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乐五</p><p> 气质初分，声形立矣。圣者因天然之有，为入用之物；缘喜怒之心，设哀乐之 器。蒉桴苇龠，其来自久。伏羲弦琴，农皇制瑟，垂钟和磬，女娲之簧，随感而作， 其用稍广。轩辕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茎》、 《五英》、《大章》、《韶》、《夏》、《护》、《武》之属，圣人所以移风易俗 也。故在《易》之《豫》，义明崇德。《书》云：“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 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周礼》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沽洗为 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奏之六变，天神可得而 降矣；函钟为宫，太蔟为角，沽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 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变，地示可得而礼矣；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 为徵，应钟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召》 之舞，奏之九变，人鬼可得而礼矣。此所以协三才，宁万国也。凡音，宫为君，商 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帖滞之音。宫乱则荒，其君骄；商 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奸 声感人，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气感人，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 兴焉。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 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乐在 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莫不和顺； 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莫不和亲。又有韎昧任禁之乐，以娱四夷之民。斯盖 立乐之方也。 </p><p> 三代之衰，邪音间起，则有烂漫靡靡之乐兴焉。周之衰也，诸侯力争，浇伪萌 生，淫慝滋甚，竞其邪，忘其正，广其器，蔑其礼，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 晋平公闻清角而颠陨，魏文侯听古雅而眠睡，郑、宋、齐、卫，流宕不反，于是正 乐亏矣。大乐感于风化，与世推移，治国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随时隆替， 不常厥声。延陵历听诸国，盛衰必举，盖所感者著，所识者深也。乐之崩矣，秦始 灭学，经亡义绝，莫采其真。人重协俗，世贵顺耳，则雅声古器几将沦绝。汉兴， 制氏但识其铿锵鼓舞，不传其义，而于郊庙朝廷，皆协律新变，杂以赵、代、秦、 楚之曲，故王禹、宋晔上书切谏，丙强、景武显著当时，通儒达士所共叹息矣。后 汉东平王苍总议乐事，颇有增加，大抵循前而已。及黄巾、董卓以后，天下丧乱， 诸乐亡缺。魏武即获杜夔，令其考会古乐，而柴玉、左延年终以新声宠爱。晋世荀 勖典乐，与郭夏宋识之徒共加研集，谓为合古，而阮咸讥之。金行不永，以至亡败， 哀思之来，便为验矣。夫大乐与天地同和，苟非达识至精，何以体其妙极。自汉以 后，舞称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则不袭之义也。 </p><p> 永嘉已下，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为刘聪、石勒所获，慕容俊平冉闵，遂克 之。王猛平鄴，入于关右。苻坚既败，，长安纷扰，慕容永之东也，礼乐器用多归 长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内和魏晋，二代更致音伎；穆帝为代王，愍帝 又进以乐物；金石之器虽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获其乐县，既初拨 乱，未遑创改，因时所行而用之。世历分崩，颇有遗失。 </p><p> 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 诸帝，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开大始祖之业。 后更制宗庙。皇帝入庙门，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庙门，奏迎神曲，犹古降神之乐； 乾豆上奏登歌，犹古清庙之乐；曲终，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飨也；皇帝行礼七 庙，奏《陛步》，以为行止之节；皇帝出门，奏《总章》，次奏《八佾舞》，次奏 送神曲。又旧礼：孟秋祀天西郊，兆内坛西，备列金石，乐具，皇帝入兆内行礼， 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东庙，用乐略与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 郊圜丘，乐用《皇矣》，奏《云和》之舞，事讫，奏《维皇》，将燎；夏至祭地祇 于北郊方泽，乐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 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 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 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 </p><p> 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牴、麒麟、凤皇、仙人、 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桥、缘橦、跳 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 曲，更为钟鼓之节。 </p><p> 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 域，又以悦般国鼓舞设于乐署。 </p><p> 高宗、显祖无所改作。诸帝意在经营，不以声律为务，古乐音制，罕复传习， 旧工更尽，声曲多亡。 </p><p> 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 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 “可”。虽经众议，于时卒无洞晓声律者，乐部不能立，其事弥缺。然方乐之制及 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乐。金石羽旄之饰，为壮丽于往时矣。 </p><p>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 </p><p> 七年秋，中书监高允奏乐府歌词，陈国家王业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随时歌谣， 不准古旧，辨雅、郑也。 </p><p>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乐，所以和风改俗，非雅曲正声不宜庭奏。 可集新旧乐章，参探音律，除去新声不典之曲，裨增钟县铿锵之韵。” </p><p> 十五年冬，高祖诏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 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 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 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遂简置焉。 </p><p> 十六年春，又诏曰：“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 然音声之用，其致远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风易俗。至乃《箫韶》九奏，凤皇来仪；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于闻《韶》，正乐于返鲁。 逮汉魏之间，乐章复阙，然博采音韵，粗有篇条。自魏室之兴，太祖之世尊崇古式， 旧典无坠。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乐失治定之雅音，习不典之繁曲。比太 乐奏其职司，求与中书参议。览其所请，愧感兼怀。然心丧在躬，未忍阙此。但礼 乐事大，乃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书监高闾器识详富，志量明允， 每间陈奏乐典，颇体音律，可令与太乐详采古今，以备兹典。其内外有堪此用者， 任其参议也。”闾历年考度，粗以成立，遇迁洛不及精尽，未得施行。寻属高祖崩， 未几，闾卒。 </p><p> 先是，闾引给事中公孙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乐事。正始元年秋，诏 曰：“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燮理音准，其书二卷并表悉付尚书。夫礼乐之事， 有国所重，可依其请，八座已下、四门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乐署，考论同异，博 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书李崇奏：“前被旨敕，以兼太乐令公孙崇 更调金石，并具书表付外考试，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诣署集议。但六乐该深， 五声妙远。至如仲尼渊识，故将忘味；吴札善听，方可论辨。自斯已降，莫有详之。 今既草创，悉不穷解，虽微有诘论，略无究悉。方欲商榷淫滥，作范将来，宁容聊 尔一试，便垂竹帛。今请依前所召之官并博闻通学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穷 音律，辨括权衡。若可施用，别以闻请。”制“可”。时亦未能考定也。 </p><p> 四年春，公孙崇复表言：“伏惟皇魏龙跃凤举，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静 荒嵎，廓宁宇内，凶丑尚繁，戎轩仍动，制礼作乐，致有阙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钟 后仁之期，道协先天之日，顾《云门》以兴言，感《箫韶》而忘味。以故中书监高 闾博识明敏，文思优洽，绍踪成均，实允所寄。乃命闾广程儒林，究论古乐，依据 《六经》，参诸国志，错综阴阳，以制声律。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 别粗举。值迁邑崧瀍，未获周密，五权五量，竟不就果。自尔迄今，率多褫落，金 石虚悬，宫商未会。伏惟陛下至圣承天，纂戎鸿烈，以金石未协，诏臣缉理。谨即 广搜秬黍，选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钟，依律并就。但权量差 谬，其来久矣，顷蒙付并州民王显进所献古铜权，稽之古范，考以今制，钟律准度， 与权参合。昔造犹新，始创若旧，异世同符，如合规矩。乐府先正声有《王夏》、 《肆夏》、登歌、《鹿鸣》之属六十余韵，又有《皇始》、《五行》、《勺舞》。 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 太和初，郊庙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窃惟周之文武，颂声 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 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 能识其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神赏入微，淹赞大猷，声光 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昔晋中书监荀勖前代名贤，受命成均，委 以乐务，崇述旧章，仪刑古典，事光前载，岂远乎哉。又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亦任 高闾申请。今之所须，求依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诏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礼 作乐，以宣风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赞阴阳，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详之。可 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 </p><p> 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言：“案太乐令公孙崇所 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之儒学，执诸经传，考辨合否，尺寸度数 悉与《周礼》不同。问其所以，称必依经文，声则不协，以情增减，殊无准据。窃 惟乐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赞祖宗之茂功，垂之后王。不刊之制，宜宪章先圣，详 依经史。且二汉、魏、晋历诸儒哲，未闻器度依经，而声调差谬。臣等参议，请使 臣芳准依《周礼》更造乐器，事讫之后，集议并呈，从其善者。”诏“可”。芳上 尚书言：“词乐谐音，本非所晓，且国之大事，亦不可决于数人。今请更集朝彦， 众辨是非，明取典据，资决元凯，然后营制。”肇及尚书邢峦等奏许，诏“可”。 于是芳主修营。