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明根刘芳
游明根，字志远，广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乐浪太守。父幼，冯跋假广平太守。和龙平，明根乃得归乡里。游雅称荐之，世祖擢为中书学生。性贞慎寡欲，综习经典。及恭宗监国，与公孙叡俱为主书。
高宗践祚，迁都曹主书，赐爵安乐男、宁远将军。高宗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安乐侯，使于刘骏，直使明僧暠相对。前后三返，骏称其长者，迎送之礼，有加常使。显祖初，以本将军出为东青州刺史，加员外常侍。迁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都督兗州诸军事、瑕丘镇将，寻就拜东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为政清平，新民乐附。
高祖初，入为给事中，迁仪曹长，加散骑常侍。清约恭谨，号为称职。后王师南讨，诏假安南将军、仪曹尚书、广平公，与梁郡王嘉参谋军计。后兗州民叛，诏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连口三道诸军，禀明根节度。还都，正尚书，仍加散骑常侍。
诏以与萧赜绝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会议。尚书陆叡曰：“先以三吴不靖，荆梁有难，故权停之，将观衅而动。今彼方既靖，宜还通使。”明根曰：“中绝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筑醴阳，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萧赜。我今遣使，于理为长。”高祖从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请公除，高祖与明根往复。事在《礼志》。迁大鸿胪卿、河南王干师，尚书如故。随例降侯为伯。又参定律令，屡进谠言。
明根以年逾七十，表求致仕，诏不许。频表固请，乃诏曰：“明根风度清干，志尚贞敏，温恭静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请殷勤，不容违夺，便己许其告辨。可出前后表付外，依礼施行。”引明根入见，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历职内外，并著显绩，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礼任，迟能迂德，匡赞于朕。然高尚悠邈，便尔言归，君臣之礼，于斯而毕，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礼所称；位隆固辞，贤者达节。但季俗陵迟，斯道弗继。卿独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来，首振颓俗，进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荣慰私门。”明根对曰：“臣桑榆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之泽，首领获全，待尽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愿也。但犬马之恋，不胜悲塞。”因泣不自胜。高祖命之令进，言别殷勤，仍为流涕。赐青纱单衣、委貌冠、被褥、锦袍等物。
其年，以司徒尉元为三老，明根为五更，行礼辟雍。语在《元传》。赐步挽一乘，给上卿之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赐布帛一千匹、谷一千斛。后明根归广平，赐绢五百匹、安车一乘、马二匹、幄帐被褥。车驾幸鄴，明根朝于行宫。诏曰：“游五更光素蓬檐，归终衡里，可谓朝之旧德，国之老成。可赐帛五百匹、谷五百斛。”敕太官备送珍羞。后车驾幸鄴，又朝行宫，赐谷帛如前，为造甲第。国有大事，恆玺书访之。旧疹发动，手诏问疾，太医送药。太和二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吊祭，赙钱一十万、绢三百匹、布二百匹，赠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谥靖侯。
明根历官内外五十余年，处身以仁和，接物以礼让，时论贵之。高祖初，明根与高闾以儒老学业，特被礼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随，而闾以才笔时侮明根，世号高、游焉。子肇，袭爵。
肇，字伯始，高祖赐名焉。幼为中书学生，博通经史及《苍》、《雅》、《林》说。高祖初，为内秘书侍御中散。司州初建，为都官从事，转通直郎、秘阁令，迁散骑侍郎、典命中大夫。车驾南伐，肇上表谏止，高祖不纳。寻迁太子中庶子。
肇谦素敦重，文雅见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养，乃出为本州南安王祯镇北府长史，带魏郡太守。王薨，复为高阳王雍镇北府长史，太守如故。为政清简，加以匡赞，历佐二王，甚有声迹。数年，以父忧解任。
景明末，征为廷尉少卿，固辞，乃授黄门侍郎。迁散骑常侍，黄门如故。兼侍中，为畿内大使，黜陟善恶，赏罚分明。转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门如故。肇，儒者，动存名教，直绳所举，莫非伤风败俗。持法仁平，断狱务于矜恕。尚书令高肇，世宗之舅，为百僚慑惮，以肇名与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赐，秉志不许，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
卢昶之在朐山也，肇谏曰：“朐山蕞尔，僻在海滨，山湖下垫，民无居者，于我非急，于贼为利。为利，故必致死而争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战。以不得已之众，击必死之师，恐稽延岁月，所费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争，终难全守，所谓无益之田也。知贼将屡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谓此言可许。朐山久捍危敝，宜速审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无用之地，复彼旧有之疆，兵役时解，其利为大。”世宗将从之，寻而昶败。
迁侍中。萧衍军主徐玄明斩其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以郁洲内附，朝议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虽奔救是当，然事有损益，或惮举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实接海，陂湖下湿，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谓虽获石田，终无所用。若不待连兵，六里虽克，尚不可守，况方事连兵，而争非要也。且六里于贼逾要，去此闲远。若以闲远之兵，攻逼近之众，其势既殊，不可敌也。灾俭之年，百姓饥敝，饿死者亦复不少。何以得宜静之辰，兴干戈之役？军粮资运，取济无所。唯见其损，未睹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犹近，特须安帖，不宜劳之。劳则怨生，怨生则思叛，思叛则不自安，不安则扰动。脱尔则连兵难解，事不可轻。宜损兹小利，不使大损。”世宗并不纳。
大将军高肇伐蜀，肇谏曰：“臣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当今治虽太平，论征未可。何者？山东、关右，残伤未复，频年水旱，百姓空虚，宜在安静，不宜劳役。然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今之据者，虽假官号，真伪难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险隘，称之自古，镇戍晏然，更无异趣，岂得虚承浮说，而动大军。举不慎始，悔将何及！讨蜀之略，愿俟后图。”世宗又不纳。
肃宗即位，迁中书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相州大中正。出为使持节，加散骑常侍、镇东将军、相州刺史，有惠政。征为太常卿，迁尚书右仆射，固辞，诏不许。肇于吏事，断决不速。主者谘呈，反覆论叙，有时不晓，至于再三，必穷其理，然后下笔；虽宠势干请，终无回挠。方正之操，时人服之。及领军元义之废灵太后，将害太傅、清河王怿，乃集公卿会议其事。于时群官莫不失色顺旨，肇独抗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赗帛七百匹。肃宗举哀于朝堂。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谥文贞公。
肇外宽柔，内刚直，耽好经传，手不释书。治《周易》、《毛诗》，尤精《三礼》。为《易集解》，撰《冠婚仪》、《白珪论》，诗赋表启凡七十五篇，皆传于世。谦廉不竞，曾撰《儒棋》，以表其志焉。清贫寡欲，资仰俸禄而已。肇之为廷尉也，世宗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足令臣曲笔也！”其执意如此。及肃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并加封邑，时封肇文安县开国侯，邑八百户。肇独曰：“子袭父位，今古之常。因此获封，何以自处？”固辞不应。论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颇有学。历秘书郎，袭爵新泰伯。迁通直郎、国子博士，领尚书郎中。肃宗以肇昔辞文安之封，复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论肇前议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县开国侯，邑七百户。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赠征虏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刺史，谥曰文。
子皓，字宾多，袭。侍御史。早卒。皓弟安居，袭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明根叔父矫，中书博士，濮阳、钜鹿二郡太守。卒，赠冠军将军、相州刺史。
矫孙馥，国子博士。馥弟思进，尚书郎中。
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汉楚元王之后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刘骏兗州长史。
芳出后伯父逊之。逊之，刘骏东平太守也。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芳流播，拒不见之。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
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时有南方沙门惠度以事被责，未几暴亡。芳因缘闻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知芳笃学有志行，言之于太后，太后微愧于心。会萧赜使刘缵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与缵相接。寻拜中书博士。后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恆侍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丰渥，正除员外散骑常侍。俄兼通直常侍，从驾南巡，撰述行事，寻而除正。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高祖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而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笄称。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栉纚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邪？”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音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理义精通，类皆如是。
高祖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高祖南征宛邓，起为辅国将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萧鸾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民颇怀去就，高祖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从征马圈。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世宗经。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赈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
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诚复政有质文，兹范不易，谅由万端资始，众务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虎门。《周礼·大司乐》云：‘师氏，掌以微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之事，以教国子弟。’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敷陈六艺，以教国子。’今之祭酒，即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民，教学为先。’郑氏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又云：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惟以二，或尚西，或尚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趾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广。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名儒礼官，议其定所。”从之。
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廉清寡欲，无犯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转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是以列圣格言，彪炳绵籍；先儒正论，昭著经史。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之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贾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曰：“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郊。”贾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之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仍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得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稷、社、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祗，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高祖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世宗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则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时，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嘿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
