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传》。父韬，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为慕容垂太尉从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韬为丞相参军。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见而异之，叹曰：“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但恐吾不见耳。”年十余，奉祖父丧还本郡，推财与二弟而为沙门，名法净。未久而罢。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
神三年，世祖舅阳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将军，镇鄴，以允为从事中郎，年四十余矣。超以方春而诸州囚多不决，乃表允与中郎吕熙等分诣诸州，共评狱事。熙等皆以贪秽得罪，唯允以清平获赏。府解，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四年，与卢玄等俱被征，拜中书博士。迁侍郎，与太原张伟并以本官领卫大将军、乐安王范从事中郎。范，世祖之宠弟，西镇长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称之。寻被征还，允曾作《塞上翁诗》，有混欣戚，遗得丧之致。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西讨上邽，复以本官参丕军事。语在《丕传》。凉州平，以参谋之勋，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
后诏允与司徒崔浩述成《国记》，以本官领著作郎。时浩集诸术士，考校汉元以来，日月薄蚀、五星行度，并识前史之失，别为魏历，以示允。允曰：“天文历数不可空论。夫善言远者必先验于近。且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乃历术之浅。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人讥今犹今之讥古。”浩曰：“所谬云何？”允曰：“案《星传》，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浩曰：“欲为变者何所不可，君独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来？”允曰：“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审之。”时坐者咸怪，唯东宫少傅游雅曰：“高君长于历数，当不虚也。”后岁余，浩谓允曰：“先所论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语，以前三月聚于东井，非十月也。”又谓雅曰：“高允之术，阳元之射也。”众乃叹服。允虽明于历数，初不推步，有所论说。唯游雅数以灾异问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难，既知复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问此？”雅乃止。
寻以本官为秦王翰傅。后敕以经授恭宗，甚见礼待。又诏允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与论刑政，言甚称旨。因问允曰：“万机之务，何者为先？”是时多禁封良田，又京师游食者众。允因言曰：“臣少也贱，所知唯田，请言农事。古人云：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田三万七千顷。若勤之，则亩益三斗，不勤则亩损三斗。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若公私有储，虽遇饥年，复何忧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
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世祖，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寻发觉。黑子请计于允曰：“主上问我，为首为讳乎？”允曰：“公帷幄宠臣，答诏宜实。又自告忠诚，罪必无虑。”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等咸言首实罪不可测，宜讳之。黑子以览等为亲己，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诱我死，何其不直！”遂与允绝。黑子以不实对，竟为世祖所疏，终获罪戮。
是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扌剽性巧佞，为浩信待。见浩所注《诗》、《论语》、《尚书》、《易》，遂上疏，言马、郑、王、贾虽注述《六经》，并多疏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藏之秘府。班浩所注，命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表荐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笔之迹。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闵湛所营，贫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无类矣。”未几而难作。
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书省。恭宗使东宫侍郎吴延召允，仍留宿宫内。翌日，恭宗入奏世祖，命允骖乘。至宫门，谓曰：“入当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请曰：“为何等事也？”恭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见帝。恭宗曰：“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同处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虽与浩同事，然允微贱，制由于浩。请赦其命。”世祖召允，谓曰：“《国书》皆崔浩作不？”允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同作。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多于浩。”世祖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严重，允是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备问，皆云浩作。”世祖问：“如东宫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谬参著作，犯逆天威，罪应灭族，今已分死，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乞命耳。实不问臣，臣无此言。臣以实对，不敢迷乱。”世祖谓恭宗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难，而能临死不移，不亦难乎！且对君以实，贞臣也。如此言，宁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前，使人诘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时世祖怒甚，敕允为诏，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频诏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诏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直以犯触，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执允。恭宗拜请。世祖曰：“无此人忿朕，当有数千口死矣。”浩竟族灭，余皆身死。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恭宗后让允曰：“人当知机，不知机，学复何益？当尔之时，吾导卿端绪，何故不从人言，怒帝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东野凡生，本无宦意。属休延之会，应旌弓之举，释谒凤池，仍参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荣曜当时，孤负圣恩，自贻灰灭。即浩之迹，时有可论。浩以蓬蒿之才，荷栋梁之重，在朝无謇谔之节，退私无委蛇之称，私欲没其公廉，爱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然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大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动容称叹。允后与人言，我不奉东宫导旨者，恐负翟黑子。
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允谏曰：“天地无私，故能覆载；王者无私，故能包养。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于山，藏珠于渊，示天下以无私，训天下以至俭。故美声盈溢，千载不衰。今殿下国之储贰，四海属心，言行举动，万方所则，而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阝，与民争利，议声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获，何欲而弗从？而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昔虢之将亡，神乃下降，赐之土田，卒丧其国。汉之灵帝，不修人君之重，好与宫人列肆贩卖，私立府藏，以营小利，卒有颠覆倾乱之祸。前鉴若此，甚可畏惧。夫为人君者，必审于择人。故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商书》云：‘无迩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矣。武王爱周、邵、齐、毕，所以王天下。殷纣爱飞廉、恶来，所以丧其国。历观古今存亡之际，莫不由之。今东宫诚曰乏人，俊乂不少。顷来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选。故愿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亲近忠良，所在田园，分给贫下，畜产贩卖，以时收散。如此则休声日至，谤议可除。”恭宗不纳。
恭宗之崩也，允久不进见。后世祖召，允升阶歔欷，悲不能止。世祖流泪，命允使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谓曰：“高允无何悲泣，令至尊哀伤，何也？”世祖闻之，召而谓曰：“汝不知高允悲乎？”左右曰：“臣等见允无言而泣，陛下为之悲伤，是以窃言耳。”世祖曰：“崔浩诛时，允亦应死，东宫苦谏，是以得免。今无东宫，允见朕因悲耳。”
允表曰：“往年被敕，令臣集天文灾异，使事类相从，约而可观。臣闻箕子陈谟而《洪范》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测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恶而验以灾异，随其失得而效以祸福，天人诚远，而报速如响，甚可惧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数，以自修饬。厥后史官并载其事，以为鉴诫。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见汉祚将危，权归外戚，屡陈妖眚而不见纳。遂因《洪范》、《春秋》灾异报应者而为其传，觊以感悟人主，而终不听察，卒以危亡。岂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则天，睿鉴自远，钦若稽古，率由旧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鉴，前皇所不逮也。臣学不洽闻，识见寡薄，惧无以裨广圣听，仰酬明旨。今谨依《洪范传》、《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辞，凡为八篇。”世祖览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灾异，亦岂减崔浩乎？”及高宗即位，允颇有谋焉。司徒陆丽等皆受重赏，允既不蒙褒异，又终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类也。
给事中郭善明，性多机巧，欲逞其能，劝高宗大起宫室。允谏曰：“臣闻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紫楼临望可以观望远近。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土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之众，其所损废，亦以多矣。推之于古，验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诚圣主所宜思量。”高宗纳之。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业，而风俗仍旧，婚娶丧葬，不依古式，允乃谏曰：
前朝之世，屡发明诏，禁诸婚娶不得作乐，及葬送之日歌谣、鼓舞、杀牲、烧葬，一切禁断。虽条旨久颁，而俗不革变。将由居上者未能悛改，为下者习以成俗，教化陵迟，一至于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于寡妻，及于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为政者先自近始。《诗》云：“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举动，不可不慎。
《礼》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今诸王纳室，皆乐部给伎以为嬉戏，而独禁细民，不得作乐，此一异也。
古之婚者，皆拣择德义之门，妙选贞闲之女，先之以媒娉，继之以礼物，集僚友以重其别，亲御轮以崇其敬，婚姻之际，如此之难。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长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嫔籓懿。失礼之甚，无复此过。往年及今，频有检劾。诚是诸王过酒致责，迹其元起，亦由色衰相弃，致此纷纭。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礼限，此二异也。
万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为礼制，所以养生送死，折诸人情。若毁生以奉死，则圣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见，故深藏之。昔尧葬谷林，农不易亩；舜葬苍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为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宝货不可计数，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尧舜之俭，始皇之奢，是非可见。今国家营葬，费损巨亿，一旦焚之，以为灰烬。苟靡费有益于亡者，古之臣奚独不然？今上为之不辍，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异也。
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凭，致食飨之礼。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渎乱情礼，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绝，此四异也。
夫飨者，所以定礼仪，训万国，故圣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饮，肴乾而不食，乐非雅声则不奏，物非正色则不列。今之大会，内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仪式。又俳优鄙艺，污辱视听。朝庭积习以为美，而责风俗之清纯，此五异也。
今陛下当百王之末，踵晋乱之弊，而不矫然厘改，以厉颓俗，臣恐天下苍生，永不闻见礼教矣。
允言如此非一，高宗从容听之。或有触迕，帝所不忍闻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辄求见，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
或有上事陈得失者，高宗省而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作书于人中谏之，使人知恶，而于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于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论，至朕所不乐闻者，皆侃侃言说，无所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闻一正言，但伺朕喜时求官乞职。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作郎。汝等不自愧乎？”于是拜允中书令，著作如故。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高宗叹息曰：“古人之清贫岂有此乎！”即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允频表固让，高宗不许。初与允同征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数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自给。
