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夸冯亮李谧郑修
盖兼济独善，显晦之殊，其事不同，由来久矣。昔夷齐获全于周武，华矞和不容于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许以激贪之用；督其迹者，以为束教之风。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丧，忘怀累有。比夫迈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浇浮，淳风殆尽，锥刀之末，竞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离俗，望古独适，求友千龄，亦异人矣。何必御霞乘云而追日月，穷极天地，始为超远哉。今录眭夸等为《逸士传》。
眭夸，一名昶，赵郡高邑人也。祖迈，晋东海王越军谋掾，后没石勒为徐州刺史。父邃，字怀道，慕容宝中书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节，耽志书传，未曾以世务经心。好饮酒，浩然物表。年二十遭父丧，须鬓致白，每一悲哭，闻者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顺愿与之交，夸拒而不许。邦国少长莫不惮之。
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浩为司徒，奏征为其中郎，辞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与浩相见，延留数日，惟饮酒谈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论屈之，竟不能发言。其见敬惮如此。浩后遂投诏书于夸怀，亦不开口。夸曰：“桃简，卿已为司徒，何足以此劳国士也。吾便于此将别。”桃简，浩小名也。浩虑夸即还。时乘一骡，更无兼骑，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冀相维絷。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浩知而叹曰：“眭夸独行士，本不应以小职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复路，吾当何辞以谢也。”时朝法甚峻，夸既私还，将有私归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无坐。经年，送夸本骡，兼遗以所乘马，为书谢之。夸更不受其骡马，亦不复书。及浩诛，为之素服，受乡人吊唁，经一时乃止。叹曰：“崔公既死，谁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辞义为时人所称。
妇父钜鹿魏攀，当时名达之士。未尝备婿之尝，情同朋好。或人谓夸曰：“吾闻有大才者必居贵仕，子何独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论》以释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会者如市。无子。
冯亮，字灵通，南阳人，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之甥也。少傅览诸书，又笃好佛理。随道恭至义阳，会中山王英平义阳而获焉。英素闻其名，以礼待接。亮性清净，至洛，隐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时展勤。及英亡，亮奔赴，尽其哀恸。
世宗尝召以为羽林监，领中书舍人，将令侍讲《十地》诸经，因辞不拜。又欲使衣帻入见，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还山数年，与僧徒礼诵为业，蔬食饮水，有终焉之志。会逆人王敞事发，连山中沙门，而亮被执赴尚书省，十余日，诏特免雪。亮不敢还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给衣食及其从者数人。后思其旧居，复还山室。亮既雅爱山水，又兼巧思，结架岩林，甚得栖游之适，颇以此闻。世宗给其工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崧高形胜之处，遂造闲居佛寺。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亮时出京师。延昌二年冬，因遇笃疾，世宗敕以马舆送令还山，居崧高道场寺。数日而卒。诏赠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遗诫兄子综，敛以衣幍，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一卷，置尸盘石上，去人数里外。积十余日，乃焚于山。以灰烬处，起佛塔经藏。
初，亮以盛冬丧，时连日骤雪，穷山荒润，鸟兽饥窘，僵尸山野，无所防护。时寿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尘霰。禽虫之迹，交横左右，而初无侵毁，衣服如本，惟风吹幍巾。又以亮识旧南方法师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将来十地果报，开亮手以置把中。经宿，乃为虫鸟盗食，皮壳在地，而亦不伤肌体。焚燎之日，有素雾蓊郁，回绕其傍，自地属天，弥朝不绝。山中道俗营助者百余人，莫不异焉。
李谧，字永和，赵涿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璠。数年后，璠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谧以公子征拜著作佐郎，辞以授弟郁，诏许之。州再举秀才，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览《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论》曰：
余谓论事辨物，当取正于经典之真文；援证定疑，必有验于周孔之遗训。然后可以称准的矣。今礼文残缺，圣言靡存，明堂之制，谁使正之。是以后人纷纠，竞兴异论，五九之说，各信其习。是非无淮，得失相半。故历代纷纭，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群儒纷纠，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图，其所以居用之礼莫能通也，为设虚器耳，况汉氏所作，四维之个，复不能令各处其辰。愚以为尊祖配天，其仪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屋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斯岂不以群儒舛互，并乖其实，据义求衷，莫适可从哉？但恨典文残灭，求之靡据而已矣。乃复遂去室牖诸制。施之于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须。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余以为隆政必须其礼，岂彼一羊哉！推此而论，则圣人之于礼，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礼，任意而忽之。是则頠贤于仲尼矣。以斯观之，裴氏之子以不达而失礼之旨也。余窃不自量，颇有鄙意，据理寻义，以求其真，贵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礼传》，考之以训注，博采先贤之言，广搜通儒之说，量其当否，参其同异，弃其所短，收其所长，推义察图，以折厥衷，岂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然校其大略，则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则据《周礼考工》之记以为本，是康成之徒所执；言九室者，则案《大戴盛德》之篇以为源，是伯喈之论所持。此之二书，虽非圣言，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但名记所闻，未能全正，可谓既尽美矣，未尽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便各是所习，卒相非毁，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明堂之义，余故扌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者谓之太庙，太庙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西南者谓之明堂，当太室之者谓之总章，当太室之北西者谓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与寝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考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