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朱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民望见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唯诫社、诫稷无树。此其七证也。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世宗从之。
芳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动相顾访。太子恂之在东宫，高祖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高祖叹其谦慎，更敕芳举其宗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高祖乃为恂聘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询仰。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书监让芳，世宗不许。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诏赐帛四百匹，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文贞。
长子怿，字祖欣。雅有父风，颇好文翰。历徐州别驾、兗州左军府长史、司空谘议参军。屡为行台出使，所历皆有当官之称。转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寻迁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卒，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曰简。无子，弟廞以第三子夋为后。夋，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归国，赐爵临颍县子。
怿弟廞，字景兴。好学强立，善事当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怿为宰辅，廞皆与其子侄交游往来。灵太后临朝，又与太后兄弟往还相好，太后令廞以诗赋授弟元吉。历尚书郎、太尉属、中书侍郎、冠军将军、行南青州事，寻征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孝庄初，除国子祭酒，复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废帝时，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出帝初，除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复领国子祭酒。出帝于显阳殿讲孝经，廞为执经，虽詶答论难未能精尽，而风采音制足有可观。寻兼都官尚书，又兼殿中尚书。及出帝入关，齐献武王至洛，责廞而诛之，时年五十二。
子骘，字子升。少有风气，颇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诣阙，见庄帝于显阳殿，问以边事。骘应对闲敏，帝善之，遂敕除员外散骑侍郎。出补徐州开府从事中郎。父廞之死，骘率勒乡部赴兗州，与刺史樊子鹄抗御王师，每战流涕突陈。城陷，擒送晋阳，齐献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为仪同开府，以骘为属——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转中书舍人，加安东将军。于时与萧衍和通，骘前后受敕接对其使十六人。出为司徒右长史，未几，迁左长史。六年，受使兗州，行达东郡，暴疾卒，时人嗟惜之。追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
廞弟悦，永安中，开府记室。
悦弟戫，武定中，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戫弟粹，徐州别驾、朱衣直阁。粹少尚气侠，兄廞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史樊子鹄，谋应关西。大将军攻讨，城陷，杀之。
芳叔抚之孙思祖，勇健有将略。高祖末入朝，历羽林监，梁、沛二郡太守，员外常侍。屡为统军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围钟离也，萧衍遣其冠军将军张惠绍及彭甕、张豹子等率众一万送粮钟离。时思祖为平远将军，领兵数千邀衍饷军于邵阳，遣其长史元少骑一千，于钟离之北遏其前锋，录事参军缪琰掩其后，思祖身率精锐横冲其陈，三军合击，大破之；擒惠绍及衍骁骑将军、祁阳县开国男赵景悦、悦弟宁远将军景脩、宁远将军梅世和、屯骑校尉任景攸、长水校尉边欣、越骑校尉贾庆真、龙骧将军徐敞等，俘斩数千人。尚书论功，拟封千户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晖求之不得，事遂停寝。后除扬烈将军、辽西太守。思祖于路叛奔萧衍，衍以思祖为辅国将军、北徐州刺史，频寇淮北。数年而死。
缵子晰，历萧衍琅邪、东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万寿斩晰，送首，以朐山内附，并晰子翐于京师。数年后，以翐为给事中、汝阳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从子懋，字仲华。祖泰之，父承伯，仕于刘彧，并有名位。懋聪敏好学，博综经史，善草隶书，多识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员外郎。迁尚书外兵郎中，加轻车将军。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轨仪，皆与参量。尚书博议，懋与殿中郎袁翻常为议主。达于从政，台中疑事，咸所访决。受诏参议新令。性沉雅厚重，善与人交，器宇渊旷，风流甚美，时论高之。尚书李平，与之结莫逆之友。迁步兵校尉，领郎中，兼东宫中舍人。转员外常侍、镇远将军，领考功郎中，立考课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条贯。肃宗初，大军攻硖石。懋为李平行台郎中，城拔，懋颇有功。太傅、清河王怿爱其风雅，常目而送之曰：“刘生堂堂，搢绅领袖，若天假之年，必为魏朝宰辅。”诏懋与诸才学之士，撰成仪令。怿为宰相积年，礼懋尤重，令诸子师之。迁太尉司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贫，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怿及当时才俊莫不痛惜之。赠持节、前将军、南秦州刺史，谥曰宣简。懋诗诔赋颂及诸文笔，见称于时，又撰诸品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贞。自员外散骑侍郎，历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秘书丞。天平初，卒。赠前将军、徐州刺史。子规，早卒。
筠弟筟，字士文。少而聪惠。年十二，诣尚书王衍，衍与语，大奇之，遂与太傅李延实、秘书李凯上疏荐之，拜秘书郎。筟亦善士。兴和元年卒，年二十八。无子，兄子矩继。
懋从叔元孙，养志丘园，不求闻达。高祖幸彭城，起家拜兰陵太守。治以清白为名。卒官。
子长文，高祖擢为南兗州冠军府长史，带谯郡太守。被围粮竭，固节全城，以功赐爵下邑子。迁鲁郡太守。高祖为太子恂纳其女为孺子。卒。
子敬先，袭爵。敬先弟徽，奉朝请，徐州治中。
长文弟永，字履南。颇有将略，累著征战之勤。历位中散大夫、龙骧将军。神龟中，兼大鸿胪卿，持策拜高丽王安。还，除范阳太守。
芳族兄僧利，轻财通侠，甚得乡情。高祖幸徐州，引见，善之，拜徐州别驾。迁沛郡太守。后遂从容乡里，不乐台官。积十余年，朝议虑其有二志，征拜轻车将军、羽林监。卒官。长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颇涉书传。自奉朝请稍迁兰陵太守、彭城内史。属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萧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辞不受，频请衍乞还，衍听之。肃宗时，征为谏议大夫。孝庄末，除征虏将军、南兗州刺史。时尔朱世龙等威权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据州归萧衍。衍封世明开国县侯，食邑千户，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又加仪同三司。世明复辞不受，固请北归。衍不夺其意，乃躬饯之于乐游苑。世明既还，奉送所持节，身归乡里。自是不复入朝，常以射猎为适。兴和三年卒于家。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子祎，字彦英。武定末，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初，兰陵缪俨灵奇，与彭城刘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内附，灵奇弟子承先随薛安都至京师，赐爵襄贲子，寻还徐州；数十年间，了无从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彦植袭爵见叙，稍迁伏波将军、羽林监。彦植恭慎长厚，为时所称。
时荥阳郑演，仕刘彧为琅邪太守。属徐州刺史薛安都将谋内附，演赞成其事。显祖初入朝，以功除冠军将军、彭城太守、洛阳侯。后拜太中大夫，改爵云阳伯。卒，赠幽州刺史，谥曰懿。其子孙因此遂家彭、泗。
子长猷，以父勋起家，拜宁远将军、东平太守。寻转沛郡。入为南主客郎中、太尉属，袭爵云阳伯。车驾南伐，既克宛城，拜长猷南阳太守。及銮舆将反，诏长猷曰：“昔曹公克荆州，留满宠于后。朕今委卿此郡，兼统戎马，非直绥初附，以扞城相托。”特赐缣二百匹。高祖崩于南阳，敛于其郡。寻征护军长史。世宗初，寿春归款，兼给事黄门侍郎，持节宣慰。及任城王为扬州刺史，诏长猷为谘议参军，带安丰太守。转徐州武昌王府长史，带彭城内史。征拜谏议大夫，转司徒谘议，迁通直散骑常侍。永平五年卒。谥曰贞侯。
子廓，袭。卒。
子元休，袭。兴和中，睢州刺史。齐受禅，爵例降。
元休弟凭，字元祐。武定中，司徒从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风，终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当乞言之重，抑亦旷世一时。肇既聿修，克隆堂构，正情梗气，颠沛不渝，辞爵主幼之年，亢节臣权之日，顾视群公，其风固以远矣。刘芳矫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识，为世儒宗，亦当年之师表也。懋才流识学，有名士之风，见重于世，不虚然矣。
译文
游明根刘芳
游明根，字志远，是广平郡任县人。祖父游鱓，曾任慕容熙政权的乐浪太守（乐浪，古代郡名，治所在今朝鲜平壤一带）。父亲游幼，被冯跋临时任命为广平太守（假，暂代、代理）。和龙（今辽宁朝阳，当时为北燕都城）被平定后，游明根才得以返回故乡。游雅（北魏大臣、学者）举荐他，世祖（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提拔他为中书学生（中书学，北魏中央官学，学生多为贵族子弟）。他生性正直谨慎、清心寡欲，博览研习儒家经典。等到恭宗（拓跋晃，太武帝太子，后追尊为景穆帝）监理国政时，他与公孙叡一同担任主书（主书，官职名，掌管文书起草、传递等事务）。
高宗（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游明根调任都曹主书，被赐予安乐男（男，爵位等级，北魏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的爵位，加授宁远将军（宁远将军，武官名号，属于中下级将领）。高宗因为他小心谨慎，常常称赞他。他被临时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散骑常侍的加官，无固定员额，掌管侍从规谏、传达诏令等）、冠军将军（冠军将军，武官名号，地位高于宁远将军）、安乐侯，出使南朝刘骏（宋孝武帝）政权，与刘骏的使者明僧暠直接对接。前后三次往返，刘骏称赞他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迎送的礼仪，比对待普通使者更为隆重。显祖（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初年，游明根以本将军（指冠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东青州刺史（东青州，州名，治所在今山东沂水一带），加授员外常侍。后升任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平东将军，武官名号，负责东部地区军事）、都督兖州诸军事（都督兖州诸军事，总领兖州军事事务的长官）、瑕丘镇将（瑕丘镇，镇名，今山东兖州，镇将为地方军事长官），不久就地被任命为东兖州刺史，改爵为新泰侯。他治理地方清廉公平，新归附的百姓都乐于依附他。
高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初年，游明根入朝担任给事中（给事中，官职名，侍从皇帝左右，负责应对顾问、审议奏章等），升任仪曹长（仪曹长，仪曹的长官，仪曹掌管礼仪制度、祭祀、朝会等事务），加授散骑常侍。他清廉节俭、恭敬谨慎，被认为称职。后来朝廷军队向南征讨，诏令游明根临时担任安南将军（安南将军，武官名号，负责南部军事）、仪曹尚书（仪曹尚书，尚书省仪曹的长官，地位高于仪曹长）、广平公，与梁郡王元嘉一同参与谋划军事策略。之后兖州百姓反叛，诏令游明根前往安抚晓谕。又下令南征沔西（沔水以西地区，今湖北汉江以西）、仇城（今河南西平境内）、连口（今湖北黄冈境内）三路军队，都听从游明根的调度指挥。返回都城后，游明根被正式任命为尚书，仍加授散骑常侍。
朝廷诏令大臣们商议：与萧赜（齐武帝）政权断绝使者往来多年，如今是否应该恢复通使。尚书陆叡说：“当初因为三吴（指吴郡、吴兴、会稽三郡，今江苏南部、浙江一带）地区不安定，荆州、梁州（今湖北、陕西南部、四川东部一带）有战乱，所以暂且停止通使，打算观察对方的破绽再行动。如今对方境内已经安定，应该恢复通使。” 游明根说：“中途断绝使者往来，是朝廷的决策，而对方深挖醴阳（今河南桐柏西）的城防，侵犯我国领土，从道理上来说，过错在萧赜一方。我们现在派遣使者，在道义上是恰当的。” 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文明太后（冯太后，孝文帝时期实际掌权者）去世后，大臣们坚决请求高祖以公务为重，提前除去丧服（公除，指帝王或大臣因公事繁忙，提前结束丧期，恢复办公），高祖与游明根反复商议此事。相关情况记载在《礼志》中。游明根升任大鸿胪卿（大鸿胪卿，官职名，掌管诸侯及外国宾客的接待、朝会礼仪等）、河南王元干的老师，尚书一职仍旧保留。按照惯例，他的爵位从侯降为伯。他又参与修订律令，多次进献正直的言论。