初，尚书窦瑾坐事诛，瑾子遵亡在山泽，遵母焦没入县官。后焦以老得免，瑾之亲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护在家。积六年，遵始蒙赦。其笃行如此。转太常卿，本官如故。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载。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梁祚论名字贵贱，著议纷纭。允遂著《名字论》以释其惑，甚有典证。复以本官领秘书监，解太常卿，进爵梁城侯，加左将军。
初，允与游雅及太原张伟同业相友，雅尝论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无也。而前史载卓公宽中，文饶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矣，未尝见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为‘文子’。崔公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谴，起于纤微，及于诏责，崔公声嘶股战不能言，崇钦已下伏地流汗，都无人色。高子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明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称善。仁及僚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谓矫矫者，更在斯乎？崇爱之任势也，威振四海。尝召百司于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毕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谓风节者，得不谓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内，崔亦漏之于形外。钟期止听于伯牙，夷吾见明于鲍叔，良有以也。”其为人物所推如此。
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恆呼为“令公”。“令公”之号，播于四远矣。高宗崩，显祖居谅暗，乙浑专擅朝命，谋危社稷。文明太后诛之，引允禁中，参决大政。又诏允曰：“自顷以来，庠序不建，为日久矣。道肆陵迟，学业遂废，子衿之叹，复见于今。朕既篡统大业，八表晏宁，稽之旧典，欲置学官于郡国，使进修之业，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旧德，宜与中、秘二省参议以闻。”允表曰：“臣闻经纶大业，必以教养为先；咸秩九畴，亦由文德成务。故辟雍光于周诗，泮宫显于《鲁颂》。自永嘉以来，旧章殄灭。乡闾芜没《雅颂》之声，京邑杜绝释奠之礼。道业陵夷，百五十载。仰惟先朝每欲宪章昔典，经阐素风，方事尚殷，弗遑克复。陛下钦明文思，纂成洪烈，万国咸宁，百揆时叙。申祖宗之遗志，兴周礼之绝业，爰发德音，惟新文教。搢绅黎献，莫不幸甚。臣承旨敕，并集二省，披览史籍，备究典纪，靡不敦儒以劝其业，贵学以笃其道。伏思明诏，玄同古义。宜如圣旨，崇建学校以厉风俗。使先王之道，光演于明时；郁郁之音，流闻于四海。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关经典、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与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显祖从之。郡国立学，自此始也。
后允以老疾，频上表乞骸骨，诏不许。于是乃著《告老诗》。又以昔岁同征，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征士颂》，盖止于应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则阙焉。群贤之行，举其梗概矣。今著之于下：
中书侍郎、固安伯范阳卢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绰茂祖
河内太守、下乐侯广宁燕崇玄略
上党太守、高邑侯广宁常陟公山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李钦道赐
河西太守、饶阳子博陵许堪祖根
中书郎、新丰侯京兆杜铨士衡
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京兆韦阆友规
京兆太守赵郡李诜令孙
太常博士、钜鹿公赵郡李灵虎符
中书郎中、即丘子赵郡李遐仲熙
营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张传仲业
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迈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祖侃士伦
东郡太守、蒲县子中山刘策
濮阳太守、真定子常山许琛
行司隶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书郎燕郡刘遐彦鉴
中书郎、武恆子河间邢颖宗敬
沧水太守、浮阳侯勃海高济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门李熙士元
秘书监、梁郡公广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兴祖
广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长乐潘天符
郡功曹长乐杜熙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张纲
中书郎上谷张诞叔术
秘书郎雁门王道雅
秘书郎雁门闵弼
卫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马从事中郎上谷侯辩
陈留郡太守、高邑子赵郡吕季才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资伏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宁，汉武以得贤为盛。此载籍之所记，由来之常义。魏自神已后，宇内平定，诛赫连积世之僭，扫穷发不羁之寇，南摧江楚，西荡凉域，殊方之外，慕义而至。于是偃兵息甲，修立文学，登延俊造，酬谘政事。梦想贤哲，思遇其人，访诸有司，以求名士。咸称范阳卢玄等四十二人，皆冠冕之胄，著问州邦，有羽仪之用。亲发明诏，以征玄等。乃旷官以待之，悬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余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称记。尔乃髦士盈朝，而济济之美兴焉。昔与之俱蒙斯举，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以为千载一时，始于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谢，同征之人，凋歼殆尽。在者数子，然复分张。往昔之忻，变为悲戚。张仲业东临营州，迟其还返，一叙于怀，齐衿于垂殁之年，写情于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复至殒殁。在朝者皆后进之士，居里者非畴昔之人，进涉无寄心之所，出入无解颜之地。顾省形骸，所以永叹而不已。夫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长言寄意。不为文二十年矣，然事切于心，岂可默乎？遂为之颂，词曰：
紫气干霄，群雄乱夏，王袭徂征，戎车屡驾。扫荡游氛，克剪妖霸，四海从风，八垠渐化。政教无外，既宁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贤举逸，岩隐投竿，异人并出。
亹癖卢生，量远思纯，钻道据德，游艺依仁。旌弓既招，释褐投巾，摄齐升堂，嘉谋日陈。自东徂南，跃马驰轮，僭冯影附，刘以和亲。
茂祖茕单，夙离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道。敦心《六经》，游思文藻，终辞宠命，以之自保。
燕、常笃信，百行靡遗，位不苟进，任理栖迟。居冲守约，好让善推，思贤乐古，如渴如饥。
子翼致远，道赐悟深，相期以义，相和若琴。并参幕府，俱发德音，优游卒岁，聊以寄心。
祖根运会，克光厥猷，仰缘朝恩，俯因德友。功虽后建，禄实先受，班同旧臣，位并群后。
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华，交不遗旧。以产则贫，论道则富，所谓伊人，实邦之秀。
卓矣友规，禀兹淑亮，存彼大方，摈此细让。神与理冥，形随流浪，虽屈王侯，莫废其尚。
赵实名区，世多奇士，山岳所钟，挺生三李。矫矫清风，抑抑容止，初九而潜，望云而起。诜尹西都，灵惟作传，垂训皇宫，载理云雾。熙虽中夭，迹阶郎署，余尘可挹，终亦显著。
仲业渊长，雅性清到，宪章古式，绸缪典诰。时值险难，常一其操。纳众以仁，训下以孝，化被龙川，民归其教。
迈则英贤，侃亦称选，闻达邦家，名行素显。志在兼济，岂伊独善，绳匠弗顾，功不获展。
刘、许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骋说，入献其功。輶轩一举，挠燕下崇，名彰魏世，享业亦隆。
道茂夙成，弱冠播名，与朋以信，行物以诚。怡怡昆弟，穆穆家庭，发响九皋，翰飞紫冥。频在省闼，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
猗欤彦鉴，思参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耻于下，乃谢朱门，归迹林野。
宗敬延誉，号为四俊，华藻云飞，金声夙振。中遇沈彖，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
高沧朗达，默识渊通，领新悟异，发自心胸。质侔和璧，文炳雕龙，耀姿天邑，衣锦旧邦。
士元先觉，介焉不惑，振袂来庭，始宾王国。蹈方履正，好是绳墨，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孔称游夏，汉美渊云，越哉伯度，出类逾群。司言秘阁，作牧河汾，移风易俗，理乱解纷。融彼滞义，涣此潜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
崔、宋二贤，诞性英伟，擢颖闾阎，闻名象魏。謇謇仪形，邈邈风气，达而不矜，素而能贲。
潘符扌票尚，杜熙好和，清不洁流，浑不同波。绝希龙津，止分常科，幽而逾显，损而逾多。
张纲柔谦，叔术正直，道雅洽闻，弼为兼识。拔萃衡门，俱渐鸿翼，发愤忘餐，岂要斗食。率礼从仁，罔愆于式，失不系心，得不形色。
郎苗始举，用均已试，智足周身，言足为治。性协于时，情敏于事，与今而同，与古曷异。
物以利移，人以酒昏，侯生洁己，唯义是敦。日纵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门。
季才之性，柔而执竞，郕彼南秦，申威致命。诱之以权，矫之以正，帝道用光，边土纳庆。
群贤遭世，显名有代，志竭其忠，才尽其概。体袭朱裳，腰纽双佩，荣曜当时，风高千载。君臣相遇，理实难偕，昔因朝命，举之克谐。披衿散想，解带舒怀，此忻如昨，存亡奄乖。静言思之，中心九摧，挥毫颂德，漼尔增哀。
皇兴中，诏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庙，谓允曰：“此简德而行，勿有辞也。”后允从显祖北伐，大捷而还，至武川镇，上《北伐颂》，其词曰：“皇矣上天，降鉴惟德，眷命有魏，照临万国。礼化丕融，王猷允塞，静乱以威，穆民以则。北虏旧隶，禀政在番，往因时囗，逃命北辕。世袭凶轨，背忠食言，招亡聚盗，丑类实繁。敢率犬羊，图纵猖蹶，乃诏训师，兴戈北伐。跃马里粮，星驰电发，扑讨虔刘，肆陈斧钺。斧钺暂陈，馘剪厥旅，积骸填谷，流血成浦。元凶狐奔，假息穷墅，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苇，翼翼圣明，有兼斯美。泽被京观，垂此仁旨，封尸野获，惠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贯幽冥，泽渐殊域。物归其诚，神献其福，遐迩斯怀，无思不服。古称善兵，历时始捷，今也用师，辰不及浃。六军克合，万邦以协，义著春秋，功铭玉牒，载兴颂声，播之来叶。”显祖览而善之。
又显祖时有不豫，以高祖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诸大臣以次召问。允进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劳神听，愿陛下上思宗庙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显祖于是传位于高祖，赐帛千匹，以标忠亮。又迁中书监，加散骑常侍。虽久典史事，然而不能专勤属述，时与校书郎刘模有所缉缀，大较续崔浩故事，准《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自高宗迄于显祖，军国书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荐高闾以自代。以定议之勋，进爵咸阳公，加镇东将军。
寻授使持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允秋月巡境，问民疾苦。至邵县，见邵公庙废毁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阙而不礼，为善者何望？”乃表闻修葺之。允于时年将九十矣，劝民学业，风化颇行。然儒者优游，不以断决为事。后正光中，中散大夫、中书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帅郡中故老，为允立祠于野王之南，树碑纪德焉。
太和二年，又以老乞还乡里，十余章，上卒不听许，遂以疾告归。其年，诏以安车征允，敕州郡发遣。至都，拜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固辞不许。又扶引就内，改定《皇诰》。允上《酒训》曰：
臣被敕论集往世酒之败德，以为《酒训》。臣以朽迈，人伦所弃，而殊恩过隆，录臣于将殁之年，勖臣于已坠之地。奉命惊惶，喜惧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睿哲之姿，抚临万国，太皇太后以圣德之广，济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称赖。然日昃忧勤，虚求不已，思监往事，以为警戒。此之至诚，悟通百灵，而况于百官士民？不胜踊跃，谨竭其所见，作《酒训》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废，辞义鄙拙，不足观采。伏愿圣慈，体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词曰：
自古圣王，其为飨也，玄酒在堂而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于滋味。虽泛爵旅行，不及于乱。故能礼章而敬不亏，事毕而仪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将何以范时轨物，垂之于世？历观往代成败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数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陈诰，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毙，穆生不饮而身光。或长世而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为状，变惑情性，虽曰哲人，孰能自竞？在官者殆于政也，为下者慢于令也，聪达之士荒于听也，柔顺之伦兴于诤也，久而不悛，致于病也。岂止于病，乃损其命。谚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损如刀。言所益者止于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损者夭年乱志，夭乱之损，不亦夥乎？无以酒荒而陷其身，无以酒狂而丧其伦。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师不遵，反将何因。《诗》不言乎：“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朋友之义也。作官以箴之，申谟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则三覆而佩之；言之不善，则哀矜而贷之。此实先王纳规之意。往者有晋，士多失度，肆散诞以为不羁，纵长酣以为高达，调酒之颂，以相眩曜。称尧舜有千钟百觚之饮，著非法之言，引大圣为譬，以则天之明，岂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饮，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钟百觚皆为妄也。
今大魏应图，重明御世，化之所暨，无思不服，仁风敦洽于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诲而不倦，忧勤备于皇情，诰训行于无外。故能道协两仪，功同覆载。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赖。在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己从善，履正存贞。节酒以为度，顺德以为经。悟昏饮之美疾，审敬慎之弥荣。遵孝道以致养，显父母而扬名。蹈闵曾之前轨，遗仁风于后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欤！可不勉欤！
高祖悦之，常置左右。
诏允乘车入殿，朝贺不拜。明年，诏允议定律令。虽年渐期颐，而志识无损，犹心存旧职，披考史书。又诏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贫养薄。可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特赐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赐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寻诏朝晡给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绵绢，每月送给。允皆分之亲故。是时贵臣之门，皆罗列显官，而允子弟皆无官爵。其廉退若此。迁尚书、散骑常侍，时延入，备几杖，问以政治。十年，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绶。朝之大议，皆咨访焉。