时扬州民张阳子、义阳民兒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 陈成等七人颇解雅乐正声，《八佾》、文武二舞、钟声、管弦、登歌声调，芳皆请 令教习，参取是非。 </p><p>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观古帝王，罔不据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诸乐章，今欲教 文武二舞，施之郊庙，请参制二舞之名。窃观汉魏已来，鼓吹之曲亦不相缘，今亦 须制新曲，以扬皇家之德美。”诏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 参定舞名并鼓吹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闻乐者，感物移风，讽氓变俗，先 王所以教化黎元，汤武所以阙一版</p><p> 改章功德。晋氏失政，中原纷荡。刘石以一 时奸雄，跋扈魏赵；苻姚以部帅强豪，趑趄关辅。于是礼坏乐隳，废而莫理。大魏 应期启运，奄有万方，虽日不暇给，常以礼乐为先。古乐亏阙，询求靡所，故顷年 以来，创造非一，考之经史，每乖典制。遂使铿锵之礼，未备于效庙；鼓舞之式， 尚阙于庭陛。臣忝官宗伯，礼乐是司，所以仰惭俯愧，不遑宁处者矣。自献春被旨， 赐令博采经传，更制金石，并教文武二舞及登歌、鼓吹诸曲。今始校就，谨依前敕， 延集公卿并一时儒彦讨论终始，莫之能异。谨以申闻，请与旧者参呈。若臣等所营 形合古制，击拊会节，元日大飨，则须陈列。既岁聿云暮，三朝无远，请共本曹尚 书及郎中部率呈试。如蒙允许，赐垂敕判。”诏曰：“舞可用新，余且仍旧。”鼓 吹杂曲遂寝焉。 </p><p> 初，御史中尉元匡与芳等竞论钟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复上言其事，太师、 高阳王雍等奏停之。 </p><p> 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 二年夏，有司问状。仲儒言： </p><p> 前被符，问：“京房准定六十之律，后虽有存，晓之者鲜。至熹平末，张光等 犹不能定弦之急缓，声之清浊。仲儒授自何师，出何典籍而云能晓？”但仲儒在江 左之日，颇授琴，文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昞然，而张光 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窃有意焉。遂竭愚思，钻研甚久。虽未能测其机妙，至 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权历，出自黄钟，虽造管察气，经史备有，但气有盈虚， 黍有巨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自非管应时候，声验吉凶，则是非之原，谅亦难 定。此则非仲儒浅识所敢闻之。至于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 商易辨。若尺寸小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加短，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 语其大本，居然微异。至于清浊相宣，谐会歌管，皆得应合。虽积黍验气，取声之 本，清浊谐会，亦须有方。若闲准意，则辨五声清浊之韵；若善琴术，则知五调调 音之体。参此二途，以均乐器，则自然应和，不相夺伦。如不练此，必有乖谬。 </p><p> 案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 是为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 用清。若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 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钟为宫，太 蔟为商，林钟为徵，则宫徵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 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徽，则徽浊而宫清，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 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 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穷，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 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 仲儒以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 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 </p><p> 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 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钟相得。案尽以求其声，遂不辨准须柱以不？柱有高下， 弦有粗细，余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揽者望风拱手。又案房准九尺之内为一十七万 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为于准一寸之 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十分，又为小分，以辨强 弱。中间至促，虽复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虽然仲儒私曾考验，但前却中柱， 使入准常尺分之内，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须 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 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琴，以轸调声，令与黄钟一管相合。 中弦下依数尽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又凡弦皆须豫张，使 临时不动，即于中弦案尽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 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宫为主， 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官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 锦绣。 </p><p> 上来消息调准之方并史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声则不和。仲儒寻 准之分数，精微如彼，定弦缓急，艰难若此。而张光等亲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准。 既未识其器，又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脩以变律，故云“知 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授 然后为奇哉！但仲儒自省肤浅，才非一足，正可粗识音韵，才言其理致耳。 </p><p> 时尚书萧宝夤奏言：“金石律吕，制度调均，中古已来鲜或通晓。仲儒虽粗述 书文，颇有所说，而学不师授，云出己心；又言旧器不任，必须更造，然后克谐。 上违成敕用旧之旨，辄持己心，轻欲制作。臣窃思量，不合依许。”诏曰：“礼乐 之事，盖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p><p> 正光中，侍中、安丰王延明受诏监修金石，博探古今乐事，令其门生河间信都 芳考算之。属天下多难，终无制造。芳后乃撰延明所集《乐说》并《诸器物准图》 二十余事而注之，不得在乐署考正声律也。 </p><p> 普泰中，前废帝诏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营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莹 表曰： </p><p> 臣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 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书》曰：“戛击鸣球，拊搏琴瑟以咏，祖考来格。” 诗言志，律和声，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礼。故乐以象 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发其歌颂，荐之宗庙则灵祇飨其和， 用之朝廷则君臣协其志，乐之时义大矣哉！虽复沿革异时，晦明殊位，周因殷礼， 百世可知也。 </p><p> 太祖道武皇帝应图受命，光宅四海，义合天经，德符地纬，九戎荐举，五礼未 详。太宗、世祖重辉累耀，恭宗、显祖诞隆丕基，而犹经营四方，匪遑制作。高祖 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绪，纂无为之运，帝图既远，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书监高闾 草创古乐，闾寻去世，未就其功。闾亡之后，故太乐令公孙崇续修遗事，十有余载， 崇敷奏其功。时太常卿刘芳以崇所作，体制差舛，不合古义，请更修营，被旨听许。 芳又厘综，久而申呈。时故东平王元匡共相论驳，各树朋党，争竞纷纶，竟无底定。 及孝昌已后，世属艰虞，内难孔殷，外敌滋甚。永安之季，胡贼入京，燔烧乐库， 所有之钟悉毕贼手，其余磬石，咸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敕营造乐器，责问太 乐前来郊丘悬设之方，宗庙施安之分。太乐令张乾龟答称芳所造六格：北厢黄钟之 均，实是夷则之调，其余三厢，宫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乐人尚存；又有 沽洗、太蔟二格，用之后宫，检其声韵，复是夷则，于今尚在。而芳一代硕儒，斯 文攸属，讨论之日，必应考古，深有明证。乾龟之辨，恐是历岁稍远，伶官失职。 芳久殂没，遗文销毁，无可遵访。臣等谨详《周礼》，分乐而序之。 </p><p>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天神可得而礼； 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地示可得而礼；黄钟为宫， 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至于布置，不得相生 之次，两均异宫，并无商声，而同用一徵。《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计五音不具，则声岂成文；七律不备，则理无和韵。八音克 谐，莫晓其旨。圣道幽玄，微言已绝，汉魏已来，未能作者。案《春秋》鲁昭公二 十年，晏子言于齐侯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 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服 子慎《注》云：“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 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悬十九钟，十二悬二百二十八钟，八十四律。” 即如此义，乃可寻究。今案《周礼》小胥之职，乐悬之法，郑注云：“钟磬编县之， 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献呈，汉以为瑞，复依《礼 图》编悬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悬之器。检太乐所用钟、 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魏侍中缪袭云：《周礼》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 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今之乐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乐制既亡，汉 成谓《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备四代之乐。奏黄钟，舞《文 始》，以祀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 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宾，舞《武始》、《大钧》以祀宗庙。祀圜丘、方泽，群 庙祫祭之时则可兼舞四代之乐。汉亦有《云翘》、《育命》之舞，罔识其源，汉以 祭天。魏时又以《云翘》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泽地郊。今二舞久亡，无 复知者。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记》凫氏为钟鼓之分、磬氏为磬倨 阙</p><p> 之法，《礼运》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义，以律吕为之剂量，奏请制度，经 纪营造。依魏晋所用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篪、筝、筑声韵区别。盖理 三稔，于兹始就，五声有节，八音无爽，笙镛和合，不相夺伦，元日备设，百僚允 瞩。虽未极万古之徽踪，实是一时之盛事。 </p><p> 窃惟古先哲王制礼作乐，各有所称：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作《承云》之 舞，《大章》、《大韶》尧舜之异名，《大夏》、《大濩》禹汤之殊称，周言《大 武》，秦曰《寿人》。及焚书绝学之后，旧章沦灭，无可准据。