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p><p>访怀</p><p>亿</p><p>忿使</p><p>鸿西</p><p></p><p>寿</p><p></p><p></p><p></p><p>驿</p><p></p><p>鸿</p><p>鸿</p><p>广</p><p></p><p>退</p><p>婿</p><p>访</p><p></p><p></p><p>殿西</p><p></p><p></p><p></p><p></p><p></p><p></p><p></p><p>使</p><p></p><p></p><p>鸿</p><p></p><p></p><p></p><p></p><p></p><p>使退</p><p>便</p><p></p><p></p><p>使</p><p></p><p></p><p></p><p></p><p></p><p></p><p></p><p>使忿使使</p><p></p><p>线使</p><p></p><p></p><p>西殿</p><p></p><p>鸿</p><p></p><p></p><p></p><p></p><p> </p>

译文

刘昆 洼丹 任安 杨政 张兴 戴憑 孙期 欧阳歙 牟长 宋登 张驯 尹敏 周防 孔僖 杨伦 过去在王莽、更始帝时期,天下四分五裂,礼乐制度崩溃,经典文献残缺不全。等到光武帝中兴汉朝,他喜爱儒家经学,还没正式即位执政,就先寻访有学问的儒生,搜集残缺的经文,补充遗漏的内容。在此之前,天下的学者大多怀揣图书典籍,逃到山林隐居。从这时起,学者们无不携带经书,像云聚一样前往京城,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这些人,接连聚集到京城。于是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博士们各自按照自家的经学流派传授学问:《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尚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诗经》有齐氏、鲁氏、韩氏三家,《礼记》有大戴氏、小戴氏两家,《春秋》有严氏、颜氏两家,总共十四位博士,由太常按等级统领他们。 建武五年,朝廷开始修建太学,效仿古代的制度,祭祀用的笾、豆等礼器,以及举行礼仪时用的干、戚等舞具,都整齐地排列在太学中;穿着宽襟儒服、迈着端正步伐的儒生,在太学里从容行走。中元元年,朝廷开始建造三雍(明堂、灵台、辟雍,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教育等活动的场所)。汉明帝即位后,亲自到三雍举行礼仪。天子头戴通天冠,身穿绣有日月图案的礼服,配备着仪仗车驾,安排了隆重的清道仪式,在明堂朝见诸侯,登上灵台观测天象,在辟雍上举行袒割礼(古代敬老礼仪),敬重供养三老五更(古代尊养的年老德高之人)。飨射礼结束后,明帝端正坐好,亲自讲解经书,儒生们手持经书在面前提出疑问,戴冠束带的官员和士大夫,围绕在辟雍的桥门外听讲的,大概有上亿人。后来朝廷又为功臣的子孙、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旁支亲属另外设立校舍,挑选有才能的学者教他们学习;连期门、羽林这些禁军士兵,也都被要求通晓《孝经》的章句;匈奴也派遣子弟来太学求学。当时太学人才济济、声势浩大,在永平年间达到鼎盛! 建初年间,朝廷在白虎观召集众多儒生,考证审核《五经》中的不同说法,连续几个月才结束。