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余年，初无谴咎。初，真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义断诸疑事。允据律评刑，三十余载，内外称平。允以狱者民之命也，常叹曰：“皋陶至德也，其后英蓼先亡；刘项之际，英布黥而王。经世虽久，犹有刑之余衅。况凡人能无咎乎？”
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诏以御马车迎允就郊所板殿观瞩。马忽惊奔，车覆，伤眉三处。高祖、文明太后遣医药护治，存问相望。司驾将处重坐，允启陈无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黄门苏兴寿扶持允，曾雪中遇犬惊倒，扶者大惧。允慰勉之，不令闻彻。兴寿称其允接事三年，未尝见其忿色。恂恂善诱，诲人不倦。昼夜手常执书，吟咏寻览。笃亲念故，虚己存纳。虽处贵重，志同贫素。性好音乐，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击节称善。又雅信佛道，时设斋讲，好生恶杀。性又简至，不妄交游。显祖平青齐，徙其族望于代。时诸士人流移远至，率皆饥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徒步造门。允散财竭产，以相赡赈，慰问周至。无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时议者皆以新附致异，允谓取材任能，无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颂，志气犹不多损，谈说旧事，了无所遗。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
初，允每谓人曰：“吾在中书时有阴德，济救民命。若阳报不差，吾寿应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适。犹不寝卧，呼医请药，出入行止，吟咏如常。高祖、文明太后闻而遣医李脩往脉视之，告以无恙。脩入，密陈允荣卫有异，惧其不久。于是遣使备赐御膳珍羞，自酒米至于盐醢百有余品，皆尽时味，及床帐、衣服、茵被、几杖，罗列于庭。王官往还，慰问相属。允喜形于色，语人曰：“天恩以我笃老，大有所赉，得以赡客矣。”表谢而已，不有他虑。如是数日，夜中卒，家人莫觉。诏给绢一千匹、布二千匹、绵五百斤、锦五十匹、杂彩百匹、谷千斛以周丧用。魏初以来，存亡蒙赉者莫及焉，朝庭荣之。将葬，赠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公如故，谥曰文，赐命服一袭。允所制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肓事》，凡百余篇，别有集行于世。允明算法，为算术三卷。子忱袭。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绥远将军、长乐太守。为政宽惠，民庶安之。后例降爵为侯。寻卒。
孙贵宾，袭。除州治中，卒官。
忱弟怀，字士仁。任城王云郎中令、大将军从事中郎，授中散。恬淡退静，不竞世利，在散辈十八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东阳王谘议参军而卒。
子绰，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长八尺，腰带十围，沉雅有度量，博涉经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请、太尉法曹行参军，寻兼尚书祠部郎。以母忧去职。久之，除治书侍御史，转洛阳令。绰为政强直，不避豪贵，邑人惮之。又诏参议律令。迁长兼国子博士，行颍川郡事。诏假节，行泾州刺史。延昌初，迁尚书右丞，参议《壬子历》。肃宗初，司徒清河王怿司马、冠军，又随怿迁太尉司马。其年秋，大乘贼起于冀州，都督元遥率众讨之，诏绰兼散骑常侍，持节，以白虎幡军前招慰。绰信著州里，降者相寻。军还，除汲郡太守，固辞不拜。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聪及绰等朋附高肇，诏并原罪。俄行荥阳郡事，以本将军出除豫州刺史。为政清平，抑强扶弱，百姓爱之，流民归附者二千余户。迁后将军、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四十八。四年九月，诏赠安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简。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参军，稍迁征虏将军、开府掾。早卒。
允弟推，字仲让，小名檀越，早有名誉。太延中，以前后南使不称，妙简行人。游雅荐推应选。诏兼散骑常侍，使刘义隆，南人称其才辩。遇疾卒于建业。朝廷悼惜之。丧还，赠辅国将军、临邑子，谥曰恭，赐命服衣冠。允为之作诔。
推弟燮，字季和，小字淳于，亦有文才。世祖每诏征，辞疾不应。恆讥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从容于家。州辟主簿。卒。
孙市宾，奉朝请、冀州京兆王愉城局参军。愉构逆，市宾逃归京。后除青州安南府司马。永熙中，冠军将军、开府从事中郎。
始神中，允与从叔济、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征。
济，字叔民。初补中书博士，又为楚王傅。真君中，假员外常侍，赐爵浮阳子，使于刘义隆。世祖临江，于行所除盱眙太守，后超授游击将军。寻出除沧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赠镇远将军、冀州刺史，谥曰宣。
子矫，袭。卒，子师袭。
师，字孝则，有学识。历詹事丞、太子舍人、尚书主客郎。转通直散骑侍郎、从事正员郎。累迁光禄少卿，行泾州事。卒，赠龙骧将军、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袭。释褐员外散骑侍郎，领殿中御史。少清简，有文才，曾为五言诗赠太尉属卢仲宣，仲宣甚叹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后为洛州录事参军，不赴。服饵于汲郡白鹿山。未几卒，时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伟，武定末，东宫斋帅。
矫弟遵，自有《传》。
毗，字子翼，乡邑称为长者。官至从事中郎。
孙当，尚书郎。卒，赠乐陵太守，谥曰恭。
初，允所引刘模者，长乐信都人也。少时窃游河表，遂至河南，寻复潜归。颇涉经藉，微有注疏之用。允领秘书、典著作，选为校书郎。允修撰《国记》，与俱缉著。常令模持管龠，每日同入史阁，接膝对筵，属述时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执笔而指授裁断之。如此者五六岁。允所成篇卷，著论上下，模预有功焉。太和初，模迁中书博士，与李彪为僚友，并相爱好。至于训导国胄，甄明风范，远不及彪也。出除颍州刺史。王肃之归阙，路经悬瓠，羁旅究悴，时人莫识。模独给所须，吊待以礼。肃深感其意。及肃临豫州，模犹在郡，微报复之，由是为新蔡太守。在二郡积十年，宽猛相济，颇有治称。正始元年，复出为陈留太守。时年七十余矣，而饰老隐年，昧禁自效。遂家于南颍川，不复归其旧乡矣。
子怀恕，聪率多囗。甚收颍川情和。至襄威将军、本州冠军府功曹参军。
怀恕弟怀逊，颇解医术。历位给事中。卒于左军将军、镇远将军。
史臣曰：依仁游艺，执义守哲，其司空高允乎？蹈危祸之机，抗雷电之气，处死夷然，忘身济物，卒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体邻知命，鉴照穷达，亦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宠四世，终享百龄！有魏以来，斯人而已。僧裕学治有闻，聿修之义也。
译文
高允
高允，字伯恭，是勃海郡人。祖父高泰，在叔父高湖的传记中有记载。父亲高韬，年轻时就以聪慧爽朗闻名，同郡的封懿对他十分敬重仰慕。高韬曾担任慕容垂的太尉从事中郎。太祖（拓跋珪）平定中山后，任命高韬为丞相参军，可惜他英年早逝。高允自幼丧父，却早熟懂事，有着非凡的气度。清河人崔玄伯见到他后十分惊异，赞叹道：“高允内心蕴含着纯洁高尚的品德，外在彰显着文雅明达的气质，必定会成为一代杰出人才，只可惜我恐怕看不到那一天了。” 高允十多岁时，护送祖父的灵柩返回本郡，他把家产让给两个弟弟，自己出家当了和尚，法名法净，没过多久就还俗了。他生性喜爱文学，背着书箱，不远千里求学深造，广泛通晓经史、天文和术数，尤其喜好《春秋公羊传》。后来，郡府征召他担任功曹一职。
神麚三年（公元 430 年），世祖（拓跋焘）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代理征南大将军，镇守邺城，任命高允为从事中郎，当时高允已经四十多岁了。杜超因为正值春季，各州的囚犯大多没有判决，于是上表朝廷，请求派高允与中郎吕熙等人分别前往各州，共同审理案件。吕熙等人都因贪污受贿获罪，只有高允因清廉公正得到了奖赏。幕府解散后，高允回到家乡教书，跟随他学习的学生有一千多人。神麚四年（公元 431 年），高允与卢玄等人一同被朝廷征召，授予中书博士的官职。后来升任侍郎，与太原人张伟一起以本官兼任卫大将军、乐安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拓跋范是世祖宠爱的弟弟，奉命镇守长安，高允在任期间对他多有辅佐补益，秦地的百姓都称赞他。不久，高允被征召回京，他曾创作《塞上翁诗》，诗中蕴含着看淡喜乐忧愁、忘却得失荣辱的意境。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西讨上邽时，又让高允以本官参与拓跋丕的军事事务，相关事迹记载在《拓跋丕传》中。凉州平定后，高允因参谋军事的功劳，被赐予汶阳子的爵位，加授建武将军。
后来，朝廷下诏命令高允与司徒崔浩共同撰写《国记》，高允以本官兼任著作郎。当时崔浩召集了各位术士，考核校对从汉武帝元年以来的日月交食、五星运行轨迹，并且指出了前代史书的失误，另外编撰了魏朝的历法，拿给高允看。高允说：“天文历法不能凭空议论。善于谈论久远之事的人，一定要先在近处得到验证。况且汉武帝元年冬十月，记载五星聚集在东井星宿，这是历法推算上的浅显错误。如今指责汉代史书，却没有发现这个谬误，恐怕后人指责现在就像现在指责古代一样啊。” 崔浩问道：“你说的谬误在哪里？” 高允回答：“根据《星传》记载，金星和水星常常依附太阳运行。冬十月，太阳位于尾宿和箕宿之间，黄昏时分在申南方向沉没，而东井星宿才在寅北方向升起。金星和水星怎么会背离太阳运行呢？这是史官想要神化这件事，不再用常理去推究罢了。” 崔浩说：“想要编造异常现象，什么情况不能发生？你偏偏不怀疑三颗星聚集，却对两颗星的出现感到奇怪？” 高允说：“这不能用空言争论，应该重新仔细考证。” 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奇怪，只有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君擅长历法，他的话不会没有依据。” 过了一年多，崔浩对高允说：“之前你谈论的事情，我本来没有放在心上，等到重新考证，果然像你说的那样，五星是在三月聚集在东井星宿，而不是十月。” 又对游雅说：“高允的历法之术，就像阳元的射箭技艺一样精准。” 众人这才赞叹佩服。高允虽然通晓历法，但从不亲自推算，也很少发表相关议论。只有游雅多次向他询问灾异之事，高允说：“古人有句话，了解这些事情很难，既然了解了又担心泄露天机，不如不了解。天下的精妙道理有很多，何必急于询问这些呢？” 游雅于是不再追问。
不久，高允以本官担任秦王拓跋翰的老师。后来，朝廷下令让他给恭宗（拓跋晃）传授经书，他深受恭宗的礼遇。朝廷又下诏让高允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共同制定律令。世祖召高允商议刑罚政令，高允的言论非常符合世祖的心意。世祖趁机问高允：“国家政务繁多，什么事情应该放在首位？” 当时朝廷禁止百姓开垦良田，而且京城中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人很多。高允于是回答：“我小时候出身贫贱，所知道的只有农事，请允许我谈谈农业。古人说：方圆一里的土地，可耕种的田地有三顷七十亩，方圆百里的土地，可耕种的田地就有三万七千顷。如果辛勤耕种，每亩地可以多收获三斗粮食；如果懒惰懈怠，每亩地就会少收获三斗粮食。方圆百里的土地，粮食增减的数量就有二百二十二万斛，更何况是天下这么广阔的土地呢？如果官府和百姓都有储备，即使遇到荒年，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世祖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废除了田禁，把土地都分给百姓耕种。
起初，崔浩推荐了冀州、定州、相州、幽州、并州的几十位士人，让他们直接担任郡守。恭宗对崔浩说：“之前征召的人才，也是各州郡选拔出来的，他们任职已经很久了，劳苦功高却没有得到回报。现在可以先把这些人补任到之前征召的地方郡县任职，让新征召的人代替他们担任郎官。另外，郡守、县令治理百姓，应该任用有经验的人。” 崔浩坚决争辩，最终还是把新征召的人派往各地担任郡守。高允听说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难逃灾祸了！如果他执意要做错误的事情，还想在君主面前争强好胜，怎么能成功呢？”
辽东公翟黑子深受世祖宠信，他奉命出使并州时，接受了别人赠送的一千匹布，事情很快就被发觉了。翟黑子向高允请教：“皇上问我的时候，我应该坦白交代还是隐瞒呢？” 高允说：“您是皇上身边的宠臣，回答皇上的询问应该如实说明。并且主动坦白自己的忠诚，一定不会被治罪。” 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等人都说，坦白交代的罪责难以预料，应该隐瞒。翟黑子认为崔览等人是为自己着想，反而愤怒地对高允说：“按照你的说法，是引诱我去死，多么不正直啊！” 于是与高允断绝了来往。翟黑子最终没有如实回答世祖的询问，被世祖疏远，最终获罪被杀。
当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檦生性乖巧谄媚，受到崔浩的信任和重用。他们看到崔浩注释的《诗经》《论语》《尚书》《周易》，于是上疏朝廷，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等人虽然注释了《六经》，但都存在很多疏漏和错误，不如崔浩的注释精深微妙。请求朝廷收集国内所有的书籍，收藏在秘府中，颁布崔浩的注释，命令天下人学习。同时请求下令让崔浩注释《礼记》，让后辈能够看到正确的释义。崔浩也上表推荐闵湛有著述的才能。不久，闵湛等人又劝说崔浩把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头上，以求永久流传，想要以此彰显崔浩秉笔直书的事迹。高允听说后，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所做的事情，看似微小，恐怕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的灾祸，我们这些人也会受到牵连而死无葬身之地。” 没过多久，灾祸就发生了。
起初，崔浩被逮捕时，高允正在中书省值班。恭宗派东宫侍郎吴延召来高允，让他留在宫中过夜。第二天，恭宗入宫向世祖奏报，请求让高允陪同乘车。到了宫门口，恭宗对高允说：“进去见到皇上后，我会亲自引导你。如果皇上有什么询问，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回答。” 高允请求说：“是什么事情呢？” 恭宗说：“进去你就知道了。” 入宫见到世祖后，恭宗说：“中书侍郎高允自从在东宫侍奉我以来，已经相处多年，他为人小心谨慎，我非常了解他。虽然他和崔浩一起撰写国史，但高允地位低微，事情都是由崔浩做主。请求皇上赦免他的死罪。” 世祖召来高允，问道：“《国记》都是崔浩一个人撰写的吗？” 高允回答：“《太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撰写的。《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共同撰写的。不过崔浩负责的事务繁多，只是总揽全局而已。至于具体的注释和补充，我撰写的内容比崔浩多。” 世祖大怒，说：“你比崔浩的罪更重，怎么还能活命！” 恭宗说：“皇上威严深重，高允只是个小臣，吓得惊慌失措才语无伦次。我之前已经问过他，他都说《国记》是崔浩撰写的。” 世祖问高允：“东宫说的是实话吗？” 高允说：“我凭借微薄的才能，有幸参与撰写国史，冒犯了皇上的威严，罪该灭族，现在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不敢说假话。殿下因为我长期为他讲授经书，怜悯我才为我求情。他其实并没有问过我，我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只能如实回答，不敢欺骗皇上。” 世祖对恭宗说：“真是正直啊！这也是人之常情难以做到的，面对死亡却能不改变本心，难道不难能可贵吗？而且对君主说实话，是忠臣的表现。像他这样，即使放过一个有罪的人，也应该宽恕他。” 高允最终得以幸免。于是世祖召来崔浩，派人质问他，崔浩惊慌失措，无法回答。高允则一一陈述事情的原委，条理清晰。当时世祖非常愤怒，下令让高允起草诏书，将崔浩以下、僮仆官吏以上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五族。高允对此表示怀疑，迟迟没有起草诏书，世祖多次下诏催促。高允请求再次拜见世祖，然后再起草诏书。世祖下诏让他进见，高允说：“崔浩所犯的罪行，如果还有其他的过失，我不敢知晓。如果仅仅是因为撰写国史冒犯了皇上，那么他的罪还不至于被处死。” 世祖大怒，命令武士把高允抓起来。恭宗连忙下拜求情。世祖说：“如果没有这个人激怒我，就会有几千人被处死了。” 最终，崔浩被灭族，其他人都被处死。宗钦临刑前，感叹道：“高允大概是圣人吧！”