汉高祖时，叔孙通 因秦乐人制宗庙乐，迎神庙门奏《嘉至》，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登歌再终，下 奏《休成》之乐，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又有《房中 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 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 《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 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舜 《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 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 孝景以《武德舞》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为《盛德》。光武庙奏《大武》， 诸帝庙并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及卯金不祀，当涂勃兴，魏武庙 乐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总号《大钧》也。曹失其鹿， 典午乘时，晋氏之乐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损益相缘，徽号殊别者也。而 皇魏统天百三十载，至于乐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风，章明功德，赞扬懋轨， 垂范无穷者矣。 </p><p> 案今后宫飨会及五郊之祭，皆用两悬之乐，详揽先诰，大为纰缪。古礼，天子 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皇后礼数，德合王者，名器所资，岂同于大 夫哉。《孝经》言：“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 帝也。《礼记王制》“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论语》“禹卑宫室，尽力 于沟洫”，“恶衣食致美于黻冕”。何有殿庭之乐过于天地乎！失礼之差，远于千 里。莫汉孝武帝东巡狩封禅，还祀泰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明其无减。 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莹等奏求造十二悬，六悬裁讫，续复营造，寻蒙旨判。 今六悬既成，臣等思钟磬各四，钣鐏相从，十六格宫悬已足，今请更营二悬，通前 为八，宫悬两具矣。一具备于太极，一具列于显阳。若圜丘、方泽、上辛、四时五 郊、社稷诸祀虽时日相碍，用之无阙。孔子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曰： “鲁有禘乐，宾祭用之。”然则天地宗庙同乐之明证也。其升斗权量，当时未定， 请即刊校，以为长准。 </p><p> 周存六代之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 郊庙，各有所施，但世运遥缅，随时亡缺。汉世唯有虞《韶》、周《武》，魏为 《武始》、《咸熙》，错综风声，为一代之礼。晋无改造，易名《正德》。今圣朝 乐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来衣服制，其祭天 地宗庙：武舞执干戚，著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裤 袜、黑韦鞮；文舞执羽龠，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于庙庭：武舞，武弁、赤介帻、 生绛袍、单衣练领袖、皁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布袜、黑韦鞮；文舞者进贤 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裤，服同上。其魏晋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 方各别所，故声歌各异。今之太庙，连基接栋，乐舞同奏，于义得通。 </p><p> 自中烦丧乱，晋室播荡，永嘉已后，旧章湮没。太武皇帝破平统万，得古雅乐 一部，正声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施用。自高祖迁居，世宗晏驾，内外多事， 礼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属二十三曲，犹得击奏，足以阐累圣之 休风，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义光下武，道契玄机，业隆宝祚，思服 典章，留心轨物，反尧舜之淳风，复文武之境土，饰宇宙之仪刑，纳生人于福地， 道德熙泰，乐载新声，天成地平，于是乎在。乐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参 厕问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惧。 </p><p> 诏：“其乐名付尚书博议以闻。” </p><p> 其年夏，集群官议之。莹复议曰：“夫乐所以乘灵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 石播其风声，丝竹申其歌咏。郊天祠地之道，虽百世而可知；奉神育民之理，经千 载而不昧。是以黄帝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为《大章》，舜则 《大韶》，禹为《大夏》、汤为《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寿人》，汉为 《大予》，魏名《大钧》，晋曰《正德》。虽三统互变，五运代降，莫不述作相因， 徽号殊别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奕世载德，累叶重光，或以文教兴邦， 或以武功平乱，功成治定，于是乎在。及主上龙飞载造，景命惟新，书轨自同，典 刑罔二，复载均于两仪，仁泽被于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克谐，乐舞之名，宜以详 定。案周兼六代之乐，声律所施，咸有次第。灭学以后，经礼散亡，汉来所存，二 舞而已。请以《韶舞》为《崇德》，《武舞》为《章烈》，总名曰《嘉成》。汉乐 章云：‘高张四县，神来燕飨。’宗庙所设，宫悬明矣。计五郊天神，尊于人鬼； 六宫阴极，体同至尊。理无减降，宜皆用宫悬。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旧式。庶得以 光赞鸿功，敷扬大业。”录尚书事长孙稚已下六十人同议申奏，诏曰：“王者功成 作乐，治定制礼，以‘成’为号，良无间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为名，今可准古 为《大成》也。凡音乐以舞为主，故干戈羽龠，礼亦无别，但依旧为文舞、武舞而 已。余如议。” </p><p> 初，侍中崔光、临淮王彧并为郊庙歌词而迄不施用，乐人传习旧曲，加以讹失， 了无章句。后太乐令崔九龙言于太常卿祖莹曰：“声有七声，调有七调，以今七调 合之七律，起于黄钟，终于中吕。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恐诸曲名，后 致亡失，今辄条记，存之于乐府。”莹依而上之。九龙所录，或雅或郑，至于谣俗、 四夷杂歌，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谬舛，莫识所由，随其淫正而 取之。乐署今见传习，其中复有所遗，至于古雅，尤多亡矣。 </p><p> 初，高祖讨淮、汉，世宗定寿春，收其声役。江左所传中原旧曲，《明君》、 《圣主》、《公莫》、《白鸠》之属，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谓《清商》。至 于殿庭飨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泽、上辛、地祗、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 社稷、马射、籍田，乐人之数，各有差等焉。</p>
译文
乐五
元气与质料刚开始分离，声音和形态就已经形成了。圣人借助自然界原本存在的东西，制作出供人使用的器物；顺着人的喜怒之情，创设表达哀乐的乐器。用草编的鼓槌、芦苇制成的籥，它们的由来已经很久了。伏羲给琴安上琴弦，神农氏制作瑟，垂创作钟和磬，女娲制作簧，都是顺应情感的触动而创作，它们的用途逐渐广泛起来。黄帝敲击阮瑜制作的竹管，确定 “小一” 的律制，从而成就《咸池》乐曲的美妙，接着又有《六茎》《五英》《大章》《韶》《夏》《护》《武》这类乐曲，这是圣人用来移风易俗的工具。所以在《易经》的《豫》卦中，阐明了尊崇德行的含义。《尚书》说：“诗歌表达志向，歌声吟唱言辞，声音依据吟唱的曲调，音律调和歌声，八种乐器的声音能够和谐，神与人因此相互感应而和睦。”《周礼》记载，以圜钟为宫调，黄钟为角调，大蔟为徵调，沽洗为羽调，使用雷鼓、雷鼗，孤竹制成的管乐器，云和山出产的木材制作的琴瑟，表演《云门》之舞，演奏六遍变化，天神就可以被感召而降临；以函钟为宫调，大蔟为角调，沽洗为徵调，南吕为羽调，使用灵鼓、灵鼗，孙竹制成的管乐器，空桑山出产的木材制作的琴瑟，表演《咸池》之舞，演奏八遍变化，地神就可以被礼遇；以黄钟为宫调，大吕为角调，大蔟为徵调，应钟为羽调，使用路鼓、路鼗，阴竹制成的管乐器，龙门山出产的木材制作的琴瑟，演唱《九德》之歌，表演《九召》之舞，演奏九遍变化，祖先的神灵就可以被礼遇。这就是用来协调天、地、人三才，安定天下万国的方法。大凡音乐，宫调代表君主，商调代表臣子，角调代表百姓，徵调代表政事，羽调代表器物，这五者不紊乱，就不会有凝滞不畅的声音。宫调紊乱就会显得荒废，说明君主骄横；商调紊乱就会显得偏邪，说明官吏腐败；角调紊乱就会显得忧愁，说明百姓怨恨；徵调紊乱就会显得哀伤，说明政事繁杂辛劳；羽调紊乱就会显得危急，说明财物匮乏。邪恶的声音感染人，逆乱的气息就会相应产生，逆乱的气息显现出来，淫靡的音乐就会兴起；纯正的声音感染人，和顺的气息就会相应产生，和顺的气息显现出来，和谐的音乐就会兴起。古代的君王以音乐紊乱为耻辱，所以制定雅乐、颂乐来引导人们，使音乐足以使人愉悦而不流于放纵，使歌词足以供人议论而不会废止，使乐曲的曲直、繁简、刚柔、节奏足以感动人的善心罢了，不让放纵的心思和邪恶的气息有接触的机会。音乐在宗庙之中演奏，君臣上下一同聆听，没有不和睦恭敬的；在宗族乡里之中演奏，老少一同聆听，没有不和睦顺从的；在家庭之内演奏，父子兄弟一同聆听，没有不和睦亲近的。又有韎昧、任禁这类音乐，用来使四方少数民族的百姓愉悦。这大概就是建立音乐的方法。
夏、商、周三代衰落之时，邪恶的音乐夹杂着兴起，于是放纵淫靡的音乐就产生了。周朝衰落之际，诸侯之间极力争夺，虚伪不实的风气萌生，邪恶放荡的行为日益严重，人们争相追求邪恶的音乐，忘记了正统的音乐，扩充乐器的数量，轻视礼仪规范，有的演奏起来让人心中烦闷，有的敲击起来不合章法。晋平公听了《清角》之乐就病倒坠落，魏文侯听古代雅乐就昏昏欲睡，郑国、宋国、齐国、卫国的音乐放纵不羁而不能回归正途，于是正统的音乐就残缺了。正统的音乐受到风气教化的影响，随着时代而变化，治理得好的国家的音乐安详而愉悦，将要灭亡的国家的音乐哀伤而忧愁，随着时代的兴衰更替，音乐的格调也不会固定不变。延陵季子遍听各国的音乐，就能准确指出各国的盛衰，大概是他对音乐的感受深刻，对其中的道理认识透彻。音乐崩坏之后，秦始皇开始禁绝学术，经书散失，道义断绝，没有人能采集到音乐的真谛。人们看重迎合世俗，世人崇尚悦耳动听的声音，于是雅正的音乐和古代的乐器几乎将要沦丧断绝。汉朝兴起后，制氏只懂得音乐的节奏和舞蹈的动作，却不能传授其中的道义，而在郊外祭祀、宗庙祭祀和朝廷礼仪中，都调整音律进行新的变化，夹杂着赵国、代国、秦国、楚国的乐曲，所以王禹、宋晔上书恳切劝谏，丙强、景武在当时名声显著，这让学识渊博的儒者们都为之叹息。东汉东平王刘苍总领商议音乐之事，虽然有所增加，但大致上还是遵循前代的旧制而已。到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以后，天下遭遇战乱，各种音乐都残缺散失了。魏武帝曹操得到杜夔后，命令他考证会合古代的音乐，但柴玉、左延年最终因为创作新的音乐而受到宠爱。晋朝时荀勖掌管音乐，和郭夏、宋识等人一同加以研究搜集，认为所制音乐符合古代的规范，但阮咸却讥讽他们。晋朝国运不长，最终灭亡，哀伤的音乐兴起，就验证了这一点。正统的音乐与天地相互和谐，如果不是见识通达、造诣精深的人，怎么能体会到它的精妙极致呢？自从汉朝以后，舞蹈的名称和歌曲的名称，代代相互更改，服饰的使用也有所不同，这就是不沿袭旧制的道理。
永嘉之乱以后，天下分崩离析，乐官和乐器都被刘聪、石勒夺取，慕容俊平定冉闵后，于是得到了这些乐官和乐器。王猛平定邺城后，将它们带到了关右地区。苻坚战败之后，长安陷入混乱，慕容永向东迁徙时，礼仪乐器大多归到了长子城，等到慕容垂平定慕容永，这些东西又都归入了中山城。自从始祖拓跋力微与魏晋两国和睦相处，这两个朝代多次送来歌舞艺人；穆帝拓跋猗卢担任代王时，晋愍帝又进献了乐器和歌舞相关的器物；金石类的乐器虽然没有完备，但弦管类的乐器已经齐全了。等到太祖拓跋珪平定中山，获得了那里的乐器悬挂设施，当时刚刚平定战乱，没有闲暇进行创建和改革，就顺着当时通行的制度加以使用。经过长期的分裂战乱，乐器和乐曲颇有遗失。
天兴元年冬天，皇帝下诏命令尚书吏部郎邓渊制定律吕，调和音乐。等到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等诸位先帝时，音乐使用八佾之舞，表演《皇始》之舞。《皇始舞》是太祖创作的，用来彰显开创大魏基业的功绩。后来又重新制定宗庙祭祀的音乐礼仪。皇帝进入宗庙大门时，演奏《王夏》；太祝在宗庙大门外迎接神灵时，演奏迎神曲，如同古代感召神灵的音乐；祭祀用的干豆祭品献上之后，演唱登歌，如同古代《清庙》之乐；登歌结束后，堂下演奏《神祚》，以庆贺神灵的享用；皇帝到七庙举行祭祀礼仪时，演奏《陛步》，作为行走停留的节奏；皇帝走出宗庙大门时，演奏《总章》，接着演奏《八佾舞》，然后演奏送神曲。另外按照旧有的礼仪：孟秋时节在西郊祭祀上天，在祭祀区域内的祭坛西侧，排列齐全金石类乐器，准备好各种音乐设施，皇帝进入祭祀区域举行礼仪时，都演奏并表演《八佾》之舞；孟夏时节在东庙举行祭祀活动，使用的音乐大致与西郊祭祀相同。太祖初年，冬至时节在南郊圜丘祭祀上天，音乐使用《皇矣》，演奏《云和》之舞，祭祀结束后，演奏《维皇》，准备举行燎祭；夏至时节在北郊方泽祭祀地神，音乐使用《天祚》，演奏《大武》之舞。正月初一，设宴款待群臣，宣布政令教化，排列齐全宫悬之乐等正统音乐，同时演奏燕、赵、秦、吴等地的乐曲，以及四方不同风俗的歌曲。四季的宴会聚会也使用这些音乐。大凡音乐，人们都喜爱自己本民族产生的音乐，礼仪也不会忘记根本，后宫中演唱《真人代歌》，上叙述祖宗开创基业的缘由，下记载君臣兴衰的事迹，总共一百五十章，早晚都进行演唱，有时还与丝竹乐器一同合奏。郊外祭祀、宗庙祭祀和宴会聚会也会使用这首歌。
