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张普惠
孙绍，字世庆，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国，卒于济阳太守。父协，字文和，上党太守。绍少好学，通涉经史，颇有文才，阴阳术数，多所贯涉。初为校书郎，稍迁给事中，自长兼羽林监，为门下录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为世知。曾著《释典论》，虽不具美，时有可存。与常景等共修律令。
延昌中，绍表曰：
臣闻建国有计，虽危必安；施化能和，虽寡必盛；治乖人理，虽合必离；作用失机，虽成必败。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应天明命，兆启无穷，毕世后仁，祚隆七百。今二虢京门，了无严防；南、北二中，复阙固守。长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党，腹背所凭。四军五校之轨，领、护分事之式，征兵储粟之要，舟车水陆之资，山河要害之权，缓急去来之用，持平赴救之方，节用应时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体，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应危惧矣。
且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案舞笔于上台，真伪混淆，知而不纠，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士人居职，不以为荣；兵士役苦，心不亡乱。故有竞弃本生，飘藏他土。或诡名托养，散在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仗强豪，寄命衣食。又应迁之户，逐乐诸州；应留之徒，避寒归暖。兼职人子弟，随逐浮游，南北东西，卜居莫定。关禁不修，任意取适。如此之徒，不可胜数。爪牙不复为用，百工争弃其业。混一之计，事实阙如；考课之方，责办无日。流浪之徒，决须精校。今强敌窥时，边黎伺隙，内民不平，久戍怀怨，战国之势，窃谓危矣。必造祸源者，北边镇戍之人也。
若夫一统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计也；乱离之期，纵横作之者，行权之势也。故道不可久，须文质以换情；权不可恆，随洿隆以牧物。文质应世，道形自安；洿隆获衷；权势亦济。然则王者计法之趣，化物之规，圆方务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时，律令并议，律寻施行，令独不出，十余年矣。臣以令之为体，即帝王之身也。分处百揆之仪，安置九服之节；经纬三才之伦，包罗六卿之职；措置风化之门，作用赏罚之要；乃是有为之枢机，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体可观，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议之家，太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复须升降，谁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争故，久废不理。然律令相须，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于事甚滞。若令不班，是无典法，臣下执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无勤止，署下之日，臣乃无名。是谓农夫尽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实怀于悒。
未几，出除济阴太守。还，历司徒功曹参军，步兵、长水校尉。正光初，兼中书侍郎，使高丽。还为镇远将军、右军将军。久之，为徐兗和籴使。还朝，大陈军国利害，不报。绍又表曰：“臣闻文质互用，治道以之缉熙；洿隆得时，人物以之通济。故能事恢三灵，仁洽九服。伏惟陛下，应灵践阼，冲明照物，宰辅忠纯，伊霍均美，既致升平之基，应成无为之业。而漠北叛命，陇右构逆，中州惊扰，民庶窃议，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虽愚短，具鉴始末。往在代都，武质而治安；中京以来，文华而政乱。故臣昔于太和，极陈得失，具论四方华夷心态，高祖垂纳，文应可寻。延昌、正光，奏疏频上，主者收录，不蒙报问，即日事势，乃至于此，尽微臣豫陈之验。今东南有窃号之竖，西北有逆命之寇，岂得怨天，实尤人矣。臣今不忧荒外，正虑中畿，急须改张，以宁其意。若仍持疑，变乱寻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国四世，欣戚是同，但职在冗散，不关枢密，宁济之计，欲陈无所，可谓经纬甚多，无机可织。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难倾，一倾难正。当今之危，蹑足之急，臣备肉食，痛心无已。泣血上陈，愿垂采察。若得言参执事，献可替否，寇逆获除，社稷称庆，虽死如生，犬马情毕。”
绍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垦切，不惮犯忤。但天性疏脱，言乍高下，时人轻之，不见采纳。绍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弹筝，绍后闻筝声便涕泗呜咽，舍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骁骑将军，使吐谷浑。还，为太府少卿。曾因朝见，灵太后谓曰：“卿年稍老矣。”绍曰：“臣年虽老，臣节乃少。”太后笑之。迁右将军、太中大夫。绍曾与百僚赴朝，东掖未开，守门候旦。绍于众中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窃谓之曰：“此中诸人，寻当死尽，唯吾与卿犹享富贵。”雄甚骇愕，不测所以。未几有河阴之难。绍善推禄命，事验甚多，知者异之。建义初，除卫尉少卿，将军如故。转金紫光禄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参议《正光壬子历》，赐爵新昌子。太昌初，迁左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时年六十九。赠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曰宣。
子伯元，袭。齐受禅，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将军、太中大夫。
绍从父弟瑜，济州长史。
瑜弟彝，字凤伦。太和中，举秀才，稍迁步兵校尉。卒于武邑太守。赠征虏将军、营州刺史。
子伯融，出继瑜后。武定末，□□太守。
伯融嫡弟子宽，开府田曹参军。
张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身长八尺，容貌魁伟。父晔，为齐州中水县令。随父之县，受业齐土，专心坟典，克厉不息。及还乡里，就程玄讲习，精于《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说，多所窥览，诸儒称之。
太和十九年，为主书，带制局监，与刘桃符、石荣、刘道斌同员共直，颇为高祖所知。转尚书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学业，为其声价。仆射李冲曾至澄处，见普惠言论，亦善之。世宗初，转积射将军。澄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启普惠为府录事参军，寻行冯翊郡事。
澄功衰在身，欲于七月七日集会文武，北园马射。普惠奏记于澄曰：“窃闻三杀九亲，别疏昵之叙；五服六术，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饰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则莫大之痛，深于终身之外；书策之哀，除于丧纪之内。外者不可无节，故断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礼》：大练之日，鼓素琴。盖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练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问曰：‘相识有丧服，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缌不祭，又何助于人？祭既不与，疑无宴食之道。’又曰：‘废丧服，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子曰：‘脱衰与奠，非礼也。’注云：‘为其忘哀疾。’愚谓除丧之始，不与馈奠，小功之内，其可观射乎？杂记云：‘大功以下，既葬适人，人食之，其党也食之，非党也不食。’食犹择人，于射为惑。伏见明教，立射会之限，将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艺于北园，行揖让于中舍。时非大阅之秋，景涉妨农之节，国家缟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袭，释而为乐，以训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视子孙者也。按《射仪》，射者以礼乐为本，忘而从事，不可谓礼；钟鼓弗设，不可谓乐。舍此二者，何用射为？又七日之戏，令制无之，班劳所施，虑违事体。库府空虚，宜待新调。二三之趣，停之为便。乞至九月，备饰尽行，然后奏《狸首》之章，宣矍相之令，声轩悬，建云钲，神民忻暢于斯时也。伏惟慈明远被，万民是望，举动所书，发言唯则，愿更广访，赐垂曲采，昭其管见之心，恕其谠言之责，则刍荛无遗歌，舆人有献诵矣。”澄意纳其言，托辞自罢，乃答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规；明耻教战，振古常轨。今虽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劳民损公，任其私射，复何失也？且纂文习武，人之常艺，岂可于常艺之间，要须令制乎？比适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务之暇，肄艺良辰，亦未言费用库物也。《礼》：兄弟内除，明哀已杀；小功，客至主不绝乐。听乐则可，观武岂伤？直自事缘须罢，先以令停，方获此请，深具来意。”
澄转扬州，启普惠以羽林监领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寻加威远将军。普惠既为澄所知，历佐二籓，甚有声誉，旋京之日，装束蓝缕，澄赉绢二十匹以充行资。还朝，仍羽林监。
又澄遭太妃忧，臣僚为立碑颂，题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访于普惠，答曰：“谨寻朝典，但有王妃，而无元字。鲁夫人孟子称‘元妃’者，欲下与‘继室声子’相对。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无声子、仲子之嫌，窃谓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为在生之称，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齐。’既葬，以谥配姓，故经书‘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来归夫人成风之襚’，皆以谥配姓。古者妇人从夫谥，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锡，乃万代之高事，岂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称烈懿乎？”澄从之。
及王师大举，重征钟离，普惠为安乐王诠别将长史。班师，除扬烈将军、相州安北府司马。迁步兵校尉。后以本官领河南尹丞。世宗崩，坐与甄楷等饮酒游从，免官。骁骑将军刁整，家有旧训，将营俭葬。普惠以为矫时太甚，与整书论之。事在《刁雍传》。故事：免官者，三载之后降一阶而叙；若才优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书李韶奏普惠有文学，依才优之例，宜特显叙，敕除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议以不降阶为荣。时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
广陵王恭、北海王颢，疑为所生祖母服期与三年，博士执意不同，诏群僚会议。普惠议曰：“谨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为二国太妃，可谓受命于天子，为始封之母矣。《丧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传》曰：‘贵父命也。’郑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为母大功，则士之妾子为母期。父卒则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为母所慈，犹曰贵父命，为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为列国王，命其所生母为国太妃，反自同公子为母练冠之与大功乎？轻重颠倒，不可之甚者也。《传》曰：‘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则当服其亲服。若鲁卫列国，相为服期，判无疑矣。何以明之？《丧服》：‘君为姑姊妹女子嫁于国君者’，《传》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则得服其亲服。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祢先君。’然则兄弟一体。位列诸侯，自以尊同得相为服，不可还准公子，远厌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厌降。名例不同，何可乱也？《礼》：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国，二王胙土茅社，显锡大邦，舍尊同之高据，附不祢之公子，虽许蔡失位，亦不是过。《服问》曰：‘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公子虽厌，妻尚获申，况广陵、北海，论封则封君之子，语妃则命妃之孙。承妃纂重，远别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统，厌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许其申服，而复限之以期，比之慈母，不亦爽欤！《经》曰：‘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长子’，《传》曰：‘何以期？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今祖乃献文皇帝，诸侯不得祖之，母为太妃，盖二王三年之证。议者近背正经以附非类，差之毫毛，所失或远。且天子尊则配天，莫非臣妾，何为命之为国母而不听子服其亲乎？《记》曰：‘从服者，所从亡，则已。’又曰：‘不为君母之党服，则为其母之党服。今所从既亡，不以亲服服其所生，则属从之服于何所施？若以诸王入为公卿，便同大夫者，则当今之议，皆不须以国为言也。今之诸王，自同列国，虽不之国，别置臣僚，玉食一方，不得以诸侯言之。敢据《周礼》，辄同三年。”当时议者亦有同异。国子博士李郁于议罢之后，书难普惠。普惠据《礼》还答，郑重三返，郁议遂屈。转谏议大夫。澄谓普惠曰：“不喜君得谏议，唯喜谏议得君。”
时灵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赠相国、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无“太上”之号，诣阙上疏，陈其不可，左右畏惧，莫敢为通。会闻胡家穿圹下坟有磐石，乃密表曰：
臣闻优名宝位，王者之所光锡；尊君爱亲，臣子所以慎终。必使勋绩相侔，号秩相可，然后能显扬当时，传徽万代者矣。窃见故侍中、司徒胡公，怀道含灵，实诞圣后，载育至尊，母仪四海，近枢克唯允之寄，居槐体论道之明。故以功余九锡，褒假銮纛，深圣上之加隆，极慈后之至爱，宪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号，窃谓未衷。何者？《易》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并大。《礼记》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明君臣不可并上。伏见诏书，以司徒为太上秦公，夫人为太上秦君。夫人蒙号于前，司徒系之于后，尊光之美盛矣。窃惟高祖受禅于献文皇帝，故仰尊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称令以系敕下，盖取三从之道，远同文母，列于十乱，则司徒之为太上，恐乖系敕之意。《春秋传》曰：“葬称公，臣子辞。”明不可复加上也。《书》曰：“兹予大飨于先王，尔祖其从与飨之。”司徒位尊属重，必当配飨先朝，称太上以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
汉祖创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灵后”，乃帝者之事。晋有“小子侯”，尚曰僭之于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号于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又曰：“困于上者必反于下，故受之以井。”此克吉定兆，而以浅改卜，群心悲惋，亦或天地神灵所以垂至戒，启圣清。伏愿圣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请，停司徒逼同之号，从卑下不逾之称，畏困上之鉴，邀谦光之福，则天下幸甚。