后来，恭宗责备高允说：“人应该审时度势，懂得变通，如果不懂得变通，学习又有什么用处呢？当时我已经给你指明了方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反而激怒皇上到这种地步。每当想起这件事，都让人心惊胆战。” 高允说：“我是一个见识浅陋的普通人，本来就没有做官的意愿。恰逢朝廷征召贤才，我才得以进入仕途，在中书省任职，又参与撰写国史，占据着官职却没有什么功绩，阻碍贤能之人的晋升已经很久了。史书是帝王的真实记录，是后人的借鉴和警戒，现在的人通过它来观察过去，后人通过它来了解现在。因此，帝王的言行举止，没有不详细记载的，所以君主做事一定要谨慎。然而崔浩世代受到朝廷的特殊待遇，在当时荣耀显赫，却辜负了皇上的圣恩，自取灭亡。就崔浩的事迹而言，有些地方也是可以讨论的。崔浩凭借微薄的才能，肩负着国家栋梁的重任，在朝廷中没有正直敢言的气节，退隐后也没有谦逊随和的美名，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蒙蔽了他的公正道理，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记载朝廷的日常事务，谈论国家的得失，这也是史书的基本职责，并没有太多违背常理的地方。而且我和崔浩确实是共同参与了这件事，生死荣辱，按理说不应该有区别。我确实感激殿下的大恩大德，但违背自己的本心苟且偷生，并不是我的意愿。” 恭宗听后深受感动，连连赞叹。后来高允对别人说，我当时不遵从东宫的指示，是担心重蹈翟黑子的覆辙。
恭宗晚年，常常亲近身边的人，经营田园，谋取私利。高允劝谏说：“天地没有私心，所以才能覆盖承载万物；帝王没有私心，所以才能包容养育百姓。古代的圣明君主，以最公正的态度治理天下，所以把金子藏在山中，把珍珠藏在深渊里，向天下人展示自己的无私，用最节俭的道理教导天下人。因此，他们的美名流传千古，永不衰败。现在殿下是国家的储君，天下人都寄予厚望，您的言行举止，都是天下人效仿的榜样。然而您却经营私人田地，畜养鸡犬，甚至在集市上贩卖货物，与百姓争夺利益，议论的声音四处传播，已经无法挽回了。天下是殿下的天下，您拥有四海之内的财富，想要什么不能得到，想做什么不能实现？却要和小商贩争夺这微小的利益。过去虢国将要灭亡的时候，神灵降临，赐给它土地，最终却导致国家灭亡。汉朝的灵帝，不注重君主的尊严，喜欢和宫女在宫中摆摊贩卖，私自设立府库，谋取小利，最终导致国家颠覆混乱。过去的借鉴如此明显，实在令人畏惧。作为君主，一定要谨慎选择人才。所以说，能够了解别人的人是有智慧的，这就连帝王也很难做到。《商书》说：‘不要亲近小人。’孔子也说过：小人亲近他就会无礼，疏远他就会怨恨。周武王喜爱周公、邵公、齐公、毕公，所以能够统治天下。殷纣王喜爱飞廉、恶来，所以导致国家灭亡。纵观古今国家存亡的关键，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现在东宫虽然确实缺乏人才，但有才能的人也不在少数。近年来侍奉在殿下身边的人，恐怕并不是朝廷选拔的贤才。所以希望殿下能够稍微听取我的愚见，斥退奸佞小人，亲近忠诚善良的人，把经营的田园分给贫苦百姓，畜养的牲畜和贩卖的货物，按时收存或散发。这样一来，美好的名声就会日益传扬，诽谤的议论就可以消除了。” 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恭宗去世后，高允很长时间没有进见世祖。后来世祖召见他，高允走上台阶，忍不住抽泣起来，悲伤之情无法抑制。世祖也流下了眼泪，命令高允退下。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相互议论说：“高允无缘无故地哭泣，让皇上也感到悲伤，这是为什么呢？” 世祖听说后，召来他们说：“你们不知道高允为什么悲伤吗？” 身边的人说：“我们看到高允没有说话只是哭泣，陛下也因此悲伤，所以才私下议论。” 世祖说：“崔浩被诛杀的时候，高允也应该被处死，多亏东宫苦苦劝谏，他才得以幸免。现在东宫已经不在了，高允见到我，就想起了东宫，所以才悲伤哭泣。”
高允上表说：“往年接到陛下的诏令，让我收集天文灾异的事情，把同类的事情整理在一起，简洁明了，便于查看。我听说箕子陈述谋略，《洪范》得以成书；孔子记述历史，《春秋》得以著述，这些都是为了彰显历代君主的功德，观察上天的旨意。所以先记录君主的善恶，再用灾异来验证；根据君主的得失，再用祸福来应验。上天和人间虽然相距遥远，但报应却像回声一样迅速，实在令人畏惧。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尊崇天道，遵循历法，来修养自身的。后来的史官都记载了这些事情，作为借鉴和警戒。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看到汉朝的国运将要衰败，权力落入外戚手中，多次向朝廷陈述灾异之事，但没有被采纳。于是他根据《洪范》《春秋》中灾异报应的记载，撰写了《洪范五行传》，希望能够感悟君主，但最终还是没有被听取和察觉，汉朝最终走向了危亡。难道不令人悲哀吗？陛下神明威武，天资聪慧，有远见卓识，尊崇古代的制度，遵循传统的礼仪，前代帝王的言行举止，没有不深入研究借鉴的，这是前代帝王所不及的。我学识浅薄，见闻不广，担心无法帮助陛下拓宽视野，报答陛下的圣明旨意。现在我谨慎地依照《洪范传》《天文志》，选取其中的要点，简化其中的文辞，共整理成八篇。” 世祖阅读后非常满意，说：“高允解读灾异的才能，难道比崔浩差吗？” 等到高宗（拓跋濬）即位，高允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司徒陆丽等人都受到了重赏，高允既没有得到褒奖，也终身没有提及此事。他忠诚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都是这样的。
给事中郭善明，生性机智灵巧，想要施展自己的才能，劝说高宗大规模修建宫殿。高允劝谏说：“我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后，才开始修建都城。他所修建的宫殿，都是在农闲时节进行的，没有在农忙时大兴土木。现在国家建立已经很久了，宫殿已经完备，永安前殿足够用来朝见各国使节，西堂温室足够用来安置皇上的圣体，紫楼可以登高远望，观赏远近的景色。如果想要大规模修建壮丽的宫殿，作为奇异的景观，应该逐步进行，不能仓促行事。计算砍伐木材、运输泥土以及各种杂役，需要两万人，成年男子充当劳役，老人和小孩负责供应粮食，总共需要四万人，半年才能完成。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就会有人受冻。更何况是几万人的劳役，所造成的损失也是非常大的。从古代的情况来看，再结合现在的实际，这是必然的结果。这实在是圣明的君主应该慎重考虑的事情。” 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高允认为高宗继承了太平盛世，但社会风俗仍然没有改变，婚娶丧葬的礼仪，不依照古代的制度。于是高允劝谏说：
前朝的时候，朝廷多次颁布明确的诏令，禁止婚娶时演奏音乐，以及丧葬之日唱歌、跳舞、杀牲、焚烧安葬等行为，全部予以禁止。虽然诏令已经颁布很久了，但风俗仍然没有改变。这大概是因为身居上位的人没有率先改正，身居下位的人已经习以为常，教化衰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过去周文王凭借百里之地，修养德行，推行仁政，先从自己的妻子开始，再推广到兄弟，进而治理国家，最终占据了天下的三分之二。这说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先从身边的人做起。《诗经》说：“你的教化已经推行，百姓都会效仿。” 君主的言行举止，不能不谨慎。
《礼记》说：嫁女儿的人家，三天不熄灭蜡烛；娶媳妇的人家，三天不演奏音乐。现在诸王娶亲，都让乐部提供歌舞艺人来娱乐，却唯独禁止平民百姓演奏音乐，这是第一个不同之处。
古代的婚姻，都是选择有德行道义的人家，挑选贞洁娴静的女子，先通过媒人说媒，再送上礼物，邀请同僚朋友来见证婚礼的庄重，新郎亲自驾车来表示尊敬，婚姻之事，如此艰难。现在诸王十五岁，就被赐予妻子，分开居住。然而所婚配的女子，有的年龄相差很大，有的是罪人的女儿被选入宫中，却与宗王匹配，成为妃嫔。违背礼仪的程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往年到现在，多次有监察弹劾的事情发生。确实是因为诸王饮酒过量而导致过失，但追究其根源，也是因为妻子年老色衰而被抛弃，才导致这些纷争。现在皇子娶妻，大多出自宫中，却要求天下的平民百姓，必须依照礼仪的规定结婚，这是第二个不同之处。
万物有生必有死，古代的圣明君主，制定礼仪制度，是为了保养生者，安葬死者，符合人之常情。如果损害生者来供奉死者，这是圣人所禁止的。然而安葬的意思是收藏，死者不能再见到，所以要把他们深深地埋葬。过去尧安葬在谷林，农夫没有改变耕地；舜安葬在苍梧，集市没有改变店铺的位置。秦始皇修建陵墓，向下挖到三重泉水，里面的金玉珠宝不计其数，但他死后不久，尸体就被焚烧，陵墓也被挖掘。由此可见，尧、舜的节俭，秦始皇的奢侈，是非对错非常明显。现在国家修建陵墓，花费的财物数以亿计，一旦焚烧，就变成了灰烬。如果浪费财物对死者有好处，古代的大臣们难道会不这样做吗？现在皇上不停地这样做，却禁止平民百姓必须停止，这是第三个不同之处。
古代祭祀的时候，一定要设立尸主，排列昭穆的顺序，让死者的灵魂有依托，以表达祭祀的礼仪。现在对于已经安葬的死者，人们只是寻找相貌相似的人来侍奉，如同对待父母一样，亲近如同夫妻，败坏社会风气，亵渎礼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皇上没有禁止，下面的人也没有停止，这是第四个不同之处。
祭祀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礼仪，教化天下，所以圣明的君主非常重视。在祭祀的时候，酒杯满了也不饮酒，菜肴干了也不吃，音乐不是雅乐就不演奏，物品不是正色就不陈列。现在的大型宴会，宫内宫外的人混杂在一起，酒醉后喧哗吵闹，没有任何礼仪规范。还有那些滑稽戏艺人的低俗表演，污染人们的视听。朝廷却把这种积习当作美事，反而要求社会风俗清纯，这是第五个不同之处。
现在陛下处于历代帝王的末期，继承了晋朝混乱的弊端，如果不果断地加以改正，来整顿衰败的风俗，我担心天下的百姓，永远也听不到、看不到礼仪教化了。
高允这样的劝谏不止一次，高宗总是从容地听取他的意见。有时高允的话触犯了高宗，让他难以忍受，高宗就命令身边的人把他扶出去。但如果事情有不妥之处，高允总是请求进见，高宗知道高允的心意，就会提前屏退身边的人，等待他进言。高宗对高允非常敬重，高允常常早晨入宫，傍晚出宫，有时甚至连日住在宫中，朝中大臣都不知道他们谈论的是什么。
有时有人上书陈述朝政的得失，高宗看完后对大臣们说：“君主和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过错，儿子为什么不写下来在众人面前劝谏，让别人知道父亲的过错，而要在私下里隐瞒呢？难道不是因为亲近父亲，担心他的过错在外面彰显吗？现在国家的善恶之事，不能当面陈述，却要上表公开劝谏，这难道不是彰显君主的短处，表明自己的美德吗？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我有过错，他常常当面直言劝谏，即使是我不愿意听的话，他也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来，没有任何回避。我听到了自己的过错，而天下人却不知道他的劝谏，这难道不是忠诚吗？你们在我身边，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正直的话，只是在我高兴的时候请求官职。你们拿着弓箭刀剑侍奉在我身边，只是白白地辛苦，却都做到了公侯的职位。这个人拿着笔辅佐我的国家，只不过是个郎官。你们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仍然兼任著作郎。司徒陆丽说：“高允虽然受到陛下的宠爱和优待，但家境贫寒，穿着粗布衣服，妻子儿女的生活都没有保障。” 高宗愤怒地说：“为什么不早点说！现在看到我任用他，才说他贫穷。” 当天，高宗亲自前往高允的家中，只见只有几间茅草屋，床上铺着粗布被子，身上穿着破旧的棉衣，厨房里只有咸菜而已。高宗叹息说：“古代人的清贫难道也到了这种地步吗？” 立即赏赐给高允五百匹帛、一千斛粟，任命他的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高宗没有同意。起初与高允一同被征召的游雅等人，大多做到了高官，被封侯，甚至高允部下的官吏一百几十人也做到了刺史、二千石的官职，而高允担任郎官二十七年，始终没有得到升迁。当时文武百官都没有俸禄，高允常常让自己的儿子们上山砍柴，以此维持生计。
起初，尚书窦瑾因事被诛杀，他的儿子窦遵逃亡到山林沼泽之中，窦遵的母亲焦氏被官府没收为奴。后来焦氏因为年老被赦免，但窦瑾的亲戚故旧，没有一个人敢收留抚恤她。高允怜悯焦氏年老，把她接到家中保护起来。过了六年，窦遵才得到赦免。高允的深厚德行就是这样。后来高允转任太常卿，仍然兼任原来的官职。高允献上《代都赋》，借此委婉地劝谏朝廷，这篇赋也属于《两都赋》一类的作品，由于文字太多，这里不再记载。当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梁祚争论名字的贵贱，议论纷纷。高允于是撰写了《名字论》来解释他们的疑惑，其中有很多经典的依据。后来高允又以本官兼任秘书监，解除太常卿的职务，晋升爵位为梁城侯，加授左将军。
起初，高允与游雅以及太原人张伟一同求学，结为好友。游雅曾经评论高允说：“喜怒哀乐，是人生来就有的情感。而前代史书记载卓公心胸宽广，文饶气度宏大，心胸狭隘的人并不相信。我与高允相处四十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喜怒之色，这难道不值得相信吗？高允内心文雅明达，外表却柔弱温和，说话迟钝，不善言辞，我常常称呼他为‘文子’。崔浩曾经对我说：‘高允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是一代贤才，所缺少的就是刚正不阿的气节。’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崔浩遭到谴责，起因非常微小，等到皇上降诏责备时，崔浩吓得声音嘶哑，双腿发抖，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人都趴在地上，汗流浃背，面无人色。而高允却能够有条有理地陈述事情的道理，分辨是非，言辞清晰，声音洪亮。圣明的君主为之动容，听的人没有不称赞的。他对同僚朋友仁爱，得以保全自身的吉祥，之前所说的刚正不阿的气节，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崇爱凭借权势，威震四海。他曾经在朝堂上召集百官，王公以下的官员，都望着宫廷的方向跪拜，只有高允独自走上台阶，拱手行礼。由此看来，汲长孺可以躺着见卫青，又有什么不能以平等的礼仪相见呢？之前所说的气节，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而人也不容易被了解。我已经在内心误解了他，崔浩也在外表上看错了他。钟子期只能听懂伯牙的琴声，管仲被鲍叔牙赏识，确实是有原因的。” 高允就是这样被人们推崇。
高宗敬重高允，常常不直呼他的名字，总是称呼他为 “令公”。“令公” 的称号，传遍了四面八方。高宗去世后，显祖（拓跋弘）处于守丧期间，乙浑独揽朝政大权，图谋危害国家。文明太后诛杀了乙浑，把高允召入宫中，参与决策国家大事。文明太后又下诏对高允说：“近年来，学校没有建立，已经很久了。儒家之道衰败，学业荒废，古人感叹学子失学的现象，现在又重新出现了。我已经继承了大业，天下安宁，依照古代的典章制度，想要在各州郡设立学官，让求学的人有地方深造。你是儒家的宗师，元老重臣，在朝廷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德行，应该与中书省、秘书省的官员共同商议，然后上报给我。” 高允上表说：“我听说治理国家的大业，必须把教育放在首位；要使九种治国之道都得到推行，也需要通过文德来完成。所以《诗经》中赞美辟雍的光辉，《鲁颂》中彰显泮宫的重要。自从永嘉之乱以来，古代的典章制度遭到毁灭。乡里之间再也听不到《雅》《颂》的歌声，京城中也废除了祭祀先师的礼仪。儒家之道衰败，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了。回想前朝，每次想要效仿古代的典章制度，弘扬淳朴的风气，但由于事务繁多，没有来得及恢复。陛下聪慧明达，继承了伟大的功业，天下安宁，各种事务都井然有序。陛下继承祖宗的遗志，复兴周朝废弃的学业，颁布仁德的诏令，革新文化教育。士大夫和百姓，没有不感到庆幸的。我接到诏令后，与中书省、秘书省的官员一起，查阅史籍，详细研究典章制度，发现古代的帝王没有不尊崇儒学来鼓励人们求学，重视教育来使儒家之道更加深厚的。我认为陛下的诏令，与古代的道理是一致的。应该按照陛下的旨意，尊崇建立学校，来整顿社会风俗。让古代帝王的学说，在圣明的时代发扬光大；让和谐美妙的教化之声，传遍天下。请求规定：大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博士要选拔精通经典、世代忠诚清廉、能够为人师表的人，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助教的要求与博士相同，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如果学业早成，有能力担任教学工作，可以不受年龄限制。学生要选拔郡中有名望、品行端正、能够遵循名教的人，优先选拔豪门大族的子弟，其次是中等人家的子弟。” 显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各州郡设立学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后来高允因为年老多病，多次上表请求退休，朝廷没有同意。于是高允撰写了《告老诗》。又因为往年一同被征召的人，大多已经去世，他感慨时光流逝，思念故人，撰写了《征士颂》。这篇颂文只记载了接受朝廷征召的人，那些接到诏令却没有前来的人，就没有列入。各位贤才的事迹，只是列举了大概情况。现在把它记载如下：
中书侍郎、固安伯范阳人卢玄，字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人崔绰，字茂祖
河内太守、下乐侯广宁人燕崇，字玄略
上党太守、高邑侯广宁人常陟，字公山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人高毗，字子翼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人李钦，字道赐
河西太守、饶阳子博陵人许堪，字祖根
中书郎、新丰侯京兆人杜铨，字士衡
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京兆人韦阆，字友规
京兆太守赵郡人李诜，字令孙
太常博士、钜鹿公赵郡人李灵，字虎符
中书郎中、即丘子赵郡人李遐，字仲熙
营州刺史、建安公太原人张传，字仲业
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人祖迈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人祖侃，字士伦
东郡太守、蒲县子中山人刘策
濮阳太守、真定子常山人许琛
行司隶校尉、中都侯西河人宋宣，字道茂
中书郎燕郡人刘遐，字彦鉴
中书郎、武恒子河间人邢颖，字宗敬
沧水太守、浮阳侯勃海人高济，字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门人李熙，字士元
秘书监、梁郡公广平人游雅，字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人崔建，字兴祖