天兴六年冬天，皇帝下诏命令太乐、总章、鼓吹等机构增加修治杂伎表演，创作五兵、角牴、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虎以及各种凶猛野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百尺高絙、长桥、缘橦、跳丸、五案等表演项目，以完备百戏。大规模宴会时，在宫殿庭院中进行表演，如同汉晋时期的旧例。太宗初年，又对百戏进行了增加修治，编撰组合大曲，重新制定钟鼓的节奏。
世祖拓跋焘击败赫连昌后，获得了古代的雅乐，平定凉州后，得到了那里的歌舞艺人、乐器和服饰，并挑选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后来与西域相通，又将悦般国的鼓舞纳入乐署进行管理。
高宗、显祖时期没有对音乐进行改革创新。各位皇帝的心思都在治理国家、开拓疆土上，不把声律之事当作要务，古代的音乐音律制度，很少有人再传承研习，旧时的乐工相继去世，乐曲大多遗失。
太和初年，高祖拓跋宏倾心于古代的雅正之风，致力于规范音乐的声律。当时司乐上书，称音乐的典章制度有所缺失，请求召集宫中秘阁的众官员商议确定相关事宜，并寻访官吏百姓中能够体会理解古代音乐的人，与他们一同扩充乐器的数量，甄别确立音乐的名称和品类，以协调八音。皇帝下诏 “准许”。虽然经过众人商议，但当时最终没有通晓声律的人，乐部无法建立，音乐方面的事务更加缺失。然而地方音乐的制度以及四方少数民族的歌舞，逐渐被增加列入太乐之中。金石乐器和羽旄舞具的装饰，比以往更加壮丽。
太和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一同创作歌章，告诫劝勉朝廷上下，都配上管弦乐器进行演唱。
太和七年秋天，中书监高允上奏乐府的歌词，陈述国家帝王基业的祥瑞征兆以及祖宗的德行美善，又收录当时的歌谣，不局限于古代的旧曲，辨别雅乐和郑声的区别。
太和十一年春天，文明太后下令说：“古代的君王创作音乐，是用来调和风气、改变习俗的，不是雅正的乐曲不适合在朝廷中演奏。可以收集新旧乐章，参考探究音律，除去不符合典章制度的新声乐曲，增加钟磬等乐器铿锵和谐的韵律。”
太和十五年冬天，高祖下诏说：“音乐是用来感动天地，感召神灵，调和阴阳，沟通人鬼的。因此能够关联山川的风气，将德行传播到天下各处。由此说来，音乐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到了末世风俗衰败，正统的音乐顿时废弃，人们大多喜爱郑卫之音来愉悦耳目，所以导致乐章散失残缺，乐官失职。如今正要革除当时的弊病，考察古代的制度恢复礼仪，希望使音乐雅正、颂乐规范，各自得到适宜的用途。现在设置乐官，必须让他们胜任职责，不能再让那些滥竽充数的人担任。” 于是挑选设置乐官。
太和十六年春天，高祖又下诏说：“礼和乐的道理，自古以来就是帝王所重视的，所以圣明的君王创作音乐来调和内心，制定礼仪来约束外在行为。然而音乐的功用，能够传达到遥远的地方，用来沟通感动人神，移风易俗。以至于《箫韶》演奏九遍，凤凰前来朝拜；敲击石磬，各种野兽纷纷起舞。周朝末年，这种礼乐之道崩坏残缺，所以孔子听到《韶》乐后忘记了美味，回到鲁国后校正音乐。到了汉魏时期，乐章再次缺失，但当时的人们广泛采集音韵，大致形成了一些篇章条例。自从魏室兴起，太祖时期尊崇古代的制度，旧有的典章没有丧失。但当时战乱不断，文化教育还不够淳厚，所以让司乐失去了整理制定雅正音乐的能力，却习染了不符合典章的繁杂乐曲。近来太乐署上奏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请求与中书省共同商议。看到他们的请求，我既惭愧又感动。但我正处于守丧期间，不忍心让音乐之事缺失。然而礼乐是国家的大事，是教化的根本，如果不是学识渊博、通达事理的人才，很难对此用心谋划。中书监高闾器量见识详备丰富，志向度量明达公允，每次向我陈述奏报音乐典章，都能很好地体会音律，可以让他与太乐署详细采集古今的音乐制度，来完备这一典章。朝廷内外有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人，都允许他们参与商议。” 高闾经过多年的考察度量，大致制定出了初步的方案，但恰逢迁都洛阳，没有来得及精细完善，未能施行。不久高祖去世，没过多久，高闾也去世了。
在此之前，高闾引荐给事中公孙崇一同考察音律，景明年间，公孙崇才上书谈论音乐之事。正始元年秋天，皇帝下诏说：“太乐令公孙崇重新调整金石乐器，调和音律标准，他所撰写的两卷书籍以及奏表都交付尚书省处理。礼乐之事，是国家所重视的，可以依照他的请求，让八座以下、四门博士以上的官员在这个月下旬聚集到太乐署，考察讨论其中的异同，广泛采集古今的音乐制度，以制定一代的典章。” 十月，尚书李崇上奏说：“之前接到诏令，让兼太乐令公孙崇重新调整金石乐器，并将他所撰写的书籍奏表交付外廷考察试验，我们已经依照诏令执行。八月初，前往太乐署聚集商议。但六代的音乐内容深广，五声的奥妙深远。像孔子这样见识深远的人，尚且会因为听到《韶》乐而忘记美味；像吴札这样善于听乐的人，才能对音乐进行辨别评论。从此以后，没有谁能详细通晓。如今刚刚草创音乐制度，都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道理，虽然有一些诘问论辩，但大致上没有深入探究明白。正要商讨纠正淫靡泛滥的音乐，为后人树立规范，怎么能草率尝试一下，就记载到典籍之中呢？现在请求依照之前召集的官员，再加上学识渊博、通晓学问的士人，再次举行一次聚会，考察音乐的正确与否，深入研究音律，辨别整理权衡标准。如果确实可以施行，再另外上奏请求批准。” 皇帝下令 “准许”。但当时仍然没有能够考察确定下来。
正始四年春天，公孙崇又上表说：“臣私下认为大魏王朝如龙飞凤舞般兴起，顺应天意而占据天下。世祖太武皇帝平定边远荒僻之地，安定天下，当时凶恶的敌人还很多，战事仍然频繁，制定礼仪、创作音乐的事情，因此有所缺失。高祖孝文皇帝的德行契合后仁之世，道义顺应先天的运势，他追思《云门》之乐而发表议论，听闻《箫韶》之乐而忘记美味。因此中书监高闾学识渊博、明达敏锐，文思充沛广博，继承古代太学的传统，确实值得托付重任。于是命令高闾广泛召集儒士，探究讨论古代的音乐，依据《六经》，参考各国的史志，综合阴阳之道，来制定声律。钟、石、管、弦等乐器，大致已经完备，八音的声韵，也分别大致确立。恰逢迁都到崧瀍一带，没有能够做到周密完备，五权五量的标准，最终没有完成。从那以后到现在，音乐制度大多散失，金石乐器空挂着，宫商等音律未能协调。臣私下认为陛下最为圣明，承继天命，继承宏大的功业，因为金石乐器的音律不协调，下诏命令臣整理修治。臣谨慎地广泛搜集黍米，挑选其中形状标准的，又采集梁山的竹子，重新制作律吕，铸造磬、制造钟，都依照音律完成。但度量权衡的标准出现差错，由来已经很久了，不久前承蒙陛下交付并州百姓王显进献上的古代铜权，参考古代的规范，考察现在的制度，钟律的标准尺度，与铜权相互契合。古代制造的铜权如今看起来还很新，而我新制定的钟律却与古代的标准相符，不同时代却有着相同的准则，如同完全符合规矩一般。乐府中原本的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等六十多首韵曲，还有《皇始》《五行》《勺舞》等舞蹈。太祖初年兴起时，设置了《皇始》之舞，又有吴夷、东夷、西戎等少数民族的舞蹈。乐府之中，共有这七种舞蹈。太和初年，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只使用《文始》《五行》《皇始》三种舞蹈而已。臣私下认为周朝的文王、武王，颂乐的名称不同；汉朝的祖宗，宗庙的音乐也有所区别。大魏的四祖、三宗，德行超越隆盛的周朝，功绩超过宏大的汉朝，颂乐和宗庙音乐，应当有所彰显，或文或武，来表彰他们的功德。如果不是声望美好、皇室至亲、器量深远、学识渊博的人，谁能辨别其中的得失呢？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高肇器量气度温雅，对音乐的鉴赏精妙入微，辅佐朝廷的重大谋划，声名传遍天下，应当托付他监督完成这项工作，以成就大魏王朝典章制度的美善。从前晋朝的中书监荀勖是前代的知名贤才，受命掌管太学，托付他负责音乐事务，他尊崇阐述旧有的典章，效法古代的规范，事迹被记载在从前的典籍中，这难道还遥远吗？另外先帝有明确的诏令，朝廷内外的儒士也允许高闾征召参与。现在所需要的人才，请求依照以前的惯例征召。” 世宗知道高肇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下诏说：“帝王功业成就、天下安定后，就会制定礼仪、创作音乐，用来宣扬风化，通达神灵，治理万物，辅助阴阳，彰显功德，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应当详细谋划。可以让太常卿刘芳也参与主持这项工作。”
永平二年秋天，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等人上奏说：“考察太乐令公孙崇所制造的八音乐器以及五度五量的标准，太常卿刘芳和朝廷中的儒学家们，依据各种经传典籍，考察辨别是否符合规范，发现其尺寸度数都与《周礼》的记载不同。询问公孙崇原因，他声称必定依照经文记载，但这样一来声音就不和谐，于是根据自己的感受随意增减，完全没有准确的依据。臣等私下认为音乐是皇朝安定后的盛大事宜，是用来彰显赞颂祖宗的盛大功业，并流传给后代帝王的。这种不可更改的制度，应当效法先圣，详细依据经史典籍。而且汉、魏、晋朝历代的儒者贤哲，没有听说过乐器的度量依据经文记载，而声调却出现差错的情况。臣等共同商议，请求让刘芳依照《周礼》重新制造乐器，完成之后，召集众人商议并呈奏，采纳其中好的方案。” 皇帝下诏 “准许”。刘芳向尚书省上书说：“协调音乐与音律，本来就不是我所通晓的，而且国家的大事，也不能由几个人来决定。现在请求再次召集朝廷中的贤才，众人共同辨别是非，明确选取典章依据，依靠有才能的大臣来决断，然后再进行营造制作。” 高肇和尚书邢峦等人上奏同意，皇帝下诏 “准许”。于是刘芳主持修造乐器的工作。当时扬州百姓张阳子、义阳百姓兒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为通晓雅乐正声，以及《八佾》舞、文武二舞、钟声、管弦乐、登歌的声调，刘芳都请求下令让他们教授学习，参考辨别其中的是非对错。
永平三年冬天，刘芳上书说：“观察古代的帝王，没有不依据功绩、象征德行来制定舞蹈名称以及各种乐章的，现在想要教授文武二舞，用于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请求参与制定二舞的名称。臣私下观察汉魏以来，鼓吹的乐曲也没有相互沿袭的，现在也需要创作新的乐曲，来颂扬皇家的德行美善。” 皇帝下诏让刘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侍郎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共同确定舞蹈名称以及鼓吹的各种乐曲。这一年冬天，刘芳又上书说：“臣听说音乐能够感动万物、移风易俗，劝化百姓、改变习俗，古代的君王用它来教化民众，商汤、周武王用它来彰显功德、改革典章。晋朝丧失政权，中原地区动荡不安。刘聪、石勒凭借一时的奸雄之势，在魏、赵地区飞扬跋扈；苻健、姚苌凭借部帅强豪的身份，在关辅地区犹豫不决、进退两难。于是礼仪崩坏、音乐废弃，无人整理。大魏王朝顺应天命兴起，占据天下万方，虽然事务繁多、无暇他顾，但常常把礼乐之事放在优先地位。古代的音乐缺失，无处寻访探求，所以近年来，创作的音乐不止一种，但考察经史典籍，往往违背典章制度。于是导致铿锵和谐的礼仪音乐，在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中未能完备；舞蹈的仪式，在朝廷之上仍然缺失。臣愧任宗伯之职，掌管礼乐事务，因此上愧下悔，不得安宁。自从今年春天接到诏令，下令广泛采集经传典籍，重新制造金石乐器，并教授文武二舞以及登歌、鼓吹等各种乐曲。现在刚刚校订完成，谨依照之前的诏令，召集公卿大臣以及当时的儒士贤才从头到尾进行讨论，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谨以此上奏，请求与旧有的音乐一同呈献。如果臣等所营造制作的乐器形制符合古代的制度，敲击演奏符合节奏，正月初一的大规模宴会，就需要陈列出来。现在年关将至，正月初一的朝会已经不远了，请求与本曹尚书以及郎中部率一同呈献试验。如果承蒙允许，请求陛下下达敕令决断。” 皇帝下诏说：“舞蹈可以使用新的，其余的暂且沿用旧的。” 鼓吹杂曲的创作于是停止。
当初，御史中尉元匡与刘芳等人争论钟律之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天，元匡再次上书谈论这件事，太师、高阳王元雍等人上奏请求停止争论。
在此之前，有个叫陈仲儒的人从江南归附朝廷，颇为通晓音乐之事，请求依照京房的方法，设立准器来调校八音。神龟二年夏天，有关部门询问他具体情况。陈仲儒说：
之前接到符令，询问：“京房制定的六十律，后来虽然有留存，但通晓的人很少。到熹平末年，张光等人仍然不能确定琴弦的松紧，声音的清浊。陈仲儒是从哪位老师那里学到的，出自哪部典籍，竟然说自己能够通晓？” 但臣在江南的时候，曾经学习过弹琴，也曾经阅读过司马彪所撰写的《续汉书》，看到京房的准器之法，具体的数值明确清晰，但张光等人却不能确定。臣不自量力，愚昧无知，私下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竭尽愚钝的心思，钻研了很长时间。虽然未能洞悉其中的精妙玄机，但对于声韵，还是颇有收获。度量权衡、历法推算，都源于黄钟律，虽然制造律管观察节气，经史典籍中都有详细记载，但节气有盈有虚，黍米有大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不是律管能够契合时节，声音能够验证吉凶，那么是非的根源，确实难以确定。这不是臣这样浅陋的见识所敢妄加议论的。至于准器，本来是用来替代律管的，取其分数比例，用来调校乐器，那么宫商等音调就容易辨别了。如果准器的尺寸稍长，那么六十律的宫商音调都会略微浑浊；如果分数比例稍短，那么六十律的徵羽音调都会略微清亮。就其根本而言，显然存在细微的差异。但至于清浊相互协调，与歌曲、管乐相互配合，都能够契合。虽然用黍米测量节气是获取声音本源的方法，但要使清浊协调，也需要有恰当的途径。如果通晓准器的原理，就能辨别五声清浊的韵味；如果擅长弹琴之术，就能了解五调调音的方法。结合这两种途径，来校准乐器，那么自然就能相互应和，不会紊乱秩序。如果不熟悉这些方法，调校乐器就必然会出现差错。
考察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天十月，在辟雍举行礼仪，演奏应钟律，开始恢复用黄钟律创作音乐，乐器的音调随着月份对应的律吕变化。这说明十二律必须依次作为宫调，而商、角、徵、羽等音调按照类别跟随宫调变化。探究调音的原理，宫、商音调应当浑浊，徵、羽音调应当清亮。如果公孙崇只使用十二律的声音，却声称可以循环作为宫调，清浊音调完全齐备，这不仅是没有掌握五调调校乐器的方法，就连五声的先后顺序，也显然不够完备。为什么呢？黄钟是声音气息的本源，它的律管最长，所以以黄钟为宫调，太蔟为商调，林钟为徵调，那么宫调与徵调相互顺应。如果要协调八音，还需要交错采用各种声音，搭配成美妙的音乐。如果以应钟为宫调，大吕为商调，蕤宾为徵调，那么徵调浑浊而宫调清亮，虽然有一定的韵味，但不能构成完整的乐曲。如果以夷则为宫调，那么十二律中只能选取中吕为徵调，商、角、羽等音调都没有对应的韵味。如果以中吕为宫调，那么十二律内完全没有可以选取的其他音调。为什么呢？中吕是十二律的最后一位，是变律的开端。依照京房的书籍记载，以中吕为宫调，就以去灭为商调，执始为徵调，这样才能形成韵味。但公孙崇以中吕为宫调时，仍然用林钟为商调，黄钟为徵调，怎么可能协调呢？臣认为要调和乐器，修饰五声，没有准器是不行的。如果像严嵩父子那样，只凭内心感受来鉴赏清浊，那是很困难的。如果依照现有的尺度制作准器，调校琴弦的松紧，清浊音调就可以根据心意推算了。