汉章帝亲自到场,像汉武帝在石渠阁会议那样亲自主持,命令史官把讨论结果记录下来,写成《白虎通义》。章帝又下诏让有才能的太学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穀梁传》《左氏春秋》,这些经书虽然没有设立博士官职,但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都被提拔为讲郎,在宫中近署任职。朝廷这样做,是为了搜罗遗漏的人才,广泛保存各个经学流派。汉和帝也多次前往东观,阅览藏书。等到邓太后临朝执政,学者们的学习态度逐渐松懈。当时,樊准、徐防都上书陈述重视儒学的必要性,还说儒学官职大多由不称职的人担任,于是太后下诏让公卿大臣精心挑选儒学官员,三署郎官中能通晓经学的,都可以被举荐任用。自从汉安帝亲政后,不重视儒学,博士们不再讲学,学生们也互相看着懈怠散漫,太学的校舍破败,变成了种植蔬菜的菜园,牧童、樵夫还在里面砍柴割草。汉顺帝被翟酺的话打动,于是重新修建太学,总共建造了二百四十间房屋,一千八百五十间房间。朝廷让考试明经科未合格的人补为太学弟子,增加甲乙科的录取人数,各十人;还把各郡国年老的儒生都补任为郎官、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说:“从大将军到六百石官员,都要派子弟到太学求学,每年在举行乡射礼的月份,召集他们举行一次宴会,把这定为常规制度。”从此,游学的人越来越多,太学生达到三万多人。但当时儒生们对经书章句的研究逐渐疏忽,大多崇尚浮华的风气,儒家学者的优良风气逐渐衰落了。党人事件发生后,那些有名望的贤士大多被流放罢免,后来儒生之间竟然互相争斗、诬告,还有人私下行贿,篡改兰台收藏的漆书经书文字,来符合自己的学说。熹平四年,汉灵帝下诏让儒生们校正《五经》文字,刻在石碑上,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对照,树立在太学门口,让天下人都以此为标准。 起初,光武帝迁都洛阳时,运载经书和秘籍的车子有两千多辆,从那以后,经书典籍比之前增加了三倍。到董卓迁都长安时,官吏百姓混乱无序,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这些地方收藏的典籍文章,都被争抢分散,那些用缣帛书写的图书,大的被改成帐幕、车盖,小的被做成袋子。后来王允收集到的典籍向西运往长安,也只有七十多车,又因为路途艰难遥远,中途又丢弃了一半。之后长安发生战乱,典籍被一把火烧光,没有留存下来的。 东汉的学者众多,难以详细记载,现在只记录那些能通晓经书、自成一家的人,写成《儒林篇》。那些已经有单独列传的人,这里就不再重复记载。如果是师徒传承关系,应该标明姓名作为证明的,才记录下来。 《汉书》记载:田何传授《易经》给丁宽,丁宽传授给田王孙,田王孙传授给沛郡人施雠、东海郡人孟喜、琅邪郡人梁丘贺,从此《易经》有了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之学。另外,东郡人京房跟梁国人焦延寿学习《易经》,另外形成了京氏学。还有东莱郡人费直,传授《易经》给琅邪郡人王横,形成了费氏学。费氏学用古文字书写,被称为《古文易》。还有沛郡人高相传授《易经》,传给儿子高康和兰陵人毋将永,形成了高氏学。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都设立了博士,费氏、高氏两家没有被设立博士。 刘昆,字桓公,是陈留郡东昏县人,是梁孝王的后代。他年轻时学习礼仪。汉平帝时期,跟随沛郡人戴宾学习《施氏易》。刘昆会弹奏雅琴,还懂得《清角》这首乐曲的演奏技法。 