、尚书令王肃因为李彪没有俸禄，常常资助他。于是李彪在秘书省按照王隐的旧例，以平民的身份修撰史书。
世宗亲自处理朝政后，崔光上奏说：“臣看到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向来心怀美好志向，开创修撰魏朝典籍的工作。臣从前被李彪举荐，与他一同修史多年，他志向坚定、精力充沛，考证叙述不知疲倦，督促勉励各位同僚，史书的注释和撰写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虽然近年来有所分离，很多工作被荒废，但最近承蒙陛下起用，让他重新负责修史事务。他年老而更加勤勉，史才日益精进，如果能够恢复他的旧职，让他专心致力于修史工作，必然能够像《春秋》一样明辨是非，阐明魏朝的国史。既然先帝对他寄予厚望，他曾经担任过高级官职，只是犯了轻微的过错，应该予以宽恕。臣认为应该任命他为侍中（常伯为古代侍中的别称），正式负责修史工作，停止他的外部差役，让他能够专心思考，长期钻研积累，史书一定能够完成。伟大的名声和事迹，将会鲜明地记载在篇章中，美好的典范和赞颂，将会永远不会磨灭。” 世宗没有批准。
诏令李彪兼任通直散骑常侍，代理汾州刺史，这不是李彪所喜欢的职位，他坚决请求不赴任，有关部门强行派遣他。恰逢李彪患病数十天，景明二年（公元 501 年）秋季，在洛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起初李彪担任御史中尉时，以严厉残酷著称。因为难以获得奸佞之人的供词，于是制作了木手，击打犯人的腋下，常常有犯人被打得气绝后又苏醒过来。另外，他安抚慰问汾州反叛的胡人时，捕获了他们的首领，都鞭打面部后杀死。等到李彪患病时，身体上常常溃烂，疼痛难忍。世宗诏令赏赐一百五十匹帛，追赠他为镇远将军、汾州刺史，谥号为刚宪。李彪在秘书省任职一年多，修史的事业最终没有完成，然而划分史书的体例，都是李彪的功劳。他注释《春秋》以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成十卷。他所著的诗、颂、赋、诔、章奏、杂笔等共有一百多篇，另有文集流传。
李彪虽然与宋弁结下了管仲、鲍叔牙那样的深厚友谊，宋弁担任大中正（负责品评人才、确定门第等级的官员）时，与高祖私下商议，仍然因为李彪出身贫寒而轻视他，根本不想稍微优待他。李彪也知道这件事，但并不怨恨。等到宋弁去世，李彪悲痛不已，为他撰写了哀悼的诔文，充满了辛酸之情。郭祚担任吏部尚书时，李彪为儿子李志请求官职，郭祚仍然按照李彪原来的门第等级授予官职。李彪认为自己曾经担任过侍中，又兼任过尚书，认为郭祚应该按照权贵子弟的标准提拔李志，因此非常怨恨，并且在言行上表现出来，当时的舆论因此讥讽郭祚。郭祚常常说：“你与宋弁是至交好友，他尚且不优待你，你怎么能怨恨我呢？” 任城王元澄与李彪起初关系也不和睦。等到元澄担任雍州刺史时，李彪前往拜见元澄，为儿子李志请求担任他府中的幕僚，元澄放下过往的恩怨，为他上奏，李志最终得到了列曹行参军的职位，当时的人都称赞元澄的做法。
李志，字鸿道，学识渊博，有才干。十多岁时，就能撰写文章。李彪非常看重他，对崔鸿说：“你应该与鸿道在洛阳并称‘二鸿’。” 崔鸿于是与李志结交，相互往来。李彪有一个女儿，年幼时就聪明伶俐，李彪常常认为她很奇特，教她读书学习，诵读经传。李彪曾经私下对亲近的人说：“这个女儿将会使我家兴盛，你们都能得到她的帮助。” 李彪去世后，世宗听说了她的名声，召她入宫担任婕妤（古代宫廷中的女官名），按照礼仪迎接她。婕妤在宫中，常常教导皇帝的妹妹读书，传授经史知识。李志后来逐渐升任符玺郎中、徐州平东府司马。凭借军功多次升迁，历任后军将军、中散大夫、辅国将军、永宁寺典作副将。起初李彪看重李志和婕妤，特别器重爱护他们，在公私场合的聚会中，必定称赞他们，因此受到高祖的责备。