《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请施政及记，二三俱允，求之古义，窃为当矣。
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宗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攻于异端，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东房”，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房，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同制之说还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便班、倕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矣，为陋过约。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南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记》云：“四房两夹窗。”若为三尺之户，二尺之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绳枢甕牖之室，华门圭窦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为通矣。验之众涂，略无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尺也。《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玄注曰：“设斧于户牖之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二也。
又复以世代检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饰。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狭，岂是夏禹卑宫之意，周监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于营制之法自不相称。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复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还自相违，其不然五也。以此验之，记者之谬，抑可见矣。
《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员下方，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谓《盛德篇》得之于户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夹房，面各有户，户有两牖。此乃因事立则，非拘异术，户牖之数，固自然矣。九室者，论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时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两辰同处，参差出入，斯乃义无所据，未足称也。且又堂之修广，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为外之其，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计其一室之中，仅可一丈，置其户牖，则于何容之哉？若必小而为之，以容其数，则令帝王侧身而入，斯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谓其九室之言，诚亦有由。然窃以为戴氏闻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弗见其制，靡知所置，便谓一室有四户之窗，计其户牖之数，即以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汉末之时学士，而见重于当时，即识其修广之不当，而必未思其九室之为谬，更修而广之，假其法像。可谓因伪饰辞，顺非而泽，谅可叹矣。
余今省被众家，委心从善，庶探其衷，不为苟异。但是古非今，俗间之常情；爱远恶近，世中之恆事。而千载之下，独论古制，惊俗之谈，固延多诮。脱有深赏君子者，览而揣之，傥或存焉。
谧不饮酒，好音律，爱乐山水，高尚之情，长而弥固，一遇其赏，悠尔忘归。乃作《神士赋》，歌曰：“周孔重儒教，庄老贵无为。二途虽如异，一是买声兒。生乎意不惬，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乐，终不为人移。脱寻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迩悼惜之。
其年，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窃见故处士赵郡李谧：十岁丧父，哀号罢邻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顺尽友于之诚。十三通《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历数之术尤尽其长，州闾乡党有神童之号。年十八，诣学受业，时博士即孔璠也。览始要终，论端究绪，授者无不欣其言矣。于是鸠集诸经，广校同异，比三《传》事例，名《春秋丛林》，十有二卷。为璠等判析隐伏，垂盈百条。滞无常滞，纤毫必举；通不长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违经，弗饰辞而背理。辞气磊落，观者忘疲。每曰：‘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绝迹下帏，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犹括次专家，搜比谠议，隆冬达曙，盛暑通宵。虽仲舒不窥园，君伯之闭户，高氏之遗漂，张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为喻。谧尝诣故太常卿刘芳推问音义，语及中代兴废之由，芳乃叹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仆有也。’前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内赞近机，朝野倾目，于时亲识求官者，答云：‘赵郡李谧，耽学守道，不闷于时，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诸君何为轻自媒衒？’谓其子曰：‘昔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诣扶风马融，今汝明师甚迩，何不就业也？’又谓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时。但未荐李谧，以此负朝廷耳。’又结宇依岩，凭崖凿室，方欲训彼青衿，宣扬坟典，冀西河之教重兴、北海之风不坠。而祐善空闻，暴疾而卒。邦国衔殄悴之哀，儒生结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议下风，或亲承音旨，师儒之义，其可默乎！”事奏，诏曰：“谧屡辞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遣谒者奉册，于是表其门曰文德，里曰孝义云。