王莽执政时期,刘昆教授的学生常常有五百多人。每年春秋两季举行飨射礼时,他都会准备好全套礼仪用具,用朴素的木头和瓠瓜叶子做礼器,用桑木做弓、蒿杆做箭,来射“菟首”(古代飨射礼中的箭靶名称)。每次举行礼仪,县令都会率领下属前来观看。王莽因为刘昆聚集很多学生,私下举行隆重礼仪,有超越臣子身份的野心,就把刘昆和他的家属关押在外黄监狱。不久王莽政权失败,刘昆才得以释放。随后天下大乱,刘昆到河南郡的负犊山中避难。 建武五年,刘昆被推举为孝廉,他没有去任职,而是逃走了,到江陵教授学生。光武帝听说后,立即任命他为江陵县令。当时,江陵县连年发生火灾,刘昆总是对着大火叩头祈祷,大多时候都能降下大雨、止住大风。后来他被征召任命为议郎,逐渐升任侍中、弘农太守。 在此之前,崤山、黾池一带的驿道上有很多老虎为害,行人无法通行。刘昆在弘农郡执政三年,推行仁政,教化盛行,老虎都背着幼崽渡过黄河离开。光武帝听说后,对这件事感到惊奇。建武二十二年,刘昆被征召接替杜林担任光禄勋。光武帝下诏问刘昆:“之前你在江陵时,能让风转向、扑灭大火,后来担任弘农太守,老虎向北渡过黄河,你推行了什么德政,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刘昆回答说:“只是偶然罢了。”身边的人都嘲笑他质朴木讷。光武帝感叹说:“这才是有德行的人说的话啊。”随即下令把这件事记录在史册上。光武帝还让刘昆入宫,教授皇太子和各位小王子五十多人。建武二十七年,刘昆被任命为骑都尉。建武三十年,他因年老请求退休,光武帝下诏赐给他洛阳的住宅,让他终身享受千石俸禄。中元二年,刘昆去世。 刘昆的儿子刘轶,字君文,继承了刘昆的学问,门下学生也很多。永平年间,刘轶担任太子中庶子。建初年间,他逐渐升任宗正,在任上去世,从此刘家世代掌管宗正一职。 洼丹,字子玉,是南阳郡育阳县人。他家世代传授《孟氏易》。王莽时期,洼丹常常隐居教授学生,专心治学不愿做官,门下有几百名学生。建武初年,他被任命为博士,逐渐升迁,建武十一年,担任大鸿胪。洼丹撰写了《易通论》七篇,当时的人称为《洼君通》。他对经学义理研究精深,《易经》学者都尊崇他,称他为大儒。建武十七年,洼丹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岁。 当时,中山国人觟阳鸿,字孟孙,也传授《孟氏易》,有名望,永平年间担任少府。 任安,字定祖,是广汉郡绵竹县人。他年轻时在太学游学,学习《孟氏易》,还通晓多部经书。后来他又跟随同郡人杨厚学习图谶之术,把杨厚的技艺研究得极为透彻。当时的人称赞他说:“想知道仲桓(杨厚字)的学问,就去问任安。”又说:“生活在当代却践行古代礼义的,是任定祖。”任安完成学业后,回到家乡教授学生,学生们从远方赶来求学。任安起初在州郡做官,后来太尉两次征召他,任命他为博士,朝廷派公车征召他,他都称病不去。州牧刘焉上表举荐他,当时道路阻隔,朝廷的诏令最终没有送到他手中。任安七十九岁时,在建安七年,在家中去世。 杨政,字子行,是京兆人。他年轻时喜好学习,跟随代郡人范升学习《梁丘易》,擅长讲解经书。京城的人编歌谣说:“讲解经书铿锵有力的,是杨子行。”他教授的学生有几百人。 范升曾经被休妻告发,因此被关押在监狱,杨政就脱去上衣,用箭穿透自己的耳朵,抱着范升的儿子埋伏在路边,等光武帝的车驾经过时,他拿着奏章叩头大喊:“范升三次娶妻,只有这一个儿子,现在才三岁,孤儿实在可怜。”负责护卫的武骑、虎贲害怕惊动皇帝,举弓射杨政,他还是不肯离开;旄头骑士又用戟刺杨政,刺中了他的胸部,杨政仍然不后退。他悲痛哭泣着求情,打动了光武帝,光武帝下诏说:“赦免杨政的老师。”随即用一尺一寸长的诏书释放了范升,杨政因此名声显扬。 杨政喜欢喝酒,不拘小节,为人果敢自负,但很讲道义。