等到李彪去世后，婕妤果然进入后宫，后宫的妃嫔都以她为榜样。世宗去世后，她出家成为比丘尼，精通经义，在法座上讲解佛经，各位僧人都赞叹敬重她。李志在任职的地方都有显著的功绩。桓叔兴背叛北魏，南荆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州）一片荒芜，领军元乂举荐李志有才能，能够担任安抚引导的职务，于是提拔他为南荆州刺史，加封为征虏将军。建义初年（公元 528 年），李志背叛北魏，投降了萧衍（梁武帝）。
高道悦，字文欣，是辽东新昌（今辽宁海城一带）人。他的曾祖父高策，在北燕冯跋时期担任散骑常侍、新昌侯。祖父高育，在北燕冯文通时期担任建德县令。恰逢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向东讨伐北燕，高育率领部下五百多家前往军门投降，世祖任命他为建忠将军，齐郡、建德二郡太守，赐爵肥如子。父亲高立，起家担任武邑太守，于是定居在渤海蓚县（今河北景县一带）。
高道悦年少时担任中书学生、侍御主文中散。过了很久，调任治书侍御史，加封为谏议大夫，他在官职上正直不阿，不畏惧强权。高祖率军南征，在秦州、雍州（今陕西一带）征召士兵，约定秋季在洛阳集合。高道悦认为使者治书御史薛聪、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人，拖延违背了集合的期限，上奏弹劾他们的罪行。又上奏弹劾兼任左仆射、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认为他位居朝廷百官之首，负责军事要务，士兵和使者是否按时集合，他竟然不检查上奏；尚书左丞公孙良负责中枢事务，却蒙蔽隐瞒，不加以举报；请求根据查明的事实免去公孙良等人的官职。当时高道悦的兄长高观担任外兵郎中，元澄上奏说高道悦有偏袒兄长的嫌疑，高祖下诏责备高道悦，但因为事情已经经过赦免，于是搁置不再追究。高祖下诏说：“高道悦性情忠诚笃实，操守贞洁明亮；担任执法官员时树立了公平严肃的规范，担任谏官时表现出敢于直言进谏的气节；王公贵族都畏惧他的刚正，朕实在赞赏他的忠诚，他正直敢言的诚意，不亚于汲黯、鲍宣（西汉时期以直言敢谏著称的大臣）。任命他为主爵下大夫，仍然兼任谏议大夫。” 高祖将要前往邺城，高道悦又兼任御史中尉，留守洛阳。
当时皇宫刚刚开始修建，宗庙和仓库还没有建造完成，高祖将要从水路前往邺城，已经诏令都水使者（负责水利、造船等事务的官员）调回修建宫室的木材，用来建造船只。高道悦上奏劝谏说：“臣听说广泛采纳百姓的意见，是君主的重要事务；规劝匡正君主的错误，是臣子的忠诚气节。因此自古以来就设置谏鼓、立诽谤木（古代允许百姓击鼓进谏、书写意见的设施），君主虚心广泛听取意见，这是当今时代应该遵循的道义。臣虽然粗疏愚钝，却承蒙陛下的恩宠，担任谏官和辅弼大臣，职责就是辨别是非，既然受到陛下的恩遇，愿意陈述自己的见解。臣私下认为，修建宫室的木材，都有各自的分类和用途，向来有固定的安排。工匠已经完工，却调回交给都水使者，用来建造船只。这样做既耽误了永久坚固的宫室建造工程，又用来做暂时游玩的用途，损耗的物资成倍增加，最终这些船只也会成为废弃之物。而且百姓前来服役，本来是希望建造宫室，如今却修缮船只，做无关紧要的事情，朝廷和百姓都感到惶恐不安，众人都深感惊讶。另外，陛下想要乘坐龙舟，经过石济（今河南滑县一带）。沿黄河的拉船道路，长久以来已经荒芜，划船的人，向来不熟悉水性。如果想要放弃船桨，在正流中航行，水深水浅的危险，古今都要谨慎对待；如果想要拉着船前进，当时正是天气转冷、需要制作冬衣的月份，士兵百姓在水陆两地光着身子劳作，恐怕违背了君主爱民如子的道义。而且邺城和洛阳相互遥望，陆路平坦，乘坐肥壮的马匹，往来并不困难。