臣闻见灾修德，灾变成善。此太戊所以兴殷，桑谷以之自灭。况今卜迁方始，当修革之会，愚以为无上之名，不可假之，脱讥于千载，恐贻不言之咎。且君之于臣，比葬三临之，礼也。司徒诚为后父，实人臣也。虽子尊不加于父，乃天下母以义断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况乃应坤之载，承天之重，而朔望于司徒之殡，晨昏于郊墓之间，虽圣思蒸蒸，其不虞宜戒。离宸极之严居，疲云跸于道路，此亦亿兆苍生，瞻仰失图。伏愿寻《载驰》之不归，存静方之光大，则草木可繁，人灵斯穆。臣职忝谏司，敢献狂瞽，谨冒上闻，不敢宣露，乞垂省览，昭臣微款，脱得奉谒圣颜，曲尽愚衷者，死且不朽。
太后览表，亲至国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议其事，遣使召普惠与相问答，又令侍中元义、中常侍贾璨监观得失。任城王澄问普惠曰：“汉高作帝，尊父为太上皇。今圣母临朝，赠父太上公，求之故实，非为无准。且君举作则，何必循旧？”对曰：“天子称诏，太后称令，故周臣十乱，文母预焉。仰思所难，窃谓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称诏，圣母自欲存谦光之义，故不称耳。何得以诏令之别，而废严父之孝？”对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岂不欲尊崇其亲？王何以不远谟古义，而近顺今旨。未审太后何故谦于称诏，而不谦于太上。窃愿圣后终其谦光。”太傅、清河王怿曰：“昔在僭晋，褚氏临朝，殷浩遗褚裒书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况太上公而致疑？”对曰：“褚裒以女辅政辞不入朝。渊源讥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称其非，不记其是。不谓殿下以此赐难。”侍中崔光曰：“张生表中引晋有小子侯，出自郑注，非为正经。”对曰：“虽非正经之文，然述正经之旨。公好古习礼，复固斯难？”御史中尉元匡因谓崔光曰：“张《表》云，晋之小子侯，以号同称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晋小子，义似相类。但不学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对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岂所望于三独？”尚书崔亮曰：“谏议所见，正以太上之号不应施于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称，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对曰：“尚父者，有德可称；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义异，此亦非并。”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则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于同也？”普惠对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则谥同。太上者，尊极之位，岂得通施于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数虽殊，同名为上，何必上者皆是极尊？”普惠厉声诃翻曰：“礼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与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双举，不得非极。雕虫小艺，微或相许，至于此处，岂卿所及！”翻甚有惭色，默不复言。任城王澄曰：“谏诤之体，各言所见，至于用舍，固在应时。卿向答袁氏，声何太厉？”普惠对曰：“所言若是，宜见采用；所言若非，惧有罪及。是非须辨，非为苟竞。”澄曰：“朝廷方开不讳之门，以广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义，何云乃虑罪罚？”议者咸以太后当朝，志相党顺，遂奏曰：“张普惠辞虽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涣汗已流，请依前诏。”太后复遣元义、贾璨宣令谓普惠曰：“朕向召卿与群臣对议，往复既终，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陈，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议，卿不得苦夺朕怀。后有所见，勿得难言。”普惠于是拜令辞还。
初，普惠被召，传诏驰骅骝马来，甚迅速，伫立催去，普惠诸子忧怖涕泣。普惠谓曰：“我当休明之朝，掌谏议之职，若不言所难言，谏所难谏，便是唯唯，旷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辈勿忧。”及议罢，旨劳还宅，亲故贺其幸甚。时中山庄弼遗书普惠曰：“明侯渊儒硕学，身负大才，秉此公方，来居谏职，謇謇如也，谔谔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等，当面折庭诤，虽问难锋至，而应对响出，宋城之带始萦，鲁门之柝裁警，终使群后逡巡，庶僚拱默，虽不见用于一时，固已传美于百代。闻风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书，每为口实。
普惠以天下民调，幅度长广，尚书计奏，复征绵麻，恐其劳民不堪命，上疏曰：
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尊先皇之轨，夙宵惟度，忻战交集。何者？闻复高祖旧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复而不复，所以战违法。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间，亿兆应有绵麻之利，故绢上税绵八两，布上税麻十五斤。万姓得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荷轻赋之饶，不适于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职，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亿兆乐于下。故《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此之谓也。
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伏惟皇太后未临朝之前，陛下居谅暗之日，宰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辐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尚书既知国少绵麻，不惟法度之□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弃已行之成诏，追前之非，遂后之失，奏求还复绵麻，以充国用。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群官共窃之。愚臣以为于理未尽。何者？今宫人请调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绢布，匹有尺丈之盈，一犹不计其广；丝绵，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三长，此所以教民以贪者也。今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誉，以乱视听；不闻嫌长恶广，求计还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负圣明也。
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千俸所出，以布绵麻，亦应其一岁之用。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民惜法如此，则高祖之轨中兴于神龟，明明慈信照布于无穷，则孰不幸甚！伏愿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苍生之心。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时听奉见。自此之后，月一陛见。又以肃宗不亲视朝，过崇佛法，郊庙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闻明德恤祀，成汤光六百之祚；严父配天，孔子称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闻，福传遐世。伏惟陛下，重晖纂统，钦明文思，天地属心，百神伫望，故宜敦崇祀礼，咸秩无文。而告朔朝庙，不亲于明堂；尝禘郊社，多委于有司。观射游苑，跃马骋中，危而非典，岂清跸之意，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于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从朝夕之因，求秪劫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伏愿淑慎威仪，万邦作式，躬致郊庙之虔，亲纡朔望之礼，释奠成均，竭心千亩，明发不寐，洁诚禋稞。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则一人有喜，兆民赖之。然后精进三宝，信心如来。道由化深，故诸漏可尽；法随礼积，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仍旧亦可，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臣学不经远，言多孟浪，忝职其忧，不敢默尔。”寻别敕付外，议释奠之礼。
时史官克日蚀，豫敕罢朝。普惠以逆废非礼，上疏陈之。又表论时政得失。一曰，审法度，平斗尺，调租务轻，赋役务省。二曰，听舆言，察怨讼，先皇旧事有不便于政者，请悉追改。三曰，进忠謇，退不肖，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四曰，兴灭国，继绝世，勋亲之胤，所宜收叙。书奏，肃宗、灵太后引普惠于宣光殿，随事难诘，延对移时。令曰：“宁有先皇之诏，一一翻改！”普惠僶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谏，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为卿屏左右，卿其尽陈之。”对曰：“圣人之养庶物，爱之如伤。况今二圣纂承洪绪，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岂先帝传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谬，或权时所行，在后以为不可者，皆追而正之。圣上忘先帝之自新，不问理之伸屈，一皆抑之，岂苍生黎庶所仰望于圣德？”太后曰：“小小细务，一一翻动，更成烦扰。”普惠曰：“圣上之养庶物，若慈母之养赤子。今赤子几临危壑，将赴水火，以烦劳而不救，岂赤子所望于慈母！”太后曰：“天下苍生，宁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亲懿，莫重于太师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细之苦，何可得无？”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复言！”普惠曰：“圣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陈者，凡如此枉，乞垂圣察。”太后曰：“卿云‘兴灭国，继绝世’，灭国绝世，竟复谁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终，汉文封其四子，盖骨肉之不可弃，亲亲故也。窃见故太尉咸阳王、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孙，一德之亏，自贻悔戾，沉沦幽壤，缅焉弗收，岂是兴灭继绝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孙，愚臣之愿。”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当命公卿博议此事。”
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义，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于禫除，虽寒暑风雨，无不必至。初，澄嘉赏普惠，临薨，启为尚书右丞。灵太后既深悼澄，览启从之。诏行之后，尚书诸郎以普惠地寒，不应便居管辖，相与为约，并欲不放上省，纷纭多日乃息。
正光二年，诏遣杨钧送蠕蠕主阿那瑰还国。普惠谓遣之将贻后患，上疏曰：“臣闻乾元以利贞为大，非义则不动；皇王以博施为功，非类则不从。故能始万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钦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蠕相害于朔垂，妖师扇乱于江外，此乃封豕长蛇，不识王度，天将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乐也。宜安民以悦其志，恭己以怀其心。而先自劳扰，艰难下民，兴师郊甸之内，远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敌，可谓无名之师。谚曰‘唯乱门之无过’，愚情未见其可。当是边将窥窃一时之功，不思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汉祖亲困之。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以为不可，请斩之。千载以为美。况今旱酷异常，圣慈降膳，乃以万五千人使杨钧为将而欲定蠕蠕，忤时而动，其可济乎？阿那瑰投命皇朝，抚之可也，岂容困疲我兆民以资天丧之虏？昔庄公纳子纠，以致乾时之败；鲁僖以邾国，而有悬胄之耻。今蠕蠕时乱，后主继立，虽云散亡，奸虞难抑。脱有井陉之虑，杨钧之肉其可食乎！高车、蠕蠕，连兵积年，饥馑相仍，须其自毙，小亡大伤，然后一举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获两虎，不可不图之。今土山告难，简书相续，盖亦无能为也，正与今举相会，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两强，并兴大众。脱狂狡构间于其间，而复事连中国，何以宁之？今宰辅专欲好小名，不图安危大计，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瑰之不还，负何信义？此机之际，北师宜停。臣言不及义，文书所经过，不敢不陈。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二虏自灭之形，可以为殷鉴。伏愿辑和万国，以静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违，必无可采，匹夫之智，愿以呈献。”表奏，诏答曰：“夫穷鸟归人，尚或兴恻，况那瑰婴祸流离，远来依庇，在情在国，何容弗矜？且纳亡兴丧，有国大义，皇魏堂堂，宁废斯德？后主乱亡，似当非谬，此送彼迎，想无拒战。国义宜表，朝算已决，卿深诚厚虑，脱用嘉戢。但此段机略，不获相从，脱后不逮，勿惮匡言。”
时萧衍义州刺史文僧明举城归顺，扬州刺史长孙稚遣别驾封寿入城固守，衍将裴邃、湛僧率众攻逼，诏普惠为持节、东道行台，摄军司赴援之。军始渡淮，而封寿已弃城单马而退。军罢还朝。萧衍弟子西丰侯正德诈称降款，朝廷颇事当迎，普惠上疏，请赴扬州，移还萧氏，不从。俄而，正德果逃还。凉州刺史石士基、行台元洪超并赃货被绳，以普惠为右将军、凉州刺史，即为西行台。以病辞免。除光禄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兴群氐数反，西垂郡戍，租运久绝。诏普惠以本官为持节、西道行台。给秦、岐、泾、华、雍、豳、东秦七州兵武三万人，任其召发，送南秦、东益二州兵租，分付诸戍，其所部将统，听于关西牧守之中随机召遣，军资板印之属，悉以自随。普惠至南秦，停岐、泾、华、雍、豳、东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统；令送租兵连营接栅，相继而进，运租车驴，随机输转。别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员外常侍杨公熙宣劳东益氐民。于时，南秦氐豪吴富聚合凶类，所在邀劫。公熙既至，东益州刺史魏子建密与普惠书，言公熙旧是蕃国之胤，而诸氐与相见者，必有阴私，言宜加图防。普惠乃符摄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其从兄山虎与吴富同逆，又妄自说乡里，纷动群氐，托云与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达平落，吴富等果胁车营，实公熙所潜遣也。后吴富虽为左右所杀，而徒党犹盛。秦□所绾武都、武阶，租颇得达。东益群氐先款顺，故广业、仇鸠、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应入东益十万石租，皆稽留费尽，升斗不至，镇戍兵武，遂致饥虚，咸恨普惠经略不广。事讫，普惠拜表按劾公熙。还朝，赐绢布一百段。
时诏访冤屈，普惠上疏曰：
《诗》称“文王孙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皆所以明德睦亲，维城作翰。汉祖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书之信，重之以白马之盟。其以强大分王，罪犯蹙邑者，盖有之矣；未闻父基子构，世载忠贤，一死一削，用为恆典者也。故尚书令臣肇，未能远稽古义，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诏，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谓是亲疏世减之法；又以开国五等，有所减之言，以为世减之趣。遂立格奏夺，称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谬之来，亦已甚矣。遂使勋亲怀屈，幽显同冤，纷讼弥年，莫之能息。
