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刑罚七</p><p> 二仪既判，汇品生焉，五才兼用，废一不可。金木水火土，咸相爱恶。阴阳所 育，禀气呈形，鼓之以雷霆，润之以云雨，春夏以生长之，秋冬以杀藏之。斯则德 刑之设，著自神道。圣人处天地之间，率神祗之意。生民有喜怒之性，哀乐之心， 应感而动，动而逾变。淳化所陶，以下淳朴。故异章服，画衣冠，示耻申禁，而不 敢犯。其流既锐，奸黠萌生。是以明法令，立刑赏。故《书》曰：“象以典刑，流 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眚灾肆赦。”舜命咎繇曰：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夏刑则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 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周礼》：建三典，刑邦国，以五听求 民情，八议以申之，三刺以审之。左嘉石，平罢民；右肺石，达穷民。宥不识，宥 过失，宥遗忘；赦幼弱，赦耄耋，赦蠢愚。周道既衰，穆王荒耄，命吕侯度作祥刑， 以诘四方，五刑之属增矣。夫疑狱泛问，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 之。先王之爱民如此，刑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p><p> 逮于战国，竞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 诛，连相坐之法。风俗凋薄，号为虎狼。及于始皇，遂兼天下，毁先王之典，制挟 书之禁，法繁于秋荼，纲密于凝脂，奸伪并生，赭衣塞路，狱犴淹积，囹圄成市。 于是天下怨叛，十室而九。汉祖入关，蠲削烦苛，致三章之约。文帝以仁厚，断狱 四百，几致刑措。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宣帝时，路温舒上书曰： “夫狱者天下之命，《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治狱吏，非不慈仁也。 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 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人。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 内之。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罪。何则？文致之罪故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 狱。”宣帝善之。痛乎！狱吏之害也久矣。故曰，古之立狱，所以求生；今之立狱， 所以求杀人。不可不慎也。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 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 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魏武帝造甲子科条，犯釱左右 趾者，易以斗械。明帝改士民罚金之坐，除妇人加笞之制。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 诏车骑贾充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余条。 </p><p> 晋室丧乱，中原荡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属崩散之后，典刑泯弃，礼俗浇薄。 自太祖拨乱，荡涤华夏，至于太和，然后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所谓百年而后胜残 去杀。故榷举行事，以著于篇。 </p><p> 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 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神元因循，亡所革 易。 </p><p> 穆帝时，刘聪、石勒倾复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 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平文承业，绥集离散。 </p><p> 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 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 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 </p><p> 太祖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 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 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 兆庶欣戴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季年灾异屡见，太祖不豫，纲纪褫顿，刑罚颇为 滥酷。 </p><p> 太宗即位，修废官，恤民隐，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庶政复 有叙焉。帝既练精庶事，为吏者浸以深文避罪。 </p><p> 世祖即位，以刑禁重，神中，诏司徒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 分大辟为二科死，斩死，入绞。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已下腐刑，女子 没县官。害其亲者轘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 诸渊。当刑者赎，贫则加鞭二百。畿内民富者烧炭于山，贫者役于圊溷，女子入舂 槁；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后 百日乃决。年十四已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 谕刑者，部主具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不可复生， 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皆先谳 报乃施行。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是后民官渎货，帝思 有以肃之。太延三年，诏天下吏民，得举告牧守之不法。于是凡庶之凶悖者，专求 牧宰之失，迫肋在位，取豪于闾阎。而长吏咸降心以待之，苟免而不耻，贪暴犹自 若也。 </p><p> 时舆驾数亲征讨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总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曰： “殿下亲览百揆，经营内外，昧旦而兴，谘询国老。臣职忝疑承，司是献替。汉武 时，始启河右四郡，议诸疑罪而谪徙之。十数年后，边郡充实，并修农戍，孝宣因 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于罪人，非怒而诛之，欲其徙善而惩恶。谪 徙之苦，其惩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从徙，虽举家投远，忻喜赴路，力役终身， 不敢言苦。且远流分离，心或思善。如此，奸邪可息，边垂足备。”恭宗善其言， 然未之行。 </p><p> 六年春，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古经义论决之。初盗律，赃 四十匹致大辟，民多慢政，峻其法，赃三匹皆死。正平元年，诏曰：“刑纲大密， 犯者更众，朕甚愍之。其详案律令，务求厥中，有不便于民者增损之。”于是游雅 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盗律复旧，加故纵、通情、止舍之法及他罪，凡三 百九十一条。门诛四，大辟一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条。有司虽增损条章，犹未 能阐明刑典。 </p><p> 高宗初，仍遵旧式。太宗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 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宾亲，则开禁，有日 程。增置内外侯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 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恻，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诸司官赃二丈皆斩。又增律 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贺上言： “自非大逆手杀人者，请原其命，谪守边戍。”诏从之。 </p><p> 显祖即位，除口误，开酒禁。帝勤于治功，百僚内外，莫不震肃。及传位高祖， 犹躬览万机，刑政严明，显拔清节，沙汰贪鄙。牧守之廉洁者，往往有闻焉。 </p><p> 延兴四年，诏自非大逆干纪者，皆止其身，罢门房之诛。自狱付中书复案，后 颇上下法，遂罢之，狱有大疑，乃平议焉。先是诸曹奏事，多有疑请，又口传诏敕， 或致矫擅。于是事无大小，皆令据律正名，不得疑奏。合则制可，失衷则弹诘之， 尽从中墨诏。自是事咸精详，下莫敢相罔。 </p><p> 显祖末年，尤重刑罚，言及常用恻怆。每于狱案，必令复鞫，诸有囚系，或积 年不斩。群臣颇以为言。帝曰：“狱滞虽非治体，不犹愈乎仓卒而滥也。夫人幽苦 则思善，故囹圄与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轻恕耳。”由是囚系虽淹滞，而 刑罚多得其所。又以敕令屡下，则狂愚多侥幸，故自延兴，终于季年，不复下赦。 理官鞫囚，杖限五十，而有司欲免之则以细捶，欲陷之则先大杖。民多不胜而诬引， 或绝命于杖下。显祖知其若此，乃为之制。其捶用荆，平其节，讯囚者其本大三分， 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悉依令。皆从于轻简也。 </p><p> 高祖驭宇，留心刑法。故事，斩者皆裸形伏质，入死者绞，虽有律，未之行也。 太和元年，诏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其参详旧典，务从宽仁。” 司徒元丕等奏言：“圣心垂仁恕之惠，使受戮者免裸骸之耻。普天感德，莫不幸甚。 臣等谨议，大逆及贼各弃市袒斩，盗及吏受赇各绞刑，踣诸甸师。”又诏曰：“民 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 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p><p> 三年，下诏曰：“治因政宽，弊由纲密。今候职千数，奸巧弄威，重罪受赇不 列，细过吹毛而举。其一切罢之。”于是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以防渲斗于街术。吏 民安其职业。 </p><p> 先是以律令不具，奸吏用法，致有轻重。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旧文， 随例增减。又敕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讫，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 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 枭首。 </p><p> 时法官及州郡县不能以情折狱。乃为重枷，大几围；复以缒石悬于囚颈，伤内 至骨；更使壮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诬服。吏持此以为能。帝闻而伤之，乃制 非大逆有明证而不款辟者，不得大枷。 </p><p> 律：“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至八年，始班禄制，更定义赃一匹，枉 法无多少皆死。是秋遣使者巡行天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食禄者 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帝哀矜庶狱，至于奏谳，率从降恕，全命徙边，岁以千计。 京师决死狱，岁竟不过五六，州镇亦简。 </p><p> 十一年春，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 未衷。可更详改。”又诏曰：“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诛犹在律策，违失 《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秋八月诏曰： “律文刑限三年，便入极默。坐无太半之校，罪有死生之殊。可详案律条，诸有此 类，更一刊定。”冬十月，复诏公卿令参议之。 </p><p> 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 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p><p> 世宗即位，意在宽政。正始元年冬，诏曰：“议狱定律，有国攸慎，轻重损益， 世或不同。先朝垂心典宪，刊革令轨，但时属征役，未之详究，施于时用，犹致疑 舛。