游明根因为年逾七十，上表请求退休（致仕，古代官员年老退休），诏令不允许。他多次上表坚决请求，高祖才下诏说：“游明根风度清雅干练，志向高尚、忠贞机敏，温和恭敬、沉静缜密，是可以托付征询意见的重臣，所以我多次抑制他想要退隐的节操。如今他上表请求退休的态度恳切，我不能违背他的意愿，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可将他前后的表章交付外廷，按照礼仪办理退休事宜。” 高祖召游明根入宫觐见，说：“你年高德劭，在多朝任职，辛劳不懈，在朝廷内外都担任过官职，并且都立下了显著的功绩，到了老年，依然坚守正道不变。因此在改革之初，我将礼仪方面的重任托付给你，希望能借助你的德行，辅佐我治理国家。然而你志向高尚、远离尘嚣，就要辞官归隐，君臣之间的礼仪，就此结束，我思念你的德行和仁爱，情意难以平复。七十岁退休，是礼仪典籍所规定的；地位尊崇却坚决辞官，是贤能之人通达事理的表现。但末世风俗衰败，这种高尚的节操已经不再传承。唯有你坚守淡泊的操守，身处当今之世却践行古代的准则，自从北魏建立以来，你首先振起了衰败的风俗，辞官归隐既可以光耀我朝的教化，又可以使家族荣耀、内心安宁。” 游明根回答说：“我已经到了晚年，生命如同钟鸣漏尽（钟鸣漏尽，比喻年老体衰，生命将尽），承蒙陛下的恩泽，得以保全性命，希望能在自家府中安度余生，报答先帝和陛下的大恩，这是我的心愿。但我对陛下的眷恋之情，如同犬马对主人的依恋，内心悲痛难忍。” 说着便泪流不止。高祖让他上前，恳切地与他道别，也为之流泪。赏赐给他青纱单衣、委貌冠（古代一种礼帽）、被褥、锦袍等物品。
这一年，朝廷任命司徒尉元为三老（三老，古代尊奉的年老德高的长者，负责教化百姓），游明根为五更（五更，与三老并列，同为养老尊贤的象征），在辟雍（辟雍，古代天子所设的太学，用于举行祭祀、礼仪、教学等活动）举行礼仪。相关情况记载在《尉元传》中。朝廷赏赐游明根一辆步挽车（步挽车，由人推挽的车子，用于年老或尊贵者乘坐），给予上卿级别的俸禄，日常饮食的美味，由太官（太官，负责皇帝及宫廷饮食的官员）每月送到他家中。因为他修订律令有功，赏赐布帛一千匹、谷物一千斛。后来游明根返回广平郡，朝廷又赏赐绢五百匹、一辆安车（安车，古代一种可以坐乘的车子，多赐予年老德高者）、两匹马、帷帐和被褥。高祖前往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北魏重要都城之一）时，游明根到行宫朝见。高祖下诏说：“游五更品行高洁，居住在简陋的茅屋中，归隐于乡里，可称得上是朝廷的旧德元老、国家的老成之人。可赏赐布帛五百匹、谷物五百斛。” 下令太官准备珍贵的食物送去。后来高祖再次前往邺城，游明根又到行宫朝见，朝廷赏赐的谷物和布帛与之前相同，并为他建造了豪华的宅第。国家有大事时，常常以加盖玉玺的诏书向他咨询。他旧病发作时，高祖亲自下诏询问病情，派遣太医送去药物。太和二十三年（公元 499 年），游明根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世宗（北魏宣武帝元恪）派遣使者前往吊唁祭祀，赏赐治丧费用十万钱、绢三百匹、布二百匹，追赠他为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官职名，属于顾问性质的高级官员），加授金章紫绶（金章紫绶，古代高级官员的印玺和绶带，象征尊贵地位），谥号为靖侯。
游明根在朝廷内外任职五十多年，立身以仁爱为本，待人以礼让为先，当时的舆论都敬重他。高祖初年，游明根与高闾因为都是学识渊博的儒者元老，特别受到礼遇，无论因公还是因私出入宫廷，常常相互陪伴，而高闾因为文才出众，有时会轻视戏弄游明根，当时的人并称他们为 “高游”。他的儿子游肇，继承了他的爵位。
游肇，字伯始，是高祖赐予的名字。他年幼时担任中书学生，博览精通经史典籍以及《苍颉篇》《尔雅》《三苍》等字书的解说。高祖初年，担任内秘书侍御中散（内秘书侍御中散，官职名，掌管宫廷秘书事务，侍从皇帝左右）。司州（司州，州名，治所在洛阳，为北魏都城所在地）刚刚建立时，担任都官从事（都官从事，司州属官，负责监察官员、处理刑事案件等），转任通直郎（通直郎，官职名，属于郎官的一种，掌管侍从、传达诏令等）、秘阁令（秘阁令，掌管皇家藏书阁的官员），升任散骑侍郎（散骑侍郎，官职名，侍从皇帝左右，负责规谏、传达诏令等）、典命中大夫（典命中大夫，官职名，掌管礼仪、官爵册封等事务）。高祖向南征伐时，游肇上表劝谏阻止，高祖没有采纳。不久升任太子中庶子（太子中庶子，太子属官，负责辅佐太子，掌管文书等）。
游肇谦虚朴实、敦厚稳重，凭借文雅的才学受到重用。因为父亲年老，他请求解除官职回家奉养。高祖想要让他既能享受俸禄又能赡养父亲，于是任命他为本州南安王元祯的镇北府长史（镇北府长史，镇北将军府的属官，辅佐将军处理府中事务），兼任魏郡太守（魏郡，郡名，治所在邺城）。南安王去世后，又担任高阳王元雍的镇北府长史，仍旧兼任魏郡太守。他治理地方清廉简约，加上善于辅佐，先后辅佐两位藩王，都有很好的名声和政绩。几年后，因为父亲去世而解除官职（父忧，指父亲去世，古代官员需辞官守丧）。
景明末年（景明，北魏宣武帝年号，公元 500-503 年），朝廷征召游肇担任廷尉少卿（廷尉少卿，廷尉的副职，廷尉为掌管司法审判的最高官员），他坚决推辞，于是被授予黄门侍郎（黄门侍郎，官职名，掌管宫廷门禁、传达诏令、侍从皇帝等）。升任散骑常侍，仍旧兼任黄门侍郎。又兼任侍中（侍中，官职名，侍从皇帝左右，参与朝政决策，地位尊贵），担任畿内大使（畿内大使，负责监察京城周围地区官员、考察善恶得失的官员），贬斥邪恶、提拔贤善，赏罚分明。转任太府卿（太府卿，官职名，掌管国家财政、仓库、手工业等事务），又调任廷尉卿，兼任御史中尉（御史中尉，官职名，负责监察百官，权力颇重），仍旧兼任黄门侍郎。游肇是儒者，一举一动都注重名教（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礼教规范），他所弹劾的官员，没有不是伤风败俗之人。他执法仁慈公平，审理案件力求怜悯宽恕。尚书令高肇（高肇，宣武帝的舅舅，权势显赫），被文武百官所畏惧，因为游肇的名字与自己相同，想要让他改名。游肇因为名字是高祖所赐，坚持志向不答应，高肇对此十分怀恨。世宗称赞他刚正不阿。
卢昶在朐山（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时，游肇劝谏说：“朐山是个狭小的地方，偏僻地处在海边，山地湖泊地势低洼潮湿，没有百姓居住，对我们来说并不紧要，对敌人来说却有利益。因为有利益，所以敌人一定会拼死争夺；对我们不重要，所以我们是不得已才作战。用不得已而作战的军队，去攻打拼死作战的敌军，恐怕会拖延时间，耗费的人力物力将会非常多。即使能够夺取朐山，也只会导致双方不断冲突，最终难以坚守，这就是所谓的没有益处的土地。我知道敌人将领多次想用宿豫（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来交换朐山，我认为这个提议可以答应。朐山长期以来防御危险、残破不堪，应该尽快商议决定。如果真的这样做，宿豫不用征讨就会自行归服。放弃这块无用之地，收复我们原来的疆土，兵役可以及时解除，好处非常大。” 世宗将要采纳他的意见，不久卢昶就战败了。
游肇升任侍中。萧衍（梁武帝）的军主徐玄明斩杀了梁朝的青冀二州刺史张稷的首级，率领郁洲（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归附北魏，朝廷商议派遣军队前往援助。游肇上表说：“徐玄明前来归附，虽然应该前去救援，但事情有得有失，有的时候害怕出兵却能立下大功，有的时候因为小利却会产生祸患，结果不一定。如今六里（今江苏连云港附近）、朐山，地理位置靠近海边，陂湖低洼潮湿，不能居住百姓。郁洲又在海中，正所谓即使得到了石头田地，最终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不等到各路军队集结，即使攻克了六里，也难以坚守，更何况正在集结军队，去争夺这不重要的地方呢。而且六里对敌人来说更为重要，距离我们这里却很遥远。用远处的军队，去攻打逼近敌人的军队，形势悬殊，无法对抗。今年是灾荒之年，百姓饥饿困苦，饿死的人也不在少数。怎么能在应该安定的时候，发动战争呢？军粮的运输供应，也没有地方获取。只看到它的损失，没有看到它的益处。况且新归附的百姓，刚刚接受教化，特别需要安抚，不应该劳累他们。劳累就会产生怨恨，怨恨就会想要反叛，想要反叛就会内心不安，内心不安就会引发动乱。如果这样的话，战争就会难以结束，事情不能轻率决定。应该放弃这微小的利益，不让它造成大的损失。” 世宗都没有采纳。
大将军高肇讨伐蜀地（今四川一带），游肇劝谏说：“我听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应该修养文德来使他们归附。军队是凶险的器具，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如今国家虽然太平，但讨论征伐之事还不可以。为什么呢？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关右（指函谷关以西地区），遭受战乱后的残破还没有恢复，连年发生水旱灾害，百姓生活贫困，应该保持安定，不应该劳累百姓。然而过去开拓疆土，都是因为当地的城主前来归附，所以有征伐却没有战斗。如今占据蜀地的人，虽然被授予了官号，但真假难以分辨，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与萧衍有怨恨，不能完全相信。而且蜀地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说法，当地的镇戍防守安稳，没有其他的意图，怎么能凭空相信没有根据的说法，发动大军呢？行动开始时不谨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讨伐蜀地的策略，希望等到以后再谋划。” 世宗又没有采纳。
肃宗（北魏孝明帝元诩）即位后，游肇升任中书令（中书令，官职名，中书省长官，掌管诏令起草、参与朝政决策，地位重要）、光禄大夫，加授金章紫绶，担任相州大中正（相州大中正，负责品评相州地区人才品行、确定官员品级的官员）。出任使持节（使持节，古代官员的一种加衔，拥有诛杀中级以下官员的权力），加授散骑常侍、镇东将军、相州刺史（相州，州名，治所在邺城），有仁政。被征召担任太常卿（太常卿，官职名，掌管祭祀、礼仪、宗庙、太学等事务），升任尚书右仆射（尚书右仆射，尚书省副长官，协助尚书令处理政务，地位仅次于尚书令），他坚决推辞，诏令不允许。游肇处理政务，决断并不迅速。下属官员向他请示汇报，他会反复议论陈述，有时不明白，就会多次询问，一定要穷尽其中的道理，然后才下笔批复；即使有权贵势力前来求情，他始终不会屈服退让。他正直的操守，被当时的人所佩服。等到领军元乂废黜灵太后（胡太后，肃宗时期掌权者），想要杀害太傅、清河王元怿时，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此事。当时文武百官都吓得变了脸色，顺从元乂的旨意，只有游肇直言反对，认为不可以，最终没有在商议文书上署名。正光元年（公元 520 年）八月，游肇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诏令赐予东园秘器（东园秘器，古代皇帝、诸侯王、大臣去世后所用的棺木）、朝服一套，赏赐治丧布帛七百匹。肃宗在朝堂上为他举行哀悼仪式。追赠他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武官最高等级之一，地位尊崇）、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官职名，享受与三公同等的礼仪待遇）、冀州刺史（冀州，州名，治所在信都，今河北冀州），谥号为文贞公。
游肇外表宽厚温和，内心刚正耿直，酷爱经传典籍，手不释卷。他研究《周易》《毛诗》，尤其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撰写了《易集解》，编纂了《冠婚仪》《白珪论》，诗赋表启等作品共七十五篇，都流传于世。他谦虚廉洁，不与人争名夺利，曾经撰写《儒棋》，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他生活清贫，清心寡欲，仅仅依靠俸禄维持生活。游肇担任廷尉时，世宗曾经私下敕令他，对某个案件进行宽恕。游肇坚持原则不服从，说：“陛下自己可以宽恕他，怎么能让我歪曲法律来徇私呢！” 他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主张。等到肃宗初年，凡是在奉迎肃宗即位时参与其事的近侍大臣，从侍中崔光以下都被加封食邑，当时朝廷封游肇为文安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只有游肇说：“儿子继承父亲的爵位，是古今的常规。因为这个原因获得封赏，我怎么能安心接受呢？” 坚决推辞不接受。议论此事的人都敬重他。
游肇的儿子游祥，字宗良，很有学问。历任秘书郎（秘书郎，掌管皇家藏书的官员），继承新泰伯的爵位。升任通直郎、国子博士（国子博士，国子学的官员，负责教学、著述等），兼任尚书郎中（尚书郎中，尚书省各曹的属官，负责处理具体政务）。肃宗因为游肇过去推辞了文安县的封号，又想要封游祥，游祥坚守父亲的意愿，最终也没有接受。朝廷又追论游肇之前为清河王元怿仗义执言、坚守正道不屈服的功绩，于是封游祥为高邑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孝昌元年（公元 525 年），游祥去世，享年三十六岁。追赠他为征虏将军（征虏将军，武官名号）、给事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黄门侍郎的加官，负责侍从皇帝、传达诏令等）、幽州刺史（幽州，州名，治所在蓟城，今北京西南），谥号为文。
游祥的儿子游皓，字宾多，继承爵位。担任侍御史（侍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弹劾违法官员的官员）。早年去世。游皓的弟弟游安居，继承新泰伯的爵位。武定年间（武定，东魏孝静帝年号，公元 543-550 年），担任司空墨曹参军（司空墨曹参军，司空府属官，负责掌管营造、文书等事务）。北齐取代东魏后，爵位按照惯例降等。
游明根的叔父游矫，担任中书博士（中书博士，中书省的学官，负责教学、著述、议政等），濮阳（濮阳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钜鹿（钜鹿郡，治所在今河北宁晋）二郡太守。去世后，追赠冠军将军、相州刺史。
游矫的孙子游馥，担任国子博士。游馥的弟弟游思进，担任尚书郎中。
刘芳，字伯文，是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朝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六世祖刘讷，担任晋朝的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官职名，负责监察京城及周边地区的官员、维护治安等）。祖父刘该，担任刘义隆（宋文帝）的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亲刘邕，担任刘骏（宋孝武帝）的兖州长史（兖州长史，兖州刺史的属官，辅佐刺史处理政务）。
刘芳过继给伯父刘逊之。刘逊之，担任刘骏的东平太守（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刘邕参与了刘义宣（南朝宋宗室，曾发动叛乱）的叛乱，在彭城被杀。刘芳跟随伯母房氏逃到青州（今山东青州一带），恰逢朝廷大赦才得以幸免。他的舅舅元庆，担任刘子业（宋前废帝）时期青州刺史沈文秀的建威府司马（建威府司马，建威将军府的属官，负责军事行政事务），被沈文秀杀害。刘芳母子进入梁邹城（今山东邹平东北）。慕容白曜（北魏将领）向南征讨青齐地区（今山东半岛一带），梁邹城投降，刘芳被迁到北方，成为平齐民（平齐民，北魏将征服的青齐地区百姓迁到平城一带，给予的特殊户籍身份），当时他十六岁。南部尚书李敷的妻子，是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儿；刘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刘芳到达京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前期都城）后，前往李敷府上拜访，崔氏家族因为刘芳是流亡之人而感到羞耻，拒绝接见他。刘芳虽然身处穷困窘迫之中，但志向坚定，聪慧机敏超过常人，专心致志于典籍研究。白天他受雇抄写书籍，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晚上就读书背诵，整夜不睡觉，以至于有衣服换着穿、一天只吃一顿饭的困窘，但他依然淡然自守，不急于追求荣华富贵，不因为贫贱而忧愁悲伤，还撰写了《穷通论》来自我安慰。