臣辄远研旨格，深穷其事，世变减夺，今古无据。又寻诏书，称昔未可采，今始列辞，岂得混一，罔分久近也。故乐良、乐安，同蕃异封；广阳、安丰，属别户等。安定之嫡，邑齐亲王；河间戚近，更从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伦级，勋亲兼树，非世减之大验者也。博陵袭爵，亦在太和之年，时不世减，以父尝全食，足户充本，同之始封，减从今式。如此，则减者减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减之内。减足之旨，乃为所贡所食耳。欲使诸王开国，弗专其民，赋役之差，贵贱有等。盖准拟周礼公侯伯子男贡税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兴得足充本，清渊吏多减户。故始封承袭，俱称所减谓减之以贡，食谓食之于国，斯实高祖霈然之诏。减实之理，圣明自释，求之史帛，犹有未尽。时尚书臣琇疑减足之参差，旨又判之，以开训所减之旨，可以不疑于世减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减之格，用为世减之法；以王封有亲疏之等，谓是代削之条。妄解成旨，雷同世夺。以此毒天下，民其从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枢弼累朝，识洞今古，为尚书之日，殷勤执请，孜孜于重议。被旨不许，于此遂停。
又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令给亲恤，止当世之有服。律、令相违，威泽异品。使七庙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则爵禄无穷，枝庶则属内贬绝。仪刑作孚，亿兆何观。夫一人吁嗟，尚曰亏治。今诸王五等，各称其冤；七庙之孙，并讼其切。陈诉之案，盈于省曹，朝言巷议，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万国，亲诸侯，睦九族之义也。
臣猥忝今任，于兹五年，推寻旨格，谓无世减之理。请近遵高祖减食之谟，远循百代象贤之诰，退由九伐，进从九仪，则刑罚有伦，封不虚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访冤滞，愚以此为大者。求寻光锡之诏，并诸条格，所夺所请，事事穷审。诸王开国，非犯罪削夺者，并求还复。其昔尝全食，足户充本，减从令式者，从前则力多于亲懿，全夺则减足之格不行，愚谓禄力并应依所□之食而食之。若是则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户邑虽盈之减两。秦既有全食足户之异，故不得同于新封之力耳。亲恤所裒，请依律断。伏惟亲亲尊贤，位必功立。尊贤以司民，可不慎乎？亲亲以牧族，其可弃乎？如脱蒙允求以旨判为始，其前来吏秩，悉年久不追。
臣又闻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汤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从，风动草偃；畏之如雷电，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绥万国，若天之无不覆，地之无不载。迁都之构，庶方子来，泛泽所沾，降及陪皁。宁有岳牧、二千石、县令、丞、尉、治中、别驾及诸军幢，受命于朝廷，而可不预乎？此之班驳，云雨之不平，谓是当时有司出纳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寻世宗诏书，百官普进一级，中有朝臣刺史登时褒授，则内外贵贱，莫不同泽。又覆奏称爰及陪皁，明无不逮。自后人率其心纷纶，盈庭嫌少，误惑视听。限以泛前，更为年断。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泛前、泛后之岁，隔而绝之。遂使如纶之旨，顿于一朝。泛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泛，三年上第者蒙半阶而已。泛前泛后合考者隔绝而不得，无考者无折而全。泛前泛后，有考无考，并蒙全泛。与否乖违，勤旧弥屈。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其此之谓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下，可不慎欤！”言之不从，无以抑之，遂奏夺牧守外禄，全不与泛。散官改为四年之考，泛前者八年一阶。政令不一，冤讼惟甚，与而复夺，其本在兹。致使邀驾击鼓者，无理以加其罪；诽谤公听者，无辞以抑其言。噂沓所由生，慢悖所由起。
夫琴瑟不调，浇而更张。善人，国之本也，其可弃乎？《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尧典》曰：“克明俊德。”《吕刑》曰：“何择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备惟其人。”《咎繇》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如此则官必择人，泛则宜溥。请远遵正始元旨，近准圣明二泛，内外百官，悉同一阶，不以泛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则同云共澍，四海均洽。如谓未可，宜以权理折之。
《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实位曰仁。”《春秋传》曰：“一曰择人。”如此，则乃可无泛，不可无考，守宰之泛，既以追夺，则百官之泛，不应独沾。溥泽既收，复谁敢怨！夫三载之考，兴于太和；再周之陟，通于景明。闲剧禄力，自有加减。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则三年，朝官既禄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禄参差，各称其枉。且一日从军征戍，苦于烦任终年；专使决断，重于陪臣恆上。若通为三载之考，无泛隔折，则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远绥四方。
日昳求贤，犹有所失，况不遵择人之训，唯以停久而进乎？自今已后，考黜愿以三宅革心，选进愿以三俊居德。《书》曰：“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非其人，惟尔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枢副，毗察冤讼，寤寐惟省，谓宜追正，愚固所陈，万无可采。
出除左将军、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萧衍前弊，别郡异县之民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民以为便。萧衍遣将胡广来寇安阳，军主陈明祖等胁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田僧达等窃陷石头戍，径据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贼，近在州西数十里。普惠前后命将拒战，并破之。
普惠不营财业，好有进举，敦于故旧。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早终，其子长瑜，普惠每于四时请禄，无不减赡给其衣食。及为豫州，启长瑜解褐，携其合门拯给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时年五十八。赠平北将军、幽州刺史，谥曰宣恭。
长子荣俊，武定末，齐王相府属。
荣俊弟龙子，扬州骠骑府长史。
史臣曰：孙绍关右之士，又能指论世务，亦其志也。张普惠明达典故，强直从官，侃然不挠，其有王臣之风矣。
译文
孙绍张普惠
孙绍，字世庆，昌黎人。家族世代在慕容氏政权任职。祖父孙志归附北魏，官至济阳太守后去世。父亲孙协，字文和，担任过上党太守。孙绍年少时喜爱学习，广泛涉猎经史典籍，颇有文才，对阴阳术数之学也多有通晓。起初担任校书郎，逐渐升迁为给事中，兼任羽林监，后任门下录事。他喜好议论朝廷大事的得失，因而被世人所知。曾撰写《释典论》，虽不算尽善尽美，但其中不乏可采之处。还与常景等人共同修订律令。
延昌年间，孙绍上奏表说：臣听闻建立国家若有妥善谋划，即便面临危局也能转危为安；推行教化若能和谐民心，即便人口稀少也能日益强盛；治理违背人情事理，即便表面相合最终也会离散；行事错失时机，即便暂时成功终将归于失败。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是历代帝王遵循的固定法则。大魏顺应天命，国运开启无穷，世代传承仁德，国祚兴隆可达七百年。如今京城周边的两处要地，全然没有严密的防备；南、北二宫，也缺少坚固的守卫。长安、邺城，是国家的重要支柱；穰城、上党，是朝廷的腹背依托。四军五校的编制规范，领军、护军的分工制度，征兵储粮的关键事宜，水陆交通的物资调配，山河要害之地的掌控权，紧急情况下的调度使用，公平赴救的方法，节俭用时的准则，都特别应当修置完善，以巩固宏大的国家根基。处于国家强盛之时，怎能忽视这些？身处安定之世，本就应当心存忧惧啊。
况且法令本应区分清浊善恶，却未能做到公平公正；申诉积压的案件、满足合理的期望，而地位低微的贫寒之人也能免受冤屈。士族与平民共同悲叹，士兵心怀怨恨。中正官在民间出卖声望，主案官吏在朝堂上舞文弄法，真假混淆，明知却不纠正，得势者并不欢欣，失势者加倍怨恨。使得门第身份相同之人，却如泾渭般截然不同；本该承担相同劳役之人，却苦乐悬殊。士人任职，不以此为荣耀；士兵服役艰辛，心中不忘作乱。因此有人争相抛弃本乡，漂泊藏匿于他乡；有人虚报姓名托人收养，分散在民间；有人逃亡到山林，以捕鱼打猎为生；有人投靠豪强势力，依靠他人供给衣食。此外，应当迁徙的人家，追逐安乐前往各州；应当留下的百姓，为躲避寒冷而奔向温暖之地。加之任职官员的子弟，四处游荡，南北东西，居无定所。关卡禁令不加修整，人们可随意往来。像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国家的爪牙不再为朝廷所用，各行各业的工匠争相放弃本业。统一国家的大计，实际上并未落实；考核官吏的方法，也迟迟未能施行。流浪的百姓，必须进行严格核查。如今强敌窥伺时机，边境百姓等待可乘之隙，国内百姓心怀不满，长期戍边的士兵怨恨不已，如今的局势，我私下认为已经很危险了。必定酿成祸乱根源的，正是北方边境的戍守之人。
至于天下一统之时，公平行事，是符合大道的计策；天下动乱离散之际，灵活应变，是权宜之计。因此大道不可长期固守，必须根据文治与武功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权宜之策不可持久使用，要随着世道盛衰来收纳人才。文治武功适应时势，治国之道自然安稳；世道盛衰把握得当，权势也能得到施展。然而帝王谋划法度的旨趣，教化百姓的规范，要做到方枘圆凿各得其所，人才百姓各安其位。另外，先帝在位时，律令一同商议修订，律法不久便得以施行，而政令却唯独未能颁布，至今已有十多年了。臣认为政令的本体，就如同帝王自身。它分别规定百官的礼仪，设置天下各州的法度；规范天、地、人三才的伦理，涵盖六卿的职责；确立教化的途径，掌握赏罚的关键；是有所作为的关键枢纽，是世间法度的根本所在。然而修订政令的人，也都是博古通今之人，依照古代制度撰写设置，大体上还算可观，与前代政令相比，优劣之处显而易见。但主持商议的官员，过于沿用古代制度。如果政令完全依照古代，那么高祖制定的法度，又需要加以增减调整，谁敢表明自己的是非见解呢？正因如此产生争议，导致政令长期废弃不予整理。然而律令相互依存，不可偏废其一，如今律法颁布而政令停滞，对事务处理造成很大阻碍。如果政令不颁布，就没有了典章法度，臣子执行公务，依据什么来行事呢？臣等修订律法，并非没有付出辛劳，但律法颁布之时，臣却未获任何名分。这就如同农夫辛勤劳作，却让他人收获庄稼，对于功名之事，臣实在心怀郁愤。
不久，孙绍出任济阴太守。回京后，历任司徒功曹参军，步兵校尉、长水校尉。正光初年，兼任中书侍郎，出使高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返回后任镇远将军、右军将军。过了很久，担任徐兖和籴使。回到朝廷后，他详细陈述军国大事的利害得失，却未得到回应。孙绍又上奏表说：“臣听闻文治与武功交替使用，治国之道才能光明兴盛；世道盛衰把握时机，人才百姓才能通达顺遂。因此能够拓展天地人三灵的福祉，使仁德遍及天下九州。陛下顺应灵运登基，聪慧明达洞察万物，宰相辅臣忠诚纯正，堪比伊尹、霍光，已然奠定了太平盛世的根基，理应成就无为而治的功业。然而漠北地区有人背叛朝廷，陇右之地发生叛乱，中原地区受到惊扰，百姓私下议论纷纷，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朝廷的法令不能通行，下面的民情怨恨堵塞不通的缘故。臣虽然愚昧浅陋，但对事情的始末全都看在眼里。以往在代都（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时，崇尚武功质朴而天下安定；迁都洛阳以来，注重文治浮华而朝政混乱。因此臣过去在太和年间，就极力陈述朝政得失，详细论述四方华夏与蛮夷的心态，高祖采纳了我的意见，相关文书至今仍可查寻。延昌、正光年间，我频繁上奏疏，主管官员虽然收录了，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如今的局势，竟然到了这般地步，这都是臣先前预料并陈述过的应验。如今东南地区有僭越称帝的逆贼，西北地区有违抗天命的寇匪，这怎能埋怨上天，实在是应当归罪于人啊。臣如今不担忧边远地区，只忧虑京城周边，迫切需要改革制度，以安抚民心。如果仍然犹豫不决，变乱很快就会发生，一旦心腹之地出现变故，国家大事就无可挽回了。然而臣侍奉国家四代君主，与国家同喜同忧，只是身处闲散职位，不参与机要事务，拯救国家的计策，想要陈述却无处可去，可谓是有诸多治国方略，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天下是极为重要的器物，一旦端正就难以倾覆，一旦倾覆就难以扶正。当今的危难，已是迫在眉睫，臣身为朝廷官员，痛心不已。含泪泣血上奏，希望陛下能够采纳审察。如果能够让臣参与政事，进献可行之策、废除不当之举，铲除寇匪逆贼，使国家得以安宁，那么臣即便身死也如同活着一般，犬马之心也得以尽到。”
孙绍性情刚直，每次上密封奏章，常常言辞恳切，不怕触犯君主。但他天性疏阔放达，言语有时高低失当，当时的人轻视他，他的意见也不被采纳。孙绍的兄长孙世元早年去世，孙世元擅长弹筝，孙绍后来听到筝声就会痛哭流涕，弃之而去，世人因此敬重他。被任命为骁骑将军，出使吐谷浑（古代西北民族政权）。返回后，任太府少卿。曾在朝见时，灵太后对他说：“你年纪渐渐大了。” 孙绍回答说：“臣年纪虽老，但臣的气节却正年轻。” 太后笑着打量他。升任右将军、太中大夫。孙绍曾与百官一同前往朝廷，东掖门还未开启，众人在门口等候天亮。孙绍在人群中拉着吏部郎中辛雄到外面，私下对他说：“这里的这些人，不久之后将会全部死去，只有我和你还能享有富贵。” 辛雄十分惊愕，不明白他的意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河阴之难（北魏末年尔朱荣发动的宫廷屠杀事件）。孙绍善于推算禄命，应验的事情有很多，了解他的人都感到奇异。建义初年，被任命为卫尉少卿，将军职位依旧保留。后转任金紫光禄大夫。永安年间，被授予太府卿一职。因先前参与商议《正光壬子历》，被赐予新昌子的爵位。太昌初年，升任左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公元 533 年）去世，时年六十九岁。追赠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号为宣。
儿子孙伯元，继承爵位。北齐接受禅让建立政权后，按照惯例降爵。
孙伯元的弟弟孙叔利，担任右将军、太中大夫。
孙绍的堂弟孙瑜，担任济州长史。
孙瑜的弟弟孙彝，字凤伦。太和年间，被举荐为秀才，逐渐升迁为步兵校尉。在武邑太守任上去世。追赠征虏将军、营州刺史。
儿子孙伯融，过继给孙瑜为后嗣。武定末年，担任太守。
孙伯融的嫡子之弟孙宽，担任开府田曹参军。
张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身高八尺，容貌魁梧。父亲张晔，担任齐州中水县令。张普惠跟随父亲前往中水县，在齐地求学，专心钻研古代典籍，刻苦勤奋不知疲倦。等到返回乡里，又跟随程玄学习，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同时擅长《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也多有涉猎，受到各位儒士的称赞。
太和十九年（公元 495 年），担任主书，兼任制局监，与刘桃符、石荣、刘道斌在同一官署任职，颇受高祖的赏识。转任尚书都令史。任城王元澄看重他的学识，为他宣扬声誉。仆射李冲曾到元澄处，见到张普惠的言论，也十分赞赏他。世宗初年，转任积射将军。元澄担任安西将军、雍州刺史时，上奏举荐张普惠为府录事参军，不久代理冯翊郡事务。