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诸有疑事，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增减上下， 必令周备，随有所立，别以申闻。庶于循变协时，永作通制。” </p><p> 永平元年秋七月，诏尚书检枷杖大小违制之由，科其罪失。尚书令高肇，尚书 仆射、清河王怿，尚书邢峦，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继等奏曰：“臣等闻王者继 天子物，为民父母，导之以德化，齐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务于三 讯五听，不以木石定狱。伏惟陛下子爱苍生，恩侔天地，疏纲改祝，仁过商后。以 枷杖之非度，愍民命之或伤，爰降慈旨，广垂昭恤。虽有虞慎狱之深，汉文恻隐之 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谨案《狱官令》：诸察狱，先备五听之理，尽求情之意， 又验诸证信，事多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加以拷掠；诸犯年刑已上枷锁，流徙已 上，增以杻械。迭用不俱。非大逆外叛之罪，皆不大枷、高丑、重械，又无用石 之文。而法官州郡，因缘增加，遂为恆法。进乖五听，退违令文，诚宜案劾，依旨 科处，但踵行已久，计不推坐。检杖之小大，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 先无成制。臣等参量，造大枷长一丈三尺，喉下长一丈，通颊木各方五寸，以拟大 逆外叛；杻械以掌流刑已上。诸台、寺、州、郡大枷，请悉焚之。枷本掌囚，非拷 讯所用。从今断狱，皆依令尽听讯之理，量人强弱，加之拷掠，不听非法拷人，兼 以拷石。”自是枷杖之制，颇有定准。未几，狱官肆虐，稍复重大。 </p><p> 《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 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延昌二年春，尚书刑峦奏：“窃详王公已下，或析体宸极， 或著勋当时，咸胙土授民，维城王室。至于五等之爵，亦以功锡，虽爵秩有异，而 号拟河山，得之至难，失之永坠。刑典既同，名复殊绝，请议所宜，附为永制。” 诏议律之制，与八座门下参论。皆以为：“官人若罪本除名，以职当刑，犹有余资， 复降阶而叙。至于五等封爵，除刑若尽，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于例实爽。愚谓 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后，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县公， 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至于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 降，至于散男。其乡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后，听依其本品之资出身。”诏从之。 </p><p> 其年秋，符玺郎中高贤、弟员外散骑侍郎仲贤、叔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坐弟季 贤同元愉逆，除名为民，会赦之后，被旨勿论。尚书邢峦奏：“案季贤既受逆官， 为其传檄，规扇幽瀛，遘兹祸乱，据律准犯，罪当孥戮，兄叔坐法，法有明典。赖 蒙大宥，身命获全，除名还民，于其为幸。然反逆坐重，故支属相及。体既相及， 事同一科，岂有赦前皆从流斩之罪，赦后独除反者之身。又缘坐之罪，不得以职除 流。且货赇小愆，寇盗微戾，赃状露验者，会赦犹除其名。何有罪极裂冠，衅均毁 冕，父子齐刑，兄弟共罚，赦前同斩从流，赦后有复官之理。依律则罪合孥戮，准 赦例皆除名。古人议无将之罪者，毁其室，洿其宫，绝其踪，灭其类。其宅犹弃， 而况人乎？请依律处，除名为民。”诏曰：“死者既在赦前，又员外非在正侍之限， 便可悉听复仕。” </p><p> 三年，尚书李平奏：“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子与同城 人张回为婢。回转卖于鄃县民梁定之，而不言良状。案盗律‘掠人、掠卖人、和卖 人为奴婢者，死’。回故买羊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绞刑。”诏曰：“律称和卖 人者，谓两人诈取他财。今羊皮卖女，告回称良，张回利贱，知良公买。诚于律俱 乖，而两各非诈。此女虽父卖为婢，体本是良。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决从 真卖。于情不可。更推例以为永式。” </p><p> 延尉少卿杨钧议曰：“谨详盗律‘掠人、掠卖人为奴婢者，皆死’，别条‘卖 子孙者，一岁刑’。卖良是一，而刑死悬殊者，由缘情制罚，则致罪有差。又详 ‘君盗强盗，首从皆同’，和掠之罪，固应不异。及‘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 以随从论’。然五服相卖，皆有明条，买者之罪，律所不载。窃谓同凡从法，其缘 服相减者，宜有差，买者之罪，不得过于卖者之咎也。但羊皮卖女为婢，不言追赎， 张回真买，谓同家财，至于转鬻之日，不复疑虑。缘其买之于女父，便卖之于他人， 准其和掠，此有因缘之类也。又详恐喝条注：‘尊长与之已决，恐喝幼贱求之。’ 然恐喝体同，而不受恐喝之罪者，以尊长与之已决故也。而张回本买婢于羊皮，乃 真卖于定之。准此条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即状准条，处流为允。” </p><p> 三公郎中崔鸿议曰：“案律‘卖子有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期 亲及妾与子妇流’。唯买者无罪文。然”卖者既以有罪，买者不得不坐。但卖者以 天性难夺，支属易遗，尊卑不同，故罪有异。买者知良故买，又于彼无亲。若买同 卖者，即理不可。何者？‘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此亦非掠，从其真买， 暨于致罪，刑死大殊。明知买者之坐，自应一例，不得全如钧议，云买者之罪，不 过卖者之咎也。且买者于彼无天性支属之义，何故得有差等之理？又案别条：‘知 人掠盗之物而故卖者，以随从论。’依此律文，知人掠良，从其宜买，罪止于流。 然其亲属相卖，坐殊凡掠。至于买者，亦宜不等。若处同流坐，于法为深。准律斟 降，合刑五岁。至如买者，知是良人，决便真卖，不语前人得之由绪。前人谓真奴 婢，更或转卖，因此流洞，罔知所在，家人追赎，求访无处，永沉贱隶，无复良期。 案其罪状，与掠无异。且法严而奸易息，政宽而民多犹，水火之喻，先典明文。今 谓买人亲属而复决卖，不告前人良状由绪，处同掠罪。” </p><p> 太保、高阳王雍议曰：“州处张回，专引盗律，检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证明 然，去盗远矣。今引以盗律之条，处以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实为乖当。如臣钧之 议，知买掠良人者，本无罪文。何以言之？‘群盗强盗，无首从皆同’，和掠之罪， 故应不异。明此自无正条，引类以结罪。臣鸿以转卖流漂，罪与掠等，可谓‘罪人 斯得’。案《贼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 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详沉贱之与身死，流漂之与腐骨， 一存一亡，为害孰甚？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 与和掠，同是良人，应为准例。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 与强盗，俱得为例，而似从轻。其义安在？又云：‘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 从论。’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奸盗之本，非谓市之于亲尊之手，而同之于盗掠之刑。 窃谓五服相卖，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盗理远，故从亲疏为差级， 尊卑为轻重。依律：‘诸共犯罪，皆以发意为首。’明卖买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 定。若羊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则羊皮为元首，张回为从坐。首有沾刑之科，从 有极默之戾，推之宪律，法刑无据。买者之罪，宜各从卖者之坐。又详臣鸿之议， 有从他亲属买得良人，而复真卖，不语后人由状者，处同掠罪。既一为婢，卖与不 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为可原，转卖为难恕。张回之愆，宜鞭一百。卖子葬亲， 孝诚可美，而表赏之议未闻，刑罚之科已降。恐非敦风厉俗，以德导民之谓。请免 羊皮之罪，公酬卖直。”诏曰：“羊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 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 </p><p> 先是，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时有宗士元显富，犯罪须鞫，宗正约以旧制。尚 书李平奏：“以帝宗磐固，周布于天下，其属籍疏远，廕官卑末，无良犯宪，理须 推究。请立限断，以为定式。”诏曰：“云来绵远，繁衍世滋，植籍宗氏，而为不 善，量亦多矣。先朝既无不讯之格，而空相矫恃，以长违暴。诸在议请之外，可悉 依常法。” </p><p> 其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上言：“检除名之例，依律文，‘狱成’ 谓处罪案成者。寺谓犯罪迳弹后，使复检鞫证定刑，罪状彰露，案署分两，狱理是 成。若使案虽成，虽已申省，事下廷尉，或寺以情状未尽，或邀驾挝鼓，或门下立 疑，更付别使者，可从未成之条。其家人陈诉，信其专辞，而阻成断，便是曲遂于 私，有乖公体。何者？五诈既穷，六备已立，侥幸之辈，更起异端，进求延罪于漏 刻，退希不测之恩宥，辩以惑正，曲以乱直，长民奸于下，隳国法于上，窃所未安。” 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以为：“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 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复治之。检使处罪者，虽已案成， 御史风弹，以痛诬伏；或拷不承引，依证而科；或有私嫌，强逼成罪；家人诉枉， 辞案相背。刑宪不轻，理须讯鞫。既为公正，岂疑于私。如谓规不测之泽，抑绝讼 端，则枉滞之徒，终无申理。若从其案成，便乖复治之律。然未判经赦，及复治理 状，真伪未分。承前以来，如此例皆得复职。愚谓经奏遇赦，及已复治，得为狱成。” 尚书李韶奏：“使虽结案，处上廷尉，解送至省，及家人诉枉，尚书纳辞，连解下 鞫，未检遇宥者，不得为案成之狱。推之情理，谓崔纂等议为允。”诏从之。 </p><p> 熙平中，有冀州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廷尉卿 裴延俊上言：“《法例律》：‘诸逃亡，赦书断限之后，不自归首者，复罪如初。’ 依《贼律》，谋反大逆，处置枭首。其延陵法权等所谓月光童子刘景晖者，妖言惑 众，事在赦后阙，合死坐正。”崔纂以为：“景晖云能变为蛇雉，此乃傍人之 言。虽杀晖为无理，恐赦晖复惑众。是以依违，不敢专执。当今不讳之朝，不应行 无罪之戮。景晖九岁小兒，口尚乳臭，举动云为，并不关己，‘月光’之称，不出 其口。皆奸吏无端，横生粉墨，所谓为之者巧，杀之者能。若以妖言惑众，据律应 死，然更不破阙</p><p> 惑众。赦令之后方显其；律令之外，更求其罪。赦律何以取信 于天下，天下焉得不疑于赦律乎！《书》曰：与杀无辜，宁失有罪。又案《法例律》： ‘八十已上，八岁已下，杀伤论坐者上请。’议者谓悼耄之罪，不用此律。愚以老 智如尚父，少惠如甘罗，此非常之士，可如其议，景晖愚小，自依凡律。”灵太后 令曰：“景晖既经恩宥，何得议加横罪，可谪略阳民。余如奏。” </p><p> 时司州表：“河东郡民李怜生行毒药，案以死坐。其母诉称：‘一身年老，更 无期亲，例合上请。’检籍不谬，未及判申，怜母身丧。州断三年服终后乃行决。” 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谓州判为允。主簿李瑒驳曰：“案《法例律》：‘诸犯死罪，若 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 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检上请之言，非应府州所决。毒杀人者斩，妻 子流，计其所犯，实重余宪。准之情律，所亏不浅。且怜既怀鸩毒之心，谓不可参 邻人任。计其母在，犹宜阖门投畀，况今死也，引以三年之礼乎？且给假殡葬，足 示仁宽，今已卒哭，不合更延。可依法处斩，流其妻子。实足诫彼氓庶，肃是刑章。” 尚书萧宝夤奏从瑒执，诏从之。 </p><p> 旧制，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以比视官，至于犯谴，不得除 罪。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案诸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载，又无禄恤，先朝已来， 皆得当刑。直阁等禁直上下，有宿卫之勤，理不应异。”灵太后令准中正。 </p><p> 神龟中，兰陵公主附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阴县民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慧猛， 奸乱耽惑，殴主伤胎。辉惧罪逃亡。门下处奏：“各入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 不加防限，处以流坐。”诏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付宫，余如奏。”