郑修，北海人也。少隐于岐南几谷中，依岩结宇，独处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饮，皮冠草服，雅好经史，专意玄门。前后州将，每征不至。岐州刺史魏兰根频遣致命，修不得已，暂出见兰根，寻还山舍。兰根申表荐修，肃宗昭付雍州刺史萧宝夤访实以闻。会宝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皦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眭夸辈忘怀缨冕，毕志丘园。或隐不违亲，贞不绝俗；或不教而劝，虚往实归。非有自然纯德，其孰能至于此哉？
译文
眭夸冯亮李谧郑修
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是显达与隐退的不同表现，其事理各不相同，由来已久。昔日伯夷、叔齐在周武王灭商后得以保全性命，华矞和却不被姜太公容纳，为何如此？推究他们的本心，可赞许其有激浊扬清、遏制贪婪的作用；考察他们的行事踪迹，则可认为是约束教化的风气。而遁世隐居不再返回尘世的人，历代都有。他们能看淡世事得失，忘却自身牵挂。比起那些弘扬德行、阐发道义、匡正风俗、庇护百姓的人，他们的作用虽显次要，却也不可忽视。自末世以来，风气浮薄，淳朴之风几乎断绝，人们为微小的利益竞相奔走、结党成群，而能够静心于事物之外，耿介脱俗，仰慕古人而独自坚守，寻求千年难遇的知音，这样的人也堪称异士。何必一定要驾驭云霞、追逐日月，穷尽天地之境，才算超凡脱俗呢？如今记录眭夸等人，撰成《逸士传》。
眭夸，又名眭昶，是赵郡高邑人。祖父眭迈，曾任晋朝东海王司马越的军谋掾，后来落入石勒之手，担任徐州刺史。父亲眭邃，字怀道，曾任慕容宝的中书令（古代官名，负责掌管宫廷文书、诏令等事务）。眭夸年少时就有远大的气度，不拘泥于小节，潜心钻研典籍，从不把世间俗务放在心上。他喜好饮酒，心境旷达超脱于万物之外。二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胡须和鬓发因此变白，每次痛哭流涕，听到的人都为之动容落泪。他品行高尚，不愿做官，寄情于山水之间。同郡的李顺希望与他结交，眭夸拒绝了，没有答应。郡国中的老少之人没有不敬畏他的。
眭夸年轻时与崔浩结为莫逆之交。崔浩担任司徒（古代官名，三公之一，负责辅佐君主处理国家政务）后，上奏朝廷征召眭夸担任自己的中郎（古代官名，为将帅或大臣的侍从官），眭夸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去。州郡官府强迫派遣他前往，不得已，他才进入京都。与崔浩相见后，停留了数日，只饮酒畅谈平生往事，不涉及世间名利之事。崔浩多次想要用言辞说服他出仕，最终却没能开口。眭夸被崔浩敬畏到了这般地步。后来崔浩便把朝廷的诏书塞进眭夸的怀里，眭夸也依然不说话。眭夸说：“桃简（崔浩的小名），你已经担任司徒了，何必用这样的小官职来辱没国士呢？我就此与你告别。” 崔浩担心眭夸立刻返回，当时眭夸只乘坐一头骡子，没有其他随从马匹，崔浩便把眭夸的骡子牵进马厩中，希望以此牵制他。眭夸于是托付同乡中缴纳租税的人，谎称是替他们驾车，才得以出关卡离去。崔浩知道后叹息道：“眭夸是一位独行特立的士人，本来就不应该用小官职来辱没他。又让他拄着马鞭独自上路返回，我该用什么言辞来道歉呢？” 当时朝廷的法令十分严厉，眭夸私自返回，将面临私自逃归的罪责。崔浩仍然在暗中帮助他，他才得以没有获罪。过了一年，崔浩送回了眭夸原来的骡子，还附赠了自己乘坐的马匹，并写信向他道歉。眭夸却不再接受他的骡子和马匹，也不再回信。等到崔浩被诛杀，眭夸为他穿上素服，接受同乡的吊唁，过了一段时间才停止。他叹息道：“崔公已经死了，谁还能再容纳我眭夸呢！” 于是创作了《朋友篇》，文章的文辞和义理被当时的人所称颂。
眭夸的岳父是钜鹿人魏攀，是当时有名望的贤达之士。眭夸从未以女婿的身份行过拜见之礼，两人的感情如同朋友一般。有人对眭夸说：“我听说有大才能的人必定会身居高位，你为何偏偏在乡野之间隐居呢？” 眭夸于是撰写了《知命论》来解释自己的志向。七十五岁时去世。下葬那天，前来送葬的人像集市上一样多。他没有儿子。
冯亮，字灵通，是南阳人，是萧衍（南朝梁武帝）的平北将军（古代官名，负责统领军队，镇守一方）蔡道恭的外甥。他年轻时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又笃信喜爱佛教教义。跟随蔡道恭来到义阳，恰逢中山王元英平定义阳，冯亮被元英俘获。元英一向听说他的名声，用礼节接待他。冯亮生性清净淡泊，到达洛阳后，隐居在崧高山（今河南嵩山），感念元英的恩德，时常向他表达问候和敬意。等到元英去世，冯亮前往奔丧，极尽哀伤悲痛之情。
魏世宗（元恪）曾经征召冯亮担任羽林监（古代官名，负责统领羽林军，掌管宫廷宿卫），兼任中书舍人（古代官名，负责掌管宫廷文书、诏令起草等事务），打算让他担任侍讲，讲解《十地经》等佛教经典，冯亮于是推辞不接受任命。世宗又想让他穿戴官服和头巾入宫朝见，冯亮苦苦请求以幅巾（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巾，多为文人隐士所戴）的装扮入朝，世宗于是不再强行逼迫。冯亮返回山中数年，以与僧人一起诵经礼佛为业，吃素食、喝清水，有终老于此的志向。恰逢逆贼王敞的事情败露，牵连到山中的僧人，冯亮也被逮捕押送到尚书省（古代官署名，负责处理国家政务），过了十几天，朝廷下诏特别赦免了他。冯亮不敢再返回山中，于是寄居在景明寺。朝廷下令供给他人和随从几人的衣食。后来他思念原来的居所，又返回山中的屋舍。冯亮既向来喜爱山水，又兼具精巧的构思，在山林岩石间构建屋舍，非常适合栖居游赏，他也因此颇为有名。世宗供给他工匠和人力，让他与沙门统（古代僧官名，负责统领全国僧人）僧暹、河南尹（古代官名，负责管理都城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事务）甄琛等人，巡视崧高山的风景名胜之地，于是建造了闲居佛寺。那里的山林泉水奇特，建筑规制又华美，极尽山居的精妙之处。冯亮有时会出入京都。延昌二年（公元 513 年）冬天，冯亮突然身患重病，世宗下令用马车送他返回山中，居住在崧高山的道场寺。几天后便去世了。朝廷下诏赏赐二百匹帛，用来办理丧事。冯亮临终前告诫侄子冯综，用衣帢（古代的一种帽子和衣服）收敛自己的遗体，左手拿着手板（古代官吏上朝时所持的笏板），右手拿着一卷《孝经》，把遗体放置在巨石上，远离人群数里外。过了十几天，才在山中火化。在火化后的灰烬之处，建造了佛塔和经藏（存放佛经的地方）。
起初，冯亮在隆冬时节去世，当时连日降下大雪，深山荒涧之中，鸟兽饥饿困窘，他的遗体暴露在山野之上，没有任何防护。当时寿春的道士惠需，每天早晨都前去查看他的遗体，拂去上面的尘土和雪粒。遗体左右布满了飞禽走兽的足迹，却始终没有受到侵害毁坏，衣服也和原来一样，只是头巾被风吹动。又因为冯亮认识南朝过去的法师，法师曾赠给他十枚信大栗，说这是期许他将来能获得十地（佛教术语，指修行所达到的十种境界）的果报，于是有人打开冯亮的手，把栗子放在他手中。过了一夜，栗子被虫鸟偷走吃掉，只剩下果皮果壳留在地上，而冯亮的遗体依然没有受到伤害。火化那天，有白色的雾气浓郁缭绕在遗体旁边，从地面连接到天空，整个早晨都没有消散。山中的道士和俗人前来协助办理丧事的有一百多人，没有人不感到奇异。
李谧，字永和，是赵郡涿县人，是相州刺史（古代官名，负责管理相州的行政和军事事务）李安世的儿子。他年轻时喜好学习，博览通晓各种儒家经典，广泛阅读诸子百家的著作。起初拜小学博士（古代官名，负责教授文字学、经学启蒙等知识）孔璠为师。几年后，孔璠反而前往李谧处请教学习。同门的学生为此编了一句谚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不如青，老师没有固定的，关键在于通晓经书。” 李谧凭借公子的身份被征召任命为著作佐郎（古代官名，负责协助著作郎撰写国史等事务），他把这个职位让给弟弟李郁，朝廷下诏批准了。州府两次举荐他为秀才（古代科举考试中的科目之一，选拔优秀人才），公府两次征召他任职，他都没有接受。只以弹琴、读书为业，有超脱世俗的志向。他阅读《考工记》《大戴礼记・盛德篇》后，认为关于明堂（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教化等活动的场所）的规制记载不同，于是撰写了《明堂制度论》，文中说道：