元澄正处于守孝期间，想要在七月七日召集文武官员，在北园举行骑马射箭的集会。张普惠向元澄呈上奏记说：“臣听闻，‘三杀九亲’的礼仪，是为了区分亲疏远近的次序；‘五服六术’的规定，是为了规范服丧轻重的心意。这些都是依据事理来修饰情感，是不可改变的道理。那么，没有比失去亲人更大的悲痛了，这种悲痛在人去世后会持续终身；而典籍中记载的哀悼礼仪，在服丧期间就会结束。对外的礼仪不能没有节制，因此以三年为限；内心的哀痛不能骤然消除，因此用日月来敦促自己逐渐平复。《礼记》中说：‘服大练之丧的时候，可以弹奏素琴。’这是推许人们逐渐走向吉祥。小功以上的亲属服丧期间，除了举行虞祭、祔祭、练祭、除服等仪式外，不能沐浴，这是受制度的约束。曾子问：‘相识的人有丧服在身，可以参与祭祀吗？’孔子说：‘服缌麻之丧的人不能参与祭祀，又怎能帮助别人祭祀呢？’既然不能参与祭祀，恐怕也就没有参加宴饮的道理。孔子又说：‘脱下丧服后，可以参与馈赠祭奠之事吗？’孔子说：‘脱下丧服去参与祭奠，是不符合礼仪的。’注解说：‘因为这是忘记哀伤、急于求乐。’臣认为，刚除丧的时候，尚且不能参与馈赠祭奠，在小功服丧期间，难道可以观看射箭吗？《礼记・杂记》中说：‘大功以下的亲属，安葬亲人后去拜访他人，他人可以招待他吃饭，同宗族的人可以招待，非同宗族的人就不招待。’吃饭尚且要选择对象，观看射箭就更令人疑惑了。臣见到您的命令，设定了射箭集会的期限，将要在七月十四日这个良辰，召集城中的文武官员，在北园练习武艺，在厅堂中施行揖让之礼。此时并非大规模阅兵的秋季，时节又恰逢妨碍农耕的时候，国家的缟禫之丧刚刚结束，殿下还在服功衰之丧，却放下丧服举办娱乐活动，以此教导百姓，这是改变先王的典章教化，忘记哀痛悲伤的情感，恐怕不是用来彰显美德、示范子孙后代的做法。依据《射仪》，射箭应当以礼乐为根本，忘记礼乐而举行射箭活动，不能称之为礼；不设置钟鼓等乐器，不能称之为乐。舍弃这两点，射箭又有什么意义呢？况且七月七日举办这类游戏，朝廷的法令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对参与人员进行赏赐慰劳，恐怕违背了事理体制。府库空虚，应当等待新的赋税征收上来再说。您的这个想法，还是停止为好。恳请等到九月，各项准备装饰都完备之后，再演奏《狸首》乐章，宣布矍相之令，悬挂起轩悬之乐，树立云钲，这样神灵和百姓都会在此时感到欢欣舒畅。希望您的仁慈圣明能够广布天下，满足万民的期望，您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载下来，一言一行都能成为准则，愿您进一步广泛咨询意见，采纳臣的浅见，彰显臣的愚诚之心，宽恕臣直言进谏的罪责，那么民间就不会有被遗漏的善言，百姓也会献上称颂之作。” 元澄采纳了他的意见，借口自己有事停止了集会，回复说：“文治与武功相结合，自古以来就是既定的规范；明确耻辱、教导作战，是自古以来的常规。如今虽然不是朝廷的规定，但这个州沿袭以往的惯例，已经有了这样的仪式，既不劳民伤财，只是允许官员私下射箭，又有什么不妥呢？况且研习文籍、练习武艺，是人的常规技能，难道在常规技能方面，还必须要有朝廷的明确法令吗？我近来只是想依照先前州府的惯例，在处理公务的闲暇之余，趁着良辰练习武艺，也没有说要耗费府库的财物。《礼记》中说：‘兄弟之间服丧期满，表明哀痛已经减轻；小功服丧期间，有客人来访，主人可以不停止奏乐。’听音乐都可以，观看武艺又有什么妨碍呢？只是刚好因为其他事情需要停止，先下命令暂停了集会，才收到你的请求，我完全理解你的来意。”
元澄转任扬州刺史后，上奏举荐张普惠以羽林监的身份兼任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不久加授威远将军。张普惠得到元澄的赏识后，先后辅佐他治理两个藩镇，声誉很高，返回京城时，行装简陋，元澄赏赐他二十匹绢作为路费。回到朝廷后，仍然担任羽林监。
后来元澄遭遇太妃的丧事，下属官员要为太妃立碑颂德，碑文中想要题写 “康王元妃之碑”。元澄向张普惠询问意见，张普惠回答说：“臣仔细查阅朝廷的典章制度，只有‘王妃’的称号，而没有‘元’字的用法。鲁国夫人孟子被称为‘元妃’，是为了与后面的‘继室声子’相对应。如今烈懿太妃配祀先王，并没有声子、仲子这样的嫌疑，臣私下认为不必用‘元’字来区分名位。况且用姓氏搭配夫姓，臣认为是在世时的称呼，因此《春秋》中记载：‘夫人姜氏至自齐。’人去世安葬后，就用谥号搭配夫姓，因此经书里记载‘葬我小君文姜氏’，又说‘来归夫人成风之襚’，都是用谥号搭配夫姓。古代妇人跟随丈夫的谥号，如今烈懿太妃的德行冠绝当世，因此特别受到褒奖赏赐，这是万代传颂的盛事，怎能在确定名号这样重要的事情上，不称其谥号‘烈懿’呢？” 元澄听从了他的建议。
等到朝廷大规模出兵，再次征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张普惠担任安乐王元诠的别将长史。军队凯旋后，被任命为扬烈将军、相州安北府司马。升任步兵校尉。后来以本官兼任河南尹丞。世宗去世后，张普惠因与甄楷等人饮酒交游，被免去官职。骁骑将军刁整，家中有祖传的家训，打算实行节俭安葬。张普惠认为他矫正时俗太过极端，写信与他争论，这件事记载在《刁雍传》中。按照旧例：被免去官职的人，三年之后降一级任用；如果才能优异，可破格提拔，不受这个限制。熙平年间，吏部尚书李韶上奏说张普惠有文学才华，依照才能优异的惯例，应当特别予以提拔任用，朝廷下令任命他为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廷议论认为不降等级是一种荣耀。当时任城王元澄担任司空，表章奏议等文书，大多出自张普惠之手。
广陵王元恭、北海王元颢，对为自己的亲生祖母服丧是服一年还是三年存在疑问，博士们坚持的意见各不相同，朝廷下诏让百官共同商议。张普惠议论说：“臣仔细考察，二王的祖母，都是在先朝接受册封，成为二国的太妃，可以说是受命于天子，是始封之王的母亲。《丧服》中‘慈母如母’的规定，记载在《三年章》中。《传》中说：‘这是重视父亲的命令。’郑玄的注解说：‘大夫的妾所生的儿子，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大功之丧，士的妾所生的儿子为母亲服一年之丧。父亲去世后，都可以服三年之丧。’大夫命令自己的妾子，把妾当作慈母来侍奉，尚且说因为重视父亲的命令，要为慈母服三年之丧，何况天子命令自己的儿子成为列国之王，命令他的亲生母亲为国太妃，反而要让他们像公子为母亲服练冠之丧和大功之丧那样吗？这是轻重颠倒，实在是不可行的。《传》中说：‘始封的君主，不把叔父、兄弟当作臣子’，那么就应当为他们的亲属服相应的丧服。像鲁国、卫国这样的列国，相互之间服一年之丧，是毫无疑问的。凭什么证明呢？《丧服》中说：‘君主为姑姑、姐妹中嫁给国君的人’，《传》中说：‘为什么服大功之丧？因为尊卑相同。尊卑相同，就可以服亲属应服的丧服。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不能祭祀先君。’既然如此，兄弟本为一体，位列诸侯，自然因为尊卑相同而可以相互服亲属丧服，不能再依照公子的标准，被天子的尊贵地位所压制。因此丧服的降等有四个等级，君主、大夫因尊贵而降等，公子、大夫的儿子因被父亲的尊贵地位所压制而降等。名称和体例各不相同，怎能混淆呢？《礼记》中说：大夫的妾子，因为父亲命令妾慈爱自己，就可以为妾服三年之丧。太妃既然在先帝时期接受册封，荣耀显扬一国，二王受封土地，得到大国的赏赐，却舍弃尊卑相同这一重要依据，依附于不能祭祀先君的公子的标准，即便当初许国、蔡国失去爵位，也不过如此。《服问》中说：‘有原本应服轻丧而变为服重丧的情况，比如公子的妻子为他的皇姑服丧。’公子虽然因父亲的尊贵而被压制降等，他的妻子尚且能够为皇姑服重丧，何况广陵王、北海王，论封爵是封君的儿子，论太妃是受封太妃的孙子。继承太妃的重要地位，与先皇关系疏远，又因为先后的正统关系，被所生祖母的嫡亲身份所压制，与公子的妻子为皇姑服丧相比，难道不是更为疏远吗？如今既然允许他们服重丧，却又限制为一年之丧，与慈母的情况相比，不也是不合情理吗？《经》中说：‘为君主的祖父母、父母、妻子、长子服丧’，《传》中说：‘为什么服一年之丧？父母、长子，君主为他们服斩衰之丧，妻子是小君。父亲去世后，成为祖父继承人的人要为祖父服斩衰之丧。’如今二王的祖父是献文皇帝，诸侯不能把他当作祖父祭祀，母亲是太妃，这大概就是二王应当服三年之丧的证明。议论的人违背正经典籍而依附于不相关的类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天子尊贵可以配天，天下之人无不是他的臣妾，为什么册封为国母却不让儿子为她服亲属应服的丧服呢？《礼记》中说：‘跟随他人服丧的人，如果所跟随的人去世，服丧就停止。’又说：‘不为君主母亲的亲族服丧，就要为自己母亲的亲族服丧。’如今所跟随的君主已经去世，不按照亲属丧服为亲生祖母服丧，那么亲属跟随服丧的礼仪又该施加在哪里呢？如果认为诸王入朝担任公卿，就等同于大夫，那么当今的议论，就不必再涉及封国之事了。如今的诸王，自然等同于列国诸侯，虽然不到封国去，却另外设置官吏，在一方享受优厚的待遇，不能等同于普通诸侯来谈论。臣斗胆依据《周礼》，请求按照三年之丧来服丧。” 当时参与议论的人也有不同的意见。国子博士李郁在议论结束后，写信责难张普惠。张普惠依据《礼记》予以回复，反复三次，李郁的议论最终被驳倒。张普惠转任谏议大夫。元澄对张普惠说：“我不为你得到谏议大夫的职位而高兴，只为谏议大夫的职位得到你这样的人而高兴。”
当时灵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珍去世，被追赠为相国、太上秦公。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 “太上” 的称号，于是前往朝廷上奏疏，陈述这样做不合适，身边的人都感到畏惧，没有人敢为他通报。恰逢听闻胡家挖掘墓穴时遇到磐石，于是秘密上奏表说：
臣听闻，优厚的名号和尊贵的职位，是帝王用来彰显赏赐的；尊敬君主、爱戴亲人，是臣子用来谨慎对待丧事的。必须使功勋业绩与名号等级相匹配，然后才能在当时显扬，流传后世。臣私下见到已故侍中、司徒胡公，心怀大道、蕴含灵气，实在是诞生圣后的人，养育了至高无上的君主，以母亲的仪范教化四海，在朝廷中枢承担着诚信公允的托付，身居三公之位体现着论道辅政的英明。因此凭借剩余的功勋获得九锡之礼，被赐予銮车和曲柄旗，圣上对他的尊崇有加，太后对他的慈爱至极，成为天下的典范，不也是合适的吗？然而 “太上” 这一称号，臣私下认为并不恰当。为什么呢？《易经》中说：“天尊地卑，乾坤的秩序就确定了。” 因此说 “伟大啊乾元”，又说 “至善啊坤元”，表明乾坤不能同时称大。《礼记》中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祭祀天地祖先，尊崇不能有两个上位。” 表明君臣不能同时称上。臣见到诏书，封司徒为太上秦公，夫人为太上秦君。夫人先获得称号，司徒随后被授予，尊崇荣耀可以说是极为盛大了。臣私下想到，高祖从献文皇帝那里接受禅让，因此尊称献文皇帝为太上皇，这是因为在 “上” 之上又有 “上” 而产生的名号。皇太后称 “令” 来向下发布敕令，大概是取 “三从” 的道理，远同于周文王的母亲文母，位列 “十乱” 之中，那么司徒被称为 “太上”，恐怕违背了皇太后称 “令” 发布敕令的本意。《春秋传》中说：“安葬时称‘公’，是臣子的言辞。” 表明不能再加上更高的称号了。《尚书》中说：“我将要在先王的宗庙举行大祭，你的祖先也将一同受祭。” 司徒地位尊贵、亲属关系重要，必定会配享先朝宗庙，如果称 “太上” 作为臣子，来侍奉太上皇，恐怕不是司徒恭敬谨慎的心意。
汉高祖开创天下后，尊称父亲为 “太上皇”，母亲为 “昭灵后”，这是帝王的事情。晋朝有 “小子侯”，尚且被认为是僭越天子的称号。司徒是三公之一，怎么可以与帝王使用相同的称号呢？孔子说：“必须先端正名分。名分不端正，言语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能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易经》中说：“有大成就的人不能自满，因此接下来是谦卦”，“谦虚的人地位尊贵却能彰显美德，地位低下却不可逾越”，“天道使自满的人亏损而使谦虚的人受益，地道使自满的人变易而使谦虚的人流通，鬼神损害自满的人而赐福谦虚的人，人道厌恶自满的人而喜爱谦虚的人。” 又说：“在上面陷入困境的人，必定会在下面寻求出路，因此接下来是井卦。” 如今占卜迁移墓穴刚刚开始，就出现这样的征兆，这大概是天地神灵降下的深切告诫，启发圣上清明自守。希望圣后能够回转日月般的光明，体察臣的请求，停止给司徒授予与帝王相近的称号，采用地位低下而不逾越的称号，畏惧在上面陷入困境的借鉴，求取谦虚带来的福分，那么天下就会十分幸运了。
臣听闻，见到灾祸就修养德行，灾祸就会转化为吉祥。这就是太戊使殷商兴盛，桑谷之妖自行消失的原因。况且如今占卜迁移墓穴刚刚开始，正是改革修正的时机，臣认为至高无上的名号，不能随意授予，否则会被千载后人讥讽，恐怕会留下无法言说的过错。况且君主对于臣子，安葬前要三次亲临吊唁，这是礼仪规定。司徒虽然是太后的父亲，实际上也是臣子。虽然儿子尊贵不能超过父亲，但作为天下之母，应当以道义断绝私恩，不能再保持未出嫁时的心意，因此《诗经》中说：“女子出嫁后，就要远离父母兄弟。” 何况太后顺应坤道承载万物，承担着上天赋予的重任，如果在司徒的灵柩前每月初一、十五祭祀，在郊外的墓地早晚祭奠，虽然圣上的孝心深厚，但这种不合礼仪的做法应当加以戒备。离开皇宫的庄严居所，在道路上辛劳奔波，这也是亿万百姓所不愿看到的。希望太后追寻《载驰》诗中许穆夫人不返回卫国的道理，保持清静无为而使德行光大，那么草木就能繁茂生长，百姓就能安宁和睦。臣身为谏官，斗胆献上愚妄之言，谨慎地冒死上奏，不敢宣扬泄露，请求陛下予以审阅，彰显臣的微薄诚意，如果能够得以拜见圣颜，详尽陈述愚见，即便死也不朽。
太后阅览奏表后，亲自前往胡国珍的宅邸，召集王公、八座、卿尹以及五品以上官员，广泛商议这件事，派遣使者召来张普惠与众人相互问答，又命令侍中元义、中常侍贾璨监督观察议论的得失。任城王元澄问张普惠说：“汉高祖称帝后，尊称父亲为太上皇。如今圣母临朝听政，追赠父亲为太上公，寻求以往的先例，并非没有依据。况且君主的举动可以作为准则，为什么一定要遵循旧例呢？” 张普惠回答说：“天子称‘诏’，太后称‘令’，因此周朝的十位治国贤臣中，文母也在其中。臣私下想到所质疑的，认为两者不可类比。” 元澄说：“前代太后也有称‘诏’的，圣母自己想要保持谦虚的美德，因此不称‘诏’罢了。怎么能因为‘诏’与‘令’的区别，就废弃对父亲的孝道呢？” 张普惠回答说：“皇后的父亲被称为‘太上’，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前代的母后难道不想尊崇自己的亲人吗？大王为什么不长远地谋划古代的道义，而只是迎合当今的旨意。臣不明白太后为什么在称‘诏’方面保持谦虚，而在‘太上’的称号上却不谦虚。希望圣后能够始终保持谦虚的美德。” 太傅、清河王元怿说：“过去在僭越的晋朝，褚氏临朝听政，殷浩给褚裒写信说‘足下，是当今的太上皇’，何况是太上公，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张普惠回答说：“褚裒因为女儿辅政而推辞不入朝，殷浩讥讽他不恭敬，因此用‘太上皇’来讽刺他。本来就是批评他的不对，而不是记录他的正确做法。没想到殿下用这件事来责难臣。” 侍中崔光说：“张生在奏表中引用晋朝有小子侯的例子，出自郑玄的注释，并非正经典籍中的内容。” 张普惠回答说：“虽然不是正经典籍中的文字，但阐述的是正经典籍的主旨。您喜好古制、熟悉礼仪，难道还要固执地以此来责难吗？” 御史中尉元匡趁机对崔光说：“张普惠的奏表中说，晋朝的小子侯，因为称号与天子相同而被认为是僭越。如今太上公的名号与太上皇相同，与晋朝的小子侯相比，意义似乎相近。只是我学识浅薄，不敢辨别是非。” 张普惠回答说：“中丞既然怀疑它是错误的，却不纠正它的错误，这难道是人们对‘三独’（御史中丞的别称）的期望吗？” 尚书崔亮说：“谏议大夫的见解，正是认为‘太上’的称号不应该授予臣子。然而周朝有太公尚父，也兼有两个名号。臣子获得尊贵的称号，本来就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张普惠回答说：“尚父，是因为有德行而值得这样称呼；太上，是至高无上的地位，怎么能够普遍授予臣子呢！” 廷尉少卿袁翻说：“《周官》中说：上公为九命，上大夫为四命。命数虽然不同，但都称为‘上’，为什么‘上’就都是极为尊贵的呢？” 张普惠厉声呵斥袁翻说：“礼仪中有下卿上士的说法，何止大夫与公的区别！如今所实行的，是在‘太’之上又加‘上’，两个字同时使用，不能不说这是极为尊贵的。雕虫小技之类的事情，臣或许还能认同，但在这个问题上，岂是你所能理解的！” 袁翻十分羞愧，沉默不再说话。任城王元澄说：“进谏的体例，是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至于是否采用，本来就应根据时势来决定。你刚才回答袁翻的话，声音为什么那么严厉？” 张普惠回答说：“臣所说的如果是正确的，就应当被采纳；如果是错误的，就担心会获罪。是非必须分辨清楚，并非有意争论。” 元澄说：“朝廷正在敞开直言不讳的大门，以拓宽忠臣进言的道路。你如今的心意是趋向正义，为什么说担心获罪受罚呢？” 参与议论的人都因为太后当朝听政，一心想要迎合顺从，于是上奏说：“张普惠的言辞虽然不屈服，但并非臣等所认同。诏书已经颁布，请求依照先前的诏令执行。” 太后又派遣元义、贾璨宣布命令对张普惠说：“朕刚才召你与群臣共同商议，反复论辩之后，大家都不认同你的奏表。朕所做的，是孝子的心意；你所陈述的，是忠臣的道义。各位王公已经有了定论，你不能强行改变朕的心意。以后有什么见解，仍然可以直言不讳。” 张普惠于是叩拜接受命令，告辞返回。
起初，张普惠被召见时，传诏的人骑着骅骝马飞速赶来，站在那里催促他出发，张普惠的儿子们都担忧恐惧，哭泣不止。张普惠对他们说：“我身处清明的朝代，担任谏议大夫的职位，如果不敢说难以说出口的话，不敢劝谏难以劝谏的事，就是唯唯诺诺，空占官位、白拿俸禄。人生总有一死，能够死得其所，又有什么遗憾呢？况且朝廷有道，你们不必担忧。” 议论结束后，朝廷下旨慰劳他回家，亲戚朋友都祝贺他侥幸无事。当时中山人庄弼写信给张普惠说：“明侯您学识渊博，身负大才，秉持公正无私的态度，担任谏官之职，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前些日子承蒙您与胡司徒等人当面争辩，虽然诘问责难的锋芒不断袭来，但您的回应迅速而出，如同宋城的城墙刚刚环绕，鲁门的梆子才敲响，最终使各位王公犹豫不决，百官拱手沉默，虽然一时没有被采纳，但必定会流传百代、被人称颂。听闻您的事迹，心中畅快，特意写下这封信告知。” 张普惠很赞赏这封信，常常把它当作谈论的话题。
张普惠认为天下百姓的赋税调发，布帛的幅度太长太宽，尚书省上奏，又要征收绵麻，担心百姓劳苦不堪承受，于是上奏疏说：
臣听闻尚书省上奏请求恢复绵麻的赋税，遵循先皇的制度，臣日夜思考，既欣喜又担忧。为什么呢？听闻恢复高祖的旧有典章，因此为新政而欣喜；担忧应当恢复的却没有恢复，不应当恢复的却恢复了，因此为违背法度而担忧。臣想到高祖废除大斗、去掉长尺、更改重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实行轻薄的赋税。高祖知道军国大事需要绵麻，因此说在布帛的幅度之间，亿万百姓应当能从绵麻中获得利益，因此规定每匹绢征收八两绵，每匹布征收十五斤麻。百姓得以废除大斗、去掉长尺、更改重秤，享受轻薄赋税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在绵麻方面，因此唱歌跳舞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辛勤奔走为朝廷效力。天子在上诚实守信，亿万百姓在下安居乐业。因此《易经》中说：“愉悦地役使百姓，百姓就会忘记劳苦。”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从那以后，布帛的幅度渐渐变得又长又宽，百姓哀叹怨恨，朝廷内外都有所听闻。在皇太后还未临朝听政之前，陛下处于守丧期间，宰相辅臣不追寻问题的根源，明知天下百姓怨恨绵麻赋税，却不考察布帛幅度太长、秤太重、斗太大的弊端，改革其中的弊病，保留其中合理的部分，而是特意免除绵麻的赋税，来取悦天下百姓，这就是所谓的不用正确的方法取悦百姓，也是愚臣之所以不高兴的原因。尚书省既然知道国家缺少绵麻，不考虑法度的变更，不畏惧百姓的怨言，就想要违背天下百姓的大信，废弃已经施行的诏令，追究先前的过错，重蹈后来的失误，上奏请求恢复绵麻赋税，来补充国家的用度。却不考虑府库中原本有大量的绵麻，却被官员们共同窃取。愚臣认为这样做在道理上是不周全的。为什么呢？如今宫中妃嫔请求调发物资，制作衣物，必定会仔细丈量称量。绢布每匹都有超出规定尺丈的部分，却从不计较它的宽度；丝绵每斤都有超出百铢的剩余，却从未听闻依据法令追究州郡的责任。如果一匹布有滥恶之处，一斤绵质量不好，就鞭打户主，牵连三长，这是在教导百姓贪婪啊。如今百官请求俸禄，都希望布帛又长又宽、重量厚实，没有任何标准限制。得到又长又宽、重量厚实布帛的官员，就说那个州善于调发赋税，绢布精细宽阔且修长，随意散布美誉，混淆视听；却从未听闻有人嫌弃布帛太长太宽，请求核算后归还官府。这就是百官辜负圣明君主的原因。