当时,光武帝的女婿梁松、皇后的弟弟阴就,都仰慕他的名声,请求和他交朋友。杨政每次和他们谈论,常常恳切地切磋学问,从不屈服退让。杨政曾经去拜见杨虚侯马武,马武不愿意见他,称病不起。杨政走进屋内,径直登上床推马武,拉着他的手臂责备说:“你蒙受国家恩惠,担任藩辅大臣,不想着寻求贤才来报答朝廷的特殊宠爱,反而对天下的贤才傲慢无礼,这不是保全自身的办法。今天你要是敢动一下,我就用刀刺进你的肋骨。”马武的儿子和身边的人都大惊失色,以为是遭遇劫持,拿起兵器围在旁边,杨政却神色镇定。恰逢阴就到来,责备马武,让他和杨政交朋友。杨政就是这样刚毅果敢、随心所欲。建初年间,他官至左中郎将。 张兴,字君上,是颍川郡鄢陵县人。他学习《梁丘易》并传授给学生。建武年间,他被推举为孝廉,担任郎官,后来称病离职,又回去聚集学生教学。后来他被征召到司徒冯勤的府中任职,冯勤举荐他为孝廉,他逐渐升任博士。永平初年,张兴升任侍中祭酒。永平十年,他被任命为太子少傅。汉明帝多次向他询问经学义理。不久后,张兴的名声显著,从远方来求学的学生,登记在册的将近一万人,他成为梁丘氏《易经》学派的宗师。永平十四年,张兴在任上去世。 张兴的儿子张鲂,继承了父亲的学问,官至张掖属国都尉。 戴凭,字次仲,是汝南郡平舆县人。他学习《京氏易》。十六岁时,郡里推举他为明经,朝廷征召他参加博士考试,任命他为郎中。 当时,光武帝下诏让公卿大臣举行盛大集会,大臣们都坐下了,只有戴凭站着。光武帝问他原因,戴凭回答说:“博士们讲解经书都不如我,却坐在我上面,所以我不能坐下。”光武帝立即召他上殿,让他和儒生们互相辩论经书,戴凭解释了很多疑难问题。光武帝很赞赏他,任命他为侍中,多次召见他询问朝政得失。光武帝对戴凭说:“侍中应当辅佐纠正国家政务,不要隐瞒实情。”戴凭回答说:“陛下过于严厉。”光武帝说:“我哪里严厉了?”戴凭说:“我看到故太尉西曹掾蒋遵,清正忠诚,学识贯通古今,陛下却听信不实的控告,把他禁锢起来,世人都认为陛下严厉。”光武帝发怒说:“你这个汝南小子想重新结党吗?”戴凭退出宫殿后,自己到廷尉府投案,光武帝下诏把他释放。后来光武帝再次召见他,戴凭道歉说:“我没有正直敢言的气节,却说出狂妄不明事理的话,不能以死劝谏,苟且偷生,实在愧对圣朝。”光武帝立即下令尚书解除对蒋遵的禁锢,任命戴凭为虎贲中郎将,让他兼任侍中。 正月初一举行朝贺仪式,文武百官都来参加,光武帝让能讲解经书的大臣互相诘难辩论,谁有道理讲不通,就把谁的坐席夺过来给讲得通的人,戴凭最终接连坐到五十多张席子上。所以京城的人编歌谣说:“讲解经书没有穷尽的,是戴侍中。”戴凭在任十八年,在任上去世,光武帝下诏赐给他东园制作的棺木,二十万钱。 当时南阳人魏满,字叔牙,也学习《京氏易》,教授学生。永平年间,他官至弘农太守。 孙期,字仲彧,是济阴郡成武县人。他年轻时成为太学生,学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孙期家境贫寒,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他在大沼泽中放猪,用养猪的收入供养母亲。从远方来跟随他学习的人,都在田埂上拿着经书追赶他请教;乡里百姓被他的仁爱谦让感化。黄巾起义爆发后,起义军经过孙期的乡里,互相约定不侵犯孙先生的家。郡里推举孙期为方正,派官吏带着羊、酒去邀请他,孙期赶着猪走进草丛,没有回头。司徒黄琬特地征召他,他也不去,最终在家中去世。 建武年间,范升传授《孟氏易》给杨政,而陈元、郑众都传授《费氏易》,后来马融也传授《费氏易》。马融把《费氏易》传授给郑玄,郑玄撰写了《易注》,荀爽又撰写了《易传》,从此《费氏易》兴起,而《京氏易》逐渐衰落。 