但声音的道理精妙细微，史传记载简略，旧的《乐志》只说准器的形状像瑟，有十三根弦，隐藏的间距为九尺，以对应黄钟律的九寸，调校中间的一根弦，让它与黄钟律的声音相符。根据这些记载来探求它的声音，却不能确定准器是否需要琴柱？琴柱有高低之分，琴弦有粗细之别，其余的十二根弦又该如何对应？导致阅读的人只能束手无策。又考察京房的准器，九尺之内分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分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再乘以十，那么准器一寸之内也分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如此一来，准器一分之内，又分为二十分，再分为小分，用来辨别声音的强弱。中间的刻度极为细密，即使有离朱那样敏锐的视力，也不能穷尽分辨。虽然如此，臣私下曾经进行过考验，只要前后移动中间的琴柱，使它处于准器常规尺度的分数范围之内，那么相生的韵味自然就会契合。分数既然如此细微，准器就应当制作得精妙。准器的表面要平直，必须像静止的水面一样；中间那根弦的琴柱，高低必须与两端的岳山平齐，移动琴柱上下时，不能让它离开琴弦，也不能抬起琴弦。另外中间那根弦的粗细，必须与琴的宫弦相近。中间那根弦要安装弦轴，如同琴一样，通过弦轴来调校声音，让它与黄钟律的一根律管声音相合。在中间那根弦的下方，依照数值依次标出六十律清浊的节奏。其余的十二根弦，要像筝一样安装琴柱。而且所有的琴弦都必须预先绷紧，使它们在使用时不会松动，然后在中间那根弦上确定一周的声音，再将其刻度标注在十二根弦上。之后依照相生的方法，依次推演，选取十二律的商调、徵调。商调、徵调确定之后，再依照琴的五调调音方法，来校准乐器。其中瑟调以宫调为主，清调以商调为主，平调以宫调为主。五调各以一种声音为主，然后交错采用各种声音来修饰，才能如同锦绣般美妙。
以上这些调整准器的方法，都是史书记载所省略的，出自臣的思考。如果事情与这些方法不符，声音就不会和谐。臣探究准器的分数比例，是如此的精妙细微，确定琴弦的松紧，又是如此的艰难。而张光等人亲自掌管音乐事务，尚且不知道府库中存有准器。既然没有认识这种乐器，又怎么能给它上弦调校呢？况且燧人氏没有老师传授却学会了使用火，京房没有拜师学艺却改变了律制，所以说 “懂得的人想要教授却没有弟子，内心通达的人体会理解却无需老师”。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收获，都会放在心中，难道一定要经过老师传授才能算是奇特的见解吗！但臣自我反省，见识肤浅，才能不足，只能粗略认识音韵的道理，勉强阐述其中的主旨罢了。
当时尚书萧宝夤上奏说：“金石律吕的制度规范、调校标准，从中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通晓。陈仲儒虽然粗略叙述了书籍中的文字，颇有一些说法，但他的学问没有老师传授，声称出自自己的内心；又说旧的乐器不能使用，必须重新制造，然后才能协调。这违背了之前诏令中使用旧乐器的旨意，擅自凭着自己的想法，轻率地想要制作新的乐器。臣私下思量，不应该依照他的请求批准。” 皇帝下诏说：“礼乐之事，大概不是普通人所能明白的，可以依照萧宝夤的上奏处理。”
正光年间，侍中、安丰王元延明受诏监督修造金石乐器，广泛探求古今的音乐事务，命令他的门生河间人信都芳进行考算。恰逢天下多灾多难，最终没有能够制造完成。信都芳后来撰写了元延明所搜集的《乐说》以及《诸器物准图》，共二十多件，并为之作注，但没有能够在乐署中参与校正声律的工作。
普泰年间，前废帝下诏命令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修治金石乐器。永熙二年春天，长孙稚、祖莹上表说：
臣听说安定国家、治理百姓，没有比礼仪更好的方法；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途径。《易经》说：“古代的君王创作音乐来尊崇德行，用盛大的礼仪祭祀上帝，以祖先配享。”《尚书》说：“敲击玉磬，弹奏琴瑟来歌唱，祖先的神灵就会降临。” 诗歌表达志向，音律调和声音，敦厚地叙睦九族，辨明表彰百姓中的贤才，天神因此降临享用祭品，地神能够得到礼遇。所以音乐用来象征德行，舞蹈用来彰显功绩，干戈羽龠等舞具用来比拟具体的形象，金石等乐器用来抒发歌颂之情，将其用于宗庙祭祀，神灵就会享受其中的和谐；用于朝廷礼仪，君臣就会协调一致的志向，音乐的意义是多么重大啊！虽然时代沿革不同，兴衰各异，但周朝继承殷朝的礼仪，百世之后仍然可以知晓。
太祖道武皇帝顺应图谶承受天命，占据天下，道义契合天道，德行符合地脉，四方少数民族纷纷归附，而五礼制度尚未详细制定。太宗、世祖光辉相继，恭宗、显祖开创宏大的基业，但仍然忙于经营四方，没有闲暇进行礼乐制作。高祖孝文皇帝继承太平的基业，秉持无为而治的国运，帝王的谋划深远，王朝的制度革新。太和年间，命令前中书监高闾草创古代音乐，高闾不久后去世，未能完成这项功业。高闾去世之后，前太乐令公孙崇继续修治遗留的事务，历经十多年，公孙崇上奏陈述其功绩。当时太常卿刘芳认为公孙崇所制作的音乐，体制错乱，不符合古代的意义，请求重新修造，得到了诏令允许。刘芳又进行整理综合，过了很久才呈献上来。当时前东平王元匡与他相互争论辩驳，各自树立朋党，纷争不断，最终没有确定下来。到了孝昌年间以后，国家遭遇艰难困苦，内部的灾难频繁发生，外部的敌人日益强大。永安末年，胡族贼人进入京城，焚烧乐库，所有的钟都被贼人掠走，其余的磬石都化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诏营造乐器，询问太乐署之前郊外祭祀、宗庙祭祀中乐器悬挂设置的方法，以及宗庙中乐器安放的位置。太乐令张乾龟回答说，刘芳所制造的六个乐架：北厢的黄钟均，实际上是夷则调，其余三厢的宫调、商调不协调，共用一支笛子，用于前殿演奏，乐人仍然在世；还有沽洗、太蔟两个乐架，用于后宫演奏，检查其声韵，又都是夷则调，至今仍然存在。而刘芳是一代博学的儒者，是文坛的领袖，讨论音乐的时候，必定会考察古代的制度，应该有明确的证据。张乾龟的辨别，恐怕是因为年代久远，乐官失职造成的。刘芳已经去世很久，遗留的文献已经销毁，没有可以寻访遵循的依据。臣等谨慎地详细考察《周礼》，区分音乐的顺序。
大凡音乐：以圜钟为宫调，黄钟为角调，太蔟为徵调，姑洗为羽调，演奏六遍变化，就可以礼遇天神；以函钟为宫调，大蔟为角调，姑洗为徵调，南吕为羽调，演奏八遍变化，就可以礼遇地神；以黄钟为宫调，大吕为角调，大蔟为徵调，应钟为羽调，演奏九遍变化，就可以礼遇人鬼。至于乐器的布置，没有按照相生的顺序，两个均的宫调不同，都没有商声，却共用一个徵调。《尚书》说：“我敲击石磬，各种野兽纷纷起舞，八种乐器的声音和谐，神与人因此和睦。” 想来五音不完备，声音怎么能构成乐曲；七律不完备，道理上就不会有和谐的韵味。所谓 “八音克谐”，没有人明白其中的旨意。圣道幽深玄妙，精微的言论已经断绝，汉魏以来，没有人能够创作这样的音乐。考察《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侯说：“古代的君王调和五味、协调五声，是为了安定百姓的内心，成就国家的政事。声音也如同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互配合而成。” 服虔注释说：“黄钟均，以黄钟为宫调，太蔟为商调，姑洗为角调，林钟为徵调，南吕为羽调，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个悬挂的乐架有十九口钟，十二个悬挂的乐架共有二百二十八口钟，对应八十四律。” 依照这个意义，就可以探究音乐的制度。现在考察《周礼》小胥的职责，乐器悬挂的方法，郑玄注释说：“钟磬编排悬挂，每架十六枚。” 汉成帝时，犍为郡有人在水边得到十六枚古代的磬，献给朝廷，汉朝认为这是祥瑞，又依照《礼图》的记载编排悬挂十六枚磬。到正始年间，徐州薛城送来十六枚玉磬，也是一个悬挂乐架的器物。检查太乐署所用的钟、磬，每个悬挂乐架各十四枚，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魏朝侍中缪袭说：《周礼》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规模合乐，来招致鬼神。现在的乐官，只知道古代有这样的制度，却没有谁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又说：音乐制度已经消亡，汉成帝认为《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完备四代的音乐。演奏黄钟律，表演《文始》舞，用来祭祀天地；演奏太蔟律，表演《大武》舞，用来祭祀五郊、明堂；演奏姑洗律，表演《武德》舞，巡狩时用来祭祀四望山川；演奏蕤宾律，表演《武始》《大钧》舞，用来祭祀宗庙。祭祀圜丘、方泽，以及各宗庙合祭的时候，就可以同时表演四代的音乐。汉朝还有《云翘》《育命》之舞，没有人知道它们的起源，汉朝用它们来祭祀上天。魏朝时又用《云翘》舞同时祭祀圜丘、天郊，用《育命》舞同时祭祀方泽、地郊。现在这两种舞蹈已经失传很久，没有人再知道了。臣等谨慎地依照高祖所制定的尺度，依据《周官・考工记》中凫氏制作钟鼓的规格、磬氏制作磬的曲直标准，以及《礼运》中五声十二律循环作为宫调的道理，用律吕作为度量标准，上奏请求制定制度，经营营造乐器。依照魏晋时期所用的四厢宫悬制度，钟、磬各十六个悬挂乐架，埙、篪、筝、筑等乐器的声韵加以区分。经过三年的治理，到现在才完成，五声有节奏，八音无差错，笙镛等乐器相互和谐，不紊乱秩序，正月初一可以完备陈列，让百官观看。虽然没有达到万古以来的精妙境界，实在也是一时的盛事。
臣等私下认为古代的圣明君王制定礼仪、创作音乐，各有其名称：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创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是尧舜时期的不同名称，《大夏》《大濩》是禹汤时期的不同称谓，周朝称为《大武》，秦朝称为《寿人》。等到秦始皇焚书禁学之后，旧有的典章沦丧灭亡，没有可以依据的标准。汉高祖时，叔孙通借助秦朝的乐人制定宗庙音乐，迎接神灵到庙门时演奏《嘉至》，皇帝进入庙门时演奏《永至》，登歌演唱两遍结束后，堂下演奏《休成》之乐，这些都是叔孙通创作的。汉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还有《房中祠乐》，是汉高祖的唐山夫人创作的。汉惠帝二年，命令乐府令夏侯宽配备箫管等乐器伴奏，将《房中祠乐》更名为《安世乐》。汉高祖的宗庙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汉文帝的宗庙演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汉武帝的宗庙演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是汉高祖四年创作的，用来象征天下百姓乐于看到汉王用武力平定战乱；《文始舞》原本是舜的《韶舞》，汉高祖六年更名为《文始》，以表示不沿袭前代；《五行舞》原本是周朝的舞蹈，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为《五行》；《四时舞》是汉文帝创作的，用来表明天下安定和谐。汉景帝将《武德舞》更名为《昭德舞》，汉宣帝将《昭德舞》更名为《盛德舞》。光武帝的宗庙演奏《大武》舞，各位皇帝的宗庙都演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等到汉朝灭亡，魏朝兴起，魏武帝的宗庙音乐改称为《韶武》，采用虞朝的《大韶》、周朝的《大武》，总称为《大钧》。曹魏失去天下，晋朝趁机兴起，晋朝的音乐更名为《正德》。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在沿袭中有所增减，名称各不相同的。而大魏王朝统治天下一百三十多年，至于乐舞的名称，至今尚未确立，这不是用来宣扬皇风，彰显功德，赞扬美好轨迹，为后代树立无穷典范的做法。
考察现在后宫的宴会以及五郊的祭祀，都使用两悬的音乐，详细查阅古代的诰命，发现这是很大的错误。古代的礼仪规定，天子使用宫悬，诸侯使用轩悬，大夫使用判悬，士人使用特悬。皇后的礼仪等级，德行与帝王相合，所使用的名号器物，怎么能与大夫相同呢？《孝经》说：“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重大的了。” 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这里的上帝就是五方的天帝。《礼记・王制》说 “美味的食物不超过祭祀用的牲畜，日常穿的衣服不超过祭祀用的礼服”，《论语》说 “禹居住简陋的宫室，尽力治理沟渠水利”，“穿粗劣的衣服，吃简单的食物，却把祭祀用的礼服和礼帽做得十分精美”。怎么会有宫殿庭院中的音乐超过天地祭祀所用的音乐呢！这种失礼的差错，相差千里。汉孝武帝东巡狩举行封禅大典，返回后在甘泉宫祭祀泰一神，在汾阴祭祀后土神，都使用宫悬之乐，明确表明没有减损。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元孚和臣祖莹等人上奏请求制造十二悬的乐器，六个悬挂乐架已经制成，继续营造剩余的，不久就得到了诏令决断。现在六个悬挂乐架已经完成，臣等考虑钟磬各四个，与钟磬的挂钩相互配合，十六个乐架的宫悬已经足够，现在请求再营造两个悬挂乐架，加上之前的六个，总共八个，这样就有两具宫悬了。一具安放在太极殿，一具陈列在显阳殿。如果圜丘、方泽、上辛日祭祀、四季五郊祭祀、社稷祭祀等各种祭祀活动，即使时间相互冲突，也不会缺少乐器使用。孔子说：周朝的治国之道四通八达，礼乐相互通行。《左传》说：“鲁国有禘祭之乐，招待宾客和祭祀时使用。” 这就是天地宗庙使用相同音乐的明确证据。其中的升斗权衡度量标准，当时还没有确定，请立即刊刻校正，作为永久的标准。
周朝保存了六代的音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各有其适用的场合，但时代久远，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遗失残缺。汉朝只保存了虞朝的《韶》乐、周朝的《武》舞，魏朝改为《武始》《咸熙》，融合各地的音乐风格，成为一代的礼仪音乐。晋朝没有进行改造，只是改名为《正德》。现在圣朝的乐舞还没有名称，舞人的冠服没有标准，只是称为文舞、武舞而已。依照魏朝景初三年以来的衣服制度，祭祀天地宗庙时：武舞演员手持干戚，头戴平冕、黑介帻，身穿玄色衣裳、白色领袖、绛色领袖中衣、绛色合幅裤袜、黑色韦鞮；文舞演员手持羽龠，头戴委貌冠，服饰与武舞演员相同。在宗庙庭院中演奏时：武舞演员头戴武弁、赤介帻，身穿生绛袍、单衣练领袖、皁色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色布袜、黑色韦鞮；文舞演员头戴进贤冠、黑介帻，身穿生黄袍、单衣白色合幅裤，其余服饰与上述相同。这种服饰制度从魏晋以来相互沿袭，沿用没有改变。古代的宗庙，各个神灵的庙堂各自分开，所以音乐歌曲各不相同。现在的太庙，房屋连在一起，乐舞一同演奏，在道义上是说得通的。