尚书三 公郎中崔纂执曰：“伏见旨募若获刘辉者，职人赏二阶，白民听出身进一阶，厮役 免役，奴婢为良。案辉无叛逆之罪，赏同反人刘宣明之格。又寻门下处奏，以‘容 妃、慧猛与辉私奸，两情耽惑，令辉挟忿，殴主伤胎。虽律无正条，罪合极法，并 处入死。其智寿等二家，配敦煌为兵’。天慈广被，不即施行，虽恕其命，窃谓未 可。夫律令，高皇帝所以治天下，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案《斗律》： ‘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 者，各加一等。’虽王姬下降，贵殊常妻，然人妇之孕，不得非一夕生。永平四年 先朝旧格：‘诸刑流及死，皆首罪判官，后决从者。’事必因本以求支，狱若以辉 逃避，便应悬处，未有舍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流死参差，或时未允。门下中禁大臣， 职在敷奏。昔丙阝吉为相，不存斗毙，而问牛喘，岂不以司别故也。案容妃等，罪 止于奸私。若擒之秽席，众证分明，即律科处，不越刑坐。何得同官掖之罪，齐奚 官之阙</p><p> 。案智寿口诉，妹适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已生二女于其夫，则他家之母。 《礼》云妇人不二夫，犹曰不二天。若私门失度，罪在于夫，衅非兄弟。昔魏晋未 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何曾诤之，谓：‘在室之女，从父母之刑；已醮之 妇，从夫家之刑。’斯乃不刊之令轨，古今之通议。《律》，‘期亲相隐’之谓凡 罪。况奸私之丑，岂得以同气相证。论刑过其所犯，语情又乖律宪。案《律》，奸 罪无相缘之坐。不可借辉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爵人于朝， 与众共之，明不私于天下，无欺于耳目。何得以非正刑书，施行四海。刑名一失， 驷马不追。既有诏旨，依即行下，非律之案，理宜更请。” </p><p> 尚书元修议以为：“昔哀姜悖礼于鲁，齐侯取而杀之，《春秋》所讥。又夏姬 罪滥于陈国，但责征舒，而不非父母。明妇人外成，犯礼之愆，无关本属。况出适 之妹，衅及兄弟乎？”右仆射游肇奏言：“臣等谬参枢辖，献替是司，门下出纳， 谟明常则。至于无良犯法，职有司存，劾罪结案，本非其事。容妃等奸状，罪止于 刑，并处极法，准律未当。出适之女，坐及其兄，推据典宪，理实为猛。又辉虽逃 刑，罪非孥戮，募同大逆，亦谓加重。乖律之案，理宜陈请。乞付有司，重更详议。” 诏曰：“辉悖法者之，罪不可纵。厚赏悬募，必望擒获。容妃、慧猛与辉私乱，因 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诛，将何惩肃！且已醮之女，不应坐及昆弟，但智寿、 庆和知妹奸情，初不防御，招引刘辉，共成淫丑，败风秽化，理深其罚，特敕门下 结狱，不拘恆司，岂得一同常例，以为通准。且古有诏狱，宁复一归大理。而尚书 治本，纳言所属。弗究悖理之浅深，不详损化之多少，违彼义途，苟存执宪，殊乖 任寄，深合罪责。崔纂可免郎，都坐尚书，悉夺禄一时。” </p><p> 孝昌已后，天下淆乱，法令不恆，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 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鄴，京畿群盗颇起。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 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 小盗赃满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侍中孙腾上言：“谨详，法若画 一，理尚不二，不可喜怒由情，而致轻重。案《律》，公私劫盗，罪止流刑。而比 执事苦违，好为穿凿，律令之外，更立余条，通相纠之路，班捉获之赏。斯乃刑书 徒设，狱讼更烦，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非所谓不严而治，遵守典故者矣。臣以为 升平之美，义在省刑；陵迟之弊，必由峻法。是以汉约三章，天下归德；秦酷五刑， 率土瓦解。礼训君子，律禁小人，举罪定名，国有常辟。至如‘眚灾肆赦，怙终贼 刑’，经典垂言，国朝成范。随时所用，各有司存。不宜巨细滋烦，令民预备。恐 防之弥坚，攻之弥甚。诸犯盗之人，悉准律令，以明恆宪。庶使刑杀折衷，不得弃 本从末。”诏从之。 </p><p> 天平后，迁移草创，百司多不奉法，货贿公行。兴和初，齐文襄王入辅朝政， 以公平肃物，大改其风。至武定中，法令严明，四海知治矣。</p>
译文
刑罚七
阴阳分化之后，万物始生，金、木、水、火、土五种材质各有其用，缺一不可。这五种物质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天地阴阳孕育万物，万物禀受元气而形成形体，雷霆鼓动生机，云雨滋润万物，春夏时节使万物生长，秋冬时节使万物收藏。这就是德政与刑罚的设置，是由神明之道所彰显的。圣人居于天地之间，遵循神明的意旨。百姓有喜怒的本性、哀乐的心情，受外界触动而产生反应，反应之后又会产生诸多变化。在淳厚教化的熏陶下，百姓民风淳朴。因此，古人用不同的服饰、绘制特殊的衣冠来区分等级、警示过错，申明禁令，百姓便不敢轻易触犯。后来世风日下，奸邪狡黠之人逐渐出现。于是便明确法令，设立刑罚与奖赏制度。所以《尚书》中说：“依照常规刑罚来处置，对应当处以五刑的人予以流放宽宥，用鞭刑作为官府的刑罚，用杖刑作为教育的刑罚，用罚金作为赎罪的刑罚，对怙恶不悛、坚持作恶的人处以死刑，对因过失造成灾祸的人予以赦免。” 舜帝命令咎繇说：“五刑各有其适用的范围，五种刑罚的执行场所分为三处；五种流放的刑罚各有其安置的地方，五种安置之地又分为三等。” 夏朝的刑罚规定，死刑有二百条，膑刑有三百条，宫刑有五百条，劓刑和墨刑各有一千条。商朝沿袭夏朝的刑罚，略有增减。《周礼》记载：建立三种法典，用以惩罚诸侯国，通过五听之法来探求民情，用八议之制来宽宥特殊人员，通过三刺之法来审慎断案。朝堂左侧放置嘉石，让有过错但情节较轻的人坐在上面示众；右侧设置肺石，让有冤情的穷困百姓得以申诉。宽宥那些无知而犯罪的人、因过失犯罪的人、因遗忘而犯罪的人；赦免年幼体弱的人、年老昏聩的人、愚钝无知的人。周朝的王道衰败之后，周穆王年老昏聩，命令吕侯制定祥刑，用以治理天下，五刑的条目有所增加。对于疑难案件，广泛征求众人的意见，与众人共同商议，如果众人都有疑虑就予以赦免，必须考察各类案例的轻重来定案。古代圣王如此爱护百姓，刑罚制定之后便不可随意更改，因此君子都会尽心谨慎地对待断案之事。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争相使用严刑峻法，相互吞并攻伐。商鞅带着《法经》六篇，前往秦国游说，提议实行株连三族的刑罚，设立连坐之法。当时社会风气败坏，秦国被称为虎狼之国。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毁坏古代圣王的典籍，制定禁止私藏书籍的法令，法律条文比秋天的茅草还要繁多，法网比凝固的油脂还要严密，奸诈虚伪之事层出不穷，身穿红褐色囚服的犯人堵塞了道路，监狱里关押的人堆积如山，牢狱多得如同集市。于是天下百姓怨恨反叛，十户人家中有九户都心怀不满。汉高祖进入关中之后，废除了繁琐苛刻的法令，制定了 “约法三章”。汉文帝以仁厚为本，全国一年判处死刑的案件只有四百起，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汉武帝时期，因为奸邪作乱之事日益增多，增加了五十多篇法律条文。汉宣帝时，路温舒上书说：“监狱关乎天下百姓的性命，《尚书》中说：与其杀死无辜之人，不如放过有罪之人。如今审理案件的官吏，并非不仁慈。但上下级相互逼迫，把苛刻当作明察，办案严厉的人能获得公正的名声，办案平和的人反而多有后患。因此，审理案件的官吏都希望犯人死去，并非憎恨犯人，而是因为保全自己的方法，就在于让犯人去死。人之常情，安逸就乐于生存，痛苦就想要死去，在严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供词得不到呢？所以犯人不堪忍受痛苦，就会编造虚假的供词给官吏看。官吏们利用这一点，就引导犯人明确供词；上奏朝廷时担心被驳回，就对供词进行罗织罪名、精心构陷。即使是咎繇来审理这些案件，也会认为犯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通过罗织罪名强加的罪名。因此，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监狱更深重的了。” 汉宣帝认为他说得很对。可悲啊！狱吏造成的危害已经很久了。所以说，古代设立监狱，是为了挽救人的生命；如今设立监狱，却是为了处死犯人。对此不可不谨慎。于定国担任廷尉时，汇集各种法律，共九百六十卷，死刑条文四百九十条，涉及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死刑判例共三千四百七十二条，各种断案应当引用的条文，合计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东汉二百年间，法律条文没有太大的增减。魏武帝制定甲子科条，将判处砍断左右脚趾的刑罚，改为用木械囚禁。魏明帝修改了士民罚金的相关规定，废除了对妇人施加笞刑的制度。晋武帝认为魏朝的法律过于严厉繁琐，又下诏命令车骑将军贾充召集各位儒学家，删减并确定法律总则，编成二十卷，合计二千九百多条。
晋朝遭遇战乱，中原地区一片混乱。魏氏承接历代帝王的末期，正值天下分崩离析之后，法律制度废弃不用，礼俗变得浇薄。自从太祖平定乱世，整顿华夏，到太和年间，才实现官吏清廉、政治清明，案件减少简化，这就是所谓的百年之后才能消除残暴、废除死刑。因此，选取其中的重要举措，记载在本篇之中。
北魏初期，礼俗淳朴，刑罚禁令宽松简略。宣帝南迁之后，重新设置四部大人，坐在王庭之上裁决诉讼，用言语进行约束，刻木契来记录事情，没有监狱和刑讯的方法，所有犯罪的人，都根据当时的情况裁决发落。神元帝沿袭了这一做法，没有进行变革。
穆帝时期，刘聪、石勒颠覆了晋朝。穆帝将要平定这场叛乱，于是严厉制定刑法，凡事都按照军法处置。百姓此前习惯了宽松的政令，很多人因为违背命令而获罪，死亡的人数以万计。于是各个部落都感到惊恐不安。平文帝继承基业，安抚召集离散的百姓。
昭成建国二年规定：应当判处死刑的人，允许其家人献上金银马匹来赎罪；犯大逆不道之罪的人，亲族中的男女无论老少都处以斩首；男女不依照礼仪结合的都判处死刑；百姓之间相互杀害的，允许杀人者向死者家属赔偿四十九头马牛，以及送葬的器物来平息纠纷；没有拘禁审讯、牵连他人的罪名；盗窃官府财物，一件赔偿五件；盗窃私人财物，一件赔偿十件。法令明确，百姓安居乐业。
太祖幼年遭遇艰难困苦，历经各种险阻，深知百姓的真伪善恶。等到即位之后，亲自践行仁厚之道，安抚协调百姓。平定中原之后，担心前代的法律过于严厉繁琐，于是命令三公郎王德废除那些对百姓过于残酷的法令，制定简明的科条法令，大力推崇简约易行。当时，天下百姓长期遭受战乱之苦，畏惧法令，乐于安宁。太祖了解到这种情况，便以沉静无为的方式治理国家，刑罚必定从轻，百姓都欣然拥戴他。然而，对于大臣，太祖却执法严厉，毫不宽宥。到了晚年，灾祸异常之事屡屡出现，太祖身体不适，朝廷纲纪松弛，刑罚变得颇为泛滥残酷。
太宗即位之后，修复废弃的官职，体恤百姓的疾苦，命令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处理百姓的诉讼案件，各种政务重新恢复秩序。太宗精通各种事务之后，担任官吏的人逐渐通过罗织罪名来逃避罪责。
世祖即位之后，认为刑罚禁令过于严厉，神麚年间，下诏命令司徒崔浩制定法律条文。废除了五年、四年的刑罚，增加了一年的刑罚。将死刑分为斩刑和绞刑两类。犯大逆不道之罪的人处以腰斩，诛杀其同族之人，十四岁以下的男子处以腐刑，女子没入官府为奴。杀害亲人的人处以车裂之刑。制作蛊毒的人，男女都处以斩首，并且焚烧其家宅。从事巫蛊之术的人，要背着公羊、抱着狗沉入深渊。应当受刑的人可以赎罪，贫穷无法赎罪的人就加鞭刑二百下。京城之内，富裕的犯人在山中烧炭，贫穷的犯人在厕所服役，女子则从事舂米、打柴的劳作；那些身患重病、无法从事劳作的人，负责看守园林。王公百官分为九品，可以用官爵来抵免刑罚。妇人应当受刑但怀有身孕的，在产后一百天再执行刑罚。十四岁以下的人犯罪，刑罚减轻一半；八十岁以上、九岁以下的人，除非犯杀人罪，否则不承担刑事责任。刑讯的次数不得超过四十九下。判处刑罚的人，由所属部门详细写明情况，公车署负责审讯记录，然后由三都裁决。应当判处死刑的人，所属部门将案件上奏朝廷。因为生命不可复生，担心监察官员无法公正断案，案件审结之后都要呈奏给皇帝，皇帝亲自过问，直到没有异议和怨言之后才执行死刑。各州郡的死刑案件，都必须先上报朝廷审议之后才能执行。宫殿左侧悬挂登闻鼓，百姓有极大冤情的就可以击鼓，公车署会将其奏表呈给皇帝。此后，地方官员贪污受贿之风盛行，世祖想要加以整顿。太延三年，下诏命令天下的官吏百姓，都可以举报州牧、郡守的不法行为。于是，那些凶狠蛮横的平民，专门寻找州牧、县令的过失，胁迫在位官员，在乡里横行霸道。而地方长官都屈意迎合他们，只求免于灾祸而不觉得羞耻，贪污残暴的行为依然如故。
当时皇帝多次亲自率军征讨，并且巡视四方，真君五年，命令恭宗总理百官、监管国事。少傅游雅上书说：“殿下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治理朝廷内外，黎明即起，向国老咨询请教。臣有幸担任辅佐之职，负责进献可行之言、劝谏不可之事。汉武帝时期，开始开辟河右四郡，商议将各种疑难案件的犯人贬谪迁徙到那里。十几年之后，边疆各郡人口充实，并且都致力于农耕和戍边，汉宣帝沿袭了这一做法，从而使北方得以安定。这是近代的事情。帝王对待犯人，并非因为愤怒而诛杀他们，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改过自新、惩戒恶行。贬谪迁徙的痛苦，对犯人的惩戒也很深刻。如果不是犯大逆不道、应当判处死刑的罪行，都可以将其贬谪迁徙，即使是全家迁徙到远方，他们也会欣然上路，终身服劳役，不敢抱怨痛苦。而且远徙他乡、骨肉分离，心中或许会产生向善之心。这样一来，奸邪之事可以平息，边疆的守卫也可以得到充实。” 恭宗认为他说得很对，但是没有付诸实施。