《汉书》记载:济南人伏生传授《尚书》,传给济南人张生和千乘人欧阳生,欧阳生传给同郡人兒宽,兒宽传给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到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时,形成了《尚书》欧阳氏学;张生传给夏侯都尉,夏侯都尉传给同族子弟夏侯始昌,夏侯始昌传给同族子弟夏侯胜,形成了大夏侯氏学;夏侯胜传给堂侄夏侯建,夏侯建另外形成了小夏侯氏学:这三家都设立了博士。另外,鲁国人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给都尉朝,都尉朝传给胶东人庸谭,形成了《尚书》古文学,没有被设立博士。 欧阳歙,字正思,是乐安郡千乘县人。从欧阳生传授《伏生尚书》开始,到欧阳歙已经是第八代,世代都担任博士。 欧阳歙继承家学后,为人恭敬谦逊,喜好礼让。王莽时期,他担任长社县宰。更始帝即位后,他担任原武县令。光武帝平定河北时,到达原武县,看到欧阳歙在县里把政务治理得很好,就升任他为河南都尉,后来让他代理太守事务。光武帝即位后,欧阳歙开始担任河南尹,被封为被阳侯。建武五年,欧阳歙因事被免官。第二年,他被任命为扬州牧,后来又升任汝南太守。他推举任用贤能之人,政绩突出,被称为异绩。建武九年,欧阳歙改封为夜侯。 欧阳歙在汝南郡时,教授几百名学生,在任九年,被征召担任大司徒。后来他在汝南郡任职时贪污上千万钱的事情被揭发,被关进监狱。上千名学生守在皇宫门口为欧阳歙求情,甚至有人剃光头发(表示虔诚)。平原人礼震,当时十七岁,听说欧阳歙即将被判决,骑马赶往京城,走到河内郡获嘉县时,自己把自己关押起来,上书请求代替欧阳歙去死。他说:“我看到我的老师大司徒欧阳歙,是儒学的宗师,家族八代担任博士,却因为贪污罪要被判处死刑。欧阳歙家里只有年幼的儿子,没能继承他的学问,他死了之后,儒学的传承就会断绝,对上会让陛下落下杀害贤才的指责,对下会让学者失去传授学问的老师。我请求杀死我来代替欧阳歙的性命。”奏书呈上时,欧阳歙已经死在狱中。欧阳歙的下属陈元上书为他申诉,言辞十分恳切,光武帝于是赐给欧阳歙棺木,追赠印绶,还赏赐三千匹绢。 欧阳歙的儿子欧阳复继承爵位。欧阳复去世后,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济阴人曹曾,字伯山,跟随欧阳歙学习《尚书》,门下有三千名学生,官至谏议大夫。曹曾的儿子曹祉,担任河南尹,继承父亲的学问并传授给学生。 另外,陈留人陈弇,字叔明,也跟随司徒丁鸿学习《欧阳尚书》,担任蕲县县长。 牟长,字君高,是乐安郡临济县人。他的祖先被封在牟国,春秋末年,牟国灭亡,后代就以“牟”为姓。 牟长年轻时学习《欧阳尚书》,不在王莽执政时期做官。建武二年,大司空宋弘特地征召他,任命他为博士,逐渐升任河内太守,后来因核查开垦田地数量不实被免官。 牟长从担任博士到在河内郡任职期间,前来听讲学习的学生常常有一千多人,前后登记在册的学生有上万人。他撰写《尚书章句》,都以欧阳氏的学说为基础,当时的人称为《牟氏章句》。牟长后来又被征召为中散大夫,朝廷赐给他一年的假期养病,最终在家中去世。 牟长的儿子牟纡,也以隐居教授学生为生,有一千名门生。汉章帝听说后征召他,想任命他为博士,牟纡却在途中去世。 宋登,字叔阳,是京兆郡长安县人。他的父亲宋由,担任太尉。 宋登年轻时继承家学,学习《欧阳尚书》,教授的学生有几千人。他担任汝阴县令时,政绩清明有才干,被称为“神父”。后来升任赵国相,入朝担任尚书仆射。汉顺帝因为宋登通晓礼乐,派他持符节前往太学,上奏制定音律,转任侍中。宋登多次上奏密封的奏章,弹劾罢免权臣,因此被外放为颍川太守。