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伯李冲
李孝伯，赵郡人也，高平公顺从父弟。父曾，少治《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授为业。郡三辟功曹不就，门人劝之，曾曰：“功曹之职，虽曰乡选高第，犹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余，乃叹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职，徒劳人耳。道之不行，身之忧也。”遂还家讲授。太祖时，征拜博士，出为赵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盗奔窜。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数为山东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惮不入境。贼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谓赵郡地也，贼长责之，还令送鹿故处。邻郡为之谣曰：“诈作赵郡鹿，犹胜常山粟。”其见惮如此。卒，赠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柏仁子，谥曰懿。
孝伯少传父业，博综群言。美风仪，动有法度。从兄顺言之于世祖，征为中散。世祖见而异之，谓顺曰：“真卿家千里驹也。”迁秘书奏事中散，转侍郎、光禄大夫，赐爵南昌子，加建威将军，委以军国机密，甚见亲宠。谋谟切秘，时人莫能知也。迁北部尚书。以频从征伐规略之功，进爵寿光侯，加建义将军。
真君末，车驾南伐，将出彭城。刘义隆子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遣将马文恭率步骑万余至萧城。前军击破之，文恭走免，执其队主蒯应。义隆闻大驾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义恭率众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亚父冢以望城内，遣送蒯应至小市门宣世祖诏，劳问义恭，并遣自陈萧城之败。义恭等问应：“魏帝自来以不？”应曰：“自来。”又问：“今在何处？”应曰：“在城西南。”又问：“士马多少？”应曰：“中军四十余万。”骏遣人献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请骆驼。
世祖明旦复登亚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骏亦遣其长史张暢对孝伯。孝伯遥问暢姓，暢曰：“姓张。”孝伯曰：“是张长史也。”暢曰：“君何得见识？”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问孝伯曰：“君复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问。然足与君相敌。”孝伯曰：“主上有诏：‘太尉、安北可暂出门，欲与相见，朕亦不攻彭城，何为劳苦将士，城上严备？’今遣赐骆驼及貂裘杂物。”暢曰：“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万国，率土之滨，莫敢不臣。纵为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孝伯又问暢曰：“何至忽遽杜门绝桥？”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垒未立，将士疲劳，此精甲十万，人思致命，恐轻相凌践，故且闭城耳。待休息士马，然后共治战场，克日交戏。”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将常事，宜当以法裁物，何用废桥杜门？穷城之中，复何以十万夸大？我亦有良马百万，复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设险，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夸君，当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养者耳。此城内有数州士庶，工徒营伍犹所未论。我本斗人，不斗马足。且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君复何以逸足见夸也？”孝伯曰：“王侯设险，诚如来言，开闭有常，何为杜塞？绝桥之意，义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习，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城耳。”城内有具思者，尝至京师，义恭遣视之，思识是孝伯。思前问孝伯曰：“李尚书行途有劳。”孝伯曰：“此事应相与共知。”思答曰：“缘共知，所以仰劳。”孝伯曰：“感君至意。”
既开门，暢屏人却仗，出受赐物。孝伯曰：“诏以貂裘赐太尉，骆驼、骡、马赐安北，蒲萄酒及诸食味当相与同进。”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见，常愿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籓任，人臣无境外之交，故无容私觌。”义恭献皮裤褶一具，骏奉酒二器、甘蔗百梃。孝伯曰：“又有诏：‘太尉、安北，久绝南信，殊当忧悒。若欲遣信者，当为护送，脱须骑者，亦当以马送之。’”暢曰：“此方间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复，不复以此劳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断。”暢曰：“君著白衣，称白贼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贼，似异黄巾、赤眉。”暢曰：“黄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虽不在江南，亦不离徐方也。”孝伯曰：“向与安北相闻，何以久而不报？”暢曰：“二王贵远，启闻为难。”孝伯曰：“周公握发吐饣甫，二王何独贵远？”暢曰：“握发吐餐，不谓邻国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尔，邻国弥应尽恭。且宾至有礼，主人宜以礼接。”暢曰：“昨见众宾至门，未为有礼。”孝伯曰：“非是宾至无礼，直是主人怱怱，无待宾调度耳。”孝伯又言：“有诏：‘程天祚一介常人，诚知非江南之选，近于汝阳，身被九枪，落在溵水，我使牵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张，并思集聚，闻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暂出？寻自令反，岂复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辞不往。”孝伯曰：“岂有子弟闻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见，此便禽兽之不若。贵土风俗，何至如此？”
世祖又遣赐义恭、骏等氈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孝伯曰：“有后诏：‘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朕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复见朕小大，知朕老少，观朕为人。’”暢曰：“魏帝久为往来所具，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遣信。”义恭献蜡烛十梃，骏献锦一匹。
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为著屩？君而著此，将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诚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统军戎陈之间，不容缓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顷恆镇长安，今领精骑八万直造淮南，寿春亦闭门自固，不敢相御。向送刘康祖首，彼之所见王玄谟，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境七百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邹山之险，彼之所凭，前锋始得接手，崔邪利便尔入穴，将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从在此。复何以轻脱，遣马文恭至萧县，使望风退挠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时，赋我租帛，至有急难，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过淮南。康祖为其所破，比有信使，无此消息。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其北人，故为前驱引导耳。大军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谟量宜反旆，未为失算，但因夜回归，致戎马惊乱耳。我家悬瓠小城，陈宪小将，魏帝倾国攻围，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帅，众无三旅，始济翮水，魏国君臣奔散，仅得免脱。滑台之师，无所多愧。邹山小戍，虽有微险，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奸盗未息，示使崔邪利抚之而已。今虽陷没，何损于国。魏帝自以十万之师而制一崔邪利，乃复足言也？近闻萧县百姓并依山险，聊遣马文恭以十队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队出，还走彼大营。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军奔败。轻敌致此，亦非所恤。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国交兵，当互加抚养。而魏师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负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无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武陵圣略。军国之要，虽不预闻，然用兵有机间，亦不容相语。”孝伯曰：“君藉此虚谈，支离相对，可谓遁辞知其所穷。且主上当不围此城，自率众军直造瓜步。南事若办，城故不待攻围；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当南，欲饮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魏帝遂得饮马长江，便为无复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实惟人化。饮马长江，岂独天道？”暢将还城，谓孝伯曰：“冀荡定有期，相见无远。君若得还宋朝，今为相识之始。”孝伯曰：“今当先至建业以待君耳。恐尔日君与二王面缚请罪，不暇为容。”
孝伯风容闲雅，应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叹。世祖大喜，进爵宣城公。
兴安二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赠镇南大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文昭公。
孝伯体度恢雅，明达政事，朝野贵贱，咸推重之。恭宗曾启世祖广征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为？假复求访，此人辈亦何可得。”其见赏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书表，切言陈谏；或不从者，至于再三。削灭稿草，家人不见。公庭论议，常引纲纪，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陈，假有是非，终不抑折。及见世祖，言其所长，初不隐人姓名以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诛后，军国之谋，咸出孝伯。世祖宠眷有亚于浩，亦以宰辅遇之。献替补阙，其迹不见，时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远近哀伤焉。孝伯美名，闻于遐迩。李彪使于江南，萧赜谓之曰：“孝伯于卿远近？”其为远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赜女，高明妇人，生一子元显。崔氏卒后，纳翟氏，不以为妻也。憎忌元显，后遇劫，元显见害，世云翟氏所为也。元显志气甚高，为时人所伤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并有风度。
安民，袭爵寿光侯，司徒司马。卒，赠郢州刺史。无子，爵除。
安上，钜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书曰：
窃惟庸勋赏劳，有国恆典；兴灭继绝，哲后所先。是以积德累忠，《春秋》许宥十世；立功著节，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笼罩日域；东清辽海，西定玉门，凌灭漠北，饮马江水。臣亡父故尚书、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会，邀幸昌辰，绸缪帏幄，缱绻侍从，庙算嘉谋，每蒙顾采。于时储后监国，奏请征贤，诏报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为？”其见委遇，乃至于此。是用宠以元、凯，爵以公侯，诏册曰：“江阳之巡，奇谋屡进；六师大捷，亦有勋焉。”出内勤王，宠遇隆厚，方开大赏，而世祖登遐。梓宫始迁，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运，未及追叙。
臣行舛百灵，先臣弃世，微绩未甄，诚志长夺，搢绅佥伤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袭，无子封除。永惟宗构，五情崩圮。先臣荣宠前朝，勋书王府，同之常伦，爵封堙坠。准古量今，实深荼苦。窃惟朝例：广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并以勋重先朝，世绝继祀，或以傍亲，或听弟袭，皆传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赏。况先臣在蒙委任，运筹帏帘，勋著于中，声传于外。事等功均，今古无易。是以汉赏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张徐，不弃荀郭。今数族追赏于先朝之世，先臣绝封于圣明之时，瞻流顾侣，存亡永恨。窃见正始中，爰发存亡之诏，褒贤报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请十事，复新前泽，成一时之盛事，垂旷代之茂典。凡在缨绂，谁不感庆？盖以奖劝来今，垂范万古。且刘氏伪书，翻流上国，寻其讪谤，百无一实；前后使人，不书姓字，亦无名爵。至于《张暢传》中，略叙先臣对问，虽改脱略尽，自欲矜高；然逸韵难亏，犹见称载，非直存益于时，没亦有彰国美。乞览此书，昭然可见。则微微衰构，重起一朝，先臣潜魂，结草于千载矣。
卒不得袭。
孝伯兄祥，字元善。学传家业，乡党宗之。世祖诏州郡举贤良，祥应贡，对策合旨，除中书博士。时南土未宾，世祖亲驾，遣尚书韩元兴率众出青州，以祥为军司。略地至于陈汝，淮北之民诣军降者七千余户，迁之于兗豫之南，置淮阳郡以抚之，拜祥为太守，加绥远将军。流民归之者万余家，劝课农桑，百姓安业。世祖嘉之，赐以衣马。迁河间太守，有威恩之称。太安中，征拜中书侍郎，民有千余上书，乞留数年，高宗不许。卒官，追赠定州刺史、平棘子，谥曰宪。
子安世，幼而聪悟。兴安二年，高宗引见侍郎、博士之子，简其秀俊者欲为中书学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见其尚小，引问之。安世陈说祖父，甚有次第，即以为学生。高宗每幸国学，恆独被引问。诏曰：“汝但守此，至大不虑不富贵。”居父忧以孝闻。天安初，拜中散，以温敏敬慎，高宗亲爱之。累迁主客令。
萧赜使刘缵朝贡。安世美容貌，善举止，缵等自相谓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缵等呼安世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礼，五帝各异乐。安足以亡秦之官，称于上国？”缵曰：“世异之号，凡有几也？”安世曰：“周谓掌客，秦改典客，汉名鸿胪，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响文武，而殷勤亡秦。”缵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远近？”安世曰：“亦由石头之于番禺耳。”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问价，缵曰：“北方金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缵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惭而罢。迁主客给事中。