真君六年春季，因为有关部门断案不公，下诏命令所有疑难案件都交付中书省，依照古代的经义来论判定罪。起初的盗律规定，盗窃赃物达到四十匹就判处死刑，百姓大多轻视政令，于是加重刑罚，盗窃赃物达到三匹就判处死刑。正平元年，下诏说：“刑罚过于严厉繁琐，犯罪的人反而更多，朕对此深感怜悯。要详细核查法律条文，力求量刑适中，对不利于百姓的条文进行增减修改。” 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人修改制定法律制度。盗律恢复原来的规定，增加了故意放纵、通同作弊、窝藏罪犯等罪名以及其他罪行，共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条，死刑一百四十五条，其他刑罚二百二十一条。有关部门虽然对条文进行了增减，但仍然未能阐明法律制度的要义。
高宗初年，仍然遵循旧有的制度。太宗四年，开始设立酒禁。当时粮食连年丰收，士民大多因为饮酒而酗酒争斗、引发诉讼，有的甚至议论朝政。皇帝厌恶这种情况，因此全面禁止饮酒，酿酒、卖酒、饮酒的人都处以斩首之刑；遇到吉凶庆典、宴请宾客亲友的情况，可以暂时开禁，但有明确的日期限制。增设内外侯官，负责侦察各个部门以及外地州镇的官员，甚至有人微服混入官府之中，来探寻百官的过失。对于所侦察到的情况，有关部门极力严刑审讯，很多人因此相互诬告牵连，动辄被弹劾犯有不敬之罪。各个部门的官员贪污赃物达到二丈的都处以斩首之刑。又增加了七十九章法律条文，门房之诛十三条，死刑三十五条，其他刑罚六十二条。和平末年，冀州刺史源贺上书说：“除了犯大逆不道、亲手杀人的罪行之外，请宽恕犯人的性命，将他们贬谪到边疆戍守。” 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
显祖即位之后，废除了因口误而获罪的规定，解除了酒禁。显祖致力于治理国家，朝廷内外的百官，无不感到震惊敬畏。等到将皇位传给高祖之后，显祖仍然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刑罚政令严厉清明，提拔品行高洁的人，淘汰贪污鄙陋之徒。州牧郡守中廉洁奉公的人，常常有听闻。
延兴四年，下诏规定，除了犯大逆不道、扰乱纲纪的罪行之外，其余犯罪的人都只追究本人的责任，废除门房之诛的刑罚。自从将案件交付中书省复核之后，后来上下官员常常徇私枉法，于是废除了这一制度，遇到重大疑难案件，才召集大臣共同商议裁决。在此之前，各个部门上奏事情，很多都因为有疑问而请求指示，再加上口头传达诏令，有时会出现擅自篡改的情况。于是规定，无论事情大小，都必须依据法律明确罪名，不得因为有疑问就上奏请求指示。符合法律规定的就批准执行，不符合情理的就弹劾诘问，所有事务都依据皇帝的墨诏执行。从此以后，各项事务都处理得精细周详，下属官员没有人敢相互欺骗。
显祖末年，尤其重视刑罚，谈及刑罚之事常常面露悲伤之情。对于每个案件，都必定命令重新审讯，很多被囚禁的犯人，有的多年都没有执行死刑。大臣们对此颇有议论。显祖说：“案件积压虽然不符合治国之道，但难道不比仓促之间滥杀无辜更好吗？人在幽禁困苦之中就会思考向善，因此监狱与福堂是并存的。朕希望犯人能够改过自新，因此对他们从轻宽恕。” 因此，虽然犯人被囚禁积压，但刑罚大多能够恰当适中。又因为频繁下达赦免诏令，使得那些狂妄愚蠢的人大多心存侥幸，因此从延兴年间到显祖末年，不再下达赦免诏令。司法官员审讯犯人，杖刑的上限是五十下，但有的官员想要宽恕犯人就用细小的木杖，想要陷害犯人就先用粗大的木杖。很多犯人不堪忍受痛苦而被迫诬告认罪，有的甚至死在杖下。显祖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便制定制度：除非是犯大逆不道之罪且有明确证据但犯人拒不认罪的，否则不得使用大枷。
法律规定：“贪赃枉法达到十匹布帛、收受义赃达到二百匹布帛的，判处死刑。” 到了太和八年，开始实行俸禄制度，重新规定收受义赃达到一匹布帛、贪赃枉法无论数量多少都判处死刑。这一年秋季，派遣使者巡视天下，纠察州牧郡守的不法行为，因贪污赃物而被判处死刑的有四十多人。享受俸禄的官员都小心翼翼，行贿请托的门路几乎被断绝。高祖怜悯各类案件中的犯人，对于上报的死刑案件，大多从轻宽恕，保全犯人的性命，将他们贬谪到边疆，每年这样的犯人有上千人。京城每年判处死刑的案件，最多不过五六起，州镇的死刑案件也有所减少。
太和十一年春季，下诏说：“三千种罪行之中，没有比不孝更严重的了，但法律规定，不孝顺父母的人，刑罚只是髡刑。这在情理上并不恰当。可以重新详细修改这一规定。” 又下诏说：“此前命令公卿大臣论定法律制度，但门房之诛的刑罚仍然存在于法律条文之中，违背了《周书》中父子异罪的原则。推究古代的情理，这种规定实在不可取。可以再次商议，删除繁琐残酷的条文。” 秋季八月，下诏说：“法律条文规定，刑罚的期限达到三年，就归入死刑的范畴。有的案件犯罪情节还不到一半的程度，刑罚却有生死之别。可以详细核查法律条文，凡是有类似情况的，都重新进行修订。” 冬季十月，再次下诏命令公卿大臣商议修订法律。
太和十二年，下诏规定：“犯死罪的人，如果父母、祖父母年老，没有成年的子孙，又没有期亲可以依靠的，应当详细核查情况后上奏朝廷等待批复，并将这一规定写入法令。”
世宗即位之后，意图实行宽松的政令。正始元年冬季，下诏说：“商议案件、制定法律，是国家极为慎重的事情，刑罚的轻重增减，不同时代有所不同。先朝关注法律制度的修订，改革法令规则，但当时正值征战服役之时，未能详细研究，施行之后，仍然出现疑问和差错。尚书省、门下省可以在中书外省讨论法律条文。对于各种有疑问的事情，斟酌新旧制度，进一步深思熟虑，对条文进行增减调整，务必使法律周详完备，制定之后，另外上报朝廷。希望能够顺应时代变化，制定出永久通行的制度。”
永平元年秋季七月，下诏命令尚书省核查枷杖大小违背制度的原因，并追究相关人员的罪责。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尚书邢峦、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元继等人上奏说：“臣等听闻，帝王继承上天的万物，作为百姓的父母，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规范百姓，无论事情大小都必须依据情理，怜悯犯人而不轻易喜悦，务必通过三讯五听的方法审理案件，不依靠木石等刑具来定案。陛下爱护百姓，恩德如同天地，放宽法网、修改禁令，仁爱超过了商汤。因为枷杖的规格不符合规定，担心百姓的生命受到伤害，于是降下仁慈的诏令，广泛予以体恤。即使是虞舜慎重断案的态度、汉文帝的恻隐之心，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查阅《狱官令》的规定：审理案件，首先要遵循五听的原则，充分探求事情的真相，再查验各种证据，如果事情大多存在疑问，犯人仍然拒不认罪，然后才能进行刑讯；凡是判处一年以上刑罚的犯人要戴上枷锁，判处流刑以上的犯人，还要增加杻械。这些刑具交替使用，不同时施加。除了犯大逆不道、背叛朝廷的罪行之外，都不得使用大枷、高杻、重械，也没有使用悬石刑讯的条文。但地方的法官和州郡官员，借此随意增加刑具的规格，将其作为常规做法。这既违背了五听的原则，又违反了法令条文，确实应当予以弹劾，按照诏令进行处罚，但这种做法已经沿袭了很久，恐怕难以追究既往的罪责。核查杖刑的大小、鞭刑的长短，法令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枷的轻重，此前没有固定的制度。臣等经过商议，制作大枷长一丈三尺，喉咙下方的部分长一丈，贯通脸颊的木板各方五寸，用于惩处犯大逆不道、背叛朝廷的罪行；杻械用于惩处判处流刑以上的犯人。各个台、寺、州、郡的大枷，请全部焚烧。枷原本是用来拘禁犯人的，并非用于刑讯。从今以后审理案件，都必须依据法令，充分遵循审讯的原则，根据犯人的强弱情况，进行适当的刑讯，不得非法刑讯犯人，也不得使用悬石进行刑讯。” 从此以后，枷杖的制度，有了明确的标准。不久之后，司法官员又肆意妄为，枷杖的规格再次变得沉重巨大。
《法例律》规定：“五等爵位以及在官品令中位列第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用官阶抵免二年的刑罚；被免除官职的人，三年之后可以重新做官，官阶比原来降低一等。” 延昌二年春季，尚书邢峦上奏说：“臣仔细斟酌，王公以下的官员，有的是皇室宗亲，有的在当时立下功勋，都被赐予土地和百姓，成为保卫王室的屏障。至于五等爵位，也是根据功勋赐予的，虽然爵位等级不同，但封号都与山河相当，获得爵位极为困难，失去之后就永远无法恢复。刑罚制度既然相同，但爵位的名称和待遇却相差悬殊，请求商议合适的办法，将其作为永久的制度。” 下诏命令商议法律制度，与八座、门下省共同讨论。众人都认为：“官员如果原本因为犯罪被除名，用官职抵免刑罚之后，如果还有剩余的官资，仍然可以降阶重新任用。至于五等封爵，如果用爵位抵免刑罚之后，爵位就被全部削除，等同于除名，这在制度上确实不妥。臣等认为，从王公以下，拥有封邑的人，如果因犯罪被除名，三年之后，应当各自降低本爵一等，王和郡公降为县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伯降为子，子降为男，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位的人，也按照这一标准降爵，直到降为散男。乡男没有更低的爵位可降的，三年之后，可以按照本人原来的官资出身做官。” 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
这一年秋季，符玺郎中高贤、其弟员外散骑侍郎高仲贤、叔父司徒府主簿高六珍等人，因为弟弟高季贤参与元愉的叛乱而获罪，被除名为民，遇到赦免之后，得到诏令不再追究责任。尚书邢峦上奏说：“高季贤既然接受了叛乱者的官职，为其传递檄文，在幽、瀛二州煽动人心，引发这场祸乱，依据法律规定，应当判处灭族之刑，其兄、叔父依法获罪，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幸亏得到大赦，保全了性命，被除名为民，已经是很大的幸运。然而，谋反叛逆的罪行极为严重，因此亲属要受到牵连。既然亲属要受到牵连，就应当与主犯同罪，怎么会出现赦免之前都应当被判处流刑或斩首，赦免之后唯独赦免谋反主犯本人的情况呢？另外，因牵连而获罪的人，不能用官职抵免流刑。而且，即使是贪污受贿的小过错、盗窃的轻微罪行，只要赃物证据确凿，遇到赦免仍然要被除名。更何况是犯下极为严重的谋反大罪，如同毁坏冠冕一般，父子同刑，兄弟共罚，赦免之前同样要被斩首或流徙，赦免之后怎么会有恢复官职的道理呢？依据法律，高季贤应当被灭族，按照赦免的规定，众人都应当被除名。古人议论‘无将’之罪（指图谋叛乱），要毁坏其家宅，玷污其宫室，断绝其踪迹，消灭其族类。连家宅都要舍弃，更何况是人呢？请求依据法律处置，将他们除名为民。” 下诏说：“死者的罪行已经在赦免之前，而且员外散骑侍郎并不在正式侍从的范围之内，可以允许他们全部恢复官职。”
延昌三年，尚书李平上奏说：“冀州阜城县百姓费羊皮的母亲去世，家中贫穷无法安葬，于是将七岁的女儿卖给同城人张回做婢女。张回又将女孩转卖给鄃县百姓梁定之，并且没有说明女孩是良家女子的情况。依据盗律规定，‘劫掠他人、劫掠贩卖他人、双方自愿买卖他人为奴婢的，判处死刑’。张回故意购买费羊皮的女儿，图谋转卖获利。依据法律应当判处绞刑。” 下诏说：“法律中所说的双方自愿买卖他人，是指两人合谋骗取他人财物。如今费羊皮卖女，告诉张回女孩是良家女子，张回贪图便宜，明知是良家女子却仍然公开购买。虽然两人的行为都违背了法律，但都不属于诈骗。这个女孩虽然被父亲卖给他人做婢女，但本质上是良家女子。张回转卖她的时候，应当有所迟疑，却执意将其当作奴婢真正卖出。从情理上来说，这样处置并不恰当。重新商议案例，将其作为永久的制度。”
廷尉少卿杨钧议论说：“仔细查阅盗律，‘劫掠他人、劫掠贩卖他人为奴婢的，都判处死刑’，另外一条规定‘贩卖子孙的，判处一年徒刑’。同样是贩卖良家人口，刑罚却有死刑和徒刑的巨大差别，这是因为根据情理来制定刑罚，所以导致罪名轻重不同。再仔细查阅，‘君主盗窃、强盗，主犯和从犯都同罪’，自愿买卖和劫掠贩卖的罪行，本来就不应该有区别。以及‘明知是他人劫掠盗窃所得的财物，却故意购买的，按照从犯论处’。然而，对于五服之内亲属相互贩卖的情况，法律都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对于购买者的罪名，法律却没有记载。臣私下认为，购买者应当按照一般从犯的法律论处，如果因为亲属关系而应当减轻刑罚的，应当有所差别，购买者的罪名，不得超过贩卖者的罪责。但费羊皮将女儿卖给他人做婢女，没有提及可以赎回，张回是真正购买，将女孩当作自家财产，到了转卖的时候，不再有任何疑虑。因为他是从女孩的父亲手中购买，然后转卖给他人，依据自愿买卖和劫掠贩卖的相关规定，这属于有因缘关系的情况。再仔细查阅恐吓条文的注释：‘尊长已经作出决定，恐吓年幼卑贱之人求取财物的’，然而，恐吓的行为本质相同，但不构成恐吓罪名的原因，是因为尊长已经作出了决定。而张回原本从费羊皮手中购买婢女，然后真正转卖给梁定之。依据这一条例，是有先前的缘由的；推究其中的因缘关系，情理上颇为相似。根据案情和法律条文，判处流刑是恰当的。”
三公郎中崔鸿议论说：“依据法律，‘贩卖子孙的，判处一年徒刑；贩卖五服之内亲属，若是尊长的判处死刑，期亲以及妾与子妇判处流刑’。唯独没有关于购买者罪名的条文。然而，贩卖者既然已经获罪，购买者也不得不承担罪责。但贩卖者因为天性难以割舍亲情，亲属容易遗弃，尊卑地位不同，因此罪名有所差异。购买者明知是良家女子却故意购买，而且与贩卖者没有亲属关系。如果让购买者与贩卖者同罪，在情理上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贩卖五服之内亲属，若是尊长的判处死刑’，这也不属于劫掠，而是自愿买卖，至于定罪，刑罚却有死刑这样的巨大差别。由此可知，购买者的罪责，自然应当有统一的标准，不能完全按照杨钧的议论，说购买者的罪名不超过贩卖者的罪责。而且，购买者与贩卖者没有天性亲属的道义，为什么会有差别对待的道理呢？另外，依据另一条法律条文：‘明知是他人劫掠盗窃所得的财物而故意购买的，按照从犯论处’。依据这一法律条文，明知是他人劫掠的良家女子，仍然故意购买，罪责仅限于流刑。然而，亲属之间相互贩卖，其罪责与一般的劫掠不同。至于购买者，其罪责也应当有所不同。如果判处与流刑相同的罪责，在法律上过于严厉。依据法律酌情减轻，应当判处五年徒刑。至于购买者，明知是良家女子，却执意当作奴婢真正卖出，不告诉后来的买主女孩的来历。后来的买主以为是真正的奴婢，可能会再次转卖，导致女孩流离失所，无人知晓下落，家人想要赎回，却无处寻访，永远沦为低贱的奴婢，再也没有恢复良家身份的机会。依据其罪行，与劫掠没有区别。而且，法律严厉则奸邪之事容易平息，政令宽松则百姓多有侥幸之心，这就如同水火的比喻，古代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如今认为，购买他人亲属然后执意转卖，不告诉后来的买主良家女子的来历，应当判处与劫掠相同的罪名。”