刘芳常常为各位僧人抄写经论，他的书法笔迹很好，每抄写一卷的报酬是一匹细绢，一年下来能收入一百多匹，这样持续了几十年，依靠这个得以稍微改善生活。因此他与有德行、有学问的高僧，有很多交往。当时有一位南方的僧人惠度因为事情受到责罚，不久后突然去世。刘芳因为这件事被文明太后听说，召入宫中，鞭打了一百下。当时宦官李丰负责处理这件事的全过程，知道刘芳勤奋好学、有志向品行，就向太后说明情况，太后内心略微感到愧疚。恰逢萧赜（齐武帝）派遣刘缵（刘芳的族兄）出使北魏，朝廷提拔刘芳兼任主客郎（主客郎，负责接待外国使者、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与刘缵对接。不久后被任命为中书博士。后来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人一同担任中书侍郎。不久诏令刘芳与邢产入宫给皇太子传授经书，升任太子庶子、兼任员外散骑常侍。跟随高祖前往洛阳，在路途上以及返回京城后，常常在高祖身边侍奉讲学。刘芳才思深沉敏捷，特别精通经义，博闻强记，还广泛阅读《苍颉篇》《尔雅》等字书，尤其擅长音韵训诂，辨析疑问没有迟疑。因此他受到的礼遇日益隆重，得到的赏赐也十分丰厚，被正式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不久后兼任通直常侍，跟随高祖南巡，撰写南巡期间的行事记录，不久后被正式任命为通直常侍。王肃（原本是南朝齐官员，后投奔北魏）前来投奔北魏时，高祖对他非常器重，朝廷内外都关注他。刘芳还没有来得及与他见面。高祖在华林园宴请群臣，王肃在交谈中说 “古代只有妇女有笄（笄，古代用来固定发髻的簪子），男子则没有”。刘芳说：“依据《礼记》的正文，古代男子和妇女都有笄。” 王肃说：“《丧服》中说男子免冠而妇女用麻束发（髽），男子戴冠而妇女用笄。这样看来，男子不应该有笄。” 刘芳说：“这专门是说丧事的礼仪。《礼记》中说：刚遭遇丧事时，男子免冠，此时妇女用麻束发；男子戴上冠时，妇女就用笄固定发髻。说的是在不同的时期礼仪有所变化，而男子和妇女在免冠、用麻束发、戴冠、用笄方面的区别。另外，冠的地位尊贵，所以就不再提及笄。而且这是互文的说法，并不是说男子没有笄。还有《礼记・内则》中说：‘儿子侍奉父母，鸡刚鸣叫时，就要梳理头发、用发带束发、用笄固定。’由此而言，男子有笄是很明确的。” 高祖长时间称赞他说得好。王肃也认为刘芳的话是正确的，说：“这难道不是刘石经吗？” 过去汉朝在太学建造了三字石经（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写的儒家经典），学者们如果文字书写不正确，大多会前往咨询核对。刘芳的音韵训诂明确清晰，有疑问的人都会前往询问他，所以当时的人称他为 “刘石经”。宴会结束后，刘芳与王肃一同走出华林园，王肃握住刘芳的手说：“我从小就留意《三礼》，在南方时，常常与各位儒者一同讨论，都认为这个道理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如今听了你的解释，顿时消除了我平生的疑惑。” 刘芳的义理精通程度，大多像这样。
高祖迁都洛阳，路途经过朝歌（今河南淇县），看到殷朝比干的坟墓，内心悲伤不已，撰写文章来祭奠他。刘芳为这篇文章撰写注解，上表呈献给高祖。高祖下诏说：“阅读你的注解，内容非常丰富渊博。但文章的文采不如屈原、宋玉，义理不如张衡、贾谊。不过既然有高雅的意趣，就可以交付集书省（集书省，掌管宫廷藏书、编纂国史等事务的机构）收藏。” 诏令因为刘芳经学造诣精深广博，越级升任国子祭酒（国子祭酒，国子学的长官，负责国子学的教学、管理等事务）。后来因为母亲去世而解除官职。高祖向南征讨宛城（今河南南阳）、邓州（今河南邓州），起用刘芳担任辅国将军、太尉长史（太尉长史，太尉府的属官，辅佐太尉处理政务），跟随太尉、咸阳王元禧攻打南阳。萧鸾（齐明帝）的将领裴叔业入侵徐州（今江苏徐州一带），边境地区的百姓大多有归附或背离的想法，高祖对此感到担忧，任命刘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代理徐州事务。后来兼任侍中，跟随高祖征讨马圈（今河南邓州东北）。高祖在行宫去世。等到世宗即位，刘芳亲手为世宗戴上衮冕（衮冕，古代帝王的礼服和礼帽）。高祖从入殓到启祖庙、安葬、除去丧服，整个丧葬过程的礼仪，都是由刘芳制定的。咸阳王元禧等人奉行高祖的遗旨，命令刘芳入宫给世宗传授经书。后来南徐州刺史沈陵叛逃到南方，徐州发生大水灾，朝廷派遣刘芳前往安抚赈济灾民。不久后被正式任命为侍中，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的职位仍旧保留。
刘芳上表说：“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尊崇儒家、敬重道义的，而学校是首要之事。即使政治有质朴与文采的区别，但这个准则是不会改变的，大概是因为万事万物都要以教化为本，各种事务都要遵循法度的缘故。唐尧、虞舜之前，没有典籍可依据；周朝以来，师氏（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员）居住在虎门（帝王宫殿的虎门）左侧。《周礼・大司乐》中说：‘师氏，负责用柔和的言辞劝谏帝王。居住在虎门的左侧，掌管帝王的朝会事务，负责国内的事情，来教育国家的子弟。’蔡邕的《劝学篇》中说：‘周朝的师氏，居住在虎门左侧，陈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教育国子（贵族子弟）。’如今的国子祭酒，就是周朝的师氏。《洛阳记》中说：国子学的宫殿与天子宫殿相对，太学在开阳门外（开阳门，洛阳城南门之一）。根据《学记》中说：‘古代的帝王，建立国家、安抚百姓，把教育放在首位。’郑玄的注解中说：‘在宫廷内设置师保（负责教育、辅佐帝王或太子的官员）来教导，让国子在那里学习；在宫廷外设置太学、庠序（地方学校）等官员。’由此而言，国学在宫廷内，太学在宫廷外，是很明确的。根据《洛阳记》的记载，还有所效仿。我认为：如今已经迁都到崧山、瀍水一带（指洛阳地区），帝王的宫殿、官府机构，都恢复到原来的旧址，至于国学，怎么能错乱更替呢？考察过去的旧事，国学应该在宫门的左侧。至于太学，原来的地基还很明显，可以按照原来的规模建造。另外，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 年），朝廷下令设立四门博士（四门博士，负责四门学教学的官员，四门学为北魏中央官学之一），在四门（洛阳城的四门）设置学校。我考察：周朝以前，学校只有两所，有的崇尚西方，有的崇尚东方，有的设在国都内，有的设在郊外。到了周朝，学校大概有六所。师氏居住在宫廷内，太学在国都内，四所小学在郊外。《礼记》中说周朝人‘在虞庠（古代学校名称）赡养年老的平民，虞庠在国都的西郊’。《礼记》中又说：‘天子设立四学，当入学时太子与其他贵族子弟按照年龄排序。’注解中说：‘四学，就是周朝在四郊设立的虞庠。’根据《大戴礼记・保傅篇》中说：‘帝王进入东学，崇尚亲近而重视仁爱；帝王进入南学，崇尚年长而重视诚信；帝王进入西学，崇尚贤才而重视德行；帝王进入北学，崇尚尊贵而敬重爵位；帝王进入太学，跟随老师而询问道理。’周朝的五学，在这里更加明显。根据郑玄注解的《学记》，周朝则有六学。之所以这样，注解中说：‘在宫廷内设置师保来教导，让国子在那里学习；在宫廷外设置太学、庠序等官员。’这就是证据。汉魏以来，不再在四郊设立学校。恭敬地探求先帝的旨意，应该在四门设置学校。根据王肃的注解中说：‘天子在四郊设有学校，距离王都五十里。’考察郑玄的注解，没有说距离的远近。如今太学原来的坊巷，地基宽阔，在四郊分别设置学校，距离遥远，难以监督管理。计算太学坊巷的面积，一并用作四门学，仍然过于宽广。以我的愚见，将它们设置在同一个地方没有问题。而且如今的制度设置，大多遵循魏晋时期的制度，不知道四学是否应该遵循古代的制度？请求召集有名望的儒者、礼官，商议确定学校的位置。” 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刘芳升任中书令，仍旧兼任国子祭酒。出任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他治理地方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行事宽缓，不能禁止奸盗行为，但他廉洁清贫、清心寡欲，不侵犯公家和私人的利益。返回朝廷后，参与修订律令。刘芳斟酌古今制度，是主要的商议者，其中的增减修改，大多出自他的意见。世宗因为朝廷的礼仪有很多缺失，所有相关的议论，都委托刘芳修正。于是朝廷的吉凶大事，都前往咨询他。转任太常卿。刘芳认为所设置的五郊（东、南、西、北、中五个郊外的祭祀坛）以及日月的祭祀位置，距离都城的里程，与礼仪不符，另外灵星（星名，古代祭祀灵星以祈求农业丰收）、周公的祭祀，不应该隶属于太常寺，于是上疏说：
我听说国家的大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了，郊祀的根本，在于明确祭祀的位置。因此历代圣君的至理名言，在典籍中光辉闪耀；前代儒者的正确论述，在经史中明确记载。我学识浅薄，没有精通全部经书，学业上也未能贯通古代的制度，怎么敢轻易献上浅陋的言论，随意陈述管窥之见呢？我私下看到所设置的祭祀坛祠的远近是否适宜，考察典籍制度，有的并不恰当，既然我担任这个职务，就请允许我陈述肤浅的看法。
《孟春令》中说 “其数八”，又说 “迎春于东郊”。卢植说：“东郊，是八里之外的郊外。” 贾逵说：“东郊，祭祀木帝太昊，距离都城八里。” 许慎说：“东郊，是八里之外的郊外。” 郑玄注解《孟春令》时说：“帝王居住在明堂（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等活动的场所）。《礼记》中说：帝王出城十五里迎接新年，大概是殷朝的礼仪。周朝的礼仪，近郊是五十里。” 郑玄另外的注解中说：“东郊，距离都城八里。” 高诱说：“在东方迎接春气，在八里之外的郊外。” 王肃说：“东郊，八里，是依据木的成数（五行中木的成数为八）。” 这些都是东郊为八里的明确依据。《孟夏令》中说 “其数七”，又说 “迎夏于南郊”。卢植说：“南郊，是七里之外的郊外。” 贾逵说：“南郊，祭祀火帝炎帝，距离都城七里。” 许慎说：“南郊，是七里之外的郊外。” 郑玄说：“南郊，距离都城七里。” 高诱说：“南郊，是七里之外的郊外。” 王肃说：“南郊，七里，是依据火的成数（五行中火的成数为七）。” 这又是南郊为七里的明确依据。《中央令》中说 “其数五”。卢植说：“中郊，是五里之外的郊外。” 贾逵说：“中央，是黄帝的位置，在南郊之后，所以说在四郊祭祀五帝。” 郑玄说：“中郊，在西南方向的未地（古代十二地支对应的方位，未对应西南），距离都城五里。” 这又是中郊为五里的明确依据。《孟秋令》中说 “其数九”，又说 “迎秋于西郊”。卢植说：“西郊，是九里之外的郊外。” 贾逵说：“西郊，祭祀金帝少皞，距离都城九里。” 许慎说：“西郊，是九里之外的郊外。” 郑玄说：“西郊，距离都城九里。” 高诱说：“西郊，是九里之外的郊外。” 王肃说：“西郊，九里，是依据金的成数（五行中金的成数为九）。” 这又是西郊为九里的明确依据。《孟冬令》中说 “其数六”，又说 “迎冬于北郊”。卢植说：“北郊，是六里之外的郊外。” 贾逵说：“北郊，祭祀水帝颛顼，距离都城六里。” 许慎说：“北郊，是六里之外的郊外。” 郑玄说：“北郊，距离都城六里。” 高诱说：“北郊，是六里之外的郊外。” 王肃说：“北郊六里，是依据水的成数（五行中水的成数为六）。” 这又是北郊为六里的明确依据。宋氏的《舍文嘉》注解中说：“《周礼》中，王畿（帝王直接统治的地区）方圆千里，以二十分之一作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加倍就是远郊。迎接帝王之气大概在近郊。汉朝不设置王畿，就以五行对应的方位数字作为郊祀的距离，所以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中说：“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正月，开始在洛阳城南七里设置郊祀的坛兆（祭祀的坛场和范围）。依照元始年间（西汉平帝年号）的旧例，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 这又是汉朝南北郊祀距离的明确依据。如今地神的祭祀应该依照这个标准。至于三十里之外的郊祀，向前违背了郑玄所引用的殷周两代的依据，向后违背了汉魏时期实行的旧例。凡是城市之外称为郊，如今计算四郊的距离，各自以城郭的城门为界限，里程按照上面所说的标准。
《礼记》中说：朝拜日月，都在东西门外。如今日月的祭祀位置，距离都城东西路各三十里，我私下又认为不合适。《礼记》中又说：“在坛上祭祀太阳，在坎（坑穴）中祭祀月亮。” 如今的设置也是按照这个标准。《礼仪志》中说 “在城南设立高禖祠（祭祀主管婚姻生育的神灵）”，没有说里程。所以如今仍然按照旧例。灵星祭祀本来不是礼仪规定的事务，始于汉朝初年，专门用来祈求农业丰收，一直隶属于郡县。《郊祀志》中说：“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皇帝下诏给御史，命令天下设立灵星祠，祭祀用太牢（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三牲），县邑的县令、长负责祭祀。” 晋朝的祠令中说：“郡、县、封国祭祀稷（五谷之神）、社（土地之神）、先农（农业之神），县还祭祀灵星。” 这是灵星在天下各县祭祀的明确依据。周公庙之所以单独在洛阳设立，大概是因为姬旦（周公）创建了洛邑，所以在洛阳世代相传，祭祀不断，以彰显他的功绩。伯夷、叔齐的庙，也是世代在洛阳境内的神祠。如今都移交给太常寺管理，恐怕违背了它们的本意。天下类似的祠庙很多，都应该由当地的郡县负责修理，供公私祭祀祈祷。我认为太常寺所掌管的郊庙神祗，自有固定的范围，不应该临时根据自己的意愿斟酌处理，如果随意建造，就不免会产生不合礼仪的祭祀。这两个祠庙在太常寺管理下，还是在洛阳当地，对国家来说是一样的，但重要的是要弄清它们的本源。
我资质平庸浅陋，错误地担任现在的官职，考察典籍，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既然没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大致可以作为依据。如今正值冬季农闲时节，百姓闲暇，迁移更换郊祀的坛场，最为便利。
诏令说：“你所上奏的内容有明确的依据，但先朝设置已经很久了，暂且按照旧例执行。”
在此之前，高祖在代都（平城）下诏命令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以及公孙崇等十多人修治金石乐器和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材质制作的乐器）。后来公孙崇担任太乐令（太乐令，掌管宫廷音乐、祭祀音乐等事务的官员），就上奏请求尚书仆射高肇，重新一同修治。世宗诏令刘芳共同主持这件事。刘芳上表认为礼乐之事重大，不能随意决定，如果不广泛邀请公卿大臣、召集博学的儒者，讨论得失，研究是非，就无法流传万世，成为不朽的制度。朝廷回复同意，几十天之内，多次举行商议。当时，朝中大臣大多认为公孙崇专门负责此事已经很久了，不应该会有错误，都沉默不发表意见。刘芳于是引用经书典籍，搜集旧有的文献资料，共同与公孙崇相互诘难质疑，都有明确的依据，认为乐器的尺寸增减有偏差，不符合典章制度。公孙崇虽然表面上进行回应，但并没有理解问题的核心，最终无法为自己辩解。尚书省上奏商议结果，世宗仍然诏令委托刘芳另外重新考察制定，于是学者们更加归向尊崇刘芳。
刘芳因为社稷坛没有种树，又上疏说：“依据《合朔仪注》（记载日食时祭祀礼仪的典籍）：太阳发生变化（日食），用红色的丝绳，缠绕社树三圈。而如今没有社树。另外《周礼・司徒职》中说：‘设置社稷的围墙，在里面种植代表田主的树木，各自种植适合当地土壤的树木。’郑玄的注解中说：‘适合的树木，比如松柏栗等。’这是第一个证据。另外《小司徒》《封人职》中说：‘掌管设置帝王的社稷围墙，在王畿的边界上种植树木。’郑玄的注解中说：‘没有提到稷，是因为帝王以社为主。稷，是社的附属。’这是第二个证据。另外《论语》中说：‘鲁哀公向宰我询问社的制度，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这是根据土地的适宜性来种植的。这是第三个证据。另外《白虎通》中说：‘社稷之所以种树，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尊崇它并让人们识别它，让百姓看到就心生恭敬，同时也是为了表彰它的功绩。’这正好解释了种树的意义，完全没有讨论有树还是无树的问题。这是第四个证据。这里说‘社稷之所以有树是为什么’，那么稷也有树是很明确的。另外《五经通义》中说：‘天子的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制度是怎样的呢？回答说：社都有围墙没有房屋，在里面种植树木，有树木是因为土地主宰着万物的生长，万物中没有比树木更好的，所以种植树木。’这是第五个证据。这最详细地解释了种树的意义。另外《五经要义》中说：‘社必须种植树木。’《周礼・司徒职》中说：‘分封社坛并种植树木，各自种植当地土地所适宜生长的树木。’《尚书逸篇》中说：‘太社种植松树，东社种植柏树，南社种植梓树，西社种植栗树，北社种植槐树。’这是第六个证据。这又是太社及四方社各自种植不同树木的明确依据。另外看到各家的《礼图》《社稷图》都画有树木，只有诫社（为了告诫君主而设立的社）、诫稷没有树木。这是第七个证据。虽然辨析了有树的依据，但还没有确定所种植的树木种类。根据《论语》中说‘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这是世代不同而种植的树木不同。而《尚书逸篇》则说‘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这样一来，在同一个朝代中，五个社种植的树木却各不相同。我认为应该种植松树。为什么呢？《逸书》中说‘太社惟松’，如今种植松树，不用担心违背礼仪。只有稷没有明确的证据，但稷是社的附属，大概也离不开松树。” 世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刘芳深沉文雅、正直方正，志向高尚，精通经传典籍，高祖特别器重敬重他，常常向他咨询事情。太子元恂在东宫时，高祖想要为他迎娶刘芳的女儿，刘芳以女儿的年龄和容貌不合适为由推辞。高祖赞叹他的谦虚谨慎，又敕令刘芳推荐他的宗族女子，刘芳于是推荐了他族子刘长文的女儿。高祖于是为元恂聘娶了她，与郑懿的女儿一同担任太子的左右孺子（太子的妾侍等级）。崔光对刘芳有着中表亲戚般的敬重，凡事都向他咨询请教。刘芳撰写了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上表请求将中书监的职位让给刘芳，世宗没有允许。延昌二年（公元 513 年），刘芳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诏令赏赐布帛四百匹，追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号为文贞。