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出为安平将军、相州刺史、假节、赵郡公。敦劝农桑，禁断淫祀。西门豹、史起，有功于民者，为之修饰庙堂。表荐广平宋翻、阳平路恃庆，皆为朝廷善士。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扌剽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大破扌剽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鄴市，境内肃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妒悍见出，又尚沧水公主，生二子：谧、郁。
瑒，字琚罗。涉历史传，颇有文才，气尚豪爽，公强当世。延昌末，司徒行参军，迁司徒长兼主簿。太师、高阳王雍表荐瑒为其友，正主簿。
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瑒上言：“礼以教世，法导将来，迹用既殊，区流亦别。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然则绝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轻纵背礼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应然，假令听然，犹须裁之以礼。一身亲老，弃家绝养，既非人理，尤乖礼情，堙灭大伦，且阙王贯。交缺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为备矣。安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而是。”沙门都统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为谤毁佛法，泣诉灵太后，太后责之。瑒自理曰：“窃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弃真学，妄为訾毁。且鬼神之名，皆通灵达，称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号为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状’；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礼》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是以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于人，应世导俗，其道幽隐，名之为鬼，愚谓非谤。且心无不善，以佛道为教者，正可未达众妙之门耳。”灵太后虽知瑒言为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犹罚瑒金一两。
转尚书郎，加伏波将军。随萧宝夤西征，以瑒为统军，假宁远将军。瑒德洽乡闾，招募雄勇，其乐从者数百骑，瑒倾家赈恤，率之西讨。宝夤见瑒至，乃拊瑒肩曰：“子远来，吾事办矣。”故其下每有战功，军中号曰“李公骑”。宝夤又启瑒为左丞，仍为别将，军机戎政，皆与参决。宝夤又启为中书侍郎。还朝，除镇远将军、岐州刺史，坐辞不赴任，免官。建义初，于河阴遇害，时年四十王。初赠镇东将军、尚书右仆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瑒俶傥有大志，好饮酒，笃于亲知，每谓弟郁曰：“士大夫学问，稽博古今而罢，何用专经为老博士也？”与弟谧特相友爱，谧在乡物故，瑒恸哭绝气，久而方苏，不食数日，期年之中，形骸毁悴。人伦哀叹之。瑒三子。
长子义盛，武定中，司徒仓曹参军。
瑒弟谧，字永和。在《逸士传》。
谧弟郁，字永穆。好学沉静，博通经史。自著作佐郎为广平王怀友，怀深相礼遇。时学士徐遵明教授山东，生徒甚盛，怀征遵明在馆，令郁问其五经义例十余条，遵明所答数条而已。稍迁国子博士。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谦虚雅宽，甚有儒者之风。迁廷尉少卿，加冠军将军，转通直散骑常侍。建义中，以兄瑒卒，遂抚育孤侄，归于乡里。永熙初，除散骑常侍、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书，寻领给事黄门侍郎。三年春，于显阳殿讲《礼》，诏郁执经，解说不穷，群难锋起，无废谈笑。出帝及诸王公凡预听者，莫不嗟善。寻病卒，赠散骑常侍、都督定冀相沧殷五州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谦，仪同开府参军事。
李冲，字思顺，陇西人，敦煌公宝少子也。少孤，为长兄荥阳太守承所携训。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恆，方为门户所寄。”冲沉雅有大量，随兄至官。是时牧守子弟多侵乱民庶，轻有乞夺，冲与承长子韶独清简皎然，无所求取，时人美焉。
显祖末，为中书学生。冲善交游，不妄戏杂，流辈重之。高祖初，以例迁秘书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渐见宠待。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
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难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民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恆分；苞廕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义。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迁中书令，加散骑常侍，给事中如故。寻转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冲为文明太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十万，进爵陇西公，密致珍宝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贫，于是始为富室。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乡闾，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羁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时以此称之。
初，冲兄佐与河南太守来崇同自凉州入国，素有微嫌。佐因缘成崇罪，饿死狱中。后崇子护又纠佐赃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系，会赦乃免，佐甚衔之。至冲宠贵，综摄内外，护为南部郎，深虑为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抚之。护后坐赃罪，惧必不济。冲乃具奏与护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从甥阴始孙孤贫，往来冲家，至如子侄。有人求官，因其纳马于冲，始孙辄受而不为言。后假方便，借冲此马，马主见冲乘马而不得官，后乃自陈始末。冲闻之，大惊，执始孙以状款奏，始孙坐死。其处要自厉，不念爱恶，皆此类也。
是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谓冲为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后，高祖居丧引见，待接有加。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冲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于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式，封荥阳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礼》，置夫、嫔之列，以冲女为夫人。
诏曰：“昔轩皇诞御，垂栋宇之构；爰历三代，兴宫观之式。然茅茨土阶，昭德于上代；层台广厦，崇威于中业。良由文质异宜，华朴殊礼故也。是以周成继业，营明堂于东都；汉祖聿兴，建未央于咸镐。盖所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岂好奢恶俭，苟敝民力者哉？我皇运统天，协纂乾历，锐意四方，未遑建制，宫室之度，颇为未允。太祖初基，虽粗有经式，自兹厥后，复多营改。至于三元庆飨，万国充庭，观光之使，具瞻有阙。朕以寡德，猥承洪绪，运属休期，事钟昌运，宜遵远度，式兹宫宇。指训规模，事昭于平日；明堂、太庙，已成于昔年。又因往岁之丰资，藉民情之安逸，将以今春营改正殿。违犯时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当春，兴役徂暑，则广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
车驾南伐，加冲辅国大将军，统众翼从。自发都至于洛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轸。高祖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启颡于马首之前。高祖曰：“长驱之谋，庙算已定，今大将军进，公等更欲何云？”冲进曰：“臣等不能折冲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窃号之渠，实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轨未一，亲劳圣驾，臣等诚思亡躯尽命，效死戎行。然自离都淫雨，士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内，小水犹尚致难，况长江浩汗，越在南境。若营舟楫，必须停滞，师老粮乏，进退为难，矜丧反旆，于义为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论。卿等正以水雨为难，然天时颇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当开爽。比后月十间，若雨犹不已，此乃天也，脱于此而晴，行则无害。古不伐丧，谓诸侯同轨之国，非王者统一之文。已至于此，何容停驾？”冲又进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汉文言：吾独乘千里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高祖大怒曰：“方欲经营宇宙，一同区域，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于是大司马、安定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谏。高祖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岂其无心，轻遗陵壤？今之君子，宁独有怀？当由天工人代、王业须成故也。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桢进曰：“夫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行至德者不议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业，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启之于前，陛下行之于后，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贵，宁如遗体？请上安圣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辍彼南伐。此臣等愿言，苍生幸甚。”群臣咸唱“万岁”。
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协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冲言于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筑城郛，难以马上营讫。愿暂还北都，令臣下经造，功成事讫，然后备文物之章，和玉銮之响，巡时南徙，轨仪土中。”高祖曰：“朕将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还未宜。”遂不归北。寻以冲为镇南将军，侍中、少傅如故，委以营构之任。改封阳平郡开国侯，邑户如先。
车驾南伐，以冲兼左仆射，留守洛阳。车驾渡淮，别诏安南大将军元英、平南将军刘藻讨汉中，召雍泾岐三州兵六千人拟戍南郑，克城则遣。冲表谏曰：“秦州险厄，地接羌夷，自西师出后，饷援连续，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运粮擐甲，迄兹未已。今复豫差戍卒，悬拟山外，虽加优复，恐犹惊骇，脱终攻不克，徒动民情，连胡结夷，事或难测。辄依旨密下刺史，待军克郑城，然后差遣，如臣愚见，犹谓未足。何者？西道险厄，单径千里。今欲深戍绝界之外，孤据群贼之口，敌攻不可卒援，食尽不可运粮。古人有言：‘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南郑于国，实为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师，或抚民而遗地。且王者之举，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义，德有浅深。惠声已远，何遽于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过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与江外耳。羁之在近，岂急急于今日也？宜待大开疆宇，广拔城聚，多积资粮，食足支敌，然后置邦树将，为吞并之举。今钟离、寿阳，密迩未拔；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抚之而旋戮。东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宁可以远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终以资敌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须大收死士，平荡江会。轻遣单寡，弃令陷没，恐后举之日，众以留守致惧，求其死效，未易可获。推此而论，不戍为上。”高祖从之。
车驾还都，引见冲等，谓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虑有令仆暗弱，百事稽壅。若明独聪专，则权势大并。今朕虽不得为聪明，又不为劣暗，卿等不为大贤，亦不为大恶。且可一两年许，少置官司。”
高祖自鄴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迁尚书仆射，仍领少傅。改封清渊县开国侯，邑户如前。及太子恂废，冲罢少傅。
高祖引见公卿于清徽堂，高祖曰：“圣人之大宝，惟位与功，是以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今徙极中天，创居嵩洛，虽大构未成，要自条纪略举。但南有未宾之竖，兼凶蛮密迩，朕夙夜怅惋，良在于兹。取南之计决矣，朕行之谋必矣。若依近代也，则天子下帷深宫之内；准上古也，则有亲行，祚延七百。魏晋不征，旋踵而殒，祚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几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顷来阴阳卜术之士，咸劝朕今征必克。此既家国大事，宜共君臣各尽所见，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违，退有同异。”冲对曰：“夫征战之法，先之人事，然后卜筮。今卜筮虽吉，犹恐人事未备。今年秋稔，有损常实，又京师始迁，众业未定，加之征战，以为未可。宜至来秋。”高祖曰：“仆射之言，非为不合。朕意之所虑，乃有社稷之忧。然咫尺寇戎，无宜自安，理须如此。仆射言人事未从，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拥二十万众，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时。往年乘机，天时乃可，而阙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备，复非天时，若之何？如仆射之言，便终无征理。朕若秋行无克捷，三君子并付司寇。不可不人尽其心。”罢议而出。