在颍川郡,宋登治理得物价稳定、路不拾遗。后来他因病免官,在家中去世,汝阴县的百姓把他供奉在土地庙里祭祀。 张驯,字子儁,是济阴郡定陶县人。他年轻时在太学游学,能背诵《春秋左氏传》。他以传授《大夏侯尚书》为生。张驯被公府征召,因考核成绩优异,被任命为议郎。他和蔡邕一起上奏请求校正《六经》文字。后来被提拔为侍中,掌管宫中秘书近署,很受皇帝赏识。他常常趁机陈述政务得失,朝廷很赞赏他。张驯升任丹阳太守,在任上推行仁政,造福百姓。光和七年,他被征召担任尚书,后来升任大司农。初平年间,张驯在任上去世。 尹敏,字幼季,是南阳郡堵阳县人。他年轻时成为太学生,起初学习《欧阳尚书》,后来学习《古文尚书》,还擅长《毛诗》《穀梁传》《左氏春秋》。 建武二年,尹敏上疏陈述《洪范》中消除灾祸的方法。当时,光武帝正在开创天下基业,没时间处理这件事,就命令尹敏在公车府等待诏令,任命他为郎中,后来被征召到大司空府任职。 光武帝因为尹敏博览经书典籍,让他校订图谶,去除崔发为王莽编写的图谶内容并重新编排。尹敏回答说:“谶书不是圣人写的,里面有很多粗俗的错别字,很像世俗的言论,恐怕会误导后辈。”光武帝没有采纳。尹敏趁机在谶书的缺字处增加内容:“君无口,为汉辅。”(“君”字去掉“口”是“尹”,暗指自己能辅佐汉朝)光武帝看到后很奇怪,召见尹敏询问原因。尹敏回答说:“我看到前人增减图书,也冒昧地尝试一下,希望能有万一的机会(得到重用)。”光武帝严厉批评了他,虽然最终没有治他的罪,但尹敏也因此长期得不到提拔。 尹敏和班彪关系很好,每次见面,总是谈到太阳落山忘记吃饭,到半夜还不睡觉,他们自认为像钟期与伯牙、庄周与惠施那样志同道合。 后来尹敏经过三次升迁,担任长陵县令。永平五年,朝廷下诏逮捕男子周虑。周虑一向有名望,和尹敏关系很好,尹敏因此被牵连关押,免官。尹敏出狱后,感叹说:“聋哑人,才是世上真正有智慧的人啊。为什么要明察事理反而遭遇这样的灾祸呢?”永平十一年,尹敏被任命为郎中,后来升任谏议大夫,最终在家中去世。 周防,字伟公,是汝南郡汝阳县人。他的父亲周扬,年轻时是孤儿,家境贫寒,常常经营旅店,供过往客人住宿,却不接受客人的报酬。 周防十六岁时,在郡里担任小吏。光武帝巡视汝南郡时,召集掾史考试经书,周防尤其擅长诵读,被任命为守丞。周防因为还没成年,辞谢官职离开。他拜徐州刺史盖豫为师,学习《古文尚书》。周防通晓经书后,被推举为孝廉,任命为郎中。他撰写《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共四十万字。太尉张禹举荐他补任博士,逐渐升任陈留太守,后来因犯法免官。周防七十八岁时,在家中去世。 周防的儿子周举,有单独的列传。 孔僖,字仲和,是鲁国鲁县人。从孔安国以后,孔家世代传授《古文尚书》《毛诗》。孔僖的曾祖父孔光(字子建),年轻时在长安游学,和崔篆关系很好。等到崔篆在王莽手下担任建新大尹时,曾经劝孔光做官。孔光回答说:“我有做平民的心愿,你有做官的志向,我们各自做自己喜欢的事,不也很好吗?我们的志向不同,请从此告别。”于是孔光返回鲁国,在家中去世。 孔僖和崔篆的孙子崔骃关系友好,一起在太学游学,学习《春秋》。他们在读到吴王夫差的事迹时,孔僖放下书感叹说:“像夫差这样,就是人们所说的‘画龙不成反为狗’啊(比喻好高骛远,最终一事无成)。”崔骃说:“是啊。过去汉武帝刚即位时,才十八岁,尊崇信任圣道,以先王为老师,五六年间,名声超过汉文帝、汉景帝。等到后来放纵自己,忘记了之前的善举。”孔僖说:“书传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隔壁房间的学生梁郁插嘴说:“照这么说,汉武帝也是‘狗’吗?”孔僖、崔骃沉默不回答。梁郁心怀怨恨,暗中上书告发崔骃、孔僖诽谤先帝、讥讽当世。