刘芳的长子刘怿，字祖欣。颇有父亲的风范，很喜好文章典籍。历任徐州别驾（徐州别驾，徐州刺史的属官，地位仅次于刺史，协助处理政务）、兖州左军府长史、司空谘议参军（司空谘议参军，司空府的属官，负责参谋议事）。多次作为行台（行台，古代代表朝廷处理地方事务的临时机构）的使者出使，所到之处都有称职的名声。转任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代理郢州事务（郢州，州名，治所在今湖北武汉一带），不久升任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大司农卿，官职名，掌管国家农业、粮食储备等事务）。去世后，追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号为简。没有儿子，弟弟刘廞将第三个儿子刘夋过继给他作为后代。刘夋，天平年间，逃到江南。武定末年返回北方，被赐予临颍县子的爵位。
刘怿的弟弟刘廞，字景兴。喜好学习，立身正直，善于侍奉当时的权贵。高肇权势显赫以及清河王元怿担任宰辅期间，刘廞都与他们的子侄交往往来。灵太后临朝听政时，又与太后的兄弟相互往来交好，太后命令刘廞用诗赋教导她的弟弟元吉。历任尚书郎、太尉属官、中书侍郎、冠军将军、代理南青州事务（南青州，州名，治所在今山东沂水一带），不久被征召为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孝庄帝初年，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又以本官代理徐州事务。前废帝时期，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出帝初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升任骠骑大将军，又兼任国子祭酒。出帝在显阳殿讲解《孝经》，刘廞担任执经官（负责手持经书、协助讲解的官员），虽然应答论辩未能详尽精准，但他的风采和言谈举止很有可观之处。不久兼任都官尚书（都官尚书，尚书省都官曹的长官，掌管司法、监察等事务），又兼任殿中尚书（殿中尚书，尚书省殿中曹的长官，掌管宫廷礼仪、禁卫等事务）。等到出帝进入关中，齐献武王（高欢）到达洛阳，责备刘廞并诛杀了他，当时他五十二岁。
刘廞的儿子刘骘，字子升。年轻时就有气概，广泛涉猎文史典籍。二十岁时，被州府征召为主簿（主簿，地方官署的属官，负责文书、簿册等事务），奉命前往京城，在显阳殿觐见庄帝，庄帝向他询问边境事务。刘骘应答从容机敏，庄帝很赏识他，于是敕令任命他为员外散骑侍郎。出任徐州开府从事中郎（开府从事中郎，开府将军府的属官，协助处理府中事务）。父亲刘廞被杀后，刘骘率领乡部的人前往兖州，与刺史樊子鹄一起抵抗齐献武王的军队，每次作战都流泪冲锋陷阵。城池被攻陷后，刘骘被擒获送到晋阳（今山西太原），齐献武王怜悯他并赦免了他。文襄王（高澄）担任仪同开府时，任命刘骘为属官，兼任本州大中正。武定初年，转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中书省的属官，负责诏令起草、文书处理等事务），加授安东将军。当时北魏与萧衍政权通好，刘骘前后奉命接待对方的使者十六人。出任司徒右长史，不久后升任左长史。武定六年（公元 548 年），奉命前往兖州，走到东郡（今河南安阳滑县一带）时，突发疾病去世，当时的人都为他感到惋惜。追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
刘廞的弟弟刘悦，永安年间（永安，孝庄帝年号，公元 528-530 年），担任开府记室（开府记室，开府将军府的属官，负责文书起草、记录等事务）。
刘悦的弟弟刘戫，武定年间，担任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的一种，加金章紫绶，地位尊贵）。
刘戫的弟弟刘粹，担任徐州别驾、朱衣直阁（朱衣直阁，宫廷禁卫官员，负责皇帝的安全保卫）。刘粹年轻时崇尚侠义之气，哥哥刘廞死后，刘粹召集部属，投靠兖州刺史樊子鹄，谋划响应关西的政权。大将军率军攻打，城池被攻陷，刘粹被杀害。
刘芳叔父刘抚之的孙子刘思祖，勇猛健壮，有将领的谋略。高祖末年入朝，历任羽林监（羽林监，掌管羽林军的官员，羽林军为皇帝的禁卫军），梁郡（梁郡，治所在今河南商丘）、沛郡（沛郡，治所在今安徽淮北一带）二郡太守，员外常侍。多次担任统军（统军，武官名号，负责统领军队）向南征讨，多次立下战功。任城王元澄围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时，萧衍派遣他的冠军将军张惠绍以及彭甕、张豹子等人率领一万军队给钟离运送粮食。当时刘思祖担任平远将军，率领几千士兵在邵阳（今安徽蚌埠东）截击萧衍的运粮军队，派遣他的长史元少率领一千骑兵，在钟离以北阻击敌军的前锋，录事参军缪琰袭击敌军的后路，刘思祖亲自率领精锐部队从中间冲击敌军的阵形，三路军队合力攻击，大败敌军；擒获张惠绍以及萧衍的骁骑将军、祁阳县开国男赵景悦、赵景悦的弟弟宁远将军赵景脩、宁远将军梅世和、屯骑校尉任景攸、长水校尉边欣、越骑校尉贾庆真、龙骧将军徐敞等人，俘获和斩杀几千人。尚书省论功行赏，打算封刘思祖为千户侯。刘思祖有两个婢女，容貌美丽，善于歌舞，侍中元晖想要得到她们但没有成功，这件事于是就搁置了。后来刘思祖被任命为扬烈将军、辽西太守（辽西郡，治所在今辽宁义县西）。刘思祖在赴任途中叛逃到萧衍政权，萧衍任命刘思祖为辅国将军、北徐州刺史（北徐州，州名，治所在今江苏徐州一带），多次入侵淮北地区。几年后去世。
刘缵的儿子刘晰，历任萧衍政权的琅邪（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临沂）、东莞（东莞郡，治所在今山东沂水东北）二郡太守，戍守朐山。朐山人王万寿斩杀刘晰，送来他的首级，率领朐山归附北魏，同时将刘晰的儿子刘翐送到京城。几年后，任命刘翐为给事中、汝阳太守（汝阳郡，治所在今河南汝南）。正光初年，刘翐从汝阳郡向南叛逃。
刘芳的侄子刘懋，字仲华。祖父刘泰之，父亲刘承伯，都在刘彧（宋明帝）政权任职，都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刘懋聪慧机敏，喜好学习，博览经史典籍，擅长草书和隶书，认识很多奇特的文字。世宗初年，入朝，被任命为员外郎。升任尚书外兵郎中（尚书外兵郎中，尚书省外兵曹的属官，负责处理外部军事事务），加授轻车将军。刘芳非常器重他，凡是所撰写制定的朝廷礼仪制度，都与他一起商量斟酌。尚书省举行大规模的议论，刘懋与殿中郎袁翻常常是主要的议论者。他通晓政务，尚书台中有疑难事务，都前来向他咨询决断。受诏参与商议新的律令。刘懋性情深沉文雅、敦厚稳重，善于与人交往，气度恢宏，风流倜傥，当时的舆论都敬重他。尚书李平，与他结为莫逆之交。升任步兵校尉，兼任郎中，兼任东宫中舍人（东宫中舍人，太子属官，负责侍从太子、处理文书等）。转任员外常侍、镇远将军，兼任考功郎中（考功郎中，尚书省考功曹的属官，负责官员的考核、升降等事务），制定考核官员的科目，明确贬斥和提拔的制度，很有条理。肃宗初年，大军攻打硖石（今安徽寿县西北）。刘懋担任李平的行台郎中，城池被攻克，刘懋立下不少功劳。太傅、清河王元怿喜爱他的风雅气质，常常目送他离开并说：“刘生仪表堂堂，是士大夫的领袖，如果上天赐予他长寿，一定会成为魏朝的宰辅大臣。” 诏令刘懋与各位有才华学问的人，撰写完成礼仪法令。元怿担任宰相多年，对刘懋的礼遇特别隆重，让自己的儿子们以他为师。刘懋升任太尉司马（太尉司马，太尉府的属官，负责军事行政事务）。熙平二年（公元 517 年）冬天，突发疾病去世。家境非常清贫，去世的时候，家中只有四面墙壁而已。太傅元怿以及当时的才俊之士没有不悲痛惋惜他的。追赠他为持节、前将军、南秦州刺史（南秦州，州名，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谥号为宣简。刘懋的诗诔、赋颂以及各种文章，在当时受到称赞，又撰写了关于各种物品制造起源的十五卷书籍，名为《物祖》。
刘懋的儿子刘筠，字士贞。从员外散骑侍郎做起，历任河南郡丞（河南郡丞，河南郡太守的副职）、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秘书丞（秘书丞，秘书省的副职，掌管皇家藏书的管理等事务）。天平初年，去世。追赠前将军、徐州刺史。儿子刘规，早年去世。
刘筠的弟弟刘筟，字士文。小时候就很聪慧。十二岁时，前往拜见尚书王衍，王衍与他交谈，对他大为惊奇，于是与太傅李延实、秘书李凯一起上疏举荐他，被任命为秘书郎。刘筟也是有德行的人。兴和元年（公元 539 年）去世，享年二十八岁。没有儿子，哥哥的儿子刘矩继承他的爵位。
刘懋的堂叔刘元孙，隐居在乡间，不追求名声地位。高祖前往彭城时，他被起用任命为兰陵太守（兰陵郡，治所在今山东兰陵）。治理地方以清廉闻名。在任上去世。
刘元孙的儿子刘长文，高祖提拔他为南兖州冠军府长史，兼任谯郡太守（谯郡，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城池被围困，粮食断绝，刘长文坚守气节，保全城池，因为功劳被赐予下邑子的爵位。升任鲁郡太守（鲁郡，治所在今山东曲阜）。高祖为太子元恂迎娶他的女儿为孺子。去世。
刘长文的儿子刘敬先，继承爵位。刘敬先的弟弟刘徽，担任奉朝请（奉朝请，官职名，没有固定职责，负责参加朝会）、徐州治中（徐州治中，徐州刺史的属官，负责处理州府的日常事务）。
刘长文的弟弟刘永，字履南。很有将领的谋略，多次立下征战的功劳。历任中散大夫、龙骧将军。神龟年间（神龟，肃宗年号，公元 518-520 年），兼任大鸿胪卿，奉命持节册封高丽王高安。返回后，被任命为范阳太守（范阳郡，治所在今河北涿州）。
刘芳的族兄刘僧利，轻视财物，结交侠义之士，很得乡里百姓的欢心。高祖前往徐州时，召见他，对他很赏识，任命他为徐州别驾。升任沛郡太守。后来就安心在乡里生活，不喜欢担任朝廷官员。过了十多年，朝廷议论担心他有二心，征召他担任轻车将军、羽林监。在任上去世。长子刘世雄，官至太山太守（太山郡，治所在今山东泰安）。
刘世雄的弟弟刘世明，字伯楚，广泛涉猎书籍传记。从奉朝请逐渐升任兰陵太守、彭城内史（彭城内史，彭城郡的行政长官，相当于太守）。恰逢刺史元法僧率领城外的百姓叛逃，于是将刘世明送到萧衍政权。萧衍想要加封他爵位，刘世明坚决推辞不接受，多次请求萧衍允许他返回北方，萧衍同意了。肃宗时期，征召他担任谏议大夫（谏议大夫，官职名，负责规谏君主、议论朝政得失）。孝庄帝末年，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当时尔朱世龙等人专权跋扈，四方百姓怨恨叛离，城中百姓王乞得逼迫劫持刘世明，占据州城归附萧衍。萧衍封刘世明为开国县侯，食邑千户，任命他为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又加授仪同三司。刘世明再次推辞不接受，坚决请求返回北方。萧衍没有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亲自在乐游苑为他饯行。刘世明返回北方后，奉还所持有节杖，回到乡里。从此不再入朝，常常以打猎为乐趣。兴和三年（公元 541 年）在家中去世。追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儿子刘祎，字彦英。武定末年，担任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当初，兰陵人缪俨灵奇，与彭城刘氏的才名声望大致相当。等到彭城归附北魏，灵奇弟弟的儿子缪承先跟随薛安都到达京城，被赐予襄贲子的爵位，不久返回徐州；几十年间，完全没有有人出来做官。世宗末年，缪承先的儿子缪彦植继承爵位并被任用，逐渐升任伏波将军、羽林监。缪彦植恭敬谨慎、忠厚老实，被当时的人所称道。
当时荥阳人郑演，在刘彧政权担任琅邪太守。恰逢徐州刺史薛安都谋划归附北魏，郑演赞同这件事。显祖初年入朝，因为功劳被任命为冠军将军、彭城太守、洛阳侯。后来被任命为太中大夫，改爵为云阳伯。去世后，追赠幽州刺史，谥号为懿。他的子孙因此就在彭城、泗水一带定居。
郑演的儿子郑长猷，凭借父亲的功勋被起用，任命为宁远将军、东平太守。不久转任沛郡太守。入朝担任南主客郎中、太尉属官，继承云阳伯的爵位。高祖向南征伐，攻克宛城后，任命郑长猷为南阳太守。等到高祖将要返回京城，诏令郑长猷说：“过去曹操攻克荆州，留下满宠镇守。我如今将这个郡委托给你，同时统领军队，不仅仅是安抚刚刚归附的百姓，更是把守卫城池的重任托付给你。” 特别赏赐他二百匹细绢。高祖在南阳去世，在南阳郡进行入殓。不久郑长猷被征召为护军长史（护军长史，护军将军府的属官，协助处理军务）。世宗初年，寿春（今安徽寿县）归附北魏，郑长猷兼任给事黄门侍郎，持节前往安抚慰问。等到任城王元澄担任扬州刺史，诏令郑长猷为谘议参军，兼任安丰太守（安丰郡，治所在今安徽霍邱西南）。转任徐州武昌王府长史，兼任彭城内史。被征召为谏议大夫，转任司徒谘议，升任通直散骑常侍。永平五年（公元 512 年）去世。谥号为贞侯。
郑长猷的儿子郑廓，继承爵位。去世。
郑廓的儿子郑元休，继承爵位。兴和年间，担任睢州刺史（睢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南睢县）。北齐取代东魏后，爵位按照惯例降等。
郑元休的弟弟郑凭，字元祐。武定年间，担任司徒从事中郎（司徒从事中郎，司徒府的属官，负责参谋议事）。
史臣说：游明根有高雅的道德和儒家的风范，最终受到了非同寻常的待遇，在太和年间的兴盛时期，承担了被征询治国意见的重任，这也是旷世罕见的一时之选。游肇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发扬光大，坚守正直的节操和刚正的气概，即使身处困顿逆境也不改变，在君主年幼时推辞爵位，在权臣专权时坚守气节，对比各位大臣，他的风范确实更为高远。刘芳清高特立，深沉好古，博学多识，是当时的儒家宗师，也是当年的师表。刘懋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有名士的风范，受到世人的敬重，确实是名不虚传。
游明根，字志远，是广平郡任县人。祖父游鱓，曾任慕容熙政权的乐浪太守（乐浪，古代郡名，治所在今朝鲜平壤一带）。父亲游幼，被冯跋临时任命为广平太守（假，暂代、代理）。和龙（今辽宁朝阳，当时为北燕都城）被平定后，游明根才得以返回故乡。游雅（北魏大臣、学者）举荐他，世祖（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提拔他为中书学生（中书学，北魏中央官学，学生多为贵族子弟）。他生性正直谨慎、清心寡欲，博览研习儒家经典。等到恭宗（拓跋晃，太武帝太子，后追尊为景穆帝）监理国政时，他与公孙叡一同担任主书（主书，官职名，掌管文书起草、传递等事务）。
高宗（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游明根调任都曹主书，被赐予安乐男（男，爵位等级，北魏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的爵位，加授宁远将军（宁远将军，武官名号，属于中下级将领）。高宗因为他小心谨慎，常常称赞他。他被临时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散骑常侍的加官，无固定员额，掌管侍从规谏、传达诏令等）、冠军将军（冠军将军，武官名号，地位高于宁远将军）、安乐侯，出使南朝刘骏（宋孝武帝）政权，与刘骏的使者明僧暠直接对接。前后三次往返，刘骏称赞他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迎送的礼仪，比对待普通使者更为隆重。显祖（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初年，游明根以本将军（指冠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东青州刺史（东青州，州名，治所在今山东沂水一带），加授员外常侍。后升任散骑常侍、平东将军（平东将军，武官名号，负责东部地区军事）、都督兖州诸军事（都督兖州诸军事，总领兖州军事事务的长官）、瑕丘镇将（瑕丘镇，镇名，今山东兖州，镇将为地方军事长官），不久就地被任命为东兖州刺史，改爵为新泰侯。他治理地方清廉公平，新归附的百姓都乐于依附他。