后世宗为太子，高祖宴于清徽堂。高祖曰：“皇储所以纂历三才，光昭七祖，斯乃亿兆咸悦，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宴，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虚，岂有常泰。天道犹尔，况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叹。”冲对曰：“东晖承储，苍生咸幸。但臣前忝师傅，弗能弼谐，仰惭天日，慈造宽含，得预此宴，庆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师傅何劳愧谢也。”
后尚书疑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镇将元拔与穆泰同逆，养子降寿宜从拔罪。而太尉、咸阳王禧等，以为律文养子而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谨审律意，以养子于父非天性，于兄弟非同气，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养子虽为罪，而父兄不预。然父兄为罪，养子不知谋，易地均情，岂独从戮乎？理固不然。臣以为：依据律文，不追戮于所生，则从坐于所养，明矣。又律惟言父不从子，不称子不从父，当是优尊厉卑之义。臣禧等以为：‘律虽不正见，互文起制，于乞也举父之罪，于养也见子坐，是为互起。互起两明，无罪必矣。若以嫡继，养与生同，则父子宜均，只明不坐。且继养之注云：若有别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诸有封爵，若无亲子，及其身卒，虽有养继，国除不袭。是为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预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为：指例条寻，罪在无疑，准令语情，颇亦同式。”诏曰：“仆射之议，据律明矣；太尉等论，于典矫也。养所以从戮者，缘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复甄于所养。此独何福，长处吞舟？于国所以不袭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绝，推而除之耳，岂复报对刑赏？于斯则应死，可特原之。”
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皆资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不劳厌也。然显贵门族，务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岁禄，万匹有余；是其亲者，虽复痴聋，无不超越官次。时论亦以此少之。
年才四十，而鬓须班白，姿貌丰美，未有衰状。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藉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也。冲颇衔之。后高祖南征，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奏其罪状，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辞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览其表，叹怅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冲时震怒，数数责彪前后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冲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发病荒悸，言语乱错，犹扼腕叫詈，称李彪小人。医药所不能疗，或谓肝藏伤裂。旬有余日而卒，时年四十九。高祖为举哀于悬瓠，发声悲泣，不能自胜。诏曰：“冲贞和资性，德义树身，训业自家，道素形国。太和之始，朕在弱龄，早委机密，实康时务。鸿渐瀍洛，朝选开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纳。忠肃柔明，足敷睿范，仁恭信惠，有结民心。可谓国之贤也，朝之望也。方升宠秩，以旌功旧，奄致丧逝，悲痛于怀。既留勤应陟，兼良宿宜褒，可赠司空公，给东园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赠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蜡三百斤。”有司奏谥曰文穆。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之意也。后车驾自鄴还洛，路经冲墓，左右以闻，高祖卧疾望坟，掩泣久之。诏曰：“司空文穆公，德为时宗，勋简朕心，不幸徂逝，托坟邙岭，旋銮覆舟，躬睇茔域，悲仁恻旧，有恸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怀。”及与留京百官相见，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涕。高祖得留台启，知冲患状，谓右卫宋弁曰：“仆射执我枢衡，总釐朝务，清俭居躬，知宠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无后顾之忧，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怀怆慨。”其相痛惜如此。
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颇相忿阋。及冲之贵，封禄恩赐皆以共之，内外辑睦。父亡后同居二十余年，至洛乃别第宅，更相友爱，久无间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见私宠也，兄子韶恆有忧色，虑致倾败。后荣名日显，稍乃自安。而冲明目当官，图为己任，自始迄终，无所避屈。其体时推运，皆此类也。子延寔等，语在《外戚传》。
史臣曰：燕赵信多奇士。李孝伯风范鉴略，盖亦过人远甚。世祖雄猜严断，崔浩已见诛夷。而入参心膂，出干政事，献可替否，无际可寻，故能从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优乎？安世识具通雅，时干之良。瑒以豪俊达，郁则儒博显。李冲早延宠眷，入干腹心，风流识业，固乃一时之秀。终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盖有魏之乱臣也。
译文
李孝伯李冲
李孝伯，是赵郡人，是高平公李顺的堂弟。他的父亲李曾，年轻时钻研《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书为职业。郡里三次征召他担任功曹，他都没有就任，门生们劝他，李曾说：“功曹这个职位，虽然说是乡里选拔的高材生担任，但终究还是郡里的小吏罢了。面朝北侍奉他人，哪里是容易的事。” 州里征召他担任主簿，他到任一个多月后，叹息说：“梁叔敬有句话：州郡的官职，只是白白劳累人罢了。大道不能推行，是自身的忧虑啊。” 于是辞官回家教书。太祖在位时，征召他担任博士，又出任赵郡太守，他在任上令行禁止，盗贼都逃窜到别处。太宗嘉奖他。并州的丁零人，多次在太行山以东制造祸害，他们知道李曾能让百姓拼死效力，畏惧得不敢进入赵郡境内。盗贼在常山郡地界得到一头死鹿，以为是赵郡的土地，盗贼首领责备手下人，下令把鹿送回原来的地方。邻郡的人为此编了歌谣：“假装是赵郡的鹿，也比常山的粮食珍贵。” 他被人畏惧到了这样的程度。李曾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柏仁子，谥号为懿。
李孝伯年轻时继承父亲的学业，博览群书，融会贯通各家学说。他风度仪表优美，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堂兄李顺把他推荐给世祖，世祖征召他担任中散。世祖见到他后十分惊异，对李顺说：“这真是你家的千里马啊。” 李孝伯升任秘书奏事中散，又转任侍郎、光禄大夫，被赐予南昌子的爵位，加授建威将军，朝廷把军国机密事务托付给他，他深得世祖的亲近和宠信。他的谋划机密切要，当时的人都不能知晓。后来升任北部尚书。因为多次跟随世祖征战，谋划策略有功，进爵为寿光侯，加授建义将军。
真君末年，世祖向南征伐，将要出兵彭城。刘义隆的儿子、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派遣将领马文恭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抵达萧城。前锋部队击败了他们，马文恭逃脱，魏军擒获了他的队主蒯应。刘义隆听说世祖南巡，又派遣他的弟弟、太尉、江夏王刘义恭率领部众赶赴彭城。世祖到达彭城后，登上亚父冢眺望城内，派遣蒯应到小市门宣读世祖的诏书，慰劳刘义恭，并让他自己陈述萧城战败的情况。刘义恭等人问蒯应：“魏帝是亲自来了吗？” 蒯应说：“是亲自来的。” 又问：“现在在哪里？” 蒯应说：“在城西南方向。” 又问：“士兵和马匹有多少？” 蒯应说：“中军有四十多万人。” 刘骏派人献上两器酒、一百根甘蔗，并请求赐予骆驼。
第二天清晨，世祖再次登上亚父冢，派遣李孝伯到小市，刘骏也派遣他的长史张暢出来与李孝伯对接。李孝伯远远地问张暢的姓氏，张暢说：“姓张。” 李孝伯说：“是张长史啊。” 张暢说：“你怎么认识我？” 李孝伯说：“既然进入了这片地域，怎么能不了解呢。” 张暢问李孝伯：“你又姓什么？担任什么官职？” 李孝伯说：“我只是军中的一个士兵，不值得你询问。但足够与你匹敌。” 李孝伯说：“主上下诏：‘太尉、安北将军可以暂时出城，我想与你们相见，我也不会攻打彭城，何必劳累将士，在城上严密防备呢？’现在派遣我前来赐予骆驼以及貂裘等杂物。” 张暢说：“‘诏书’这样的说法，只应该在你们国家施行，怎么能在我们这里这样称呼？” 李孝伯说：“你家的太尉、安北将军，难道不是臣子吗？” 张暢说：“是臣子。” 李孝伯说：“我们朝廷统辖万国，凡是天下的土地，没有谁敢不称臣。纵然是邻国的君主，为什么不能对邻国的臣子称诏呢？” 李孝伯又问张暢：“为什么要匆忙关闭城门、断绝桥梁？” 张暢说：“两位王爷因为魏帝的营垒还没有建立，将士们疲劳不堪，而我们有十万精锐士兵，人人都想为国效命，担心魏军轻易前来侵犯践踏，所以暂且关闭城门。等将士们休息好，然后再共同整治战场，约定日期交战。” 李孝伯说：“令行禁止，是主将的常规事务，应该用法令来规范事物，为什么要拆毁桥梁、关闭城门？困守在城中，又凭什么夸大说有十万士兵？我也有一百万匹良马，也可以用这个来夸耀。” 张暢说：“王侯设置险阻，哪里只是依靠法令而已。我如果要夸耀，就会说有一百万，之所以说十万，正是两位王爷身边平时蓄养的士兵罢了。这座城内有几个州的官员和百姓，工匠、士兵还没有计算在内。我们本来就是与人作战，不是与马的脚力作战。况且冀州以北的土地，是马匹生长的地方，你又凭什么用快捷的马匹来夸耀呢？” 李孝伯说：“王侯设置险阻，确实像你说的那样，但开合应该有常规，为什么要堵塞呢？断绝桥梁的用意，是什么道理？守城是你们所擅长的，野战是我们所擅长的；我们依靠马匹，就像你们依靠城池一样。” 城内有个叫具思的人，曾经到过京城，刘义恭派遣他去查看李孝伯，具思认出了李孝伯。具思上前问李孝伯：“李尚书一路辛苦了。” 李孝伯说：“这件事应该是我们彼此都清楚的。” 具思回答说：“正因为彼此都清楚，所以前来慰劳你。” 李孝伯说：“感谢你的深厚情意。”
城门打开后，张暢屏退随从、撤去仪仗，出城接受赏赐的物品。李孝伯说：“诏书下令把貂裘赐给太尉，骆驼、骡子、马匹赐给安北将军，葡萄酒以及各种食品将要与你们一同享用。” 张暢说：“两位王爷恭敬地告知魏帝，知道你想召见我们，我们也常常希望能当面拜见，但我们接受本国朝廷的任命，愧居藩属之位，臣子没有境外交往的道理，所以不能私下拜见。” 刘义恭献上一套皮裤褶，刘骏献上两器酒、一百根甘蔗。李孝伯说：“又有诏书说：‘太尉、安北将军，长久没有南方的消息，想必非常忧虑。如果想派遣使者传递消息，我会派人护送，如果需要骑兵，也会用马匹送他们。’” 张暢说：“这里的小路很多，使者日夜往返不断，不再为此劳累魏帝了。” 李孝伯说：“我也知道有水路，似乎被白贼阻断了。” 张暢说：“你穿着白色衣服，就称白贼吗？” 李孝伯大笑着说：“现在的白贼，似乎与黄巾、赤眉不同。” 张暢说：“黄巾、赤眉，不在江南。” 李孝伯说：“虽然不在江南，也离徐州不远。” 李孝伯说：“之前与安北将军通信，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还没有回复？” 张暢说：“两位王爷身份尊贵，距离遥远，向上启奏和接收消息都很困难。” 李孝伯说：“周公握着头发、吐出食物迎接贤才，两位王爷为什么偏偏以距离遥远为借口呢？” 张暢说：“握着头发、吐出食物，不是说对邻国的人这样。” 李孝伯说：“对本国尚且如此，对邻国更应该尽恭敬之道。况且宾客到来要有礼仪，主人应该以礼相待。” 张暢说：“昨天看到众多宾客到城门，并没有什么礼仪。” 李孝伯说：“不是宾客到来没有礼仪，只是主人匆忙，没有来得及准备接待宾客的礼仪罢了。” 李孝伯又说：“有诏书说：‘程天祚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确实知道他不是江南的杰出人才，最近在汝阳，他身中九枪，掉进溵水，我派人把他拉了出来。凡是骨肉分离的人，都希望团聚，听说他的弟弟在这里，为什么不派人让他暂时出来相见？不久就会让他回去，难道还会随便留下一个人吗？’” 张暢说：“知道你想让程天祚兄弟团聚，已经下令让他去了，但他坚决推辞不去。” 李孝伯说：“哪有子弟听说父兄来了却反而不肯相见的，这就连禽兽都不如。你们那里的风俗，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世祖又派人赐予刘义恭、刘骏等人每人一领毡子，九种盐，以及胡豉。李孝伯说：“后续诏书说：‘这些盐，各有各的用途。白盐是食用盐，主上自己食用；黑盐治疗腹胀气满，取六铢研磨成末，用酒送服；胡盐治疗眼睛疼痛；戎盐治疗各种疮疡；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这四种，都不是食用盐。太尉、安北将军为什么不派人到我这里来？彼此的情况，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但至少可以见见我的大小，知道我的年纪，观察我的为人。’” 张暢说：“魏帝的情况，通过往来使者已经了解得很详细了，李尚书亲自奉命前来，不用担心彼此了解不全面，所以不再派遣使者。” 刘义恭献上十根蜡烛，刘骏献上一匹锦缎。
李孝伯说：“你是南方的士人，为什么穿着草鞋？你都穿这样的鞋，将士们会怎么想？” 张暢说：“作为士人，我确实感到很惭愧。但我以不擅长武功的身份接受任命，在军队之中，不能穿着宽松舒适的衣服。” 李孝伯说：“永昌王近来一直镇守长安，现在率领八万精锐骑兵直奔淮南，寿春也关闭城门坚守，不敢抵抗。之前送来刘康祖的首级，你们所见到的王玄谟，我非常了解，他也只是个平庸之辈罢了。为什么要如此重用他，以至于导致战败奔逃。我们从进入你们境内七百多里，主人竟然不能进行一次抵抗。邹山的险要地势，是你们所凭借的，我们的前锋刚一交战，崔邪利就吓得躲进洞穴，将士们把他倒着拉了出来。主上宽恕了他的性命，现在他就在这里。你们又为什么如此轻率，派遣马文恭到萧县，让他望风而逃。你们的百姓，对你们非常怨恨，说太平的时候，向我们征收租税布匹，到了危急关头，却不能拯救我们。” 张暢说：“知道永昌王已经越过淮南。刘康祖被他击败，最近有使者往来，并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王玄谟是南方的偏将，不能说是有才能，只是因为他是北方人，所以让他担任前锋向导罢了。大军还没有到达，而黄河的冰即将封合，王玄谟权衡利弊后率军返回，并不是失算，只是因为夜间回军，导致兵马惊慌混乱罢了。我们的悬瓠是个小城，陈宪是个小将，魏帝出动全国的军队围攻，几十天都没有攻克。胡盛之只是个偏将小帅，手下不到一千人，刚渡过翮水，魏国的君臣就奔逃溃散，仅仅得以逃脱。滑台的军队，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邹山的小据点，虽然有一点险要，但河畔的百姓，大多是新近归附的，刚开始仰慕我们的政教，奸盗之事还没有平息，只是派崔邪利去安抚他们罢了。现在虽然陷落了，对国家又有什么损失呢？魏帝用十万大军去制服一个崔邪利，还有什么值得说的？最近听说萧县的百姓都依靠山险自保，我们姑且派遣马文恭率领十队人马去迎接他们。马文恭之前率领三队人马出击，返回时直奔他们的大营。嵇玄敬率领一百艘战船抵达留城，魏军奔逃溃散。因为轻敌导致这样的结果，也不值得怜惜。我们王国境内的百姓，排列居住在河畔，两国交战，应当互相安抚。而魏军进入境内，事情出于意外，官府没有辜负百姓，百姓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知道你们进入境内七百多里没有遇到抵抗，这首先是因为太尉的神机妙算，其次是因为武陵王的英明谋略。军国要务，我虽然没有参与听闻，但用兵有天机和谋略，也不便告诉你。” 李孝伯说：“你凭借这些空谈，支吾应对，可以说是用遁词来掩饰自己的理屈词穷。况且主上不会围攻这座城池，会亲自率领大军直奔瓜步。如果南方的事情能成功，这座城池自然不用攻打；如果向南进军不顺利，彭城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我现在就要南下，想要到长江边饮马罢了。” 张暢说：“去留的事情，自然由你们做主。如果魏帝真能到长江边饮马，那就是没有天道了。” 李孝伯说：“从北方到南方，实在是人心所向、教化所及。到长江边饮马，难道只是天道吗？” 张暢将要返回城内，对李孝伯说：“希望平定天下的日子不远了，我们相见不会太久。你如果能回到宋朝，现在就是我们相识的开始。” 李孝伯说：“现在我要先到建业等待你了。恐怕到那时，你与两位王爷被反绑着前来请罪，没有时间顾及仪容了。”