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崔骃到官吏那里接受审讯。孔僖因为官吏即将来逮捕自己,担心被处死,就上书汉章帝为自己申诉说: 以我的愚见,所谓诽谤,是指没有事实依据却凭空诬陷。至于汉武帝,政绩的好坏,清楚地记载在汉朝史书上,像日月一样明白。我们只是直说书传中的事实,不是凭空诽谤。君主做了好事,天下的好事都会归到他身上;君主做了坏事,天下的坏事也会集中到他身上。这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不能因此惩罚谈论的人。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教化没有过错,还施加恩惠,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我们怎么会单独讥讽您呢?如果我们批评的确实是过错,就应该改正;如果批评得不恰当,也应该宽容,又有什么罪呢?陛下不考虑大局,不为自己着想,只放纵个人的愤怒,来满足自己的心意。我们被处死,死了也就罢了,只是天下人一定会改变看法,通过这件事窥探陛下的心思。从今以后,人们即使看到不对的事情,也不会再说话了。我之所以不惜性命,还敢直言,实在是为陛下珍惜这大好基业。陛下如果不珍惜自己的基业,我又有什么可依赖的呢?齐桓公亲自揭露他先君的过错,来任用管仲,之后大臣们才能尽心辅佐。现在陛下却想为十代之前的汉武帝,隐瞒事实真相,这难道和齐桓公不一样吗?我担心有关部门突然诬陷我,让我含恨受冤,无法为自己申诉,导致后世评论的人,擅自把陛下和昏君相比,难道还能让子孙后代来掩盖吗?我恭敬地到皇宫门口等待严厉的惩罚。 汉章帝起初也没有治孔僖等人罪的意思,等到看到奏书后,立即下诏不再追究,任命孔僖为兰台令史。 元和二年春天,汉章帝向东巡视,返回时经过鲁国,亲临阙里(孔子故居),用太牢(牛、羊、猪各一头)祭祀孔子和七十二位弟子,演奏六代(黄帝、尧、舜、禹、汤、周)的乐曲,召集孔氏家族二十岁以上的男子六十三人,命令儒生讲解《论语》。孔僖趁机向章帝谢恩。章帝说:“今天的集会,对你们家族来说难道不是一种光荣吗?”孔僖回答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没有不尊重老师、重视道义的。现在陛下亲自屈尊,来到我们这简陋的乡里,这是尊崇礼仪、敬重先师,为您的圣德增添光彩。至于光荣,我不敢承受。”章帝大笑说:“不是圣人的后代,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于是任命孔僖为郎中,赏赐褒成侯孔损和孔氏家族的男女丝绸,下诏让孔僖跟随自己返回京城,让他在东观校勘书籍。 这年冬天,孔僖被任命为临晋县令,崔骃用《家林》(一种占卜书)为他占卜,说不吉利,劝阻孔僖说:“你为什么不推辞呢?”孔僖说:“学习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做官不需要挑选职位,吉凶由自己决定,难道要靠占卜吗?”孔僖在临晋县任职三年,在任上去世,留下遗嘱要求就地安葬。 孔僖有两个儿子:孔长彦、孔季彦,当时都才十多岁。蒲坂县令许君然劝他们把父亲的灵柩运回鲁国。他们回答说:“现在把灵柩运回去,就违背了父亲的遗嘱;舍弃父亲的坟墓离开,我们心里不忍心。”于是留在华阴县。 孔长彦喜好章句之学,孔季彦继承家学,门下有几百名学生。延光元年,河西地区下大冰雹,大的像斗一样。汉安帝下诏让有道术的人详细陈述灾异的原因,于是召见孔季彦到德阳殿,安帝亲自询问原因。孔季彦回答说:“这都是阴气凌驾于阳气之上的征兆。