我认为议论事情、辨别事物，应当以经典的真实文句为依据；援引证据、判定疑难，必须用周公、孔子留下的训诫来验证。这样之后才能称得上准确无误。如今礼仪文献残缺不全，圣人的言论没有留存下来，明堂的规制，谁能来正定呢？因此后人众说纷纭，竞相提出不同的论点，关于五室、九室的说法，各自相信自己所研习的内容。是非没有标准，得失各占一半。所以历代以来议论纷纷，没有可以采纳的正确说法。于是裴頠说：“如今众多儒生相互争执，彼此指责挑剔，即使能够画出明堂的形制，那些关于居住和使用的礼仪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不过是设置一件虚有其表的器物罢了，何况汉朝所建造的明堂，四角的房间，又不能让它们各自处于对应的方位。我认为尊崇祖先、配祭上天，其礼仪明确显著；而庙宇的规制，其道理和依据尚未分明。只需建造殿堂来隆重举行祭祀父亲的典礼，其余繁杂琐碎的部分全都废除。” 这难道不是因为众多儒生的说法相互矛盾，都违背了实际情况，依据义理寻求折中之道，却没有合适的可以遵从吗？只可惜典籍文献残缺毁灭，想要探求却没有依据罢了。于是裴頠又主张去掉明堂的房室、窗户等规制。将这种主张用于教化，不知道能使政令兴隆到何种程度；从情理上来探求，也无法明白为何必须这样做。这样的言论实在可惜啊！孔子说过：“端木赐啊，你爱惜那只羊，我却爱惜那种礼仪。” 我认为要使政令兴隆，必须依靠礼仪，哪里只是爱惜那一只羊呢！由此推论，圣人对于礼仪，是殷勤重视的，而裴頠对于礼仪，却是任意轻视的。这样说来，裴頠反而比孔子贤能了。由此看来，裴頠是因为不通达而违背了礼仪的宗旨啊。我私下里不自量力，颇有一些浅陋的见解，依据道理寻求义理，来探求明堂规制的真相，注重符合雅正的主旨，不随意偏信某一种说法。于是凭借《礼记》《左传》等经典，参考注释训解，广泛采纳先贤的言论，搜集众多通儒的学说，衡量它们的恰当与否，参考它们的异同之处，舍弃其中的短处，吸收其中的长处，推究义理、考察图样，来寻求折中之道，不敢说一定正确，只是姑且符合自己的志向罢了。
凡是议论明堂规制的人虽然很多，但考察其大致情况，不过两种途径而已。主张五室的人，以《周礼・考工记》的记载为根本，这是郑玄等人所坚持的；主张九室的人，以《大戴礼记・盛德篇》为源头，这是蔡邕的论述所依据的。这两部书，虽然不是圣人的言论，但却是先贤中见闻广博、学识通达的人所撰写的。只是他们记录自己所听到的内容，未能完全正确，可谓已经很完美了，但还不是尽善尽美。而前代儒生不能考察它们的恰当与否，就各自肯定自己所研习的内容，最终相互非难诋毁，这难道是通达之士的确切论断吗？小戴戴圣传授的礼仪之事有四十九篇，号称《礼记》，虽然未能完全恰当，但大多符合主旨，与前代先贤相比，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而其中的《月令》《玉藻》《明堂》三篇，多有涉及明堂的义理，因此我选取上述两家的说法，参考《月令》，认为明堂五室是古今通用的准则。居中的房间称为太庙，太庙东边的房间称为青阳，位于太室西南方向的房间称为明堂，位于太室西边的房间称为总章，位于太室西北方向的房间称为玄堂；四面的房间，各自都有夹房，称为左右个，共有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户。房间和夹房的形制，如今宫殿前的厢房，就是它们遗留下来的样式。个，就是寝殿的厢房。只是明堂与寝殿的用途不同，因此房、个的名称也随着用途而变化。如今我粗略地画出它们的图样，来表达我的浅陋见解，依据图样考察义理，大致可以得到验证。因此考察五室的说法，其义理在《考工记》中阐述得很明白；核对门窗户的数量，其数目与《盛德篇》相契合；考察其用途，在《月令》中有明确记载；探求其闰月的相关礼制，与《周礼》和《玉藻》相符合。既与夏、商时期的制度相同，又与周、秦时期的规制相符，虽然违背了众多儒生的说法，但或许正确的就在这里吧。
《考工记》中说：“周朝人建造明堂，以九尺长的筵为度量单位，东西长九筵，南北宽七筵，堂高九尺。设有五室，每个房间长二筵。房间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 我认为《考工记》关于五室的记载是正确的，但关于明堂堂屋长宽的记载却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应当依据道理来推究，使其符合古今的情理。明堂，大概是用来宣告每月初一的日期、颁布时令、祭祀周文王、祭祀五帝的场所。然而建造的规制，自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创制。因此五室的形制符合五帝各自居住一室的义理。而且四季的祭祀，都依据各自方位的正位举行。另外，每月初一帝王在明堂颁布政令，也都能与当月的方位相合。可以说无论是用于施行政令还是记录礼制，都能兼顾得当，探求古代的义理，我私下认为是恰当的。
郑玄是汉朝末年的通儒，被后世学者所尊崇效法，他解释五室的方位，认为土德居中，木、火、金、水四德各居四角。然而四角的房间既然违背了正位，那么颁布政令、举行每月初一的听朔之礼就各自失去了恰当的依据。左右的夹房，被舍弃不顾，却反而用美好的说法来修饰，用巧妙的言辞来辩解，说木德和水德当政时交汇于东北方向，木德和火德当政时交汇于东南方向，火德和土德当政时交汇于西南方向，金德和水德当政时交汇于西北方向。既然依据五行之理，就应当遵从它们的正位，而所谓 “当政时交汇” 的说法，出自哪部经典呢？可以说这是致力于异端邪说，言论错误却显得渊博，迷惑误导后世学者，这不是我们对前代儒生所期望的啊！《礼记・玉藻》中说，天子 “在南门之外举行听朔之礼，闰月就关闭大门左侧的门扇，站立在门中”。郑玄注释说：“天子的宗庙和路寝（古代帝王的正寝），形制都如同明堂。明堂在国都的南方，每月前往当月对应的堂屋举行听朔之礼。礼仪结束后，返回路寝居住，也按照同样的方式。闰月不是常规的月份，在明堂的门下举行听朔之礼，然后在路寝的门中居住一整月。” 而对于《考工记》中 “周朝人建造明堂” 的记载，郑玄注释说：“有的记载说的是帝王的寝殿，有的记载说的是明堂，相互提及是为了表明它们的形制相同。” 这种形制相同的说法都出自郑玄的注释。既然如此，明堂和寝殿的形制就不能不同了。而《尚书・顾命篇》中说：“在南门之外迎接太子钊，把他请进翼室。” 这里的翼室，就是路寝。文中还说 “大贝和贲鼓放在西房”，“重和竹矢放在东房”，这就是路寝有左右房在经史中明确记载的证据。《礼记・丧大记》中说，“国君的夫人在路寝去世”，小敛时，“妇人在房中用麻束发、系麻带”。郑玄注释说：“这大概是诸侯的礼仪，在房中系麻带，房位于西南方向。” 这是天子、诸侯的路寝有左右房在注释中明确记载的证据。谈论路寝就明确提到它有左右房，言说明堂却遗漏了它的左右个，这种形制相同的说法相互矛盾，作为通儒的注释，为何会这样呢？使得主张九室之说的人奋笔疾书、争相辩驳，难道不是因为房间的设置不当吗？
《考工记》中说：东西长九筵，南北宽七筵，五室每个房间长二筵。在这样的堂屋里设置五室，即使让鲁班、倕这样的能工巧匠来构思设计，王尔这样的巧匠来营造度量，也不能让三个房间不处于南北方向。那么三个房间之间，就占据了六筵的地方，而房间墙壁之外只剩下四尺五寸宽的堂屋空间。哪里有天子颁布政令、举行朝会，祭祀周文王并以他配祭上天，周公背着屏风接见诸侯的场所，而房间门外仅剩下四尺宽的空间呢？即使说帝王崇尚节俭，这也简陋得过于苛刻了。议论其堂屋的形制则偏狭而不符合规制，探求其道理则不符合人情，这是其错误的第一点。
我担心尊崇郑玄学说的人，为了谋求辩论的胜利，竞相提出异端邪说相互诋毁。他们说二筵的长度，只是房间东西方向的宽度，南北方向则更狭窄。因此我详细论述道：“如果东西方向二筵宽，那么房间门外就有一丈三尺五寸的空间。如果南北方向门外也这样，那么三个房间之间南北方向的宽度就各只有一丈二尺罢了。《考工记》中说：‘四房两夹窗。’如果设置三尺宽的门，二尺宽的窗，窗户之间，仅剩下一尺的距离。用绳子系着门轴、用破瓮当作窗户的简陋房屋，用柴草搭建门户、用圭形小洞当作窗口的厅堂，尚且不会这样。假如想要再稍微扩大一些，那么四面之外的宽度就会参差不齐，东西方向已经很深，南北方向则更浅，房屋的形制就不再规整了。从各种角度验证，这种说法都没有道理。况且每个房间二筵宽，不过是一丈八尺的地方，那么门和窗户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二尺。《礼记・明堂》中说：‘天子背着斧扆面向南方站立。’郑玄注释说：‘在门和窗户之间设置斧扆。’而郑玄的《礼图》中解说斧扆的形制说：‘斧扆长宽八尺，上面画有斧形花纹，就是如今的屏风。’把八尺宽的斧扆放置在二尺宽的空间里，这种不合情理的情况，不用智者分辨，就显而易见了。况且如果二筵宽的房间设置四尺宽的门，那么门的两侧各只有七尺的空间，单单放置门，尚且容纳不下，更何况还要在门和窗户之间放置斧扆呢？这是其错误的第二点。