李孝伯风度闲雅，应答如流，张暢和他身边的人都非常赞叹。世祖非常高兴，进封他为宣城公。
兴安二年，李孝伯出任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去世，高宗非常哀悼惋惜他。追赠他为镇南大将军、定州刺史，谥号为文昭公。
李孝伯体态气度恢弘高雅，明达政事，朝廷内外无论贵贱，都推崇敬重他。恭宗曾经启奏世祖广泛征召优秀人才，世祖说：“我有一个李孝伯，就足以治理天下了，何必再多找呢？即使再去寻访，像他这样的人又能找到吗？” 他受到的赏识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李孝伯性情方正谨慎、忠厚老实，每当朝廷大事有不妥之处，必定亲自写下奏章，直言进谏；如果世祖不采纳，他就会反复进谏，直到三次。他会把奏章的草稿销毁，家人都不能看到。在朝廷上议论事情时，他常常引经据典，遵循纲纪，如果有人上书言事，李孝伯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即使有人说得不对，他也始终不会压制指责。等到见到世祖时，他会陈述别人的长处，从不隐瞒别人的姓名而把功劳归于自己。所以士大夫们，都佩服他的雅正。自从崔浩被诛杀后，军国大事的谋划，都出自李孝伯。世祖对他的宠信仅次于崔浩，也把他当作宰辅来对待。他进献可行的建议、弥补朝政的缺失，这些事迹都没有显露出来，当时的人都不能知晓。他去世的时候，远近的人都为他哀伤。李孝伯的美名，传遍了远近各地。李彪出使江南，萧赜问他：“李孝伯和你关系远近？” 他被远方的人所知晓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李孝伯的妻子是崔赜的女儿，是个高明的妇人，生了一个儿子叫李元显。崔氏去世后，李孝伯娶了翟氏，但没有把她立为妻子。翟氏憎恨嫉妒李元显，后来遇到盗贼抢劫，李元显被杀害，世人都说这是翟氏所做的。李元显志向很高远，当时的人都为他哀伤惋惜。翟氏生了两个儿子，李安民、李安上，都有风度。
李安民，继承了寿光侯的爵位，担任司徒司马。去世后，追赠郢州刺史。他没有儿子，爵位被削除。
李安上，担任钜鹿太守，也很早就去世了。
李安民的弟弟李豹子，正光三年上书说：
我私下认为，酬劳有功之臣、奖赏劳苦之人，是国家永恒的制度；使灭绝的家族得以延续、使断绝的祭祀得以恢复，是圣明君主首先要做的事情。所以积累德行、多次尽忠的人，《春秋》允许宽恕他们十代子孙；建立功勋、彰显气节的人，朝廷会用山河发誓让他们的爵位永久传承。世祖太武皇帝，英明睿智出自天性，统辖天下；向东肃清辽海地区，向西平定玉门关以西，向北消灭漠北的敌人，向南到长江边饮马。我的亡父、前尚书、宣城公李孝伯，凭借深厚的根基和机遇，有幸遇到昌盛的时代，在宫中参与谋划，忠心耿耿地跟随皇帝，他的谋略计策，常常得到皇帝的采纳。当时太子监理国政，上奏请求征召贤才，皇帝下诏回复说：“我有一个李孝伯，就足以治理天下了，何必再多找呢？” 他受到的信任和待遇，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因此，他被赐予像八元、八凯那样的荣誉，被封为公侯爵位，诏书上说：“江阳巡视之时，他多次献上奇谋；六军大获全胜，他也有功劳。” 他在朝廷内外都为君主效力，受到的宠信和待遇非常优厚，正要进行重大的奖赏，世祖却去世了。世祖的灵柩刚刚迁移，他就被外派到名山大川任职。高宗年幼继承皇位，没有来得及追述他的功劳。
我命运多舛，先父去世，他的微小功绩还没有得到表彰，他的忠诚之志就永远被剥夺了，士大夫们都为他英年早逝而悲伤，朝廷内外都为他不能长寿而哀悼。我的亡兄继承爵位，没有儿子，爵位被削除。我常常想到祖宗的基业，内心悲痛欲绝。先父在前朝受到荣宠，功劳被记载在王府之中，却与普通人一样，爵位和封邑都被埋没废弃了。对照古代、衡量现在，我内心实在是万分痛苦。我私下认为朝廷的惯例：广川王元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人，都因为在前朝功勋卓著，家族断绝没有后代继承祭祀，有的让旁系亲属继承，有的允许弟弟袭爵，都传承了他们山河一般的功劳，留下了永世的奖赏。况且先父受到朝廷的信任，在军帐中运筹帷幄，功劳显著于朝廷内部，名声传播到境外。他的事情和功劳与这些人相等，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因此，汉朝奖赏韩信、英布，看重张良、陈平；魏国酬谢张辽、徐晃，不抛弃荀彧、郭嘉。现在这些家族在前朝都得到了追赏，而先父在圣明的时代却断绝了封爵，看到这些情况，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会永远遗憾。我看到正始年间，朝廷发布了关于存亡继绝的诏书，有褒奖贤才、回报功劳的旨意。熙平元年，已故任城王元澄请求的十件事情，恢复了过去的恩泽，成为一时的盛事，留下了旷世的典范。凡是做官的人，谁不感到庆幸？这大概是为了奖励劝勉现在的人，给万古留下榜样。况且刘氏的伪书，在我们国家流传，探究其中的诽谤之词，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他们前后派遣的使者，不书写姓名，也没有官职爵位。在《张暢传》中，简略叙述了先父与他的问答，虽然被修改、删减得差不多了，他们想要自我夸耀；但先父的高雅风韵难以掩盖，仍然被记载下来，不仅对当时有益，死后也彰显了国家的美好。请求陛下阅览这本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么我们这个衰落的家族，就能在一朝之间重新兴起，先父的在天之灵，也会在千年之后报答陛下的恩情。
最终，李豹子还是没有能够袭爵。
李孝伯的哥哥李祥，字元善。他继承了家族的学业，乡里的人都尊崇他。世祖下诏让州郡举荐贤良之人，李祥应举，对策符合皇帝的旨意，被任命为中书博士。当时南方还没有归附，世祖亲自出征，派遣尚书韩元兴率领部众从青州出兵，任命李祥为军司。军队攻占土地一直到陈汝地区，淮北有七千多户百姓前往军队投降，朝廷把他们迁到兗州、豫州的南部，设置淮阳郡来安抚他们，任命李祥为太守，加授绥远将军。前来归附的流民有一万多家，李祥鼓励他们耕种养蚕，百姓安居乐业。世祖嘉奖他，赐予他衣服和马匹。后来升任河间太守，有威严和恩德的名声。太安年间，被征召任命为中书侍郎，有一千多百姓上书，请求让他留任几年，高宗没有允许。李祥在任上去世，追赠定州刺史、平棘子，谥号为宪。
李祥的儿子李安世，年幼时就聪明有悟性。兴安二年，高宗召见侍郎、博士的儿子，选拔其中优秀的人想要任命为中书学生。李安世当时十一岁，高宗见他还小，召见询问他。李安世陈述祖父和父亲的事迹，条理非常清晰，高宗当即任命他为中书学生。高宗每次前往国学，常常单独召见他询问。下诏说：“你只要坚守这份学业，到长大以后不用担心不富贵。” 他在为父亲守孝期间，以孝顺闻名。天安初年，被任命为中散，因为温和机敏、恭敬谨慎，高宗亲近喜爱他。多次升迁后担任主客令。
萧赜派遣刘缵前来朝贡。李安世容貌俊美，举止得体，刘缵等人互相议论说：“没有君子，难道能治理好国家吗？” 刘缵等人称呼李安世为典客。李安世说：“夏、商、周三代的礼仪不同，五帝的音乐各异。怎么能用灭亡的秦朝的官职名称，来称呼我们大魏朝上国的官员呢？” 刘缵说：“历代名称不同，一共有多少种呢？” 李安世说：“周朝称为掌客，秦朝改为典客，汉朝命名为鸿胪，现在称为主客。你们不想效仿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却执着于灭亡的秦朝的官名。” 刘缵又指着方山说：“这座山距离燕然山有多远？” 李安世说：“也就像石头城距离番禺一样远。” 国家每当有江南的使者到来，常常拿出皇宫内府收藏的珍贵物品，让京城中富裕且喜欢华丽服饰的人家去贩卖，让使者随意交易。刘缵到金玉店铺询问价格，说：“北方的金玉非常便宜，大概是因为山川出产得多吧？” 李安世说：“圣明的朝廷不看重金玉，所以金玉的价格贱得如同瓦砾。另外，皇上的德行通于神明，山川不吝啬珍宝，所以没有河流不出产金子，没有山峰不出产玉石。” 刘缵起初打算大量购买，听到李安世的话后，感到惭愧就停止了。李安世升任主客给事中。
当时百姓因为饥饿而流离失所，豪强贵族大多掠夺占有土地。李安世上疏说：“我听说划分土地、规划田野，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制度；城邑与土地相互配合，是实现国家安定的根本。井田制和赋税制度的兴起，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可耕种和休耕的土地数量，都有明确的限制。大概是想要让土地不被荒废，百姓没有闲置的劳力。有权有势的家族，不能独自占有肥沃的土地；贫穷孤弱的人，也能有一定的土地份额。这是为了体恤那些贫穷卑微的人，抑制那些贪婪的欲望，均衡贫富之间的差距，让百姓都纳入户籍管理。我私下看到州郡的百姓，有的因为年成不好而流离迁徙，抛弃卖掉田宅，漂泊居住在异乡，时间长达几代人。三长制建立后，他们才开始返回故乡，但是房屋、水井已经荒废毁坏，桑树、榆树也已经被更换种植。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容易产生假冒欺诈的情况。强大的宗族豪门，肆意侵夺欺凌，远处援引魏晋时期的家族，近处引用亲戚故旧作为凭证。又因为时间渐渐久远，乡里的老人也被迷惑，虽然证据很多，但都不可采信。各自依附亲近的人，互相之间各有长短，双方的证据都具备了，听审的人仍然犹豫不决，争讼之事拖延不决，长达多年不能判决。肥沃的田地被丢弃而不耕种，柔嫩的桑树枯萎而不采摘，心存侥幸的人兴起，繁多的案件发生。想要让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年年有储备，怎么能够实现呢！我认为现在虽然井田制难以恢复，但应该重新丈量土地，明确丈量的方法；让土地的分配有标准，劳力与产业相匹配，贫穷的百姓能够获得维持生计的产业，豪强贵族没有多余的土地来囤积。这样，无私的恩泽，就能均匀地遍及万民；财富就会像山丘一样，家家户户都能有积蓄。另外，那些争夺的田地，应该限定年限来判决，事情久远难以查明的，全部归现在的主人所有。这样，那些虚妄欺诈的人，就会断绝觊觎的念头；安分守己的人，就会永远避免被侵夺。” 高祖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后来的均田制就是由此产生的。
李安世出任安平将军、相州刺史、假节、赵郡公。他鼓励百姓耕种养蚕，禁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对于西门豹、史起这样对百姓有功劳的人，他为他们修缮庙堂。他上表举荐广平人宋翻、阳平人路恃庆，这两个人都是朝廷的贤能之士。起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势力强大，残害掠夺百姓。前刺史薛道扌剽亲自前往讨伐他，李波率领他的宗族抵抗，大败薛道扌剽的军队。于是李波的宗族成为逃亡之人的聚集地，对公家私家都造成了祸害。百姓为此编了歌谣：“李波的小妹妹名叫雍容，撩起裙子追赶马匹像卷蓬一样轻快，左手射箭、右手射箭必定射中双靶。妇女尚且如此勇猛，男子又怎么能抵挡呢！” 李安世设下计谋引诱李波以及他的子侄三十多人，在鄴市将他们斩首，境内从此安定下来。后来因为生病被免职。太和十七年在家中去世。李安世的妻子是博陵人崔氏，生了一个儿子叫李瑒。崔氏因为嫉妒凶悍被休弃，李安世又娶了沧水公主，生了两个儿子：李谧、李郁。
李瑒，字琚罗。他广泛阅读历史传记，很有文才，气度豪爽，在当时以刚强正直著称。延昌末年，担任司徒行参军，升任司徒长兼主簿。太师、高阳王元雍上表举荐李瑒为自己的朋友，担任正主簿。
当时很多百姓断绝后代去做和尚。李瑒上书说：“礼仪是用来教化世人的，法律是用来引导未来的，它们的用途不同，流传的范围也不同。所以三千种罪行，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了，不孝之中最大的，没有超过断绝后代的。既然如此，那么断绝后代的罪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怎么能轻易放纵违背礼仪的行为，而任由他们去信奉佛法呢？即使是佛法，也不应该这样，假如允许这样做，也必须用礼仪来约束。一个人如果父母年老，却抛弃家庭、断绝赡养，既不符合人情事理，尤其违背礼仪之情，埋没了人伦大道，而且违背了国家的法令。既缺失了当世的礼仪，却追求来世的好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说得非常透彻，也很完备了。怎么能抛弃堂堂正正的政教，而去追随鬼神之教呢！另外，现在南方还没有平定，各种徭役仍然繁多，百姓的心中，大多想要逃避徭役。如果再听任他们去做和尚，恐怕会抛弃孝慈之道，家家户户都会这样。” 沙门都统僧暹等人对李瑒所说的 “鬼教” 感到愤怒，认为李瑒诽谤毁坏佛法，哭着向灵太后诉说，太后责备了李瑒。李瑒为自己辩解道：“我私下想要使佛法清明，让僧俗都能通达，不敢排斥抛弃真正的学问，随意诽谤诋毁。况且‘鬼神’这个名称，都能通达神灵，出自历代的正式典籍，叙述三皇五帝，都称他们为鬼。天地称为神祇，人死之后称为鬼。《易经》说‘知鬼神之情状’；周公自我赞美，也说‘能事鬼神’；《礼记》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因此，显明的称为堂堂正正的政教，幽暗的称为鬼神之教。佛不是天也不是地，本来出自人间，顺应时世、引导风俗，他的教义幽深隐蔽，称之为鬼教，我认为这并不是诽谤。况且内心没有恶意，把佛法作为教义的人，只不过是没有通达佛法的众多玄妙之处罢了。” 灵太后虽然知道李瑒的话是公允的，但还是不能违背僧暹等人的意愿，仍然罚了李瑒一两金子。
李瑒转任尚书郎，加授伏波将军。跟随萧宝夤西征，任命李瑒为统军，假宁远将军。李瑒在乡里德行深厚，招募了一批勇猛的人，愿意跟随他的有几百名骑兵，李瑒倾尽家产救济他们，率领他们向西讨伐。萧宝夤见到李瑒到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从远方来，我的事情就成功了。” 所以他的部下每次作战都有战功，军中称他们为 “李公骑”。萧宝夤又启奏任命李瑒为左丞，仍然担任别将，军事机密和军政事务，都让他参与决策。萧宝夤又启奏任命他为中书侍郎。返回朝廷后，被任命为镇远将军、岐州刺史，因为推辞不赴任而被免职。建义初年，在河阴遇害，当时四十四岁。起初追赠镇东将军、尚书右仆射、殷州刺史；太昌年间，重新追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李瑒洒脱不羁，有远大的志向，喜欢饮酒，对亲戚朋友非常厚道，常常对弟弟李郁说：“士大夫做学问，能博览古今就可以了，何必专门研究一经而成为老博士呢？” 他与弟弟李谧特别友爱，李谧在乡里去世后，李瑒哭得气绝，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几天没有吃饭，一年之内，身体憔悴不堪。人们都为他哀叹。李瑒有三个儿子。
长子李义盛，武定年间，担任司徒仓曹参军。
李瑒的弟弟李谧，字永和。他的事迹记载在《逸士传》中。
李谧的弟弟李郁，字永穆。他喜爱学习，性格沉静，博览通晓经史典籍。从著作佐郎升任广平王元怀的朋友，元怀对他非常礼遇。当时学士徐遵明在太行山以东讲学，学生非常多，元怀征召徐遵明到府中，让李郁向他询问五经的义理体例十多条，徐遵明只回答了几条而已。李郁逐渐升任国子博士。自从国学建立以来，各位博士大多不讲解授课，从早到晚教授学生的，只有李郁一人。他谦虚文雅、宽厚待人，很有儒者的风范。升任廷尉少卿，加授冠军将军，转任通直散骑常侍。建义年间，因为哥哥李瑒去世，于是抚养孤儿侄子，返回乡里。永熙初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书，不久兼任给事黄门侍郎。永熙三年春天，在显阳殿讲解《礼记》，皇帝下诏让李郁手持经书讲解，他的解说源源不断，各种诘难纷纷而来，他却没有停止谈笑。出帝以及各位王公大臣凡是参与听讲的，没有不赞叹的。不久因病去世，追赠散骑常侍、都督定冀相沧殷五州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李郁的儿子李士谦，担任仪同开府参军事。
李冲，字思顺，是陇西人，敦煌公李宝的小儿子。他年幼时父亲去世，被大哥荥阳太守李承抚养教诲。李承常常说：“这个孩子的器量非同寻常，将会成为家族的寄托。” 李冲深沉文雅、胸怀宽广，跟随哥哥到任所。当时州郡长官的子弟大多侵害骚扰百姓，随意索取抢夺，只有李冲和李承的长子李韶清正廉洁、光明磊落，没有任何索取，当时的人都赞美他们。
显祖末年，李冲担任中书学生。他善于与人交往，不随意嬉戏胡闹，同辈人都敬重他。高祖初年，按照惯例升任秘书中散，掌管宫中的文书事务，因为他处事严谨、机敏聪慧，逐渐受到宠信和优待。升任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