如今如果一定要恢复绵麻赋税，臣认为应当先让天下百姓知道恢复的原因，明确设立严格的禁令，恢复原来的布帛幅度，制定新的绵麻赋税典章，依照太和年间的标准征收。府库中现存的绢布以及丝绵，凡是不符合典章制度的，请求派遣一位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照现在的官定尺度、官定秤量，计算它们的斤两、宽度长度，折算后发放给请求俸禄的官员。总计官员的正常俸禄数额，按照千名官员的俸禄所需，用布帛、绵麻来支付，也应当足够一年的使用。让天下百姓知道两位圣主的心意，如此爱护百姓、珍惜法度，那么高祖的制度就能在神龟年间复兴，圣明的慈爱与诚信就能永远照耀天下，谁会不感到幸运呢！希望陛下体谅臣的赤诚之心，下旨抚慰百姓的心意。
张普惠又上奏表请求在朝廷当值的日子，能够时常得到召见。从此以后，每月都能入朝拜见一次。又因为肃宗不亲自处理朝政，过于尊崇佛法，郊祀、宗庙祭祀等事务，大多委托给有关部门办理，于是上奏疏说：“臣听闻，彰明德行、谨慎祭祀，成汤因此享有六百年的国运；尊敬父亲、配祀上天，孔子称赞周公是这样的人。因此能够使馨香之气上达上天，福禄流传后世。陛下继承先帝的光辉基业，聪慧明达、文思敏捷，天地倾心归附，天下安宁太平，因此应当尊崇祭祀礼仪，使所有应受祭祀的神灵都得到相应的祭祀。然而每月初一的朝庙仪式，陛下不在明堂亲自举行；四季的祭祀、郊祀、社祭，大多委托给有关部门办理。陛下在皇家园林中观看射箭、骑马驰骋，这种行为危险且不符合典章制度，难道是帝王出行清道的本意吗？培植无法预料的佛教功业，耗费百姓的大量财物。减少官员的俸禄、削弱国家的实力，来供养无所事事的僧人；装饰华丽的宫殿，来谋求未来的福报。黎明时分就上朝的大臣，在宫门外叩首行礼；出家修行的僧人，却在宫中遨游嬉戏。违背礼仪、不合时宜，人心未能和睦。愚臣认为，追求朝夕之间的因果，谋求久远的福报，不如先让天下百姓心中欢喜，侍奉自己的亲人，使天下和平，灾害不再发生。希望陛下谨慎修养威仪，成为天下万国的典范，亲自表达对郊祀、宗庙的虔诚，亲自践行每月初一、十五的礼仪，在太学举行释奠仪式，尽心尽力地耕种籍田，黎明即起、不敢安睡，以洁净的诚心举行祭祀仪式。孝悌之心可以通达神明，道德教化可以光照四海，那么君主一人欢喜，亿万百姓就能从中受益。然后再专心修行佛教三宝，诚心信奉如来佛祖。道德教化深入人心，所有的烦恼就能消除；佛法随着礼仪积累，就能到达涅槃的彼岸。酌情削减僧寺中不急需的奢华装饰，恢复百官长期被削减的俸禄。已经动工兴建的建筑，务必从简完成；将要建造的工程，暂且下令停止，沿用旧有的建筑也可以，何必一定要改建呢？希望能够节俭用度、爱护百姓，使佛法与世俗都能受益。臣学识浅薄、见识不远，言辞多有轻率之处，身负谏官的职责而心怀忧虑，不敢沉默不语。” 不久，朝廷另外下令将此事交付外廷，商议释奠仪式的相关事宜。
当时史官预测会发生日食，朝廷预先下令停止上朝。张普惠认为违背常规、废除朝会不符合礼仪，于是上奏疏陈述自己的意见。又上奏表议论时政的得失。其一，审订法度，统一斗尺，减轻租税，节省赋役。其二，倾听百姓的言论，考察积压的案件，先皇时期不利于朝政的旧事，请全部追查修改。其三，提拔忠诚正直的人，贬退不贤能的人，任用贤才不三心二意，去除奸邪不犹豫不决。其四，复兴灭亡的诸侯国，延续断绝的世族，功勋贵族、皇室宗亲的后代，应当加以收录任用。奏表呈上后，肃宗、灵太后在宣光殿召见张普惠，就奏表中的事情逐一诘问，召见应答持续了很长时间。太后下令说：“难道先皇的诏令，要一一更改吗！” 张普惠恭敬地沉默不语。太后下令说：“你似乎想要进谏，只是因为身边有人，不敢畅所欲言。朕为你屏退身边的人，你尽管详细陈述。” 张普惠回答说：“圣人养育万物，如同爱护自己的伤口一样。况且如今两位圣主继承宏大的基业，皇后继承丈夫的皇位，儿子继承父亲的基业，丈夫、父亲认为不可行的事情，却安然照旧施行，难道这是先帝托付后事的本意吗？臣想到先帝的行事，有的是有关部门的失误，有的是权宜之计，后来认为不可行的，都加以追查纠正。圣上忘记了先帝能够自我革新的精神，不问事理的是非曲直，一概加以压制，这难道是天下百姓对圣德的期望吗？” 太后说：“一些细小的事务，一一改动，反而会造成烦扰。” 张普惠说：“圣上养育百姓，就像慈母养育婴儿。如今婴儿几乎要坠入深渊、陷入水火之中，却因为烦劳而不去救助，这难道是婴儿对慈母的期望吗？” 太后说：“天下百姓，难道有这样痛苦的事情吗？” 张普惠说：“天下最亲近的人，没有比太师彭城王更亲近的了，然而他最终还是免不了被冤枉而死。细小的痛苦，怎么可能没有呢？” 太后说：“彭城王的痛苦，我已经封了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什么可说的！” 张普惠说：“圣后封了彭城王的三个儿子，天下百姓没有不称赞您的大德，知道有慈母般的君主在上。臣之所以反复陈述，是希望所有这样的冤屈，都能得到圣主的明察。” 太后说：“你说‘复兴灭亡的诸侯国，延续断绝的世族’，灭亡的诸侯国、断绝的世族，究竟是谁呢？” 张普惠说：“从前淮南王谋反失败后，汉文帝仍然封他的四个儿子为王，大概是因为骨肉亲情不可抛弃，是亲近亲人的缘故。臣私下见到已故太尉咸阳王、冀州刺史京兆王，都是皇子皇孙，因为一次品德上的过失，自己招致祸患，沉沦于地下，长久没有得到收录任用，这难道符合复兴灭亡之国、延续断绝之族的本意吗？请求收葬二王，封他们的子孙后代，这是愚臣的愿望。” 太后说：“你说得有道理，朕会深深记在心里，将会命令公卿大臣广泛商议这件事。”
等到任城王元澄去世，张普惠出于官吏与百姓的道义，又感念元澄对自己的恩遇，每月初一、十五都前往吊唁，直到服丧期满，即便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没有一次不到。起初，元澄赞赏张普惠，临终前，上奏举荐他为尚书右丞。灵太后深深哀悼元澄，阅览奏表后同意了。诏令颁布后，尚书省的各位郎官认为张普惠出身低微，不应该立刻担任这样的管辖职务，相互约定，都打算不让他进入尚书省任职，议论纷纷了很多天才平息。
正光二年（公元 521 年），朝廷下诏派遣杨钧送蠕蠕（即柔然，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君主阿那瑰回国。张普惠认为派遣他回去将会留下后患，于是上奏疏说：“臣听闻，上天以利贞为最大的德行，不符合道义的事情就不会去做；帝王以广泛施恩为最大的功绩，不是同类的人就不会依从。因此能够开创万物、教化天下。陛下聪慧英明，德行光耀如同虞舜，天下之人诚心归附，九州之内安宁太平。蠕蠕在北方边境相互残杀，妖师在江南煽动叛乱，这些都是贪婪残暴如同大猪长蛇的势力，不懂得帝王的法度，上天将要惩罚他们的罪行，因此让他们归附大魏，故意让他们遭受苦难，使他们知道大道的美好。应当安抚百姓来愉悦他们的心意，恭谨自持来安抚他们的内心。却先自我烦扰，使百姓遭受苦难，在京城郊外发动军队，派遣他们远赴荒凉的边塞之外，救援历代以来的强敌，可以说是没有正当名义的军队。谚语说‘只有动乱之门才不会有过错’，愚臣看不出这样做的可行性。这大概是边境将领想要窃取一时的功劳，不考虑战争是凶险的器物，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白登之战中，汉高祖亲自被匈奴围困。樊哙想要率领十万大军在匈奴境内横行，季布认为不可行，请求斩杀樊哙。千百年来，人们都称赞季布的做法。况且如今干旱异常严重，圣主慈爱，减少膳食，却派遣一万五千人，让杨钧担任将领，想要平定蠕蠕，违背时势而动，难道能够成功吗？阿那瑰前来投奔朝廷，安抚他就可以了，怎能让我朝疲惫的百姓去资助即将灭亡的敌寇呢？从前鲁庄公接纳公子纠，导致乾时之战的失败；鲁僖公帮助邾国，却遭受了悬胄之耻。如今蠕蠕内部发生动乱，新的君主继位，虽然说是离散逃亡，但奸邪的图谋难以抑制。如果出现井陉之战那样的忧患，杨钧的肉又能吃吗！高车、蠕蠕，连年交战，饥荒不断，应当等待他们自行灭亡，等到他们遭受重大损失后，再一举将他们吞并。这是卞庄子的高明策略，因此能够捕获两只老虎，不能不加以图谋。如今边境不断传来告急文书，大概也没有能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这正好与现在的举动相遇，上天或许是想要借此告诫世人，不希望南北两个强大的势力，同时发动大军。如果狂妄狡诈之人在中间挑拨离间，使战乱牵连到中原地区，又该如何安宁呢？如今宰相辅臣一心想要追求小小的名声，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大计，这是愚臣之所以感到寒心的原因。阿那瑰如果不回去，又违背了什么信义呢？在这个关键时机，北方的军队应当停止出发。臣的言论或许不符合道义，但既然经过文书传递，就不敢不陈述出来。战争就像火焰，不加以遏制就会烧毁自己。两个敌寇将要自行灭亡的形势，足以作为殷鉴。希望陛下安抚天下万国，使四方边境安宁，统一全国的时机，自然会到来。臣愚昧无知，多有违背常理之处，所说的必定没有值得采纳的地方，但还是愿意献上匹夫之智。” 奏表呈上后，朝廷下诏回复说：“走投无路的鸟儿前来投奔，尚且会使人产生怜悯之心，何况阿那瑰遭遇祸患、流离失所，远道而来投靠庇护，从情理和国家大义来说，怎能不怜悯他呢？况且接纳逃亡之人、扶助衰败之国，是国家的大义，堂堂大魏，怎能废弃这样的德行？蠕蠕的新君主混乱败亡，似乎并非虚假，这次送他回去、迎接新主，想来不会发生抵抗交战之事。国家大义应当彰显，朝廷的谋略已经确定，你的忠诚恳切和深远考虑，朕予以嘉奖并铭记在心。但这次的谋略，不能听从你的意见，如果以后出现不利情况，不要害怕直言进谏。”
当时萧衍（南朝梁武帝）的义州刺史文僧明献出城池归顺北魏，扬州刺史长孙稚派遣别驾封寿进入城中坚守，萧衍的将领裴邃、湛僧率领部众攻城逼近，朝廷下诏任命张普惠为持节、东道行台，代理军司前往救援。军队刚刚渡过淮河，封寿就已经放弃城池，单人匹马撤退了。军队停止行动，返回朝廷。萧衍的侄子西丰侯萧正德谎称投降，朝廷商议准备派人迎接，张普惠上奏疏，请求将萧正德送往扬州，遣返回萧氏政权，朝廷没有听从。不久，萧正德果然逃了回去。凉州刺史石士基、行台元洪超都因贪污受贿被查处，朝廷任命张普惠为右将军、凉州刺史，同时担任西行台。张普惠以生病为由推辞，被免去官职。后任命为光禄大夫，仍然担任尚书右丞。
在此之前，仇池（今甘肃西和西南）、武兴（今陕西略阳）的氐族部落多次发动叛乱，西部边境郡县的戍守军队，粮食运输长期断绝。朝廷下诏任命张普惠以本官身份担任持节、西道行台，给予秦、岐、泾、华、雍、豳、东秦七州的三万士兵，允许他自行征调，运送南秦、东益二州的士兵粮食，分别送往各个戍守地点，他所统领的将领官员，允许在关西的州牧、郡守中根据情况征调派遣，军用物资、印信等，都让他随身携带。张普惠到达南秦后，停止征调岐、泾、华、雍、豳、东秦六州的士兵，征调秦州的四千士兵，分成四个统领；命令运送粮食的士兵连营扎寨，依次前进，运输粮食的车辆、驴子，根据情况灵活转运。另外派遣中散大夫封答前往南秦安抚晓谕，员外常侍杨公熙前往东益慰劳氐族百姓。当时，南秦的氐族豪强吴富聚集一批凶徒，在各地拦截抢劫。杨公熙到达后，东益州刺史魏子建秘密写信给张普惠，说杨公熙原本是藩国的后裔，那些与他见面的氐族部落，必定会有私下的勾结，建议应当加以防备。张普惠于是下令传召杨公熙，让他前往南秦。杨公熙果然已经秘密派遣他的堂兄山虎与吴富共同谋反，又随意谈论自己的乡里之事，煽动氐族各部，谎称与南秦刺史崔游有矛盾，拒绝前往南秦。粮食运到平落时，吴富等人果然胁迫运输车队，这实际上是杨公熙暗中派遣的。后来吴富虽然被身边的人杀死，但他的党羽仍然势力强盛。秦州所管辖的武都、武阶二郡，粮食大多得以运到。东益的氐族各部先前已经归顺，因此广业、仇鸠、河池三城的粮食得以运入。而应当运往东益的十万石粮食，都滞留耗费，一粒也没有运到，戍守的士兵因此遭受饥荒，都怨恨张普惠的谋划不够周全。事情结束后，张普惠上奏表弹劾杨公熙。返回朝廷后，被赏赐一百段绢布。
当时朝廷下诏寻访冤屈之事，张普惠上奏疏说：
《诗经》中说 “文王的子孙，本支百世相传”，《易经》中说 “大君有天命，开创国家、继承家业”，都是为了彰明德行、和睦亲人，使宗室子弟成为国家的屏障、辅佐君主的栋梁。汉高祖册封爵位时的誓言说：“即使黄河变得像衣带一样狭窄，泰山变得像磨刀石一样矮小，封国也将永远存在，一直延续到子孙后代。” 又用丹书铁券作为凭证，用白马盟誓来巩固。历史上有因为势力强大而被分封为王，因为犯罪而被削减封邑的人，大概是有的；但从未听说过父亲奠定基业、儿子继承，世代都是忠诚贤良之人，却因为一死就被削减封邑，成为固定典章的情况。因此尚书令臣元肇，不能远考古代的道义，近究先帝的旨意，认为最初册封的诏令中，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的规定，就认为这是按照亲疏关系世代递减的法则；又因为开国五等爵位的规定中有可以削减的说法，就认为这是世代递减的趋势。于是制定规则上奏请求削减封邑，声称这是高祖的本意，并且得到了陛下的批准。这种差错的产生，实在是太严重了。导致功勋贵族、皇室宗亲心怀委屈，无论是在世的还是去世的都蒙受冤屈，纷争诉讼连年不断，无法平息。
臣于是深入研究先前的诏令和规则，详细探究这件事，发现按照世代变迁削减封邑，古今都没有依据。又查阅诏书，声称过去的规定不可采纳，如今才开始陈述理由，怎能混为一谈，不区分时间的远近呢？因此乐良王、乐安王，属于同一蕃国却有不同的封邑；广阳王、安丰王，亲属关系不同却有相同的封户。安定王的嫡子，封邑与亲王相同；河间王是皇室近亲，却按照蕃王的标准享受封邑。这正是太和年间下达的诏令，最初册封的等级，是同时树立功勋贵族和皇室宗亲，并非世代递减的有力证明。博陵王继承爵位，也在太和年间，当时并没有世代递减的规定，因为他的父亲曾经享受全额封邑，封户足够充实本封，因此与最初册封的亲王相同，从现在的制度开始削减。如此看来，削减的是超出足够封户之外的部分，充实的是在削减范围之内的部分。削减和充实的旨意，只是针对贡品和俸禄而言。想要让诸王开国后，不能独自占有封邑中的百姓，赋役的差别，要体现贵贱等级。大概是参照《周礼》中公、侯、伯、子、男的贡税制度，王享受封邑赋税的一半，公享受三分之一，侯、伯享受四分之一，子、男享受五分之一。因此新兴王的封户能够足够充实本封，清渊侯的官吏大多削减封户。因此最初册封和继承爵位，所说的削减，是指按照贡税标准削减，所说的享受，是指从封国中获得俸禄，这实在是高祖宽厚的诏令。削减和充实的道理，圣明的君主自然能够解释清楚，在史书典籍中，还有未能详尽记载的地方。当时尚书臣元琇对削减和充实的参差不齐表示疑问，先帝又下旨加以判断，阐明削减的旨意，因此世人对世代递减的说法不再有疑问。而臣元肇不考察以往的事情，说五等爵位有可以削减的规则，就把它当作世代递减的法则；认为诸王的封邑有亲疏等级，就把它当作世代削减的条款。妄自曲解先帝的旨意，附和世代削减的说法。用这种做法来危害天下，百姓怎么会顺从呢！因此太傅、任城文宣王臣元澄，辅佐朝廷多代，见识通达古今，担任尚书期间，恳切坚持请求，孜孜不倦地要求重新商议。但得到的旨意是不允许，这件事就此停止。
另外，律法中规定犯罪可以依照亲属关系减罪，包括先帝的缌麻亲；而政令中规定给予亲属的抚恤，只限于当世有服丧关系的人。律法与政令相互违背，恩惠的等级各不相同。使得皇室七庙的远代子孙，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嫡子继承封爵则爵禄无穷，旁支庶子则在亲属范围内被贬低断绝。榜样没有树立起来，亿万百姓会怎么看待呢？一个人发出叹息，尚且被认为是治理上的缺失。如今诸王和五等爵位的贵族，都声称自己受到了冤屈；七庙的子孙，都诉说自己的痛苦。申诉的案件，堆满了尚书省的官署，朝廷内外的议论，都在说他们的苦难。这恐怕不是先王建立万国、亲近诸侯、和睦九族的本意。
臣有幸担任现在的官职，至今已有五年，探究先帝的旨意和相关规则，认为没有世代递减封邑的道理。请求近遵高祖削减俸禄的谋略，远循历代任用贤才的诰命，贬退依据九伐之法，晋升依据九仪之礼，这样刑罚就会有伦次，封爵不会被无故削减。这正是文王之所以谨慎行事，不敢欺侮鳏寡孤独之人的原因，更何况是对公、侯、伯、子、男呢？如今陛下下诏寻访冤屈积压之事，愚臣认为这是最大的冤屈。请求查阅过去赏赐封爵的诏令，以及各项规则，对被削减的封邑和请求恢复的事项，每件事都进行详细审查。诸王的封国，凡是没有因为犯罪被削减的，都请求恢复原来的封邑。那些过去曾经享受全额封邑，封户足够充实本封，现在按照现行制度被削减的，按照以前的标准，他们的俸禄比皇室近亲还多，要是全部剥夺，那么削减多余封户的规则就无法施行，愚臣认为俸禄应当按照他们所应享受的标准发放。如果这样，那么封户较少的蕃王，粮食布帛仍然按照原来的封邑标准发放，虽然封邑的数量有盈余和削减的区别，但都能得到相应的待遇。秦州既有全额封户的情况，也有封户充足的情况，因此不能与新册封的蕃王享受相同的俸禄。对亲属的抚恤所应遵循的标准，请依照律法来判断。亲近亲属、尊崇贤才，封爵和职位必须根据功劳来确立。尊崇贤才来管理百姓，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亲近亲属来治理宗族，难道可以抛弃吗？如果承蒙陛下允许，请求从下旨判断之日开始施行，此前官员的俸禄等级，因为年代久远不再追究。
臣又听闻，彰明德行、谨慎刑罚，文王因此缔造了周朝；君臣都有纯一的德行，殷汤因此推翻了夏朝。因此能够做到上令下行，如同风吹草伏一样；百姓畏惧君主如同畏惧雷电，敬重君主如同敬重神明。因此天子以天下为家，安抚万国，如同上天无所不覆，大地无所不载。迁都洛阳的举措，使天下百姓纷纷前来归附，恩泽所及，惠及地位低微的人。难道州牧、郡守、县令、县丞、县尉、治中、别驾以及各位军幢将领，接受朝廷的任命，却不能享受这份恩泽吗？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就像云雨分布不均，臣认为这是当时有关部门执行诏令不够恰当造成的。凭什么证明呢？臣查阅世宗的诏书，百官普遍晋升一级，其中有朝臣、刺史在当时就受到褒奖提拔，那么朝廷内外无论贵贱，都能享受这份恩泽。又查阅后续的奏复，称恩泽惠及地位低微的人，表明没有遗漏。从此以后，人们随心所欲地议论纷纷，满朝官员都嫌晋升的等级太少，混淆视听。朝廷以普遍晋升之前为界限，又以年份来划分。六年、三年的考核，随意折算；普遍晋升之前、之后的年份，相互隔绝。使得如同纶丝般明确的诏令，在一朝之内就被中断。普遍晋升之前六年考核为上等的人，完全不能得到晋升；三年考核为上等的人，只得到半级晋升。普遍晋升之前和之后考核合并计算的人，被隔绝而不能晋升；没有考核的人，没有折算却能全额晋升。普遍晋升之前和之后，有考核和没有考核的人，都能全额晋升。这种是否晋升的标准相互矛盾，勤勉的旧臣更加感到委屈。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易经》中说：“言行，是君子用来感动天下的，怎能不谨慎呢！” 言论不被听从，就无法抑制不满情绪，于是上奏请求剥夺州牧、郡守的地方俸禄，完全不给予普遍晋升。散官改为四年考核一次，普遍晋升之前的官员八年晋升一级。政令不一致，冤屈诉讼更加严重，给予晋升又加以剥夺，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导致拦驾击鼓申诉的人，没有理由加罪于他们；诽谤朝廷、扰乱视听的人，没有言辞来压制他们。闲言碎语由此产生，怠慢叛逆由此兴起。