再从世代变迁来考察，虞舜、夏禹时期崇尚质朴，殷商、周朝时期逐渐变得文雅，器物建造的差别，在于越来越注重装饰。而夏代的世室，堂长十四丈（二七即十四），周朝的明堂形制，反而更加狭窄局促，这难道符合夏禹建造简陋宫室的心意，以及周朝借鉴前代、力求文采盛美的理念吗？由此观察，这是其错误的第三点。又说‘堂高九尺’，地基就有九尺高，而墙壁和门外仅剩下四尺五寸的空间，从营造规制的方法来看，自然不相称。这是其错误的第四点。又说‘房间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却又说‘每个房间二筵宽’，而不用几来度量。这是自相矛盾，这是其错误的第五点。由此验证，《考工记》作者的错误，就很明显了。
《盛德篇》中说：“明堂共有九室，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户，上圆下方，东西长九仞（古代长度单位，一仞约八尺），南北宽七筵，堂高三尺。” 我认为《盛德篇》关于门窗户数量的记载是正确的，但关于九室的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五室的形制，旁边有夹房，每面都有门，门旁有两扇窗户。这是根据实际用途确立的准则，并非拘泥于特殊的方法，门和窗户的数量，自然是这样的。九室的说法，从五帝的祭祀来看，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从时令的施行来看，又违背了对应的方位。左右的夹房，重复设置在一个角落，两个方位的房间处于同一位置，高低错落、进出不便，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义理依据，不值得称道。而且堂屋的长宽，仅六十三尺罢了。假如四尺五寸作为外围的宽度，那么中间五十四尺就是五室的空间。计算其中一个房间，仅宽一丈，要设置门和窗户，又能容纳在哪里呢？如果一定要建造得狭小来满足房间数量的要求，那么帝王只能侧身进入，这就太奇怪了。这不仅不符合典章制度，而且也非常可笑。我认为《盛德篇》中九室的说法，确实也有其缘由。但我私下认为，戴德听到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户的说法，却没有见到明堂的形制，不知道该如何设置，便认为一个房间有四扇门和四扇窗户，计算门和窗户的总数，就认为是九室了。或许他没有深入思考吧。蔡邕是汉朝末年的学者，在当时备受重视，他虽然认识到《盛德篇》中明堂长宽的记载不当，却必定没有想到九室的说法是错误的，反而扩大了明堂的规模，仿照其形制建造。可以说这是凭借虚假的说法来修饰言辞，顺从错误的观点并加以润色，实在令人叹息啊！
如今我审察各家的学说，诚心听从正确的观点，希望能探求其中的主旨，不随意标新立异。但是推崇古代、非议当今，是世间的常情；喜爱疏远的、厌恶亲近的，是世上的普遍之事。而在千年之后，独自议论古代的规制，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自然会招致很多讥讽。倘若有能够深刻赏识的君子，阅读后仔细揣摩，或许我的见解还能得以留存。
李谧不饮酒，喜好音律，热爱山水，高尚的志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坚定，一旦遇到赏心悦目的景致，就会悠然忘却返回。于是创作了《神士赋》，歌词说道：“周公、孔子重视儒家教化，老子、庄子推崇清静无为。两条道路虽然看似不同，其实都是为了博取声名。活着的时候心意不舒畅，死后的名声又有什么用呢？可以让内心暂且自我愉悦，始终不被他人改变志向。倘若有人探寻我的志向，我正像这样怡然自得。” 延昌四年（公元 515 年）去世，年仅三十二岁，远近的人都为他哀悼惋惜。
这一年，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四十五位学官上书朝廷说：“我们私下见到已故处士赵郡人李谧：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哀号让邻居都为之动容；年幼时侍奉兄长李瑒，恭敬顺从，尽显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十三岁时通晓《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对于历法算术之术，尤其擅长，州闾乡党都称他为神童。十八岁时，前往学府求学，当时的博士就是孔璠。他学习时能从开始贯通到末尾，探究论点的根源和头绪，教授他的人没有不赞赏他的言论的。于是他搜集各种儒家经典，广泛校勘其中的异同之处，对比《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事例，撰写成《春秋丛林》一书，共十二卷。为孔璠等人剖析经典中隐晦不明的道理，将近一百条。对于疑难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就不强求定论，哪怕是细微之处也必定指出；对于通达的道理，也不盲目认为全都正确，有错误的地方就加以纠正。不随意发表言论违背经典，不修饰言辞背离道理。他的言辞气势磊落，听他讲解的人都会忘记疲倦。他常常说：‘大丈夫拥有万卷书籍，何必需要南面称王、统治百城呢。’于是隐居不出，闭门谢客，变卖财产来购置书籍，亲手删改修订。最终整理出没有重复内容的书籍四千多卷。他还汇集各家学说，搜集比较正直的议论，寒冬时节通宵达旦，酷暑之时整夜不寐。即使是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君伯闭门苦读、高凤因读书而忘记晒麦、张生废寝忘食地学习，与李谧相比，也都比不上。李谧曾经前往已故太常卿（古代官名，负责掌管宗庙礼仪、祭祀等事务）刘芳那里请教音义，谈到中古时期朝代兴衰的原因，刘芳叹息道：‘你如果遇到高祖（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侍中（古代官名，负责侍从君主、应对顾问）、太常卿的职位就不会是我的了。’前河南尹、黄门侍郎（古代官名，负责掌管宫廷事务、侍从君主等）甄琛在朝中辅佐君主，掌管机密要务，朝野上下都瞩目于他，当时有亲戚朋友向他谋求官职，他回答说：‘赵郡人李谧，潜心治学、坚守道义，不被世俗所困扰，我常常想向朝廷举荐他，只是还没有合适的时机罢了。各位为何要轻易自我炫耀求官呢？’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昔日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前往扶风郡拜见马融求学，如今你贤明的老师就在近处，为何不去跟随他学习呢？’他还对朝中官员说：‘我甄琛的行为无愧于当今之时。只是没有举荐李谧，因此辜负了朝廷。’李谧又在山中依岩建造房屋，打算教导那些青年学子，宣扬古代典籍，希望西河（战国时期吴起、卜商等人讲学之地）的教化能够重新兴起，北海（东汉时期郑玄讲学之地）的学风不至于丧失。然而上天保佑善人的说法空有传闻，他却突然身患重病去世了。国家怀着失去贤才的悲痛，儒生们怀着失去栋梁的惋惜之情。更何况孔璠等人有的曾师从于他，聆听他的教诲，有的亲自接受他的指点，师友之间的道义，我们怎能沉默不语呢！” 奏章呈上后，朝廷下诏说：“李谧多次推辞征召任命，志向坚守淡泊质朴，儒生隐居的节操，非常值得嘉奖赞美。可以远效仿柳下惠、陶侃，近效仿皇甫谧，追谥他为贞静处士，并在他的家门和乡里树立匾额，来表彰他高尚的气节。” 派遣谒者（古代官名，负责传达诏令、奉命出使等事务）捧着策书前往，于是在他的家门上悬挂 “文德” 匾额，在他的乡里命名为 “孝义里”。