以前没有三长制，只设立宗主督护，所以百姓大多隐瞒户口，有的五十家、三十家才编成一户。李冲认为用三正来治理百姓，由来已久，于是创立三长制并上奏朝廷。文明太后阅览后称赞这个制度好，召见公卿大臣商议。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人说：“李冲请求设立三长，是想要把天下统一用一种法令治理。话说得似乎可行，但实际上难以推行。” 郑羲又说：“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只管试一试。事情失败之后，就会知道我的话不是荒谬的。” 太尉元丕说：“我认为这个法令如果推行，对国家和私人都有好处。” 大臣们都说现在是农忙时节，核查登记户口，新旧户口还没有分清，百姓一定会劳累怨恨。请求过了今年秋天，到冬天农闲的时候，再慢慢派遣使者去推行，这样更为合适。李冲说：“百姓，是愚昧的，只能让他们按照命令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如果不趁着征收赋税的时候推行，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核查户口的劳苦，却看不到平均徭役、减少赋税的好处，心中一定会产生怨恨。应该趁着征收赋税的月份，让百姓知道赋税的公平。他们既了解了这件事，又得到了好处，顺应百姓的意愿，事情就容易推行。” 著作郎傅思益进言说：“民间的习俗不同，地势的险要平坦也不一样，九品差调的制度，已经实行了很久，一旦改变法令，恐怕会造成混乱。” 太后说：“设立三长，那么赋税征收就有了固定的标准，徭役分配也有了固定的份额；被豪强荫庇的户口可以显现出来，心存侥幸逃避赋税的人可以得到制止。为什么不可以推行呢？” 群臣的议论虽然有分歧，但只是认为改变法令困难，没有其他不同的意见。于是设立三长，国家和私人都从中受益。
李冲升任中书令，加授散骑常侍，仍然担任给事中。不久转任南部尚书，被赐予顺阳侯的爵位。李冲受到文明太后的宠爱，恩宠日益深厚，每月得到的赏赐多达几十万，进爵为陇西公，太后还秘密送给他珍贵的宝物和宫中的器物来充实他的府邸，外人都不知道。李冲家一向清贫，从这时开始成为富裕人家。但他以谦虚自守，积累了财富又能散发给别人，从亲戚宗族，到乡里百姓，没有不得到他的恩惠的。他虚心待人，关心那些贫困孤苦的人，那些衰败、年老、沉沦、屈居下位的人，通过他得到提拔任用的也有很多。当时的人都因此称赞他。
起初，李冲的哥哥李佐与河南太守来崇同时从凉州进入魏国，两人一向有小小的嫌隙。李佐趁机罗织来崇的罪名，来崇在狱中饿死。后来来崇的儿子来护又举报李佐的贪赃之罪，李佐和李冲等人都因此被囚禁，恰逢大赦才被释放，李佐对来护非常怨恨。等到李冲显贵之后，总领朝廷内外事务，来护担任南部郎，深怕被李冲陷害，常常请求退避，而李冲每次都安慰他。后来来护因为贪赃罪被查处，担心自己一定不能免罪。李冲于是详细上奏了与来护之间过去的嫌隙，请求宽恕他，来护才得以不被治罪。李冲的堂外甥阴始孙孤苦贫穷，经常往来李冲家，就像对待子侄一样。有人想要求官，通过阴始孙送马给李冲，阴始孙就接受了马却没有为这个人说话。后来阴始孙找了个借口，把这匹马借给李冲，送马的人见到李冲骑着自己的马却没有得到官职，后来就自己向李冲陈述了事情的始末。李冲听说后，非常吃惊，抓住阴始孙并把事情的经过上奏朝廷，阴始孙被处死。他身处要职却能自我约束，不记恨过去的恩怨，都像这样。
当时遵循旧例，王公重臣都直呼其名，高祖常常称呼李冲为 “中书” 而不直呼他的名字。文明太后去世后，高祖在守丧期间召见李冲，对他的接待更加优厚。等到商议礼仪律令，润色辞藻，确定轻重等级，高祖虽然亲自动笔，但没有不咨询李冲并由他决定的。李冲忠心耿耿地侍奉皇上，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全部上奏的，出入宫廷勤劳不懈，在神色上都能表现出来；即使是老臣皇亲国戚，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他，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英明决断和谨慎周密而真心归附。于是天下人心一致，即使是远方的人听到消息，也都推崇他的奇才。高祖也非常信任依靠他，对他更加亲近敬重，君臣之间，情义深厚。等到改革官制，设立五等爵位，让李冲参与制定典章制度，封他为荥阳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任命他为廷尉卿。不久升任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建立后，任命他为太子少傅。高祖起初依照《周礼》，设置夫人、嫔的等级，把李冲的女儿立为夫人。
高祖下诏说：“从前轩辕黄帝诞生并统治天下，开创了房屋的建造；历经夏、商、周三代，兴起了宫殿楼阁的样式。然而用茅草盖屋、以泥土为台阶，在上古时代彰显德行；高楼大厦，在中古时代尊崇威严。这确实是因为文采与质朴适宜不同的时代，华丽与简朴适合不同的礼仪。因此周成王继承基业，在东都营建明堂；汉高祖兴起，在咸镐建造未央宫。大概都是为了尊崇皇威，彰显帝德，难道是喜欢奢侈、厌恶节俭，随意耗费民力吗？我们大魏皇朝顺应天命，继承皇位，一心致力于统一天下，还没有闲暇建造宫殿，宫殿的规模，很不适当。太祖开创基业时，虽然大致有了规划，但从那以后，又多次营建修改。到了正月初一举行庆典、招待万国使臣的时候，前来观光的使者，看到宫殿的规模有所欠缺。我以微薄的德行，侥幸继承大业，恰逢太平盛世，事情正处于昌盛之时，应该遵循长远的规划，建造这些宫殿。指导规划的事情，平时已经明确；明堂、太庙，往年已经建成。又凭借往年的丰收积蓄，趁着百姓安居乐业的时机，准备在今年春天营建正殿。违背时令动工，我心中感到不安。但北方地区寒冷，情况与南方不同，如果不趁着春天动工，到夏天完成，那么大规模建造高大的地基，就无法完成。成就事业，非委托贤才不可；改革制度、规划蓝图，非任用有能力的人不可。尚书李冲胸怀渊博，谋划深远，可以兼任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元亮，可以与将作大匠一起监督营建修缮。那些拆旧建新的事宜，修复太极殿的规制，我会另外加以指示。”
高祖向南征伐，加授李冲为辅国大将军，率领部众随从。从都城出发到洛阳，一直阴雨连绵，仍然下诏六路大军出发。高祖穿着军装手持马鞭驾驭马匹而出，群臣在马前叩首劝谏。高祖说：“长驱直入的计策，朝廷已经谋划确定，现在大将军进军，你们还想说什么？” 李冲进言说：“我们不能在军帐中击退敌人，坐着制服天下，而让南方有窃取皇位的奸贼，这实在是我们的罪过。陛下因为文字和车轨还没有统一，亲自劳累圣驾，我们确实想为国捐躯，在战场上效命。但是自从离开都城以来，阴雨不断，士兵马匹都疲惫不堪，前方的路途还很遥远，水涝灾害又很严重。况且伊洛地区境内，小河尚且难以通行，更何况长江浩瀚无边，远在南方边境。如果建造战船，必然会停滞不前，军队疲惫、粮食匮乏，进退两难，怜惜士兵的伤亡而撤军返回，在道义上是恰当的。” 高祖说：“统一天下的心意，之前已经详细论述过了。你们只是以阴雨为困难，然而天时也大致可以预料。为什么呢？夏天已经炎热干旱，秋天所以雨水多，初冬时节，天气必然会晴朗。等到下个月的十天之内，如果雨水还不停，这是天意，如果从现在开始放晴，进军就没有妨害。古代不讨伐有丧事的国家，是指诸侯之国，不是指帝王统一的天下。我们已经到了这里，怎么能停止进军呢？” 李冲又进言说：“现在的这次行动，天下人都不愿意，只有陛下想要这样做。汉朝的史书说：我独自骑着千里马，最终能到达哪里呢？我心中有想法但表达不出来，斗胆以死请求陛下停止进军。” 高祖大怒说：“我正要治理天下，统一天下，而你们这些儒生，多次怀疑重大的谋划，刑罚有常规，你们不要再多说了！” 挥鞭策马将要出发。这时大司马、安定王元休，兼左仆射、任城王元澄等人一起恳切地哭着劝谏。高祖于是告知群臣说：“现在的行动规模不小，如果行动而没有成功，怎么向后人交代？如果想要撤军，就无法流传千古。我想到远祖，世代居住在北方荒漠地区，违背众人的意愿向南迁徙，从而享受无穷的美好，难道是他们没有留恋故土之心，轻易抛弃祖先的陵墓和土地吗？现在的君子，难道只有怀念故土的情怀吗？应该是因为天道由人主宰、帝王大业必须完成的缘故。如果不向南进军，就应当把都城迁到这里，在中原地区建都，这也是时机成熟了，王公大臣们认为怎么样？商议的结果，不能反悔。想要迁都的站在左边，不想要迁都的站在右边。” 安定王元休等人纷纷站到右边。南安王元桢进言说：“愚昧的人在事情成功后还不明白，聪明的人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就已经预见。推行至高德行的人不与世俗之人商议，成就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谋划，非凡的人才能做非凡的事情。开拓神都来延续帝王大业，在中原地区选择都城，周公在前开创，陛下在后实行，本来就是恰当的。况且天下最重要的，没有比皇宫更重要的了，人最宝贵的，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了。请求上安圣体，下慰民望，在中原建都，停止南方的征伐。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百姓的幸事。” 群臣都高呼 “万岁”。
高祖起初谋划向南迁徙，担心众人留恋旧土，于是表面上表示要大举南伐，借此来稳定众人的情绪，对外名义上是南伐，实际上是迁都。旧臣们留恋故土，大多不愿意迁都，又害怕南征，没有人敢说话，于是定都洛阳。李冲对高祖说：“陛下正在遵循周公的制度，在成周定都。然而营建六座寝宫，不能让皇上在外面巡游等待完工；修筑城墙，难以在行军途中完成。希望陛下暂时返回北都，让臣子们负责建造，工程完成后，然后准备礼仪文物，伴随着玉銮的声响，按时向南迁徙，在中原地区确立规制。” 高祖说：“我将要巡视州郡，到鄴城短暂停留，春天开始就返回，不适合返回北都。” 于是没有返回北都。不久任命李冲为镇南将军，仍然担任侍中、少傅，把营建都城的任务托付给他。改封他为阳平郡开国侯，食邑和之前一样。
高祖向南征伐，任命李冲兼左仆射，留守洛阳。高祖渡过淮河后，另外下诏让安南大将军元英、平南将军刘藻讨伐汉中，征召雍州、泾州、岐州的士兵六千人准备戍守南郑，攻克城池后就派遣他们前往。李冲上表劝谏说：“秦州地势险要，与羌夷接壤，自从西路军队出征后，粮草援助不断，加上氐胡叛乱，到处都需要奔赴救援，运送粮草、穿着铠甲作战，至今没有停止。现在又预先派遣戍卒，准备驻守在山外，虽然给予了优厚的待遇，恐怕仍然会让他们感到惊恐，如果最终不能攻克城池，只是白白惊动百姓，与胡夷勾结，事情可能难以预料。我已经按照诏书的意思秘密下令给刺史，等军队攻克南郑城后，再派遣戍卒，按照我的愚见，这样仍然不够。为什么呢？西路路途险要，只有一条小路长达千里。现在想要在远离边界的地方驻守，孤立地占据敌人的要道，敌人进攻时不能迅速救援，粮食耗尽时不能运送粮草。古人说：‘虽然鞭子很长，也打不到马的肚子’，南郑对于我国来说，实在就是马的肚子。况且古人攻伐，有的城池投降了却不占领；仁君用兵，有的安抚百姓却放弃土地。况且帝王的行动，意在拯救百姓；夷寇防守，意在珍惜土地。比较这两种道义，德行有深浅之分。陛下的恩惠名声已经远扬，何必急于夺取一座城池呢？况且魏国的疆域已经覆盖了九州的八个，臣服的百姓已经达到十分之九。还没有臣服的，只有漠北和江南地区罢了。这些地方近在咫尺，何必急于在今天攻取呢？应该等待开拓更大的疆土，攻占更多的城池聚落，多积累物资粮草，粮食充足能够抵抗敌人，然后再设置邦国、任命将领，进行吞并的行动。现在钟离、寿阳，近在眼前却没有攻克；诸城、新野，一步之遥却没有投降。已经攻克的城池放弃而不占领，已经投降的百姓安抚后却又杀戮。东路的城池尚且不能用近处的兵力防守，西路的边境怎么能用远处的军队固守呢？如果真的想要设置戍守，我担心最终会资助敌人。另外，现在在中原建都，与敌人的疆域接壤，正需要大量招募敢死之士，平定江南地区。轻易派遣少量兵力，让他们陷入绝境而被消灭，恐怕以后出征的时候，众人会因为留守而感到恐惧，想要让他们拼死效命，就不容易做到了。由此看来，不设置戍守是最好的选择。” 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
高祖返回都城，召见李冲等人，对他们说：“本来之所以设置很多官员，是担心尚书令、仆射懦弱无能，各种事务拖延积压。如果君主英明独断，那么权力就会过分集中。现在我虽然不能说是英明，但也不是昏庸无能，你们虽然不是大贤之人，但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暂且可以在一两年内，减少官员的设置。”
高祖从鄴城返回京城，在洪池泛舟，从容地对李冲说：“我想要从这里开凿渠道通往洛阳，向南征伐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从这里进入洛阳，从洛阳进入黄河，从黄河进入汴水，从汴水进入清水，一直到淮河？下船作战，就像打开家门作战一样，这是军国的重大计谋。现在如果开凿渠道需要两万人以下、六十天能够完成，就应该逐渐修建。” 李冲回答说：“如果这样，士兵就没有长途跋涉的劳累，作战时就有以一当十的力量。” 李冲升任尚书仆射，仍然兼任少傅。改封清渊县开国侯，食邑和之前一样。等到太子元恂被废黜，李冲被免去少傅的职务。
高祖在清徽堂召见公卿大臣，高祖说：“圣人最宝贵的，是地位和功劳，所以功成之后创作音乐，天下安定后制定礼仪。现在迁都到天下的中心，在嵩洛地区建立都城，虽然大规模的建筑还没有完成，但大致的条理已经具备。只是南方还有没有臣服的奸贼，加上凶蛮之人近在咫尺，我日夜忧愁叹息，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攻取南方的计策已经确定，我出征的谋划也已经决定。如果依照近代的惯例，那么天子就应该在深宫之中垂帘听政；如果依照上古的制度，那么君主就应该亲自出征，这样国运可以延续七百年。魏晋时期不进行征伐，很快就灭亡了，国运的长短，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征伐。现在只是出征的日期还没有确定。能够洞察事物征兆的人是神明，我既然不是神明，怎么能知道呢？而近来阴阳占卜的人，都劝我现在出征一定能取胜。这既然是国家的大事，应该让君臣各自尽情发表意见，不能因为我先说了，就犹豫不决，私下里有不同的看法。” 李冲回答说：“征战的方法，首先要考虑人事，然后再进行占卜。现在占卜虽然吉利，但恐怕人事还没有准备好。今年秋天的收成，比往年有所减少，加上京城刚刚迁都，各项事业还没有稳定，再加上征战，我认为不可以。应该等到明年秋天。” 高祖说：“仆射的话，并不是不合适。我心中所忧虑的，是国家的安危。然而敌人近在咫尺，不应该自我安逸，理应这样做。仆射说人事没有准备好，也不一定是这样。我十七年前，率领二十万大军，出行却没有超出京城周围，这是人事方面的准备非常充分，但天时不利。往年抓住时机，天时是合适的，但人事方面有欠缺，又导致没有取胜。如果等待人事准备好，又没有了合适的天时，怎么办呢？按照仆射的话，就永远没有征伐的道理了。我如果秋天出征没有取胜，你们三位就一起交给司寇治罪。不能不人人尽心竭力。” 商议结束后众人退出。
后来世宗被立为太子，高祖在清徽堂设宴。高祖说：“皇储是继承天地人三才、彰显七位祖先的人，这是万民喜悦、天人同庆的事情，所以邀请你们来参加这个宴会，来抒发喜悦的心情。” 高祖又说：“天地的规律，是有盈有亏，哪里有永远太平的呢？天道尚且如此，更何况人事呢？所以有升迁有贬黜，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哀悼过去、喜悦现在，我实在是深有感慨。” 李冲回答说：“太子继承皇位，百姓都很幸运。但我之前有幸担任太子的师傅，却不能辅助协调，对上有愧于天地日月，承蒙陛下的宽厚包容，能够参加这个宴会，心中既庆幸又惭愧。” 高祖说：“我尚且不能改变太子的昏庸，师傅又何必愧疚道歉呢。”
后来尚书省对元拔、穆泰的罪行有疑问，李冲上奏说：“前彭城镇将元拔与穆泰一起谋反，他的养子降寿应该跟随元拔治罪。而太尉、咸阳王元禧等人，认为法律条文规定养子犯罪，父亲以及兄弟不知情的不连坐。我仔细审查法律的本意，因为养子与父亲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与兄弟没有同胞之情，亲疏厚薄已经不同，所以刑法典中有减轻的规定；因此养子虽然犯罪，而父兄不连坐。但是父兄犯罪，养子不知道谋划，换个角度来看，情理是一样的，难道唯独养子要连坐吗？道理上本来就不应该这样。我认为：依据法律条文，养子不因为生父犯罪而连坐，那么就应该因为养父犯罪而连坐，这是很明确的。另外法律只说父亲不因为儿子犯罪而连坐，没有说儿子不因为父亲犯罪而连坐，这应当是尊崇尊贵、激励卑贱的意思。元禧等人认为：‘法律虽然没有明确写明，但可以通过互文来确立制度，对于乞讨来的儿子，列举了父亲犯罪的情况，对于养子，就可以看出儿子要连坐，这是互文的用法。互文的用法明确了两种情况，那么养子就不应该连坐。如果是嫡子继承家业，养子与亲生儿子相同，那么父子应该同等对待，只说明父亲不连坐。况且关于继养的注释说：如果有其他规定，不按照这个法律执行。另外法令条文说：凡是有封爵的人，如果没有亲生儿子，等到他去世后，即使有养子继承，封国也会被削除，不能世袭。这就是有福的时候轮不到养子，有罪的时候养子却要连坐。事情和情理相同，律令的意思却相互矛盾。我揣度法律的本意，一定不是这样的。’我李冲认为：按照法律条文的例子来寻找，降寿的罪行是没有疑问的，按照法令的情理来判断，也大致相同。” 高祖下诏说：“仆射的议论，依据法律是明确的；太尉等人的议论，是对典章制度的曲解。养子之所以要连坐，是因为他已经脱离了生父的家族，所以不能再得到生父家族的庇护。他独自有什么福气，能够长期逃脱罪责？封国不能世袭，是因为重视封爵，特意设立的制度，是因为上天断绝了他的后代，所以推而广之削除封国罢了，难道还要回报刑罚和奖赏吗？在这个案件中，降寿应当处死，但可以特别宽恕他。”
李冲机敏聪慧，有巧妙的构思。北京的明堂、圆丘、太庙，以及洛阳都城最初的奠基，确定郊祀的地点，新建的殿堂寝宫，都依靠李冲的规划。他勤奋努力、精力充沛，孜孜不倦，白天处理公文，同时还要兼顾建筑的设计，桌上堆满了文书，手中拿着刻刀等工具，始终不感到劳累厌烦。然而他显贵之后，致力于让六亲受益，兄弟子侄，都有爵位官职，一家人每年的俸禄，有一万多匹布帛；凡是他的亲戚，即使是痴呆耳聋的人，也无不超越等级得到官职。当时的舆论也因此轻视他。