琴瑟的音调不和谐，就应当重新调整琴弦。贤能的人，是国家的根本，怎能抛弃呢？《诗经》中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和家族的根基。”《尧典》中说：“能够彰明俊才大德。”《吕刑》中说：“为什么不选择贤能的人呢？”《周官》中说：“官员不一定追求完备，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咎繇》中说：“不要让百官虚设，上天的功业要由人来完成。”《诗经》中说：“贤能的人如果去世，国家就会衰败。” 又说：“雨水滋润公田，也惠及我的私田。” 孔子说：“不担忧贫穷而担忧分配不均。” 如此说来，官员必须选择贤能之人，普遍晋升应当广泛施行。请求远遵正始初年的旨意，近依圣明的两次普遍晋升制度，朝廷内外的百官，都晋升一级，不按照普遍晋升之前的考核折算，不因为担任散官而增加年限，那么就会像同一片云彩降下甘露，四海之内都能得到均等的恩惠。如果认为不可行，应当以权宜之理来折算。
《易经》中说：“圣人最宝贵的东西是地位，用来巩固地位的是仁德。”《春秋传》中说：“第一要务是选择人才。” 如此说来，可以不进行普遍晋升，但不能没有考核，如果州牧、郡守的普遍晋升已经被追夺，那么百官的普遍晋升，也不应该独自享受。广泛的恩泽既然已经收回，又有谁敢怨恨呢！三年一次的考核，始于太和年间；四年一次的晋升，通行于景明年间。根据职务的繁忙与清闲，俸禄和人力配备有相应的增减。地方官员因为事务较少而被降职，但考核仍然是三年一次；朝廷官员的俸禄与平级官员相同，却要四年才晋升一级。考核和俸禄不一致，每个人都声称自己受到了冤屈。况且一天从军出征戍守，比常年担任繁忙的职务还要辛苦；专门被派遣处理事务，比地方官员常年在任还要繁重。如果统一改为三年一次考核，不因为普遍晋升而隔绝折算，那么每个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待遇，也足以暂时堵住众人的口舌，安抚远方的百姓。
太阳偏西时才寻求贤才，尚且会有所遗漏，何况不遵循选择人才的训诫，只根据任职时间的长短来晋升呢？从今以后，考核贬黜希望依据 “三宅”（指居宅、田宅、邑宅，引申为考察官员的政绩、品行、才能）来改变官员的心意，选拔晋升希望依据 “三俊”（指德才兼备的人）来确立德行。《尚书》中说：“举荐能够胜任官职的人，是你的才能；举荐不能胜任官职的人，是你的失职。” 这是周朝的治国之道能够保佑君主、安定百姓的原因，臣怎敢不恭敬地遵守。臣身为尚书右丞，辅佐考察冤屈诉讼，日夜思考，认为应当加以纠正，愚臣固执地陈述这些意见，想必没有值得采纳的地方。
张普惠出任左将军、东豫州刺史。淮南地区的九个戍守点、十三个郡，仍然沿袭萧衍时期的旧弊，不同郡、不同县的百姓交错居住，张普惠于是依次核查登记，合并削减郡县，上奏表陈述情况。朝廷下诏批准了他的请求。地方官员因此管理有方，奸邪盗贼不再兴起，百姓认为这样很便利。萧衍派遣将领胡广前来侵犯安阳，军主陈明祖等人胁迫白沙、鹿城两个戍守点，萧衍又派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田僧达等人暗中攻陷石头戍，径直占据安陂城；郢州新塘的贼寇，距离州城西边只有几十里。张普惠先后命令将领率军抵抗，都将敌军击败。
张普惠不经营财产家业，喜好举荐人才，对老朋友敦厚真诚。冀州人侯坚固年轻时与他一同游学，早年去世，侯坚固的儿子侯长瑜，张普惠每次在四季领取俸禄时，没有不减少自己的份额来供给侯长瑜衣食的。等到担任豫州刺史后，上奏举荐侯长瑜出仕为官，携带他的全家加以救助供养。孝昌元年（公元 525 年）三月，在豫州去世，时年五十八岁。追赠平北将军、幽州刺史，谥号为宣恭。
长子张荣俊，武定末年，担任齐王相府属官。
张荣俊的弟弟张龙子，担任扬州骠骑府长史。
史臣说：孙绍是关右地区的士人，又能够议论当世事务，这是他的志向所在。张普惠通晓典章制度，担任官职刚正不阿，刚毅不屈，具有帝王之臣的风范。
孙绍，字世庆，昌黎人。家族世代在慕容氏政权任职。祖父孙志归附北魏，官至济阳太守后去世。父亲孙协，字文和，担任过上党太守。孙绍年少时喜爱学习，广泛涉猎经史典籍，颇有文才，对阴阳术数之学也多有通晓。起初担任校书郎，逐渐升迁为给事中，兼任羽林监，后任门下录事。他喜好议论朝廷大事的得失，因而被世人所知。曾撰写《释典论》，虽不算尽善尽美，但其中不乏可采之处。还与常景等人共同修订律令。
延昌年间，孙绍上奏表说：臣听闻建立国家若有妥善谋划，即便面临危局也能转危为安；推行教化若能和谐民心，即便人口稀少也能日益强盛；治理违背人情事理，即便表面相合最终也会离散；行事错失时机，即便暂时成功终将归于失败。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是历代帝王遵循的固定法则。大魏顺应天命，国运开启无穷，世代传承仁德，国祚兴隆可达七百年。如今京城周边的两处要地，全然没有严密的防备；南、北二宫，也缺少坚固的守卫。长安、邺城，是国家的重要支柱；穰城、上党，是朝廷的腹背依托。四军五校的编制规范，领军、护军的分工制度，征兵储粮的关键事宜，水陆交通的物资调配，山河要害之地的掌控权，紧急情况下的调度使用，公平赴救的方法，节俭用时的准则，都特别应当修置完善，以巩固宏大的国家根基。处于国家强盛之时，怎能忽视这些？身处安定之世，本就应当心存忧惧啊。
况且法令本应区分清浊善恶，却未能做到公平公正；申诉积压的案件、满足合理的期望，而地位低微的贫寒之人也能免受冤屈。士族与平民共同悲叹，士兵心怀怨恨。中正官在民间出卖声望，主案官吏在朝堂上舞文弄法，真假混淆，明知却不纠正，得势者并不欢欣，失势者加倍怨恨。使得门第身份相同之人，却如泾渭般截然不同；本该承担相同劳役之人，却苦乐悬殊。士人任职，不以此为荣耀；士兵服役艰辛，心中不忘作乱。因此有人争相抛弃本乡，漂泊藏匿于他乡；有人虚报姓名托人收养，分散在民间；有人逃亡到山林，以捕鱼打猎为生；有人投靠豪强势力，依靠他人供给衣食。此外，应当迁徙的人家，追逐安乐前往各州；应当留下的百姓，为躲避寒冷而奔向温暖之地。加之任职官员的子弟，四处游荡，南北东西，居无定所。关卡禁令不加修整，人们可随意往来。像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国家的爪牙不再为朝廷所用，各行各业的工匠争相放弃本业。统一国家的大计，实际上并未落实；考核官吏的方法，也迟迟未能施行。流浪的百姓，必须进行严格核查。如今强敌窥伺时机，边境百姓等待可乘之隙，国内百姓心怀不满，长期戍边的士兵怨恨不已，如今的局势，我私下认为已经很危险了。必定酿成祸乱根源的，正是北方边境的戍守之人。
至于天下一统之时，公平行事，是符合大道的计策；天下动乱离散之际，灵活应变，是权宜之计。因此大道不可长期固守，必须根据文治与武功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权宜之策不可持久使用，要随着世道盛衰来收纳人才。文治武功适应时势，治国之道自然安稳；世道盛衰把握得当，权势也能得到施展。然而帝王谋划法度的旨趣，教化百姓的规范，要做到方枘圆凿各得其所，人才百姓各安其位。另外，先帝在位时，律令一同商议修订，律法不久便得以施行，而政令却唯独未能颁布，至今已有十多年了。臣认为政令的本体，就如同帝王自身。它分别规定百官的礼仪，设置天下各州的法度；规范天、地、人三才的伦理，涵盖六卿的职责；确立教化的途径，掌握赏罚的关键；是有所作为的关键枢纽，是世间法度的根本所在。然而修订政令的人，也都是博古通今之人，依照古代制度撰写设置，大体上还算可观，与前代政令相比，优劣之处显而易见。但主持商议的官员，过于沿用古代制度。如果政令完全依照古代，那么高祖制定的法度，又需要加以增减调整，谁敢表明自己的是非见解呢？正因如此产生争议，导致政令长期废弃不予整理。然而律令相互依存，不可偏废其一，如今律法颁布而政令停滞，对事务处理造成很大阻碍。如果政令不颁布，就没有了典章法度，臣子执行公务，依据什么来行事呢？臣等修订律法，并非没有付出辛劳，但律法颁布之时，臣却未获任何名分。这就如同农夫辛勤劳作，却让他人收获庄稼，对于功名之事，臣实在心怀郁愤。
不久，孙绍出任济阴太守。回京后，历任司徒功曹参军，步兵校尉、长水校尉。正光初年，兼任中书侍郎，出使高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返回后任镇远将军、右军将军。过了很久，担任徐兖和籴使。回到朝廷后，他详细陈述军国大事的利害得失，却未得到回应。孙绍又上奏表说：“臣听闻文治与武功交替使用，治国之道才能光明兴盛；世道盛衰把握时机，人才百姓才能通达顺遂。因此能够拓展天地人三灵的福祉，使仁德遍及天下九州。陛下顺应灵运登基，聪慧明达洞察万物，宰相辅臣忠诚纯正，堪比伊尹、霍光，已然奠定了太平盛世的根基，理应成就无为而治的功业。然而漠北地区有人背叛朝廷，陇右之地发生叛乱，中原地区受到惊扰，百姓私下议论纷纷，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朝廷的法令不能通行，下面的民情怨恨堵塞不通的缘故。臣虽然愚昧浅陋，但对事情的始末全都看在眼里。以往在代都（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时，崇尚武功质朴而天下安定；迁都洛阳以来，注重文治浮华而朝政混乱。因此臣过去在太和年间，就极力陈述朝政得失，详细论述四方华夏与蛮夷的心态，高祖采纳了我的意见，相关文书至今仍可查寻。延昌、正光年间，我频繁上奏疏，主管官员虽然收录了，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复，如今的局势，竟然到了这般地步，这都是臣先前预料并陈述过的应验。如今东南地区有僭越称帝的逆贼，西北地区有违抗天命的寇匪，这怎能埋怨上天，实在是应当归罪于人啊。臣如今不担忧边远地区，只忧虑京城周边，迫切需要改革制度，以安抚民心。如果仍然犹豫不决，变乱很快就会发生，一旦心腹之地出现变故，国家大事就无可挽回了。然而臣侍奉国家四代君主，与国家同喜同忧，只是身处闲散职位，不参与机要事务，拯救国家的计策，想要陈述却无处可去，可谓是有诸多治国方略，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天下是极为重要的器物，一旦端正就难以倾覆，一旦倾覆就难以扶正。当今的危难，已是迫在眉睫，臣身为朝廷官员，痛心不已。含泪泣血上奏，希望陛下能够采纳审察。如果能够让臣参与政事，进献可行之策、废除不当之举，铲除寇匪逆贼，使国家得以安宁，那么臣即便身死也如同活着一般，犬马之心也得以尽到。”
孙绍性情刚直，每次上密封奏章，常常言辞恳切，不怕触犯君主。但他天性疏阔放达，言语有时高低失当，当时的人轻视他，他的意见也不被采纳。孙绍的兄长孙世元早年去世，孙世元擅长弹筝，孙绍后来听到筝声就会痛哭流涕，弃之而去，世人因此敬重他。被任命为骁骑将军，出使吐谷浑（古代西北民族政权）。返回后，任太府少卿。曾在朝见时，灵太后对他说：“你年纪渐渐大了。” 孙绍回答说：“臣年纪虽老，但臣的气节却正年轻。” 太后笑着打量他。升任右将军、太中大夫。孙绍曾与百官一同前往朝廷，东掖门还未开启，众人在门口等候天亮。孙绍在人群中拉着吏部郎中辛雄到外面，私下对他说：“这里的这些人，不久之后将会全部死去，只有我和你还能享有富贵。” 辛雄十分惊愕，不明白他的意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河阴之难（北魏末年尔朱荣发动的宫廷屠杀事件）。孙绍善于推算禄命，应验的事情有很多，了解他的人都感到奇异。建义初年，被任命为卫尉少卿，将军职位依旧保留。后转任金紫光禄大夫。永安年间，被授予太府卿一职。因先前参与商议《正光壬子历》，被赐予新昌子的爵位。太昌初年，升任左卫将军、右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公元 533 年）去世，时年六十九岁。追赠都督冀瀛沧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谥号为宣。
儿子孙伯元，继承爵位。北齐接受禅让建立政权后，按照惯例降爵。
孙伯元的弟弟孙叔利，担任右将军、太中大夫。
孙绍的堂弟孙瑜，担任济州长史。
孙瑜的弟弟孙彝，字凤伦。太和年间，被举荐为秀才，逐渐升迁为步兵校尉。在武邑太守任上去世。追赠征虏将军、营州刺史。
儿子孙伯融，过继给孙瑜为后嗣。武定末年，担任太守。
孙伯融的嫡子之弟孙宽，担任开府田曹参军。
张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身高八尺，容貌魁梧。父亲张晔，担任齐州中水县令。张普惠跟随父亲前往中水县，在齐地求学，专心钻研古代典籍，刻苦勤奋不知疲倦。等到返回乡里，又跟随程玄学习，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同时擅长《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也多有涉猎，受到各位儒士的称赞。
太和十九年（公元 495 年），担任主书，兼任制局监，与刘桃符、石荣、刘道斌在同一官署任职，颇受高祖的赏识。转任尚书都令史。任城王元澄看重他的学识，为他宣扬声誉。仆射李冲曾到元澄处，见到张普惠的言论，也十分赞赏他。世宗初年，转任积射将军。元澄担任安西将军、雍州刺史时，上奏举荐张普惠为府录事参军，不久代理冯翊郡事务。
元澄正处于守孝期间，想要在七月七日召集文武官员，在北园举行骑马射箭的集会。张普惠向元澄呈上奏记说：“臣听闻，‘三杀九亲’的礼仪，是为了区分亲疏远近的次序；‘五服六术’的规定，是为了规范服丧轻重的心意。这些都是依据事理来修饰情感，是不可改变的道理。那么，没有比失去亲人更大的悲痛了，这种悲痛在人去世后会持续终身；而典籍中记载的哀悼礼仪，在服丧期间就会结束。对外的礼仪不能没有节制，因此以三年为限；内心的哀痛不能骤然消除，因此用日月来敦促自己逐渐平复。《礼记》中说：‘服大练之丧的时候，可以弹奏素琴。’这是推许人们逐渐走向吉祥。小功以上的亲属服丧期间，除了举行虞祭、祔祭、练祭、除服等仪式外，不能沐浴，这是受制度的约束。曾子问：‘相识的人有丧服在身，可以参与祭祀吗？’孔子说：‘服缌麻之丧的人不能参与祭祀，又怎能帮助别人祭祀呢？’既然不能参与祭祀，恐怕也就没有参加宴饮的道理。孔子又说：‘脱下丧服后，可以参与馈赠祭奠之事吗？’孔子说：‘脱下丧服去参与祭奠，是不符合礼仪的。’注解说：‘因为这是忘记哀伤、急于求乐。’臣认为，刚除丧的时候，尚且不能参与馈赠祭奠，在小功服丧期间，难道可以观看射箭吗？《礼记・杂记》中说：‘大功以下的亲属，安葬亲人后去拜访他人，他人可以招待他吃饭，同宗族的人可以招待，非同宗族的人就不招待。’吃饭尚且要选择对象，观看射箭就更令人疑惑了。臣见到您的命令，设定了射箭集会的期限，将要在七月十四日这个良辰，召集城中的文武官员，在北园练习武艺，在厅堂中施行揖让之礼。此时并非大规模阅兵的秋季，时节又恰逢妨碍农耕的时候，国家的缟禫之丧刚刚结束，殿下还在服功衰之丧，却放下丧服举办娱乐活动，以此教导百姓，这是改变先王的典章教化，忘记哀痛悲伤的情感，恐怕不是用来彰显美德、示范子孙后代的做法。依据《射仪》，射箭应当以礼乐为根本，忘记礼乐而举行射箭活动，不能称之为礼；不设置钟鼓等乐器，不能称之为乐。舍弃这两点，射箭又有什么意义呢？况且七月七日举办这类游戏，朝廷的法令中并没有相关规定，对参与人员进行赏赐慰劳，恐怕违背了事理体制。府库空虚，应当等待新的赋税征收上来再说。您的这个想法，还是停止为好。恳请等到九月，各项准备装饰都完备之后，再演奏《狸首》乐章，宣布矍相之令，悬挂起轩悬之乐，树立云钲，这样神灵和百姓都会在此时感到欢欣舒畅。希望您的仁慈圣明能够广布天下，满足万民的期望，您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载下来，一言一行都能成为准则，愿您进一步广泛咨询意见，采纳臣的浅见，彰显臣的愚诚之心，宽恕臣直言进谏的罪责，那么民间就不会有被遗漏的善言，百姓也会献上称颂之作。” 元澄采纳了他的意见，借口自己有事停止了集会，回复说：“文治与武功相结合，自古以来就是既定的规范；明确耻辱、教导作战，是自古以来的常规。如今虽然不是朝廷的规定，但这个州沿袭以往的惯例，已经有了这样的仪式，既不劳民伤财，只是允许官员私下射箭，又有什么不妥呢？况且研习文籍、练习武艺，是人的常规技能，难道在常规技能方面，还必须要有朝廷的明确法令吗？我近来只是想依照先前州府的惯例，在处理公务的闲暇之余，趁着良辰练习武艺，也没有说要耗费府库的财物。《礼记》中说：‘兄弟之间服丧期满，表明哀痛已经减轻；小功服丧期间，有客人来访，主人可以不停止奏乐。’听音乐都可以，观看武艺又有什么妨碍呢？只是刚好因为其他事情需要停止，先下命令暂停了集会，才收到你的请求，我完全理解你的来意。”
元澄转任扬州刺史后，上奏举荐张普惠以羽林监的身份兼任镇南大将军开府主簿，不久加授威远将军。张普惠得到元澄的赏识后，先后辅佐他治理两个藩镇，声誉很高，返回京城时，行装简陋，元澄赏赐他二十匹绢作为路费。回到朝廷后，仍然担任羽林监。
后来元澄遭遇太妃的丧事，下属官员要为太妃立碑颂德，碑文中想要题写 “康王元妃之碑”。元澄向张普惠询问意见，张普惠回答说：“臣仔细查阅朝廷的典章制度，只有‘王妃’的称号，而没有‘元’字的用法。鲁国夫人孟子被称为‘元妃’，是为了与后面的‘继室声子’相对应。如今烈懿太妃配祀先王，并没有声子、仲子这样的嫌疑，臣私下认为不必用‘元’字来区分名位。况且用姓氏搭配夫姓，臣认为是在世时的称呼，因此《春秋》中记载：‘夫人姜氏至自齐。’人去世安葬后，就用谥号搭配夫姓，因此经书里记载‘葬我小君文姜氏’，又说‘来归夫人成风之襚’，都是用谥号搭配夫姓。古代妇人跟随丈夫的谥号，如今烈懿太妃的德行冠绝当世，因此特别受到褒奖赏赐，这是万代传颂的盛事，怎能在确定名号这样重要的事情上，不称其谥号‘烈懿’呢？” 元澄听从了他的建议。
等到朝廷大规模出兵，再次征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张普惠担任安乐王元诠的别将长史。军队凯旋后，被任命为扬烈将军、相州安北府司马。升任步兵校尉。后来以本官兼任河南尹丞。世宗去世后，张普惠因与甄楷等人饮酒交游，被免去官职。骁骑将军刁整，家中有祖传的家训，打算实行节俭安葬。张普惠认为他矫正时俗太过极端，写信与他争论，这件事记载在《刁雍传》中。按照旧例：被免去官职的人，三年之后降一级任用；如果才能优异，可破格提拔，不受这个限制。熙平年间，吏部尚书李韶上奏说张普惠有文学才华，依照才能优异的惯例，应当特别予以提拔任用，朝廷下令任命他为宁远将军、司空仓曹参军。朝廷议论认为不降等级是一种荣耀。当时任城王元澄担任司空，表章奏议等文书，大多出自张普惠之手。