广平太守、列人侯西河人宋愔
州主簿长乐人潘天符
郡功曹长乐人杜熙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人张纲
中书郎上谷人张诞，字叔术
秘书郎雁门人王道雅
秘书郎雁门人闵弼
卫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人郎苗
大司马从事中郎上谷人侯辩
陈留郡太守、高邑子赵郡人吕季才
历代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依靠众多贤才来兴盛治国之道的。所以周文王因为有众多贤才而平定天下，汉武帝因为得到贤才而使国家强盛。这是史书所记载的，自古以来的常理。魏国自从神麚年间以后，天下平定，诛杀了赫连氏世代的僭越之君，扫除了北方边境桀骜不驯的敌人，向南击败了江楚地区的势力，向西扫荡了凉州地区，远方的部族，都仰慕道义前来归附。于是朝廷停止战争，整顿文化教育，征召贤才，咨询国家大事。帝王梦想得到贤哲之人，希望能够遇到他们，命令有关部门寻找名士。人们都称赞范阳人卢玄等四十二人，都是名门望族的后代，在各州郡享有盛名，有辅佐君王的才能。朝廷亲自颁布诏令，征召卢玄等人。于是朝廷空缺官职来等待他们，设立爵位来笼络他们。其中接受诏令前来的有三十五人，其余按照惯例由各州郡派遣前来的人，多得无法计算。于是贤才满朝，形成了人才济济的美好局面。过去我与他们一同承蒙朝廷的征召，有的在朝堂上从容任职，有的在私人府邸聚会交往，在上谈论国家公务，在下尽情享受欢乐，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光流逝，吉凶更替，一同被征召的人，大多已经去世。现在还活着的没有几个人，而且又分散各地。过去的欢乐，变成了现在的悲伤。张仲业向东镇守营州，我一直期待他返回，能够再次倾诉心中的思念，在晚年能够心意相通，在暮年能够抒发情感。但他不幸去世了。现在在朝廷中的都是后辈官员，在家乡的也不是过去的友人，进出没有可以寄托心意的地方，往来没有可以开怀大笑的人。回顾自身，不禁长叹不已。颂文是用来赞美崇高德行的，也可以用来表达长远的心意。我已经二十年没有写文章了，但这件事触动了我的内心，怎么能沉默不语呢？于是撰写了这篇颂文，歌词如下：
紫气直冲云霄，各路群雄扰乱华夏，帝王继承天命出征，战车多次出征。扫荡四处的妖氛，消灭叛乱的霸主，天下顺从教化，八方逐渐得到感化。政治教化遍及天下，国家既安宁又统一，收起兵器，只重视文化教育。帝王于是广泛寻求贤才，征召隐居的贤士，隐居在山林中的人放下鱼竿前来归附，奇异的人才纷纷涌现。
勤勉的卢玄先生，气量远大，思想纯正，钻研儒家之道，坚守品德，研习六艺，遵循仁爱。朝廷的征召到来，他脱下布衣，担任官职，登上朝堂，美好的谋略每天都能献上。从东方到南方，他跃马扬鞭，疾驰而行，那些僭越的势力纷纷依附，刘氏政权也通过和亲来结交。
崔绰孤单一人，早年遭遇不幸，但他约束自己，努力修身，使家庭兴盛。他专心研究《六经》，潜心思考文章辞藻，最终推辞了朝廷的宠信和任命，以此保全自己。
燕崇、常陟忠诚守信，各种德行都没有缺失，不贪图高位，顺应事理，安于闲适的生活。他们保持谦虚，坚守节俭，喜好谦让，善于推让，思念贤才，喜爱古代的事物，如同口渴饥饿一样迫切。
高毗志向远大，李钦领悟深刻，他们以道义相互期许，相处融洽如同琴弦和谐。他们一同在幕府任职，都能发表仁德的言论，悠闲地度过岁月，以此寄托自己的心意。
许堪恰逢好时机，能够彰显自己的谋略，上依靠朝廷的恩宠，下凭借贤德友人的帮助。虽然功劳是后来建立的，但俸禄却先得到了，官职与旧臣相同，地位与各位诸侯并列。
杜铨孤立无援，但内心反省没有愧疚，说话不崇尚浮华，交往不忘记旧友。论财产他很贫穷，论道德他很富足，所说的贤才，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
韦阆品德高尚，禀性善良正直，坚守正道，摒弃那些细小的谦让。他的精神与道理相融，身形随波逐流，虽然屈服于王侯之下，但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
赵郡是著名的地区，世代有很多奇异的人才，如同山岳所孕育的精华，涌现出了三位李姓贤才。他们有着高尚的清风，温和的举止，起初隐居不仕，等待时机如同等待云雾升起。李诜担任西都的长官，李灵撰写传记，在皇宫中传授教诲，阐述深奥的道理如同拨开云雾。李熙虽然中年去世，但已经担任过郎官，他的遗风可以借鉴，最终也声名显著。
张传学识渊博，性情清雅，效仿古代的典章制度，精心钻研典籍。当时遭遇艰难险阻，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节操。以仁爱接纳众人，以孝道教化下属，教化遍及龙川地区，百姓都归顺他的教化。
祖迈是英贤之人，祖侃也堪称贤才，他们在国家中声名显赫，品行一向突出。他们的志向是兼济天下，难道只是独善其身吗？可惜没有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功业没有得到施展。
刘策、许琛坚守忠诚，竭尽全力奉献自己，外出能够驰骋游说，入朝能够献上功劳。他们一旦奉命出使，就能使燕国屈服，使崇地归降，在魏国声名彰显，所享有的功业也很兴盛。
宋宣早年成才，二十岁就声名远扬，与朋友交往坚守信用，对待事物秉持诚信。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家庭内部恭敬和睦，名声如同在深谷中发出的声响，展翅高飞如同在紫色的天空中翱翔。他多次在中书省任职，也在京城负责事务，刑罚因此公正，政事因此平和。
刘遐多么美好啊，想要参与文雅之事，他顺应本性，保持纯真，才能的形成并非借助外力。他不因为地位高贵而骄傲，不因为地位低下而羞耻，于是辞别富贵人家，归隐山林荒野。
邢颖享有美誉，被称为四俊之一，文章辞藻如同云飞，美好的名声很早就已经传开。中途遭遇困境，他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忠诚在言辞中彰显，道理在韵律中体现。
高济开朗豁达，见识深远，领悟新的事物，有独特的见解，都出自自己的内心。他的品质如同和氏璧一样珍贵，文章如同雕龙一样华丽，在京城展现自己的风姿，穿着锦缎回到故乡。
李熙能够先察觉事物的变化，坚定不移，他振起衣袖来到朝廷，开始成为王国的宾客。他行为端正，遵循规矩，是品德高尚的君子，他的礼仪没有差错。
孔子称赞子游、子夏，汉朝赞美王褒、扬雄，游雅多么卓越啊，超出众人。他在秘书省负责文书工作，在河汾地区担任地方长官，移风易俗，解决混乱和纠纷。他融会那些晦涩的道理，阐明那些深奥的文章，辨析儒家之道，区分九流学派。
崔建、宋愔两位贤才，生性英武伟俊，从民间脱颖而出，在朝廷中闻名。他们有着正直的仪表，高远的风度，地位显赫却不骄傲，品行朴素却能彰显光彩。
潘天符崇尚高尚的品德，杜熙喜爱平和，他们清高却不与世俗隔绝，浑浊却不同流合污。他们不追求富贵荣华，只满足于普通的官职，身处幽远之地却更加声名显赫，有所损失却收获更多。
张纲性情柔和谦逊，张诞正直不阿，王道雅学识渊博，闵弼见识广博。他们从平民百姓中脱颖而出，都逐渐如同鸿雁展翅高飞，发愤学习忘记吃饭，难道是为了微薄的俸禄吗？他们遵循礼仪，顺从仁爱，没有违背规范，失去了不放在心上，得到了也不显露在神色上。
郎苗初次被征召，所任用的官职与他的才能相称，他的智慧足以保全自身，言辞足以治理政事。他的性情顺应时势，处理事务机敏，与现在的人相同，与古代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人会因为利益而改变，人会因为饮酒而昏乱，侯辩洁身自好，只尊崇道义。他每天纵情饮酒，但更加恭敬温和，在私人府邸中，如同在朝堂上一样庄重。
吕季才的性情，柔和却又坚持竞争，他镇守南秦地区，伸张威严，为国效命。他用权术引诱敌人，用正道纠正错误，帝王的道义因此彰显，边疆地区因此安定，百姓欢庆。
各位贤才遭遇盛世，在当代声名显赫，他们竭尽忠诚，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他们身着官服，腰系双佩，在当时荣耀显赫，风范流传千载。君臣相遇，实在是难以契合，过去因为朝廷的诏令，征召他们得以成功。彼此敞开心扉，抒发情怀，这种欢乐仿佛就在昨天，但生死相隔，实在令人悲伤。静静地思考，内心多次受到触动，挥笔赞美他们的德行，更加增添了哀伤之情。
皇兴年间（公元 467 年 - 公元 471 年），朝廷下诏让高允兼任太常，前往兖州祭祀孔子庙，对高允说：“这是选拔有德行的人去执行的任务，不要推辞。” 后来高允跟随显祖北伐，大获全胜返回，到达武川镇时，献上《北伐颂》，歌词如下：“伟大的上天啊，观察人间的德行，眷顾并托付天命给魏国，照耀天下万国。礼仪教化广泛融合，帝王的谋略充满天下，用威严平定叛乱，用准则安抚百姓。北方的敌人过去是朝廷的附属，在边疆地区执掌政事，过去因为时机有利，逃到北方。他们世代沿袭凶暴的行径，违背忠诚，言而无信，招纳逃亡之人，聚集盗贼，邪恶的人众多。他们胆敢率领像犬羊一样的部下，企图肆意作乱，于是朝廷下诏训练军队，发动北伐。将士们跃马前行，携带粮食，如同流星闪电般迅速出发，讨伐那些凶残的敌人，大肆陈列斧钺等兵器。斧钺一旦陈列，就消灭了敌人的军队，尸体堆积填满了山谷，鲜血流淌形成了河流。罪魁祸首如同狐狸一样逃窜，在穷困的村落中苟延残喘，他们的爪牙已经被摧毁，心腹也受到了阻碍。周朝的忠厚，就连路边的芦苇也加以保护，我们圣明的君主，也具有这样的美德。恩泽遍及那些阵亡将士的坟墓，颁布这样仁慈的旨意，埋葬野外的尸体，恩惠施加到生者和死者身上。生者和死者都蒙受恩惠，人们欣喜地得到养育，道理贯穿幽冥之地，恩泽遍及偏远的地区。万物都回归诚信，神灵献上福泽，远近的人们都心怀归附，没有不服从的。古代称赞善于用兵的人，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出兵征战，不到十天就取得了胜利。六军齐心协力，万国和睦相处，道义在《春秋》中彰显，功劳铭刻在玉牒上，传颂的歌声兴起，流传到后代。” 显祖阅读后非常满意。
另外，显祖在位时曾经生病，因为高祖（拓跋宏）年幼，想要立京兆王拓跋子推为继承人，于是召集各位大臣，按照顺序召见询问。高允走上前，跪在显祖面前，流泪说：“我不敢多说，以免劳烦皇上的心神，希望陛下向上思考宗庙托付的重任，追念周公辅佐成王的事情。” 显祖于是决定传位于高祖，赏赐给高允一千匹帛，以表彰他的忠诚正直。后来高允升任中书监，加授散骑常侍。他虽然长期掌管史书编撰事务，但并没有专心致力于著述，时常与校书郎刘模一起进行编辑整理，大致延续崔浩过去的做法，依照《春秋》的体例，同时对其中的错误进行修改。从高宗到显祖时期，军国方面的文书檄文，大多是高允撰写的。高允晚年推荐高闾代替自己。因为参与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功劳，高允晋升爵位为咸阳公，加授镇东将军。
不久，高允被授予使持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的官职。高允在秋季巡视辖区，询问百姓的疾苦。到达邵县时，看到邵公庙荒废毁坏，没有得到修缮，于是说：“邵公的德行如此高尚，却被遗忘而没有得到祭祀，那些行善的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于是上表朝廷，请求修缮邵公庙。当时高允已经将近九十岁了，他仍然鼓励百姓学习，社会风气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作为儒者，他性情悠闲，不把决断事务当作首要任务。后来正光年间（公元 520 年 - 公元 525 年），中散大夫、中书舍人河内人常景思念高允，率领郡中的故老，在野王城南为高允建立了祠堂，树立石碑记载他的德行。
太和二年（公元 478 年），高允又因为年老请求返回乡里，先后上表十多次，朝廷最终没有同意。于是高允撰写了《告老诗》。又因为往年一同被征召的人，大多已经去世，他感慨时光流逝，思念故人，撰写了《征士颂》。后来，朝廷下诏让高允乘车进入宫殿，朝贺时不需要跪拜。第二年，朝廷下诏让高允参与制定律令。高允虽然年近百岁，但志向和见识仍然没有衰退，仍然心系自己的职责，翻阅考证史书。朝廷又下诏说：“高允年事已高，身处危险的境地，但家境贫寒，供养微薄。可以让乐部的十位丝竹乐工，每五天前往高允家中一次，为他娱乐身心。” 朝廷还特意赏赐给高允一头蜀地的牛，一辆四望蜀车，一张素几，一根手杖，一把蜀刀。又赏赐给高允珍贵的食物，每年春秋两季都会按时送到。不久，朝廷又下诏，每天早晚为高允提供膳食，每月初一和十五送牛和酒，衣服、丝绵、绢帛，每月都按时供应。高允都把这些赏赐分给了亲戚和故友。当时权贵大臣的家门，都排列着显赫的官员，而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职爵位。他就是这样廉洁谦让。后来高允升任尚书、散骑常侍，朝廷时常召他入宫，为他准备几案和手杖，向他询问政事。太和十年（公元 486 年），高允加授光禄大夫，佩戴金章紫绶。朝廷中的重大商议，都会向他咨询。
魏国初年，法律严厉，朝中大臣大多遭受杖罚。高允侍奉过五位帝王，在中书省、秘书省、门下省任职，五十多年，从来没有受到过谴责和过错。起初，真君年间（公元 440 年 - 公元 451 年），因为诉讼案件积压，朝廷开始命令中书省依据儒家经义来判断各种疑难案件。高允依据法律评判刑罚，三十多年来，朝廷内外都称赞他公正持平。高允认为监狱是关乎百姓性命的地方，常常感叹说：“皋陶是具有最高德行的人，但他的后代英蓼却最先灭亡；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英布受过黥刑却最终称王。经过的时代虽然久远，但刑罚所带来的余波仍然存在。更何况普通人怎么能没有过错呢？”
这一年四月，朝廷在西郊举行祭祀活动，下诏用皇帝的马车迎接高允前往西郊的板殿观看。马车突然受惊狂奔，车辆翻倒，高允的眉毛被划伤了三处。高祖、文明太后派遣医生前去治疗，慰问的人络绎不绝。掌管车马的官员将要受到重罚，高允上书说明自己没有受伤，请求赦免他的罪责。在此之前，朝廷命令中黄门苏兴寿搀扶高允，曾经在雪天遇到狗受惊摔倒，搀扶的人非常害怕。高允安慰鼓励他，不让他把这件事上报。苏兴寿说，他侍奉高允三年，从来没有见过高允发怒的样子。高允温和善良，善于引导他人，教导别人不知疲倦。他白天黑夜手里经常拿着书，吟咏诵读，查阅研究。他重视亲情，思念故友，虚心接纳他人的意见。虽然身处尊贵的地位，但志向如同贫贱时一样朴素。他生性喜爱音乐，每当看到乐工演奏歌唱、跳舞时，常常打着节拍称赞。他还非常信奉佛教和道教，时常设置斋会，讲解佛经道经，喜爱生灵，厌恶杀戮。他的性情又非常简约质朴，不随意与人交往。显祖平定青齐地区后，把当地的名门望族迁徙到代郡。当时很多士人被迫迁徙到远方，大多遭受饥寒之苦。迁徙的人当中，有很多是高允的姻亲，他们都步行前往高允家中拜访。高允散尽家产，来救济他们，慰问非常周到。人们无不感激他的仁爱宽厚。高允还发现他们的才能，上表朝廷推荐任用。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这些新归附的人可能会产生异心，高允却说选拔人才应该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不应该压制他们。在此之前，高允被征召到方山撰写颂文，他的志向和气概仍然没有多大减退，谈论过去的事情，没有一点遗漏。太和十一年（公元 487 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起初，高允常常对别人说：“我在中书省任职时，曾经做过一些积阴德的事情，拯救过百姓的性命。如果上天的回报没有差错，我的寿命应该能活到一百岁。” 高允去世前十多天，身体稍微有些不适，但仍然没有卧床休息，仍然派人去请医生拿药，出入行走，吟咏诵读如同平常一样。高祖、文明太后听说后，派遣医生李脩前去为他诊脉，李脩回来后说高允没有大碍。李脩入宫后，秘密向高祖和文明太后陈述，高允的气血已经有异常，恐怕活不了多久了。于是朝廷派遣使者，准备了丰厚的御膳和珍贵的食物，从酒米到盐醋，共有一百多种，都是当时最新鲜的美味，还有床帐、衣服、被褥、几案、手杖等，排列在庭院中。王公大臣们往来慰问，络绎不绝。高允面带喜色，对别人说：“皇上因为我年老，赐予我这么多东西，我可以用来招待客人了。” 他只是上表谢恩，没有其他的顾虑。这样过了几天，高允在夜里去世，家人都没有察觉。朝廷下诏赏赐一千匹绢、二千匹布、五百斤绵、五十匹锦、一百匹杂色丝织品、一千斛谷，用来办理丧事。自从魏国建立以来，无论是活着还是去世的人，所受到的赏赐都没有能比得上高允的，朝廷为他感到荣耀。高允将要下葬时，朝廷追赠他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公爵的称号仍然保留，谥号为文，赏赐一套礼服。高允所撰写的诗赋、诔文、颂文、箴文、论著、表章、赞文，以及《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肓事》等，共一百多篇，另外有集子流传于世。高允还通晓算法，撰写了三卷《算术》。他的儿子高忱继承了他的爵位。
高忱，字士和。因为父亲的缘故，被任命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他治理政事宽厚仁慈，百姓安居乐业。后来按照惯例，他的爵位被降为侯。不久，高忱去世。
高忱的儿子高贵宾，继承了爵位。被任命为州治中，在任期间去世。
高忱的弟弟高怀，字士仁。担任过任城王拓跋云的郎中令、大将军从事中郎，被授予中散的官职。他性情恬淡，退隐安静，不与世人争夺利益，在中散的职位上十八年没有得到升迁。太和年间，高怀被任命为太尉东阳王的谘议参军，不久后去世。
高怀的儿子高绰，字僧裕。他年幼时父亲去世，恭敬机敏，依靠自己独立成长。高绰身高八尺，腰围十围，性情沉稳文雅，有度量，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太和十五年（公元 491 年），高绰被任命为奉朝请、太尉法曹行参军，不久后兼任尚书祠部郎。因为母亲去世，他辞去官职。过了很久，高绰被任命为治书侍御史，转任洛阳令。高绰治理政事刚正不阿，不畏惧豪门权贵，京城的人都畏惧他。朝廷又下诏让他参与商议律令的制定。高绰升任长兼国子博士，代理颍川郡的事务。朝廷下诏授予他假节，代理泾州刺史。延昌初年（公元 512 年），高绰升任尚书右丞，参与商议《壬子历》的制定。肃宗（元诩）初年，高绰担任司徒清河王元怿的司马、冠军将军，后来又跟随元怿升任太尉司马。这一年秋天，大乘贼在冀州起兵，都督元遥率领军队讨伐他们，朝廷下诏让高绰兼任散骑常侍，持节，拿着白虎幡前往军中招安慰问。高绰在州郡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前来投降的贼众络绎不绝。军队返回后，高绰被任命为汲郡太守，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御史中尉元匡上奏说高聪和高绰等人依附高肇，朝廷下诏赦免了他们的罪责。不久，高绰代理荥阳郡的事务，以本将军的身份出任豫州刺史。他治理政事清廉公正，抑制豪强，扶助弱小，百姓都爱戴他，前来归附的流民有二千多户。高绰升任后将军、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公元 522 年）冬天，高绰突发疾病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正光四年（公元 523 年）九月，朝廷下诏追赠他为安东将军、冀州刺史，谥号为简。
高绰的儿子高炳，字仲彰。担任过太尉行参军，逐渐升任征虏将军、开府掾。他早年去世。