李冲才四十岁，鬓角和胡须就已经花白，但容貌丰满俊美，没有衰老的迹象。李彪入京的时候，孤苦无依、没有援助，但他自立自强、与众不同，因为李冲喜欢贤才，所以倾心归附李冲。李冲也看重他的才能和学问，以礼相待并接纳了他，常常向高祖举荐他，在公在私都帮助他。等到李彪担任中尉兼尚书，受到高祖的赏识和优待，就认为不再需要依靠李冲了，反而开始轻视背弃他，只在公共场合整理衣袖表示礼貌，不再有敬重的意思。李冲对此非常怨恨。后来高祖向南征伐，李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一起因为李彪傲慢无礼，于是把他囚禁起来。他们上奏弹劾李彪的罪状，奏章是李冲亲自写的，家人都不知道，言辞非常激烈恳切，同时也弹劾自己。高祖阅览了他的奏章，叹息了很久，然后说：“李彪可以说是骄傲自满到了极点，仆射也可以说是盛极而衰了。” 李冲当时非常愤怒，多次斥责李彪前后的过失和悖逆行为，怒目圆睁、大声呼喊，摔碎了桌案。他把所有的御史都抓起来，让他们磕头、反绑双手，肆意辱骂。李冲一向性情温柔，却因为一时的暴怒，于是发病变得恍惚不安，言语错乱，仍然捶胸顿足、大声辱骂，称李彪是小人。医药无法治疗，有人说他肝脏破裂。十多天后就去世了，当时四十九岁。高祖在悬瓠为他举行哀悼仪式，悲痛地哭泣，不能自已。下诏说：“李冲性情忠贞平和，以德行道义立身，从家庭中接受教诲，以清白的品德彰显于国家。太和初年，我年幼，很早就把机密事务托付给他，他确实有助于当时的政务。迁都瀍洛地区，朝廷的选拔任用变得清明，他升任尚书仆射，负责朝廷的出纳事务。他忠诚恭敬、温柔明达，足以作为圣明的典范，他仁爱谦恭、诚信宽厚，深得民心。可以说是国家的贤臣，朝廷的希望。正要提升他的官职和俸禄，来表彰他的功劳和旧情，他却突然去世，我心中悲痛不已。既然他留下了功绩应该晋升，加上他的善良和旧情应该褒奖，可以追赠他为司空公，赐予东园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件，赠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蜡三百斤。” 有关部门上奏请求谥号为文穆。把他安葬在覆舟山，靠近杜预的坟墓，这是高祖的意思。后来高祖从鄴城返回洛阳，路过李冲的坟墓，身边的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高祖卧病在床，望着坟墓，哭泣了很久。下诏说：“司空文穆公，德行是当时的楷模，功劳铭记在我的心中，不幸去世，坟墓安在邙岭，我返回京城路过覆舟山，亲自看到他的墓地，思念他的仁爱、怀念旧日的情谊，我的心中感到悲痛。可以派遣太牢祭祀，来表达我的思念之情。” 等到与留在京城的百官相见，都讲述了李冲去世的原因，说到动情处流下眼泪。高祖得到留台的奏报，知道了李冲的病情，对右卫将军宋弁说：“仆射执掌国家的机要，总领朝廷事务，自身清廉节俭，受到宠信已经很久了。我因为他仁爱明达、忠诚高雅，把台司的重任托付给他，让我出征在外没有后顾之忧，突然遭遇这样的灾祸，我心中非常悲痛感慨。” 他对李冲的痛惜到了这样的程度。
李冲有兄弟六人，出自四位母亲，彼此之间很不和睦。等到李冲显贵之后，封爵、俸禄和赏赐都与兄弟们共享，内外亲属都和睦相处。父亲去世后，他们一起居住了二十多年，到洛阳后才分开居住，但仍然相互友爱，长久没有隔阂。这都是李冲的德行所致。起初李冲受到私下的宠信时，他哥哥的儿子李韶常常面带忧虑，担心他会招致倾覆败亡。后来李冲的荣誉和名声日益显著，李韶才逐渐安心。而李冲光明正大地担任官职，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自始至终，没有回避屈服过。他顺应时势、推动变革，都像这样。他的儿子李延寔等人的事迹，记载在《外戚传》中。
史臣说：燕赵地区确实有很多奇才异士。李孝伯的风范和见识谋略，大概远远超过常人。世祖性情多疑、严厉果断，崔浩已经被诛杀。而李孝伯能够进入朝廷参与机密事务，外出掌管政务，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措施，没有任何破绽可以寻找，所以能够从容地受到信任和待遇，从开始到结束都成就了功名。他的智慧和才能本来就很优异吧？李安世的见识和才能通达高雅，是当时有才干的贤良之士。李瑒因为豪爽杰出而显达，李郁因为渊博的儒学而闻名。李冲早年就受到宠信，进入朝廷成为君主的亲信，他的风度和见识、学业，本来就是当时的杰出人才。最终与圣明的君主契合，辅佐太和年间的大业，位居尚书仆射，担当国家的栋梁，德行惠及家族，功劳彰显于王室。可以说是北魏的开国功臣啊。
李孝伯，是赵郡人，是高平公李顺的堂弟。他的父亲李曾，年轻时钻研《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书为职业。郡里三次征召他担任功曹，他都没有就任，门生们劝他，李曾说：“功曹这个职位，虽然说是乡里选拔的高材生担任，但终究还是郡里的小吏罢了。面朝北侍奉他人，哪里是容易的事。” 州里征召他担任主簿，他到任一个多月后，叹息说：“梁叔敬有句话：州郡的官职，只是白白劳累人罢了。大道不能推行，是自身的忧虑啊。” 于是辞官回家教书。太祖在位时，征召他担任博士，又出任赵郡太守，他在任上令行禁止，盗贼都逃窜到别处。太宗嘉奖他。并州的丁零人，多次在太行山以东制造祸害，他们知道李曾能让百姓拼死效力，畏惧得不敢进入赵郡境内。盗贼在常山郡地界得到一头死鹿，以为是赵郡的土地，盗贼首领责备手下人，下令把鹿送回原来的地方。邻郡的人为此编了歌谣：“假装是赵郡的鹿，也比常山的粮食珍贵。” 他被人畏惧到了这样的程度。李曾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柏仁子，谥号为懿。
李孝伯年轻时继承父亲的学业，博览群书，融会贯通各家学说。他风度仪表优美，一举一动都合乎礼法。堂兄李顺把他推荐给世祖，世祖征召他担任中散。世祖见到他后十分惊异，对李顺说：“这真是你家的千里马啊。” 李孝伯升任秘书奏事中散，又转任侍郎、光禄大夫，被赐予南昌子的爵位，加授建威将军，朝廷把军国机密事务托付给他，他深得世祖的亲近和宠信。他的谋划机密切要，当时的人都不能知晓。后来升任北部尚书。因为多次跟随世祖征战，谋划策略有功，进爵为寿光侯，加授建义将军。
真君末年，世祖向南征伐，将要出兵彭城。刘义隆的儿子、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派遣将领马文恭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抵达萧城。前锋部队击败了他们，马文恭逃脱，魏军擒获了他的队主蒯应。刘义隆听说世祖南巡，又派遣他的弟弟、太尉、江夏王刘义恭率领部众赶赴彭城。世祖到达彭城后，登上亚父冢眺望城内，派遣蒯应到小市门宣读世祖的诏书，慰劳刘义恭，并让他自己陈述萧城战败的情况。刘义恭等人问蒯应：“魏帝是亲自来了吗？” 蒯应说：“是亲自来的。” 又问：“现在在哪里？” 蒯应说：“在城西南方向。” 又问：“士兵和马匹有多少？” 蒯应说：“中军有四十多万人。” 刘骏派人献上两器酒、一百根甘蔗，并请求赐予骆驼。
第二天清晨，世祖再次登上亚父冢，派遣李孝伯到小市，刘骏也派遣他的长史张暢出来与李孝伯对接。李孝伯远远地问张暢的姓氏，张暢说：“姓张。” 李孝伯说：“是张长史啊。” 张暢说：“你怎么认识我？” 李孝伯说：“既然进入了这片地域，怎么能不了解呢。” 张暢问李孝伯：“你又姓什么？担任什么官职？” 李孝伯说：“我只是军中的一个士兵，不值得你询问。但足够与你匹敌。” 李孝伯说：“主上下诏：‘太尉、安北将军可以暂时出城，我想与你们相见，我也不会攻打彭城，何必劳累将士，在城上严密防备呢？’现在派遣我前来赐予骆驼以及貂裘等杂物。” 张暢说：“‘诏书’这样的说法，只应该在你们国家施行，怎么能在我们这里这样称呼？” 李孝伯说：“你家的太尉、安北将军，难道不是臣子吗？” 张暢说：“是臣子。” 李孝伯说：“我们朝廷统辖万国，凡是天下的土地，没有谁敢不称臣。纵然是邻国的君主，为什么不能对邻国的臣子称诏呢？” 李孝伯又问张暢：“为什么要匆忙关闭城门、断绝桥梁？” 张暢说：“两位王爷因为魏帝的营垒还没有建立，将士们疲劳不堪，而我们有十万精锐士兵，人人都想为国效命，担心魏军轻易前来侵犯践踏，所以暂且关闭城门。等将士们休息好，然后再共同整治战场，约定日期交战。” 李孝伯说：“令行禁止，是主将的常规事务，应该用法令来规范事物，为什么要拆毁桥梁、关闭城门？困守在城中，又凭什么夸大说有十万士兵？我也有一百万匹良马，也可以用这个来夸耀。” 张暢说：“王侯设置险阻，哪里只是依靠法令而已。我如果要夸耀，就会说有一百万，之所以说十万，正是两位王爷身边平时蓄养的士兵罢了。这座城内有几个州的官员和百姓，工匠、士兵还没有计算在内。我们本来就是与人作战，不是与马的脚力作战。况且冀州以北的土地，是马匹生长的地方，你又凭什么用快捷的马匹来夸耀呢？” 李孝伯说：“王侯设置险阻，确实像你说的那样，但开合应该有常规，为什么要堵塞呢？断绝桥梁的用意，是什么道理？守城是你们所擅长的，野战是我们所擅长的；我们依靠马匹，就像你们依靠城池一样。” 城内有个叫具思的人，曾经到过京城，刘义恭派遣他去查看李孝伯，具思认出了李孝伯。具思上前问李孝伯：“李尚书一路辛苦了。” 李孝伯说：“这件事应该是我们彼此都清楚的。” 具思回答说：“正因为彼此都清楚，所以前来慰劳你。” 李孝伯说：“感谢你的深厚情意。”
城门打开后，张暢屏退随从、撤去仪仗，出城接受赏赐的物品。李孝伯说：“诏书下令把貂裘赐给太尉，骆驼、骡子、马匹赐给安北将军，葡萄酒以及各种食品将要与你们一同享用。” 张暢说：“两位王爷恭敬地告知魏帝，知道你想召见我们，我们也常常希望能当面拜见，但我们接受本国朝廷的任命，愧居藩属之位，臣子没有境外交往的道理，所以不能私下拜见。” 刘义恭献上一套皮裤褶，刘骏献上两器酒、一百根甘蔗。李孝伯说：“又有诏书说：‘太尉、安北将军，长久没有南方的消息，想必非常忧虑。如果想派遣使者传递消息，我会派人护送，如果需要骑兵，也会用马匹送他们。’” 张暢说：“这里的小路很多，使者日夜往返不断，不再为此劳累魏帝了。” 李孝伯说：“我也知道有水路，似乎被白贼阻断了。” 张暢说：“你穿着白色衣服，就称白贼吗？” 李孝伯大笑着说：“现在的白贼，似乎与黄巾、赤眉不同。” 张暢说：“黄巾、赤眉，不在江南。” 李孝伯说：“虽然不在江南，也离徐州不远。” 李孝伯说：“之前与安北将军通信，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还没有回复？” 张暢说：“两位王爷身份尊贵，距离遥远，向上启奏和接收消息都很困难。” 李孝伯说：“周公握着头发、吐出食物迎接贤才，两位王爷为什么偏偏以距离遥远为借口呢？” 张暢说：“握着头发、吐出食物，不是说对邻国的人这样。” 李孝伯说：“对本国尚且如此，对邻国更应该尽恭敬之道。况且宾客到来要有礼仪，主人应该以礼相待。” 张暢说：“昨天看到众多宾客到城门，并没有什么礼仪。” 李孝伯说：“不是宾客到来没有礼仪，只是主人匆忙，没有来得及准备接待宾客的礼仪罢了。” 李孝伯又说：“有诏书说：‘程天祚只是一个普通人，我确实知道他不是江南的杰出人才，最近在汝阳，他身中九枪，掉进溵水，我派人把他拉了出来。凡是骨肉分离的人，都希望团聚，听说他的弟弟在这里，为什么不派人让他暂时出来相见？不久就会让他回去，难道还会随便留下一个人吗？’” 张暢说：“知道你想让程天祚兄弟团聚，已经下令让他去了，但他坚决推辞不去。” 李孝伯说：“哪有子弟听说父兄来了却反而不肯相见的，这就连禽兽都不如。你们那里的风俗，怎么到了这种地步？”
世祖又派人赐予刘义恭、刘骏等人每人一领毡子，九种盐，以及胡豉。李孝伯说：“后续诏书说：‘这些盐，各有各的用途。白盐是食用盐，主上自己食用；黑盐治疗腹胀气满，取六铢研磨成末，用酒送服；胡盐治疗眼睛疼痛；戎盐治疗各种疮疡；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这四种，都不是食用盐。太尉、安北将军为什么不派人到我这里来？彼此的情况，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但至少可以见见我的大小，知道我的年纪，观察我的为人。’” 张暢说：“魏帝的情况，通过往来使者已经了解得很详细了，李尚书亲自奉命前来，不用担心彼此了解不全面，所以不再派遣使者。” 刘义恭献上十根蜡烛，刘骏献上一匹锦缎。
李孝伯说：“你是南方的士人，为什么穿着草鞋？你都穿这样的鞋，将士们会怎么想？” 张暢说：“作为士人，我确实感到很惭愧。但我以不擅长武功的身份接受任命，在军队之中，不能穿着宽松舒适的衣服。” 李孝伯说：“永昌王近来一直镇守长安，现在率领八万精锐骑兵直奔淮南，寿春也关闭城门坚守，不敢抵抗。之前送来刘康祖的首级，你们所见到的王玄谟，我非常了解，他也只是个平庸之辈罢了。为什么要如此重用他，以至于导致战败奔逃。我们从进入你们境内七百多里，主人竟然不能进行一次抵抗。邹山的险要地势，是你们所凭借的，我们的前锋刚一交战，崔邪利就吓得躲进洞穴，将士们把他倒着拉了出来。主上宽恕了他的性命，现在他就在这里。你们又为什么如此轻率，派遣马文恭到萧县，让他望风而逃。你们的百姓，对你们非常怨恨，说太平的时候，向我们征收租税布匹，到了危急关头，却不能拯救我们。” 张暢说：“知道永昌王已经越过淮南。刘康祖被他击败，最近有使者往来，并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王玄谟是南方的偏将，不能说是有才能，只是因为他是北方人，所以让他担任前锋向导罢了。大军还没有到达，而黄河的冰即将封合，王玄谟权衡利弊后率军返回，并不是失算，只是因为夜间回军，导致兵马惊慌混乱罢了。我们的悬瓠是个小城，陈宪是个小将，魏帝出动全国的军队围攻，几十天都没有攻克。胡盛之只是个偏将小帅，手下不到一千人，刚渡过翮水，魏国的君臣就奔逃溃散，仅仅得以逃脱。滑台的军队，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邹山的小据点，虽然有一点险要，但河畔的百姓，大多是新近归附的，刚开始仰慕我们的政教，奸盗之事还没有平息，只是派崔邪利去安抚他们罢了。现在虽然陷落了，对国家又有什么损失呢？魏帝用十万大军去制服一个崔邪利，还有什么值得说的？最近听说萧县的百姓都依靠山险自保，我们姑且派遣马文恭率领十队人马去迎接他们。马文恭之前率领三队人马出击，返回时直奔他们的大营。嵇玄敬率领一百艘战船抵达留城，魏军奔逃溃散。因为轻敌导致这样的结果，也不值得怜惜。我们王国境内的百姓，排列居住在河畔，两国交战，应当互相安抚。而魏军进入境内，事情出于意外，官府没有辜负百姓，百姓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知道你们进入境内七百多里没有遇到抵抗，这首先是因为太尉的神机妙算，其次是因为武陵王的英明谋略。军国要务，我虽然没有参与听闻，但用兵有天机和谋略，也不便告诉你。” 李孝伯说：“你凭借这些空谈，支吾应对，可以说是用遁词来掩饰自己的理屈词穷。况且主上不会围攻这座城池，会亲自率领大军直奔瓜步。如果南方的事情能成功，这座城池自然不用攻打；如果向南进军不顺利，彭城也不是我们想要的。我现在就要南下，想要到长江边饮马罢了。” 张暢说：“去留的事情，自然由你们做主。如果魏帝真能到长江边饮马，那就是没有天道了。” 李孝伯说：“从北方到南方，实在是人心所向、教化所及。到长江边饮马，难道只是天道吗？” 张暢将要返回城内，对李孝伯说：“希望平定天下的日子不远了，我们相见不会太久。你如果能回到宋朝，现在就是我们相识的开始。” 李孝伯说：“现在我要先到建业等待你了。恐怕到那时，你与两位王爷被反绑着前来请罪，没有时间顾及仪容了。”
李孝伯风度闲雅，应答如流，张暢和他身边的人都非常赞叹。世祖非常高兴，进封他为宣城公。
兴安二年，李孝伯出任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去世，高宗非常哀悼惋惜他。追赠他为镇南大将军、定州刺史，谥号为文昭公。
李孝伯体态气度恢弘高雅，明达政事，朝廷内外无论贵贱，都推崇敬重他。恭宗曾经启奏世祖广泛征召优秀人才，世祖说：“我有一个李孝伯，就足以治理天下了，何必再多找呢？即使再去寻访，像他这样的人又能找到吗？” 他受到的赏识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李孝伯性情方正谨慎、忠厚老实，每当朝廷大事有不妥之处，必定亲自写下奏章，直言进谏；如果世祖不采纳，他就会反复进谏，直到三次。他会把奏章的草稿销毁，家人都不能看到。在朝廷上议论事情时，他常常引经据典，遵循纲纪，如果有人上书言事，李孝伯会让他们畅所欲言，即使有人说得不对，他也始终不会压制指责。等到见到世祖时，他会陈述别人的长处，从不隐瞒别人的姓名而把功劳归于自己。所以士大夫们，都佩服他的雅正。自从崔浩被诛杀后，军国大事的谋划，都出自李孝伯。世祖对他的宠信仅次于崔浩，也把他当作宰辅来对待。他进献可行的建议、弥补朝政的缺失，这些事迹都没有显露出来，当时的人都不能知晓。他去世的时候，远近的人都为他哀伤。李孝伯的美名，传遍了远近各地。李彪出使江南，萧赜问他：“李孝伯和你关系远近？” 他被远方的人所知晓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李孝伯的妻子是崔赜的女儿，是个高明的妇人，生了一个儿子叫李元显。崔氏去世后，李孝伯娶了翟氏，但没有把她立为妻子。翟氏憎恨嫉妒李元显，后来遇到盗贼抢劫，李元显被杀害，世人都说这是翟氏所做的。李元显志向很高远，当时的人都为他哀伤惋惜。翟氏生了两个儿子，李安民、李安上，都有风度。
李安民，继承了寿光侯的爵位，担任司徒司马。去世后，追赠郢州刺史。他没有儿子，爵位被削除。
李安上，担任钜鹿太守，也很早就去世了。
李安民的弟弟李豹子，正光三年上书说：
我私下认为，酬劳有功之臣、奖赏劳苦之人，是国家永恒的制度；使灭绝的家族得以延续、使断绝的祭祀得以恢复，是圣明君主首先要做的事情。所以积累德行、多次尽忠的人，《春秋》允许宽恕他们十代子孙；建立功勋、彰显气节的人，朝廷会用山河发誓让他们的爵位永久传承。世祖太武皇帝，英明睿智出自天性，统辖天下；向东肃清辽海地区，向西平定玉门关以西，向北消灭漠北的敌人，向南到长江边饮马。我的亡父、前尚书、宣城公李孝伯，凭借深厚的根基和机遇，有幸遇到昌盛的时代，在宫中参与谋划，忠心耿耿地跟随皇帝，他的谋略计策，常常得到皇帝的采纳。当时太子监理国政，上奏请求征召贤才，皇帝下诏回复说：“我有一个李孝伯，就足以治理天下了，何必再多找呢？” 他受到的信任和待遇，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因此，他被赐予像八元、八凯那样的荣誉，被封为公侯爵位，诏书上说：“江阳巡视之时，他多次献上奇谋；六军大获全胜，他也有功劳。” 他在朝廷内外都为君主效力，受到的宠信和待遇非常优厚，正要进行重大的奖赏，世祖却去世了。世祖的灵柩刚刚迁移，他就被外派到名山大川任职。高宗年幼继承皇位，没有来得及追述他的功劳。