广陵王元恭、北海王元颢，对为自己的亲生祖母服丧是服一年还是三年存在疑问，博士们坚持的意见各不相同，朝廷下诏让百官共同商议。张普惠议论说：“臣仔细考察，二王的祖母，都是在先朝接受册封，成为二国的太妃，可以说是受命于天子，是始封之王的母亲。《丧服》中‘慈母如母’的规定，记载在《三年章》中。《传》中说：‘这是重视父亲的命令。’郑玄的注解说：‘大夫的妾所生的儿子，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大功之丧，士的妾所生的儿子为母亲服一年之丧。父亲去世后，都可以服三年之丧。’大夫命令自己的妾子，把妾当作慈母来侍奉，尚且说因为重视父亲的命令，要为慈母服三年之丧，何况天子命令自己的儿子成为列国之王，命令他的亲生母亲为国太妃，反而要让他们像公子为母亲服练冠之丧和大功之丧那样吗？这是轻重颠倒，实在是不可行的。《传》中说：‘始封的君主，不把叔父、兄弟当作臣子’，那么就应当为他们的亲属服相应的丧服。像鲁国、卫国这样的列国，相互之间服一年之丧，是毫无疑问的。凭什么证明呢？《丧服》中说：‘君主为姑姑、姐妹中嫁给国君的人’，《传》中说：‘为什么服大功之丧？因为尊卑相同。尊卑相同，就可以服亲属应服的丧服。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公子不能祭祀先君。’既然如此，兄弟本为一体，位列诸侯，自然因为尊卑相同而可以相互服亲属丧服，不能再依照公子的标准，被天子的尊贵地位所压制。因此丧服的降等有四个等级，君主、大夫因尊贵而降等，公子、大夫的儿子因被父亲的尊贵地位所压制而降等。名称和体例各不相同，怎能混淆呢？《礼记》中说：大夫的妾子，因为父亲命令妾慈爱自己，就可以为妾服三年之丧。太妃既然在先帝时期接受册封，荣耀显扬一国，二王受封土地，得到大国的赏赐，却舍弃尊卑相同这一重要依据，依附于不能祭祀先君的公子的标准，即便当初许国、蔡国失去爵位，也不过如此。《服问》中说：‘有原本应服轻丧而变为服重丧的情况，比如公子的妻子为他的皇姑服丧。’公子虽然因父亲的尊贵而被压制降等，他的妻子尚且能够为皇姑服重丧，何况广陵王、北海王，论封爵是封君的儿子，论太妃是受封太妃的孙子。继承太妃的重要地位，与先皇关系疏远，又因为先后的正统关系，被所生祖母的嫡亲身份所压制，与公子的妻子为皇姑服丧相比，难道不是更为疏远吗？如今既然允许他们服重丧，却又限制为一年之丧，与慈母的情况相比，不也是不合情理吗？《经》中说：‘为君主的祖父母、父母、妻子、长子服丧’，《传》中说：‘为什么服一年之丧？父母、长子，君主为他们服斩衰之丧，妻子是小君。父亲去世后，成为祖父继承人的人要为祖父服斩衰之丧。’如今二王的祖父是献文皇帝，诸侯不能把他当作祖父祭祀，母亲是太妃，这大概就是二王应当服三年之丧的证明。议论的人违背正经典籍而依附于不相关的类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天子尊贵可以配天，天下之人无不是他的臣妾，为什么册封为国母却不让儿子为她服亲属应服的丧服呢？《礼记》中说：‘跟随他人服丧的人，如果所跟随的人去世，服丧就停止。’又说：‘不为君主母亲的亲族服丧，就要为自己母亲的亲族服丧。’如今所跟随的君主已经去世，不按照亲属丧服为亲生祖母服丧，那么亲属跟随服丧的礼仪又该施加在哪里呢？如果认为诸王入朝担任公卿，就等同于大夫，那么当今的议论，就不必再涉及封国之事了。如今的诸王，自然等同于列国诸侯，虽然不到封国去，却另外设置官吏，在一方享受优厚的待遇，不能等同于普通诸侯来谈论。臣斗胆依据《周礼》，请求按照三年之丧来服丧。” 当时参与议论的人也有不同的意见。国子博士李郁在议论结束后，写信责难张普惠。张普惠依据《礼记》予以回复，反复三次，李郁的议论最终被驳倒。张普惠转任谏议大夫。元澄对张普惠说：“我不为你得到谏议大夫的职位而高兴，只为谏议大夫的职位得到你这样的人而高兴。”
当时灵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珍去世，被追赠为相国、太上秦公。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 “太上” 的称号，于是前往朝廷上奏疏，陈述这样做不合适，身边的人都感到畏惧，没有人敢为他通报。恰逢听闻胡家挖掘墓穴时遇到磐石，于是秘密上奏表说：
臣听闻，优厚的名号和尊贵的职位，是帝王用来彰显赏赐的；尊敬君主、爱戴亲人，是臣子用来谨慎对待丧事的。必须使功勋业绩与名号等级相匹配，然后才能在当时显扬，流传后世。臣私下见到已故侍中、司徒胡公，心怀大道、蕴含灵气，实在是诞生圣后的人，养育了至高无上的君主，以母亲的仪范教化四海，在朝廷中枢承担着诚信公允的托付，身居三公之位体现着论道辅政的英明。因此凭借剩余的功勋获得九锡之礼，被赐予銮车和曲柄旗，圣上对他的尊崇有加，太后对他的慈爱至极，成为天下的典范，不也是合适的吗？然而 “太上” 这一称号，臣私下认为并不恰当。为什么呢？《易经》中说：“天尊地卑，乾坤的秩序就确定了。” 因此说 “伟大啊乾元”，又说 “至善啊坤元”，表明乾坤不能同时称大。《礼记》中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祭祀天地祖先，尊崇不能有两个上位。” 表明君臣不能同时称上。臣见到诏书，封司徒为太上秦公，夫人为太上秦君。夫人先获得称号，司徒随后被授予，尊崇荣耀可以说是极为盛大了。臣私下想到，高祖从献文皇帝那里接受禅让，因此尊称献文皇帝为太上皇，这是因为在 “上” 之上又有 “上” 而产生的名号。皇太后称 “令” 来向下发布敕令，大概是取 “三从” 的道理，远同于周文王的母亲文母，位列 “十乱” 之中，那么司徒被称为 “太上”，恐怕违背了皇太后称 “令” 发布敕令的本意。《春秋传》中说：“安葬时称‘公’，是臣子的言辞。” 表明不能再加上更高的称号了。《尚书》中说：“我将要在先王的宗庙举行大祭，你的祖先也将一同受祭。” 司徒地位尊贵、亲属关系重要，必定会配享先朝宗庙，如果称 “太上” 作为臣子，来侍奉太上皇，恐怕不是司徒恭敬谨慎的心意。
汉高祖开创天下后，尊称父亲为 “太上皇”，母亲为 “昭灵后”，这是帝王的事情。晋朝有 “小子侯”，尚且被认为是僭越天子的称号。司徒是三公之一，怎么可以与帝王使用相同的称号呢？孔子说：“必须先端正名分。名分不端正，言语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能得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易经》中说：“有大成就的人不能自满，因此接下来是谦卦”，“谦虚的人地位尊贵却能彰显美德，地位低下却不可逾越”，“天道使自满的人亏损而使谦虚的人受益，地道使自满的人变易而使谦虚的人流通，鬼神损害自满的人而赐福谦虚的人，人道厌恶自满的人而喜爱谦虚的人。” 又说：“在上面陷入困境的人，必定会在下面寻求出路，因此接下来是井卦。” 如今占卜迁移墓穴刚刚开始，就出现这样的征兆，这大概是天地神灵降下的深切告诫，启发圣上清明自守。希望圣后能够回转日月般的光明，体察臣的请求，停止给司徒授予与帝王相近的称号，采用地位低下而不逾越的称号，畏惧在上面陷入困境的借鉴，求取谦虚带来的福分，那么天下就会十分幸运了。
臣听闻，见到灾祸就修养德行，灾祸就会转化为吉祥。这就是太戊使殷商兴盛，桑谷之妖自行消失的原因。况且如今占卜迁移墓穴刚刚开始，正是改革修正的时机，臣认为至高无上的名号，不能随意授予，否则会被千载后人讥讽，恐怕会留下无法言说的过错。况且君主对于臣子，安葬前要三次亲临吊唁，这是礼仪规定。司徒虽然是太后的父亲，实际上也是臣子。虽然儿子尊贵不能超过父亲，但作为天下之母，应当以道义断绝私恩，不能再保持未出嫁时的心意，因此《诗经》中说：“女子出嫁后，就要远离父母兄弟。” 何况太后顺应坤道承载万物，承担着上天赋予的重任，如果在司徒的灵柩前每月初一、十五祭祀，在郊外的墓地早晚祭奠，虽然圣上的孝心深厚，但这种不合礼仪的做法应当加以戒备。离开皇宫的庄严居所，在道路上辛劳奔波，这也是亿万百姓所不愿看到的。希望太后追寻《载驰》诗中许穆夫人不返回卫国的道理，保持清静无为而使德行光大，那么草木就能繁茂生长，百姓就能安宁和睦。臣身为谏官，斗胆献上愚妄之言，谨慎地冒死上奏，不敢宣扬泄露，请求陛下予以审阅，彰显臣的微薄诚意，如果能够得以拜见圣颜，详尽陈述愚见，即便死也不朽。
太后阅览奏表后，亲自前往胡国珍的宅邸，召集王公、八座、卿尹以及五品以上官员，广泛商议这件事，派遣使者召来张普惠与众人相互问答，又命令侍中元义、中常侍贾璨监督观察议论的得失。任城王元澄问张普惠说：“汉高祖称帝后，尊称父亲为太上皇。如今圣母临朝听政，追赠父亲为太上公，寻求以往的先例，并非没有依据。况且君主的举动可以作为准则，为什么一定要遵循旧例呢？” 张普惠回答说：“天子称‘诏’，太后称‘令’，因此周朝的十位治国贤臣中，文母也在其中。臣私下想到所质疑的，认为两者不可类比。” 元澄说：“前代太后也有称‘诏’的，圣母自己想要保持谦虚的美德，因此不称‘诏’罢了。怎么能因为‘诏’与‘令’的区别，就废弃对父亲的孝道呢？” 张普惠回答说：“皇后的父亲被称为‘太上’，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前代的母后难道不想尊崇自己的亲人吗？大王为什么不长远地谋划古代的道义，而只是迎合当今的旨意。臣不明白太后为什么在称‘诏’方面保持谦虚，而在‘太上’的称号上却不谦虚。希望圣后能够始终保持谦虚的美德。” 太傅、清河王元怿说：“过去在僭越的晋朝，褚氏临朝听政，殷浩给褚裒写信说‘足下，是当今的太上皇’，何况是太上公，有什么可质疑的呢？” 张普惠回答说：“褚裒因为女儿辅政而推辞不入朝，殷浩讥讽他不恭敬，因此用‘太上皇’来讽刺他。本来就是批评他的不对，而不是记录他的正确做法。没想到殿下用这件事来责难臣。” 侍中崔光说：“张生在奏表中引用晋朝有小子侯的例子，出自郑玄的注释，并非正经典籍中的内容。” 张普惠回答说：“虽然不是正经典籍中的文字，但阐述的是正经典籍的主旨。您喜好古制、熟悉礼仪，难道还要固执地以此来责难吗？” 御史中尉元匡趁机对崔光说：“张普惠的奏表中说，晋朝的小子侯，因为称号与天子相同而被认为是僭越。如今太上公的名号与太上皇相同，与晋朝的小子侯相比，意义似乎相近。只是我学识浅薄，不敢辨别是非。” 张普惠回答说：“中丞既然怀疑它是错误的，却不纠正它的错误，这难道是人们对‘三独’（御史中丞的别称）的期望吗？” 尚书崔亮说：“谏议大夫的见解，正是认为‘太上’的称号不应该授予臣子。然而周朝有太公尚父，也兼有两个名号。臣子获得尊贵的称号，本来就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张普惠回答说：“尚父，是因为有德行而值得这样称呼；太上，是至高无上的地位，怎么能够普遍授予臣子呢！” 廷尉少卿袁翻说：“《周官》中说：上公为九命，上大夫为四命。命数虽然不同，但都称为‘上’，为什么‘上’就都是极为尊贵的呢？” 张普惠厉声呵斥袁翻说：“礼仪中有下卿上士的说法，何止大夫与公的区别！如今所实行的，是在‘太’之上又加‘上’，两个字同时使用，不能不说这是极为尊贵的。雕虫小技之类的事情，臣或许还能认同，但在这个问题上，岂是你所能理解的！” 袁翻十分羞愧，沉默不再说话。任城王元澄说：“进谏的体例，是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至于是否采用，本来就应根据时势来决定。你刚才回答袁翻的话，声音为什么那么严厉？” 张普惠回答说：“臣所说的如果是正确的，就应当被采纳；如果是错误的，就担心会获罪。是非必须分辨清楚，并非有意争论。” 元澄说：“朝廷正在敞开直言不讳的大门，以拓宽忠臣进言的道路。你如今的心意是趋向正义，为什么说担心获罪受罚呢？” 参与议论的人都因为太后当朝听政，一心想要迎合顺从，于是上奏说：“张普惠的言辞虽然不屈服，但并非臣等所认同。诏书已经颁布，请求依照先前的诏令执行。” 太后又派遣元义、贾璨宣布命令对张普惠说：“朕刚才召你与群臣共同商议，反复论辩之后，大家都不认同你的奏表。朕所做的，是孝子的心意；你所陈述的，是忠臣的道义。各位王公已经有了定论，你不能强行改变朕的心意。以后有什么见解，仍然可以直言不讳。” 张普惠于是叩拜接受命令，告辞返回。
起初，张普惠被召见时，传诏的人骑着骅骝马飞速赶来，站在那里催促他出发，张普惠的儿子们都担忧恐惧，哭泣不止。张普惠对他们说：“我身处清明的朝代，担任谏议大夫的职位，如果不敢说难以说出口的话，不敢劝谏难以劝谏的事，就是唯唯诺诺，空占官位、白拿俸禄。人生总有一死，能够死得其所，又有什么遗憾呢？况且朝廷有道，你们不必担忧。” 议论结束后，朝廷下旨慰劳他回家，亲戚朋友都祝贺他侥幸无事。当时中山人庄弼写信给张普惠说：“明侯您学识渊博，身负大才，秉持公正无私的态度，担任谏官之职，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前些日子承蒙您与胡司徒等人当面争辩，虽然诘问责难的锋芒不断袭来，但您的回应迅速而出，如同宋城的城墙刚刚环绕，鲁门的梆子才敲响，最终使各位王公犹豫不决，百官拱手沉默，虽然一时没有被采纳，但必定会流传百代、被人称颂。听闻您的事迹，心中畅快，特意写下这封信告知。” 张普惠很赞赏这封信，常常把它当作谈论的话题。
张普惠认为天下百姓的赋税调发，布帛的幅度太长太宽，尚书省上奏，又要征收绵麻，担心百姓劳苦不堪承受，于是上奏疏说：
臣听闻尚书省上奏请求恢复绵麻的赋税，遵循先皇的制度，臣日夜思考，既欣喜又担忧。为什么呢？听闻恢复高祖的旧有典章，因此为新政而欣喜；担忧应当恢复的却没有恢复，不应当恢复的却恢复了，因此为违背法度而担忧。臣想到高祖废除大斗、去掉长尺、更改重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实行轻薄的赋税。高祖知道军国大事需要绵麻，因此说在布帛的幅度之间，亿万百姓应当能从绵麻中获得利益，因此规定每匹绢征收八两绵，每匹布征收十五斤麻。百姓得以废除大斗、去掉长尺、更改重秤，享受轻薄赋税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在绵麻方面，因此唱歌跳舞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辛勤奔走为朝廷效力。天子在上诚实守信，亿万百姓在下安居乐业。因此《易经》中说：“愉悦地役使百姓，百姓就会忘记劳苦。”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从那以后，布帛的幅度渐渐变得又长又宽，百姓哀叹怨恨，朝廷内外都有所听闻。在皇太后还未临朝听政之前，陛下处于守丧期间，宰相辅臣不追寻问题的根源，明知天下百姓怨恨绵麻赋税，却不考察布帛幅度太长、秤太重、斗太大的弊端，改革其中的弊病，保留其中合理的部分，而是特意免除绵麻的赋税，来取悦天下百姓，这就是所谓的不用正确的方法取悦百姓，也是愚臣之所以不高兴的原因。尚书省既然知道国家缺少绵麻，不考虑法度的变更，不畏惧百姓的怨言，就想要违背天下百姓的大信，废弃已经施行的诏令，追究先前的过错，重蹈后来的失误，上奏请求恢复绵麻赋税，来补充国家的用度。却不考虑府库中原本有大量的绵麻，却被官员们共同窃取。愚臣认为这样做在道理上是不周全的。为什么呢？如今宫中妃嫔请求调发物资，制作衣物，必定会仔细丈量称量。绢布每匹都有超出规定尺丈的部分，却从不计较它的宽度；丝绵每斤都有超出百铢的剩余，却从未听闻依据法令追究州郡的责任。如果一匹布有滥恶之处，一斤绵质量不好，就鞭打户主，牵连三长，这是在教导百姓贪婪啊。如今百官请求俸禄，都希望布帛又长又宽、重量厚实，没有任何标准限制。得到又长又宽、重量厚实布帛的官员，就说那个州善于调发赋税，绢布精细宽阔且修长，随意散布美誉，混淆视听；却从未听闻有人嫌弃布帛太长太宽，请求核算后归还官府。这就是百官辜负圣明君主的原因。
如今如果一定要恢复绵麻赋税，臣认为应当先让天下百姓知道恢复的原因，明确设立严格的禁令，恢复原来的布帛幅度，制定新的绵麻赋税典章，依照太和年间的标准征收。府库中现存的绢布以及丝绵，凡是不符合典章制度的，请求派遣一位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照现在的官定尺度、官定秤量，计算它们的斤两、宽度长度，折算后发放给请求俸禄的官员。总计官员的正常俸禄数额，按照千名官员的俸禄所需，用布帛、绵麻来支付，也应当足够一年的使用。让天下百姓知道两位圣主的心意，如此爱护百姓、珍惜法度，那么高祖的制度就能在神龟年间复兴，圣明的慈爱与诚信就能永远照耀天下，谁会不感到幸运呢！希望陛下体谅臣的赤诚之心，下旨抚慰百姓的心意。
张普惠又上奏表请求在朝廷当值的日子，能够时常得到召见。从此以后，每月都能入朝拜见一次。又因为肃宗不亲自处理朝政，过于尊崇佛法，郊祀、宗庙祭祀等事务，大多委托给有关部门办理，于是上奏疏说：“臣听闻，彰明德行、谨慎祭祀，成汤因此享有六百年的国运；尊敬父亲、配祀上天，孔子称赞周公是这样的人。因此能够使馨香之气上达上天，福禄流传后世。陛下继承先帝的光辉基业，聪慧明达、文思敏捷，天地倾心归附，天下安宁太平，因此应当尊崇祭祀礼仪，使所有应受祭祀的神灵都得到相应的祭祀。然而每月初一的朝庙仪式，陛下不在明堂亲自举行；四季的祭祀、郊祀、社祭，大多委托给有关部门办理。陛下在皇家园林中观看射箭、骑马驰骋，这种行为危险且不符合典章制度，难道是帝王出行清道的本意吗？培植无法预料的佛教功业，耗费百姓的大量财物。减少官员的俸禄、削弱国家的实力，来供养无所事事的僧人；装饰华丽的宫殿，来谋求未来的福报。黎明时分就上朝的大臣，在宫门外叩首行礼；出家修行的僧人，却在宫中遨游嬉戏。违背礼仪、不合时宜，人心未能和睦。愚臣认为，追求朝夕之间的因果，谋求久远的福报，不如先让天下百姓心中欢喜，侍奉自己的亲人，使天下和平，灾害不再发生。希望陛下谨慎修养威仪，成为天下万国的典范，亲自表达对郊祀、宗庙的虔诚，亲自践行每月初一、十五的礼仪，在太学举行释奠仪式，尽心尽力地耕种籍田，黎明即起、不敢安睡，以洁净的诚心举行祭祀仪式。孝悌之心可以通达神明，道德教化可以光照四海，那么君主一人欢喜，亿万百姓就能从中受益。然后再专心修行佛教三宝，诚心信奉如来佛祖。道德教化深入人心，所有的烦恼就能消除；佛法随着礼仪积累，就能到达涅槃的彼岸。酌情削减僧寺中不急需的奢华装饰，恢复百官长期被削减的俸禄。已经动工兴建的建筑，务必从简完成；将要建造的工程，暂且下令停止，沿用旧有的建筑也可以，何必一定要改建呢？希望能够节俭用度、爱护百姓，使佛法与世俗都能受益。臣学识浅薄、见识不远，言辞多有轻率之处，身负谏官的职责而心怀忧虑，不敢沉默不语。” 不久，朝廷另外下令将此事交付外廷，商议释奠仪式的相关事宜。