郑修，是北海人。年轻时隐居在岐南山中的几谷里，依傍岩石建造房屋，独自居住，心境淡然，隐匿踪迹，不与世俗之人交往，耕种田地获取食物，饮用泉水，头戴皮帽，身穿粗布衣服，向来喜爱经史典籍，专心研究道家学说。前后几任州将，每次征召他都不去。岐州刺史魏兰根多次派人传达征召之意，郑修不得已，暂时出山拜见魏兰根，不久后便返回山中的屋舍。魏兰根上书举荐郑修，肃宗（北魏孝明帝元诩）下诏令雍州刺史萧宝夤调查核实后上报朝廷。恰逢萧宝夤起兵叛乱，这件事便没有施行。
史臣说：古代所说的隐逸之士，并非隐匿自身而不出现，并非闭口不言而不发表见解，并非藏匿才智而不施展。他们是以恬淡为内心的追求，不显露也不隐晦，安于时势、顺应事理，与万物无争、没有私心的人。眭夸等人忘却官职爵位，终身致力于山林田园。有的隐居却不违背亲情，坚守贞节却不脱离世俗；有的无需教导却能使人向善，他人虚心前往求教，总能有所收获。如果没有天然纯粹的品德，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是显达与隐退的不同表现，其事理各不相同，由来已久。昔日伯夷、叔齐在周武王灭商后得以保全性命，华矞和却不被姜太公容纳，为何如此？推究他们的本心，可赞许其有激浊扬清、遏制贪婪的作用；考察他们的行事踪迹，则可认为是约束教化的风气。而遁世隐居不再返回尘世的人，历代都有。他们能看淡世事得失，忘却自身牵挂。比起那些弘扬德行、阐发道义、匡正风俗、庇护百姓的人，他们的作用虽显次要，却也不可忽视。自末世以来，风气浮薄，淳朴之风几乎断绝，人们为微小的利益竞相奔走、结党成群，而能够静心于事物之外，耿介脱俗，仰慕古人而独自坚守，寻求千年难遇的知音，这样的人也堪称异士。何必一定要驾驭云霞、追逐日月，穷尽天地之境，才算超凡脱俗呢？如今记录眭夸等人，撰成《逸士传》。
眭夸，又名眭昶，是赵郡高邑人。祖父眭迈，曾任晋朝东海王司马越的军谋掾，后来落入石勒之手，担任徐州刺史。父亲眭邃，字怀道，曾任慕容宝的中书令（古代官名，负责掌管宫廷文书、诏令等事务）。眭夸年少时就有远大的气度，不拘泥于小节，潜心钻研典籍，从不把世间俗务放在心上。他喜好饮酒，心境旷达超脱于万物之外。二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胡须和鬓发因此变白，每次痛哭流涕，听到的人都为之动容落泪。他品行高尚，不愿做官，寄情于山水之间。同郡的李顺希望与他结交，眭夸拒绝了，没有答应。郡国中的老少之人没有不敬畏他的。
眭夸年轻时与崔浩结为莫逆之交。崔浩担任司徒（古代官名，三公之一，负责辅佐君主处理国家政务）后，上奏朝廷征召眭夸担任自己的中郎（古代官名，为将帅或大臣的侍从官），眭夸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去。州郡官府强迫派遣他前往，不得已，他才进入京都。与崔浩相见后，停留了数日，只饮酒畅谈平生往事，不涉及世间名利之事。崔浩多次想要用言辞说服他出仕，最终却没能开口。眭夸被崔浩敬畏到了这般地步。后来崔浩便把朝廷的诏书塞进眭夸的怀里，眭夸也依然不说话。眭夸说：“桃简（崔浩的小名），你已经担任司徒了，何必用这样的小官职来辱没国士呢？我就此与你告别。” 崔浩担心眭夸立刻返回，当时眭夸只乘坐一头骡子，没有其他随从马匹，崔浩便把眭夸的骡子牵进马厩中，希望以此牵制他。眭夸于是托付同乡中缴纳租税的人，谎称是替他们驾车，才得以出关卡离去。崔浩知道后叹息道：“眭夸是一位独行特立的士人，本来就不应该用小官职来辱没他。又让他拄着马鞭独自上路返回，我该用什么言辞来道歉呢？” 当时朝廷的法令十分严厉，眭夸私自返回，将面临私自逃归的罪责。崔浩仍然在暗中帮助他，他才得以没有获罪。过了一年，崔浩送回了眭夸原来的骡子，还附赠了自己乘坐的马匹，并写信向他道歉。眭夸却不再接受他的骡子和马匹，也不再回信。等到崔浩被诛杀，眭夸为他穿上素服，接受同乡的吊唁，过了一段时间才停止。他叹息道：“崔公已经死了，谁还能再容纳我眭夸呢！” 于是创作了《朋友篇》，文章的文辞和义理被当时的人所称颂。
眭夸的岳父是钜鹿人魏攀，是当时有名望的贤达之士。眭夸从未以女婿的身份行过拜见之礼，两人的感情如同朋友一般。有人对眭夸说：“我听说有大才能的人必定会身居高位，你为何偏偏在乡野之间隐居呢？” 眭夸于是撰写了《知命论》来解释自己的志向。七十五岁时去世。下葬那天，前来送葬的人像集市上一样多。他没有儿子。
冯亮，字灵通，是南阳人，是萧衍（南朝梁武帝）的平北将军（古代官名，负责统领军队，镇守一方）蔡道恭的外甥。他年轻时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又笃信喜爱佛教教义。跟随蔡道恭来到义阳，恰逢中山王元英平定义阳，冯亮被元英俘获。元英一向听说他的名声，用礼节接待他。冯亮生性清净淡泊，到达洛阳后，隐居在崧高山（今河南嵩山），感念元英的恩德，时常向他表达问候和敬意。等到元英去世，冯亮前往奔丧，极尽哀伤悲痛之情。
魏世宗（元恪）曾经征召冯亮担任羽林监（古代官名，负责统领羽林军，掌管宫廷宿卫），兼任中书舍人（古代官名，负责掌管宫廷文书、诏令起草等事务），打算让他担任侍讲，讲解《十地经》等佛教经典，冯亮于是推辞不接受任命。世宗又想让他穿戴官服和头巾入宫朝见，冯亮苦苦请求以幅巾（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巾，多为文人隐士所戴）的装扮入朝，世宗于是不再强行逼迫。冯亮返回山中数年，以与僧人一起诵经礼佛为业，吃素食、喝清水，有终老于此的志向。恰逢逆贼王敞的事情败露，牵连到山中的僧人，冯亮也被逮捕押送到尚书省（古代官署名，负责处理国家政务），过了十几天，朝廷下诏特别赦免了他。冯亮不敢再返回山中，于是寄居在景明寺。朝廷下令供给他人和随从几人的衣食。后来他思念原来的居所，又返回山中的屋舍。冯亮既向来喜爱山水，又兼具精巧的构思，在山林岩石间构建屋舍，非常适合栖居游赏，他也因此颇为有名。世宗供给他工匠和人力，让他与沙门统（古代僧官名，负责统领全国僧人）僧暹、河南尹（古代官名，负责管理都城洛阳所在的河南郡事务）甄琛等人，巡视崧高山的风景名胜之地，于是建造了闲居佛寺。那里的山林泉水奇特，建筑规制又华美，极尽山居的精妙之处。冯亮有时会出入京都。延昌二年（公元 513 年）冬天，冯亮突然身患重病，世宗下令用马车送他返回山中，居住在崧高山的道场寺。几天后便去世了。朝廷下诏赏赐二百匹帛，用来办理丧事。冯亮临终前告诫侄子冯综，用衣帢（古代的一种帽子和衣服）收敛自己的遗体，左手拿着手板（古代官吏上朝时所持的笏板），右手拿着一卷《孝经》，把遗体放置在巨石上，远离人群数里外。过了十几天，才在山中火化。在火化后的灰烬之处，建造了佛塔和经藏（存放佛经的地方）。
起初，冯亮在隆冬时节去世，当时连日降下大雪，深山荒涧之中，鸟兽饥饿困窘，他的遗体暴露在山野之上，没有任何防护。当时寿春的道士惠需，每天早晨都前去查看他的遗体，拂去上面的尘土和雪粒。遗体左右布满了飞禽走兽的足迹，却始终没有受到侵害毁坏，衣服也和原来一样，只是头巾被风吹动。又因为冯亮认识南朝过去的法师，法师曾赠给他十枚信大栗，说这是期许他将来能获得十地（佛教术语，指修行所达到的十种境界）的果报，于是有人打开冯亮的手，把栗子放在他手中。过了一夜，栗子被虫鸟偷走吃掉，只剩下果皮果壳留在地上，而冯亮的遗体依然没有受到伤害。火化那天，有白色的雾气浓郁缭绕在遗体旁边，从地面连接到天空，整个早晨都没有消散。山中的道士和俗人前来协助办理丧事的有一百多人，没有人不感到奇异。
李谧，字永和，是赵郡涿县人，是相州刺史（古代官名，负责管理相州的行政和军事事务）李安世的儿子。他年轻时喜好学习，博览通晓各种儒家经典，广泛阅读诸子百家的著作。起初拜小学博士（古代官名，负责教授文字学、经学启蒙等知识）孔璠为师。几年后，孔璠反而前往李谧处请教学习。同门的学生为此编了一句谚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不如青，老师没有固定的，关键在于通晓经书。” 李谧凭借公子的身份被征召任命为著作佐郎（古代官名，负责协助著作郎撰写国史等事务），他把这个职位让给弟弟李郁，朝廷下诏批准了。州府两次举荐他为秀才（古代科举考试中的科目之一，选拔优秀人才），公府两次征召他任职，他都没有接受。只以弹琴、读书为业，有超脱世俗的志向。他阅读《考工记》《大戴礼记・盛德篇》后，认为关于明堂（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教化等活动的场所）的规制记载不同，于是撰写了《明堂制度论》，文中说道：