却反而舍弃安全的陆路，选择危险的水路，这是无论愚笨还是聪明的人都能想到的问题，朝廷内外都感到困惑，臣反复思考，没有看到这样做的可行性。另外，跟随陛下的大臣们，被允许携带妻子儿女，船只之间没有隔离，男女混杂，内外不分。如今陛下统治的时代清明，正在建立新的制度，规范礼仪、整顿风气，为天下树立榜样，臣私下认为这样的举动，可能会损害陛下的伟大谋略，严重违背天下百姓对遵循法则的期望。另外，氐族、胡人反叛不顺从，西方边境还有战事；南方的敌人仍然不断侵扰，靠近京城附近；蛮夷百姓性情粗疏叛逆，常常图谋不轨；他们窥伺时机，可能会发生意外。臣认为应该精心挑选皇室宗亲，安抚稳定后方事务，让奸邪之人断绝觊觎的念头，边境的敌人消除侵犯疆土的心思。臣性情愚直，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没有隐瞒，怀着忠诚之心，冒昧地向陛下陈述。” 高祖下诏说：“阅读了你上奏的事情，深深体会到你的心意。但你的言论有一半是错误的，应当指出错误之处以表明荒谬，称赞正确之处以彰显得当，然后说明不采纳的原因和必须这样做的理由。否则，就是没有理解朕的心意。调回木材交给都水使者，暂时用来建造船只游玩，最终会成为废弃之物；修缮船只不是必要的事务，船只没有防护设施，男女混杂，这些都是你的错误言论。水深水浅的危险，安抚后方的重要性，这些是你的正确言论。” 于是，高祖最终选择从陆路前往邺城。调任高道悦为太子中庶子，他在朝廷上正直不阿，态度严肃，令人难以冒犯，东宫的官员上下，都畏惧他。
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 年）秋季，高祖前往中岳嵩山（今河南登封一带），诏令太子元恂进入金墉城（今河南洛阳东北）居住，而元恂暗中谋划返回代京（今山西大同），怨恨高道悦前后多次规劝他，于是在宫中杀死了高道悦。高祖非常悲痛惋惜，追赠他为散骑常侍，兼任管州刺史，赏赐五百匹帛，并派遣使者慰问他的妻子儿女。又诏令使者负责监护他的丧事，将他安葬在故乡的墓地，谥号为贞侯。世宗又追录他的忠诚气节，任命他的长子高显族为给事中。
高显族，也以忠厚著称，在右军将军任上去世。
高显族的弟弟高敬猷，有风度。担任员外散骑侍郎、殿中侍御史，后来升任给事中、轻车将军、奉车都尉。萧宝夤西征时，引荐他为骠骑司马。等到萧宝夤图谋反叛，高敬猷与行台郎中封伟伯等人暗中谋划起义，事情泄露后被杀死。追赠他为冠军将军、沧州刺史，允许他的一个儿子入仕为官。
高道悦的长兄高嵩，字昆仑。担任魏郡太守。
高嵩的儿子高良贤，担任长水校尉。
高良贤的弟弟高侯，品行轻薄，沦为盗贼，成为冀郡（今河北冀州一带）的祸患。
高嵩的弟弟高双，担任清河太守。因为贪污受贿将要被判刑，在集市上遇到大赦而免于处罚。当时北海王元详担任录尚书事，高双向他赠送了很多金银财宝，被任命为司空长史。不久，升任太尉长史，很快又出任征虏将军、凉州刺史。他在任上肆意贪污残暴，因为犯罪被免职。后来贿赂高肇，又被起用为幽州刺史。再次因为贪污腐败被弹劾，罪行还没有判决，遇到大赦又恢复了官职。不久后去世。
高双的儿子高景翻，担任幽州司马。
高双的弟弟高观，担任尚书左外兵郎中、城阳王元鸾的司马。南征赭阳（今河南方城一带）时，作为先锋战死。追赠他为通直散骑侍郎，谥号为闵。
史臣说：李彪出身于低微的家族，却有坚定的志向和才能，学业和技艺很早就有所成就，在太和年间被提拔，多次奉命出使，名声震动江南，执笔著述，足以成为优秀的史官。等到他掌握监察大权，意气风发、明察秋毫，却没有坚守节操的方法，最终晚年失意。行百里路的人，走到九十里才算走了一半，这难道不是说李彪吗？高道悦有匡正君主的风气，被世人所畏惧，因为正直而招致祸患，实在令人悲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