太保、高阳王元雍议论说：“州府处置张回，专门引用盗律，核查张回的罪行，原本不属于自愿买卖或劫掠贩卖，证据确凿，与盗窃相差甚远。如今引用盗律的条文，判处与自愿买卖、劫掠贩卖相同的罪名，推究情理和法律，实在是不妥当。如同杨钧的议论，明知是购买劫掠而来的良家女子，法律原本没有明确的罪名条文。为什么呢？‘群盗、强盗，主犯和从犯都同罪’，自愿买卖和劫掠贩卖的罪名，本来就不应该有区别。这表明法律原本没有明确的条文，只能引用类似的条文来定罪。崔鸿认为转卖导致女孩流离失所，罪责与劫掠相同，可以说是‘罪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依据《贼律》规定：‘图谋杀人而被发觉的，判处流刑，从犯判处五年徒刑；已经造成伤害但被害人没有死亡的，主犯判处死刑，从犯判处流刑；已经将人杀死的，主犯判处斩首，从犯中提供帮助的判处死刑，没有提供帮助的判处流刑。’仔细思考，女孩沦为低贱奴婢与失去生命、流离失所与尸骨腐烂，一存一亡，哪种危害更为严重呢？然而，《贼律》中关于杀人的罪名，有主犯和从犯的区分，而关于劫掠贩卖他人的罪名，却没有主犯和从犯的差别。图谋杀人与自愿买卖、劫掠贩卖，都是针对良家百姓，应当按照类似的标准处理。之所以不引用杀人罪的减轻条款，而按照强盗罪的同一标准论处，即使图谋杀人与强盗都可以作为参照，似乎还是从轻处理了。其中的道理何在呢？另外，法律规定：‘明知是他人劫掠盗窃所得的财物而故意购买的，按照从犯论处’。这一规定明确了禁止暴力劫掠的根源，遏制奸邪盗窃的根本，并非指从亲属手中购买，就等同于劫掠盗窃的罪名。臣私下认为，五服之内亲属相互贩卖，贩卖的都是良家百姓，之所以允许有不同等级的罪名，是因为明确与劫掠盗窃的道理相差甚远，因此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差别等级，按照尊卑地位来确定刑罚的轻重。依据法律：‘所有共同犯罪的人，都以发起者为主犯’。明确买卖行为的发起有其缘由，主犯和从犯的罪责应当明确。如果费羊皮没有提出卖女，那么张回就没有购买的想法，因此费羊皮是主犯，张回是从犯。主犯有相应的刑罚，从犯却要被判处死刑，推究法律条文，这样的量刑没有依据。购买者的罪名，应当各自按照贩卖者的罪责来判处。再仔细思考崔鸿的议论，从其他亲属手中购买良家百姓，然后执意转卖，不告诉后来的买主来历的，判处与劫掠相同的罪名。既然女孩已经成为婢女，卖与不卖，都不再是良家百姓。为什么不卖就可以宽恕，转卖就难以宽恕呢？张回的过错，应当处以鞭刑一百下。费羊皮卖女安葬母亲，其孝心和诚意值得称赞，却没有听闻有表彰奖赏的议论，反而已经降下了刑罚。这恐怕不符合敦风化俗、用道德引导百姓的宗旨。请求赦免费羊皮的罪名，由官府支付卖女的价钱。” 下诏说：“费羊皮卖女安葬母亲，孝心和诚意值得嘉奖，可以特别赦免其罪责。张回虽然从女孩的父亲手中购买，但不应该转卖，可以判处五年徒刑。”
在此之前，皇族成员如果犯罪，都不进行刑讯。当时有宗士元显富犯罪，需要审讯，宗正按照旧制拒绝刑讯。尚书李平上奏说：“皇族宗室根基稳固，遍布天下，其中有些亲属关系疏远，所获官职低微，品行不端触犯法律，理应进行追究审讯。请求设立限制标准，作为固定的制度。” 下诏说：“皇族的传承源远流长，子孙繁衍日益增多，在宗室户籍之中，却有作恶之人，数量也不少。先朝并没有皇族犯罪不进行刑讯的规定，而皇族成员却凭空依仗宗室身份，肆意违背法令、横行霸道。除了那些符合议请减免刑罚规定的皇族成员之外，其余犯罪的人都可以按照常规法律进行审讯。”
这一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人上书说：“查阅除名的相关规定，依据法律条文，‘狱成’是指定罪的案件已经审结。官府认为，犯罪案件经过弹劾之后，派人重新核查审讯、验证定罪，罪行已经明确，案件文书已经签署分类，就视为案件审结。如果案件虽然已经审结，并且已经上报朝廷，但事情交付廷尉之后，或者官府认为案情没有查清，或者有人拦驾击鼓申诉，或者门下省提出疑问，将案件交付其他使者重新审理，就可以按照案件未审结的条款处理。如果犯人的家人申诉，官府轻信其单方面的言辞，而阻碍已经审结的判决，这就是曲从私情，违背了公法的原则。为什么呢？已经经过五次审讯查明欺诈行为，六种证据已经完备，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又提出新的异议，想要拖延时间来逃避罪责，希望得到意外的赦免，用花言巧语迷惑公正的判决，用歪曲的言辞扰乱正确的裁决，助长百姓的奸邪之风，破坏朝廷的法律制度，臣等私下认为这样不妥。” 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认为：“法律条文规定，案件已经审结以及判决执行完毕，经过所属部门审核之后，如果怀疑存在欺诈行为、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有人申诉冤枉的，可以重新拘捕审讯、复查处理。核查那些被定罪的人，虽然案件已经审结，但有的是因为御史弹劾，被严刑逼供而被迫认罪；有的是经过刑讯仍然不认罪，依据证据定罪；有的是因为私人恩怨，被强行逼迫定罪；犯人的家人申诉冤枉，供词与案件文书相互矛盾。刑罚并非轻微之事，理应进行重新审讯。既然是为了公正，怎么会怀疑是私情呢？如果认为是想要谋求意外的赦免，而压制断绝申诉的途径，那么那些遭受冤枉、案件积压的人，最终将无法得到申诉。如果按照案件已经审结来处理，就违背了可以复查处理的法律规定。然而，案件尚未判决就遇到赦免，以及重新复查处理之后，真相尚未查明。在此之前，类似的案例都允许恢复官职。臣等认为，案件经过上奏之后遇到赦免，以及已经重新复查处理完毕，才能视为案件审结。” 尚书李韶上奏说：“使者虽然已经结案，将案件上报廷尉，移交到尚书省，以及犯人的家人申诉冤枉，尚书省接受申诉，将案件转交重新审讯，在尚未核查完毕就遇到赦免的，不能视为已经审结的案件。推究情理，认为崔纂等人的议论是恰当的。” 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
熙平年间，冀州有妖贼延陵王买，犯罪之后逃亡，在赦免诏书规定的期限之后，仍然没有主动投案自首。廷尉卿裴延俊上书说：“《法例律》规定：‘所有逃亡的人，在赦免诏书规定的期限之后，仍然没有主动投案自首的，恢复其原来的罪名。’依据《贼律》，谋反大逆的罪行，应当判处枭首之刑。延陵法权等人所说的‘月光童子’刘景晖，用妖言迷惑众人，其罪行发生在赦免期限之后，应当依法判处死刑。” 崔纂认为：“刘景晖说自己能够变成蛇、野鸡，这只是别人的传言。虽然杀死刘景晖没有道理，但担心赦免刘景晖之后他会再次迷惑众人。因此，犹豫不决，不敢擅自决断。如今是政治清明、不忌讳直言进谏的朝代，不应该对无辜之人施加杀戮。刘景晖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孩，还在吃奶的年纪，一举一动，都不是自己所能做主的，‘月光童子’的称号，也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都是奸邪官吏无端编造，这就是所谓的编造罪名的人手段巧妙，杀害无辜的人手段残忍。如果因为妖言迷惑众人，依据法律应当判处死刑，但刘景晖并没有再进行迷惑众人的行为。赦免令发布之后才揭露他的罪行；法律条文之外，又另外寻找他的罪名。这样一来，赦免法律怎么能取信于天下，天下百姓又怎么会不怀疑赦免法律呢？《尚书》中说：与其杀死无辜之人，不如放过有罪之人。另外，依据《法例律》规定：‘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人，犯杀伤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上报朝廷请求裁决。’议论的人认为，对年老昏聩和年幼无知的人所犯的罪行，不适用这一法律。臣认为，像姜太公那样年老而有智谋、甘罗那样年幼而有才能的人，都是非同寻常的人，可以按照议论的观点处理，而刘景晖愚昧年幼，自然应当依据一般的法律处理。” 灵太后下令说：“刘景晖已经得到赦免，怎么能再商议施加额外的罪名呢？可以将他贬谪为略阳的百姓。其余的都按照上奏的建议处理。”
当时司州上表说：“河东郡百姓李怜生投放毒药杀人，依据法律应当判处死刑。他的母亲申诉说：‘自己年老体弱，没有其他期亲可以依靠，按照规定应当上报朝廷请求裁决。’查验户籍确实无误，还没有来得及判决上报，李怜生的母亲就去世了。司州判决在三年服丧期满之后再执行死刑。” 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认为司州的判决是恰当的。主簿李瑒反驳说：“依据《法例律》规定：‘所有犯死罪的人，如果祖父母、父母年满七十岁以上，没有成年的子孙，旁系没有期亲可以依靠的，详细写明情况上报朝廷请求裁决。犯流刑的人处以鞭笞之刑，留下赡养其亲属，服丧期满之后再执行流刑。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查阅‘上报朝廷请求裁决’的规定，并非由府州自行决断。投放毒药杀人的人应当判处斩首之刑，其妻子和子女判处流刑，依据其所犯罪行，实在比其他法律规定的罪行更为严重。依据情理和法律，其造成的危害并不轻微。而且，李怜生既然怀有投放毒药杀人的心思，就不能将其与普通百姓同等看待。即使他的母亲在世，也应当将其全家流放，更何况如今他的母亲已经去世，怎么能引用三年服丧的礼仪来拖延执行刑罚呢？而且，允许他请假安葬母亲，已经足以显示朝廷的仁厚宽容，如今已经过了卒哭之祭（服丧三个月后的祭祀），不应该再延长执行刑罚的时间。可以依据法律判处李怜生斩首之刑，将其妻子和子女流放。这样确实能够告诫百姓，严肃刑罚制度。” 尚书萧宝夤上奏采纳李瑒的意见，下诏批准了这一建议。
旧有的制度规定，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官职，属于比照官职（没有正式的官品），如果犯罪获罪，不能用官职抵免刑罚。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说：“查阅各州的中正官，也不在官品令的记载之中，又没有俸禄和抚恤，自先朝以来，都可以用官职抵免刑罚。直阁等官员负责宫廷的守卫，早晚侍奉君主，有守卫宫廷的辛劳，在法律上不应该有所不同。” 灵太后下令批准直阁等官员可以比照中正官，用官职抵免刑罚。
神龟年间，兰陵公主的驸马都尉刘辉，因为与河阴县百姓张智寿的妹妹容妃、陈庆和的妹妹慧猛通奸，沉迷其中，殴打公主并导致其流产。刘辉害怕获罪而逃亡。门下省上奏说：“容妃、慧猛应当判处死刑，张智寿、陈庆和因为知情而不加防范阻止，应当判处流刑。” 下诏说：“容妃、慧猛免除死刑，处以髡刑和鞭刑之后送入宫中服役，其余的都按照上奏的建议处理。” 尚书三公郎中崔纂坚持说：“臣看到诏令悬赏，如果有人捕获刘辉，有官职的人赏赐二阶官阶，平民允许出身做官并晋升一阶，奴仆免除劳役，奴婢恢复良人身份。依据刘辉的罪行，并没有叛逆之罪，悬赏的标准却与叛逆之人刘宣明相同。另外，查阅门下省的上奏，认为‘容妃、慧猛与刘辉私通，相互沉迷，导致刘辉心怀怨恨，殴打公主并使其流产。虽然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罪行应当判处极刑，都处以死刑。张智寿等两家，发配敦煌充军’。陛下的仁慈广布天下，没有立即执行刑罚，虽然宽恕了她们的性命，但臣私下认为这样处理并不恰当。法律是高皇帝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不会因为个人的喜怒而增减，不会因为亲疏关系而改变。依据《斗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因为愤怒，用兵器杀死子孙的，判处五年徒刑；殴打杀死子孙的，判处四年徒刑；如果因为心怀爱憎而故意杀死子孙的，各自加罪一等。’虽然公主是帝王之女下嫁，但作为人妇怀孕，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永平四年先朝的旧有规定：‘所有判处流刑和死刑的案件，都应当先追究主犯的罪责，然后再裁决从犯的刑罚。’处理事情必须从根本出发来探求枝节，案件如果因为刘辉逃亡，就应当悬而不决，没有舍弃主犯的罪责而单独追究从犯过失的道理。流刑和死刑的量刑参差不齐，有时并不恰当。门下省是宫中的重要大臣，职责在于向朝廷上奏事情。从前丙吉担任丞相，不关心斗殴致死的案件，却询问牛喘气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各司其职的缘故吗？依据容妃等人的罪行，仅仅是私通而已。如果在通奸的床上将她们抓获，证据确凿，就依据法律定罪，刑罚不会超过应有的限度。怎么能将其等同于宫中嫔妃的罪行，按照奚官的相关规定来处置呢？依据张智寿的口述，他的妹妹已经嫁给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并且已经为其丈夫生下两个女儿，那么她就是别人家的妻子。《礼记》中说妇人不能有两个丈夫，就如同不能有两个上天一样。如果私人家庭中出现违背礼仪的行为，罪责在于其丈夫，与兄弟无关。从前魏晋时期没有废除五族之刑，有赦免儿子而诛杀母亲的情况。何曾上书争辩，说：‘未出嫁的女子，跟随父母接受刑罚；已经出嫁的妇人，跟随丈夫家接受刑罚。’这是不可更改的法令规则，是古今共同的议论。《律》中规定，‘期亲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这是针对一般的罪行而言。更何况是私通这种羞耻之事，怎么能让兄弟作为证人来证实呢？这样的量刑超过了她们所犯的罪行，从情理上来说也违背了法律规定。依据《律》，通奸之罪没有牵连他人的规定。不能借着刘辉的怨恨，对其兄弟施加刑罚。在集市上处决犯人，是让众人共同抛弃他；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让众人共同尊崇他，这表明君主不偏袒天下任何一个人，不欺骗百姓的耳目。怎么能依据并非正式的法律条文，在天下施行呢？刑罚名称一旦出现错误，就如同驷马难追。既然已经下达诏令，就应当立即执行，但不符合法律的案件，理应重新请求朝廷审议。”
尚书元修议论说：“从前哀姜在鲁国违背礼仪，齐侯将其抓获并杀死，《春秋》对此予以讥讽。另外，夏姬在陈国犯下诸多罪行，但只追究征舒的罪责，而不责怪其父母。这表明妇人出嫁之后，违背礼仪的过失，与娘家没有关系。更何况是已经出嫁的妹妹，罪行怎么会牵连到兄弟呢？” 右仆射游肇上奏说：“臣等有幸参与朝廷的中枢事务，负责进献可行之言、劝谏不可之事，门下省负责出入宫廷、传递诏令，阐明常规的制度。至于那些品行不端、触犯法律的人，自有相关部门负责处理，弹劾定罪、审结案件，原本就不是门下省的职责。容妃等人的通奸罪行，刑罚应当仅限于自身，将她们都判处极刑，依据法律并不恰当。已经出嫁的女子，罪责牵连到其兄弟，依据典籍法律，这样的处理实在过于严厉。另外，刘辉虽然逃避刑罚，但罪行还不至于被灭族，悬赏的标准却与大逆不道之罪相同，也可以说是量刑过重。不符合法律的案件，理应向朝廷陈请。请求将案件交付相关部门，重新详细商议。” 下诏说：“刘辉违背法律，罪行不可宽恕。悬赏重金捉拿，必定希望能够将其捕获。容妃、慧猛与刘辉私通，因此相互沉迷，导致公主遭遇意外。这样的罪行如果不诛杀，将用什么来惩戒整顿风气呢？而且，已经出嫁的女子，不应当牵连到其兄弟，但张智寿、陈庆和明知妹妹通奸，起初不加以防范阻止，反而招引刘辉，共同犯下淫乱羞耻之事，败坏风气、玷污教化，理应加重处罚，特意下令门下省审结案件，不必拘泥于常规的司法部门，怎么能等同于一般的案例，作为通用的标准呢？而且古代有诏狱（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难道都要归大理寺管辖吗？尚书省负责国家的根本政务，是纳言官的所属部门。却不追究违背情理的轻重程度，不考虑败坏教化的严重后果，违背正确的原则，固执地坚持常规的法律条文，严重辜负了朝廷的信任，理应受到罪责追究。崔纂可以免除郎中的官职，尚书省的官员，全部暂时剥夺俸禄。”