我命运多舛，先父去世，他的微小功绩还没有得到表彰，他的忠诚之志就永远被剥夺了，士大夫们都为他英年早逝而悲伤，朝廷内外都为他不能长寿而哀悼。我的亡兄继承爵位，没有儿子，爵位被削除。我常常想到祖宗的基业，内心悲痛欲绝。先父在前朝受到荣宠，功劳被记载在王府之中，却与普通人一样，爵位和封邑都被埋没废弃了。对照古代、衡量现在，我内心实在是万分痛苦。我私下认为朝廷的惯例：广川王元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人，都因为在前朝功勋卓著，家族断绝没有后代继承祭祀，有的让旁系亲属继承，有的允许弟弟袭爵，都传承了他们山河一般的功劳，留下了永世的奖赏。况且先父受到朝廷的信任，在军帐中运筹帷幄，功劳显著于朝廷内部，名声传播到境外。他的事情和功劳与这些人相等，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因此，汉朝奖赏韩信、英布，看重张良、陈平；魏国酬谢张辽、徐晃，不抛弃荀彧、郭嘉。现在这些家族在前朝都得到了追赏，而先父在圣明的时代却断绝了封爵，看到这些情况，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会永远遗憾。我看到正始年间，朝廷发布了关于存亡继绝的诏书，有褒奖贤才、回报功劳的旨意。熙平元年，已故任城王元澄请求的十件事情，恢复了过去的恩泽，成为一时的盛事，留下了旷世的典范。凡是做官的人，谁不感到庆幸？这大概是为了奖励劝勉现在的人，给万古留下榜样。况且刘氏的伪书，在我们国家流传，探究其中的诽谤之词，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他们前后派遣的使者，不书写姓名，也没有官职爵位。在《张暢传》中，简略叙述了先父与他的问答，虽然被修改、删减得差不多了，他们想要自我夸耀；但先父的高雅风韵难以掩盖，仍然被记载下来，不仅对当时有益，死后也彰显了国家的美好。请求陛下阅览这本书，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么我们这个衰落的家族，就能在一朝之间重新兴起，先父的在天之灵，也会在千年之后报答陛下的恩情。
最终，李豹子还是没有能够袭爵。
李孝伯的哥哥李祥，字元善。他继承了家族的学业，乡里的人都尊崇他。世祖下诏让州郡举荐贤良之人，李祥应举，对策符合皇帝的旨意，被任命为中书博士。当时南方还没有归附，世祖亲自出征，派遣尚书韩元兴率领部众从青州出兵，任命李祥为军司。军队攻占土地一直到陈汝地区，淮北有七千多户百姓前往军队投降，朝廷把他们迁到兗州、豫州的南部，设置淮阳郡来安抚他们，任命李祥为太守，加授绥远将军。前来归附的流民有一万多家，李祥鼓励他们耕种养蚕，百姓安居乐业。世祖嘉奖他，赐予他衣服和马匹。后来升任河间太守，有威严和恩德的名声。太安年间，被征召任命为中书侍郎，有一千多百姓上书，请求让他留任几年，高宗没有允许。李祥在任上去世，追赠定州刺史、平棘子，谥号为宪。
李祥的儿子李安世，年幼时就聪明有悟性。兴安二年，高宗召见侍郎、博士的儿子，选拔其中优秀的人想要任命为中书学生。李安世当时十一岁，高宗见他还小，召见询问他。李安世陈述祖父和父亲的事迹，条理非常清晰，高宗当即任命他为中书学生。高宗每次前往国学，常常单独召见他询问。下诏说：“你只要坚守这份学业，到长大以后不用担心不富贵。” 他在为父亲守孝期间，以孝顺闻名。天安初年，被任命为中散，因为温和机敏、恭敬谨慎，高宗亲近喜爱他。多次升迁后担任主客令。
萧赜派遣刘缵前来朝贡。李安世容貌俊美，举止得体，刘缵等人互相议论说：“没有君子，难道能治理好国家吗？” 刘缵等人称呼李安世为典客。李安世说：“夏、商、周三代的礼仪不同，五帝的音乐各异。怎么能用灭亡的秦朝的官职名称，来称呼我们大魏朝上国的官员呢？” 刘缵说：“历代名称不同，一共有多少种呢？” 李安世说：“周朝称为掌客，秦朝改为典客，汉朝命名为鸿胪，现在称为主客。你们不想效仿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却执着于灭亡的秦朝的官名。” 刘缵又指着方山说：“这座山距离燕然山有多远？” 李安世说：“也就像石头城距离番禺一样远。” 国家每当有江南的使者到来，常常拿出皇宫内府收藏的珍贵物品，让京城中富裕且喜欢华丽服饰的人家去贩卖，让使者随意交易。刘缵到金玉店铺询问价格，说：“北方的金玉非常便宜，大概是因为山川出产得多吧？” 李安世说：“圣明的朝廷不看重金玉，所以金玉的价格贱得如同瓦砾。另外，皇上的德行通于神明，山川不吝啬珍宝，所以没有河流不出产金子，没有山峰不出产玉石。” 刘缵起初打算大量购买，听到李安世的话后，感到惭愧就停止了。李安世升任主客给事中。
当时百姓因为饥饿而流离失所，豪强贵族大多掠夺占有土地。李安世上疏说：“我听说划分土地、规划田野，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制度；城邑与土地相互配合，是实现国家安定的根本。井田制和赋税制度的兴起，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可耕种和休耕的土地数量，都有明确的限制。大概是想要让土地不被荒废，百姓没有闲置的劳力。有权有势的家族，不能独自占有肥沃的土地；贫穷孤弱的人，也能有一定的土地份额。这是为了体恤那些贫穷卑微的人，抑制那些贪婪的欲望，均衡贫富之间的差距，让百姓都纳入户籍管理。我私下看到州郡的百姓，有的因为年成不好而流离迁徙，抛弃卖掉田宅，漂泊居住在异乡，时间长达几代人。三长制建立后，他们才开始返回故乡，但是房屋、水井已经荒废毁坏，桑树、榆树也已经被更换种植。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容易产生假冒欺诈的情况。强大的宗族豪门，肆意侵夺欺凌，远处援引魏晋时期的家族，近处引用亲戚故旧作为凭证。又因为时间渐渐久远，乡里的老人也被迷惑，虽然证据很多，但都不可采信。各自依附亲近的人，互相之间各有长短，双方的证据都具备了，听审的人仍然犹豫不决，争讼之事拖延不决，长达多年不能判决。肥沃的田地被丢弃而不耕种，柔嫩的桑树枯萎而不采摘，心存侥幸的人兴起，繁多的案件发生。想要让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年年有储备，怎么能够实现呢！我认为现在虽然井田制难以恢复，但应该重新丈量土地，明确丈量的方法；让土地的分配有标准，劳力与产业相匹配，贫穷的百姓能够获得维持生计的产业，豪强贵族没有多余的土地来囤积。这样，无私的恩泽，就能均匀地遍及万民；财富就会像山丘一样，家家户户都能有积蓄。另外，那些争夺的田地，应该限定年限来判决，事情久远难以查明的，全部归现在的主人所有。这样，那些虚妄欺诈的人，就会断绝觊觎的念头；安分守己的人，就会永远避免被侵夺。” 高祖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后来的均田制就是由此产生的。
李安世出任安平将军、相州刺史、假节、赵郡公。他鼓励百姓耕种养蚕，禁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对于西门豹、史起这样对百姓有功劳的人，他为他们修缮庙堂。他上表举荐广平人宋翻、阳平人路恃庆，这两个人都是朝廷的贤能之士。起初，广平人李波，宗族势力强大，残害掠夺百姓。前刺史薛道扌剽亲自前往讨伐他，李波率领他的宗族抵抗，大败薛道扌剽的军队。于是李波的宗族成为逃亡之人的聚集地，对公家私家都造成了祸害。百姓为此编了歌谣：“李波的小妹妹名叫雍容，撩起裙子追赶马匹像卷蓬一样轻快，左手射箭、右手射箭必定射中双靶。妇女尚且如此勇猛，男子又怎么能抵挡呢！” 李安世设下计谋引诱李波以及他的子侄三十多人，在鄴市将他们斩首，境内从此安定下来。后来因为生病被免职。太和十七年在家中去世。李安世的妻子是博陵人崔氏，生了一个儿子叫李瑒。崔氏因为嫉妒凶悍被休弃，李安世又娶了沧水公主，生了两个儿子：李谧、李郁。
李瑒，字琚罗。他广泛阅读历史传记，很有文才，气度豪爽，在当时以刚强正直著称。延昌末年，担任司徒行参军，升任司徒长兼主簿。太师、高阳王元雍上表举荐李瑒为自己的朋友，担任正主簿。
当时很多百姓断绝后代去做和尚。李瑒上书说：“礼仪是用来教化世人的，法律是用来引导未来的，它们的用途不同，流传的范围也不同。所以三千种罪行，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了，不孝之中最大的，没有超过断绝后代的。既然如此，那么断绝后代的罪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怎么能轻易放纵违背礼仪的行为，而任由他们去信奉佛法呢？即使是佛法，也不应该这样，假如允许这样做，也必须用礼仪来约束。一个人如果父母年老，却抛弃家庭、断绝赡养，既不符合人情事理，尤其违背礼仪之情，埋没了人伦大道，而且违背了国家的法令。既缺失了当世的礼仪，却追求来世的好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说得非常透彻，也很完备了。怎么能抛弃堂堂正正的政教，而去追随鬼神之教呢！另外，现在南方还没有平定，各种徭役仍然繁多，百姓的心中，大多想要逃避徭役。如果再听任他们去做和尚，恐怕会抛弃孝慈之道，家家户户都会这样。” 沙门都统僧暹等人对李瑒所说的 “鬼教” 感到愤怒，认为李瑒诽谤毁坏佛法，哭着向灵太后诉说，太后责备了李瑒。李瑒为自己辩解道：“我私下想要使佛法清明，让僧俗都能通达，不敢排斥抛弃真正的学问，随意诽谤诋毁。况且‘鬼神’这个名称，都能通达神灵，出自历代的正式典籍，叙述三皇五帝，都称他们为鬼。天地称为神祇，人死之后称为鬼。《易经》说‘知鬼神之情状’；周公自我赞美，也说‘能事鬼神’；《礼记》说‘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因此，显明的称为堂堂正正的政教，幽暗的称为鬼神之教。佛不是天也不是地，本来出自人间，顺应时世、引导风俗，他的教义幽深隐蔽，称之为鬼教，我认为这并不是诽谤。况且内心没有恶意，把佛法作为教义的人，只不过是没有通达佛法的众多玄妙之处罢了。” 灵太后虽然知道李瑒的话是公允的，但还是不能违背僧暹等人的意愿，仍然罚了李瑒一两金子。
李瑒转任尚书郎，加授伏波将军。跟随萧宝夤西征，任命李瑒为统军，假宁远将军。李瑒在乡里德行深厚，招募了一批勇猛的人，愿意跟随他的有几百名骑兵，李瑒倾尽家产救济他们，率领他们向西讨伐。萧宝夤见到李瑒到来，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从远方来，我的事情就成功了。” 所以他的部下每次作战都有战功，军中称他们为 “李公骑”。萧宝夤又启奏任命李瑒为左丞，仍然担任别将，军事机密和军政事务，都让他参与决策。萧宝夤又启奏任命他为中书侍郎。返回朝廷后，被任命为镇远将军、岐州刺史，因为推辞不赴任而被免职。建义初年，在河阴遇害，当时四十四岁。起初追赠镇东将军、尚书右仆射、殷州刺史；太昌年间，重新追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
李瑒洒脱不羁，有远大的志向，喜欢饮酒，对亲戚朋友非常厚道，常常对弟弟李郁说：“士大夫做学问，能博览古今就可以了，何必专门研究一经而成为老博士呢？” 他与弟弟李谧特别友爱，李谧在乡里去世后，李瑒哭得气绝，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几天没有吃饭，一年之内，身体憔悴不堪。人们都为他哀叹。李瑒有三个儿子。
长子李义盛，武定年间，担任司徒仓曹参军。
李瑒的弟弟李谧，字永和。他的事迹记载在《逸士传》中。
李谧的弟弟李郁，字永穆。他喜爱学习，性格沉静，博览通晓经史典籍。从著作佐郎升任广平王元怀的朋友，元怀对他非常礼遇。当时学士徐遵明在太行山以东讲学，学生非常多，元怀征召徐遵明到府中，让李郁向他询问五经的义理体例十多条，徐遵明只回答了几条而已。李郁逐渐升任国子博士。自从国学建立以来，各位博士大多不讲解授课，从早到晚教授学生的，只有李郁一人。他谦虚文雅、宽厚待人，很有儒者的风范。升任廷尉少卿，加授冠军将军，转任通直散骑常侍。建义年间，因为哥哥李瑒去世，于是抚养孤儿侄子，返回乡里。永熙初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兼都官尚书，不久兼任给事黄门侍郎。永熙三年春天，在显阳殿讲解《礼记》，皇帝下诏让李郁手持经书讲解，他的解说源源不断，各种诘难纷纷而来，他却没有停止谈笑。出帝以及各位王公大臣凡是参与听讲的，没有不赞叹的。不久因病去世，追赠散骑常侍、都督定冀相沧殷五州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定州刺史。
李郁的儿子李士谦，担任仪同开府参军事。
李冲，字思顺，是陇西人，敦煌公李宝的小儿子。他年幼时父亲去世，被大哥荥阳太守李承抚养教诲。李承常常说：“这个孩子的器量非同寻常，将会成为家族的寄托。” 李冲深沉文雅、胸怀宽广，跟随哥哥到任所。当时州郡长官的子弟大多侵害骚扰百姓，随意索取抢夺，只有李冲和李承的长子李韶清正廉洁、光明磊落，没有任何索取，当时的人都赞美他们。
显祖末年，李冲担任中书学生。他善于与人交往，不随意嬉戏胡闹，同辈人都敬重他。高祖初年，按照惯例升任秘书中散，掌管宫中的文书事务，因为他处事严谨、机敏聪慧，逐渐受到宠信和优待。升任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
以前没有三长制，只设立宗主督护，所以百姓大多隐瞒户口，有的五十家、三十家才编成一户。李冲认为用三正来治理百姓，由来已久，于是创立三长制并上奏朝廷。文明太后阅览后称赞这个制度好，召见公卿大臣商议。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人说：“李冲请求设立三长，是想要把天下统一用一种法令治理。话说得似乎可行，但实际上难以推行。” 郑羲又说：“如果不相信我的话，只管试一试。事情失败之后，就会知道我的话不是荒谬的。” 太尉元丕说：“我认为这个法令如果推行，对国家和私人都有好处。” 大臣们都说现在是农忙时节，核查登记户口，新旧户口还没有分清，百姓一定会劳累怨恨。请求过了今年秋天，到冬天农闲的时候，再慢慢派遣使者去推行，这样更为合适。李冲说：“百姓，是愚昧的，只能让他们按照命令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如果不趁着征收赋税的时候推行，百姓只知道设立三长、核查户口的劳苦，却看不到平均徭役、减少赋税的好处，心中一定会产生怨恨。应该趁着征收赋税的月份，让百姓知道赋税的公平。他们既了解了这件事，又得到了好处，顺应百姓的意愿，事情就容易推行。” 著作郎傅思益进言说：“民间的习俗不同，地势的险要平坦也不一样，九品差调的制度，已经实行了很久，一旦改变法令，恐怕会造成混乱。” 太后说：“设立三长，那么赋税征收就有了固定的标准，徭役分配也有了固定的份额；被豪强荫庇的户口可以显现出来，心存侥幸逃避赋税的人可以得到制止。为什么不可以推行呢？” 群臣的议论虽然有分歧，但只是认为改变法令困难，没有其他不同的意见。于是设立三长，国家和私人都从中受益。
李冲升任中书令，加授散骑常侍，仍然担任给事中。不久转任南部尚书，被赐予顺阳侯的爵位。李冲受到文明太后的宠爱，恩宠日益深厚，每月得到的赏赐多达几十万，进爵为陇西公，太后还秘密送给他珍贵的宝物和宫中的器物来充实他的府邸，外人都不知道。李冲家一向清贫，从这时开始成为富裕人家。但他以谦虚自守，积累了财富又能散发给别人，从亲戚宗族，到乡里百姓，没有不得到他的恩惠的。他虚心待人，关心那些贫困孤苦的人，那些衰败、年老、沉沦、屈居下位的人，通过他得到提拔任用的也有很多。当时的人都因此称赞他。
起初，李冲的哥哥李佐与河南太守来崇同时从凉州进入魏国，两人一向有小小的嫌隙。李佐趁机罗织来崇的罪名，来崇在狱中饿死。后来来崇的儿子来护又举报李佐的贪赃之罪，李佐和李冲等人都因此被囚禁，恰逢大赦才被释放，李佐对来护非常怨恨。等到李冲显贵之后，总领朝廷内外事务，来护担任南部郎，深怕被李冲陷害，常常请求退避，而李冲每次都安慰他。后来来护因为贪赃罪被查处，担心自己一定不能免罪。李冲于是详细上奏了与来护之间过去的嫌隙，请求宽恕他，来护才得以不被治罪。李冲的堂外甥阴始孙孤苦贫穷，经常往来李冲家，就像对待子侄一样。有人想要求官，通过阴始孙送马给李冲，阴始孙就接受了马却没有为这个人说话。后来阴始孙找了个借口，把这匹马借给李冲，送马的人见到李冲骑着自己的马却没有得到官职，后来就自己向李冲陈述了事情的始末。李冲听说后，非常吃惊，抓住阴始孙并把事情的经过上奏朝廷，阴始孙被处死。他身处要职却能自我约束，不记恨过去的恩怨，都像这样。
当时遵循旧例，王公重臣都直呼其名，高祖常常称呼李冲为 “中书” 而不直呼他的名字。文明太后去世后，高祖在守丧期间召见李冲，对他的接待更加优厚。等到商议礼仪律令，润色辞藻，确定轻重等级，高祖虽然亲自动笔，但没有不咨询李冲并由他决定的。李冲忠心耿耿地侍奉皇上，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全部上奏的，出入宫廷勤劳不懈，在神色上都能表现出来；即使是老臣皇亲国戚，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他，没有人不佩服他的英明决断和谨慎周密而真心归附。于是天下人心一致，即使是远方的人听到消息，也都推崇他的奇才。高祖也非常信任依靠他，对他更加亲近敬重，君臣之间，情义深厚。等到改革官制，设立五等爵位，让李冲参与制定典章制度，封他为荥阳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任命他为廷尉卿。不久升任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东宫建立后，任命他为太子少傅。高祖起初依照《周礼》，设置夫人、嫔的等级，把李冲的女儿立为夫人。