当时史官预测会发生日食，朝廷预先下令停止上朝。张普惠认为违背常规、废除朝会不符合礼仪，于是上奏疏陈述自己的意见。又上奏表议论时政的得失。其一，审订法度，统一斗尺，减轻租税，节省赋役。其二，倾听百姓的言论，考察积压的案件，先皇时期不利于朝政的旧事，请全部追查修改。其三，提拔忠诚正直的人，贬退不贤能的人，任用贤才不三心二意，去除奸邪不犹豫不决。其四，复兴灭亡的诸侯国，延续断绝的世族，功勋贵族、皇室宗亲的后代，应当加以收录任用。奏表呈上后，肃宗、灵太后在宣光殿召见张普惠，就奏表中的事情逐一诘问，召见应答持续了很长时间。太后下令说：“难道先皇的诏令，要一一更改吗！” 张普惠恭敬地沉默不语。太后下令说：“你似乎想要进谏，只是因为身边有人，不敢畅所欲言。朕为你屏退身边的人，你尽管详细陈述。” 张普惠回答说：“圣人养育万物，如同爱护自己的伤口一样。况且如今两位圣主继承宏大的基业，皇后继承丈夫的皇位，儿子继承父亲的基业，丈夫、父亲认为不可行的事情，却安然照旧施行，难道这是先帝托付后事的本意吗？臣想到先帝的行事，有的是有关部门的失误，有的是权宜之计，后来认为不可行的，都加以追查纠正。圣上忘记了先帝能够自我革新的精神，不问事理的是非曲直，一概加以压制，这难道是天下百姓对圣德的期望吗？” 太后说：“一些细小的事务，一一改动，反而会造成烦扰。” 张普惠说：“圣上养育百姓，就像慈母养育婴儿。如今婴儿几乎要坠入深渊、陷入水火之中，却因为烦劳而不去救助，这难道是婴儿对慈母的期望吗？” 太后说：“天下百姓，难道有这样痛苦的事情吗？” 张普惠说：“天下最亲近的人，没有比太师彭城王更亲近的了，然而他最终还是免不了被冤枉而死。细小的痛苦，怎么可能没有呢？” 太后说：“彭城王的痛苦，我已经封了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什么可说的！” 张普惠说：“圣后封了彭城王的三个儿子，天下百姓没有不称赞您的大德，知道有慈母般的君主在上。臣之所以反复陈述，是希望所有这样的冤屈，都能得到圣主的明察。” 太后说：“你说‘复兴灭亡的诸侯国，延续断绝的世族’，灭亡的诸侯国、断绝的世族，究竟是谁呢？” 张普惠说：“从前淮南王谋反失败后，汉文帝仍然封他的四个儿子为王，大概是因为骨肉亲情不可抛弃，是亲近亲人的缘故。臣私下见到已故太尉咸阳王、冀州刺史京兆王，都是皇子皇孙，因为一次品德上的过失，自己招致祸患，沉沦于地下，长久没有得到收录任用，这难道符合复兴灭亡之国、延续断绝之族的本意吗？请求收葬二王，封他们的子孙后代，这是愚臣的愿望。” 太后说：“你说得有道理，朕会深深记在心里，将会命令公卿大臣广泛商议这件事。”
等到任城王元澄去世，张普惠出于官吏与百姓的道义，又感念元澄对自己的恩遇，每月初一、十五都前往吊唁，直到服丧期满，即便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没有一次不到。起初，元澄赞赏张普惠，临终前，上奏举荐他为尚书右丞。灵太后深深哀悼元澄，阅览奏表后同意了。诏令颁布后，尚书省的各位郎官认为张普惠出身低微，不应该立刻担任这样的管辖职务，相互约定，都打算不让他进入尚书省任职，议论纷纷了很多天才平息。
正光二年（公元 521 年），朝廷下诏派遣杨钧送蠕蠕（即柔然，古代北方民族政权）君主阿那瑰回国。张普惠认为派遣他回去将会留下后患，于是上奏疏说：“臣听闻，上天以利贞为最大的德行，不符合道义的事情就不会去做；帝王以广泛施恩为最大的功绩，不是同类的人就不会依从。因此能够开创万物、教化天下。陛下聪慧英明，德行光耀如同虞舜，天下之人诚心归附，九州之内安宁太平。蠕蠕在北方边境相互残杀，妖师在江南煽动叛乱，这些都是贪婪残暴如同大猪长蛇的势力，不懂得帝王的法度，上天将要惩罚他们的罪行，因此让他们归附大魏，故意让他们遭受苦难，使他们知道大道的美好。应当安抚百姓来愉悦他们的心意，恭谨自持来安抚他们的内心。却先自我烦扰，使百姓遭受苦难，在京城郊外发动军队，派遣他们远赴荒凉的边塞之外，救援历代以来的强敌，可以说是没有正当名义的军队。谚语说‘只有动乱之门才不会有过错’，愚臣看不出这样做的可行性。这大概是边境将领想要窃取一时的功劳，不考虑战争是凶险的器物，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白登之战中，汉高祖亲自被匈奴围困。樊哙想要率领十万大军在匈奴境内横行，季布认为不可行，请求斩杀樊哙。千百年来，人们都称赞季布的做法。况且如今干旱异常严重，圣主慈爱，减少膳食，却派遣一万五千人，让杨钧担任将领，想要平定蠕蠕，违背时势而动，难道能够成功吗？阿那瑰前来投奔朝廷，安抚他就可以了，怎能让我朝疲惫的百姓去资助即将灭亡的敌寇呢？从前鲁庄公接纳公子纠，导致乾时之战的失败；鲁僖公帮助邾国，却遭受了悬胄之耻。如今蠕蠕内部发生动乱，新的君主继位，虽然说是离散逃亡，但奸邪的图谋难以抑制。如果出现井陉之战那样的忧患，杨钧的肉又能吃吗！高车、蠕蠕，连年交战，饥荒不断，应当等待他们自行灭亡，等到他们遭受重大损失后，再一举将他们吞并。这是卞庄子的高明策略，因此能够捕获两只老虎，不能不加以图谋。如今边境不断传来告急文书，大概也没有能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这正好与现在的举动相遇，上天或许是想要借此告诫世人，不希望南北两个强大的势力，同时发动大军。如果狂妄狡诈之人在中间挑拨离间，使战乱牵连到中原地区，又该如何安宁呢？如今宰相辅臣一心想要追求小小的名声，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大计，这是愚臣之所以感到寒心的原因。阿那瑰如果不回去，又违背了什么信义呢？在这个关键时机，北方的军队应当停止出发。臣的言论或许不符合道义，但既然经过文书传递，就不敢不陈述出来。战争就像火焰，不加以遏制就会烧毁自己。两个敌寇将要自行灭亡的形势，足以作为殷鉴。希望陛下安抚天下万国，使四方边境安宁，统一全国的时机，自然会到来。臣愚昧无知，多有违背常理之处，所说的必定没有值得采纳的地方，但还是愿意献上匹夫之智。” 奏表呈上后，朝廷下诏回复说：“走投无路的鸟儿前来投奔，尚且会使人产生怜悯之心，何况阿那瑰遭遇祸患、流离失所，远道而来投靠庇护，从情理和国家大义来说，怎能不怜悯他呢？况且接纳逃亡之人、扶助衰败之国，是国家的大义，堂堂大魏，怎能废弃这样的德行？蠕蠕的新君主混乱败亡，似乎并非虚假，这次送他回去、迎接新主，想来不会发生抵抗交战之事。国家大义应当彰显，朝廷的谋略已经确定，你的忠诚恳切和深远考虑，朕予以嘉奖并铭记在心。但这次的谋略，不能听从你的意见，如果以后出现不利情况，不要害怕直言进谏。”
当时萧衍（南朝梁武帝）的义州刺史文僧明献出城池归顺北魏，扬州刺史长孙稚派遣别驾封寿进入城中坚守，萧衍的将领裴邃、湛僧率领部众攻城逼近，朝廷下诏任命张普惠为持节、东道行台，代理军司前往救援。军队刚刚渡过淮河，封寿就已经放弃城池，单人匹马撤退了。军队停止行动，返回朝廷。萧衍的侄子西丰侯萧正德谎称投降，朝廷商议准备派人迎接，张普惠上奏疏，请求将萧正德送往扬州，遣返回萧氏政权，朝廷没有听从。不久，萧正德果然逃了回去。凉州刺史石士基、行台元洪超都因贪污受贿被查处，朝廷任命张普惠为右将军、凉州刺史，同时担任西行台。张普惠以生病为由推辞，被免去官职。后任命为光禄大夫，仍然担任尚书右丞。
在此之前，仇池（今甘肃西和西南）、武兴（今陕西略阳）的氐族部落多次发动叛乱，西部边境郡县的戍守军队，粮食运输长期断绝。朝廷下诏任命张普惠以本官身份担任持节、西道行台，给予秦、岐、泾、华、雍、豳、东秦七州的三万士兵，允许他自行征调，运送南秦、东益二州的士兵粮食，分别送往各个戍守地点，他所统领的将领官员，允许在关西的州牧、郡守中根据情况征调派遣，军用物资、印信等，都让他随身携带。张普惠到达南秦后，停止征调岐、泾、华、雍、豳、东秦六州的士兵，征调秦州的四千士兵，分成四个统领；命令运送粮食的士兵连营扎寨，依次前进，运输粮食的车辆、驴子，根据情况灵活转运。另外派遣中散大夫封答前往南秦安抚晓谕，员外常侍杨公熙前往东益慰劳氐族百姓。当时，南秦的氐族豪强吴富聚集一批凶徒，在各地拦截抢劫。杨公熙到达后，东益州刺史魏子建秘密写信给张普惠，说杨公熙原本是藩国的后裔，那些与他见面的氐族部落，必定会有私下的勾结，建议应当加以防备。张普惠于是下令传召杨公熙，让他前往南秦。杨公熙果然已经秘密派遣他的堂兄山虎与吴富共同谋反，又随意谈论自己的乡里之事，煽动氐族各部，谎称与南秦刺史崔游有矛盾，拒绝前往南秦。粮食运到平落时，吴富等人果然胁迫运输车队，这实际上是杨公熙暗中派遣的。后来吴富虽然被身边的人杀死，但他的党羽仍然势力强盛。秦州所管辖的武都、武阶二郡，粮食大多得以运到。东益的氐族各部先前已经归顺，因此广业、仇鸠、河池三城的粮食得以运入。而应当运往东益的十万石粮食，都滞留耗费，一粒也没有运到，戍守的士兵因此遭受饥荒，都怨恨张普惠的谋划不够周全。事情结束后，张普惠上奏表弹劾杨公熙。返回朝廷后，被赏赐一百段绢布。
当时朝廷下诏寻访冤屈之事，张普惠上奏疏说：
《诗经》中说 “文王的子孙，本支百世相传”，《易经》中说 “大君有天命，开创国家、继承家业”，都是为了彰明德行、和睦亲人，使宗室子弟成为国家的屏障、辅佐君主的栋梁。汉高祖册封爵位时的誓言说：“即使黄河变得像衣带一样狭窄，泰山变得像磨刀石一样矮小，封国也将永远存在，一直延续到子孙后代。” 又用丹书铁券作为凭证，用白马盟誓来巩固。历史上有因为势力强大而被分封为王，因为犯罪而被削减封邑的人，大概是有的；但从未听说过父亲奠定基业、儿子继承，世代都是忠诚贤良之人，却因为一死就被削减封邑，成为固定典章的情况。因此尚书令臣元肇，不能远考古代的道义，近究先帝的旨意，认为最初册封的诏令中，有亲王二千户、始蕃一千户、二蕃五百户、三蕃三百户的规定，就认为这是按照亲疏关系世代递减的法则；又因为开国五等爵位的规定中有可以削减的说法，就认为这是世代递减的趋势。于是制定规则上奏请求削减封邑，声称这是高祖的本意，并且得到了陛下的批准。这种差错的产生，实在是太严重了。导致功勋贵族、皇室宗亲心怀委屈，无论是在世的还是去世的都蒙受冤屈，纷争诉讼连年不断，无法平息。
臣于是深入研究先前的诏令和规则，详细探究这件事，发现按照世代变迁削减封邑，古今都没有依据。又查阅诏书，声称过去的规定不可采纳，如今才开始陈述理由，怎能混为一谈，不区分时间的远近呢？因此乐良王、乐安王，属于同一蕃国却有不同的封邑；广阳王、安丰王，亲属关系不同却有相同的封户。安定王的嫡子，封邑与亲王相同；河间王是皇室近亲，却按照蕃王的标准享受封邑。这正是太和年间下达的诏令，最初册封的等级，是同时树立功勋贵族和皇室宗亲，并非世代递减的有力证明。博陵王继承爵位，也在太和年间，当时并没有世代递减的规定，因为他的父亲曾经享受全额封邑，封户足够充实本封，因此与最初册封的亲王相同，从现在的制度开始削减。如此看来，削减的是超出足够封户之外的部分，充实的是在削减范围之内的部分。削减和充实的旨意，只是针对贡品和俸禄而言。想要让诸王开国后，不能独自占有封邑中的百姓，赋役的差别，要体现贵贱等级。大概是参照《周礼》中公、侯、伯、子、男的贡税制度，王享受封邑赋税的一半，公享受三分之一，侯、伯享受四分之一，子、男享受五分之一。因此新兴王的封户能够足够充实本封，清渊侯的官吏大多削减封户。因此最初册封和继承爵位，所说的削减，是指按照贡税标准削减，所说的享受，是指从封国中获得俸禄，这实在是高祖宽厚的诏令。削减和充实的道理，圣明的君主自然能够解释清楚，在史书典籍中，还有未能详尽记载的地方。当时尚书臣元琇对削减和充实的参差不齐表示疑问，先帝又下旨加以判断，阐明削减的旨意，因此世人对世代递减的说法不再有疑问。而臣元肇不考察以往的事情，说五等爵位有可以削减的规则，就把它当作世代递减的法则；认为诸王的封邑有亲疏等级，就把它当作世代削减的条款。妄自曲解先帝的旨意，附和世代削减的说法。用这种做法来危害天下，百姓怎么会顺从呢！因此太傅、任城文宣王臣元澄，辅佐朝廷多代，见识通达古今，担任尚书期间，恳切坚持请求，孜孜不倦地要求重新商议。但得到的旨意是不允许，这件事就此停止。
另外，律法中规定犯罪可以依照亲属关系减罪，包括先帝的缌麻亲；而政令中规定给予亲属的抚恤，只限于当世有服丧关系的人。律法与政令相互违背，恩惠的等级各不相同。使得皇室七庙的远代子孙，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嫡子继承封爵则爵禄无穷，旁支庶子则在亲属范围内被贬低断绝。榜样没有树立起来，亿万百姓会怎么看待呢？一个人发出叹息，尚且被认为是治理上的缺失。如今诸王和五等爵位的贵族，都声称自己受到了冤屈；七庙的子孙，都诉说自己的痛苦。申诉的案件，堆满了尚书省的官署，朝廷内外的议论，都在说他们的苦难。这恐怕不是先王建立万国、亲近诸侯、和睦九族的本意。
臣有幸担任现在的官职，至今已有五年，探究先帝的旨意和相关规则，认为没有世代递减封邑的道理。请求近遵高祖削减俸禄的谋略，远循历代任用贤才的诰命，贬退依据九伐之法，晋升依据九仪之礼，这样刑罚就会有伦次，封爵不会被无故削减。这正是文王之所以谨慎行事，不敢欺侮鳏寡孤独之人的原因，更何况是对公、侯、伯、子、男呢？如今陛下下诏寻访冤屈积压之事，愚臣认为这是最大的冤屈。请求查阅过去赏赐封爵的诏令，以及各项规则，对被削减的封邑和请求恢复的事项，每件事都进行详细审查。诸王的封国，凡是没有因为犯罪被削减的，都请求恢复原来的封邑。那些过去曾经享受全额封邑，封户足够充实本封，现在按照现行制度被削减的，按照以前的标准，他们的俸禄比皇室近亲还多，要是全部剥夺，那么削减多余封户的规则就无法施行，愚臣认为俸禄应当按照他们所应享受的标准发放。如果这样，那么封户较少的蕃王，粮食布帛仍然按照原来的封邑标准发放，虽然封邑的数量有盈余和削减的区别，但都能得到相应的待遇。秦州既有全额封户的情况，也有封户充足的情况，因此不能与新册封的蕃王享受相同的俸禄。对亲属的抚恤所应遵循的标准，请依照律法来判断。亲近亲属、尊崇贤才，封爵和职位必须根据功劳来确立。尊崇贤才来管理百姓，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亲近亲属来治理宗族，难道可以抛弃吗？如果承蒙陛下允许，请求从下旨判断之日开始施行，此前官员的俸禄等级，因为年代久远不再追究。
臣又听闻，彰明德行、谨慎刑罚，文王因此缔造了周朝；君臣都有纯一的德行，殷汤因此推翻了夏朝。因此能够做到上令下行，如同风吹草伏一样；百姓畏惧君主如同畏惧雷电，敬重君主如同敬重神明。因此天子以天下为家，安抚万国，如同上天无所不覆，大地无所不载。迁都洛阳的举措，使天下百姓纷纷前来归附，恩泽所及，惠及地位低微的人。难道州牧、郡守、县令、县丞、县尉、治中、别驾以及各位军幢将领，接受朝廷的任命，却不能享受这份恩泽吗？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就像云雨分布不均，臣认为这是当时有关部门执行诏令不够恰当造成的。凭什么证明呢？臣查阅世宗的诏书，百官普遍晋升一级，其中有朝臣、刺史在当时就受到褒奖提拔，那么朝廷内外无论贵贱，都能享受这份恩泽。又查阅后续的奏复，称恩泽惠及地位低微的人，表明没有遗漏。从此以后，人们随心所欲地议论纷纷，满朝官员都嫌晋升的等级太少，混淆视听。朝廷以普遍晋升之前为界限，又以年份来划分。六年、三年的考核，随意折算；普遍晋升之前、之后的年份，相互隔绝。使得如同纶丝般明确的诏令，在一朝之内就被中断。普遍晋升之前六年考核为上等的人，完全不能得到晋升；三年考核为上等的人，只得到半级晋升。普遍晋升之前和之后考核合并计算的人，被隔绝而不能晋升；没有考核的人，没有折算却能全额晋升。普遍晋升之前和之后，有考核和没有考核的人，都能全额晋升。这种是否晋升的标准相互矛盾，勤勉的旧臣更加感到委屈。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易经》中说：“言行，是君子用来感动天下的，怎能不谨慎呢！” 言论不被听从，就无法抑制不满情绪，于是上奏请求剥夺州牧、郡守的地方俸禄，完全不给予普遍晋升。散官改为四年考核一次，普遍晋升之前的官员八年晋升一级。政令不一致，冤屈诉讼更加严重，给予晋升又加以剥夺，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导致拦驾击鼓申诉的人，没有理由加罪于他们；诽谤朝廷、扰乱视听的人，没有言辞来压制他们。闲言碎语由此产生，怠慢叛逆由此兴起。
琴瑟的音调不和谐，就应当重新调整琴弦。贤能的人，是国家的根本，怎能抛弃呢？《诗经》中说：“快乐的君子，是国家和家族的根基。”《尧典》中说：“能够彰明俊才大德。”《吕刑》中说：“为什么不选择贤能的人呢？”《周官》中说：“官员不一定追求完备，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咎繇》中说：“不要让百官虚设，上天的功业要由人来完成。”《诗经》中说：“贤能的人如果去世，国家就会衰败。” 又说：“雨水滋润公田，也惠及我的私田。” 孔子说：“不担忧贫穷而担忧分配不均。” 如此说来，官员必须选择贤能之人，普遍晋升应当广泛施行。请求远遵正始初年的旨意，近依圣明的两次普遍晋升制度，朝廷内外的百官，都晋升一级，不按照普遍晋升之前的考核折算，不因为担任散官而增加年限，那么就会像同一片云彩降下甘露，四海之内都能得到均等的恩惠。如果认为不可行，应当以权宜之理来折算。
《易经》中说：“圣人最宝贵的东西是地位，用来巩固地位的是仁德。”《春秋传》中说：“第一要务是选择人才。” 如此说来，可以不进行普遍晋升，但不能没有考核，如果州牧、郡守的普遍晋升已经被追夺，那么百官的普遍晋升，也不应该独自享受。广泛的恩泽既然已经收回，又有谁敢怨恨呢！三年一次的考核，始于太和年间；四年一次的晋升，通行于景明年间。根据职务的繁忙与清闲，俸禄和人力配备有相应的增减。地方官员因为事务较少而被降职，但考核仍然是三年一次；朝廷官员的俸禄与平级官员相同，却要四年才晋升一级。考核和俸禄不一致，每个人都声称自己受到了冤屈。况且一天从军出征戍守，比常年担任繁忙的职务还要辛苦；专门被派遣处理事务，比地方官员常年在任还要繁重。如果统一改为三年一次考核，不因为普遍晋升而隔绝折算，那么每个人都能得到应有的待遇，也足以暂时堵住众人的口舌，安抚远方的百姓。
太阳偏西时才寻求贤才，尚且会有所遗漏，何况不遵循选择人才的训诫，只根据任职时间的长短来晋升呢？从今以后，考核贬黜希望依据 “三宅”（指居宅、田宅、邑宅，引申为考察官员的政绩、品行、才能）来改变官员的心意，选拔晋升希望依据 “三俊”（指德才兼备的人）来确立德行。《尚书》中说：“举荐能够胜任官职的人，是你的才能；举荐不能胜任官职的人，是你的失职。” 这是周朝的治国之道能够保佑君主、安定百姓的原因，臣怎敢不恭敬地遵守。臣身为尚书右丞，辅佐考察冤屈诉讼，日夜思考，认为应当加以纠正，愚臣固执地陈述这些意见，想必没有值得采纳的地方。
张普惠出任左将军、东豫州刺史。淮南地区的九个戍守点、十三个郡，仍然沿袭萧衍时期的旧弊，不同郡、不同县的百姓交错居住，张普惠于是依次核查登记，合并削减郡县，上奏表陈述情况。朝廷下诏批准了他的请求。地方官员因此管理有方，奸邪盗贼不再兴起，百姓认为这样很便利。萧衍派遣将领胡广前来侵犯安阳，军主陈明祖等人胁迫白沙、鹿城两个戍守点，萧衍又派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田僧达等人暗中攻陷石头戍，径直占据安陂城；郢州新塘的贼寇，距离州城西边只有几十里。张普惠先后命令将领率军抵抗，都将敌军击败。
张普惠不经营财产家业，喜好举荐人才，对老朋友敦厚真诚。冀州人侯坚固年轻时与他一同游学，早年去世，侯坚固的儿子侯长瑜，张普惠每次在四季领取俸禄时，没有不减少自己的份额来供给侯长瑜衣食的。等到担任豫州刺史后，上奏举荐侯长瑜出仕为官，携带他的全家加以救助供养。孝昌元年（公元 525 年）三月，在豫州去世，时年五十八岁。追赠平北将军、幽州刺史，谥号为宣恭。
长子张荣俊，武定末年，担任齐王相府属官。
张荣俊的弟弟张龙子，担任扬州骠骑府长史。
史臣说：孙绍是关右地区的士人，又能够议论当世事务，这是他的志向所在。张普惠通晓典章制度，担任官职刚正不阿，刚毅不屈，具有帝王之臣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