孝昌年间之后，天下大乱，法律制度不再固定，有时宽松有时严厉。等到尔朱荣专权之后，刑罚的轻重全凭其个人意愿，担任官职的人，大多将严厉残酷视为才能。迁都邺城之后，京城周围的盗贼纷纷兴起。有关部门上奏设立严厉的制度：所有强盗杀人的，主犯和从犯都处以斩首之刑，其家属同族，发配为乐户；那些没有杀人、并且赃物不满五匹的，主犯处以斩首之刑，从犯处以死刑，家属也发配为乐户；小偷盗窃赃物达到十匹以上的，主犯处以死刑，家属发配到驿站服役，从犯判处流刑。侍中孙腾上书说：“臣仔细斟酌，法律如果统一，道理就不会有二致，不能因为个人的喜怒而导致刑罚的轻重不同。依据《律》，公私抢劫盗窃的罪行，最高刑罚只是流刑。但近来负责执法的官员严重违背法律规定，喜欢牵强附会，在法律条文之外，另外设立其他条款，开通相互纠举的途径，颁布捉拿罪犯的奖赏。这导致法律条文形同虚设，诉讼案件更加繁多，法令日益繁杂，盗贼却越来越多。这并不是所谓的不严厉而能治理好国家、遵守古代典章制度的做法。臣认为，天下太平的美好景象，关键在于减少刑罚；国家衰败的弊端，必定是由严厉的法律所导致。因此，汉高祖约法三章，天下百姓归心；秦始皇施行残酷的五刑，天下分崩离析。礼仪用于教化君子，法律用于禁止小人，定罪量刑，国家有固定的刑罚。至于‘因过失造成灾祸的予以赦免，怙恶不悛的判处死刑’，经典中有明确的言论，本朝也有既定的规范。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运用，各有相关部门负责。不应当繁琐细碎地增加法令，让百姓预先防备。担心防范得越严密，百姓的反抗就会越强烈。所有犯盗窃罪行的人，都依据法律条文定罪，以明确固定的法律。希望能够使刑罚杀戮适中，不抛弃根本而追求末节。” 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
天平年间之后，迁都邺城，国家处于草创阶段，各个部门大多不遵守法律，贪污受贿公然进行。兴和初年，齐文襄王进入朝廷辅佐政务，以公平公正的态度整顿风气，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到了武定年间，法律法令严厉清明，天下百姓都知道国家得到了治理。
阴阳分化之后，万物始生，金、木、水、火、土五种材质各有其用，缺一不可。这五种物质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天地阴阳孕育万物，万物禀受元气而形成形体，雷霆鼓动生机，云雨滋润万物，春夏时节使万物生长，秋冬时节使万物收藏。这就是德政与刑罚的设置，是由神明之道所彰显的。圣人居于天地之间，遵循神明的意旨。百姓有喜怒的本性、哀乐的心情，受外界触动而产生反应，反应之后又会产生诸多变化。在淳厚教化的熏陶下，百姓民风淳朴。因此，古人用不同的服饰、绘制特殊的衣冠来区分等级、警示过错，申明禁令，百姓便不敢轻易触犯。后来世风日下，奸邪狡黠之人逐渐出现。于是便明确法令，设立刑罚与奖赏制度。所以《尚书》中说：“依照常规刑罚来处置，对应当处以五刑的人予以流放宽宥，用鞭刑作为官府的刑罚，用杖刑作为教育的刑罚，用罚金作为赎罪的刑罚，对怙恶不悛、坚持作恶的人处以死刑，对因过失造成灾祸的人予以赦免。” 舜帝命令咎繇说：“五刑各有其适用的范围，五种刑罚的执行场所分为三处；五种流放的刑罚各有其安置的地方，五种安置之地又分为三等。” 夏朝的刑罚规定，死刑有二百条，膑刑有三百条，宫刑有五百条，劓刑和墨刑各有一千条。商朝沿袭夏朝的刑罚，略有增减。《周礼》记载：建立三种法典，用以惩罚诸侯国，通过五听之法来探求民情，用八议之制来宽宥特殊人员，通过三刺之法来审慎断案。朝堂左侧放置嘉石，让有过错但情节较轻的人坐在上面示众；右侧设置肺石，让有冤情的穷困百姓得以申诉。宽宥那些无知而犯罪的人、因过失犯罪的人、因遗忘而犯罪的人；赦免年幼体弱的人、年老昏聩的人、愚钝无知的人。周朝的王道衰败之后，周穆王年老昏聩，命令吕侯制定祥刑，用以治理天下，五刑的条目有所增加。对于疑难案件，广泛征求众人的意见，与众人共同商议，如果众人都有疑虑就予以赦免，必须考察各类案例的轻重来定案。古代圣王如此爱护百姓，刑罚制定之后便不可随意更改，因此君子都会尽心谨慎地对待断案之事。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争相使用严刑峻法，相互吞并攻伐。商鞅带着《法经》六篇，前往秦国游说，提议实行株连三族的刑罚，设立连坐之法。当时社会风气败坏，秦国被称为虎狼之国。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毁坏古代圣王的典籍，制定禁止私藏书籍的法令，法律条文比秋天的茅草还要繁多，法网比凝固的油脂还要严密，奸诈虚伪之事层出不穷，身穿红褐色囚服的犯人堵塞了道路，监狱里关押的人堆积如山，牢狱多得如同集市。于是天下百姓怨恨反叛，十户人家中有九户都心怀不满。汉高祖进入关中之后，废除了繁琐苛刻的法令，制定了 “约法三章”。汉文帝以仁厚为本，全国一年判处死刑的案件只有四百起，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汉武帝时期，因为奸邪作乱之事日益增多，增加了五十多篇法律条文。汉宣帝时，路温舒上书说：“监狱关乎天下百姓的性命，《尚书》中说：与其杀死无辜之人，不如放过有罪之人。如今审理案件的官吏，并非不仁慈。但上下级相互逼迫，把苛刻当作明察，办案严厉的人能获得公正的名声，办案平和的人反而多有后患。因此，审理案件的官吏都希望犯人死去，并非憎恨犯人，而是因为保全自己的方法，就在于让犯人去死。人之常情，安逸就乐于生存，痛苦就想要死去，在严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供词得不到呢？所以犯人不堪忍受痛苦，就会编造虚假的供词给官吏看。官吏们利用这一点，就引导犯人明确供词；上奏朝廷时担心被驳回，就对供词进行罗织罪名、精心构陷。即使是咎繇来审理这些案件，也会认为犯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通过罗织罪名强加的罪名。因此，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监狱更深重的了。” 汉宣帝认为他说得很对。可悲啊！狱吏造成的危害已经很久了。所以说，古代设立监狱，是为了挽救人的生命；如今设立监狱，却是为了处死犯人。对此不可不谨慎。于定国担任廷尉时，汇集各种法律，共九百六十卷，死刑条文四百九十条，涉及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死刑判例共三千四百七十二条，各种断案应当引用的条文，合计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东汉二百年间，法律条文没有太大的增减。魏武帝制定甲子科条，将判处砍断左右脚趾的刑罚，改为用木械囚禁。魏明帝修改了士民罚金的相关规定，废除了对妇人施加笞刑的制度。晋武帝认为魏朝的法律过于严厉繁琐，又下诏命令车骑将军贾充召集各位儒学家，删减并确定法律总则，编成二十卷，合计二千九百多条。
晋朝遭遇战乱，中原地区一片混乱。魏氏承接历代帝王的末期，正值天下分崩离析之后，法律制度废弃不用，礼俗变得浇薄。自从太祖平定乱世，整顿华夏，到太和年间，才实现官吏清廉、政治清明，案件减少简化，这就是所谓的百年之后才能消除残暴、废除死刑。因此，选取其中的重要举措，记载在本篇之中。
北魏初期，礼俗淳朴，刑罚禁令宽松简略。宣帝南迁之后，重新设置四部大人，坐在王庭之上裁决诉讼，用言语进行约束，刻木契来记录事情，没有监狱和刑讯的方法，所有犯罪的人，都根据当时的情况裁决发落。神元帝沿袭了这一做法，没有进行变革。
穆帝时期，刘聪、石勒颠覆了晋朝。穆帝将要平定这场叛乱，于是严厉制定刑法，凡事都按照军法处置。百姓此前习惯了宽松的政令，很多人因为违背命令而获罪，死亡的人数以万计。于是各个部落都感到惊恐不安。平文帝继承基业，安抚召集离散的百姓。
昭成建国二年规定：应当判处死刑的人，允许其家人献上金银马匹来赎罪；犯大逆不道之罪的人，亲族中的男女无论老少都处以斩首；男女不依照礼仪结合的都判处死刑；百姓之间相互杀害的，允许杀人者向死者家属赔偿四十九头马牛，以及送葬的器物来平息纠纷；没有拘禁审讯、牵连他人的罪名；盗窃官府财物，一件赔偿五件；盗窃私人财物，一件赔偿十件。法令明确，百姓安居乐业。
太祖幼年遭遇艰难困苦，历经各种险阻，深知百姓的真伪善恶。等到即位之后，亲自践行仁厚之道，安抚协调百姓。平定中原之后，担心前代的法律过于严厉繁琐，于是命令三公郎王德废除那些对百姓过于残酷的法令，制定简明的科条法令，大力推崇简约易行。当时，天下百姓长期遭受战乱之苦，畏惧法令，乐于安宁。太祖了解到这种情况，便以沉静无为的方式治理国家，刑罚必定从轻，百姓都欣然拥戴他。然而，对于大臣，太祖却执法严厉，毫不宽宥。到了晚年，灾祸异常之事屡屡出现，太祖身体不适，朝廷纲纪松弛，刑罚变得颇为泛滥残酷。
太宗即位之后，修复废弃的官职，体恤百姓的疾苦，命令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处理百姓的诉讼案件，各种政务重新恢复秩序。太宗精通各种事务之后，担任官吏的人逐渐通过罗织罪名来逃避罪责。
世祖即位之后，认为刑罚禁令过于严厉，神麚年间，下诏命令司徒崔浩制定法律条文。废除了五年、四年的刑罚，增加了一年的刑罚。将死刑分为斩刑和绞刑两类。犯大逆不道之罪的人处以腰斩，诛杀其同族之人，十四岁以下的男子处以腐刑，女子没入官府为奴。杀害亲人的人处以车裂之刑。制作蛊毒的人，男女都处以斩首，并且焚烧其家宅。从事巫蛊之术的人，要背着公羊、抱着狗沉入深渊。应当受刑的人可以赎罪，贫穷无法赎罪的人就加鞭刑二百下。京城之内，富裕的犯人在山中烧炭，贫穷的犯人在厕所服役，女子则从事舂米、打柴的劳作；那些身患重病、无法从事劳作的人，负责看守园林。王公百官分为九品，可以用官爵来抵免刑罚。妇人应当受刑但怀有身孕的，在产后一百天再执行刑罚。十四岁以下的人犯罪，刑罚减轻一半；八十岁以上、九岁以下的人，除非犯杀人罪，否则不承担刑事责任。刑讯的次数不得超过四十九下。判处刑罚的人，由所属部门详细写明情况，公车署负责审讯记录，然后由三都裁决。应当判处死刑的人，所属部门将案件上奏朝廷。因为生命不可复生，担心监察官员无法公正断案，案件审结之后都要呈奏给皇帝，皇帝亲自过问，直到没有异议和怨言之后才执行死刑。各州郡的死刑案件，都必须先上报朝廷审议之后才能执行。宫殿左侧悬挂登闻鼓，百姓有极大冤情的就可以击鼓，公车署会将其奏表呈给皇帝。此后，地方官员贪污受贿之风盛行，世祖想要加以整顿。太延三年，下诏命令天下的官吏百姓，都可以举报州牧、郡守的不法行为。于是，那些凶狠蛮横的平民，专门寻找州牧、县令的过失，胁迫在位官员，在乡里横行霸道。而地方长官都屈意迎合他们，只求免于灾祸而不觉得羞耻，贪污残暴的行为依然如故。
当时皇帝多次亲自率军征讨，并且巡视四方，真君五年，命令恭宗总理百官、监管国事。少傅游雅上书说：“殿下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治理朝廷内外，黎明即起，向国老咨询请教。臣有幸担任辅佐之职，负责进献可行之言、劝谏不可之事。汉武帝时期，开始开辟河右四郡，商议将各种疑难案件的犯人贬谪迁徙到那里。十几年之后，边疆各郡人口充实，并且都致力于农耕和戍边，汉宣帝沿袭了这一做法，从而使北方得以安定。这是近代的事情。帝王对待犯人，并非因为愤怒而诛杀他们，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改过自新、惩戒恶行。贬谪迁徙的痛苦，对犯人的惩戒也很深刻。如果不是犯大逆不道、应当判处死刑的罪行，都可以将其贬谪迁徙，即使是全家迁徙到远方，他们也会欣然上路，终身服劳役，不敢抱怨痛苦。而且远徙他乡、骨肉分离，心中或许会产生向善之心。这样一来，奸邪之事可以平息，边疆的守卫也可以得到充实。” 恭宗认为他说得很对，但是没有付诸实施。
真君六年春季，因为有关部门断案不公，下诏命令所有疑难案件都交付中书省，依照古代的经义来论判定罪。起初的盗律规定，盗窃赃物达到四十匹就判处死刑，百姓大多轻视政令，于是加重刑罚，盗窃赃物达到三匹就判处死刑。正平元年，下诏说：“刑罚过于严厉繁琐，犯罪的人反而更多，朕对此深感怜悯。要详细核查法律条文，力求量刑适中，对不利于百姓的条文进行增减修改。” 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人修改制定法律制度。盗律恢复原来的规定，增加了故意放纵、通同作弊、窝藏罪犯等罪名以及其他罪行，共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条，死刑一百四十五条，其他刑罚二百二十一条。有关部门虽然对条文进行了增减，但仍然未能阐明法律制度的要义。
高宗初年，仍然遵循旧有的制度。太宗四年，开始设立酒禁。当时粮食连年丰收，士民大多因为饮酒而酗酒争斗、引发诉讼，有的甚至议论朝政。皇帝厌恶这种情况，因此全面禁止饮酒，酿酒、卖酒、饮酒的人都处以斩首之刑；遇到吉凶庆典、宴请宾客亲友的情况，可以暂时开禁，但有明确的日期限制。增设内外侯官，负责侦察各个部门以及外地州镇的官员，甚至有人微服混入官府之中，来探寻百官的过失。对于所侦察到的情况，有关部门极力严刑审讯，很多人因此相互诬告牵连，动辄被弹劾犯有不敬之罪。各个部门的官员贪污赃物达到二丈的都处以斩首之刑。又增加了七十九章法律条文，门房之诛十三条，死刑三十五条，其他刑罚六十二条。和平末年，冀州刺史源贺上书说：“除了犯大逆不道、亲手杀人的罪行之外，请宽恕犯人的性命，将他们贬谪到边疆戍守。” 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
显祖即位之后，废除了因口误而获罪的规定，解除了酒禁。显祖致力于治理国家，朝廷内外的百官，无不感到震惊敬畏。等到将皇位传给高祖之后，显祖仍然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刑罚政令严厉清明，提拔品行高洁的人，淘汰贪污鄙陋之徒。州牧郡守中廉洁奉公的人，常常有听闻。
延兴四年，下诏规定，除了犯大逆不道、扰乱纲纪的罪行之外，其余犯罪的人都只追究本人的责任，废除门房之诛的刑罚。自从将案件交付中书省复核之后，后来上下官员常常徇私枉法，于是废除了这一制度，遇到重大疑难案件，才召集大臣共同商议裁决。在此之前，各个部门上奏事情，很多都因为有疑问而请求指示，再加上口头传达诏令，有时会出现擅自篡改的情况。于是规定，无论事情大小，都必须依据法律明确罪名，不得因为有疑问就上奏请求指示。符合法律规定的就批准执行，不符合情理的就弹劾诘问，所有事务都依据皇帝的墨诏执行。从此以后，各项事务都处理得精细周详，下属官员没有人敢相互欺骗。