我认为议论事情、辨别事物，应当以经典的真实文句为依据；援引证据、判定疑难，必须用周公、孔子留下的训诫来验证。这样之后才能称得上准确无误。如今礼仪文献残缺不全，圣人的言论没有留存下来，明堂的规制，谁能来正定呢？因此后人众说纷纭，竞相提出不同的论点，关于五室、九室的说法，各自相信自己所研习的内容。是非没有标准，得失各占一半。所以历代以来议论纷纷，没有可以采纳的正确说法。于是裴頠说：“如今众多儒生相互争执，彼此指责挑剔，即使能够画出明堂的形制，那些关于居住和使用的礼仪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不过是设置一件虚有其表的器物罢了，何况汉朝所建造的明堂，四角的房间，又不能让它们各自处于对应的方位。我认为尊崇祖先、配祭上天，其礼仪明确显著；而庙宇的规制，其道理和依据尚未分明。只需建造殿堂来隆重举行祭祀父亲的典礼，其余繁杂琐碎的部分全都废除。” 这难道不是因为众多儒生的说法相互矛盾，都违背了实际情况，依据义理寻求折中之道，却没有合适的可以遵从吗？只可惜典籍文献残缺毁灭，想要探求却没有依据罢了。于是裴頠又主张去掉明堂的房室、窗户等规制。将这种主张用于教化，不知道能使政令兴隆到何种程度；从情理上来探求，也无法明白为何必须这样做。这样的言论实在可惜啊！孔子说过：“端木赐啊，你爱惜那只羊，我却爱惜那种礼仪。” 我认为要使政令兴隆，必须依靠礼仪，哪里只是爱惜那一只羊呢！由此推论，圣人对于礼仪，是殷勤重视的，而裴頠对于礼仪，却是任意轻视的。这样说来，裴頠反而比孔子贤能了。由此看来，裴頠是因为不通达而违背了礼仪的宗旨啊。我私下里不自量力，颇有一些浅陋的见解，依据道理寻求义理，来探求明堂规制的真相，注重符合雅正的主旨，不随意偏信某一种说法。于是凭借《礼记》《左传》等经典，参考注释训解，广泛采纳先贤的言论，搜集众多通儒的学说，衡量它们的恰当与否，参考它们的异同之处，舍弃其中的短处，吸收其中的长处，推究义理、考察图样，来寻求折中之道，不敢说一定正确，只是姑且符合自己的志向罢了。
凡是议论明堂规制的人虽然很多，但考察其大致情况，不过两种途径而已。主张五室的人，以《周礼・考工记》的记载为根本，这是郑玄等人所坚持的；主张九室的人，以《大戴礼记・盛德篇》为源头，这是蔡邕的论述所依据的。这两部书，虽然不是圣人的言论，但却是先贤中见闻广博、学识通达的人所撰写的。只是他们记录自己所听到的内容，未能完全正确，可谓已经很完美了，但还不是尽善尽美。而前代儒生不能考察它们的恰当与否，就各自肯定自己所研习的内容，最终相互非难诋毁，这难道是通达之士的确切论断吗？小戴戴圣传授的礼仪之事有四十九篇，号称《礼记》，虽然未能完全恰当，但大多符合主旨，与前代先贤相比，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而其中的《月令》《玉藻》《明堂》三篇，多有涉及明堂的义理，因此我选取上述两家的说法，参考《月令》，认为明堂五室是古今通用的准则。居中的房间称为太庙，太庙东边的房间称为青阳，位于太室西南方向的房间称为明堂，位于太室西边的房间称为总章，位于太室西北方向的房间称为玄堂；四面的房间，各自都有夹房，称为左右个，共有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户。房间和夹房的形制，如今宫殿前的厢房，就是它们遗留下来的样式。个，就是寝殿的厢房。只是明堂与寝殿的用途不同，因此房、个的名称也随着用途而变化。如今我粗略地画出它们的图样，来表达我的浅陋见解，依据图样考察义理，大致可以得到验证。因此考察五室的说法，其义理在《考工记》中阐述得很明白；核对门窗户的数量，其数目与《盛德篇》相契合；考察其用途，在《月令》中有明确记载；探求其闰月的相关礼制，与《周礼》和《玉藻》相符合。既与夏、商时期的制度相同，又与周、秦时期的规制相符，虽然违背了众多儒生的说法，但或许正确的就在这里吧。
《考工记》中说：“周朝人建造明堂，以九尺长的筵为度量单位，东西长九筵，南北宽七筵，堂高九尺。设有五室，每个房间长二筵。房间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 我认为《考工记》关于五室的记载是正确的，但关于明堂堂屋长宽的记载却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应当依据道理来推究，使其符合古今的情理。明堂，大概是用来宣告每月初一的日期、颁布时令、祭祀周文王、祭祀五帝的场所。然而建造的规制，自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创制。因此五室的形制符合五帝各自居住一室的义理。而且四季的祭祀，都依据各自方位的正位举行。另外，每月初一帝王在明堂颁布政令，也都能与当月的方位相合。可以说无论是用于施行政令还是记录礼制，都能兼顾得当，探求古代的义理，我私下认为是恰当的。
郑玄是汉朝末年的通儒，被后世学者所尊崇效法，他解释五室的方位，认为土德居中，木、火、金、水四德各居四角。然而四角的房间既然违背了正位，那么颁布政令、举行每月初一的听朔之礼就各自失去了恰当的依据。左右的夹房，被舍弃不顾，却反而用美好的说法来修饰，用巧妙的言辞来辩解，说木德和水德当政时交汇于东北方向，木德和火德当政时交汇于东南方向，火德和土德当政时交汇于西南方向，金德和水德当政时交汇于西北方向。既然依据五行之理，就应当遵从它们的正位，而所谓 “当政时交汇” 的说法，出自哪部经典呢？可以说这是致力于异端邪说，言论错误却显得渊博，迷惑误导后世学者，这不是我们对前代儒生所期望的啊！《礼记・玉藻》中说，天子 “在南门之外举行听朔之礼，闰月就关闭大门左侧的门扇，站立在门中”。郑玄注释说：“天子的宗庙和路寝（古代帝王的正寝），形制都如同明堂。明堂在国都的南方，每月前往当月对应的堂屋举行听朔之礼。礼仪结束后，返回路寝居住，也按照同样的方式。闰月不是常规的月份，在明堂的门下举行听朔之礼，然后在路寝的门中居住一整月。” 而对于《考工记》中 “周朝人建造明堂” 的记载，郑玄注释说：“有的记载说的是帝王的寝殿，有的记载说的是明堂，相互提及是为了表明它们的形制相同。” 这种形制相同的说法都出自郑玄的注释。既然如此，明堂和寝殿的形制就不能不同了。而《尚书・顾命篇》中说：“在南门之外迎接太子钊，把他请进翼室。” 这里的翼室，就是路寝。文中还说 “大贝和贲鼓放在西房”，“重和竹矢放在东房”，这就是路寝有左右房在经史中明确记载的证据。《礼记・丧大记》中说，“国君的夫人在路寝去世”，小敛时，“妇人在房中用麻束发、系麻带”。郑玄注释说：“这大概是诸侯的礼仪，在房中系麻带，房位于西南方向。” 这是天子、诸侯的路寝有左右房在注释中明确记载的证据。谈论路寝就明确提到它有左右房，言说明堂却遗漏了它的左右个，这种形制相同的说法相互矛盾，作为通儒的注释，为何会这样呢？使得主张九室之说的人奋笔疾书、争相辩驳，难道不是因为房间的设置不当吗？
《考工记》中说：东西长九筵，南北宽七筵，五室每个房间长二筵。在这样的堂屋里设置五室，即使让鲁班、倕这样的能工巧匠来构思设计，王尔这样的巧匠来营造度量，也不能让三个房间不处于南北方向。那么三个房间之间，就占据了六筵的地方，而房间墙壁之外只剩下四尺五寸宽的堂屋空间。哪里有天子颁布政令、举行朝会，祭祀周文王并以他配祭上天，周公背着屏风接见诸侯的场所，而房间门外仅剩下四尺宽的空间呢？即使说帝王崇尚节俭，这也简陋得过于苛刻了。议论其堂屋的形制则偏狭而不符合规制，探求其道理则不符合人情，这是其错误的第一点。
我担心尊崇郑玄学说的人，为了谋求辩论的胜利，竞相提出异端邪说相互诋毁。他们说二筵的长度，只是房间东西方向的宽度，南北方向则更狭窄。因此我详细论述道：“如果东西方向二筵宽，那么房间门外就有一丈三尺五寸的空间。如果南北方向门外也这样，那么三个房间之间南北方向的宽度就各只有一丈二尺罢了。《考工记》中说：‘四房两夹窗。’如果设置三尺宽的门，二尺宽的窗，窗户之间，仅剩下一尺的距离。用绳子系着门轴、用破瓮当作窗户的简陋房屋，用柴草搭建门户、用圭形小洞当作窗口的厅堂，尚且不会这样。假如想要再稍微扩大一些，那么四面之外的宽度就会参差不齐，东西方向已经很深，南北方向则更浅，房屋的形制就不再规整了。从各种角度验证，这种说法都没有道理。况且每个房间二筵宽，不过是一丈八尺的地方，那么门和窗户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二尺。《礼记・明堂》中说：‘天子背着斧扆面向南方站立。’郑玄注释说：‘在门和窗户之间设置斧扆。’而郑玄的《礼图》中解说斧扆的形制说：‘斧扆长宽八尺，上面画有斧形花纹，就是如今的屏风。’把八尺宽的斧扆放置在二尺宽的空间里，这种不合情理的情况，不用智者分辨，就显而易见了。况且如果二筵宽的房间设置四尺宽的门，那么门的两侧各只有七尺的空间，单单放置门，尚且容纳不下，更何况还要在门和窗户之间放置斧扆呢？这是其错误的第二点。