高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初年，游明根入朝担任给事中（给事中，官职名，侍从皇帝左右，负责应对顾问、审议奏章等），升任仪曹长（仪曹长，仪曹的长官，仪曹掌管礼仪制度、祭祀、朝会等事务），加授散骑常侍。他清廉节俭、恭敬谨慎，被认为称职。后来朝廷军队向南征讨，诏令游明根临时担任安南将军（安南将军，武官名号，负责南部军事）、仪曹尚书（仪曹尚书，尚书省仪曹的长官，地位高于仪曹长）、广平公，与梁郡王元嘉一同参与谋划军事策略。之后兖州百姓反叛，诏令游明根前往安抚晓谕。又下令南征沔西（沔水以西地区，今湖北汉江以西）、仇城（今河南西平境内）、连口（今湖北黄冈境内）三路军队，都听从游明根的调度指挥。返回都城后，游明根被正式任命为尚书，仍加授散骑常侍。
朝廷诏令大臣们商议：与萧赜（齐武帝）政权断绝使者往来多年，如今是否应该恢复通使。尚书陆叡说：“当初因为三吴（指吴郡、吴兴、会稽三郡，今江苏南部、浙江一带）地区不安定，荆州、梁州（今湖北、陕西南部、四川东部一带）有战乱，所以暂且停止通使，打算观察对方的破绽再行动。如今对方境内已经安定，应该恢复通使。” 游明根说：“中途断绝使者往来，是朝廷的决策，而对方深挖醴阳（今河南桐柏西）的城防，侵犯我国领土，从道理上来说，过错在萧赜一方。我们现在派遣使者，在道义上是恰当的。” 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文明太后（冯太后，孝文帝时期实际掌权者）去世后，大臣们坚决请求高祖以公务为重，提前除去丧服（公除，指帝王或大臣因公事繁忙，提前结束丧期，恢复办公），高祖与游明根反复商议此事。相关情况记载在《礼志》中。游明根升任大鸿胪卿（大鸿胪卿，官职名，掌管诸侯及外国宾客的接待、朝会礼仪等）、河南王元干的老师，尚书一职仍旧保留。按照惯例，他的爵位从侯降为伯。他又参与修订律令，多次进献正直的言论。
游明根因为年逾七十，上表请求退休（致仕，古代官员年老退休），诏令不允许。他多次上表坚决请求，高祖才下诏说：“游明根风度清雅干练，志向高尚、忠贞机敏，温和恭敬、沉静缜密，是可以托付征询意见的重臣，所以我多次抑制他想要退隐的节操。如今他上表请求退休的态度恳切，我不能违背他的意愿，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可将他前后的表章交付外廷，按照礼仪办理退休事宜。” 高祖召游明根入宫觐见，说：“你年高德劭，在多朝任职，辛劳不懈，在朝廷内外都担任过官职，并且都立下了显著的功绩，到了老年，依然坚守正道不变。因此在改革之初，我将礼仪方面的重任托付给你，希望能借助你的德行，辅佐我治理国家。然而你志向高尚、远离尘嚣，就要辞官归隐，君臣之间的礼仪，就此结束，我思念你的德行和仁爱，情意难以平复。七十岁退休，是礼仪典籍所规定的；地位尊崇却坚决辞官，是贤能之人通达事理的表现。但末世风俗衰败，这种高尚的节操已经不再传承。唯有你坚守淡泊的操守，身处当今之世却践行古代的准则，自从北魏建立以来，你首先振起了衰败的风俗，辞官归隐既可以光耀我朝的教化，又可以使家族荣耀、内心安宁。” 游明根回答说：“我已经到了晚年，生命如同钟鸣漏尽（钟鸣漏尽，比喻年老体衰，生命将尽），承蒙陛下的恩泽，得以保全性命，希望能在自家府中安度余生，报答先帝和陛下的大恩，这是我的心愿。但我对陛下的眷恋之情，如同犬马对主人的依恋，内心悲痛难忍。” 说着便泪流不止。高祖让他上前，恳切地与他道别，也为之流泪。赏赐给他青纱单衣、委貌冠（古代一种礼帽）、被褥、锦袍等物品。
这一年，朝廷任命司徒尉元为三老（三老，古代尊奉的年老德高的长者，负责教化百姓），游明根为五更（五更，与三老并列，同为养老尊贤的象征），在辟雍（辟雍，古代天子所设的太学，用于举行祭祀、礼仪、教学等活动）举行礼仪。相关情况记载在《尉元传》中。朝廷赏赐游明根一辆步挽车（步挽车，由人推挽的车子，用于年老或尊贵者乘坐），给予上卿级别的俸禄，日常饮食的美味，由太官（太官，负责皇帝及宫廷饮食的官员）每月送到他家中。因为他修订律令有功，赏赐布帛一千匹、谷物一千斛。后来游明根返回广平郡，朝廷又赏赐绢五百匹、一辆安车（安车，古代一种可以坐乘的车子，多赐予年老德高者）、两匹马、帷帐和被褥。高祖前往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北魏重要都城之一）时，游明根到行宫朝见。高祖下诏说：“游五更品行高洁，居住在简陋的茅屋中，归隐于乡里，可称得上是朝廷的旧德元老、国家的老成之人。可赏赐布帛五百匹、谷物五百斛。” 下令太官准备珍贵的食物送去。后来高祖再次前往邺城，游明根又到行宫朝见，朝廷赏赐的谷物和布帛与之前相同，并为他建造了豪华的宅第。国家有大事时，常常以加盖玉玺的诏书向他咨询。他旧病发作时，高祖亲自下诏询问病情，派遣太医送去药物。太和二十三年（公元 499 年），游明根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世宗（北魏宣武帝元恪）派遣使者前往吊唁祭祀，赏赐治丧费用十万钱、绢三百匹、布二百匹，追赠他为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官职名，属于顾问性质的高级官员），加授金章紫绶（金章紫绶，古代高级官员的印玺和绶带，象征尊贵地位），谥号为靖侯。
游明根在朝廷内外任职五十多年，立身以仁爱为本，待人以礼让为先，当时的舆论都敬重他。高祖初年，游明根与高闾因为都是学识渊博的儒者元老，特别受到礼遇，无论因公还是因私出入宫廷，常常相互陪伴，而高闾因为文才出众，有时会轻视戏弄游明根，当时的人并称他们为 “高游”。他的儿子游肇，继承了他的爵位。
游肇，字伯始，是高祖赐予的名字。他年幼时担任中书学生，博览精通经史典籍以及《苍颉篇》《尔雅》《三苍》等字书的解说。高祖初年，担任内秘书侍御中散（内秘书侍御中散，官职名，掌管宫廷秘书事务，侍从皇帝左右）。司州（司州，州名，治所在洛阳，为北魏都城所在地）刚刚建立时，担任都官从事（都官从事，司州属官，负责监察官员、处理刑事案件等），转任通直郎（通直郎，官职名，属于郎官的一种，掌管侍从、传达诏令等）、秘阁令（秘阁令，掌管皇家藏书阁的官员），升任散骑侍郎（散骑侍郎，官职名，侍从皇帝左右，负责规谏、传达诏令等）、典命中大夫（典命中大夫，官职名，掌管礼仪、官爵册封等事务）。高祖向南征伐时，游肇上表劝谏阻止，高祖没有采纳。不久升任太子中庶子（太子中庶子，太子属官，负责辅佐太子，掌管文书等）。
游肇谦虚朴实、敦厚稳重，凭借文雅的才学受到重用。因为父亲年老，他请求解除官职回家奉养。高祖想要让他既能享受俸禄又能赡养父亲，于是任命他为本州南安王元祯的镇北府长史（镇北府长史，镇北将军府的属官，辅佐将军处理府中事务），兼任魏郡太守（魏郡，郡名，治所在邺城）。南安王去世后，又担任高阳王元雍的镇北府长史，仍旧兼任魏郡太守。他治理地方清廉简约，加上善于辅佐，先后辅佐两位藩王，都有很好的名声和政绩。几年后，因为父亲去世而解除官职（父忧，指父亲去世，古代官员需辞官守丧）。
景明末年（景明，北魏宣武帝年号，公元 500-503 年），朝廷征召游肇担任廷尉少卿（廷尉少卿，廷尉的副职，廷尉为掌管司法审判的最高官员），他坚决推辞，于是被授予黄门侍郎（黄门侍郎，官职名，掌管宫廷门禁、传达诏令、侍从皇帝等）。升任散骑常侍，仍旧兼任黄门侍郎。又兼任侍中（侍中，官职名，侍从皇帝左右，参与朝政决策，地位尊贵），担任畿内大使（畿内大使，负责监察京城周围地区官员、考察善恶得失的官员），贬斥邪恶、提拔贤善，赏罚分明。转任太府卿（太府卿，官职名，掌管国家财政、仓库、手工业等事务），又调任廷尉卿，兼任御史中尉（御史中尉，官职名，负责监察百官，权力颇重），仍旧兼任黄门侍郎。游肇是儒者，一举一动都注重名教（名教，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礼教规范），他所弹劾的官员，没有不是伤风败俗之人。他执法仁慈公平，审理案件力求怜悯宽恕。尚书令高肇（高肇，宣武帝的舅舅，权势显赫），被文武百官所畏惧，因为游肇的名字与自己相同，想要让他改名。游肇因为名字是高祖所赐，坚持志向不答应，高肇对此十分怀恨。世宗称赞他刚正不阿。
卢昶在朐山（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时，游肇劝谏说：“朐山是个狭小的地方，偏僻地处在海边，山地湖泊地势低洼潮湿，没有百姓居住，对我们来说并不紧要，对敌人来说却有利益。因为有利益，所以敌人一定会拼死争夺；对我们不重要，所以我们是不得已才作战。用不得已而作战的军队，去攻打拼死作战的敌军，恐怕会拖延时间，耗费的人力物力将会非常多。即使能够夺取朐山，也只会导致双方不断冲突，最终难以坚守，这就是所谓的没有益处的土地。我知道敌人将领多次想用宿豫（宿豫，今江苏宿迁东南）来交换朐山，我认为这个提议可以答应。朐山长期以来防御危险、残破不堪，应该尽快商议决定。如果真的这样做，宿豫不用征讨就会自行归服。放弃这块无用之地，收复我们原来的疆土，兵役可以及时解除，好处非常大。” 世宗将要采纳他的意见，不久卢昶就战败了。
游肇升任侍中。萧衍（梁武帝）的军主徐玄明斩杀了梁朝的青冀二州刺史张稷的首级，率领郁洲（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云台山一带）归附北魏，朝廷商议派遣军队前往援助。游肇上表说：“徐玄明前来归附，虽然应该前去救援，但事情有得有失，有的时候害怕出兵却能立下大功，有的时候因为小利却会产生祸患，结果不一定。如今六里（今江苏连云港附近）、朐山，地理位置靠近海边，陂湖低洼潮湿，不能居住百姓。郁洲又在海中，正所谓即使得到了石头田地，最终也没有什么用处。如果不等到各路军队集结，即使攻克了六里，也难以坚守，更何况正在集结军队，去争夺这不重要的地方呢。而且六里对敌人来说更为重要，距离我们这里却很遥远。用远处的军队，去攻打逼近敌人的军队，形势悬殊，无法对抗。今年是灾荒之年，百姓饥饿困苦，饿死的人也不在少数。怎么能在应该安定的时候，发动战争呢？军粮的运输供应，也没有地方获取。只看到它的损失，没有看到它的益处。况且新归附的百姓，刚刚接受教化，特别需要安抚，不应该劳累他们。劳累就会产生怨恨，怨恨就会想要反叛，想要反叛就会内心不安，内心不安就会引发动乱。如果这样的话，战争就会难以结束，事情不能轻率决定。应该放弃这微小的利益，不让它造成大的损失。” 世宗都没有采纳。
大将军高肇讨伐蜀地（今四川一带），游肇劝谏说：“我听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应该修养文德来使他们归附。军队是凶险的器具，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如今国家虽然太平，但讨论征伐之事还不可以。为什么呢？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关右（指函谷关以西地区），遭受战乱后的残破还没有恢复，连年发生水旱灾害，百姓生活贫困，应该保持安定，不应该劳累百姓。然而过去开拓疆土，都是因为当地的城主前来归附，所以有征伐却没有战斗。如今占据蜀地的人，虽然被授予了官号，但真假难以分辨，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与萧衍有怨恨，不能完全相信。而且蜀地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说法，当地的镇戍防守安稳，没有其他的意图，怎么能凭空相信没有根据的说法，发动大军呢？行动开始时不谨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讨伐蜀地的策略，希望等到以后再谋划。” 世宗又没有采纳。
肃宗（北魏孝明帝元诩）即位后，游肇升任中书令（中书令，官职名，中书省长官，掌管诏令起草、参与朝政决策，地位重要）、光禄大夫，加授金章紫绶，担任相州大中正（相州大中正，负责品评相州地区人才品行、确定官员品级的官员）。出任使持节（使持节，古代官员的一种加衔，拥有诛杀中级以下官员的权力），加授散骑常侍、镇东将军、相州刺史（相州，州名，治所在邺城），有仁政。被征召担任太常卿（太常卿，官职名，掌管祭祀、礼仪、宗庙、太学等事务），升任尚书右仆射（尚书右仆射，尚书省副长官，协助尚书令处理政务，地位仅次于尚书令），他坚决推辞，诏令不允许。游肇处理政务，决断并不迅速。下属官员向他请示汇报，他会反复议论陈述，有时不明白，就会多次询问，一定要穷尽其中的道理，然后才下笔批复；即使有权贵势力前来求情，他始终不会屈服退让。他正直的操守，被当时的人所佩服。等到领军元乂废黜灵太后（胡太后，肃宗时期掌权者），想要杀害太傅、清河王元怿时，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此事。当时文武百官都吓得变了脸色，顺从元乂的旨意，只有游肇直言反对，认为不可以，最终没有在商议文书上署名。正光元年（公元 520 年）八月，游肇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诏令赐予东园秘器（东园秘器，古代皇帝、诸侯王、大臣去世后所用的棺木）、朝服一套，赏赐治丧布帛七百匹。肃宗在朝堂上为他举行哀悼仪式。追赠他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武官最高等级之一，地位尊崇）、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官职名，享受与三公同等的礼仪待遇）、冀州刺史（冀州，州名，治所在信都，今河北冀州），谥号为文贞公。
游肇外表宽厚温和，内心刚正耿直，酷爱经传典籍，手不释卷。他研究《周易》《毛诗》，尤其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撰写了《易集解》，编纂了《冠婚仪》《白珪论》，诗赋表启等作品共七十五篇，都流传于世。他谦虚廉洁，不与人争名夺利，曾经撰写《儒棋》，来表明自己的志向。他生活清贫，清心寡欲，仅仅依靠俸禄维持生活。游肇担任廷尉时，世宗曾经私下敕令他，对某个案件进行宽恕。游肇坚持原则不服从，说：“陛下自己可以宽恕他，怎么能让我歪曲法律来徇私呢！” 他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主张。等到肃宗初年，凡是在奉迎肃宗即位时参与其事的近侍大臣，从侍中崔光以下都被加封食邑，当时朝廷封游肇为文安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只有游肇说：“儿子继承父亲的爵位，是古今的常规。因为这个原因获得封赏，我怎么能安心接受呢？” 坚决推辞不接受。议论此事的人都敬重他。
游肇的儿子游祥，字宗良，很有学问。历任秘书郎（秘书郎，掌管皇家藏书的官员），继承新泰伯的爵位。升任通直郎、国子博士（国子博士，国子学的官员，负责教学、著述等），兼任尚书郎中（尚书郎中，尚书省各曹的属官，负责处理具体政务）。肃宗因为游肇过去推辞了文安县的封号，又想要封游祥，游祥坚守父亲的意愿，最终也没有接受。朝廷又追论游肇之前为清河王元怿仗义执言、坚守正道不屈服的功绩，于是封游祥为高邑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孝昌元年（公元 525 年），游祥去世，享年三十六岁。追赠他为征虏将军（征虏将军，武官名号）、给事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黄门侍郎的加官，负责侍从皇帝、传达诏令等）、幽州刺史（幽州，州名，治所在蓟城，今北京西南），谥号为文。
游祥的儿子游皓，字宾多，继承爵位。担任侍御史（侍御史，负责监察百官、弹劾违法官员的官员）。早年去世。游皓的弟弟游安居，继承新泰伯的爵位。武定年间（武定，东魏孝静帝年号，公元 543-550 年），担任司空墨曹参军（司空墨曹参军，司空府属官，负责掌管营造、文书等事务）。北齐取代东魏后，爵位按照惯例降等。
游明根的叔父游矫，担任中书博士（中书博士，中书省的学官，负责教学、著述、议政等），濮阳（濮阳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钜鹿（钜鹿郡，治所在今河北宁晋）二郡太守。去世后，追赠冠军将军、相州刺史。
游矫的孙子游馥，担任国子博士。游馥的弟弟游思进，担任尚书郎中。
刘芳，字伯文，是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汉朝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六世祖刘讷，担任晋朝的司隶校尉（司隶校尉，官职名，负责监察京城及周边地区的官员、维护治安等）。祖父刘该，担任刘义隆（宋文帝）的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亲刘邕，担任刘骏（宋孝武帝）的兖州长史（兖州长史，兖州刺史的属官，辅佐刺史处理政务）。