显祖末年，尤其重视刑罚，谈及刑罚之事常常面露悲伤之情。对于每个案件，都必定命令重新审讯，很多被囚禁的犯人，有的多年都没有执行死刑。大臣们对此颇有议论。显祖说：“案件积压虽然不符合治国之道，但难道不比仓促之间滥杀无辜更好吗？人在幽禁困苦之中就会思考向善，因此监狱与福堂是并存的。朕希望犯人能够改过自新，因此对他们从轻宽恕。” 因此，虽然犯人被囚禁积压，但刑罚大多能够恰当适中。又因为频繁下达赦免诏令，使得那些狂妄愚蠢的人大多心存侥幸，因此从延兴年间到显祖末年，不再下达赦免诏令。司法官员审讯犯人，杖刑的上限是五十下，但有的官员想要宽恕犯人就用细小的木杖，想要陷害犯人就先用粗大的木杖。很多犯人不堪忍受痛苦而被迫诬告认罪，有的甚至死在杖下。显祖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便制定制度：除非是犯大逆不道之罪且有明确证据但犯人拒不认罪的，否则不得使用大枷。
法律规定：“贪赃枉法达到十匹布帛、收受义赃达到二百匹布帛的，判处死刑。” 到了太和八年，开始实行俸禄制度，重新规定收受义赃达到一匹布帛、贪赃枉法无论数量多少都判处死刑。这一年秋季，派遣使者巡视天下，纠察州牧郡守的不法行为，因贪污赃物而被判处死刑的有四十多人。享受俸禄的官员都小心翼翼，行贿请托的门路几乎被断绝。高祖怜悯各类案件中的犯人，对于上报的死刑案件，大多从轻宽恕，保全犯人的性命，将他们贬谪到边疆，每年这样的犯人有上千人。京城每年判处死刑的案件，最多不过五六起，州镇的死刑案件也有所减少。
太和十一年春季，下诏说：“三千种罪行之中，没有比不孝更严重的了，但法律规定，不孝顺父母的人，刑罚只是髡刑。这在情理上并不恰当。可以重新详细修改这一规定。” 又下诏说：“此前命令公卿大臣论定法律制度，但门房之诛的刑罚仍然存在于法律条文之中，违背了《周书》中父子异罪的原则。推究古代的情理，这种规定实在不可取。可以再次商议，删除繁琐残酷的条文。” 秋季八月，下诏说：“法律条文规定，刑罚的期限达到三年，就归入死刑的范畴。有的案件犯罪情节还不到一半的程度，刑罚却有生死之别。可以详细核查法律条文，凡是有类似情况的，都重新进行修订。” 冬季十月，再次下诏命令公卿大臣商议修订法律。
太和十二年，下诏规定：“犯死罪的人，如果父母、祖父母年老，没有成年的子孙，又没有期亲可以依靠的，应当详细核查情况后上奏朝廷等待批复，并将这一规定写入法令。”
世宗即位之后，意图实行宽松的政令。正始元年冬季，下诏说：“商议案件、制定法律，是国家极为慎重的事情，刑罚的轻重增减，不同时代有所不同。先朝关注法律制度的修订，改革法令规则，但当时正值征战服役之时，未能详细研究，施行之后，仍然出现疑问和差错。尚书省、门下省可以在中书外省讨论法律条文。对于各种有疑问的事情，斟酌新旧制度，进一步深思熟虑，对条文进行增减调整，务必使法律周详完备，制定之后，另外上报朝廷。希望能够顺应时代变化，制定出永久通行的制度。”
永平元年秋季七月，下诏命令尚书省核查枷杖大小违背制度的原因，并追究相关人员的罪责。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尚书邢峦、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元继等人上奏说：“臣等听闻，帝王继承上天的万物，作为百姓的父母，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规范百姓，无论事情大小都必须依据情理，怜悯犯人而不轻易喜悦，务必通过三讯五听的方法审理案件，不依靠木石等刑具来定案。陛下爱护百姓，恩德如同天地，放宽法网、修改禁令，仁爱超过了商汤。因为枷杖的规格不符合规定，担心百姓的生命受到伤害，于是降下仁慈的诏令，广泛予以体恤。即使是虞舜慎重断案的态度、汉文帝的恻隐之心，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查阅《狱官令》的规定：审理案件，首先要遵循五听的原则，充分探求事情的真相，再查验各种证据，如果事情大多存在疑问，犯人仍然拒不认罪，然后才能进行刑讯；凡是判处一年以上刑罚的犯人要戴上枷锁，判处流刑以上的犯人，还要增加杻械。这些刑具交替使用，不同时施加。除了犯大逆不道、背叛朝廷的罪行之外，都不得使用大枷、高杻、重械，也没有使用悬石刑讯的条文。但地方的法官和州郡官员，借此随意增加刑具的规格，将其作为常规做法。这既违背了五听的原则，又违反了法令条文，确实应当予以弹劾，按照诏令进行处罚，但这种做法已经沿袭了很久，恐怕难以追究既往的罪责。核查杖刑的大小、鞭刑的长短，法令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枷的轻重，此前没有固定的制度。臣等经过商议，制作大枷长一丈三尺，喉咙下方的部分长一丈，贯通脸颊的木板各方五寸，用于惩处犯大逆不道、背叛朝廷的罪行；杻械用于惩处判处流刑以上的犯人。各个台、寺、州、郡的大枷，请全部焚烧。枷原本是用来拘禁犯人的，并非用于刑讯。从今以后审理案件，都必须依据法令，充分遵循审讯的原则，根据犯人的强弱情况，进行适当的刑讯，不得非法刑讯犯人，也不得使用悬石进行刑讯。” 从此以后，枷杖的制度，有了明确的标准。不久之后，司法官员又肆意妄为，枷杖的规格再次变得沉重巨大。
《法例律》规定：“五等爵位以及在官品令中位列第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用官阶抵免二年的刑罚；被免除官职的人，三年之后可以重新做官，官阶比原来降低一等。” 延昌二年春季，尚书邢峦上奏说：“臣仔细斟酌，王公以下的官员，有的是皇室宗亲，有的在当时立下功勋，都被赐予土地和百姓，成为保卫王室的屏障。至于五等爵位，也是根据功勋赐予的，虽然爵位等级不同，但封号都与山河相当，获得爵位极为困难，失去之后就永远无法恢复。刑罚制度既然相同，但爵位的名称和待遇却相差悬殊，请求商议合适的办法，将其作为永久的制度。” 下诏命令商议法律制度，与八座、门下省共同讨论。众人都认为：“官员如果原本因为犯罪被除名，用官职抵免刑罚之后，如果还有剩余的官资，仍然可以降阶重新任用。至于五等封爵，如果用爵位抵免刑罚之后，爵位就被全部削除，等同于除名，这在制度上确实不妥。臣等认为，从王公以下，拥有封邑的人，如果因犯罪被除名，三年之后，应当各自降低本爵一等，王和郡公降为县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伯降为子，子降为男，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位的人，也按照这一标准降爵，直到降为散男。乡男没有更低的爵位可降的，三年之后，可以按照本人原来的官资出身做官。” 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
这一年秋季，符玺郎中高贤、其弟员外散骑侍郎高仲贤、叔父司徒府主簿高六珍等人，因为弟弟高季贤参与元愉的叛乱而获罪，被除名为民，遇到赦免之后，得到诏令不再追究责任。尚书邢峦上奏说：“高季贤既然接受了叛乱者的官职，为其传递檄文，在幽、瀛二州煽动人心，引发这场祸乱，依据法律规定，应当判处灭族之刑，其兄、叔父依法获罪，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幸亏得到大赦，保全了性命，被除名为民，已经是很大的幸运。然而，谋反叛逆的罪行极为严重，因此亲属要受到牵连。既然亲属要受到牵连，就应当与主犯同罪，怎么会出现赦免之前都应当被判处流刑或斩首，赦免之后唯独赦免谋反主犯本人的情况呢？另外，因牵连而获罪的人，不能用官职抵免流刑。而且，即使是贪污受贿的小过错、盗窃的轻微罪行，只要赃物证据确凿，遇到赦免仍然要被除名。更何况是犯下极为严重的谋反大罪，如同毁坏冠冕一般，父子同刑，兄弟共罚，赦免之前同样要被斩首或流徙，赦免之后怎么会有恢复官职的道理呢？依据法律，高季贤应当被灭族，按照赦免的规定，众人都应当被除名。古人议论‘无将’之罪（指图谋叛乱），要毁坏其家宅，玷污其宫室，断绝其踪迹，消灭其族类。连家宅都要舍弃，更何况是人呢？请求依据法律处置，将他们除名为民。” 下诏说：“死者的罪行已经在赦免之前，而且员外散骑侍郎并不在正式侍从的范围之内，可以允许他们全部恢复官职。”
延昌三年，尚书李平上奏说：“冀州阜城县百姓费羊皮的母亲去世，家中贫穷无法安葬，于是将七岁的女儿卖给同城人张回做婢女。张回又将女孩转卖给鄃县百姓梁定之，并且没有说明女孩是良家女子的情况。依据盗律规定，‘劫掠他人、劫掠贩卖他人、双方自愿买卖他人为奴婢的，判处死刑’。张回故意购买费羊皮的女儿，图谋转卖获利。依据法律应当判处绞刑。” 下诏说：“法律中所说的双方自愿买卖他人，是指两人合谋骗取他人财物。如今费羊皮卖女，告诉张回女孩是良家女子，张回贪图便宜，明知是良家女子却仍然公开购买。虽然两人的行为都违背了法律，但都不属于诈骗。这个女孩虽然被父亲卖给他人做婢女，但本质上是良家女子。张回转卖她的时候，应当有所迟疑，却执意将其当作奴婢真正卖出。从情理上来说，这样处置并不恰当。重新商议案例，将其作为永久的制度。”
廷尉少卿杨钧议论说：“仔细查阅盗律，‘劫掠他人、劫掠贩卖他人为奴婢的，都判处死刑’，另外一条规定‘贩卖子孙的，判处一年徒刑’。同样是贩卖良家人口，刑罚却有死刑和徒刑的巨大差别，这是因为根据情理来制定刑罚，所以导致罪名轻重不同。再仔细查阅，‘君主盗窃、强盗，主犯和从犯都同罪’，自愿买卖和劫掠贩卖的罪行，本来就不应该有区别。以及‘明知是他人劫掠盗窃所得的财物，却故意购买的，按照从犯论处’。然而，对于五服之内亲属相互贩卖的情况，法律都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对于购买者的罪名，法律却没有记载。臣私下认为，购买者应当按照一般从犯的法律论处，如果因为亲属关系而应当减轻刑罚的，应当有所差别，购买者的罪名，不得超过贩卖者的罪责。但费羊皮将女儿卖给他人做婢女，没有提及可以赎回，张回是真正购买，将女孩当作自家财产，到了转卖的时候，不再有任何疑虑。因为他是从女孩的父亲手中购买，然后转卖给他人，依据自愿买卖和劫掠贩卖的相关规定，这属于有因缘关系的情况。再仔细查阅恐吓条文的注释：‘尊长已经作出决定，恐吓年幼卑贱之人求取财物的’，然而，恐吓的行为本质相同，但不构成恐吓罪名的原因，是因为尊长已经作出了决定。而张回原本从费羊皮手中购买婢女，然后真正转卖给梁定之。依据这一条例，是有先前的缘由的；推究其中的因缘关系，情理上颇为相似。根据案情和法律条文，判处流刑是恰当的。”
三公郎中崔鸿议论说：“依据法律，‘贩卖子孙的，判处一年徒刑；贩卖五服之内亲属，若是尊长的判处死刑，期亲以及妾与子妇判处流刑’。唯独没有关于购买者罪名的条文。然而，贩卖者既然已经获罪，购买者也不得不承担罪责。但贩卖者因为天性难以割舍亲情，亲属容易遗弃，尊卑地位不同，因此罪名有所差异。购买者明知是良家女子却故意购买，而且与贩卖者没有亲属关系。如果让购买者与贩卖者同罪，在情理上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贩卖五服之内亲属，若是尊长的判处死刑’，这也不属于劫掠，而是自愿买卖，至于定罪，刑罚却有死刑这样的巨大差别。由此可知，购买者的罪责，自然应当有统一的标准，不能完全按照杨钧的议论，说购买者的罪名不超过贩卖者的罪责。而且，购买者与贩卖者没有天性亲属的道义，为什么会有差别对待的道理呢？另外，依据另一条法律条文：‘明知是他人劫掠盗窃所得的财物而故意购买的，按照从犯论处’。依据这一法律条文，明知是他人劫掠的良家女子，仍然故意购买，罪责仅限于流刑。然而，亲属之间相互贩卖，其罪责与一般的劫掠不同。至于购买者，其罪责也应当有所不同。如果判处与流刑相同的罪责，在法律上过于严厉。依据法律酌情减轻，应当判处五年徒刑。至于购买者，明知是良家女子，却执意当作奴婢真正卖出，不告诉后来的买主女孩的来历。后来的买主以为是真正的奴婢，可能会再次转卖，导致女孩流离失所，无人知晓下落，家人想要赎回，却无处寻访，永远沦为低贱的奴婢，再也没有恢复良家身份的机会。依据其罪行，与劫掠没有区别。而且，法律严厉则奸邪之事容易平息，政令宽松则百姓多有侥幸之心，这就如同水火的比喻，古代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如今认为，购买他人亲属然后执意转卖，不告诉后来的买主良家女子的来历，应当判处与劫掠相同的罪名。”
太保、高阳王元雍议论说：“州府处置张回，专门引用盗律，核查张回的罪行，原本不属于自愿买卖或劫掠贩卖，证据确凿，与盗窃相差甚远。如今引用盗律的条文，判处与自愿买卖、劫掠贩卖相同的罪名，推究情理和法律，实在是不妥当。如同杨钧的议论，明知是购买劫掠而来的良家女子，法律原本没有明确的罪名条文。为什么呢？‘群盗、强盗，主犯和从犯都同罪’，自愿买卖和劫掠贩卖的罪名，本来就不应该有区别。这表明法律原本没有明确的条文，只能引用类似的条文来定罪。崔鸿认为转卖导致女孩流离失所，罪责与劫掠相同，可以说是‘罪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依据《贼律》规定：‘图谋杀人而被发觉的，判处流刑，从犯判处五年徒刑；已经造成伤害但被害人没有死亡的，主犯判处死刑，从犯判处流刑；已经将人杀死的，主犯判处斩首，从犯中提供帮助的判处死刑，没有提供帮助的判处流刑。’仔细思考，女孩沦为低贱奴婢与失去生命、流离失所与尸骨腐烂，一存一亡，哪种危害更为严重呢？然而，《贼律》中关于杀人的罪名，有主犯和从犯的区分，而关于劫掠贩卖他人的罪名，却没有主犯和从犯的差别。图谋杀人与自愿买卖、劫掠贩卖，都是针对良家百姓，应当按照类似的标准处理。之所以不引用杀人罪的减轻条款，而按照强盗罪的同一标准论处，即使图谋杀人与强盗都可以作为参照，似乎还是从轻处理了。其中的道理何在呢？另外，法律规定：‘明知是他人劫掠盗窃所得的财物而故意购买的，按照从犯论处’。这一规定明确了禁止暴力劫掠的根源，遏制奸邪盗窃的根本，并非指从亲属手中购买，就等同于劫掠盗窃的罪名。臣私下认为，五服之内亲属相互贩卖，贩卖的都是良家百姓，之所以允许有不同等级的罪名，是因为明确与劫掠盗窃的道理相差甚远，因此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差别等级，按照尊卑地位来确定刑罚的轻重。依据法律：‘所有共同犯罪的人，都以发起者为主犯’。明确买卖行为的发起有其缘由，主犯和从犯的罪责应当明确。如果费羊皮没有提出卖女，那么张回就没有购买的想法，因此费羊皮是主犯，张回是从犯。主犯有相应的刑罚，从犯却要被判处死刑，推究法律条文，这样的量刑没有依据。购买者的罪名，应当各自按照贩卖者的罪责来判处。再仔细思考崔鸿的议论，从其他亲属手中购买良家百姓，然后执意转卖，不告诉后来的买主来历的，判处与劫掠相同的罪名。既然女孩已经成为婢女，卖与不卖，都不再是良家百姓。为什么不卖就可以宽恕，转卖就难以宽恕呢？张回的过错，应当处以鞭刑一百下。费羊皮卖女安葬母亲，其孝心和诚意值得称赞，却没有听闻有表彰奖赏的议论，反而已经降下了刑罚。这恐怕不符合敦风化俗、用道德引导百姓的宗旨。请求赦免费羊皮的罪名，由官府支付卖女的价钱。” 下诏说：“费羊皮卖女安葬母亲，孝心和诚意值得嘉奖，可以特别赦免其罪责。张回虽然从女孩的父亲手中购买，但不应该转卖，可以判处五年徒刑。”