高祖下诏说：“从前轩辕黄帝诞生并统治天下，开创了房屋的建造；历经夏、商、周三代，兴起了宫殿楼阁的样式。然而用茅草盖屋、以泥土为台阶，在上古时代彰显德行；高楼大厦，在中古时代尊崇威严。这确实是因为文采与质朴适宜不同的时代，华丽与简朴适合不同的礼仪。因此周成王继承基业，在东都营建明堂；汉高祖兴起，在咸镐建造未央宫。大概都是为了尊崇皇威，彰显帝德，难道是喜欢奢侈、厌恶节俭，随意耗费民力吗？我们大魏皇朝顺应天命，继承皇位，一心致力于统一天下，还没有闲暇建造宫殿，宫殿的规模，很不适当。太祖开创基业时，虽然大致有了规划，但从那以后，又多次营建修改。到了正月初一举行庆典、招待万国使臣的时候，前来观光的使者，看到宫殿的规模有所欠缺。我以微薄的德行，侥幸继承大业，恰逢太平盛世，事情正处于昌盛之时，应该遵循长远的规划，建造这些宫殿。指导规划的事情，平时已经明确；明堂、太庙，往年已经建成。又凭借往年的丰收积蓄，趁着百姓安居乐业的时机，准备在今年春天营建正殿。违背时令动工，我心中感到不安。但北方地区寒冷，情况与南方不同，如果不趁着春天动工，到夏天完成，那么大规模建造高大的地基，就无法完成。成就事业，非委托贤才不可；改革制度、规划蓝图，非任用有能力的人不可。尚书李冲胸怀渊博，谋划深远，可以兼任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元亮，可以与将作大匠一起监督营建修缮。那些拆旧建新的事宜，修复太极殿的规制，我会另外加以指示。”
高祖向南征伐，加授李冲为辅国大将军，率领部众随从。从都城出发到洛阳，一直阴雨连绵，仍然下诏六路大军出发。高祖穿着军装手持马鞭驾驭马匹而出，群臣在马前叩首劝谏。高祖说：“长驱直入的计策，朝廷已经谋划确定，现在大将军进军，你们还想说什么？” 李冲进言说：“我们不能在军帐中击退敌人，坐着制服天下，而让南方有窃取皇位的奸贼，这实在是我们的罪过。陛下因为文字和车轨还没有统一，亲自劳累圣驾，我们确实想为国捐躯，在战场上效命。但是自从离开都城以来，阴雨不断，士兵马匹都疲惫不堪，前方的路途还很遥远，水涝灾害又很严重。况且伊洛地区境内，小河尚且难以通行，更何况长江浩瀚无边，远在南方边境。如果建造战船，必然会停滞不前，军队疲惫、粮食匮乏，进退两难，怜惜士兵的伤亡而撤军返回，在道义上是恰当的。” 高祖说：“统一天下的心意，之前已经详细论述过了。你们只是以阴雨为困难，然而天时也大致可以预料。为什么呢？夏天已经炎热干旱，秋天所以雨水多，初冬时节，天气必然会晴朗。等到下个月的十天之内，如果雨水还不停，这是天意，如果从现在开始放晴，进军就没有妨害。古代不讨伐有丧事的国家，是指诸侯之国，不是指帝王统一的天下。我们已经到了这里，怎么能停止进军呢？” 李冲又进言说：“现在的这次行动，天下人都不愿意，只有陛下想要这样做。汉朝的史书说：我独自骑着千里马，最终能到达哪里呢？我心中有想法但表达不出来，斗胆以死请求陛下停止进军。” 高祖大怒说：“我正要治理天下，统一天下，而你们这些儒生，多次怀疑重大的谋划，刑罚有常规，你们不要再多说了！” 挥鞭策马将要出发。这时大司马、安定王元休，兼左仆射、任城王元澄等人一起恳切地哭着劝谏。高祖于是告知群臣说：“现在的行动规模不小，如果行动而没有成功，怎么向后人交代？如果想要撤军，就无法流传千古。我想到远祖，世代居住在北方荒漠地区，违背众人的意愿向南迁徙，从而享受无穷的美好，难道是他们没有留恋故土之心，轻易抛弃祖先的陵墓和土地吗？现在的君子，难道只有怀念故土的情怀吗？应该是因为天道由人主宰、帝王大业必须完成的缘故。如果不向南进军，就应当把都城迁到这里，在中原地区建都，这也是时机成熟了，王公大臣们认为怎么样？商议的结果，不能反悔。想要迁都的站在左边，不想要迁都的站在右边。” 安定王元休等人纷纷站到右边。南安王元桢进言说：“愚昧的人在事情成功后还不明白，聪明的人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就已经预见。推行至高德行的人不与世俗之人商议，成就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谋划，非凡的人才能做非凡的事情。开拓神都来延续帝王大业，在中原地区选择都城，周公在前开创，陛下在后实行，本来就是恰当的。况且天下最重要的，没有比皇宫更重要的了，人最宝贵的，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了。请求上安圣体，下慰民望，在中原建都，停止南方的征伐。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百姓的幸事。” 群臣都高呼 “万岁”。
高祖起初谋划向南迁徙，担心众人留恋旧土，于是表面上表示要大举南伐，借此来稳定众人的情绪，对外名义上是南伐，实际上是迁都。旧臣们留恋故土，大多不愿意迁都，又害怕南征，没有人敢说话，于是定都洛阳。李冲对高祖说：“陛下正在遵循周公的制度，在成周定都。然而营建六座寝宫，不能让皇上在外面巡游等待完工；修筑城墙，难以在行军途中完成。希望陛下暂时返回北都，让臣子们负责建造，工程完成后，然后准备礼仪文物，伴随着玉銮的声响，按时向南迁徙，在中原地区确立规制。” 高祖说：“我将要巡视州郡，到鄴城短暂停留，春天开始就返回，不适合返回北都。” 于是没有返回北都。不久任命李冲为镇南将军，仍然担任侍中、少傅，把营建都城的任务托付给他。改封他为阳平郡开国侯，食邑和之前一样。
高祖向南征伐，任命李冲兼左仆射，留守洛阳。高祖渡过淮河后，另外下诏让安南大将军元英、平南将军刘藻讨伐汉中，征召雍州、泾州、岐州的士兵六千人准备戍守南郑，攻克城池后就派遣他们前往。李冲上表劝谏说：“秦州地势险要，与羌夷接壤，自从西路军队出征后，粮草援助不断，加上氐胡叛乱，到处都需要奔赴救援，运送粮草、穿着铠甲作战，至今没有停止。现在又预先派遣戍卒，准备驻守在山外，虽然给予了优厚的待遇，恐怕仍然会让他们感到惊恐，如果最终不能攻克城池，只是白白惊动百姓，与胡夷勾结，事情可能难以预料。我已经按照诏书的意思秘密下令给刺史，等军队攻克南郑城后，再派遣戍卒，按照我的愚见，这样仍然不够。为什么呢？西路路途险要，只有一条小路长达千里。现在想要在远离边界的地方驻守，孤立地占据敌人的要道，敌人进攻时不能迅速救援，粮食耗尽时不能运送粮草。古人说：‘虽然鞭子很长，也打不到马的肚子’，南郑对于我国来说，实在就是马的肚子。况且古人攻伐，有的城池投降了却不占领；仁君用兵，有的安抚百姓却放弃土地。况且帝王的行动，意在拯救百姓；夷寇防守，意在珍惜土地。比较这两种道义，德行有深浅之分。陛下的恩惠名声已经远扬，何必急于夺取一座城池呢？况且魏国的疆域已经覆盖了九州的八个，臣服的百姓已经达到十分之九。还没有臣服的，只有漠北和江南地区罢了。这些地方近在咫尺，何必急于在今天攻取呢？应该等待开拓更大的疆土，攻占更多的城池聚落，多积累物资粮草，粮食充足能够抵抗敌人，然后再设置邦国、任命将领，进行吞并的行动。现在钟离、寿阳，近在眼前却没有攻克；诸城、新野，一步之遥却没有投降。已经攻克的城池放弃而不占领，已经投降的百姓安抚后却又杀戮。东路的城池尚且不能用近处的兵力防守，西路的边境怎么能用远处的军队固守呢？如果真的想要设置戍守，我担心最终会资助敌人。另外，现在在中原建都，与敌人的疆域接壤，正需要大量招募敢死之士，平定江南地区。轻易派遣少量兵力，让他们陷入绝境而被消灭，恐怕以后出征的时候，众人会因为留守而感到恐惧，想要让他们拼死效命，就不容易做到了。由此看来，不设置戍守是最好的选择。” 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
高祖返回都城，召见李冲等人，对他们说：“本来之所以设置很多官员，是担心尚书令、仆射懦弱无能，各种事务拖延积压。如果君主英明独断，那么权力就会过分集中。现在我虽然不能说是英明，但也不是昏庸无能，你们虽然不是大贤之人，但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暂且可以在一两年内，减少官员的设置。”
高祖从鄴城返回京城，在洪池泛舟，从容地对李冲说：“我想要从这里开凿渠道通往洛阳，向南征伐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从这里进入洛阳，从洛阳进入黄河，从黄河进入汴水，从汴水进入清水，一直到淮河？下船作战，就像打开家门作战一样，这是军国的重大计谋。现在如果开凿渠道需要两万人以下、六十天能够完成，就应该逐渐修建。” 李冲回答说：“如果这样，士兵就没有长途跋涉的劳累，作战时就有以一当十的力量。” 李冲升任尚书仆射，仍然兼任少傅。改封清渊县开国侯，食邑和之前一样。等到太子元恂被废黜，李冲被免去少傅的职务。
高祖在清徽堂召见公卿大臣，高祖说：“圣人最宝贵的，是地位和功劳，所以功成之后创作音乐，天下安定后制定礼仪。现在迁都到天下的中心，在嵩洛地区建立都城，虽然大规模的建筑还没有完成，但大致的条理已经具备。只是南方还有没有臣服的奸贼，加上凶蛮之人近在咫尺，我日夜忧愁叹息，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攻取南方的计策已经确定，我出征的谋划也已经决定。如果依照近代的惯例，那么天子就应该在深宫之中垂帘听政；如果依照上古的制度，那么君主就应该亲自出征，这样国运可以延续七百年。魏晋时期不进行征伐，很快就灭亡了，国运的长短，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征伐。现在只是出征的日期还没有确定。能够洞察事物征兆的人是神明，我既然不是神明，怎么能知道呢？而近来阴阳占卜的人，都劝我现在出征一定能取胜。这既然是国家的大事，应该让君臣各自尽情发表意见，不能因为我先说了，就犹豫不决，私下里有不同的看法。” 李冲回答说：“征战的方法，首先要考虑人事，然后再进行占卜。现在占卜虽然吉利，但恐怕人事还没有准备好。今年秋天的收成，比往年有所减少，加上京城刚刚迁都，各项事业还没有稳定，再加上征战，我认为不可以。应该等到明年秋天。” 高祖说：“仆射的话，并不是不合适。我心中所忧虑的，是国家的安危。然而敌人近在咫尺，不应该自我安逸，理应这样做。仆射说人事没有准备好，也不一定是这样。我十七年前，率领二十万大军，出行却没有超出京城周围，这是人事方面的准备非常充分，但天时不利。往年抓住时机，天时是合适的，但人事方面有欠缺，又导致没有取胜。如果等待人事准备好，又没有了合适的天时，怎么办呢？按照仆射的话，就永远没有征伐的道理了。我如果秋天出征没有取胜，你们三位就一起交给司寇治罪。不能不人人尽心竭力。” 商议结束后众人退出。
后来世宗被立为太子，高祖在清徽堂设宴。高祖说：“皇储是继承天地人三才、彰显七位祖先的人，这是万民喜悦、天人同庆的事情，所以邀请你们来参加这个宴会，来抒发喜悦的心情。” 高祖又说：“天地的规律，是有盈有亏，哪里有永远太平的呢？天道尚且如此，更何况人事呢？所以有升迁有贬黜，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哀悼过去、喜悦现在，我实在是深有感慨。” 李冲回答说：“太子继承皇位，百姓都很幸运。但我之前有幸担任太子的师傅，却不能辅助协调，对上有愧于天地日月，承蒙陛下的宽厚包容，能够参加这个宴会，心中既庆幸又惭愧。” 高祖说：“我尚且不能改变太子的昏庸，师傅又何必愧疚道歉呢。”
后来尚书省对元拔、穆泰的罪行有疑问，李冲上奏说：“前彭城镇将元拔与穆泰一起谋反，他的养子降寿应该跟随元拔治罪。而太尉、咸阳王元禧等人，认为法律条文规定养子犯罪，父亲以及兄弟不知情的不连坐。我仔细审查法律的本意，因为养子与父亲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与兄弟没有同胞之情，亲疏厚薄已经不同，所以刑法典中有减轻的规定；因此养子虽然犯罪，而父兄不连坐。但是父兄犯罪，养子不知道谋划，换个角度来看，情理是一样的，难道唯独养子要连坐吗？道理上本来就不应该这样。我认为：依据法律条文，养子不因为生父犯罪而连坐，那么就应该因为养父犯罪而连坐，这是很明确的。另外法律只说父亲不因为儿子犯罪而连坐，没有说儿子不因为父亲犯罪而连坐，这应当是尊崇尊贵、激励卑贱的意思。元禧等人认为：‘法律虽然没有明确写明，但可以通过互文来确立制度，对于乞讨来的儿子，列举了父亲犯罪的情况，对于养子，就可以看出儿子要连坐，这是互文的用法。互文的用法明确了两种情况，那么养子就不应该连坐。如果是嫡子继承家业，养子与亲生儿子相同，那么父子应该同等对待，只说明父亲不连坐。况且关于继养的注释说：如果有其他规定，不按照这个法律执行。另外法令条文说：凡是有封爵的人，如果没有亲生儿子，等到他去世后，即使有养子继承，封国也会被削除，不能世袭。这就是有福的时候轮不到养子，有罪的时候养子却要连坐。事情和情理相同，律令的意思却相互矛盾。我揣度法律的本意，一定不是这样的。’我李冲认为：按照法律条文的例子来寻找，降寿的罪行是没有疑问的，按照法令的情理来判断，也大致相同。” 高祖下诏说：“仆射的议论，依据法律是明确的；太尉等人的议论，是对典章制度的曲解。养子之所以要连坐，是因为他已经脱离了生父的家族，所以不能再得到生父家族的庇护。他独自有什么福气，能够长期逃脱罪责？封国不能世袭，是因为重视封爵，特意设立的制度，是因为上天断绝了他的后代，所以推而广之削除封国罢了，难道还要回报刑罚和奖赏吗？在这个案件中，降寿应当处死，但可以特别宽恕他。”
李冲机敏聪慧，有巧妙的构思。北京的明堂、圆丘、太庙，以及洛阳都城最初的奠基，确定郊祀的地点，新建的殿堂寝宫，都依靠李冲的规划。他勤奋努力、精力充沛，孜孜不倦，白天处理公文，同时还要兼顾建筑的设计，桌上堆满了文书，手中拿着刻刀等工具，始终不感到劳累厌烦。然而他显贵之后，致力于让六亲受益，兄弟子侄，都有爵位官职，一家人每年的俸禄，有一万多匹布帛；凡是他的亲戚，即使是痴呆耳聋的人，也无不超越等级得到官职。当时的舆论也因此轻视他。
李冲才四十岁，鬓角和胡须就已经花白，但容貌丰满俊美，没有衰老的迹象。李彪入京的时候，孤苦无依、没有援助，但他自立自强、与众不同，因为李冲喜欢贤才，所以倾心归附李冲。李冲也看重他的才能和学问，以礼相待并接纳了他，常常向高祖举荐他，在公在私都帮助他。等到李彪担任中尉兼尚书，受到高祖的赏识和优待，就认为不再需要依靠李冲了，反而开始轻视背弃他，只在公共场合整理衣袖表示礼貌，不再有敬重的意思。李冲对此非常怨恨。后来高祖向南征伐，李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一起因为李彪傲慢无礼，于是把他囚禁起来。他们上奏弹劾李彪的罪状，奏章是李冲亲自写的，家人都不知道，言辞非常激烈恳切，同时也弹劾自己。高祖阅览了他的奏章，叹息了很久，然后说：“李彪可以说是骄傲自满到了极点，仆射也可以说是盛极而衰了。” 李冲当时非常愤怒，多次斥责李彪前后的过失和悖逆行为，怒目圆睁、大声呼喊，摔碎了桌案。他把所有的御史都抓起来，让他们磕头、反绑双手，肆意辱骂。李冲一向性情温柔，却因为一时的暴怒，于是发病变得恍惚不安，言语错乱，仍然捶胸顿足、大声辱骂，称李彪是小人。医药无法治疗，有人说他肝脏破裂。十多天后就去世了，当时四十九岁。高祖在悬瓠为他举行哀悼仪式，悲痛地哭泣，不能自已。下诏说：“李冲性情忠贞平和，以德行道义立身，从家庭中接受教诲，以清白的品德彰显于国家。太和初年，我年幼，很早就把机密事务托付给他，他确实有助于当时的政务。迁都瀍洛地区，朝廷的选拔任用变得清明，他升任尚书仆射，负责朝廷的出纳事务。他忠诚恭敬、温柔明达，足以作为圣明的典范，他仁爱谦恭、诚信宽厚，深得民心。可以说是国家的贤臣，朝廷的希望。正要提升他的官职和俸禄，来表彰他的功劳和旧情，他却突然去世，我心中悲痛不已。既然他留下了功绩应该晋升，加上他的善良和旧情应该褒奖，可以追赠他为司空公，赐予东园秘器、朝服一套、衣服一件，赠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蜡三百斤。” 有关部门上奏请求谥号为文穆。把他安葬在覆舟山，靠近杜预的坟墓，这是高祖的意思。后来高祖从鄴城返回洛阳，路过李冲的坟墓，身边的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高祖卧病在床，望着坟墓，哭泣了很久。下诏说：“司空文穆公，德行是当时的楷模，功劳铭记在我的心中，不幸去世，坟墓安在邙岭，我返回京城路过覆舟山，亲自看到他的墓地，思念他的仁爱、怀念旧日的情谊，我的心中感到悲痛。可以派遣太牢祭祀，来表达我的思念之情。” 等到与留在京城的百官相见，都讲述了李冲去世的原因，说到动情处流下眼泪。高祖得到留台的奏报，知道了李冲的病情，对右卫将军宋弁说：“仆射执掌国家的机要，总领朝廷事务，自身清廉节俭，受到宠信已经很久了。我因为他仁爱明达、忠诚高雅，把台司的重任托付给他，让我出征在外没有后顾之忧，突然遭遇这样的灾祸，我心中非常悲痛感慨。” 他对李冲的痛惜到了这样的程度。
李冲有兄弟六人，出自四位母亲，彼此之间很不和睦。等到李冲显贵之后，封爵、俸禄和赏赐都与兄弟们共享，内外亲属都和睦相处。父亲去世后，他们一起居住了二十多年，到洛阳后才分开居住，但仍然相互友爱，长久没有隔阂。这都是李冲的德行所致。起初李冲受到私下的宠信时，他哥哥的儿子李韶常常面带忧虑，担心他会招致倾覆败亡。后来李冲的荣誉和名声日益显著，李韶才逐渐安心。而李冲光明正大地担任官职，把国家大事当作自己的责任，自始至终，没有回避屈服过。他顺应时势、推动变革，都像这样。他的儿子李延寔等人的事迹，记载在《外戚传》中。
史臣说：燕赵地区确实有很多奇才异士。李孝伯的风范和见识谋略，大概远远超过常人。世祖性情多疑、严厉果断，崔浩已经被诛杀。而李孝伯能够进入朝廷参与机密事务，外出掌管政务，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措施，没有任何破绽可以寻找，所以能够从容地受到信任和待遇，从开始到结束都成就了功名。他的智慧和才能本来就很优异吧？李安世的见识和才能通达高雅，是当时有才干的贤良之士。李瑒因为豪爽杰出而显达，李郁因为渊博的儒学而闻名。李冲早年就受到宠信，进入朝廷成为君主的亲信，他的风度和见识、学业，本来就是当时的杰出人才。最终与圣明的君主契合，辅佐太和年间的大业，位居尚书仆射，担当国家的栋梁，德行惠及家族，功劳彰显于王室。可以说是北魏的开国功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