刘芳过继给伯父刘逊之。刘逊之，担任刘骏的东平太守（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刘邕参与了刘义宣（南朝宋宗室，曾发动叛乱）的叛乱，在彭城被杀。刘芳跟随伯母房氏逃到青州（今山东青州一带），恰逢朝廷大赦才得以幸免。他的舅舅元庆，担任刘子业（宋前废帝）时期青州刺史沈文秀的建威府司马（建威府司马，建威将军府的属官，负责军事行政事务），被沈文秀杀害。刘芳母子进入梁邹城（今山东邹平东北）。慕容白曜（北魏将领）向南征讨青齐地区（今山东半岛一带），梁邹城投降，刘芳被迁到北方，成为平齐民（平齐民，北魏将征服的青齐地区百姓迁到平城一带，给予的特殊户籍身份），当时他十六岁。南部尚书李敷的妻子，是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儿；刘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刘芳到达京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前期都城）后，前往李敷府上拜访，崔氏家族因为刘芳是流亡之人而感到羞耻，拒绝接见他。刘芳虽然身处穷困窘迫之中，但志向坚定，聪慧机敏超过常人，专心致志于典籍研究。白天他受雇抄写书籍，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晚上就读书背诵，整夜不睡觉，以至于有衣服换着穿、一天只吃一顿饭的困窘，但他依然淡然自守，不急于追求荣华富贵，不因为贫贱而忧愁悲伤，还撰写了《穷通论》来自我安慰。
刘芳常常为各位僧人抄写经论，他的书法笔迹很好，每抄写一卷的报酬是一匹细绢，一年下来能收入一百多匹，这样持续了几十年，依靠这个得以稍微改善生活。因此他与有德行、有学问的高僧，有很多交往。当时有一位南方的僧人惠度因为事情受到责罚，不久后突然去世。刘芳因为这件事被文明太后听说，召入宫中，鞭打了一百下。当时宦官李丰负责处理这件事的全过程，知道刘芳勤奋好学、有志向品行，就向太后说明情况，太后内心略微感到愧疚。恰逢萧赜（齐武帝）派遣刘缵（刘芳的族兄）出使北魏，朝廷提拔刘芳兼任主客郎（主客郎，负责接待外国使者、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与刘缵对接。不久后被任命为中书博士。后来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人一同担任中书侍郎。不久诏令刘芳与邢产入宫给皇太子传授经书，升任太子庶子、兼任员外散骑常侍。跟随高祖前往洛阳，在路途上以及返回京城后，常常在高祖身边侍奉讲学。刘芳才思深沉敏捷，特别精通经义，博闻强记，还广泛阅读《苍颉篇》《尔雅》等字书，尤其擅长音韵训诂，辨析疑问没有迟疑。因此他受到的礼遇日益隆重，得到的赏赐也十分丰厚，被正式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不久后兼任通直常侍，跟随高祖南巡，撰写南巡期间的行事记录，不久后被正式任命为通直常侍。王肃（原本是南朝齐官员，后投奔北魏）前来投奔北魏时，高祖对他非常器重，朝廷内外都关注他。刘芳还没有来得及与他见面。高祖在华林园宴请群臣，王肃在交谈中说 “古代只有妇女有笄（笄，古代用来固定发髻的簪子），男子则没有”。刘芳说：“依据《礼记》的正文，古代男子和妇女都有笄。” 王肃说：“《丧服》中说男子免冠而妇女用麻束发（髽），男子戴冠而妇女用笄。这样看来，男子不应该有笄。” 刘芳说：“这专门是说丧事的礼仪。《礼记》中说：刚遭遇丧事时，男子免冠，此时妇女用麻束发；男子戴上冠时，妇女就用笄固定发髻。说的是在不同的时期礼仪有所变化，而男子和妇女在免冠、用麻束发、戴冠、用笄方面的区别。另外，冠的地位尊贵，所以就不再提及笄。而且这是互文的说法，并不是说男子没有笄。还有《礼记・内则》中说：‘儿子侍奉父母，鸡刚鸣叫时，就要梳理头发、用发带束发、用笄固定。’由此而言，男子有笄是很明确的。” 高祖长时间称赞他说得好。王肃也认为刘芳的话是正确的，说：“这难道不是刘石经吗？” 过去汉朝在太学建造了三字石经（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写的儒家经典），学者们如果文字书写不正确，大多会前往咨询核对。刘芳的音韵训诂明确清晰，有疑问的人都会前往询问他，所以当时的人称他为 “刘石经”。宴会结束后，刘芳与王肃一同走出华林园，王肃握住刘芳的手说：“我从小就留意《三礼》，在南方时，常常与各位儒者一同讨论，都认为这个道理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如今听了你的解释，顿时消除了我平生的疑惑。” 刘芳的义理精通程度，大多像这样。
高祖迁都洛阳，路途经过朝歌（今河南淇县），看到殷朝比干的坟墓，内心悲伤不已，撰写文章来祭奠他。刘芳为这篇文章撰写注解，上表呈献给高祖。高祖下诏说：“阅读你的注解，内容非常丰富渊博。但文章的文采不如屈原、宋玉，义理不如张衡、贾谊。不过既然有高雅的意趣，就可以交付集书省（集书省，掌管宫廷藏书、编纂国史等事务的机构）收藏。” 诏令因为刘芳经学造诣精深广博，越级升任国子祭酒（国子祭酒，国子学的长官，负责国子学的教学、管理等事务）。后来因为母亲去世而解除官职。高祖向南征讨宛城（今河南南阳）、邓州（今河南邓州），起用刘芳担任辅国将军、太尉长史（太尉长史，太尉府的属官，辅佐太尉处理政务），跟随太尉、咸阳王元禧攻打南阳。萧鸾（齐明帝）的将领裴叔业入侵徐州（今江苏徐州一带），边境地区的百姓大多有归附或背离的想法，高祖对此感到担忧，任命刘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代理徐州事务。后来兼任侍中，跟随高祖征讨马圈（今河南邓州东北）。高祖在行宫去世。等到世宗即位，刘芳亲手为世宗戴上衮冕（衮冕，古代帝王的礼服和礼帽）。高祖从入殓到启祖庙、安葬、除去丧服，整个丧葬过程的礼仪，都是由刘芳制定的。咸阳王元禧等人奉行高祖的遗旨，命令刘芳入宫给世宗传授经书。后来南徐州刺史沈陵叛逃到南方，徐州发生大水灾，朝廷派遣刘芳前往安抚赈济灾民。不久后被正式任命为侍中，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的职位仍旧保留。
刘芳上表说：“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尊崇儒家、敬重道义的，而学校是首要之事。即使政治有质朴与文采的区别，但这个准则是不会改变的，大概是因为万事万物都要以教化为本，各种事务都要遵循法度的缘故。唐尧、虞舜之前，没有典籍可依据；周朝以来，师氏（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员）居住在虎门（帝王宫殿的虎门）左侧。《周礼・大司乐》中说：‘师氏，负责用柔和的言辞劝谏帝王。居住在虎门的左侧，掌管帝王的朝会事务，负责国内的事情，来教育国家的子弟。’蔡邕的《劝学篇》中说：‘周朝的师氏，居住在虎门左侧，陈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教育国子（贵族子弟）。’如今的国子祭酒，就是周朝的师氏。《洛阳记》中说：国子学的宫殿与天子宫殿相对，太学在开阳门外（开阳门，洛阳城南门之一）。根据《学记》中说：‘古代的帝王，建立国家、安抚百姓，把教育放在首位。’郑玄的注解中说：‘在宫廷内设置师保（负责教育、辅佐帝王或太子的官员）来教导，让国子在那里学习；在宫廷外设置太学、庠序（地方学校）等官员。’由此而言，国学在宫廷内，太学在宫廷外，是很明确的。根据《洛阳记》的记载，还有所效仿。我认为：如今已经迁都到崧山、瀍水一带（指洛阳地区），帝王的宫殿、官府机构，都恢复到原来的旧址，至于国学，怎么能错乱更替呢？考察过去的旧事，国学应该在宫门的左侧。至于太学，原来的地基还很明显，可以按照原来的规模建造。另外，太和二十年（公元 496 年），朝廷下令设立四门博士（四门博士，负责四门学教学的官员，四门学为北魏中央官学之一），在四门（洛阳城的四门）设置学校。我考察：周朝以前，学校只有两所，有的崇尚西方，有的崇尚东方，有的设在国都内，有的设在郊外。到了周朝，学校大概有六所。师氏居住在宫廷内，太学在国都内，四所小学在郊外。《礼记》中说周朝人‘在虞庠（古代学校名称）赡养年老的平民，虞庠在国都的西郊’。《礼记》中又说：‘天子设立四学，当入学时太子与其他贵族子弟按照年龄排序。’注解中说：‘四学，就是周朝在四郊设立的虞庠。’根据《大戴礼记・保傅篇》中说：‘帝王进入东学，崇尚亲近而重视仁爱；帝王进入南学，崇尚年长而重视诚信；帝王进入西学，崇尚贤才而重视德行；帝王进入北学，崇尚尊贵而敬重爵位；帝王进入太学，跟随老师而询问道理。’周朝的五学，在这里更加明显。根据郑玄注解的《学记》，周朝则有六学。之所以这样，注解中说：‘在宫廷内设置师保来教导，让国子在那里学习；在宫廷外设置太学、庠序等官员。’这就是证据。汉魏以来，不再在四郊设立学校。恭敬地探求先帝的旨意，应该在四门设置学校。根据王肃的注解中说：‘天子在四郊设有学校，距离王都五十里。’考察郑玄的注解，没有说距离的远近。如今太学原来的坊巷，地基宽阔，在四郊分别设置学校，距离遥远，难以监督管理。计算太学坊巷的面积，一并用作四门学，仍然过于宽广。以我的愚见，将它们设置在同一个地方没有问题。而且如今的制度设置，大多遵循魏晋时期的制度，不知道四学是否应该遵循古代的制度？请求召集有名望的儒者、礼官，商议确定学校的位置。” 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刘芳升任中书令，仍旧兼任国子祭酒。出任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他治理地方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行事宽缓，不能禁止奸盗行为，但他廉洁清贫、清心寡欲，不侵犯公家和私人的利益。返回朝廷后，参与修订律令。刘芳斟酌古今制度，是主要的商议者，其中的增减修改，大多出自他的意见。世宗因为朝廷的礼仪有很多缺失，所有相关的议论，都委托刘芳修正。于是朝廷的吉凶大事，都前往咨询他。转任太常卿。刘芳认为所设置的五郊（东、南、西、北、中五个郊外的祭祀坛）以及日月的祭祀位置，距离都城的里程，与礼仪不符，另外灵星（星名，古代祭祀灵星以祈求农业丰收）、周公的祭祀，不应该隶属于太常寺，于是上疏说：
我听说国家的大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了，郊祀的根本，在于明确祭祀的位置。因此历代圣君的至理名言，在典籍中光辉闪耀；前代儒者的正确论述，在经史中明确记载。我学识浅薄，没有精通全部经书，学业上也未能贯通古代的制度，怎么敢轻易献上浅陋的言论，随意陈述管窥之见呢？我私下看到所设置的祭祀坛祠的远近是否适宜，考察典籍制度，有的并不恰当，既然我担任这个职务，就请允许我陈述肤浅的看法。
《孟春令》中说 “其数八”，又说 “迎春于东郊”。卢植说：“东郊，是八里之外的郊外。” 贾逵说：“东郊，祭祀木帝太昊，距离都城八里。” 许慎说：“东郊，是八里之外的郊外。” 郑玄注解《孟春令》时说：“帝王居住在明堂（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等活动的场所）。《礼记》中说：帝王出城十五里迎接新年，大概是殷朝的礼仪。周朝的礼仪，近郊是五十里。” 郑玄另外的注解中说：“东郊，距离都城八里。” 高诱说：“在东方迎接春气，在八里之外的郊外。” 王肃说：“东郊，八里，是依据木的成数（五行中木的成数为八）。” 这些都是东郊为八里的明确依据。《孟夏令》中说 “其数七”，又说 “迎夏于南郊”。卢植说：“南郊，是七里之外的郊外。” 贾逵说：“南郊，祭祀火帝炎帝，距离都城七里。” 许慎说：“南郊，是七里之外的郊外。” 郑玄说：“南郊，距离都城七里。” 高诱说：“南郊，是七里之外的郊外。” 王肃说：“南郊，七里，是依据火的成数（五行中火的成数为七）。” 这又是南郊为七里的明确依据。《中央令》中说 “其数五”。卢植说：“中郊，是五里之外的郊外。” 贾逵说：“中央，是黄帝的位置，在南郊之后，所以说在四郊祭祀五帝。” 郑玄说：“中郊，在西南方向的未地（古代十二地支对应的方位，未对应西南），距离都城五里。” 这又是中郊为五里的明确依据。《孟秋令》中说 “其数九”，又说 “迎秋于西郊”。卢植说：“西郊，是九里之外的郊外。” 贾逵说：“西郊，祭祀金帝少皞，距离都城九里。” 许慎说：“西郊，是九里之外的郊外。” 郑玄说：“西郊，距离都城九里。” 高诱说：“西郊，是九里之外的郊外。” 王肃说：“西郊，九里，是依据金的成数（五行中金的成数为九）。” 这又是西郊为九里的明确依据。《孟冬令》中说 “其数六”，又说 “迎冬于北郊”。卢植说：“北郊，是六里之外的郊外。” 贾逵说：“北郊，祭祀水帝颛顼，距离都城六里。” 许慎说：“北郊，是六里之外的郊外。” 郑玄说：“北郊，距离都城六里。” 高诱说：“北郊，是六里之外的郊外。” 王肃说：“北郊六里，是依据水的成数（五行中水的成数为六）。” 这又是北郊为六里的明确依据。宋氏的《舍文嘉》注解中说：“《周礼》中，王畿（帝王直接统治的地区）方圆千里，以二十分之一作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加倍就是远郊。迎接帝王之气大概在近郊。汉朝不设置王畿，就以五行对应的方位数字作为郊祀的距离，所以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中说：“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正月，开始在洛阳城南七里设置郊祀的坛兆（祭祀的坛场和范围）。依照元始年间（西汉平帝年号）的旧例，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 这又是汉朝南北郊祀距离的明确依据。如今地神的祭祀应该依照这个标准。至于三十里之外的郊祀，向前违背了郑玄所引用的殷周两代的依据，向后违背了汉魏时期实行的旧例。凡是城市之外称为郊，如今计算四郊的距离，各自以城郭的城门为界限，里程按照上面所说的标准。
《礼记》中说：朝拜日月，都在东西门外。如今日月的祭祀位置，距离都城东西路各三十里，我私下又认为不合适。《礼记》中又说：“在坛上祭祀太阳，在坎（坑穴）中祭祀月亮。” 如今的设置也是按照这个标准。《礼仪志》中说 “在城南设立高禖祠（祭祀主管婚姻生育的神灵）”，没有说里程。所以如今仍然按照旧例。灵星祭祀本来不是礼仪规定的事务，始于汉朝初年，专门用来祈求农业丰收，一直隶属于郡县。《郊祀志》中说：“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皇帝下诏给御史，命令天下设立灵星祠，祭祀用太牢（古代祭祀用的牛、羊、猪三牲），县邑的县令、长负责祭祀。” 晋朝的祠令中说：“郡、县、封国祭祀稷（五谷之神）、社（土地之神）、先农（农业之神），县还祭祀灵星。” 这是灵星在天下各县祭祀的明确依据。周公庙之所以单独在洛阳设立，大概是因为姬旦（周公）创建了洛邑，所以在洛阳世代相传，祭祀不断，以彰显他的功绩。伯夷、叔齐的庙，也是世代在洛阳境内的神祠。如今都移交给太常寺管理，恐怕违背了它们的本意。天下类似的祠庙很多，都应该由当地的郡县负责修理，供公私祭祀祈祷。我认为太常寺所掌管的郊庙神祗，自有固定的范围，不应该临时根据自己的意愿斟酌处理，如果随意建造，就不免会产生不合礼仪的祭祀。这两个祠庙在太常寺管理下，还是在洛阳当地，对国家来说是一样的，但重要的是要弄清它们的本源。
我资质平庸浅陋，错误地担任现在的官职，考察典籍，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既然没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大致可以作为依据。如今正值冬季农闲时节，百姓闲暇，迁移更换郊祀的坛场，最为便利。
诏令说：“你所上奏的内容有明确的依据，但先朝设置已经很久了，暂且按照旧例执行。”
在此之前，高祖在代都（平城）下诏命令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以及公孙崇等十多人修治金石乐器和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材质制作的乐器）。后来公孙崇担任太乐令（太乐令，掌管宫廷音乐、祭祀音乐等事务的官员），就上奏请求尚书仆射高肇，重新一同修治。世宗诏令刘芳共同主持这件事。刘芳上表认为礼乐之事重大，不能随意决定，如果不广泛邀请公卿大臣、召集博学的儒者，讨论得失，研究是非，就无法流传万世，成为不朽的制度。朝廷回复同意，几十天之内，多次举行商议。当时，朝中大臣大多认为公孙崇专门负责此事已经很久了，不应该会有错误，都沉默不发表意见。刘芳于是引用经书典籍，搜集旧有的文献资料，共同与公孙崇相互诘难质疑，都有明确的依据，认为乐器的尺寸增减有偏差，不符合典章制度。公孙崇虽然表面上进行回应，但并没有理解问题的核心，最终无法为自己辩解。尚书省上奏商议结果，世宗仍然诏令委托刘芳另外重新考察制定，于是学者们更加归向尊崇刘芳。