在此之前，皇族成员如果犯罪，都不进行刑讯。当时有宗士元显富犯罪，需要审讯，宗正按照旧制拒绝刑讯。尚书李平上奏说：“皇族宗室根基稳固，遍布天下，其中有些亲属关系疏远，所获官职低微，品行不端触犯法律，理应进行追究审讯。请求设立限制标准，作为固定的制度。” 下诏说：“皇族的传承源远流长，子孙繁衍日益增多，在宗室户籍之中，却有作恶之人，数量也不少。先朝并没有皇族犯罪不进行刑讯的规定，而皇族成员却凭空依仗宗室身份，肆意违背法令、横行霸道。除了那些符合议请减免刑罚规定的皇族成员之外，其余犯罪的人都可以按照常规法律进行审讯。”
这一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人上书说：“查阅除名的相关规定，依据法律条文，‘狱成’是指定罪的案件已经审结。官府认为，犯罪案件经过弹劾之后，派人重新核查审讯、验证定罪，罪行已经明确，案件文书已经签署分类，就视为案件审结。如果案件虽然已经审结，并且已经上报朝廷，但事情交付廷尉之后，或者官府认为案情没有查清，或者有人拦驾击鼓申诉，或者门下省提出疑问，将案件交付其他使者重新审理，就可以按照案件未审结的条款处理。如果犯人的家人申诉，官府轻信其单方面的言辞，而阻碍已经审结的判决，这就是曲从私情，违背了公法的原则。为什么呢？已经经过五次审讯查明欺诈行为，六种证据已经完备，那些心存侥幸的人，又提出新的异议，想要拖延时间来逃避罪责，希望得到意外的赦免，用花言巧语迷惑公正的判决，用歪曲的言辞扰乱正确的裁决，助长百姓的奸邪之风，破坏朝廷的法律制度，臣等私下认为这样不妥。” 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认为：“法律条文规定，案件已经审结以及判决执行完毕，经过所属部门审核之后，如果怀疑存在欺诈行为、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有人申诉冤枉的，可以重新拘捕审讯、复查处理。核查那些被定罪的人，虽然案件已经审结，但有的是因为御史弹劾，被严刑逼供而被迫认罪；有的是经过刑讯仍然不认罪，依据证据定罪；有的是因为私人恩怨，被强行逼迫定罪；犯人的家人申诉冤枉，供词与案件文书相互矛盾。刑罚并非轻微之事，理应进行重新审讯。既然是为了公正，怎么会怀疑是私情呢？如果认为是想要谋求意外的赦免，而压制断绝申诉的途径，那么那些遭受冤枉、案件积压的人，最终将无法得到申诉。如果按照案件已经审结来处理，就违背了可以复查处理的法律规定。然而，案件尚未判决就遇到赦免，以及重新复查处理之后，真相尚未查明。在此之前，类似的案例都允许恢复官职。臣等认为，案件经过上奏之后遇到赦免，以及已经重新复查处理完毕，才能视为案件审结。” 尚书李韶上奏说：“使者虽然已经结案，将案件上报廷尉，移交到尚书省，以及犯人的家人申诉冤枉，尚书省接受申诉，将案件转交重新审讯，在尚未核查完毕就遇到赦免的，不能视为已经审结的案件。推究情理，认为崔纂等人的议论是恰当的。” 下诏采纳了这一建议。
熙平年间，冀州有妖贼延陵王买，犯罪之后逃亡，在赦免诏书规定的期限之后，仍然没有主动投案自首。廷尉卿裴延俊上书说：“《法例律》规定：‘所有逃亡的人，在赦免诏书规定的期限之后，仍然没有主动投案自首的，恢复其原来的罪名。’依据《贼律》，谋反大逆的罪行，应当判处枭首之刑。延陵法权等人所说的‘月光童子’刘景晖，用妖言迷惑众人，其罪行发生在赦免期限之后，应当依法判处死刑。” 崔纂认为：“刘景晖说自己能够变成蛇、野鸡，这只是别人的传言。虽然杀死刘景晖没有道理，但担心赦免刘景晖之后他会再次迷惑众人。因此，犹豫不决，不敢擅自决断。如今是政治清明、不忌讳直言进谏的朝代，不应该对无辜之人施加杀戮。刘景晖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孩，还在吃奶的年纪，一举一动，都不是自己所能做主的，‘月光童子’的称号，也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都是奸邪官吏无端编造，这就是所谓的编造罪名的人手段巧妙，杀害无辜的人手段残忍。如果因为妖言迷惑众人，依据法律应当判处死刑，但刘景晖并没有再进行迷惑众人的行为。赦免令发布之后才揭露他的罪行；法律条文之外，又另外寻找他的罪名。这样一来，赦免法律怎么能取信于天下，天下百姓又怎么会不怀疑赦免法律呢？《尚书》中说：与其杀死无辜之人，不如放过有罪之人。另外，依据《法例律》规定：‘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人，犯杀伤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上报朝廷请求裁决。’议论的人认为，对年老昏聩和年幼无知的人所犯的罪行，不适用这一法律。臣认为，像姜太公那样年老而有智谋、甘罗那样年幼而有才能的人，都是非同寻常的人，可以按照议论的观点处理，而刘景晖愚昧年幼，自然应当依据一般的法律处理。” 灵太后下令说：“刘景晖已经得到赦免，怎么能再商议施加额外的罪名呢？可以将他贬谪为略阳的百姓。其余的都按照上奏的建议处理。”
当时司州上表说：“河东郡百姓李怜生投放毒药杀人，依据法律应当判处死刑。他的母亲申诉说：‘自己年老体弱，没有其他期亲可以依靠，按照规定应当上报朝廷请求裁决。’查验户籍确实无误，还没有来得及判决上报，李怜生的母亲就去世了。司州判决在三年服丧期满之后再执行死刑。” 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认为司州的判决是恰当的。主簿李瑒反驳说：“依据《法例律》规定：‘所有犯死罪的人，如果祖父母、父母年满七十岁以上，没有成年的子孙，旁系没有期亲可以依靠的，详细写明情况上报朝廷请求裁决。犯流刑的人处以鞭笞之刑，留下赡养其亲属，服丧期满之后再执行流刑。不在赦免的范围之内。’查阅‘上报朝廷请求裁决’的规定，并非由府州自行决断。投放毒药杀人的人应当判处斩首之刑，其妻子和子女判处流刑，依据其所犯罪行，实在比其他法律规定的罪行更为严重。依据情理和法律，其造成的危害并不轻微。而且，李怜生既然怀有投放毒药杀人的心思，就不能将其与普通百姓同等看待。即使他的母亲在世，也应当将其全家流放，更何况如今他的母亲已经去世，怎么能引用三年服丧的礼仪来拖延执行刑罚呢？而且，允许他请假安葬母亲，已经足以显示朝廷的仁厚宽容，如今已经过了卒哭之祭（服丧三个月后的祭祀），不应该再延长执行刑罚的时间。可以依据法律判处李怜生斩首之刑，将其妻子和子女流放。这样确实能够告诫百姓，严肃刑罚制度。” 尚书萧宝夤上奏采纳李瑒的意见，下诏批准了这一建议。
旧有的制度规定，直阁、直后、直斋，武官队主、队副等官职，属于比照官职（没有正式的官品），如果犯罪获罪，不能用官职抵免刑罚。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说：“查阅各州的中正官，也不在官品令的记载之中，又没有俸禄和抚恤，自先朝以来，都可以用官职抵免刑罚。直阁等官员负责宫廷的守卫，早晚侍奉君主，有守卫宫廷的辛劳，在法律上不应该有所不同。” 灵太后下令批准直阁等官员可以比照中正官，用官职抵免刑罚。
神龟年间，兰陵公主的驸马都尉刘辉，因为与河阴县百姓张智寿的妹妹容妃、陈庆和的妹妹慧猛通奸，沉迷其中，殴打公主并导致其流产。刘辉害怕获罪而逃亡。门下省上奏说：“容妃、慧猛应当判处死刑，张智寿、陈庆和因为知情而不加防范阻止，应当判处流刑。” 下诏说：“容妃、慧猛免除死刑，处以髡刑和鞭刑之后送入宫中服役，其余的都按照上奏的建议处理。” 尚书三公郎中崔纂坚持说：“臣看到诏令悬赏，如果有人捕获刘辉，有官职的人赏赐二阶官阶，平民允许出身做官并晋升一阶，奴仆免除劳役，奴婢恢复良人身份。依据刘辉的罪行，并没有叛逆之罪，悬赏的标准却与叛逆之人刘宣明相同。另外，查阅门下省的上奏，认为‘容妃、慧猛与刘辉私通，相互沉迷，导致刘辉心怀怨恨，殴打公主并使其流产。虽然法律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罪行应当判处极刑，都处以死刑。张智寿等两家，发配敦煌充军’。陛下的仁慈广布天下，没有立即执行刑罚，虽然宽恕了她们的性命，但臣私下认为这样处理并不恰当。法律是高皇帝用来治理天下的工具，不会因为个人的喜怒而增减，不会因为亲疏关系而改变。依据《斗律》规定：‘祖父母、父母因为愤怒，用兵器杀死子孙的，判处五年徒刑；殴打杀死子孙的，判处四年徒刑；如果因为心怀爱憎而故意杀死子孙的，各自加罪一等。’虽然公主是帝王之女下嫁，但作为人妇怀孕，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永平四年先朝的旧有规定：‘所有判处流刑和死刑的案件，都应当先追究主犯的罪责，然后再裁决从犯的刑罚。’处理事情必须从根本出发来探求枝节，案件如果因为刘辉逃亡，就应当悬而不决，没有舍弃主犯的罪责而单独追究从犯过失的道理。流刑和死刑的量刑参差不齐，有时并不恰当。门下省是宫中的重要大臣，职责在于向朝廷上奏事情。从前丙吉担任丞相，不关心斗殴致死的案件，却询问牛喘气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各司其职的缘故吗？依据容妃等人的罪行，仅仅是私通而已。如果在通奸的床上将她们抓获，证据确凿，就依据法律定罪，刑罚不会超过应有的限度。怎么能将其等同于宫中嫔妃的罪行，按照奚官的相关规定来处置呢？依据张智寿的口述，他的妹妹已经嫁给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并且已经为其丈夫生下两个女儿，那么她就是别人家的妻子。《礼记》中说妇人不能有两个丈夫，就如同不能有两个上天一样。如果私人家庭中出现违背礼仪的行为，罪责在于其丈夫，与兄弟无关。从前魏晋时期没有废除五族之刑，有赦免儿子而诛杀母亲的情况。何曾上书争辩，说：‘未出嫁的女子，跟随父母接受刑罚；已经出嫁的妇人，跟随丈夫家接受刑罚。’这是不可更改的法令规则，是古今共同的议论。《律》中规定，‘期亲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这是针对一般的罪行而言。更何况是私通这种羞耻之事，怎么能让兄弟作为证人来证实呢？这样的量刑超过了她们所犯的罪行，从情理上来说也违背了法律规定。依据《律》，通奸之罪没有牵连他人的规定。不能借着刘辉的怨恨，对其兄弟施加刑罚。在集市上处决犯人，是让众人共同抛弃他；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让众人共同尊崇他，这表明君主不偏袒天下任何一个人，不欺骗百姓的耳目。怎么能依据并非正式的法律条文，在天下施行呢？刑罚名称一旦出现错误，就如同驷马难追。既然已经下达诏令，就应当立即执行，但不符合法律的案件，理应重新请求朝廷审议。”
尚书元修议论说：“从前哀姜在鲁国违背礼仪，齐侯将其抓获并杀死，《春秋》对此予以讥讽。另外，夏姬在陈国犯下诸多罪行，但只追究征舒的罪责，而不责怪其父母。这表明妇人出嫁之后，违背礼仪的过失，与娘家没有关系。更何况是已经出嫁的妹妹，罪行怎么会牵连到兄弟呢？” 右仆射游肇上奏说：“臣等有幸参与朝廷的中枢事务，负责进献可行之言、劝谏不可之事，门下省负责出入宫廷、传递诏令，阐明常规的制度。至于那些品行不端、触犯法律的人，自有相关部门负责处理，弹劾定罪、审结案件，原本就不是门下省的职责。容妃等人的通奸罪行，刑罚应当仅限于自身，将她们都判处极刑，依据法律并不恰当。已经出嫁的女子，罪责牵连到其兄弟，依据典籍法律，这样的处理实在过于严厉。另外，刘辉虽然逃避刑罚，但罪行还不至于被灭族，悬赏的标准却与大逆不道之罪相同，也可以说是量刑过重。不符合法律的案件，理应向朝廷陈请。请求将案件交付相关部门，重新详细商议。” 下诏说：“刘辉违背法律，罪行不可宽恕。悬赏重金捉拿，必定希望能够将其捕获。容妃、慧猛与刘辉私通，因此相互沉迷，导致公主遭遇意外。这样的罪行如果不诛杀，将用什么来惩戒整顿风气呢？而且，已经出嫁的女子，不应当牵连到其兄弟，但张智寿、陈庆和明知妹妹通奸，起初不加以防范阻止，反而招引刘辉，共同犯下淫乱羞耻之事，败坏风气、玷污教化，理应加重处罚，特意下令门下省审结案件，不必拘泥于常规的司法部门，怎么能等同于一般的案例，作为通用的标准呢？而且古代有诏狱（由皇帝直接掌管的监狱），难道都要归大理寺管辖吗？尚书省负责国家的根本政务，是纳言官的所属部门。却不追究违背情理的轻重程度，不考虑败坏教化的严重后果，违背正确的原则，固执地坚持常规的法律条文，严重辜负了朝廷的信任，理应受到罪责追究。崔纂可以免除郎中的官职，尚书省的官员，全部暂时剥夺俸禄。”
孝昌年间之后，天下大乱，法律制度不再固定，有时宽松有时严厉。等到尔朱荣专权之后，刑罚的轻重全凭其个人意愿，担任官职的人，大多将严厉残酷视为才能。迁都邺城之后，京城周围的盗贼纷纷兴起。有关部门上奏设立严厉的制度：所有强盗杀人的，主犯和从犯都处以斩首之刑，其家属同族，发配为乐户；那些没有杀人、并且赃物不满五匹的，主犯处以斩首之刑，从犯处以死刑，家属也发配为乐户；小偷盗窃赃物达到十匹以上的，主犯处以死刑，家属发配到驿站服役，从犯判处流刑。侍中孙腾上书说：“臣仔细斟酌，法律如果统一，道理就不会有二致，不能因为个人的喜怒而导致刑罚的轻重不同。依据《律》，公私抢劫盗窃的罪行，最高刑罚只是流刑。但近来负责执法的官员严重违背法律规定，喜欢牵强附会，在法律条文之外，另外设立其他条款，开通相互纠举的途径，颁布捉拿罪犯的奖赏。这导致法律条文形同虚设，诉讼案件更加繁多，法令日益繁杂，盗贼却越来越多。这并不是所谓的不严厉而能治理好国家、遵守古代典章制度的做法。臣认为，天下太平的美好景象，关键在于减少刑罚；国家衰败的弊端，必定是由严厉的法律所导致。因此，汉高祖约法三章，天下百姓归心；秦始皇施行残酷的五刑，天下分崩离析。礼仪用于教化君子，法律用于禁止小人，定罪量刑，国家有固定的刑罚。至于‘因过失造成灾祸的予以赦免，怙恶不悛的判处死刑’，经典中有明确的言论，本朝也有既定的规范。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运用，各有相关部门负责。不应当繁琐细碎地增加法令，让百姓预先防备。担心防范得越严密，百姓的反抗就会越强烈。所有犯盗窃罪行的人，都依据法律条文定罪，以明确固定的法律。希望能够使刑罚杀戮适中，不抛弃根本而追求末节。” 下诏采纳了他的建议。
天平年间之后，迁都邺城，国家处于草创阶段，各个部门大多不遵守法律，贪污受贿公然进行。兴和初年，齐文襄王进入朝廷辅佐政务，以公平公正的态度整顿风气，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到了武定年间，法律法令严厉清明，天下百姓都知道国家得到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