自从中原遭遇战乱，晋朝皇室流亡迁徙，永嘉之乱以后，旧有的典章湮没无闻。太武皇帝平定统万城，得到一部古代的雅乐，正声歌曲五十首，由乐工艺人相互传承，偶尔有使用。自从高祖迁都洛阳，世宗去世，朝廷内外事务繁多，礼仪器物没有完备。现在所拥有的《王夏》《肆夏》等二十三首乐曲，仍然能够敲击演奏，足以阐扬历代圣君的美好风气，宣扬光明昌盛的美德。臣等私下认为陛下的仁德感动上天，道义光照后世，道义契合深奥的玄机，功业兴隆国运长久，想要遵循典章制度，留心规范器物，恢复尧舜时期的淳朴风气，收复文王武王时期的疆土，修饰天下的礼仪规范，让百姓生活在福地之中，道德兴盛太平，音乐承载新的声韵，天地和谐太平，就在此时实现。乐舞的名称，请求陛下下达旨意决断。臣等以愚昧的见识参与探讨道义，呈献陛下之时，心中充满惶恐不安。
皇帝下诏：“乐舞的名称交付尚书省广泛商议后上报。”
这一年夏天，召集众官员商议乐舞名称。祖莹又议论说：“音乐是用来顺应神灵、通达教化的，舞蹈是用来象征事物、彰显功绩的，金石乐器传播其声韵，丝竹乐器抒发其歌咏之情。祭祀天地的道理，即使经过百世也可以知晓；供奉神灵、养育百姓的道理，经过千年也不会晦暗。因此黄帝创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创作《大章》，舜创作《大韶》，禹创作《大夏》、汤创作《大濩》，周朝称为《大武》，秦朝称为《寿人》，汉朝称为《大予》，魏朝名为《大钧》，晋朝称为《正德》。虽然三统更替，五运轮转，没有不沿袭创作、名称各不相同的。大魏王朝的道义遍及天、地、人三才，教化清润天下四方，历代传承德行，累世光辉相继，有的凭借文教科教兴盛国家，有的凭借武功平定战乱，功业成就、天下安定，就在此时。等到陛下登基建国，天命更新，文字车轨统一，典章制度一致，恩德遍及天地，仁爱覆盖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和谐，乐舞的名称，应当详细确定。考察周朝兼收六代的音乐，声律的施用，都有一定的顺序。焚书禁学之后，礼仪经典散失，汉朝以来所保存的，只有二舞而已。请求将《韶舞》命名为《崇德》，《武舞》命名为《章烈》，总名称为《嘉成》。汉朝的乐章说：‘高高悬挂四厢宫悬之乐，神灵前来宴饮享用。’宗庙中所设置的，显然是宫悬之乐。想来五郊的天神，比人鬼尊贵；六宫的皇后，地位等同于至尊。按理说不应该减损，都应该使用宫悬之乐。舞人的冠服制作都依照旧有的样式。希望能够用它来彰显宏大的功业，宣扬伟大的事业。” 录尚书事长孙稚以下六十人一同商议后上奏，皇帝下诏说：“帝王功业成就后创作音乐，天下安定后制定礼仪，用‘成’作为乐舞的名号，确实没有异议。另外六代的舞蹈，都以‘大’为名，现在可以依照古代的制度命名为《大成》。大凡音乐以舞蹈为主，所以干戈羽龠等舞具，在礼仪上也没有区别，仍然依照旧例称为文舞、武舞即可。其余的都依照商议的结果执行。”
当初，侍中崔光、临淮王元彧都曾创作过郊庙祭祀的歌词，但最终没有被采用，乐人传承研习旧有的乐曲，加上讹误遗失，完全没有完整的篇章字句。后来太乐令崔九龙对太常卿祖莹说：“声音有七声，调式有七调，用现在的七调配合七律，从黄钟开始，到中吕结束。古今的杂曲，随着调式列举出来，将近五百首。担心这些曲名以后会遗失，现在就逐条记录下来，保存在乐府中。” 祖莹依照他的说法上奏皇帝。崔九龙所记录的乐曲，有的是雅乐有的是郑声，至于民间歌谣、四方少数民族的杂歌，只记录了它们的声韵转折而已，不能知晓其原本的含义。另外曲名大多错误杂乱，不知道由来，只是根据其淫靡或雅正来选取。乐署现在仍然传承研习这些乐曲，其中还有一些遗失的，至于古代的雅乐，遗失的尤其多。
当初，高祖讨伐淮、汉地区，世宗平定寿春，收编了当地的乐工和服役的人。江南地区所传承的中原旧曲，如《明君》《圣主》《公莫》《白鸠》等，以及江南的吴歌、荆楚的四声，统称为《清商》。在宫殿庭院的宴会中同时演奏这些音乐。至于圜丘、方泽、上辛日祭祀、地神祭祀、五郊祭祀、四季拜庙、三元节、冬至、社稷祭祀、马射、籍田等活动，乐人的人数，各有不同的等级。
元气与质料刚开始分离，声音和形态就已经形成了。圣人借助自然界原本存在的东西，制作出供人使用的器物；顺着人的喜怒之情，创设表达哀乐的乐器。用草编的鼓槌、芦苇制成的籥，它们的由来已经很久了。伏羲给琴安上琴弦，神农氏制作瑟，垂创作钟和磬，女娲制作簧，都是顺应情感的触动而创作，它们的用途逐渐广泛起来。黄帝敲击阮瑜制作的竹管，确定 “小一” 的律制，从而成就《咸池》乐曲的美妙，接着又有《六茎》《五英》《大章》《韶》《夏》《护》《武》这类乐曲，这是圣人用来移风易俗的工具。所以在《易经》的《豫》卦中，阐明了尊崇德行的含义。《尚书》说：“诗歌表达志向，歌声吟唱言辞，声音依据吟唱的曲调，音律调和歌声，八种乐器的声音能够和谐，神与人因此相互感应而和睦。”《周礼》记载，以圜钟为宫调，黄钟为角调，大蔟为徵调，沽洗为羽调，使用雷鼓、雷鼗，孤竹制成的管乐器，云和山出产的木材制作的琴瑟，表演《云门》之舞，演奏六遍变化，天神就可以被感召而降临；以函钟为宫调，大蔟为角调，沽洗为徵调，南吕为羽调，使用灵鼓、灵鼗，孙竹制成的管乐器，空桑山出产的木材制作的琴瑟，表演《咸池》之舞，演奏八遍变化，地神就可以被礼遇；以黄钟为宫调，大吕为角调，大蔟为徵调，应钟为羽调，使用路鼓、路鼗，阴竹制成的管乐器，龙门山出产的木材制作的琴瑟，演唱《九德》之歌，表演《九召》之舞，演奏九遍变化，祖先的神灵就可以被礼遇。这就是用来协调天、地、人三才，安定天下万国的方法。大凡音乐，宫调代表君主，商调代表臣子，角调代表百姓，徵调代表政事，羽调代表器物，这五者不紊乱，就不会有凝滞不畅的声音。宫调紊乱就会显得荒废，说明君主骄横；商调紊乱就会显得偏邪，说明官吏腐败；角调紊乱就会显得忧愁，说明百姓怨恨；徵调紊乱就会显得哀伤，说明政事繁杂辛劳；羽调紊乱就会显得危急，说明财物匮乏。邪恶的声音感染人，逆乱的气息就会相应产生，逆乱的气息显现出来，淫靡的音乐就会兴起；纯正的声音感染人，和顺的气息就会相应产生，和顺的气息显现出来，和谐的音乐就会兴起。古代的君王以音乐紊乱为耻辱，所以制定雅乐、颂乐来引导人们，使音乐足以使人愉悦而不流于放纵，使歌词足以供人议论而不会废止，使乐曲的曲直、繁简、刚柔、节奏足以感动人的善心罢了，不让放纵的心思和邪恶的气息有接触的机会。音乐在宗庙之中演奏，君臣上下一同聆听，没有不和睦恭敬的；在宗族乡里之中演奏，老少一同聆听，没有不和睦顺从的；在家庭之内演奏，父子兄弟一同聆听，没有不和睦亲近的。又有韎昧、任禁这类音乐，用来使四方少数民族的百姓愉悦。这大概就是建立音乐的方法。
夏、商、周三代衰落之时，邪恶的音乐夹杂着兴起，于是放纵淫靡的音乐就产生了。周朝衰落之际，诸侯之间极力争夺，虚伪不实的风气萌生，邪恶放荡的行为日益严重，人们争相追求邪恶的音乐，忘记了正统的音乐，扩充乐器的数量，轻视礼仪规范，有的演奏起来让人心中烦闷，有的敲击起来不合章法。晋平公听了《清角》之乐就病倒坠落，魏文侯听古代雅乐就昏昏欲睡，郑国、宋国、齐国、卫国的音乐放纵不羁而不能回归正途，于是正统的音乐就残缺了。正统的音乐受到风气教化的影响，随着时代而变化，治理得好的国家的音乐安详而愉悦，将要灭亡的国家的音乐哀伤而忧愁，随着时代的兴衰更替，音乐的格调也不会固定不变。延陵季子遍听各国的音乐，就能准确指出各国的盛衰，大概是他对音乐的感受深刻，对其中的道理认识透彻。音乐崩坏之后，秦始皇开始禁绝学术，经书散失，道义断绝，没有人能采集到音乐的真谛。人们看重迎合世俗，世人崇尚悦耳动听的声音，于是雅正的音乐和古代的乐器几乎将要沦丧断绝。汉朝兴起后，制氏只懂得音乐的节奏和舞蹈的动作，却不能传授其中的道义，而在郊外祭祀、宗庙祭祀和朝廷礼仪中，都调整音律进行新的变化，夹杂着赵国、代国、秦国、楚国的乐曲，所以王禹、宋晔上书恳切劝谏，丙强、景武在当时名声显著，这让学识渊博的儒者们都为之叹息。东汉东平王刘苍总领商议音乐之事，虽然有所增加，但大致上还是遵循前代的旧制而已。到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以后，天下遭遇战乱，各种音乐都残缺散失了。魏武帝曹操得到杜夔后，命令他考证会合古代的音乐，但柴玉、左延年最终因为创作新的音乐而受到宠爱。晋朝时荀勖掌管音乐，和郭夏、宋识等人一同加以研究搜集，认为所制音乐符合古代的规范，但阮咸却讥讽他们。晋朝国运不长，最终灭亡，哀伤的音乐兴起，就验证了这一点。正统的音乐与天地相互和谐，如果不是见识通达、造诣精深的人，怎么能体会到它的精妙极致呢？自从汉朝以后，舞蹈的名称和歌曲的名称，代代相互更改，服饰的使用也有所不同，这就是不沿袭旧制的道理。
永嘉之乱以后，天下分崩离析，乐官和乐器都被刘聪、石勒夺取，慕容俊平定冉闵后，于是得到了这些乐官和乐器。王猛平定邺城后，将它们带到了关右地区。苻坚战败之后，长安陷入混乱，慕容永向东迁徙时，礼仪乐器大多归到了长子城，等到慕容垂平定慕容永，这些东西又都归入了中山城。自从始祖拓跋力微与魏晋两国和睦相处，这两个朝代多次送来歌舞艺人；穆帝拓跋猗卢担任代王时，晋愍帝又进献了乐器和歌舞相关的器物；金石类的乐器虽然没有完备，但弦管类的乐器已经齐全了。等到太祖拓跋珪平定中山，获得了那里的乐器悬挂设施，当时刚刚平定战乱，没有闲暇进行创建和改革，就顺着当时通行的制度加以使用。经过长期的分裂战乱，乐器和乐曲颇有遗失。
天兴元年冬天，皇帝下诏命令尚书吏部郎邓渊制定律吕，调和音乐。等到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等诸位先帝时，音乐使用八佾之舞，表演《皇始》之舞。《皇始舞》是太祖创作的，用来彰显开创大魏基业的功绩。后来又重新制定宗庙祭祀的音乐礼仪。皇帝进入宗庙大门时，演奏《王夏》；太祝在宗庙大门外迎接神灵时，演奏迎神曲，如同古代感召神灵的音乐；祭祀用的干豆祭品献上之后，演唱登歌，如同古代《清庙》之乐；登歌结束后，堂下演奏《神祚》，以庆贺神灵的享用；皇帝到七庙举行祭祀礼仪时，演奏《陛步》，作为行走停留的节奏；皇帝走出宗庙大门时，演奏《总章》，接着演奏《八佾舞》，然后演奏送神曲。另外按照旧有的礼仪：孟秋时节在西郊祭祀上天，在祭祀区域内的祭坛西侧，排列齐全金石类乐器，准备好各种音乐设施，皇帝进入祭祀区域举行礼仪时，都演奏并表演《八佾》之舞；孟夏时节在东庙举行祭祀活动，使用的音乐大致与西郊祭祀相同。太祖初年，冬至时节在南郊圜丘祭祀上天，音乐使用《皇矣》，演奏《云和》之舞，祭祀结束后，演奏《维皇》，准备举行燎祭；夏至时节在北郊方泽祭祀地神，音乐使用《天祚》，演奏《大武》之舞。正月初一，设宴款待群臣，宣布政令教化，排列齐全宫悬之乐等正统音乐，同时演奏燕、赵、秦、吴等地的乐曲，以及四方不同风俗的歌曲。四季的宴会聚会也使用这些音乐。大凡音乐，人们都喜爱自己本民族产生的音乐，礼仪也不会忘记根本，后宫中演唱《真人代歌》，上叙述祖宗开创基业的缘由，下记载君臣兴衰的事迹，总共一百五十章，早晚都进行演唱，有时还与丝竹乐器一同合奏。郊外祭祀、宗庙祭祀和宴会聚会也会使用这首歌。
天兴六年冬天，皇帝下诏命令太乐、总章、鼓吹等机构增加修治杂伎表演，创作五兵、角牴、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虎以及各种凶猛野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百尺高絙、长桥、缘橦、跳丸、五案等表演项目，以完备百戏。大规模宴会时，在宫殿庭院中进行表演，如同汉晋时期的旧例。太宗初年，又对百戏进行了增加修治，编撰组合大曲，重新制定钟鼓的节奏。
世祖拓跋焘击败赫连昌后，获得了古代的雅乐，平定凉州后，得到了那里的歌舞艺人、乐器和服饰，并挑选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后来与西域相通，又将悦般国的鼓舞纳入乐署进行管理。
高宗、显祖时期没有对音乐进行改革创新。各位皇帝的心思都在治理国家、开拓疆土上，不把声律之事当作要务，古代的音乐音律制度，很少有人再传承研习，旧时的乐工相继去世，乐曲大多遗失。
太和初年，高祖拓跋宏倾心于古代的雅正之风，致力于规范音乐的声律。当时司乐上书，称音乐的典章制度有所缺失，请求召集宫中秘阁的众官员商议确定相关事宜，并寻访官吏百姓中能够体会理解古代音乐的人，与他们一同扩充乐器的数量，甄别确立音乐的名称和品类，以协调八音。皇帝下诏 “准许”。虽然经过众人商议，但当时最终没有通晓声律的人，乐部无法建立，音乐方面的事务更加缺失。然而地方音乐的制度以及四方少数民族的歌舞，逐渐被增加列入太乐之中。金石乐器和羽旄舞具的装饰，比以往更加壮丽。
太和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一同创作歌章，告诫劝勉朝廷上下，都配上管弦乐器进行演唱。
太和七年秋天，中书监高允上奏乐府的歌词，陈述国家帝王基业的祥瑞征兆以及祖宗的德行美善，又收录当时的歌谣，不局限于古代的旧曲，辨别雅乐和郑声的区别。
太和十一年春天，文明太后下令说：“古代的君王创作音乐，是用来调和风气、改变习俗的，不是雅正的乐曲不适合在朝廷中演奏。可以收集新旧乐章，参考探究音律，除去不符合典章制度的新声乐曲，增加钟磬等乐器铿锵和谐的韵律。”
太和十五年冬天，高祖下诏说：“音乐是用来感动天地，感召神灵，调和阴阳，沟通人鬼的。因此能够关联山川的风气，将德行传播到天下各处。由此说来，音乐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到了末世风俗衰败，正统的音乐顿时废弃，人们大多喜爱郑卫之音来愉悦耳目，所以导致乐章散失残缺，乐官失职。如今正要革除当时的弊病，考察古代的制度恢复礼仪，希望使音乐雅正、颂乐规范，各自得到适宜的用途。现在设置乐官，必须让他们胜任职责，不能再让那些滥竽充数的人担任。” 于是挑选设置乐官。
太和十六年春天，高祖又下诏说：“礼和乐的道理，自古以来就是帝王所重视的，所以圣明的君王创作音乐来调和内心，制定礼仪来约束外在行为。然而音乐的功用，能够传达到遥远的地方，用来沟通感动人神，移风易俗。以至于《箫韶》演奏九遍，凤凰前来朝拜；敲击石磬，各种野兽纷纷起舞。周朝末年，这种礼乐之道崩坏残缺，所以孔子听到《韶》乐后忘记了美味，回到鲁国后校正音乐。到了汉魏时期，乐章再次缺失，但当时的人们广泛采集音韵，大致形成了一些篇章条例。自从魏室兴起，太祖时期尊崇古代的制度，旧有的典章没有丧失。但当时战乱不断，文化教育还不够淳厚，所以让司乐失去了整理制定雅正音乐的能力，却习染了不符合典章的繁杂乐曲。近来太乐署上奏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务，请求与中书省共同商议。看到他们的请求，我既惭愧又感动。但我正处于守丧期间，不忍心让音乐之事缺失。然而礼乐是国家的大事，是教化的根本，如果不是学识渊博、通达事理的人才，很难对此用心谋划。中书监高闾器量见识详备丰富，志向度量明达公允，每次向我陈述奏报音乐典章，都能很好地体会音律，可以让他与太乐署详细采集古今的音乐制度，来完备这一典章。朝廷内外有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人，都允许他们参与商议。” 高闾经过多年的考察度量，大致制定出了初步的方案，但恰逢迁都洛阳，没有来得及精细完善，未能施行。不久高祖去世，没过多久，高闾也去世了。