现在权贵大臣专权,太后的党羽势力强盛,陛下应该修养圣德,警惕这两件事。”安帝沉默不语,身边的人都厌恶他。孔季彦被推举为孝廉,没有去任职。延光三年,孔季彦四十七岁时,在家中去世。 起初,汉平帝时期王莽掌权,封孔子的后代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等到王莽失败,孔均失去封国。建武十三年,光武帝重新封孔均的儿子孔志为褒成侯。孔志去世后,儿子孔损继承爵位。永元四年,孔损改封为褒亭侯。孔损去世后,儿子孔曜继承爵位。孔曜去世后,儿子孔完继承爵位。孔家世代相传,直到汉献帝初年,封国才被废除。 杨伦,字仲理,是陈留郡东昏县人。他年轻时成为太学生,拜司徒丁鸿为师,学习《古文尚书》。杨伦担任郡里的文学掾,后来又在几位将领手下任职,他的志向不符合当时的风气,因为不擅长处理世俗事务,就辞去官职,不再接受州郡的征召。他在大沼泽中教授学生,门下有一千多名弟子。元初年间,郡里以礼相请,三公府同时征召他,朝廷派公车征召他,他都称病不去。 后来杨伦被特别征召为博士,担任清河王的太傅。这一年,汉安帝去世,杨伦立即弃官奔丧,在皇宫门口号啕大哭不止。阎太后因为他擅自离职,判处他有罪。 汉顺帝即位后,下诏免除杨伦的刑罚,杨伦于是留在恭陵(汉安帝陵墓)守丧。守丧期满后,杨伦被征召任命为侍中。当时,邵陵县令任嘉在职时贪污腐败,却被升任武威太守,后来有关部门上奏任嘉贪污上千万钱,朝廷征召他到廷尉府受审,案件牵连到的将相大臣有一百多人。杨伦于是上书说:“我听说《春秋》主张惩治恶行要追究根源,根源清除了,恶行就会消失;就像抖动皮衣要抓住衣领,衣领摆正了,皮毛就会理顺。现在任嘉的罪行如此严重,还没有受到惩罚,却让这个肮脏的人去掌管重要的郡,除非追究举荐他的人的责任,否则无法杜绝奸邪的滋生。过去湖陆县令张叠、萧县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人,罪行暴露后,都被处死,可贪婪残暴的官吏至今还没断绝,难道不是因为没有惩罚举荐他们的人吗?过去齐桓公称霸,杀死五个奸臣,同时惩罚了举荐他们的人,来消除非议。该决断却不决断,是《黄石公兵法》所告诫的。圣明的君主之所以听取平民百姓的意见,就像灰尘堆积在泰山、雾气聚集在淮海,即使没有好处,也不会有损害。希望陛下留心考察。”奏书呈上后,有关部门认为杨伦的话过于直率,言辞不谦逊,把他交给廷尉处理。尚书上奏说杨伦窥探机密,用激烈的言辞谋求正直的名声,判处他“不敬”之罪,罚做“鬼薪”(为宗庙砍柴的苦役)。顺帝下诏因为杨伦多次进献忠言,特别赦免了他,让他免职回家。 阳嘉二年,杨伦被征召任命为太中大夫。大将军梁商任命他为长史。杨伦因劝谏与梁商意见不合,被外放补任常山王太傅,他因病没有上任。顺帝下诏让司隶校尉催促他出发,杨伦却留在河内郡朝歌县,借口生病自己上书说:“我宁愿留在这里死,也不愿向北走一寸。即使被砍头也不改变主意,粉身碎骨也不后悔。平民坚守的气节,比三军的力量还强大。我确实敢推辞。”顺帝于是下诏说:“杨伦从低微的地位被提拔到高位,赐给他藩王太傅的职位,他却拖延君王的命令,擅自在路上停留,借口生病自作主张,肆意放纵偏执的性情。”于是征召杨伦到廷尉府,顺帝又下诏赦免了他的罪。 杨伦先后三次被征召,都因为直言劝谏与当权者不合。回到家乡后,他闭门教授学生,断绝与外界的交往。朝廷派公车再次征召他,他回避不去,最终在家中去世。 东汉中兴后,北海人牟融学习《大夏侯尚书》,东海人王良学习《小夏侯尚书》,沛国人桓荣学习《欧阳尚书》。桓荣的学问世代相传,在东汉最为兴盛。扶风人杜林传授《古文尚书》,杜林的同郡人贾逵为《古文尚书》撰写注解,马融撰写传文,郑玄撰写注释,从此《古文尚书》就在世上显扬开来。