高允的弟弟高推，字仲让，小名檀越，很早就有声誉。太延年间（公元 435 年 - 公元 440 年），因为之前多次出使南方的使者都不称职，朝廷精心挑选使者。游雅推荐高推应选。朝廷下诏让高推兼任散骑常侍，出使刘义隆的南朝宋，南方人称赞他有才能，善于辩论。高推在途中生病，在建业去世。朝廷为他感到哀悼惋惜。他的灵柩运回后，朝廷追赠他为辅国将军、临邑子，谥号为恭，赏赐一套礼服和衣冠。高允为他撰写了诔文。
高推的弟弟高燮，字季和，小名淳于，也有文学才华。世祖每次下诏征召他，他都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去。他常常讥笑高允为了官职而委屈自己，长期在京城漂泊。高燮常常在家中悠闲度日。州府征召他担任主簿，不久后去世。
高燮的孙子高市宾，担任过奉朝请、冀州京兆王元愉的城局参军。元愉发动叛乱，高市宾逃回到京城。后来高市宾被任命为青州安南府司马。永熙年间（公元 532 年 - 公元 534 年），高市宾担任冠军将军、开府从事中郎。
起初，神麚年间，高允与堂叔高济、族兄高毗以及同郡的李金一同被朝廷征召。
高济，字叔民。起初补任中书博士，后来又担任楚王的老师。真君年间，高济被授予假员外常侍的官职，赐予浮阳子的爵位，出使刘义隆的南朝宋。世祖到达长江边时，在行军途中任命高济为盱眙太守，后来越级授予他游击将军的官职。不久，高济出任沧水太守。他去世时，享年六十七岁。朝廷追赠他为镇远将军、冀州刺史，谥号为宣。
高济的儿子高矫，继承了他的爵位。高矫去世后，他的儿子高师继承了爵位。
高师，字孝则，有学识。他担任过詹事丞、太子舍人、尚书主客郎。转任通直散骑侍郎、从事正员郎。多次升迁后，高师担任光禄少卿，代理泾州事务。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龙骧将军、河州刺史。
高师的儿子高和仁，字德舒，继承了爵位。他初入仕途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兼任殿中御史。高和仁年轻时清廉简约，有文学才华，曾经创作五言诗赠给太尉属卢仲宣，卢仲宣非常赞赏重视他。高和仁常常有高尚的志向。后来他担任洛州录事参军，没有赴任。他在汲郡的白鹿山修炼服食丹药。不久后去世，当时的人都为他感到哀悼惋惜。
高和仁的弟弟高德伟，在武定末年（公元 550 年），担任东宫斋帅。
高矫的弟弟高遵，自己有传记记载。
高毗，字子翼，在乡邑中被称为长者。他的官职做到从事中郎。
高毗的孙子高当，担任过尚书郎。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乐陵太守，谥号为恭。
起初，高允所引荐的刘模，是长乐信都人。他年轻时偷偷游历黄河以南地区，于是到达河南，不久后又偷偷返回。刘模广泛涉猎经籍，对注释典籍有一定的用处。高允兼任秘书监、掌管著作事务时，选拔刘模为校书郎。高允编撰《国记》，与刘模一起编辑著述。高允常常让刘模掌管钥匙，每天一同进入史阁，面对面坐着，撰写记载时事。高允当时已经九十岁了，视力和手脚都稍微有些衰退，常常让刘模执笔，自己在旁边指导决断。这样持续了五六年。高允所完成的篇章卷册，以及各种论著，刘模都参与其中，立下了功劳。太和初年，刘模升任中书博士，与李彪是同僚好友，彼此相互喜爱。但在教导皇室子弟、阐明风范方面，刘模远远不如李彪。刘模出任颍州刺史。王肃返回朝廷时，路过悬瓠，当时他漂泊异乡，处境困窘，没有人认识他。只有刘模供给了他所需要的物品，按照礼仪吊唁慰问他。王肃深受感动。等到王肃担任豫州刺史时，刘模仍然在颍州郡任职，王肃稍微回报了他，刘模因此担任了新蔡太守。刘模在两个郡任职共十年，治理政事宽严相济，颇有政绩，受到人们的称赞。正始元年（公元 504 年），刘模再次出任陈留太守。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却故意隐瞒年龄，不顾禁令，主动请求效力。于是他在南颍川安家，不再返回自己的故乡。
刘模的儿子刘怀恕，聪慧坦率，很有口才。他在颍川地区深得民心。刘怀恕担任过襄威将军、本州冠军府功曹参军。
刘怀恕的弟弟刘怀逊，懂得医术。他担任过给事中，去世时担任左军将军、镇远将军。
史臣说：遵循仁爱之道，研习六艺，坚守道义，保持明智，这难道不是司空高允吗？他身处危难灾祸之中，面对帝王的雷霆之怒，却能泰然自若地面对死亡，忘却自身来救助他人，最终感动了圣明的君主，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如果不是他体察天命，明辨穷达之道，又怎么能做到这样呢？他应该受到四代帝王的宠爱，最终享有百岁高龄！自从魏国建立以来，这样的人只有他一个罢了。高僧裕在学问和治理方面都有声誉，这是他修养自身的结果啊。
高允，字伯恭，是勃海郡人。祖父高泰，在叔父高湖的传记中有记载。父亲高韬，年轻时就以聪慧爽朗闻名，同郡的封懿对他十分敬重仰慕。高韬曾担任慕容垂的太尉从事中郎。太祖（拓跋珪）平定中山后，任命高韬为丞相参军，可惜他英年早逝。高允自幼丧父，却早熟懂事，有着非凡的气度。清河人崔玄伯见到他后十分惊异，赞叹道：“高允内心蕴含着纯洁高尚的品德，外在彰显着文雅明达的气质，必定会成为一代杰出人才，只可惜我恐怕看不到那一天了。” 高允十多岁时，护送祖父的灵柩返回本郡，他把家产让给两个弟弟，自己出家当了和尚，法名法净，没过多久就还俗了。他生性喜爱文学，背着书箱，不远千里求学深造，广泛通晓经史、天文和术数，尤其喜好《春秋公羊传》。后来，郡府征召他担任功曹一职。
神麚三年（公元 430 年），世祖（拓跋焘）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代理征南大将军，镇守邺城，任命高允为从事中郎，当时高允已经四十多岁了。杜超因为正值春季，各州的囚犯大多没有判决，于是上表朝廷，请求派高允与中郎吕熙等人分别前往各州，共同审理案件。吕熙等人都因贪污受贿获罪，只有高允因清廉公正得到了奖赏。幕府解散后，高允回到家乡教书，跟随他学习的学生有一千多人。神麚四年（公元 431 年），高允与卢玄等人一同被朝廷征召，授予中书博士的官职。后来升任侍郎，与太原人张伟一起以本官兼任卫大将军、乐安王拓跋范的从事中郎。拓跋范是世祖宠爱的弟弟，奉命镇守长安，高允在任期间对他多有辅佐补益，秦地的百姓都称赞他。不久，高允被征召回京，他曾创作《塞上翁诗》，诗中蕴含着看淡喜乐忧愁、忘却得失荣辱的意境。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西讨上邽时，又让高允以本官参与拓跋丕的军事事务，相关事迹记载在《拓跋丕传》中。凉州平定后，高允因参谋军事的功劳，被赐予汶阳子的爵位，加授建武将军。
后来，朝廷下诏命令高允与司徒崔浩共同撰写《国记》，高允以本官兼任著作郎。当时崔浩召集了各位术士，考核校对从汉武帝元年以来的日月交食、五星运行轨迹，并且指出了前代史书的失误，另外编撰了魏朝的历法，拿给高允看。高允说：“天文历法不能凭空议论。善于谈论久远之事的人，一定要先在近处得到验证。况且汉武帝元年冬十月，记载五星聚集在东井星宿，这是历法推算上的浅显错误。如今指责汉代史书，却没有发现这个谬误，恐怕后人指责现在就像现在指责古代一样啊。” 崔浩问道：“你说的谬误在哪里？” 高允回答：“根据《星传》记载，金星和水星常常依附太阳运行。冬十月，太阳位于尾宿和箕宿之间，黄昏时分在申南方向沉没，而东井星宿才在寅北方向升起。金星和水星怎么会背离太阳运行呢？这是史官想要神化这件事，不再用常理去推究罢了。” 崔浩说：“想要编造异常现象，什么情况不能发生？你偏偏不怀疑三颗星聚集，却对两颗星的出现感到奇怪？” 高允说：“这不能用空言争论，应该重新仔细考证。” 当时在座的人都感到奇怪，只有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君擅长历法，他的话不会没有依据。” 过了一年多，崔浩对高允说：“之前你谈论的事情，我本来没有放在心上，等到重新考证，果然像你说的那样，五星是在三月聚集在东井星宿，而不是十月。” 又对游雅说：“高允的历法之术，就像阳元的射箭技艺一样精准。” 众人这才赞叹佩服。高允虽然通晓历法，但从不亲自推算，也很少发表相关议论。只有游雅多次向他询问灾异之事，高允说：“古人有句话，了解这些事情很难，既然了解了又担心泄露天机，不如不了解。天下的精妙道理有很多，何必急于询问这些呢？” 游雅于是不再追问。
不久，高允以本官担任秦王拓跋翰的老师。后来，朝廷下令让他给恭宗（拓跋晃）传授经书，他深受恭宗的礼遇。朝廷又下诏让高允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共同制定律令。世祖召高允商议刑罚政令，高允的言论非常符合世祖的心意。世祖趁机问高允：“国家政务繁多，什么事情应该放在首位？” 当时朝廷禁止百姓开垦良田，而且京城中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的人很多。高允于是回答：“我小时候出身贫贱，所知道的只有农事，请允许我谈谈农业。古人说：方圆一里的土地，可耕种的田地有三顷七十亩，方圆百里的土地，可耕种的田地就有三万七千顷。如果辛勤耕种，每亩地可以多收获三斗粮食；如果懒惰懈怠，每亩地就会少收获三斗粮食。方圆百里的土地，粮食增减的数量就有二百二十二万斛，更何况是天下这么广阔的土地呢？如果官府和百姓都有储备，即使遇到荒年，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世祖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废除了田禁，把土地都分给百姓耕种。
起初，崔浩推荐了冀州、定州、相州、幽州、并州的几十位士人，让他们直接担任郡守。恭宗对崔浩说：“之前征召的人才，也是各州郡选拔出来的，他们任职已经很久了，劳苦功高却没有得到回报。现在可以先把这些人补任到之前征召的地方郡县任职，让新征召的人代替他们担任郎官。另外，郡守、县令治理百姓，应该任用有经验的人。” 崔浩坚决争辩，最终还是把新征召的人派往各地担任郡守。高允听说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难逃灾祸了！如果他执意要做错误的事情，还想在君主面前争强好胜，怎么能成功呢？”
辽东公翟黑子深受世祖宠信，他奉命出使并州时，接受了别人赠送的一千匹布，事情很快就被发觉了。翟黑子向高允请教：“皇上问我的时候，我应该坦白交代还是隐瞒呢？” 高允说：“您是皇上身边的宠臣，回答皇上的询问应该如实说明。并且主动坦白自己的忠诚，一定不会被治罪。” 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等人都说，坦白交代的罪责难以预料，应该隐瞒。翟黑子认为崔览等人是为自己着想，反而愤怒地对高允说：“按照你的说法，是引诱我去死，多么不正直啊！” 于是与高允断绝了来往。翟黑子最终没有如实回答世祖的询问，被世祖疏远，最终获罪被杀。
当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檦生性乖巧谄媚，受到崔浩的信任和重用。他们看到崔浩注释的《诗经》《论语》《尚书》《周易》，于是上疏朝廷，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等人虽然注释了《六经》，但都存在很多疏漏和错误，不如崔浩的注释精深微妙。请求朝廷收集国内所有的书籍，收藏在秘府中，颁布崔浩的注释，命令天下人学习。同时请求下令让崔浩注释《礼记》，让后辈能够看到正确的释义。崔浩也上表推荐闵湛有著述的才能。不久，闵湛等人又劝说崔浩把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头上，以求永久流传，想要以此彰显崔浩秉笔直书的事迹。高允听说后，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所做的事情，看似微小，恐怕会给崔家带来万世的灾祸，我们这些人也会受到牵连而死无葬身之地。” 没过多久，灾祸就发生了。
起初，崔浩被逮捕时，高允正在中书省值班。恭宗派东宫侍郎吴延召来高允，让他留在宫中过夜。第二天，恭宗入宫向世祖奏报，请求让高允陪同乘车。到了宫门口，恭宗对高允说：“进去见到皇上后，我会亲自引导你。如果皇上有什么询问，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回答。” 高允请求说：“是什么事情呢？” 恭宗说：“进去你就知道了。” 入宫见到世祖后，恭宗说：“中书侍郎高允自从在东宫侍奉我以来，已经相处多年，他为人小心谨慎，我非常了解他。虽然他和崔浩一起撰写国史，但高允地位低微，事情都是由崔浩做主。请求皇上赦免他的死罪。” 世祖召来高允，问道：“《国记》都是崔浩一个人撰写的吗？” 高允回答：“《太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撰写的。《先帝记》和《今记》是我和崔浩共同撰写的。不过崔浩负责的事务繁多，只是总揽全局而已。至于具体的注释和补充，我撰写的内容比崔浩多。” 世祖大怒，说：“你比崔浩的罪更重，怎么还能活命！” 恭宗说：“皇上威严深重，高允只是个小臣，吓得惊慌失措才语无伦次。我之前已经问过他，他都说《国记》是崔浩撰写的。” 世祖问高允：“东宫说的是实话吗？” 高允说：“我凭借微薄的才能，有幸参与撰写国史，冒犯了皇上的威严，罪该灭族，现在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不敢说假话。殿下因为我长期为他讲授经书，怜悯我才为我求情。他其实并没有问过我，我也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只能如实回答，不敢欺骗皇上。” 世祖对恭宗说：“真是正直啊！这也是人之常情难以做到的，面对死亡却能不改变本心，难道不难能可贵吗？而且对君主说实话，是忠臣的表现。像他这样，即使放过一个有罪的人，也应该宽恕他。” 高允最终得以幸免。于是世祖召来崔浩，派人质问他，崔浩惊慌失措，无法回答。高允则一一陈述事情的原委，条理清晰。当时世祖非常愤怒，下令让高允起草诏书，将崔浩以下、僮仆官吏以上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灭五族。高允对此表示怀疑，迟迟没有起草诏书，世祖多次下诏催促。高允请求再次拜见世祖，然后再起草诏书。世祖下诏让他进见，高允说：“崔浩所犯的罪行，如果还有其他的过失，我不敢知晓。如果仅仅是因为撰写国史冒犯了皇上，那么他的罪还不至于被处死。” 世祖大怒，命令武士把高允抓起来。恭宗连忙下拜求情。世祖说：“如果没有这个人激怒我，就会有几千人被处死了。” 最终，崔浩被灭族，其他人都被处死。宗钦临刑前，感叹道：“高允大概是圣人吧！”
后来，恭宗责备高允说：“人应该审时度势，懂得变通，如果不懂得变通，学习又有什么用处呢？当时我已经给你指明了方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反而激怒皇上到这种地步。每当想起这件事，都让人心惊胆战。” 高允说：“我是一个见识浅陋的普通人，本来就没有做官的意愿。恰逢朝廷征召贤才，我才得以进入仕途，在中书省任职，又参与撰写国史，占据着官职却没有什么功绩，阻碍贤能之人的晋升已经很久了。史书是帝王的真实记录，是后人的借鉴和警戒，现在的人通过它来观察过去，后人通过它来了解现在。因此，帝王的言行举止，没有不详细记载的，所以君主做事一定要谨慎。然而崔浩世代受到朝廷的特殊待遇，在当时荣耀显赫，却辜负了皇上的圣恩，自取灭亡。就崔浩的事迹而言，有些地方也是可以讨论的。崔浩凭借微薄的才能，肩负着国家栋梁的重任，在朝廷中没有正直敢言的气节，退隐后也没有谦逊随和的美名，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蒙蔽了他的公正道理，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记载朝廷的日常事务，谈论国家的得失，这也是史书的基本职责，并没有太多违背常理的地方。而且我和崔浩确实是共同参与了这件事，生死荣辱，按理说不应该有区别。我确实感激殿下的大恩大德，但违背自己的本心苟且偷生，并不是我的意愿。” 恭宗听后深受感动，连连赞叹。后来高允对别人说，我当时不遵从东宫的指示，是担心重蹈翟黑子的覆辙。
恭宗晚年，常常亲近身边的人，经营田园，谋取私利。高允劝谏说：“天地没有私心，所以才能覆盖承载万物；帝王没有私心，所以才能包容养育百姓。古代的圣明君主，以最公正的态度治理天下，所以把金子藏在山中，把珍珠藏在深渊里，向天下人展示自己的无私，用最节俭的道理教导天下人。因此，他们的美名流传千古，永不衰败。现在殿下是国家的储君，天下人都寄予厚望，您的言行举止，都是天下人效仿的榜样。然而您却经营私人田地，畜养鸡犬，甚至在集市上贩卖货物，与百姓争夺利益，议论的声音四处传播，已经无法挽回了。天下是殿下的天下，您拥有四海之内的财富，想要什么不能得到，想做什么不能实现？却要和小商贩争夺这微小的利益。过去虢国将要灭亡的时候，神灵降临，赐给它土地，最终却导致国家灭亡。汉朝的灵帝，不注重君主的尊严，喜欢和宫女在宫中摆摊贩卖，私自设立府库，谋取小利，最终导致国家颠覆混乱。过去的借鉴如此明显，实在令人畏惧。作为君主，一定要谨慎选择人才。所以说，能够了解别人的人是有智慧的，这就连帝王也很难做到。《商书》说：‘不要亲近小人。’孔子也说过：小人亲近他就会无礼，疏远他就会怨恨。周武王喜爱周公、邵公、齐公、毕公，所以能够统治天下。殷纣王喜爱飞廉、恶来，所以导致国家灭亡。纵观古今国家存亡的关键，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现在东宫虽然确实缺乏人才，但有才能的人也不在少数。近年来侍奉在殿下身边的人，恐怕并不是朝廷选拔的贤才。所以希望殿下能够稍微听取我的愚见，斥退奸佞小人，亲近忠诚善良的人，把经营的田园分给贫苦百姓，畜养的牲畜和贩卖的货物，按时收存或散发。这样一来，美好的名声就会日益传扬，诽谤的议论就可以消除了。” 恭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恭宗去世后，高允很长时间没有进见世祖。后来世祖召见他，高允走上台阶，忍不住抽泣起来，悲伤之情无法抑制。世祖也流下了眼泪，命令高允退下。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相互议论说：“高允无缘无故地哭泣，让皇上也感到悲伤，这是为什么呢？” 世祖听说后，召来他们说：“你们不知道高允为什么悲伤吗？” 身边的人说：“我们看到高允没有说话只是哭泣，陛下也因此悲伤，所以才私下议论。” 世祖说：“崔浩被诛杀的时候，高允也应该被处死，多亏东宫苦苦劝谏，他才得以幸免。现在东宫已经不在了，高允见到我，就想起了东宫，所以才悲伤哭泣。”