再从世代变迁来考察，虞舜、夏禹时期崇尚质朴，殷商、周朝时期逐渐变得文雅，器物建造的差别，在于越来越注重装饰。而夏代的世室，堂长十四丈（二七即十四），周朝的明堂形制，反而更加狭窄局促，这难道符合夏禹建造简陋宫室的心意，以及周朝借鉴前代、力求文采盛美的理念吗？由此观察，这是其错误的第三点。又说‘堂高九尺’，地基就有九尺高，而墙壁和门外仅剩下四尺五寸的空间，从营造规制的方法来看，自然不相称。这是其错误的第四点。又说‘房间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却又说‘每个房间二筵宽’，而不用几来度量。这是自相矛盾，这是其错误的第五点。由此验证，《考工记》作者的错误，就很明显了。
《盛德篇》中说：“明堂共有九室，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户，上圆下方，东西长九仞（古代长度单位，一仞约八尺），南北宽七筵，堂高三尺。” 我认为《盛德篇》关于门窗户数量的记载是正确的，但关于九室的说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五室的形制，旁边有夹房，每面都有门，门旁有两扇窗户。这是根据实际用途确立的准则，并非拘泥于特殊的方法，门和窗户的数量，自然是这样的。九室的说法，从五帝的祭祀来看，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从时令的施行来看，又违背了对应的方位。左右的夹房，重复设置在一个角落，两个方位的房间处于同一位置，高低错落、进出不便，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义理依据，不值得称道。而且堂屋的长宽，仅六十三尺罢了。假如四尺五寸作为外围的宽度，那么中间五十四尺就是五室的空间。计算其中一个房间，仅宽一丈，要设置门和窗户，又能容纳在哪里呢？如果一定要建造得狭小来满足房间数量的要求，那么帝王只能侧身进入，这就太奇怪了。这不仅不符合典章制度，而且也非常可笑。我认为《盛德篇》中九室的说法，确实也有其缘由。但我私下认为，戴德听到三十六扇门、七十二扇窗户的说法，却没有见到明堂的形制，不知道该如何设置，便认为一个房间有四扇门和四扇窗户，计算门和窗户的总数，就认为是九室了。或许他没有深入思考吧。蔡邕是汉朝末年的学者，在当时备受重视，他虽然认识到《盛德篇》中明堂长宽的记载不当，却必定没有想到九室的说法是错误的，反而扩大了明堂的规模，仿照其形制建造。可以说这是凭借虚假的说法来修饰言辞，顺从错误的观点并加以润色，实在令人叹息啊！
如今我审察各家的学说，诚心听从正确的观点，希望能探求其中的主旨，不随意标新立异。但是推崇古代、非议当今，是世间的常情；喜爱疏远的、厌恶亲近的，是世上的普遍之事。而在千年之后，独自议论古代的规制，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自然会招致很多讥讽。倘若有能够深刻赏识的君子，阅读后仔细揣摩，或许我的见解还能得以留存。
李谧不饮酒，喜好音律，热爱山水，高尚的志向，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坚定，一旦遇到赏心悦目的景致，就会悠然忘却返回。于是创作了《神士赋》，歌词说道：“周公、孔子重视儒家教化，老子、庄子推崇清静无为。两条道路虽然看似不同，其实都是为了博取声名。活着的时候心意不舒畅，死后的名声又有什么用呢？可以让内心暂且自我愉悦，始终不被他人改变志向。倘若有人探寻我的志向，我正像这样怡然自得。” 延昌四年（公元 515 年）去世，年仅三十二岁，远近的人都为他哀悼惋惜。
这一年，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四十五位学官上书朝廷说：“我们私下见到已故处士赵郡人李谧：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哀号让邻居都为之动容；年幼时侍奉兄长李瑒，恭敬顺从，尽显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十三岁时通晓《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对于历法算术之术，尤其擅长，州闾乡党都称他为神童。十八岁时，前往学府求学，当时的博士就是孔璠。他学习时能从开始贯通到末尾，探究论点的根源和头绪，教授他的人没有不赞赏他的言论的。于是他搜集各种儒家经典，广泛校勘其中的异同之处，对比《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事例，撰写成《春秋丛林》一书，共十二卷。为孔璠等人剖析经典中隐晦不明的道理，将近一百条。对于疑难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就不强求定论，哪怕是细微之处也必定指出；对于通达的道理，也不盲目认为全都正确，有错误的地方就加以纠正。不随意发表言论违背经典，不修饰言辞背离道理。他的言辞气势磊落，听他讲解的人都会忘记疲倦。他常常说：‘大丈夫拥有万卷书籍，何必需要南面称王、统治百城呢。’于是隐居不出，闭门谢客，变卖财产来购置书籍，亲手删改修订。最终整理出没有重复内容的书籍四千多卷。他还汇集各家学说，搜集比较正直的议论，寒冬时节通宵达旦，酷暑之时整夜不寐。即使是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君伯闭门苦读、高凤因读书而忘记晒麦、张生废寝忘食地学习，与李谧相比，也都比不上。李谧曾经前往已故太常卿（古代官名，负责掌管宗庙礼仪、祭祀等事务）刘芳那里请教音义，谈到中古时期朝代兴衰的原因，刘芳叹息道：‘你如果遇到高祖（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侍中（古代官名，负责侍从君主、应对顾问）、太常卿的职位就不会是我的了。’前河南尹、黄门侍郎（古代官名，负责掌管宫廷事务、侍从君主等）甄琛在朝中辅佐君主，掌管机密要务，朝野上下都瞩目于他，当时有亲戚朋友向他谋求官职，他回答说：‘赵郡人李谧，潜心治学、坚守道义，不被世俗所困扰，我常常想向朝廷举荐他，只是还没有合适的时机罢了。各位为何要轻易自我炫耀求官呢？’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昔日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前往扶风郡拜见马融求学，如今你贤明的老师就在近处，为何不去跟随他学习呢？’他还对朝中官员说：‘我甄琛的行为无愧于当今之时。只是没有举荐李谧，因此辜负了朝廷。’李谧又在山中依岩建造房屋，打算教导那些青年学子，宣扬古代典籍，希望西河（战国时期吴起、卜商等人讲学之地）的教化能够重新兴起，北海（东汉时期郑玄讲学之地）的学风不至于丧失。然而上天保佑善人的说法空有传闻，他却突然身患重病去世了。国家怀着失去贤才的悲痛，儒生们怀着失去栋梁的惋惜之情。更何况孔璠等人有的曾师从于他，聆听他的教诲，有的亲自接受他的指点，师友之间的道义，我们怎能沉默不语呢！” 奏章呈上后，朝廷下诏说：“李谧多次推辞征召任命，志向坚守淡泊质朴，儒生隐居的节操，非常值得嘉奖赞美。可以远效仿柳下惠、陶侃，近效仿皇甫谧，追谥他为贞静处士，并在他的家门和乡里树立匾额，来表彰他高尚的气节。” 派遣谒者（古代官名，负责传达诏令、奉命出使等事务）捧着策书前往，于是在他的家门上悬挂 “文德” 匾额，在他的乡里命名为 “孝义里”。
郑修，是北海人。年轻时隐居在岐南山中的几谷里，依傍岩石建造房屋，独自居住，心境淡然，隐匿踪迹，不与世俗之人交往，耕种田地获取食物，饮用泉水，头戴皮帽，身穿粗布衣服，向来喜爱经史典籍，专心研究道家学说。前后几任州将，每次征召他都不去。岐州刺史魏兰根多次派人传达征召之意，郑修不得已，暂时出山拜见魏兰根，不久后便返回山中的屋舍。魏兰根上书举荐郑修，肃宗（北魏孝明帝元诩）下诏令雍州刺史萧宝夤调查核实后上报朝廷。恰逢萧宝夤起兵叛乱，这件事便没有施行。
史臣说：古代所说的隐逸之士，并非隐匿自身而不出现，并非闭口不言而不发表见解，并非藏匿才智而不施展。他们是以恬淡为内心的追求，不显露也不隐晦，安于时势、顺应事理，与万物无争、没有私心的人。眭夸等人忘却官职爵位，终身致力于山林田园。有的隐居却不违背亲情，坚守贞节却不脱离世俗；有的无需教导却能使人向善，他人虚心前往求教，总能有所收获。如果没有天然纯粹的品德，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