刘芳因为社稷坛没有种树，又上疏说：“依据《合朔仪注》（记载日食时祭祀礼仪的典籍）：太阳发生变化（日食），用红色的丝绳，缠绕社树三圈。而如今没有社树。另外《周礼・司徒职》中说：‘设置社稷的围墙，在里面种植代表田主的树木，各自种植适合当地土壤的树木。’郑玄的注解中说：‘适合的树木，比如松柏栗等。’这是第一个证据。另外《小司徒》《封人职》中说：‘掌管设置帝王的社稷围墙，在王畿的边界上种植树木。’郑玄的注解中说：‘没有提到稷，是因为帝王以社为主。稷，是社的附属。’这是第二个证据。另外《论语》中说：‘鲁哀公向宰我询问社的制度，宰我回答说：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这是根据土地的适宜性来种植的。这是第三个证据。另外《白虎通》中说：‘社稷之所以种树，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尊崇它并让人们识别它，让百姓看到就心生恭敬，同时也是为了表彰它的功绩。’这正好解释了种树的意义，完全没有讨论有树还是无树的问题。这是第四个证据。这里说‘社稷之所以有树是为什么’，那么稷也有树是很明确的。另外《五经通义》中说：‘天子的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制度是怎样的呢？回答说：社都有围墙没有房屋，在里面种植树木，有树木是因为土地主宰着万物的生长，万物中没有比树木更好的，所以种植树木。’这是第五个证据。这最详细地解释了种树的意义。另外《五经要义》中说：‘社必须种植树木。’《周礼・司徒职》中说：‘分封社坛并种植树木，各自种植当地土地所适宜生长的树木。’《尚书逸篇》中说：‘太社种植松树，东社种植柏树，南社种植梓树，西社种植栗树，北社种植槐树。’这是第六个证据。这又是太社及四方社各自种植不同树木的明确依据。另外看到各家的《礼图》《社稷图》都画有树木，只有诫社（为了告诫君主而设立的社）、诫稷没有树木。这是第七个证据。虽然辨析了有树的依据，但还没有确定所种植的树木种类。根据《论语》中说‘夏后氏用松，殷人用柏，周人用栗’，这是世代不同而种植的树木不同。而《尚书逸篇》则说‘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这样一来，在同一个朝代中，五个社种植的树木却各不相同。我认为应该种植松树。为什么呢？《逸书》中说‘太社惟松’，如今种植松树，不用担心违背礼仪。只有稷没有明确的证据，但稷是社的附属，大概也离不开松树。” 世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刘芳深沉文雅、正直方正，志向高尚，精通经传典籍，高祖特别器重敬重他，常常向他咨询事情。太子元恂在东宫时，高祖想要为他迎娶刘芳的女儿，刘芳以女儿的年龄和容貌不合适为由推辞。高祖赞叹他的谦虚谨慎，又敕令刘芳推荐他的宗族女子，刘芳于是推荐了他族子刘长文的女儿。高祖于是为元恂聘娶了她，与郑懿的女儿一同担任太子的左右孺子（太子的妾侍等级）。崔光对刘芳有着中表亲戚般的敬重，凡事都向他咨询请教。刘芳撰写了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上表请求将中书监的职位让给刘芳，世宗没有允许。延昌二年（公元 513 年），刘芳去世，享年六十一岁。诏令赏赐布帛四百匹，追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号为文贞。
刘芳的长子刘怿，字祖欣。颇有父亲的风范，很喜好文章典籍。历任徐州别驾（徐州别驾，徐州刺史的属官，地位仅次于刺史，协助处理政务）、兖州左军府长史、司空谘议参军（司空谘议参军，司空府的属官，负责参谋议事）。多次作为行台（行台，古代代表朝廷处理地方事务的临时机构）的使者出使，所到之处都有称职的名声。转任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代理郢州事务（郢州，州名，治所在今湖北武汉一带），不久升任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大司农卿，官职名，掌管国家农业、粮食储备等事务）。去世后，追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号为简。没有儿子，弟弟刘廞将第三个儿子刘夋过继给他作为后代。刘夋，天平年间，逃到江南。武定末年返回北方，被赐予临颍县子的爵位。
刘怿的弟弟刘廞，字景兴。喜好学习，立身正直，善于侍奉当时的权贵。高肇权势显赫以及清河王元怿担任宰辅期间，刘廞都与他们的子侄交往往来。灵太后临朝听政时，又与太后的兄弟相互往来交好，太后命令刘廞用诗赋教导她的弟弟元吉。历任尚书郎、太尉属官、中书侍郎、冠军将军、代理南青州事务（南青州，州名，治所在今山东沂水一带），不久被征召为安南将军、光禄大夫。孝庄帝初年，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又以本官代理徐州事务。前废帝时期，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出帝初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升任骠骑大将军，又兼任国子祭酒。出帝在显阳殿讲解《孝经》，刘廞担任执经官（负责手持经书、协助讲解的官员），虽然应答论辩未能详尽精准，但他的风采和言谈举止很有可观之处。不久兼任都官尚书（都官尚书，尚书省都官曹的长官，掌管司法、监察等事务），又兼任殿中尚书（殿中尚书，尚书省殿中曹的长官，掌管宫廷礼仪、禁卫等事务）。等到出帝进入关中，齐献武王（高欢）到达洛阳，责备刘廞并诛杀了他，当时他五十二岁。
刘廞的儿子刘骘，字子升。年轻时就有气概，广泛涉猎文史典籍。二十岁时，被州府征召为主簿（主簿，地方官署的属官，负责文书、簿册等事务），奉命前往京城，在显阳殿觐见庄帝，庄帝向他询问边境事务。刘骘应答从容机敏，庄帝很赏识他，于是敕令任命他为员外散骑侍郎。出任徐州开府从事中郎（开府从事中郎，开府将军府的属官，协助处理府中事务）。父亲刘廞被杀后，刘骘率领乡部的人前往兖州，与刺史樊子鹄一起抵抗齐献武王的军队，每次作战都流泪冲锋陷阵。城池被攻陷后，刘骘被擒获送到晋阳（今山西太原），齐献武王怜悯他并赦免了他。文襄王（高澄）担任仪同开府时，任命刘骘为属官，兼任本州大中正。武定初年，转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中书省的属官，负责诏令起草、文书处理等事务），加授安东将军。当时北魏与萧衍政权通好，刘骘前后奉命接待对方的使者十六人。出任司徒右长史，不久后升任左长史。武定六年（公元 548 年），奉命前往兖州，走到东郡（今河南安阳滑县一带）时，突发疾病去世，当时的人都为他感到惋惜。追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
刘廞的弟弟刘悦，永安年间（永安，孝庄帝年号，公元 528-530 年），担任开府记室（开府记室，开府将军府的属官，负责文书起草、记录等事务）。
刘悦的弟弟刘戫，武定年间，担任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的一种，加金章紫绶，地位尊贵）。
刘戫的弟弟刘粹，担任徐州别驾、朱衣直阁（朱衣直阁，宫廷禁卫官员，负责皇帝的安全保卫）。刘粹年轻时崇尚侠义之气，哥哥刘廞死后，刘粹召集部属，投靠兖州刺史樊子鹄，谋划响应关西的政权。大将军率军攻打，城池被攻陷，刘粹被杀害。
刘芳叔父刘抚之的孙子刘思祖，勇猛健壮，有将领的谋略。高祖末年入朝，历任羽林监（羽林监，掌管羽林军的官员，羽林军为皇帝的禁卫军），梁郡（梁郡，治所在今河南商丘）、沛郡（沛郡，治所在今安徽淮北一带）二郡太守，员外常侍。多次担任统军（统军，武官名号，负责统领军队）向南征讨，多次立下战功。任城王元澄围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时，萧衍派遣他的冠军将军张惠绍以及彭甕、张豹子等人率领一万军队给钟离运送粮食。当时刘思祖担任平远将军，率领几千士兵在邵阳（今安徽蚌埠东）截击萧衍的运粮军队，派遣他的长史元少率领一千骑兵，在钟离以北阻击敌军的前锋，录事参军缪琰袭击敌军的后路，刘思祖亲自率领精锐部队从中间冲击敌军的阵形，三路军队合力攻击，大败敌军；擒获张惠绍以及萧衍的骁骑将军、祁阳县开国男赵景悦、赵景悦的弟弟宁远将军赵景脩、宁远将军梅世和、屯骑校尉任景攸、长水校尉边欣、越骑校尉贾庆真、龙骧将军徐敞等人，俘获和斩杀几千人。尚书省论功行赏，打算封刘思祖为千户侯。刘思祖有两个婢女，容貌美丽，善于歌舞，侍中元晖想要得到她们但没有成功，这件事于是就搁置了。后来刘思祖被任命为扬烈将军、辽西太守（辽西郡，治所在今辽宁义县西）。刘思祖在赴任途中叛逃到萧衍政权，萧衍任命刘思祖为辅国将军、北徐州刺史（北徐州，州名，治所在今江苏徐州一带），多次入侵淮北地区。几年后去世。
刘缵的儿子刘晰，历任萧衍政权的琅邪（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临沂）、东莞（东莞郡，治所在今山东沂水东北）二郡太守，戍守朐山。朐山人王万寿斩杀刘晰，送来他的首级，率领朐山归附北魏，同时将刘晰的儿子刘翐送到京城。几年后，任命刘翐为给事中、汝阳太守（汝阳郡，治所在今河南汝南）。正光初年，刘翐从汝阳郡向南叛逃。
刘芳的侄子刘懋，字仲华。祖父刘泰之，父亲刘承伯，都在刘彧（宋明帝）政权任职，都有一定的名声和地位。刘懋聪慧机敏，喜好学习，博览经史典籍，擅长草书和隶书，认识很多奇特的文字。世宗初年，入朝，被任命为员外郎。升任尚书外兵郎中（尚书外兵郎中，尚书省外兵曹的属官，负责处理外部军事事务），加授轻车将军。刘芳非常器重他，凡是所撰写制定的朝廷礼仪制度，都与他一起商量斟酌。尚书省举行大规模的议论，刘懋与殿中郎袁翻常常是主要的议论者。他通晓政务，尚书台中有疑难事务，都前来向他咨询决断。受诏参与商议新的律令。刘懋性情深沉文雅、敦厚稳重，善于与人交往，气度恢宏，风流倜傥，当时的舆论都敬重他。尚书李平，与他结为莫逆之交。升任步兵校尉，兼任郎中，兼任东宫中舍人（东宫中舍人，太子属官，负责侍从太子、处理文书等）。转任员外常侍、镇远将军，兼任考功郎中（考功郎中，尚书省考功曹的属官，负责官员的考核、升降等事务），制定考核官员的科目，明确贬斥和提拔的制度，很有条理。肃宗初年，大军攻打硖石（今安徽寿县西北）。刘懋担任李平的行台郎中，城池被攻克，刘懋立下不少功劳。太傅、清河王元怿喜爱他的风雅气质，常常目送他离开并说：“刘生仪表堂堂，是士大夫的领袖，如果上天赐予他长寿，一定会成为魏朝的宰辅大臣。” 诏令刘懋与各位有才华学问的人，撰写完成礼仪法令。元怿担任宰相多年，对刘懋的礼遇特别隆重，让自己的儿子们以他为师。刘懋升任太尉司马（太尉司马，太尉府的属官，负责军事行政事务）。熙平二年（公元 517 年）冬天，突发疾病去世。家境非常清贫，去世的时候，家中只有四面墙壁而已。太傅元怿以及当时的才俊之士没有不悲痛惋惜他的。追赠他为持节、前将军、南秦州刺史（南秦州，州名，治所在今甘肃成县西），谥号为宣简。刘懋的诗诔、赋颂以及各种文章，在当时受到称赞，又撰写了关于各种物品制造起源的十五卷书籍，名为《物祖》。
刘懋的儿子刘筠，字士贞。从员外散骑侍郎做起，历任河南郡丞（河南郡丞，河南郡太守的副职）、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秘书丞（秘书丞，秘书省的副职，掌管皇家藏书的管理等事务）。天平初年，去世。追赠前将军、徐州刺史。儿子刘规，早年去世。
刘筠的弟弟刘筟，字士文。小时候就很聪慧。十二岁时，前往拜见尚书王衍，王衍与他交谈，对他大为惊奇，于是与太傅李延实、秘书李凯一起上疏举荐他，被任命为秘书郎。刘筟也是有德行的人。兴和元年（公元 539 年）去世，享年二十八岁。没有儿子，哥哥的儿子刘矩继承他的爵位。
刘懋的堂叔刘元孙，隐居在乡间，不追求名声地位。高祖前往彭城时，他被起用任命为兰陵太守（兰陵郡，治所在今山东兰陵）。治理地方以清廉闻名。在任上去世。
刘元孙的儿子刘长文，高祖提拔他为南兖州冠军府长史，兼任谯郡太守（谯郡，治所在今安徽亳州）。城池被围困，粮食断绝，刘长文坚守气节，保全城池，因为功劳被赐予下邑子的爵位。升任鲁郡太守（鲁郡，治所在今山东曲阜）。高祖为太子元恂迎娶他的女儿为孺子。去世。
刘长文的儿子刘敬先，继承爵位。刘敬先的弟弟刘徽，担任奉朝请（奉朝请，官职名，没有固定职责，负责参加朝会）、徐州治中（徐州治中，徐州刺史的属官，负责处理州府的日常事务）。
刘长文的弟弟刘永，字履南。很有将领的谋略，多次立下征战的功劳。历任中散大夫、龙骧将军。神龟年间（神龟，肃宗年号，公元 518-520 年），兼任大鸿胪卿，奉命持节册封高丽王高安。返回后，被任命为范阳太守（范阳郡，治所在今河北涿州）。
刘芳的族兄刘僧利，轻视财物，结交侠义之士，很得乡里百姓的欢心。高祖前往徐州时，召见他，对他很赏识，任命他为徐州别驾。升任沛郡太守。后来就安心在乡里生活，不喜欢担任朝廷官员。过了十多年，朝廷议论担心他有二心，征召他担任轻车将军、羽林监。在任上去世。长子刘世雄，官至太山太守（太山郡，治所在今山东泰安）。
刘世雄的弟弟刘世明，字伯楚，广泛涉猎书籍传记。从奉朝请逐渐升任兰陵太守、彭城内史（彭城内史，彭城郡的行政长官，相当于太守）。恰逢刺史元法僧率领城外的百姓叛逃，于是将刘世明送到萧衍政权。萧衍想要加封他爵位，刘世明坚决推辞不接受，多次请求萧衍允许他返回北方，萧衍同意了。肃宗时期，征召他担任谏议大夫（谏议大夫，官职名，负责规谏君主、议论朝政得失）。孝庄帝末年，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当时尔朱世龙等人专权跋扈，四方百姓怨恨叛离，城中百姓王乞得逼迫劫持刘世明，占据州城归附萧衍。萧衍封刘世明为开国县侯，食邑千户，任命他为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又加授仪同三司。刘世明再次推辞不接受，坚决请求返回北方。萧衍没有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亲自在乐游苑为他饯行。刘世明返回北方后，奉还所持有节杖，回到乡里。从此不再入朝，常常以打猎为乐趣。兴和三年（公元 541 年）在家中去世。追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儿子刘祎，字彦英。武定末年，担任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当初，兰陵人缪俨灵奇，与彭城刘氏的才名声望大致相当。等到彭城归附北魏，灵奇弟弟的儿子缪承先跟随薛安都到达京城，被赐予襄贲子的爵位，不久返回徐州；几十年间，完全没有有人出来做官。世宗末年，缪承先的儿子缪彦植继承爵位并被任用，逐渐升任伏波将军、羽林监。缪彦植恭敬谨慎、忠厚老实，被当时的人所称道。
当时荥阳人郑演，在刘彧政权担任琅邪太守。恰逢徐州刺史薛安都谋划归附北魏，郑演赞同这件事。显祖初年入朝，因为功劳被任命为冠军将军、彭城太守、洛阳侯。后来被任命为太中大夫，改爵为云阳伯。去世后，追赠幽州刺史，谥号为懿。他的子孙因此就在彭城、泗水一带定居。
郑演的儿子郑长猷，凭借父亲的功勋被起用，任命为宁远将军、东平太守。不久转任沛郡太守。入朝担任南主客郎中、太尉属官，继承云阳伯的爵位。高祖向南征伐，攻克宛城后，任命郑长猷为南阳太守。等到高祖将要返回京城，诏令郑长猷说：“过去曹操攻克荆州，留下满宠镇守。我如今将这个郡委托给你，同时统领军队，不仅仅是安抚刚刚归附的百姓，更是把守卫城池的重任托付给你。” 特别赏赐他二百匹细绢。高祖在南阳去世，在南阳郡进行入殓。不久郑长猷被征召为护军长史（护军长史，护军将军府的属官，协助处理军务）。世宗初年，寿春（今安徽寿县）归附北魏，郑长猷兼任给事黄门侍郎，持节前往安抚慰问。等到任城王元澄担任扬州刺史，诏令郑长猷为谘议参军，兼任安丰太守（安丰郡，治所在今安徽霍邱西南）。转任徐州武昌王府长史，兼任彭城内史。被征召为谏议大夫，转任司徒谘议，升任通直散骑常侍。永平五年（公元 512 年）去世。谥号为贞侯。
郑长猷的儿子郑廓，继承爵位。去世。
郑廓的儿子郑元休，继承爵位。兴和年间，担任睢州刺史（睢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南睢县）。北齐取代东魏后，爵位按照惯例降等。
郑元休的弟弟郑凭，字元祐。武定年间，担任司徒从事中郎（司徒从事中郎，司徒府的属官，负责参谋议事）。
史臣说：游明根有高雅的道德和儒家的风范，最终受到了非同寻常的待遇，在太和年间的兴盛时期，承担了被征询治国意见的重任，这也是旷世罕见的一时之选。游肇能够继承父亲的事业，发扬光大，坚守正直的节操和刚正的气概，即使身处困顿逆境也不改变，在君主年幼时推辞爵位，在权臣专权时坚守气节，对比各位大臣，他的风范确实更为高远。刘芳清高特立，深沉好古，博学多识，是当时的儒家宗师，也是当年的师表。刘懋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有名士的风范，受到世人的敬重，确实是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