在此之前，高闾引荐给事中公孙崇一同考察音律，景明年间，公孙崇才上书谈论音乐之事。正始元年秋天，皇帝下诏说：“太乐令公孙崇重新调整金石乐器，调和音律标准，他所撰写的两卷书籍以及奏表都交付尚书省处理。礼乐之事，是国家所重视的，可以依照他的请求，让八座以下、四门博士以上的官员在这个月下旬聚集到太乐署，考察讨论其中的异同，广泛采集古今的音乐制度，以制定一代的典章。” 十月，尚书李崇上奏说：“之前接到诏令，让兼太乐令公孙崇重新调整金石乐器，并将他所撰写的书籍奏表交付外廷考察试验，我们已经依照诏令执行。八月初，前往太乐署聚集商议。但六代的音乐内容深广，五声的奥妙深远。像孔子这样见识深远的人，尚且会因为听到《韶》乐而忘记美味；像吴札这样善于听乐的人，才能对音乐进行辨别评论。从此以后，没有谁能详细通晓。如今刚刚草创音乐制度，都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道理，虽然有一些诘问论辩，但大致上没有深入探究明白。正要商讨纠正淫靡泛滥的音乐，为后人树立规范，怎么能草率尝试一下，就记载到典籍之中呢？现在请求依照之前召集的官员，再加上学识渊博、通晓学问的士人，再次举行一次聚会，考察音乐的正确与否，深入研究音律，辨别整理权衡标准。如果确实可以施行，再另外上奏请求批准。” 皇帝下令 “准许”。但当时仍然没有能够考察确定下来。
正始四年春天，公孙崇又上表说：“臣私下认为大魏王朝如龙飞凤舞般兴起，顺应天意而占据天下。世祖太武皇帝平定边远荒僻之地，安定天下，当时凶恶的敌人还很多，战事仍然频繁，制定礼仪、创作音乐的事情，因此有所缺失。高祖孝文皇帝的德行契合后仁之世，道义顺应先天的运势，他追思《云门》之乐而发表议论，听闻《箫韶》之乐而忘记美味。因此中书监高闾学识渊博、明达敏锐，文思充沛广博，继承古代太学的传统，确实值得托付重任。于是命令高闾广泛召集儒士，探究讨论古代的音乐，依据《六经》，参考各国的史志，综合阴阳之道，来制定声律。钟、石、管、弦等乐器，大致已经完备，八音的声韵，也分别大致确立。恰逢迁都到崧瀍一带，没有能够做到周密完备，五权五量的标准，最终没有完成。从那以后到现在，音乐制度大多散失，金石乐器空挂着，宫商等音律未能协调。臣私下认为陛下最为圣明，承继天命，继承宏大的功业，因为金石乐器的音律不协调，下诏命令臣整理修治。臣谨慎地广泛搜集黍米，挑选其中形状标准的，又采集梁山的竹子，重新制作律吕，铸造磬、制造钟，都依照音律完成。但度量权衡的标准出现差错，由来已经很久了，不久前承蒙陛下交付并州百姓王显进献上的古代铜权，参考古代的规范，考察现在的制度，钟律的标准尺度，与铜权相互契合。古代制造的铜权如今看起来还很新，而我新制定的钟律却与古代的标准相符，不同时代却有着相同的准则，如同完全符合规矩一般。乐府中原本的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等六十多首韵曲，还有《皇始》《五行》《勺舞》等舞蹈。太祖初年兴起时，设置了《皇始》之舞，又有吴夷、东夷、西戎等少数民族的舞蹈。乐府之中，共有这七种舞蹈。太和初年，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只使用《文始》《五行》《皇始》三种舞蹈而已。臣私下认为周朝的文王、武王，颂乐的名称不同；汉朝的祖宗，宗庙的音乐也有所区别。大魏的四祖、三宗，德行超越隆盛的周朝，功绩超过宏大的汉朝，颂乐和宗庙音乐，应当有所彰显，或文或武，来表彰他们的功德。如果不是声望美好、皇室至亲、器量深远、学识渊博的人，谁能辨别其中的得失呢？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高肇器量气度温雅，对音乐的鉴赏精妙入微，辅佐朝廷的重大谋划，声名传遍天下，应当托付他监督完成这项工作，以成就大魏王朝典章制度的美善。从前晋朝的中书监荀勖是前代的知名贤才，受命掌管太学，托付他负责音乐事务，他尊崇阐述旧有的典章，效法古代的规范，事迹被记载在从前的典籍中，这难道还遥远吗？另外先帝有明确的诏令，朝廷内外的儒士也允许高闾征召参与。现在所需要的人才，请求依照以前的惯例征召。” 世宗知道高肇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下诏说：“帝王功业成就、天下安定后，就会制定礼仪、创作音乐，用来宣扬风化，通达神灵，治理万物，辅助阴阳，彰显功德，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应当详细谋划。可以让太常卿刘芳也参与主持这项工作。”
永平二年秋天，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等人上奏说：“考察太乐令公孙崇所制造的八音乐器以及五度五量的标准，太常卿刘芳和朝廷中的儒学家们，依据各种经传典籍，考察辨别是否符合规范，发现其尺寸度数都与《周礼》的记载不同。询问公孙崇原因，他声称必定依照经文记载，但这样一来声音就不和谐，于是根据自己的感受随意增减，完全没有准确的依据。臣等私下认为音乐是皇朝安定后的盛大事宜，是用来彰显赞颂祖宗的盛大功业，并流传给后代帝王的。这种不可更改的制度，应当效法先圣，详细依据经史典籍。而且汉、魏、晋朝历代的儒者贤哲，没有听说过乐器的度量依据经文记载，而声调却出现差错的情况。臣等共同商议，请求让刘芳依照《周礼》重新制造乐器，完成之后，召集众人商议并呈奏，采纳其中好的方案。” 皇帝下诏 “准许”。刘芳向尚书省上书说：“协调音乐与音律，本来就不是我所通晓的，而且国家的大事，也不能由几个人来决定。现在请求再次召集朝廷中的贤才，众人共同辨别是非，明确选取典章依据，依靠有才能的大臣来决断，然后再进行营造制作。” 高肇和尚书邢峦等人上奏同意，皇帝下诏 “准许”。于是刘芳主持修造乐器的工作。当时扬州百姓张阳子、义阳百姓兒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为通晓雅乐正声，以及《八佾》舞、文武二舞、钟声、管弦乐、登歌的声调，刘芳都请求下令让他们教授学习，参考辨别其中的是非对错。
永平三年冬天，刘芳上书说：“观察古代的帝王，没有不依据功绩、象征德行来制定舞蹈名称以及各种乐章的，现在想要教授文武二舞，用于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请求参与制定二舞的名称。臣私下观察汉魏以来，鼓吹的乐曲也没有相互沿袭的，现在也需要创作新的乐曲，来颂扬皇家的德行美善。” 皇帝下诏让刘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侍郎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共同确定舞蹈名称以及鼓吹的各种乐曲。这一年冬天，刘芳又上书说：“臣听说音乐能够感动万物、移风易俗，劝化百姓、改变习俗，古代的君王用它来教化民众，商汤、周武王用它来彰显功德、改革典章。晋朝丧失政权，中原地区动荡不安。刘聪、石勒凭借一时的奸雄之势，在魏、赵地区飞扬跋扈；苻健、姚苌凭借部帅强豪的身份，在关辅地区犹豫不决、进退两难。于是礼仪崩坏、音乐废弃，无人整理。大魏王朝顺应天命兴起，占据天下万方，虽然事务繁多、无暇他顾，但常常把礼乐之事放在优先地位。古代的音乐缺失，无处寻访探求，所以近年来，创作的音乐不止一种，但考察经史典籍，往往违背典章制度。于是导致铿锵和谐的礼仪音乐，在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中未能完备；舞蹈的仪式，在朝廷之上仍然缺失。臣愧任宗伯之职，掌管礼乐事务，因此上愧下悔，不得安宁。自从今年春天接到诏令，下令广泛采集经传典籍，重新制造金石乐器，并教授文武二舞以及登歌、鼓吹等各种乐曲。现在刚刚校订完成，谨依照之前的诏令，召集公卿大臣以及当时的儒士贤才从头到尾进行讨论，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谨以此上奏，请求与旧有的音乐一同呈献。如果臣等所营造制作的乐器形制符合古代的制度，敲击演奏符合节奏，正月初一的大规模宴会，就需要陈列出来。现在年关将至，正月初一的朝会已经不远了，请求与本曹尚书以及郎中部率一同呈献试验。如果承蒙允许，请求陛下下达敕令决断。” 皇帝下诏说：“舞蹈可以使用新的，其余的暂且沿用旧的。” 鼓吹杂曲的创作于是停止。
当初，御史中尉元匡与刘芳等人争论钟律之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天，元匡再次上书谈论这件事，太师、高阳王元雍等人上奏请求停止争论。
在此之前，有个叫陈仲儒的人从江南归附朝廷，颇为通晓音乐之事，请求依照京房的方法，设立准器来调校八音。神龟二年夏天，有关部门询问他具体情况。陈仲儒说：
之前接到符令，询问：“京房制定的六十律，后来虽然有留存，但通晓的人很少。到熹平末年，张光等人仍然不能确定琴弦的松紧，声音的清浊。陈仲儒是从哪位老师那里学到的，出自哪部典籍，竟然说自己能够通晓？” 但臣在江南的时候，曾经学习过弹琴，也曾经阅读过司马彪所撰写的《续汉书》，看到京房的准器之法，具体的数值明确清晰，但张光等人却不能确定。臣不自量力，愚昧无知，私下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竭尽愚钝的心思，钻研了很长时间。虽然未能洞悉其中的精妙玄机，但对于声韵，还是颇有收获。度量权衡、历法推算，都源于黄钟律，虽然制造律管观察节气，经史典籍中都有详细记载，但节气有盈有虚，黍米有大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不是律管能够契合时节，声音能够验证吉凶，那么是非的根源，确实难以确定。这不是臣这样浅陋的见识所敢妄加议论的。至于准器，本来是用来替代律管的，取其分数比例，用来调校乐器，那么宫商等音调就容易辨别了。如果准器的尺寸稍长，那么六十律的宫商音调都会略微浑浊；如果分数比例稍短，那么六十律的徵羽音调都会略微清亮。就其根本而言，显然存在细微的差异。但至于清浊相互协调，与歌曲、管乐相互配合，都能够契合。虽然用黍米测量节气是获取声音本源的方法，但要使清浊协调，也需要有恰当的途径。如果通晓准器的原理，就能辨别五声清浊的韵味；如果擅长弹琴之术，就能了解五调调音的方法。结合这两种途径，来校准乐器，那么自然就能相互应和，不会紊乱秩序。如果不熟悉这些方法，调校乐器就必然会出现差错。
考察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天十月，在辟雍举行礼仪，演奏应钟律，开始恢复用黄钟律创作音乐，乐器的音调随着月份对应的律吕变化。这说明十二律必须依次作为宫调，而商、角、徵、羽等音调按照类别跟随宫调变化。探究调音的原理，宫、商音调应当浑浊，徵、羽音调应当清亮。如果公孙崇只使用十二律的声音，却声称可以循环作为宫调，清浊音调完全齐备，这不仅是没有掌握五调调校乐器的方法，就连五声的先后顺序，也显然不够完备。为什么呢？黄钟是声音气息的本源，它的律管最长，所以以黄钟为宫调，太蔟为商调，林钟为徵调，那么宫调与徵调相互顺应。如果要协调八音，还需要交错采用各种声音，搭配成美妙的音乐。如果以应钟为宫调，大吕为商调，蕤宾为徵调，那么徵调浑浊而宫调清亮，虽然有一定的韵味，但不能构成完整的乐曲。如果以夷则为宫调，那么十二律中只能选取中吕为徵调，商、角、羽等音调都没有对应的韵味。如果以中吕为宫调，那么十二律内完全没有可以选取的其他音调。为什么呢？中吕是十二律的最后一位，是变律的开端。依照京房的书籍记载，以中吕为宫调，就以去灭为商调，执始为徵调，这样才能形成韵味。但公孙崇以中吕为宫调时，仍然用林钟为商调，黄钟为徵调，怎么可能协调呢？臣认为要调和乐器，修饰五声，没有准器是不行的。如果像严嵩父子那样，只凭内心感受来鉴赏清浊，那是很困难的。如果依照现有的尺度制作准器，调校琴弦的松紧，清浊音调就可以根据心意推算了。
但声音的道理精妙细微，史传记载简略，旧的《乐志》只说准器的形状像瑟，有十三根弦，隐藏的间距为九尺，以对应黄钟律的九寸，调校中间的一根弦，让它与黄钟律的声音相符。根据这些记载来探求它的声音，却不能确定准器是否需要琴柱？琴柱有高低之分，琴弦有粗细之别，其余的十二根弦又该如何对应？导致阅读的人只能束手无策。又考察京房的准器，九尺之内分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分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再乘以十，那么准器一寸之内也分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如此一来，准器一分之内，又分为二十分，再分为小分，用来辨别声音的强弱。中间的刻度极为细密，即使有离朱那样敏锐的视力，也不能穷尽分辨。虽然如此，臣私下曾经进行过考验，只要前后移动中间的琴柱，使它处于准器常规尺度的分数范围之内，那么相生的韵味自然就会契合。分数既然如此细微，准器就应当制作得精妙。准器的表面要平直，必须像静止的水面一样；中间那根弦的琴柱，高低必须与两端的岳山平齐，移动琴柱上下时，不能让它离开琴弦，也不能抬起琴弦。另外中间那根弦的粗细，必须与琴的宫弦相近。中间那根弦要安装弦轴，如同琴一样，通过弦轴来调校声音，让它与黄钟律的一根律管声音相合。在中间那根弦的下方，依照数值依次标出六十律清浊的节奏。其余的十二根弦，要像筝一样安装琴柱。而且所有的琴弦都必须预先绷紧，使它们在使用时不会松动，然后在中间那根弦上确定一周的声音，再将其刻度标注在十二根弦上。之后依照相生的方法，依次推演，选取十二律的商调、徵调。商调、徵调确定之后，再依照琴的五调调音方法，来校准乐器。其中瑟调以宫调为主，清调以商调为主，平调以宫调为主。五调各以一种声音为主，然后交错采用各种声音来修饰，才能如同锦绣般美妙。
以上这些调整准器的方法，都是史书记载所省略的，出自臣的思考。如果事情与这些方法不符，声音就不会和谐。臣探究准器的分数比例，是如此的精妙细微，确定琴弦的松紧，又是如此的艰难。而张光等人亲自掌管音乐事务，尚且不知道府库中存有准器。既然没有认识这种乐器，又怎么能给它上弦调校呢？况且燧人氏没有老师传授却学会了使用火，京房没有拜师学艺却改变了律制，所以说 “懂得的人想要教授却没有弟子，内心通达的人体会理解却无需老师”。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收获，都会放在心中，难道一定要经过老师传授才能算是奇特的见解吗！但臣自我反省，见识肤浅，才能不足，只能粗略认识音韵的道理，勉强阐述其中的主旨罢了。
当时尚书萧宝夤上奏说：“金石律吕的制度规范、调校标准，从中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通晓。陈仲儒虽然粗略叙述了书籍中的文字，颇有一些说法，但他的学问没有老师传授，声称出自自己的内心；又说旧的乐器不能使用，必须重新制造，然后才能协调。这违背了之前诏令中使用旧乐器的旨意，擅自凭着自己的想法，轻率地想要制作新的乐器。臣私下思量，不应该依照他的请求批准。” 皇帝下诏说：“礼乐之事，大概不是普通人所能明白的，可以依照萧宝夤的上奏处理。”
正光年间，侍中、安丰王元延明受诏监督修造金石乐器，广泛探求古今的音乐事务，命令他的门生河间人信都芳进行考算。恰逢天下多灾多难，最终没有能够制造完成。信都芳后来撰写了元延明所搜集的《乐说》以及《诸器物准图》，共二十多件，并为之作注，但没有能够在乐署中参与校正声律的工作。
普泰年间，前废帝下诏命令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修治金石乐器。永熙二年春天，长孙稚、祖莹上表说：