高允上表说：“往年接到陛下的诏令，让我收集天文灾异的事情，把同类的事情整理在一起，简洁明了，便于查看。我听说箕子陈述谋略，《洪范》得以成书；孔子记述历史，《春秋》得以著述，这些都是为了彰显历代君主的功德，观察上天的旨意。所以先记录君主的善恶，再用灾异来验证；根据君主的得失，再用祸福来应验。上天和人间虽然相距遥远，但报应却像回声一样迅速，实在令人畏惧。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尊崇天道，遵循历法，来修养自身的。后来的史官都记载了这些事情，作为借鉴和警戒。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看到汉朝的国运将要衰败，权力落入外戚手中，多次向朝廷陈述灾异之事，但没有被采纳。于是他根据《洪范》《春秋》中灾异报应的记载，撰写了《洪范五行传》，希望能够感悟君主，但最终还是没有被听取和察觉，汉朝最终走向了危亡。难道不令人悲哀吗？陛下神明威武，天资聪慧，有远见卓识，尊崇古代的制度，遵循传统的礼仪，前代帝王的言行举止，没有不深入研究借鉴的，这是前代帝王所不及的。我学识浅薄，见闻不广，担心无法帮助陛下拓宽视野，报答陛下的圣明旨意。现在我谨慎地依照《洪范传》《天文志》，选取其中的要点，简化其中的文辞，共整理成八篇。” 世祖阅读后非常满意，说：“高允解读灾异的才能，难道比崔浩差吗？” 等到高宗（拓跋濬）即位，高允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司徒陆丽等人都受到了重赏，高允既没有得到褒奖，也终身没有提及此事。他忠诚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都是这样的。
给事中郭善明，生性机智灵巧，想要施展自己的才能，劝说高宗大规模修建宫殿。高允劝谏说：“我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平定天下后，才开始修建都城。他所修建的宫殿，都是在农闲时节进行的，没有在农忙时大兴土木。现在国家建立已经很久了，宫殿已经完备，永安前殿足够用来朝见各国使节，西堂温室足够用来安置皇上的圣体，紫楼可以登高远望，观赏远近的景色。如果想要大规模修建壮丽的宫殿，作为奇异的景观，应该逐步进行，不能仓促行事。计算砍伐木材、运输泥土以及各种杂役，需要两万人，成年男子充当劳役，老人和小孩负责供应粮食，总共需要四万人，半年才能完成。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就会有人受冻。更何况是几万人的劳役，所造成的损失也是非常大的。从古代的情况来看，再结合现在的实际，这是必然的结果。这实在是圣明的君主应该慎重考虑的事情。” 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
高允认为高宗继承了太平盛世，但社会风俗仍然没有改变，婚娶丧葬的礼仪，不依照古代的制度。于是高允劝谏说：
前朝的时候，朝廷多次颁布明确的诏令，禁止婚娶时演奏音乐，以及丧葬之日唱歌、跳舞、杀牲、焚烧安葬等行为，全部予以禁止。虽然诏令已经颁布很久了，但风俗仍然没有改变。这大概是因为身居上位的人没有率先改正，身居下位的人已经习以为常，教化衰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过去周文王凭借百里之地，修养德行，推行仁政，先从自己的妻子开始，再推广到兄弟，进而治理国家，最终占据了天下的三分之二。这说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先从身边的人做起。《诗经》说：“你的教化已经推行，百姓都会效仿。” 君主的言行举止，不能不谨慎。
《礼记》说：嫁女儿的人家，三天不熄灭蜡烛；娶媳妇的人家，三天不演奏音乐。现在诸王娶亲，都让乐部提供歌舞艺人来娱乐，却唯独禁止平民百姓演奏音乐，这是第一个不同之处。
古代的婚姻，都是选择有德行道义的人家，挑选贞洁娴静的女子，先通过媒人说媒，再送上礼物，邀请同僚朋友来见证婚礼的庄重，新郎亲自驾车来表示尊敬，婚姻之事，如此艰难。现在诸王十五岁，就被赐予妻子，分开居住。然而所婚配的女子，有的年龄相差很大，有的是罪人的女儿被选入宫中，却与宗王匹配，成为妃嫔。违背礼仪的程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往年到现在，多次有监察弹劾的事情发生。确实是因为诸王饮酒过量而导致过失，但追究其根源，也是因为妻子年老色衰而被抛弃，才导致这些纷争。现在皇子娶妻，大多出自宫中，却要求天下的平民百姓，必须依照礼仪的规定结婚，这是第二个不同之处。
万物有生必有死，古代的圣明君主，制定礼仪制度，是为了保养生者，安葬死者，符合人之常情。如果损害生者来供奉死者，这是圣人所禁止的。然而安葬的意思是收藏，死者不能再见到，所以要把他们深深地埋葬。过去尧安葬在谷林，农夫没有改变耕地；舜安葬在苍梧，集市没有改变店铺的位置。秦始皇修建陵墓，向下挖到三重泉水，里面的金玉珠宝不计其数，但他死后不久，尸体就被焚烧，陵墓也被挖掘。由此可见，尧、舜的节俭，秦始皇的奢侈，是非对错非常明显。现在国家修建陵墓，花费的财物数以亿计，一旦焚烧，就变成了灰烬。如果浪费财物对死者有好处，古代的大臣们难道会不这样做吗？现在皇上不停地这样做，却禁止平民百姓必须停止，这是第三个不同之处。
古代祭祀的时候，一定要设立尸主，排列昭穆的顺序，让死者的灵魂有依托，以表达祭祀的礼仪。现在对于已经安葬的死者，人们只是寻找相貌相似的人来侍奉，如同对待父母一样，亲近如同夫妻，败坏社会风气，亵渎礼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皇上没有禁止，下面的人也没有停止，这是第四个不同之处。
祭祀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礼仪，教化天下，所以圣明的君主非常重视。在祭祀的时候，酒杯满了也不饮酒，菜肴干了也不吃，音乐不是雅乐就不演奏，物品不是正色就不陈列。现在的大型宴会，宫内宫外的人混杂在一起，酒醉后喧哗吵闹，没有任何礼仪规范。还有那些滑稽戏艺人的低俗表演，污染人们的视听。朝廷却把这种积习当作美事，反而要求社会风俗清纯，这是第五个不同之处。
现在陛下处于历代帝王的末期，继承了晋朝混乱的弊端，如果不果断地加以改正，来整顿衰败的风俗，我担心天下的百姓，永远也听不到、看不到礼仪教化了。
高允这样的劝谏不止一次，高宗总是从容地听取他的意见。有时高允的话触犯了高宗，让他难以忍受，高宗就命令身边的人把他扶出去。但如果事情有不妥之处，高允总是请求进见，高宗知道高允的心意，就会提前屏退身边的人，等待他进言。高宗对高允非常敬重，高允常常早晨入宫，傍晚出宫，有时甚至连日住在宫中，朝中大臣都不知道他们谈论的是什么。
有时有人上书陈述朝政的得失，高宗看完后对大臣们说：“君主和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过错，儿子为什么不写下来在众人面前劝谏，让别人知道父亲的过错，而要在私下里隐瞒呢？难道不是因为亲近父亲，担心他的过错在外面彰显吗？现在国家的善恶之事，不能当面陈述，却要上表公开劝谏，这难道不是彰显君主的短处，表明自己的美德吗？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我有过错，他常常当面直言劝谏，即使是我不愿意听的话，他也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来，没有任何回避。我听到了自己的过错，而天下人却不知道他的劝谏，这难道不是忠诚吗？你们在我身边，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正直的话，只是在我高兴的时候请求官职。你们拿着弓箭刀剑侍奉在我身边，只是白白地辛苦，却都做到了公侯的职位。这个人拿着笔辅佐我的国家，只不过是个郎官。你们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仍然兼任著作郎。司徒陆丽说：“高允虽然受到陛下的宠爱和优待，但家境贫寒，穿着粗布衣服，妻子儿女的生活都没有保障。” 高宗愤怒地说：“为什么不早点说！现在看到我任用他，才说他贫穷。” 当天，高宗亲自前往高允的家中，只见只有几间茅草屋，床上铺着粗布被子，身上穿着破旧的棉衣，厨房里只有咸菜而已。高宗叹息说：“古代人的清贫难道也到了这种地步吗？” 立即赏赐给高允五百匹帛、一千斛粟，任命他的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高宗没有同意。起初与高允一同被征召的游雅等人，大多做到了高官，被封侯，甚至高允部下的官吏一百几十人也做到了刺史、二千石的官职，而高允担任郎官二十七年，始终没有得到升迁。当时文武百官都没有俸禄，高允常常让自己的儿子们上山砍柴，以此维持生计。
起初，尚书窦瑾因事被诛杀，他的儿子窦遵逃亡到山林沼泽之中，窦遵的母亲焦氏被官府没收为奴。后来焦氏因为年老被赦免，但窦瑾的亲戚故旧，没有一个人敢收留抚恤她。高允怜悯焦氏年老，把她接到家中保护起来。过了六年，窦遵才得到赦免。高允的深厚德行就是这样。后来高允转任太常卿，仍然兼任原来的官职。高允献上《代都赋》，借此委婉地劝谏朝廷，这篇赋也属于《两都赋》一类的作品，由于文字太多，这里不再记载。当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梁祚争论名字的贵贱，议论纷纷。高允于是撰写了《名字论》来解释他们的疑惑，其中有很多经典的依据。后来高允又以本官兼任秘书监，解除太常卿的职务，晋升爵位为梁城侯，加授左将军。
起初，高允与游雅以及太原人张伟一同求学，结为好友。游雅曾经评论高允说：“喜怒哀乐，是人生来就有的情感。而前代史书记载卓公心胸宽广，文饶气度宏大，心胸狭隘的人并不相信。我与高允相处四十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喜怒之色，这难道不值得相信吗？高允内心文雅明达，外表却柔弱温和，说话迟钝，不善言辞，我常常称呼他为‘文子’。崔浩曾经对我说：‘高允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是一代贤才，所缺少的就是刚正不阿的气节。’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崔浩遭到谴责，起因非常微小，等到皇上降诏责备时，崔浩吓得声音嘶哑，双腿发抖，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人都趴在地上，汗流浃背，面无人色。而高允却能够有条有理地陈述事情的道理，分辨是非，言辞清晰，声音洪亮。圣明的君主为之动容，听的人没有不称赞的。他对同僚朋友仁爱，得以保全自身的吉祥，之前所说的刚正不阿的气节，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崇爱凭借权势，威震四海。他曾经在朝堂上召集百官，王公以下的官员，都望着宫廷的方向跪拜，只有高允独自走上台阶，拱手行礼。由此看来，汲长孺可以躺着见卫青，又有什么不能以平等的礼仪相见呢？之前所说的气节，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而人也不容易被了解。我已经在内心误解了他，崔浩也在外表上看错了他。钟子期只能听懂伯牙的琴声，管仲被鲍叔牙赏识，确实是有原因的。” 高允就是这样被人们推崇。
高宗敬重高允，常常不直呼他的名字，总是称呼他为 “令公”。“令公” 的称号，传遍了四面八方。高宗去世后，显祖（拓跋弘）处于守丧期间，乙浑独揽朝政大权，图谋危害国家。文明太后诛杀了乙浑，把高允召入宫中，参与决策国家大事。文明太后又下诏对高允说：“近年来，学校没有建立，已经很久了。儒家之道衰败，学业荒废，古人感叹学子失学的现象，现在又重新出现了。我已经继承了大业，天下安宁，依照古代的典章制度，想要在各州郡设立学官，让求学的人有地方深造。你是儒家的宗师，元老重臣，在朝廷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德行，应该与中书省、秘书省的官员共同商议，然后上报给我。” 高允上表说：“我听说治理国家的大业，必须把教育放在首位；要使九种治国之道都得到推行，也需要通过文德来完成。所以《诗经》中赞美辟雍的光辉，《鲁颂》中彰显泮宫的重要。自从永嘉之乱以来，古代的典章制度遭到毁灭。乡里之间再也听不到《雅》《颂》的歌声，京城中也废除了祭祀先师的礼仪。儒家之道衰败，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年了。回想前朝，每次想要效仿古代的典章制度，弘扬淳朴的风气，但由于事务繁多，没有来得及恢复。陛下聪慧明达，继承了伟大的功业，天下安宁，各种事务都井然有序。陛下继承祖宗的遗志，复兴周朝废弃的学业，颁布仁德的诏令，革新文化教育。士大夫和百姓，没有不感到庆幸的。我接到诏令后，与中书省、秘书省的官员一起，查阅史籍，详细研究典章制度，发现古代的帝王没有不尊崇儒学来鼓励人们求学，重视教育来使儒家之道更加深厚的。我认为陛下的诏令，与古代的道理是一致的。应该按照陛下的旨意，尊崇建立学校，来整顿社会风俗。让古代帝王的学说，在圣明的时代发扬光大；让和谐美妙的教化之声，传遍天下。请求规定：大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博士要选拔精通经典、世代忠诚清廉、能够为人师表的人，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助教的要求与博士相同，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如果学业早成，有能力担任教学工作，可以不受年龄限制。学生要选拔郡中有名望、品行端正、能够遵循名教的人，优先选拔豪门大族的子弟，其次是中等人家的子弟。” 显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各州郡设立学校，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后来高允因为年老多病，多次上表请求退休，朝廷没有同意。于是高允撰写了《告老诗》。又因为往年一同被征召的人，大多已经去世，他感慨时光流逝，思念故人，撰写了《征士颂》。这篇颂文只记载了接受朝廷征召的人，那些接到诏令却没有前来的人，就没有列入。各位贤才的事迹，只是列举了大概情况。现在把它记载如下：
中书侍郎、固安伯范阳人卢玄，字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人崔绰，字茂祖
河内太守、下乐侯广宁人燕崇，字玄略
上党太守、高邑侯广宁人常陟，字公山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人高毗，字子翼
征南大将军从事中郎勃海人李钦，字道赐
河西太守、饶阳子博陵人许堪，字祖根
中书郎、新丰侯京兆人杜铨，字士衡
征西大将军从事中郎京兆人韦阆，字友规
京兆太守赵郡人李诜，字令孙
太常博士、钜鹿公赵郡人李灵，字虎符
中书郎中、即丘子赵郡人李遐，字仲熙
营州刺史、建安公太原人张传，字仲业
辅国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人祖迈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范阳人祖侃，字士伦
东郡太守、蒲县子中山人刘策
濮阳太守、真定子常山人许琛
行司隶校尉、中都侯西河人宋宣，字道茂
中书郎燕郡人刘遐，字彦鉴
中书郎、武恒子河间人邢颖，字宗敬
沧水太守、浮阳侯勃海人高济，字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雁门人李熙，字士元
秘书监、梁郡公广平人游雅，字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人崔建，字兴祖
广平太守、列人侯西河人宋愔
州主簿长乐人潘天符
郡功曹长乐人杜熙
征东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人张纲
中书郎上谷人张诞，字叔术
秘书郎雁门人王道雅
秘书郎雁门人闵弼
卫大将军从事中郎中山人郎苗
大司马从事中郎上谷人侯辩
陈留郡太守、高邑子赵郡人吕季才
历代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依靠众多贤才来兴盛治国之道的。所以周文王因为有众多贤才而平定天下，汉武帝因为得到贤才而使国家强盛。这是史书所记载的，自古以来的常理。魏国自从神麚年间以后，天下平定，诛杀了赫连氏世代的僭越之君，扫除了北方边境桀骜不驯的敌人，向南击败了江楚地区的势力，向西扫荡了凉州地区，远方的部族，都仰慕道义前来归附。于是朝廷停止战争，整顿文化教育，征召贤才，咨询国家大事。帝王梦想得到贤哲之人，希望能够遇到他们，命令有关部门寻找名士。人们都称赞范阳人卢玄等四十二人，都是名门望族的后代，在各州郡享有盛名，有辅佐君王的才能。朝廷亲自颁布诏令，征召卢玄等人。于是朝廷空缺官职来等待他们，设立爵位来笼络他们。其中接受诏令前来的有三十五人，其余按照惯例由各州郡派遣前来的人，多得无法计算。于是贤才满朝，形成了人才济济的美好局面。过去我与他们一同承蒙朝廷的征召，有的在朝堂上从容任职，有的在私人府邸聚会交往，在上谈论国家公务，在下尽情享受欢乐，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光流逝，吉凶更替，一同被征召的人，大多已经去世。现在还活着的没有几个人，而且又分散各地。过去的欢乐，变成了现在的悲伤。张仲业向东镇守营州，我一直期待他返回，能够再次倾诉心中的思念，在晚年能够心意相通，在暮年能够抒发情感。但他不幸去世了。现在在朝廷中的都是后辈官员，在家乡的也不是过去的友人，进出没有可以寄托心意的地方，往来没有可以开怀大笑的人。回顾自身，不禁长叹不已。颂文是用来赞美崇高德行的，也可以用来表达长远的心意。我已经二十年没有写文章了，但这件事触动了我的内心，怎么能沉默不语呢？于是撰写了这篇颂文，歌词如下：
紫气直冲云霄，各路群雄扰乱华夏，帝王继承天命出征，战车多次出征。扫荡四处的妖氛，消灭叛乱的霸主，天下顺从教化，八方逐渐得到感化。政治教化遍及天下，国家既安宁又统一，收起兵器，只重视文化教育。帝王于是广泛寻求贤才，征召隐居的贤士，隐居在山林中的人放下鱼竿前来归附，奇异的人才纷纷涌现。
勤勉的卢玄先生，气量远大，思想纯正，钻研儒家之道，坚守品德，研习六艺，遵循仁爱。朝廷的征召到来，他脱下布衣，担任官职，登上朝堂，美好的谋略每天都能献上。从东方到南方，他跃马扬鞭，疾驰而行，那些僭越的势力纷纷依附，刘氏政权也通过和亲来结交。
崔绰孤单一人，早年遭遇不幸，但他约束自己，努力修身，使家庭兴盛。他专心研究《六经》，潜心思考文章辞藻，最终推辞了朝廷的宠信和任命，以此保全自己。
燕崇、常陟忠诚守信，各种德行都没有缺失，不贪图高位，顺应事理，安于闲适的生活。他们保持谦虚，坚守节俭，喜好谦让，善于推让，思念贤才，喜爱古代的事物，如同口渴饥饿一样迫切。
高毗志向远大，李钦领悟深刻，他们以道义相互期许，相处融洽如同琴弦和谐。他们一同在幕府任职，都能发表仁德的言论，悠闲地度过岁月，以此寄托自己的心意。
许堪恰逢好时机，能够彰显自己的谋略，上依靠朝廷的恩宠，下凭借贤德友人的帮助。虽然功劳是后来建立的，但俸禄却先得到了，官职与旧臣相同，地位与各位诸侯并列。
杜铨孤立无援，但内心反省没有愧疚，说话不崇尚浮华，交往不忘记旧友。论财产他很贫穷，论道德他很富足，所说的贤才，实在是国家的杰出人才。
韦阆品德高尚，禀性善良正直，坚守正道，摒弃那些细小的谦让。他的精神与道理相融，身形随波逐流，虽然屈服于王侯之下，但没有放弃自己的志向。
赵郡是著名的地区，世代有很多奇异的人才，如同山岳所孕育的精华，涌现出了三位李姓贤才。他们有着高尚的清风，温和的举止，起初隐居不仕，等待时机如同等待云雾升起。李诜担任西都的长官，李灵撰写传记，在皇宫中传授教诲，阐述深奥的道理如同拨开云雾。李熙虽然中年去世，但已经担任过郎官，他的遗风可以借鉴，最终也声名显著。
张传学识渊博，性情清雅，效仿古代的典章制度，精心钻研典籍。当时遭遇艰难险阻，他始终坚守自己的节操。以仁爱接纳众人，以孝道教化下属，教化遍及龙川地区，百姓都归顺他的教化。