臣听说安定国家、治理百姓，没有比礼仪更好的方法；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途径。《易经》说：“古代的君王创作音乐来尊崇德行，用盛大的礼仪祭祀上帝，以祖先配享。”《尚书》说：“敲击玉磬，弹奏琴瑟来歌唱，祖先的神灵就会降临。” 诗歌表达志向，音律调和声音，敦厚地叙睦九族，辨明表彰百姓中的贤才，天神因此降临享用祭品，地神能够得到礼遇。所以音乐用来象征德行，舞蹈用来彰显功绩，干戈羽龠等舞具用来比拟具体的形象，金石等乐器用来抒发歌颂之情，将其用于宗庙祭祀，神灵就会享受其中的和谐；用于朝廷礼仪，君臣就会协调一致的志向，音乐的意义是多么重大啊！虽然时代沿革不同，兴衰各异，但周朝继承殷朝的礼仪，百世之后仍然可以知晓。
太祖道武皇帝顺应图谶承受天命，占据天下，道义契合天道，德行符合地脉，四方少数民族纷纷归附，而五礼制度尚未详细制定。太宗、世祖光辉相继，恭宗、显祖开创宏大的基业，但仍然忙于经营四方，没有闲暇进行礼乐制作。高祖孝文皇帝继承太平的基业，秉持无为而治的国运，帝王的谋划深远，王朝的制度革新。太和年间，命令前中书监高闾草创古代音乐，高闾不久后去世，未能完成这项功业。高闾去世之后，前太乐令公孙崇继续修治遗留的事务，历经十多年，公孙崇上奏陈述其功绩。当时太常卿刘芳认为公孙崇所制作的音乐，体制错乱，不符合古代的意义，请求重新修造，得到了诏令允许。刘芳又进行整理综合，过了很久才呈献上来。当时前东平王元匡与他相互争论辩驳，各自树立朋党，纷争不断，最终没有确定下来。到了孝昌年间以后，国家遭遇艰难困苦，内部的灾难频繁发生，外部的敌人日益强大。永安末年，胡族贼人进入京城，焚烧乐库，所有的钟都被贼人掠走，其余的磬石都化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诏营造乐器，询问太乐署之前郊外祭祀、宗庙祭祀中乐器悬挂设置的方法，以及宗庙中乐器安放的位置。太乐令张乾龟回答说，刘芳所制造的六个乐架：北厢的黄钟均，实际上是夷则调，其余三厢的宫调、商调不协调，共用一支笛子，用于前殿演奏，乐人仍然在世；还有沽洗、太蔟两个乐架，用于后宫演奏，检查其声韵，又都是夷则调，至今仍然存在。而刘芳是一代博学的儒者，是文坛的领袖，讨论音乐的时候，必定会考察古代的制度，应该有明确的证据。张乾龟的辨别，恐怕是因为年代久远，乐官失职造成的。刘芳已经去世很久，遗留的文献已经销毁，没有可以寻访遵循的依据。臣等谨慎地详细考察《周礼》，区分音乐的顺序。
大凡音乐：以圜钟为宫调，黄钟为角调，太蔟为徵调，姑洗为羽调，演奏六遍变化，就可以礼遇天神；以函钟为宫调，大蔟为角调，姑洗为徵调，南吕为羽调，演奏八遍变化，就可以礼遇地神；以黄钟为宫调，大吕为角调，大蔟为徵调，应钟为羽调，演奏九遍变化，就可以礼遇人鬼。至于乐器的布置，没有按照相生的顺序，两个均的宫调不同，都没有商声，却共用一个徵调。《尚书》说：“我敲击石磬，各种野兽纷纷起舞，八种乐器的声音和谐，神与人因此和睦。” 想来五音不完备，声音怎么能构成乐曲；七律不完备，道理上就不会有和谐的韵味。所谓 “八音克谐”，没有人明白其中的旨意。圣道幽深玄妙，精微的言论已经断绝，汉魏以来，没有人能够创作这样的音乐。考察《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侯说：“古代的君王调和五味、协调五声，是为了安定百姓的内心，成就国家的政事。声音也如同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互配合而成。” 服虔注释说：“黄钟均，以黄钟为宫调，太蔟为商调，姑洗为角调，林钟为徵调，南吕为羽调，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个悬挂的乐架有十九口钟，十二个悬挂的乐架共有二百二十八口钟，对应八十四律。” 依照这个意义，就可以探究音乐的制度。现在考察《周礼》小胥的职责，乐器悬挂的方法，郑玄注释说：“钟磬编排悬挂，每架十六枚。” 汉成帝时，犍为郡有人在水边得到十六枚古代的磬，献给朝廷，汉朝认为这是祥瑞，又依照《礼图》的记载编排悬挂十六枚磬。到正始年间，徐州薛城送来十六枚玉磬，也是一个悬挂乐架的器物。检查太乐署所用的钟、磬，每个悬挂乐架各十四枚，不知道依据是什么。魏朝侍中缪袭说：《周礼》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规模合乐，来招致鬼神。现在的乐官，只知道古代有这样的制度，却没有谁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又说：音乐制度已经消亡，汉成帝认为《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完备四代的音乐。演奏黄钟律，表演《文始》舞，用来祭祀天地；演奏太蔟律，表演《大武》舞，用来祭祀五郊、明堂；演奏姑洗律，表演《武德》舞，巡狩时用来祭祀四望山川；演奏蕤宾律，表演《武始》《大钧》舞，用来祭祀宗庙。祭祀圜丘、方泽，以及各宗庙合祭的时候，就可以同时表演四代的音乐。汉朝还有《云翘》《育命》之舞，没有人知道它们的起源，汉朝用它们来祭祀上天。魏朝时又用《云翘》舞同时祭祀圜丘、天郊，用《育命》舞同时祭祀方泽、地郊。现在这两种舞蹈已经失传很久，没有人再知道了。臣等谨慎地依照高祖所制定的尺度，依据《周官・考工记》中凫氏制作钟鼓的规格、磬氏制作磬的曲直标准，以及《礼运》中五声十二律循环作为宫调的道理，用律吕作为度量标准，上奏请求制定制度，经营营造乐器。依照魏晋时期所用的四厢宫悬制度，钟、磬各十六个悬挂乐架，埙、篪、筝、筑等乐器的声韵加以区分。经过三年的治理，到现在才完成，五声有节奏，八音无差错，笙镛等乐器相互和谐，不紊乱秩序，正月初一可以完备陈列，让百官观看。虽然没有达到万古以来的精妙境界，实在也是一时的盛事。
臣等私下认为古代的圣明君王制定礼仪、创作音乐，各有其名称：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创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是尧舜时期的不同名称，《大夏》《大濩》是禹汤时期的不同称谓，周朝称为《大武》，秦朝称为《寿人》。等到秦始皇焚书禁学之后，旧有的典章沦丧灭亡，没有可以依据的标准。汉高祖时，叔孙通借助秦朝的乐人制定宗庙音乐，迎接神灵到庙门时演奏《嘉至》，皇帝进入庙门时演奏《永至》，登歌演唱两遍结束后，堂下演奏《休成》之乐，这些都是叔孙通创作的。汉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还有《房中祠乐》，是汉高祖的唐山夫人创作的。汉惠帝二年，命令乐府令夏侯宽配备箫管等乐器伴奏，将《房中祠乐》更名为《安世乐》。汉高祖的宗庙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汉文帝的宗庙演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汉武帝的宗庙演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是汉高祖四年创作的，用来象征天下百姓乐于看到汉王用武力平定战乱；《文始舞》原本是舜的《韶舞》，汉高祖六年更名为《文始》，以表示不沿袭前代；《五行舞》原本是周朝的舞蹈，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为《五行》；《四时舞》是汉文帝创作的，用来表明天下安定和谐。汉景帝将《武德舞》更名为《昭德舞》，汉宣帝将《昭德舞》更名为《盛德舞》。光武帝的宗庙演奏《大武》舞，各位皇帝的宗庙都演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等到汉朝灭亡，魏朝兴起，魏武帝的宗庙音乐改称为《韶武》，采用虞朝的《大韶》、周朝的《大武》，总称为《大钧》。曹魏失去天下，晋朝趁机兴起，晋朝的音乐更名为《正德》。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在沿袭中有所增减，名称各不相同的。而大魏王朝统治天下一百三十多年，至于乐舞的名称，至今尚未确立，这不是用来宣扬皇风，彰显功德，赞扬美好轨迹，为后代树立无穷典范的做法。
考察现在后宫的宴会以及五郊的祭祀，都使用两悬的音乐，详细查阅古代的诰命，发现这是很大的错误。古代的礼仪规定，天子使用宫悬，诸侯使用轩悬，大夫使用判悬，士人使用特悬。皇后的礼仪等级，德行与帝王相合，所使用的名号器物，怎么能与大夫相同呢？《孝经》说：“尊敬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重大的了。” 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这里的上帝就是五方的天帝。《礼记・王制》说 “美味的食物不超过祭祀用的牲畜，日常穿的衣服不超过祭祀用的礼服”，《论语》说 “禹居住简陋的宫室，尽力治理沟渠水利”，“穿粗劣的衣服，吃简单的食物，却把祭祀用的礼服和礼帽做得十分精美”。怎么会有宫殿庭院中的音乐超过天地祭祀所用的音乐呢！这种失礼的差错，相差千里。汉孝武帝东巡狩举行封禅大典，返回后在甘泉宫祭祀泰一神，在汾阴祭祀后土神，都使用宫悬之乐，明确表明没有减损。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元孚和臣祖莹等人上奏请求制造十二悬的乐器，六个悬挂乐架已经制成，继续营造剩余的，不久就得到了诏令决断。现在六个悬挂乐架已经完成，臣等考虑钟磬各四个，与钟磬的挂钩相互配合，十六个乐架的宫悬已经足够，现在请求再营造两个悬挂乐架，加上之前的六个，总共八个，这样就有两具宫悬了。一具安放在太极殿，一具陈列在显阳殿。如果圜丘、方泽、上辛日祭祀、四季五郊祭祀、社稷祭祀等各种祭祀活动，即使时间相互冲突，也不会缺少乐器使用。孔子说：周朝的治国之道四通八达，礼乐相互通行。《左传》说：“鲁国有禘祭之乐，招待宾客和祭祀时使用。” 这就是天地宗庙使用相同音乐的明确证据。其中的升斗权衡度量标准，当时还没有确定，请立即刊刻校正，作为永久的标准。
周朝保存了六代的音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外祭祀和宗庙祭祀，各有其适用的场合，但时代久远，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遗失残缺。汉朝只保存了虞朝的《韶》乐、周朝的《武》舞，魏朝改为《武始》《咸熙》，融合各地的音乐风格，成为一代的礼仪音乐。晋朝没有进行改造，只是改名为《正德》。现在圣朝的乐舞还没有名称，舞人的冠服没有标准，只是称为文舞、武舞而已。依照魏朝景初三年以来的衣服制度，祭祀天地宗庙时：武舞演员手持干戚，头戴平冕、黑介帻，身穿玄色衣裳、白色领袖、绛色领袖中衣、绛色合幅裤袜、黑色韦鞮；文舞演员手持羽龠，头戴委貌冠，服饰与武舞演员相同。在宗庙庭院中演奏时：武舞演员头戴武弁、赤介帻，身穿生绛袍、单衣练领袖、皁色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色布袜、黑色韦鞮；文舞演员头戴进贤冠、黑介帻，身穿生黄袍、单衣白色合幅裤，其余服饰与上述相同。这种服饰制度从魏晋以来相互沿袭，沿用没有改变。古代的宗庙，各个神灵的庙堂各自分开，所以音乐歌曲各不相同。现在的太庙，房屋连在一起，乐舞一同演奏，在道义上是说得通的。
自从中原遭遇战乱，晋朝皇室流亡迁徙，永嘉之乱以后，旧有的典章湮没无闻。太武皇帝平定统万城，得到一部古代的雅乐，正声歌曲五十首，由乐工艺人相互传承，偶尔有使用。自从高祖迁都洛阳，世宗去世，朝廷内外事务繁多，礼仪器物没有完备。现在所拥有的《王夏》《肆夏》等二十三首乐曲，仍然能够敲击演奏，足以阐扬历代圣君的美好风气，宣扬光明昌盛的美德。臣等私下认为陛下的仁德感动上天，道义光照后世，道义契合深奥的玄机，功业兴隆国运长久，想要遵循典章制度，留心规范器物，恢复尧舜时期的淳朴风气，收复文王武王时期的疆土，修饰天下的礼仪规范，让百姓生活在福地之中，道德兴盛太平，音乐承载新的声韵，天地和谐太平，就在此时实现。乐舞的名称，请求陛下下达旨意决断。臣等以愚昧的见识参与探讨道义，呈献陛下之时，心中充满惶恐不安。
皇帝下诏：“乐舞的名称交付尚书省广泛商议后上报。”
这一年夏天，召集众官员商议乐舞名称。祖莹又议论说：“音乐是用来顺应神灵、通达教化的，舞蹈是用来象征事物、彰显功绩的，金石乐器传播其声韵，丝竹乐器抒发其歌咏之情。祭祀天地的道理，即使经过百世也可以知晓；供奉神灵、养育百姓的道理，经过千年也不会晦暗。因此黄帝创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创作《大章》，舜创作《大韶》，禹创作《大夏》、汤创作《大濩》，周朝称为《大武》，秦朝称为《寿人》，汉朝称为《大予》，魏朝名为《大钧》，晋朝称为《正德》。虽然三统更替，五运轮转，没有不沿袭创作、名称各不相同的。大魏王朝的道义遍及天、地、人三才，教化清润天下四方，历代传承德行，累世光辉相继，有的凭借文教科教兴盛国家，有的凭借武功平定战乱，功业成就、天下安定，就在此时。等到陛下登基建国，天命更新，文字车轨统一，典章制度一致，恩德遍及天地，仁爱覆盖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和谐，乐舞的名称，应当详细确定。考察周朝兼收六代的音乐，声律的施用，都有一定的顺序。焚书禁学之后，礼仪经典散失，汉朝以来所保存的，只有二舞而已。请求将《韶舞》命名为《崇德》，《武舞》命名为《章烈》，总名称为《嘉成》。汉朝的乐章说：‘高高悬挂四厢宫悬之乐，神灵前来宴饮享用。’宗庙中所设置的，显然是宫悬之乐。想来五郊的天神，比人鬼尊贵；六宫的皇后，地位等同于至尊。按理说不应该减损，都应该使用宫悬之乐。舞人的冠服制作都依照旧有的样式。希望能够用它来彰显宏大的功业，宣扬伟大的事业。” 录尚书事长孙稚以下六十人一同商议后上奏，皇帝下诏说：“帝王功业成就后创作音乐，天下安定后制定礼仪，用‘成’作为乐舞的名号，确实没有异议。另外六代的舞蹈，都以‘大’为名，现在可以依照古代的制度命名为《大成》。大凡音乐以舞蹈为主，所以干戈羽龠等舞具，在礼仪上也没有区别，仍然依照旧例称为文舞、武舞即可。其余的都依照商议的结果执行。”
当初，侍中崔光、临淮王元彧都曾创作过郊庙祭祀的歌词，但最终没有被采用，乐人传承研习旧有的乐曲，加上讹误遗失，完全没有完整的篇章字句。后来太乐令崔九龙对太常卿祖莹说：“声音有七声，调式有七调，用现在的七调配合七律，从黄钟开始，到中吕结束。古今的杂曲，随着调式列举出来，将近五百首。担心这些曲名以后会遗失，现在就逐条记录下来，保存在乐府中。” 祖莹依照他的说法上奏皇帝。崔九龙所记录的乐曲，有的是雅乐有的是郑声，至于民间歌谣、四方少数民族的杂歌，只记录了它们的声韵转折而已，不能知晓其原本的含义。另外曲名大多错误杂乱，不知道由来，只是根据其淫靡或雅正来选取。乐署现在仍然传承研习这些乐曲，其中还有一些遗失的，至于古代的雅乐，遗失的尤其多。
当初，高祖讨伐淮、汉地区，世宗平定寿春，收编了当地的乐工和服役的人。江南地区所传承的中原旧曲，如《明君》《圣主》《公莫》《白鸠》等，以及江南的吴歌、荆楚的四声，统称为《清商》。在宫殿庭院的宴会中同时演奏这些音乐。至于圜丘、方泽、上辛日祭祀、地神祭祀、五郊祭祀、四季拜庙、三元节、冬至、社稷祭祀、马射、籍田等活动，乐人的人数，各有不同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