祖迈是英贤之人，祖侃也堪称贤才，他们在国家中声名显赫，品行一向突出。他们的志向是兼济天下，难道只是独善其身吗？可惜没有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功业没有得到施展。
刘策、许琛坚守忠诚，竭尽全力奉献自己，外出能够驰骋游说，入朝能够献上功劳。他们一旦奉命出使，就能使燕国屈服，使崇地归降，在魏国声名彰显，所享有的功业也很兴盛。
宋宣早年成才，二十岁就声名远扬，与朋友交往坚守信用，对待事物秉持诚信。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家庭内部恭敬和睦，名声如同在深谷中发出的声响，展翅高飞如同在紫色的天空中翱翔。他多次在中书省任职，也在京城负责事务，刑罚因此公正，政事因此平和。
刘遐多么美好啊，想要参与文雅之事，他顺应本性，保持纯真，才能的形成并非借助外力。他不因为地位高贵而骄傲，不因为地位低下而羞耻，于是辞别富贵人家，归隐山林荒野。
邢颖享有美誉，被称为四俊之一，文章辞藻如同云飞，美好的名声很早就已经传开。中途遭遇困境，他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忠诚在言辞中彰显，道理在韵律中体现。
高济开朗豁达，见识深远，领悟新的事物，有独特的见解，都出自自己的内心。他的品质如同和氏璧一样珍贵，文章如同雕龙一样华丽，在京城展现自己的风姿，穿着锦缎回到故乡。
李熙能够先察觉事物的变化，坚定不移，他振起衣袖来到朝廷，开始成为王国的宾客。他行为端正，遵循规矩，是品德高尚的君子，他的礼仪没有差错。
孔子称赞子游、子夏，汉朝赞美王褒、扬雄，游雅多么卓越啊，超出众人。他在秘书省负责文书工作，在河汾地区担任地方长官，移风易俗，解决混乱和纠纷。他融会那些晦涩的道理，阐明那些深奥的文章，辨析儒家之道，区分九流学派。
崔建、宋愔两位贤才，生性英武伟俊，从民间脱颖而出，在朝廷中闻名。他们有着正直的仪表，高远的风度，地位显赫却不骄傲，品行朴素却能彰显光彩。
潘天符崇尚高尚的品德，杜熙喜爱平和，他们清高却不与世俗隔绝，浑浊却不同流合污。他们不追求富贵荣华，只满足于普通的官职，身处幽远之地却更加声名显赫，有所损失却收获更多。
张纲性情柔和谦逊，张诞正直不阿，王道雅学识渊博，闵弼见识广博。他们从平民百姓中脱颖而出，都逐渐如同鸿雁展翅高飞，发愤学习忘记吃饭，难道是为了微薄的俸禄吗？他们遵循礼仪，顺从仁爱，没有违背规范，失去了不放在心上，得到了也不显露在神色上。
郎苗初次被征召，所任用的官职与他的才能相称，他的智慧足以保全自身，言辞足以治理政事。他的性情顺应时势，处理事务机敏，与现在的人相同，与古代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人会因为利益而改变，人会因为饮酒而昏乱，侯辩洁身自好，只尊崇道义。他每天纵情饮酒，但更加恭敬温和，在私人府邸中，如同在朝堂上一样庄重。
吕季才的性情，柔和却又坚持竞争，他镇守南秦地区，伸张威严，为国效命。他用权术引诱敌人，用正道纠正错误，帝王的道义因此彰显，边疆地区因此安定，百姓欢庆。
各位贤才遭遇盛世，在当代声名显赫，他们竭尽忠诚，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他们身着官服，腰系双佩，在当时荣耀显赫，风范流传千载。君臣相遇，实在是难以契合，过去因为朝廷的诏令，征召他们得以成功。彼此敞开心扉，抒发情怀，这种欢乐仿佛就在昨天，但生死相隔，实在令人悲伤。静静地思考，内心多次受到触动，挥笔赞美他们的德行，更加增添了哀伤之情。
皇兴年间（公元 467 年 - 公元 471 年），朝廷下诏让高允兼任太常，前往兖州祭祀孔子庙，对高允说：“这是选拔有德行的人去执行的任务，不要推辞。” 后来高允跟随显祖北伐，大获全胜返回，到达武川镇时，献上《北伐颂》，歌词如下：“伟大的上天啊，观察人间的德行，眷顾并托付天命给魏国，照耀天下万国。礼仪教化广泛融合，帝王的谋略充满天下，用威严平定叛乱，用准则安抚百姓。北方的敌人过去是朝廷的附属，在边疆地区执掌政事，过去因为时机有利，逃到北方。他们世代沿袭凶暴的行径，违背忠诚，言而无信，招纳逃亡之人，聚集盗贼，邪恶的人众多。他们胆敢率领像犬羊一样的部下，企图肆意作乱，于是朝廷下诏训练军队，发动北伐。将士们跃马前行，携带粮食，如同流星闪电般迅速出发，讨伐那些凶残的敌人，大肆陈列斧钺等兵器。斧钺一旦陈列，就消灭了敌人的军队，尸体堆积填满了山谷，鲜血流淌形成了河流。罪魁祸首如同狐狸一样逃窜，在穷困的村落中苟延残喘，他们的爪牙已经被摧毁，心腹也受到了阻碍。周朝的忠厚，就连路边的芦苇也加以保护，我们圣明的君主，也具有这样的美德。恩泽遍及那些阵亡将士的坟墓，颁布这样仁慈的旨意，埋葬野外的尸体，恩惠施加到生者和死者身上。生者和死者都蒙受恩惠，人们欣喜地得到养育，道理贯穿幽冥之地，恩泽遍及偏远的地区。万物都回归诚信，神灵献上福泽，远近的人们都心怀归附，没有不服从的。古代称赞善于用兵的人，经历很长时间才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出兵征战，不到十天就取得了胜利。六军齐心协力，万国和睦相处，道义在《春秋》中彰显，功劳铭刻在玉牒上，传颂的歌声兴起，流传到后代。” 显祖阅读后非常满意。
另外，显祖在位时曾经生病，因为高祖（拓跋宏）年幼，想要立京兆王拓跋子推为继承人，于是召集各位大臣，按照顺序召见询问。高允走上前，跪在显祖面前，流泪说：“我不敢多说，以免劳烦皇上的心神，希望陛下向上思考宗庙托付的重任，追念周公辅佐成王的事情。” 显祖于是决定传位于高祖，赏赐给高允一千匹帛，以表彰他的忠诚正直。后来高允升任中书监，加授散骑常侍。他虽然长期掌管史书编撰事务，但并没有专心致力于著述，时常与校书郎刘模一起进行编辑整理，大致延续崔浩过去的做法，依照《春秋》的体例，同时对其中的错误进行修改。从高宗到显祖时期，军国方面的文书檄文，大多是高允撰写的。高允晚年推荐高闾代替自己。因为参与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功劳，高允晋升爵位为咸阳公，加授镇东将军。
不久，高允被授予使持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的官职。高允在秋季巡视辖区，询问百姓的疾苦。到达邵县时，看到邵公庙荒废毁坏，没有得到修缮，于是说：“邵公的德行如此高尚，却被遗忘而没有得到祭祀，那些行善的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于是上表朝廷，请求修缮邵公庙。当时高允已经将近九十岁了，他仍然鼓励百姓学习，社会风气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作为儒者，他性情悠闲，不把决断事务当作首要任务。后来正光年间（公元 520 年 - 公元 525 年），中散大夫、中书舍人河内人常景思念高允，率领郡中的故老，在野王城南为高允建立了祠堂，树立石碑记载他的德行。
太和二年（公元 478 年），高允又因为年老请求返回乡里，先后上表十多次，朝廷最终没有同意。于是高允撰写了《告老诗》。又因为往年一同被征召的人，大多已经去世，他感慨时光流逝，思念故人，撰写了《征士颂》。后来，朝廷下诏让高允乘车进入宫殿，朝贺时不需要跪拜。第二年，朝廷下诏让高允参与制定律令。高允虽然年近百岁，但志向和见识仍然没有衰退，仍然心系自己的职责，翻阅考证史书。朝廷又下诏说：“高允年事已高，身处危险的境地，但家境贫寒，供养微薄。可以让乐部的十位丝竹乐工，每五天前往高允家中一次，为他娱乐身心。” 朝廷还特意赏赐给高允一头蜀地的牛，一辆四望蜀车，一张素几，一根手杖，一把蜀刀。又赏赐给高允珍贵的食物，每年春秋两季都会按时送到。不久，朝廷又下诏，每天早晚为高允提供膳食，每月初一和十五送牛和酒，衣服、丝绵、绢帛，每月都按时供应。高允都把这些赏赐分给了亲戚和故友。当时权贵大臣的家门，都排列着显赫的官员，而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职爵位。他就是这样廉洁谦让。后来高允升任尚书、散骑常侍，朝廷时常召他入宫，为他准备几案和手杖，向他询问政事。太和十年（公元 486 年），高允加授光禄大夫，佩戴金章紫绶。朝廷中的重大商议，都会向他咨询。
魏国初年，法律严厉，朝中大臣大多遭受杖罚。高允侍奉过五位帝王，在中书省、秘书省、门下省任职，五十多年，从来没有受到过谴责和过错。起初，真君年间（公元 440 年 - 公元 451 年），因为诉讼案件积压，朝廷开始命令中书省依据儒家经义来判断各种疑难案件。高允依据法律评判刑罚，三十多年来，朝廷内外都称赞他公正持平。高允认为监狱是关乎百姓性命的地方，常常感叹说：“皋陶是具有最高德行的人，但他的后代英蓼却最先灭亡；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英布受过黥刑却最终称王。经过的时代虽然久远，但刑罚所带来的余波仍然存在。更何况普通人怎么能没有过错呢？”
这一年四月，朝廷在西郊举行祭祀活动，下诏用皇帝的马车迎接高允前往西郊的板殿观看。马车突然受惊狂奔，车辆翻倒，高允的眉毛被划伤了三处。高祖、文明太后派遣医生前去治疗，慰问的人络绎不绝。掌管车马的官员将要受到重罚，高允上书说明自己没有受伤，请求赦免他的罪责。在此之前，朝廷命令中黄门苏兴寿搀扶高允，曾经在雪天遇到狗受惊摔倒，搀扶的人非常害怕。高允安慰鼓励他，不让他把这件事上报。苏兴寿说，他侍奉高允三年，从来没有见过高允发怒的样子。高允温和善良，善于引导他人，教导别人不知疲倦。他白天黑夜手里经常拿着书，吟咏诵读，查阅研究。他重视亲情，思念故友，虚心接纳他人的意见。虽然身处尊贵的地位，但志向如同贫贱时一样朴素。他生性喜爱音乐，每当看到乐工演奏歌唱、跳舞时，常常打着节拍称赞。他还非常信奉佛教和道教，时常设置斋会，讲解佛经道经，喜爱生灵，厌恶杀戮。他的性情又非常简约质朴，不随意与人交往。显祖平定青齐地区后，把当地的名门望族迁徙到代郡。当时很多士人被迫迁徙到远方，大多遭受饥寒之苦。迁徙的人当中，有很多是高允的姻亲，他们都步行前往高允家中拜访。高允散尽家产，来救济他们，慰问非常周到。人们无不感激他的仁爱宽厚。高允还发现他们的才能，上表朝廷推荐任用。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这些新归附的人可能会产生异心，高允却说选拔人才应该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不应该压制他们。在此之前，高允被征召到方山撰写颂文，他的志向和气概仍然没有多大减退，谈论过去的事情，没有一点遗漏。太和十一年（公元 487 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九十八岁。
起初，高允常常对别人说：“我在中书省任职时，曾经做过一些积阴德的事情，拯救过百姓的性命。如果上天的回报没有差错，我的寿命应该能活到一百岁。” 高允去世前十多天，身体稍微有些不适，但仍然没有卧床休息，仍然派人去请医生拿药，出入行走，吟咏诵读如同平常一样。高祖、文明太后听说后，派遣医生李脩前去为他诊脉，李脩回来后说高允没有大碍。李脩入宫后，秘密向高祖和文明太后陈述，高允的气血已经有异常，恐怕活不了多久了。于是朝廷派遣使者，准备了丰厚的御膳和珍贵的食物，从酒米到盐醋，共有一百多种，都是当时最新鲜的美味，还有床帐、衣服、被褥、几案、手杖等，排列在庭院中。王公大臣们往来慰问，络绎不绝。高允面带喜色，对别人说：“皇上因为我年老，赐予我这么多东西，我可以用来招待客人了。” 他只是上表谢恩，没有其他的顾虑。这样过了几天，高允在夜里去世，家人都没有察觉。朝廷下诏赏赐一千匹绢、二千匹布、五百斤绵、五十匹锦、一百匹杂色丝织品、一千斛谷，用来办理丧事。自从魏国建立以来，无论是活着还是去世的人，所受到的赏赐都没有能比得上高允的，朝廷为他感到荣耀。高允将要下葬时，朝廷追赠他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公爵的称号仍然保留，谥号为文，赏赐一套礼服。高允所撰写的诗赋、诔文、颂文、箴文、论著、表章、赞文，以及《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肓事》等，共一百多篇，另外有集子流传于世。高允还通晓算法，撰写了三卷《算术》。他的儿子高忱继承了他的爵位。
高忱，字士和。因为父亲的缘故，被任命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他治理政事宽厚仁慈，百姓安居乐业。后来按照惯例，他的爵位被降为侯。不久，高忱去世。
高忱的儿子高贵宾，继承了爵位。被任命为州治中，在任期间去世。
高忱的弟弟高怀，字士仁。担任过任城王拓跋云的郎中令、大将军从事中郎，被授予中散的官职。他性情恬淡，退隐安静，不与世人争夺利益，在中散的职位上十八年没有得到升迁。太和年间，高怀被任命为太尉东阳王的谘议参军，不久后去世。
高怀的儿子高绰，字僧裕。他年幼时父亲去世，恭敬机敏，依靠自己独立成长。高绰身高八尺，腰围十围，性情沉稳文雅，有度量，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太和十五年（公元 491 年），高绰被任命为奉朝请、太尉法曹行参军，不久后兼任尚书祠部郎。因为母亲去世，他辞去官职。过了很久，高绰被任命为治书侍御史，转任洛阳令。高绰治理政事刚正不阿，不畏惧豪门权贵，京城的人都畏惧他。朝廷又下诏让他参与商议律令的制定。高绰升任长兼国子博士，代理颍川郡的事务。朝廷下诏授予他假节，代理泾州刺史。延昌初年（公元 512 年），高绰升任尚书右丞，参与商议《壬子历》的制定。肃宗（元诩）初年，高绰担任司徒清河王元怿的司马、冠军将军，后来又跟随元怿升任太尉司马。这一年秋天，大乘贼在冀州起兵，都督元遥率领军队讨伐他们，朝廷下诏让高绰兼任散骑常侍，持节，拿着白虎幡前往军中招安慰问。高绰在州郡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前来投降的贼众络绎不绝。军队返回后，高绰被任命为汲郡太守，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御史中尉元匡上奏说高聪和高绰等人依附高肇，朝廷下诏赦免了他们的罪责。不久，高绰代理荥阳郡的事务，以本将军的身份出任豫州刺史。他治理政事清廉公正，抑制豪强，扶助弱小，百姓都爱戴他，前来归附的流民有二千多户。高绰升任后将军、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公元 522 年）冬天，高绰突发疾病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正光四年（公元 523 年）九月，朝廷下诏追赠他为安东将军、冀州刺史，谥号为简。
高绰的儿子高炳，字仲彰。担任过太尉行参军，逐渐升任征虏将军、开府掾。他早年去世。
高允的弟弟高推，字仲让，小名檀越，很早就有声誉。太延年间（公元 435 年 - 公元 440 年），因为之前多次出使南方的使者都不称职，朝廷精心挑选使者。游雅推荐高推应选。朝廷下诏让高推兼任散骑常侍，出使刘义隆的南朝宋，南方人称赞他有才能，善于辩论。高推在途中生病，在建业去世。朝廷为他感到哀悼惋惜。他的灵柩运回后，朝廷追赠他为辅国将军、临邑子，谥号为恭，赏赐一套礼服和衣冠。高允为他撰写了诔文。
高推的弟弟高燮，字季和，小名淳于，也有文学才华。世祖每次下诏征召他，他都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去。他常常讥笑高允为了官职而委屈自己，长期在京城漂泊。高燮常常在家中悠闲度日。州府征召他担任主簿，不久后去世。
高燮的孙子高市宾，担任过奉朝请、冀州京兆王元愉的城局参军。元愉发动叛乱，高市宾逃回到京城。后来高市宾被任命为青州安南府司马。永熙年间（公元 532 年 - 公元 534 年），高市宾担任冠军将军、开府从事中郎。
起初，神麚年间，高允与堂叔高济、族兄高毗以及同郡的李金一同被朝廷征召。
高济，字叔民。起初补任中书博士，后来又担任楚王的老师。真君年间，高济被授予假员外常侍的官职，赐予浮阳子的爵位，出使刘义隆的南朝宋。世祖到达长江边时，在行军途中任命高济为盱眙太守，后来越级授予他游击将军的官职。不久，高济出任沧水太守。他去世时，享年六十七岁。朝廷追赠他为镇远将军、冀州刺史，谥号为宣。
高济的儿子高矫，继承了他的爵位。高矫去世后，他的儿子高师继承了爵位。
高师，字孝则，有学识。他担任过詹事丞、太子舍人、尚书主客郎。转任通直散骑侍郎、从事正员郎。多次升迁后，高师担任光禄少卿，代理泾州事务。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龙骧将军、河州刺史。
高师的儿子高和仁，字德舒，继承了爵位。他初入仕途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兼任殿中御史。高和仁年轻时清廉简约，有文学才华，曾经创作五言诗赠给太尉属卢仲宣，卢仲宣非常赞赏重视他。高和仁常常有高尚的志向。后来他担任洛州录事参军，没有赴任。他在汲郡的白鹿山修炼服食丹药。不久后去世，当时的人都为他感到哀悼惋惜。
高和仁的弟弟高德伟，在武定末年（公元 550 年），担任东宫斋帅。
高矫的弟弟高遵，自己有传记记载。
高毗，字子翼，在乡邑中被称为长者。他的官职做到从事中郎。
高毗的孙子高当，担任过尚书郎。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乐陵太守，谥号为恭。
起初，高允所引荐的刘模，是长乐信都人。他年轻时偷偷游历黄河以南地区，于是到达河南，不久后又偷偷返回。刘模广泛涉猎经籍，对注释典籍有一定的用处。高允兼任秘书监、掌管著作事务时，选拔刘模为校书郎。高允编撰《国记》，与刘模一起编辑著述。高允常常让刘模掌管钥匙，每天一同进入史阁，面对面坐着，撰写记载时事。高允当时已经九十岁了，视力和手脚都稍微有些衰退，常常让刘模执笔，自己在旁边指导决断。这样持续了五六年。高允所完成的篇章卷册，以及各种论著，刘模都参与其中，立下了功劳。太和初年，刘模升任中书博士，与李彪是同僚好友，彼此相互喜爱。但在教导皇室子弟、阐明风范方面，刘模远远不如李彪。刘模出任颍州刺史。王肃返回朝廷时，路过悬瓠，当时他漂泊异乡，处境困窘，没有人认识他。只有刘模供给了他所需要的物品，按照礼仪吊唁慰问他。王肃深受感动。等到王肃担任豫州刺史时，刘模仍然在颍州郡任职，王肃稍微回报了他，刘模因此担任了新蔡太守。刘模在两个郡任职共十年，治理政事宽严相济，颇有政绩，受到人们的称赞。正始元年（公元 504 年），刘模再次出任陈留太守。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却故意隐瞒年龄，不顾禁令，主动请求效力。于是他在南颍川安家，不再返回自己的故乡。
刘模的儿子刘怀恕，聪慧坦率，很有口才。他在颍川地区深得民心。刘怀恕担任过襄威将军、本州冠军府功曹参军。
刘怀恕的弟弟刘怀逊，懂得医术。他担任过给事中，去世时担任左军将军、镇远将军。
史臣说：遵循仁爱之道，研习六艺，坚守道义，保持明智，这难道不是司空高允吗？他身处危难灾祸之中，面对帝王的雷霆之怒，却能泰然自若地面对死亡，忘却自身来救助他人，最终感动了圣明的君主，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如果不是他体察天命，明辨穷达之道，又怎么能做到这样呢？他应该受到四代帝王的宠爱，最终享有百岁高龄！自从魏国建立以来，这样的人只有他一个罢了。高僧裕在学问和治理方面都有声誉，这是他修养自身的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